提要: 城市文化和城市性格是现代城市的两个基本特征。城市作为现代文化最合适的载体,其性格自然会体现出一地区或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文章讨论了城市与文化的关系,并提出城市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现代生活方式。最后,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两个面向上,作者提出了有关城市开放的全新观点。
作者：周晓虹,男,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南京 210093)
城市是人类历史与人类文明的结晶,而且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越来越快,城市也越来越充分地体现出我们文明的主流与核心价值。尽管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城市(City) 、都市(Met ropolis) 以及城市化(Urbanization) 所涉及的现象不尽相同,但在一一块有限的土地上集中居住着的互为关联、有着共同或相似的生活方式的这些人群,还是引起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广泛注意。
一、城市是现代文化最适宜的载体,而城市性格就是每一时代最突出的文化性格
每一个熟悉城市及其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城市的形态和功能迥然相异。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大多是一些礼仪和政治中心。在这些“圣地”之中,呕心沥血地建造了大量的纪念碑式的建筑群落,宫殿、神庙、金字塔、天坛和宫院……。这些最早的城市突显出对周边乡村的组织和控制能力,并且首先是因为战争及与其相关的政治控制需求,使得原先因祭祀和从事其他礼仪活动而偶然进城的人群定居下来,城市的规模逐渐扩大。但是,这样以权力和消费为主要运作轴心的古代帝国和城市在历史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先后衰落,尽管它至今还留给我们大量的历史和文化遗存。
现代城市的雏型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这种新的都市主义按汉纳尔兹的说法,是建立在商业文明的基础上的。（注1）换言之,后来日益发展起来的工商业成了这种新的城市文明的主要成分,也正是凭借这一成分,城市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并开始摆脱封建社会结构的制肘,成为一种现代性的力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敏锐地看到了经济或市场因素在现代城市形成中的作用,他提出了一种有关城市的“理想类型 ”(ideal type) :即这个都市人群共同体首先必须具备一个市场作为它的中心制度,在市场以外,一个城堡(或一个特定的区域) 、一个至少是部分自主的法律和行政系统,以及一种反映都市生活的特殊面貌的社群(community) 形式。（注2）
认真想来,在韦伯的奠基于经济制度之上的城市的理想类型中,已经隐含着某种文化面向:首先,在共同的城市生活实践中,在城市这个区域中活跃着的各式各样的社会群体像古代的那些城市居民一样,必然会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观、生活与行为方式和物质表现形式,他们一样会为自己生存的城市留下独特的精神气质、文化品味、艺术作品以及民间与口头传说。当然,生活在19 世纪尤其是19世纪和20 世纪之交的那些卓越的思想家们,都敏锐地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与都市文化间的密切联系。他们的区别仅在于,一部分人如马克思、韦伯、齐美尔看到了货币在塑造城市文化和城市性格中的力量。比如,齐美尔就出色地论述过以“事本性”(matter of fact) 为特征的理性主义都市价值观和货币经济相互共生的景象。在他的眼中,在“英国历史的全部进程中,伦敦起的作用从来就不是它的心脏,而是它的理智,也是它的钱包”。（注3）另一部分人如桑巴特则干脆说明,在13 - 19 世纪中,在欧洲各国发展出的一种完全以奢糜为基础的高度世俗化的都市文化是资本主义诞生的重要原因。（注4）
其次,尽管19 世纪的许多思想家都指出过,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及文化的创造力都不可避免地面临衰落;但他们又都承认,也是自资本主义社会开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知识的利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资本主义不仅像马克思所言在它的短短一二百年的历程中所创造的生产力大过了以往所有时代创造的生产力,而且凭借着无以伦比的生产效率创造了现代城市和城市文化,并赋予现代城市以鲜明的性格。正是在现代城市的形成和扩张过程中,城市成了人类文化最适宜的载体。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而言,李欧梵会将现代城市文化本身视为“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产物”。（注5）现代都市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恐怕就是它与生产和消费这类经济过程有着本质的联系。与此相应,银行和办公大楼、饭店、俱乐部、电影院、博物馆、餐馆、咖啡馆、豪华公寓、会议中心、市政广场以及跑马场、教堂这些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替代了先前的宫殿、庙宇、金字塔、天坛和宫院,成为最具文化意义的都市象征。
如果说一百多年以前因现代资本主义及现代都市的崛起曾使人类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机,那么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也正是城市赋予了人类新的认同力量:我们开始凭借普遍主义而不是特殊主义原则来选择行为;我们坚信科学技术的进步能够改善人类的生活;我们崇尚工业文明和以GDP为指标的经济增长带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同样也认为消费是促进人类前行的内在动力……。一句话,正是这个富有活力的现代都市赋予了或建构起了整个20 世纪我们行动的逻辑意义。
但是,今天,伴随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再一次遭际文明与文化的冲突,而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的竞技场还是这个现代都市。在20 世纪的最后20 年中,在整个世界因全球贸易、互联网络、便利的交通和世界性的媒介,以及越来越频繁的居住地的迁徙而成为一体的时候,在我们遭际所谓“全球化”的浪潮的时候,文化的矛盾和冲突变得更为激烈:急速的社会变动激励着一部分人去创造更加普遍的、世界主义的认同,而同样是这种变动使得另一部分人强化了坚守自己民族和社群的文化和认同的信念,许多人开始意识到了包括GDP 崇拜在内的20 世纪的所谓现代价值观正在面临危机。单以城市为例,当风靡于整个20 世纪的所谓“国际化浪潮”在相当程度上抹煞了每个城市的特色,城市千篇一律成为钢筋水泥浇注的“森林”的时候,人们也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清楚地意识到,每一个城市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彰显出与其他城市的不同,因为恰恰是这种不同赋予了巴黎为巴黎、纽约为纽约、圣彼得堡为圣彼得堡、南京为南京的自我认同的力量。而构成一个城市独特的自我认同内涵的,恰是这个城市与众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这个城市的性格。
二、城市是一种现代生活方式
城市不仅是人群集聚之地,不仅是建筑物、林荫大道和公园的展示和组合,也不仅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同时也是一种现代生活方式。
我们说城市是一种现代生活方式,是对应于作为传统生活方式之体现的农村而言的。城市生活的体验对生活于其间的人们现代性的培养,是我们应该讨论的一个方面。这种讨论必须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城市生活尤其像R. E. 帕克所言的作为“一种心理状态”的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的区别究竟是什么? 这种区别又代表了什么? 如果没有这种区别,或者这种区别与传统或现代两方面都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那么生活在城市与生活在乡村就不会有什么不同。但是,事实上,城市与尚未现代化的乡村是有区别的,并且在城乡经济与社会结构呈现出严重的二元对立的中国,这种区别尤为明显。具体说来,这种区别不但表现在摩天大厦、厂房、公园和其他生活与娱乐设施上,而且也表现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诸多层面上。为了表达乡村与城市的这种区别,其实也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区别,F. 藤尼斯创造了Gemeinschaft (社区) 和Gesellschaft (社会) ,迪尔凯姆划分了“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和“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 ,雷德菲尔德创用了乡民( Folk) 社会与市民(Urban) 社会,最后,费孝通则用中国文化将这种对立比喻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注6）我们这里不去讨论乡村以及传统乡民的特性,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城市,是作为现代标志的城市同乡村的区别。早在本世纪20 年代,沃思就已发现:“城市已形成自身特有的城市心理,与乡村心理迥然不同。城市人的思维方式是因果论的,理性方式的;而农村人的思想方法则是自然主义的,幻想式的”。（注7） 沃思力图证实后来英格尔斯考虑的问题, “城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 （注8）作为对这一观点的一种回应,赫斯利兹干脆将城市化同现代化相提并论,他写道:“城市展示出一种不同于乡村的精神,城市是引进新观念和新行事方法的主要力量和主要场所”。（注9）
城市与乡村的不同,对每一个从乡村进入城市的人来说会构成一种全新的社会化力量。城市会对生存于其间的人产生无所不在的影响,城市中庞大的科层组织、工作机构、社会位置、制度规范和各类角色会对在其间工作与生活的人提出严格的要求,要求他们适应城市里的一切,要求他们同城市里生活着的庞大的人群打交道,并相互适应。100 多年前在美洲大陆、几十年前在日本等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场景,现在正有声有色地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上演。我们已经看到,城市生活所特有的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细致的职业划分和相互合作,给成千上万刚刚进城或在城市中虽然已经生活了几代但却有着鲜明的传统烙印的人们带来了深刻的洗礼。
城市所以能够对人们的现代性产生这样深刻的影响,首先是由城市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城市是由高密度的、多元异质的人群组成的人类共同体,它规模大、专业性功能强、科技发达、交通运输速度块、通讯便捷,这种独特的环境特征极大地拓展了生存其间的都市人的生活空间和交往范围,使他们在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能够自由地实现社会流动,并产生了人类关系的极端复杂性。在这种极端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大量的是那种间接形成的次属关系,而不是原先那种直接的、面对面的首属关系。城市不是人口的简单聚集,因为聚集于城市的人群的异质性和多元化,使得这种聚集具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高度评价过因伦敦人口聚集产生的巨大效益:“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 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区,使250 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 倍”。（注10）通过这种聚集而导致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刺激,城市的各种社会文化功能得以千百倍的扩大,并且由这种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行为模式的人群的聚集,会频繁地孕育出新的、更有活力的价值观念和宽容、进取的现代品质。19 世纪的伦敦、巴黎和柏林是这样,20 世纪初的纽约、芝加哥是这样,1930 年代的上海也是这样,而今天的香港、北京和深圳同样是这样。
城市对人们的现代性产生影响的另一种途径,自然同城市中的大量的现代性因素有关,其中包括学校、工厂和各种经济组织、大众传播媒介以及便利的交通通讯设施。这一切使得城市更容易成为思想交流的平台和现代时尚的策源地,更容易成为具有竞争、进取、开放、博爱、宽容、自律等现代性格的锻造炉。在城市中一切都成为“见怪不怪”之物,而这种“见怪不怪”之气度正是创造、发明和创新的最有力的推进器。
三、城市的开放:全球化与本土关怀
最初的城市是封闭的,由此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所谓“城堡意识”。但是,自近代以来,尤其是自商业文明成为城市文明的主要成分之后,开放就成为任何一个城市都具有的共同的精神特征。那些最具活力的现代城市,都是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上最为开放的城市。开放对一个城市保持其活力的重要性,从上海100 年的历史命运中能够获得最为全面的诠释:早在1930 年代,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就成了一个融繁忙和繁华为一体的国际大都会——世界第五大城市,以致茅盾会为他那本描写上海都市生活的小说《子夜》加上一个“1930 年,一个中国罗曼史”的副标题;而1949 年后的30 年中,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上海如白先勇所言, “从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妇变成了一个人老珠黄的徐娘”; （注11） 而这个“半老徐娘”重新惊艳世界则是在1978 年的改革开放之后。
但是,开放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困惑。单就这里的城市而言,在20 世纪最后的20 年里,当全球化的浪潮扑面而来之际,那些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都普遍遭遇过的问题在中国获得了最为充分的演绎: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千篇一律的“国际风格”相伴而生的,是我们的城市传统、城市文化和城市认同的失落(当一个城市到处都是以欧美地名或风格命名的建筑物时,你自然会对“我是谁”, “我栖身于何处”产生认同危机) 。在我们城市的建筑风格、设计理念一直到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都力图与“国际风格”、“国际惯例”、“国际标准”对接的急切企盼中,我们不仅丧失了自己民族的和地区的灵魂,而且事实上离所谓“国际”也越来越远。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我们民族的和地区的特色和认同不断丧失的过程中,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忘记申明我们民族文化的意义。“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样一句流传甚广的口号至今仍被许多人误认为是对民族与世界关系、本土化与全球化关系的最为恰当的表述。事实上,这种对本土化与全球化关系的理解是有错误的,起码是不全面的。因为这一表述的潜在含义是,“民族的”只有成为“世界的”才是具有意义的。
首先,我们说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是因为并不是所有民族的都能够成为世界的。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行为规范、发明创造、学术成就、人生理想甚至日常爱好要成为世界的共同财富和共同标准,起码需要具备这样一个条件:即这个民族当下必须处于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并能够对世界或其他民族产生影响的地位上。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是这个民族在世界上有何种地位、何种形象以及何种影响力的前提条件。15 世纪以前的中国、18 - 19 世纪的英国、法国和德国,以及进入20世纪之后的美国对其周边国家及整个世界的影响,无一不是奠基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甚至军事实力之上的。尽管我们都承认,一个国家、民族,或一个城市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或理由,但这个价值或理由显然不必然构成影响其他民族、国家或城市的文化的价值和理由。如此, 虽然摩天大楼和蒙古包对地价昂贵的纽约和辽阔而又多迁徙的蒙古草原来说都是合理的,但在今天全球“城市化”的浪潮中,能够对其他国家或民族或城市构成影响的显然是摩天大楼而不是蒙古包。
其次,我们说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的,是因为并不是所有民族的都有必要成为世界的。任何民族的文化及其内部的要素和品质,都是在一个民族的历史活动中积淀下来的。在过去,它对这个民族有着鲜明的经济、社会或文化意义。即使这种意义在今天日渐式微,它对维系这个民族的心理认同仍然不无意义。这些文化遗存或文化传统的意义是自洽的,它可能不会成为世界的甚至可能根本不为世界所了解,但这并不能够否定它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并不是我们的东北“二人转”只有上中央电视台或凤凰卫视才是艺术;也不是我们的民族音乐只有进维也纳金色大厅才是音乐;同样也不是我们的南京明城墙或北京故宫只有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的称号才有保存的价值。在一个倡导多元文化的社会里,面对全球化的文化主流,任何民族的和地区的本土文化都应该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
再次,我们说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的,是因为也不是所有世界的都有必要成为民族的。换言之,世界的来自民族的并不意味着世界的就等于民族的,更不意味着世界的就能够代替民族的。现在,在全球化的潮流席卷整个世界之时,那些能够代表世界文化走势的主流文明确实都有其流行的道理,有些毫无疑问还会流传千古成为人类文明的瑰宝。但是,所谓“世界的”,其价值并不是无限的。今天,有许多堪称“世界的”文明或文化是与世界性的市场联系在一起的,而市场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及因这种追求而产生的品质的克隆和复制,是与文化价值的唯一性和稀缺性相背离的。我们可悲的地方在,虽然我们都知道艺术的真品和餍品之间的天壤之别,但我们就是走不出城市建设中的克隆怪圈。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并不是只有去了香榭丽大街或枫丹白露才叫旅游;也不是只有听了意大利歌剧或古典音乐才叫有品位; 更不是住进了“威尼斯城”或马斯兰德(这类楼盘名称在现在的中国随处可见)才叫改善生活。我同意,世界真精彩! 但我们没有必要在一个人的生活或一个城市的历史中诠释世界的全部精彩。
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已经为我们再造城市、城市文化甚至再造整个中国创造了可能,但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文化和性格的历炼和再造同样应该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在全球化之下,如果我们能够给我们的城市更多一点本土的关怀，我们的历史就能够续写,我们的文化就能翻开新的一页。
注释：
* 本项目受国家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奖励计划资助。
注1：汉纳尔兹:《城市》,载亚当·库珀、杰西亚·库珀主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年,第98 页。
注2：比如,行会就是一种与现代工商业发展密切相关的都市社群。参见M. Weber , The City , New York , 1921/ 1958.
注3：G. Simmel , The Met ropolis and Mental L if e , in Simmel , G. ,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 New York : The Free Press ,1950 ,p. 412.
注4：W. Sombart , L ux ury and Capitalism , Ann Arbor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967.
注5：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7 页。
注6：参见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经典贡献)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2 - 3 页。
注7：罗伯特·帕克等:《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 年,第5 页。
注8：英格尔斯:《从传统到现代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333 页。
注9：转引自前揭英格尔斯书,第321 页。
注10：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303 页。
注11：转引自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4 页。
作者：周晓虹,男,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南京 210093)
城市是人类历史与人类文明的结晶,而且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越来越快,城市也越来越充分地体现出我们文明的主流与核心价值。尽管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城市(City) 、都市(Met ropolis) 以及城市化(Urbanization) 所涉及的现象不尽相同,但在一一块有限的土地上集中居住着的互为关联、有着共同或相似的生活方式的这些人群,还是引起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广泛注意。
一、城市是现代文化最适宜的载体,而城市性格就是每一时代最突出的文化性格
每一个熟悉城市及其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城市的形态和功能迥然相异。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大多是一些礼仪和政治中心。在这些“圣地”之中,呕心沥血地建造了大量的纪念碑式的建筑群落,宫殿、神庙、金字塔、天坛和宫院……。这些最早的城市突显出对周边乡村的组织和控制能力,并且首先是因为战争及与其相关的政治控制需求,使得原先因祭祀和从事其他礼仪活动而偶然进城的人群定居下来,城市的规模逐渐扩大。但是,这样以权力和消费为主要运作轴心的古代帝国和城市在历史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先后衰落,尽管它至今还留给我们大量的历史和文化遗存。
现代城市的雏型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这种新的都市主义按汉纳尔兹的说法,是建立在商业文明的基础上的。（注1）换言之,后来日益发展起来的工商业成了这种新的城市文明的主要成分,也正是凭借这一成分,城市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并开始摆脱封建社会结构的制肘,成为一种现代性的力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敏锐地看到了经济或市场因素在现代城市形成中的作用,他提出了一种有关城市的“理想类型 ”(ideal type) :即这个都市人群共同体首先必须具备一个市场作为它的中心制度,在市场以外,一个城堡(或一个特定的区域) 、一个至少是部分自主的法律和行政系统,以及一种反映都市生活的特殊面貌的社群(community) 形式。（注2）
认真想来,在韦伯的奠基于经济制度之上的城市的理想类型中,已经隐含着某种文化面向:首先,在共同的城市生活实践中,在城市这个区域中活跃着的各式各样的社会群体像古代的那些城市居民一样,必然会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观、生活与行为方式和物质表现形式,他们一样会为自己生存的城市留下独特的精神气质、文化品味、艺术作品以及民间与口头传说。当然,生活在19 世纪尤其是19世纪和20 世纪之交的那些卓越的思想家们,都敏锐地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与都市文化间的密切联系。他们的区别仅在于,一部分人如马克思、韦伯、齐美尔看到了货币在塑造城市文化和城市性格中的力量。比如,齐美尔就出色地论述过以“事本性”(matter of fact) 为特征的理性主义都市价值观和货币经济相互共生的景象。在他的眼中,在“英国历史的全部进程中,伦敦起的作用从来就不是它的心脏,而是它的理智,也是它的钱包”。（注3）另一部分人如桑巴特则干脆说明,在13 - 19 世纪中,在欧洲各国发展出的一种完全以奢糜为基础的高度世俗化的都市文化是资本主义诞生的重要原因。（注4）
其次,尽管19 世纪的许多思想家都指出过,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及文化的创造力都不可避免地面临衰落;但他们又都承认,也是自资本主义社会开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知识的利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资本主义不仅像马克思所言在它的短短一二百年的历程中所创造的生产力大过了以往所有时代创造的生产力,而且凭借着无以伦比的生产效率创造了现代城市和城市文化,并赋予现代城市以鲜明的性格。正是在现代城市的形成和扩张过程中,城市成了人类文化最适宜的载体。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而言,李欧梵会将现代城市文化本身视为“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产物”。（注5）现代都市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恐怕就是它与生产和消费这类经济过程有着本质的联系。与此相应,银行和办公大楼、饭店、俱乐部、电影院、博物馆、餐馆、咖啡馆、豪华公寓、会议中心、市政广场以及跑马场、教堂这些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替代了先前的宫殿、庙宇、金字塔、天坛和宫院,成为最具文化意义的都市象征。
如果说一百多年以前因现代资本主义及现代都市的崛起曾使人类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机,那么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也正是城市赋予了人类新的认同力量:我们开始凭借普遍主义而不是特殊主义原则来选择行为;我们坚信科学技术的进步能够改善人类的生活;我们崇尚工业文明和以GDP为指标的经济增长带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同样也认为消费是促进人类前行的内在动力……。一句话,正是这个富有活力的现代都市赋予了或建构起了整个20 世纪我们行动的逻辑意义。
但是,今天,伴随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再一次遭际文明与文化的冲突,而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的竞技场还是这个现代都市。在20 世纪的最后20 年中,在整个世界因全球贸易、互联网络、便利的交通和世界性的媒介,以及越来越频繁的居住地的迁徙而成为一体的时候,在我们遭际所谓“全球化”的浪潮的时候,文化的矛盾和冲突变得更为激烈:急速的社会变动激励着一部分人去创造更加普遍的、世界主义的认同,而同样是这种变动使得另一部分人强化了坚守自己民族和社群的文化和认同的信念,许多人开始意识到了包括GDP 崇拜在内的20 世纪的所谓现代价值观正在面临危机。单以城市为例,当风靡于整个20 世纪的所谓“国际化浪潮”在相当程度上抹煞了每个城市的特色,城市千篇一律成为钢筋水泥浇注的“森林”的时候,人们也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清楚地意识到,每一个城市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彰显出与其他城市的不同,因为恰恰是这种不同赋予了巴黎为巴黎、纽约为纽约、圣彼得堡为圣彼得堡、南京为南京的自我认同的力量。而构成一个城市独特的自我认同内涵的,恰是这个城市与众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这个城市的性格。
二、城市是一种现代生活方式
城市不仅是人群集聚之地,不仅是建筑物、林荫大道和公园的展示和组合,也不仅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同时也是一种现代生活方式。
我们说城市是一种现代生活方式,是对应于作为传统生活方式之体现的农村而言的。城市生活的体验对生活于其间的人们现代性的培养,是我们应该讨论的一个方面。这种讨论必须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城市生活尤其像R. E. 帕克所言的作为“一种心理状态”的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的区别究竟是什么? 这种区别又代表了什么? 如果没有这种区别,或者这种区别与传统或现代两方面都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那么生活在城市与生活在乡村就不会有什么不同。但是,事实上,城市与尚未现代化的乡村是有区别的,并且在城乡经济与社会结构呈现出严重的二元对立的中国,这种区别尤为明显。具体说来,这种区别不但表现在摩天大厦、厂房、公园和其他生活与娱乐设施上,而且也表现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诸多层面上。为了表达乡村与城市的这种区别,其实也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区别,F. 藤尼斯创造了Gemeinschaft (社区) 和Gesellschaft (社会) ,迪尔凯姆划分了“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和“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 ,雷德菲尔德创用了乡民( Folk) 社会与市民(Urban) 社会,最后,费孝通则用中国文化将这种对立比喻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注6）我们这里不去讨论乡村以及传统乡民的特性,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城市,是作为现代标志的城市同乡村的区别。早在本世纪20 年代,沃思就已发现:“城市已形成自身特有的城市心理,与乡村心理迥然不同。城市人的思维方式是因果论的,理性方式的;而农村人的思想方法则是自然主义的,幻想式的”。（注7） 沃思力图证实后来英格尔斯考虑的问题, “城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 （注8）作为对这一观点的一种回应,赫斯利兹干脆将城市化同现代化相提并论,他写道:“城市展示出一种不同于乡村的精神,城市是引进新观念和新行事方法的主要力量和主要场所”。（注9）
城市与乡村的不同,对每一个从乡村进入城市的人来说会构成一种全新的社会化力量。城市会对生存于其间的人产生无所不在的影响,城市中庞大的科层组织、工作机构、社会位置、制度规范和各类角色会对在其间工作与生活的人提出严格的要求,要求他们适应城市里的一切,要求他们同城市里生活着的庞大的人群打交道,并相互适应。100 多年前在美洲大陆、几十年前在日本等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场景,现在正有声有色地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上演。我们已经看到,城市生活所特有的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细致的职业划分和相互合作,给成千上万刚刚进城或在城市中虽然已经生活了几代但却有着鲜明的传统烙印的人们带来了深刻的洗礼。
城市所以能够对人们的现代性产生这样深刻的影响,首先是由城市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城市是由高密度的、多元异质的人群组成的人类共同体,它规模大、专业性功能强、科技发达、交通运输速度块、通讯便捷,这种独特的环境特征极大地拓展了生存其间的都市人的生活空间和交往范围,使他们在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能够自由地实现社会流动,并产生了人类关系的极端复杂性。在这种极端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大量的是那种间接形成的次属关系,而不是原先那种直接的、面对面的首属关系。城市不是人口的简单聚集,因为聚集于城市的人群的异质性和多元化,使得这种聚集具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高度评价过因伦敦人口聚集产生的巨大效益:“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 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区,使250 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 倍”。（注10）通过这种聚集而导致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刺激,城市的各种社会文化功能得以千百倍的扩大,并且由这种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行为模式的人群的聚集,会频繁地孕育出新的、更有活力的价值观念和宽容、进取的现代品质。19 世纪的伦敦、巴黎和柏林是这样,20 世纪初的纽约、芝加哥是这样,1930 年代的上海也是这样,而今天的香港、北京和深圳同样是这样。
城市对人们的现代性产生影响的另一种途径,自然同城市中的大量的现代性因素有关,其中包括学校、工厂和各种经济组织、大众传播媒介以及便利的交通通讯设施。这一切使得城市更容易成为思想交流的平台和现代时尚的策源地,更容易成为具有竞争、进取、开放、博爱、宽容、自律等现代性格的锻造炉。在城市中一切都成为“见怪不怪”之物,而这种“见怪不怪”之气度正是创造、发明和创新的最有力的推进器。
三、城市的开放:全球化与本土关怀
最初的城市是封闭的,由此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所谓“城堡意识”。但是,自近代以来,尤其是自商业文明成为城市文明的主要成分之后,开放就成为任何一个城市都具有的共同的精神特征。那些最具活力的现代城市,都是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上最为开放的城市。开放对一个城市保持其活力的重要性,从上海100 年的历史命运中能够获得最为全面的诠释:早在1930 年代,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就成了一个融繁忙和繁华为一体的国际大都会——世界第五大城市,以致茅盾会为他那本描写上海都市生活的小说《子夜》加上一个“1930 年,一个中国罗曼史”的副标题;而1949 年后的30 年中,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上海如白先勇所言, “从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妇变成了一个人老珠黄的徐娘”; （注11） 而这个“半老徐娘”重新惊艳世界则是在1978 年的改革开放之后。
但是,开放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困惑。单就这里的城市而言,在20 世纪最后的20 年里,当全球化的浪潮扑面而来之际,那些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都普遍遭遇过的问题在中国获得了最为充分的演绎: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千篇一律的“国际风格”相伴而生的,是我们的城市传统、城市文化和城市认同的失落(当一个城市到处都是以欧美地名或风格命名的建筑物时,你自然会对“我是谁”, “我栖身于何处”产生认同危机) 。在我们城市的建筑风格、设计理念一直到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都力图与“国际风格”、“国际惯例”、“国际标准”对接的急切企盼中,我们不仅丧失了自己民族的和地区的灵魂,而且事实上离所谓“国际”也越来越远。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我们民族的和地区的特色和认同不断丧失的过程中,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忘记申明我们民族文化的意义。“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样一句流传甚广的口号至今仍被许多人误认为是对民族与世界关系、本土化与全球化关系的最为恰当的表述。事实上,这种对本土化与全球化关系的理解是有错误的,起码是不全面的。因为这一表述的潜在含义是,“民族的”只有成为“世界的”才是具有意义的。
首先,我们说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是因为并不是所有民族的都能够成为世界的。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行为规范、发明创造、学术成就、人生理想甚至日常爱好要成为世界的共同财富和共同标准,起码需要具备这样一个条件:即这个民族当下必须处于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并能够对世界或其他民族产生影响的地位上。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是这个民族在世界上有何种地位、何种形象以及何种影响力的前提条件。15 世纪以前的中国、18 - 19 世纪的英国、法国和德国,以及进入20世纪之后的美国对其周边国家及整个世界的影响,无一不是奠基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甚至军事实力之上的。尽管我们都承认,一个国家、民族,或一个城市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或理由,但这个价值或理由显然不必然构成影响其他民族、国家或城市的文化的价值和理由。如此, 虽然摩天大楼和蒙古包对地价昂贵的纽约和辽阔而又多迁徙的蒙古草原来说都是合理的,但在今天全球“城市化”的浪潮中,能够对其他国家或民族或城市构成影响的显然是摩天大楼而不是蒙古包。
其次,我们说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的,是因为并不是所有民族的都有必要成为世界的。任何民族的文化及其内部的要素和品质,都是在一个民族的历史活动中积淀下来的。在过去,它对这个民族有着鲜明的经济、社会或文化意义。即使这种意义在今天日渐式微,它对维系这个民族的心理认同仍然不无意义。这些文化遗存或文化传统的意义是自洽的,它可能不会成为世界的甚至可能根本不为世界所了解,但这并不能够否定它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并不是我们的东北“二人转”只有上中央电视台或凤凰卫视才是艺术;也不是我们的民族音乐只有进维也纳金色大厅才是音乐;同样也不是我们的南京明城墙或北京故宫只有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的称号才有保存的价值。在一个倡导多元文化的社会里,面对全球化的文化主流,任何民族的和地区的本土文化都应该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
再次,我们说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的,是因为也不是所有世界的都有必要成为民族的。换言之,世界的来自民族的并不意味着世界的就等于民族的,更不意味着世界的就能够代替民族的。现在,在全球化的潮流席卷整个世界之时,那些能够代表世界文化走势的主流文明确实都有其流行的道理,有些毫无疑问还会流传千古成为人类文明的瑰宝。但是,所谓“世界的”,其价值并不是无限的。今天,有许多堪称“世界的”文明或文化是与世界性的市场联系在一起的,而市场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及因这种追求而产生的品质的克隆和复制,是与文化价值的唯一性和稀缺性相背离的。我们可悲的地方在,虽然我们都知道艺术的真品和餍品之间的天壤之别,但我们就是走不出城市建设中的克隆怪圈。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并不是只有去了香榭丽大街或枫丹白露才叫旅游;也不是只有听了意大利歌剧或古典音乐才叫有品位; 更不是住进了“威尼斯城”或马斯兰德(这类楼盘名称在现在的中国随处可见)才叫改善生活。我同意,世界真精彩! 但我们没有必要在一个人的生活或一个城市的历史中诠释世界的全部精彩。
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已经为我们再造城市、城市文化甚至再造整个中国创造了可能,但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文化和性格的历炼和再造同样应该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在全球化之下,如果我们能够给我们的城市更多一点本土的关怀，我们的历史就能够续写,我们的文化就能翻开新的一页。
注释：
* 本项目受国家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奖励计划资助。
注1：汉纳尔兹:《城市》,载亚当·库珀、杰西亚·库珀主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年,第98 页。
注2：比如,行会就是一种与现代工商业发展密切相关的都市社群。参见M. Weber , The City , New York , 1921/ 1958.
注3：G. Simmel , The Met ropolis and Mental L if e , in Simmel , G. ,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 New York : The Free Press ,1950 ,p. 412.
注4：W. Sombart , L ux ury and Capitalism , Ann Arbor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967.
注5：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7 页。
注6：参见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经典贡献)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2 - 3 页。
注7：罗伯特·帕克等:《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 年,第5 页。
注8：英格尔斯:《从传统到现代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333 页。
注9：转引自前揭英格尔斯书,第321 页。
注10：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303 页。
注11：转引自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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