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2月，谢韬在《炎黄春秋》发表题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长文，提出用“民主社会主义”代替“暴力社会主义”的主张，在学界和政界中引起不少议论。在此前后，一些在舆论界颇有影响的人物，如李锐、高尚全、吴敬琏、江平、丁宁宁等人，也纷纷发表文章、通信或谈话，从政治、经济和法律；从理论、体制和社会发展等不同角度，用宪政社会主义、人民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等不同语汇，主张用民主社会主义来取代对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解,亦即主张换旗。一时间，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在一些精英中间，成了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
有些人觉得不可理解：改革开放28年来，年年月月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党制中国，以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多党民主为其核心主张的社会民主主义，怎么居然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可是，如果注意一下28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那么社会民主主义成为中共考虑今后走向时的一个选项，其实并不奇怪。
就中共的指导思想而言，首先，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与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已为混合所有制的市场经济模式所取代。实践中，私有经济的份额急剧攀升；在改制名义下，全盘私有化的势头咄咄逼人。而按劳分配，则为按要素分配所取代。其中，劳动者得到的工资，只是其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费用的必要补偿；至于他们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则按法律规定，统归投资者所有。结果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迅速成为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
其次，“无产阶级专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失去了阶级内容，变为程序性的“以法治国”。
再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最新成果初级阶段论、三个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全体人民）理论和科学发展观（发展第一、以人为本）。其中，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主要是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消融于包括全体公民在内的“人民”之中。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和埋葬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则由于以生产力论为依据的初级阶段论而逐渐淡出。
最后，中共已把自己从革命党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重新定位为执政党和全民党。
就整个中国社会来看，28年的改革开放，后果之一是出现了一个有着特殊利益的强势群体，即所谓的“官学产媒精英联盟”。这个集团中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在利益上有同有异：在支持改革开放、反对停滞倒退时利益一致；但在如何处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难题困境、把改革推向何处等问题上，分歧不小。
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出现，及各派精英对换旗的议论，只有放在上述政治-社会背景之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比如，本来就对改革开放方向持否定态度的传统左派，把这一思潮的公开亮相和换旗宣言，看成是资改派（打着改革旗号搞资本主义的派别）完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决战进军号。他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只得背水一战，以求保住他们在党内最后一块合法的理论阵地。于是利用话语权上的某种残存优势，开会声讨、彻底批判。可是，由于以“不批判”、“不炒作”形式出现的“不辩论”政策，这种残存优势的运用，也受到极大限制。更何况，这些长期被边缘化的异议分子，在党内还能有多少影响？
对于部分体制外精英，社会民主主义纲领中的宪政民主，为他们打开通向政治权力的大门，当然是欢欣鼓舞、坚决支持。不过，他们对是否换旗，并没有多少发言权。
体制内的经济精英，在改革问题上有重要的发言权；但对于宪政民主，没有什么兴趣。经济上的理想选项，本来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不过，由于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改革实践带来了各种恶果，近年来名声极坏，不得已而求其次，也愿意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当作最终实现新自由主义的特洛伊木马。但是，对于建立福利国家，他们绝无诚意。
体制内的政治精英，对中共走向和中国的改革走向，有着决定性的发言权。出于执政合法性的考虑，他们对于福利国家制度，比经济精英更有诚意。可是其中的主流派，对于宪政民主，大体上只是虚与委蛇，没有也难以有真正的作为。只有其中的非主流派，作为体制外精英在党内的政治代表，才是全心全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可是，他们的发言权也极其有限。
一些普通民众也许对社会民主主义感兴趣，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它的理论、历史和当前人们把它举为旗帜的实际含义有多少了解认同，而主要是由于初级阶段长期论的话语霸权，再加上苏东剧变，使他们对实现经济上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失去希望；而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主张，怎么也比实际生活中的新自由主义强得多。即使是一些对社会主义尚存希望的知识分子，也觉得在权贵资本主义横行的时代，能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也还不错。至于在政治上实行宪政民主，吸引力就更大。
出乎很多人意料，严密关注党内外思想动态的中共高层，对于“换旗”这样一个极度敏感的话题，却连续几个月既不表态也无动作。这一事实本身就向各个政治派别传递出一个耐人寻味的信息，引起各种解读。直到谢文发表3个月后，中共高层才以报纸答问形式，做了个低调表态：社会民主主义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借鉴作用，但我们还要坚持党的领导，不搞多党制；同时在舆论控制上，对社会民主主义继续执行“不批判”、“不炒作”的政策。
几个月后的中共17大，基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社会民主主义只字未提。很多人据此认为：尘埃落定，大幕降下；一时间喧喧嚷嚷的换旗小戏，已经收场。可是，如果把换旗努力，放在中共演变史和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这些大的背景下略加考察，就会发现，17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并没有结束辩论。恰恰相反，它只是为一场更广泛更深刻的辩论、一场更为可观的换旗大戏，拉开了序幕。
马克思早就说过，人们在“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时往往借用旧的语言。换旗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对于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中的急剧的社会变迁来说，就是这样一种从西方借来的、并不十分合适的语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好像是一种更合适、更有用的语言。不过，马克思紧接着又说到，当“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自己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亡的时代”时，语言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就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大的背景——
一．思想解放运动
中共主导的改革，其直接对象是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而其决策层在指导思想上共识的达成，则主要通过思想解放运动。
对毛泽东迷信的破除、党内思想从极左路线禁锢下的解放，第一个突破口当然是文革；接着是大跃进、庐山会议、反右和历次政治运动；后来连三大改造似乎也搞早了，土改似乎也冒进了；到最后，毛时代唯一能够留下来的正面政绩，似乎只剩下了两弹一星。至于1949年革命的基本成就，即剥夺剥削阶级权力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强调平等、崇尚工农（为创造历史的主人）的价值体系的确立，则很快就被铺天盖地的对于毛时代的种种罪行的批判所淹没。
上升到理论上，第一个突破口是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三大改造后，剥削阶级都消灭了，怎么还能阶级斗争为纲、到党内找走资派来斗？这岂不胡闹？！文革确实是场闹剧。但以闹剧形式出现的文革，要解决的其实是个极其严肃的问题。反修防修，指的无非是防止革命政权蜕变为与工农敌对的异己力量、防止革命精英蜕变为新的剥削压迫阶级。这个权力异化问题的存在，对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托派理论家和萨特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其实是个常识——没有先锋队的领导，革命不可能成功；可是成功后的精英们，大权在握，控制着国有（按列宁的说法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及其使用，怎么才能防止他们蜕变成特权阶层（即通过政权、作为精英整体的一分子享有剥削成果）、防止他们化公为私、变成新的占有私有财产的剥削阶级？这是任何彻底的社会革命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至于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却是谁也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当毛泽东发动文革动员群众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解决这个问题时，有些人对之期许甚高。
文革失败了。但文革提出的问题却并没有消失。相反，由于对失败的文革的反弹，这些问题被掩盖起来甚至被彻底否认，因而不但得不到适当的解决，反而变得更为严重、更加难以处理。不受制约的官员，上下通气、官商一体；或寻租设租，或直接下海；或伸手要（可与西方老总匹配的）巨额年薪，或热衷于黑箱炒作改制，直接攫取国有资产，成为大资本家。所有这些，无非只是“权力异化导致新剥削阶级产生”这一逻辑的具体表现而已。
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人们，对文革及其理论基础“阶级斗争为纲”深恶痛绝，当然可以理解。但这一情绪，在理论上却带来一个当时微妙但却后果严重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读。那就是，阶级分析在改革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中逐渐淡出，而生产力论则成为主要的理论视角。于是，社会主义被归结为就是发展生产力；于是，人类历史要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划分为逐级上升的一系列阶段；于是，中国被认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必须欢迎资本主义、欢迎资本家对生产力发展所作的贡献；于是，GDP翻几番（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指标）成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根据；于是，发展、效率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话题，等等，等等。
在实际生活中，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中摆脱出来，转向四化建设，在文革结束之初，得到了人们的拥护。四化，本来指的只是社会主义制度内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可是，由于特定的历史语境，这一技术层面的目标口号，却引发一场话语霸权的大转移。这里说的“特定的历史语境”，指的主要是——
（1）改革开放后与西方世界的直接接触；
（2）思想解放运动打破各种禁忌，引发强烈好奇心。于是，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基调的形形色色的经济、社会、政治、历史理论，包括现代化理论，被大量引入；
（3）马克思主义本身被简化为生产力论。这里说的“话语霸权大转移”，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失去其指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这一话语霸权的转移，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一种封闭的、不曾与敌对思潮正面较量的马克思主义，既没有战斗性，也缺乏免疫力；一旦交手，自然一败涂地。
在现代化理论的话语结构中，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生产力、（私利计算的）个人理性和个人自由的直线扩展；而社会主义，由于其“非理性”的对个人（财产）自由的约束，只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小小曲折而已。苏东剧变，似乎最终印证了这一断言。现代化理论在中共内部（实际上的）话语霸权地位的确立，对其思路演变的作用，不容低估。
在观察改革时期中共思路的演变时，有两点值得注意——
（1）一党制决不放弃；
（2）执政的合法性只能来自发展生产力（经济）。
从这两点出发，四个坚持在1980年代就逐步演变成（以新加坡模式为代表的）新权威主义。到了1990年代，在苏东剧变后出现的强大的国际国内压力下，为了存活，又不惜全面采用新自由主义的四化（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政策来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
这一决策在GDP的增长上取得巨大成功，成功的原因并不难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8年就已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巨大潜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南巡讲话后15年的经济奇迹，还有印度同期（因采用类似政策）出现的奇迹，又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成功的社会后果之一，却是上文提到的包括新生的（官僚买办和民间）资产阶级在内的“官学产媒精英联盟”的出现。由于新生资产阶级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意义，为扩大执政基础、保住一党制，“三个代表”理论应运而生：资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被正式承认为中共的阶级基础之一。这一步一跨出，中共就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脱了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主要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产阶级。一个资产阶级（或以资产阶级为其主要盟员的阶级联盟）的政党，怎么可能去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呢？至少，也得把这个目标推到极其遥远的将来，使之失去任何实际意义。于是，就出来了“初级阶段长期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提出之初，是为了在公有制计划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为市场机制和私有经济争得一个立足点：考虑到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实际情况，为了发展生产力，可以允许资产阶级有限度的存在和市场经济某种程度的发展。在公有制为主体、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前提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出这种不得已但却又有限度的让步，对于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不会有根本性影响。但是，30多年以后，在生产力已经得到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把初级阶段长期论永久化，其实际含义，只能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长期存在，提供合法依据。可是由于历史原因，它与社会主义又好像还有某种联系，因而造成一种假象，即中共的思路具有某种连贯性和自洽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共还没有作好正式放弃社会主义承诺的各种必要准备的当前，长期论成为中共宣传其思路时的一块主要基石。
思想解放运动之初，谁也没有预料到，中共的思路，从毛泽东的极左框架里解放出来以后，会沿着这样一条轨迹演变。不过，意识形态的演变，从来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思维过程；它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变迁有密切关联，并且总是也只能是在与后者的互动过程中，才能完成。
为看清这一关联，需要了解导致社会变迁的改革开放这一社会实践——
二．改革开放
1970年代末期，中共主导改革开放的出发点是：从阶级斗争为纲时代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中脱身出来，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并以实现GDP翻一番翻两番等粗糙的发展主义、功用主义的目标来重建执政的合法性。
这一决策虽由少数精英作出，却得到全社会的追认。其原因在于，以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目标的改革，预设了社会公平；并在实践中，至少在改革之初，确实做到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得到好处。
可是，表面上的全民共识掩盖了两个隐患，其后果只是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渐显示出来——
第一， 精英决策实际上排除了自身利益受决策影响的一般群众的发言权。在只有事后追认没有事后否决机制的情况下，这一决策过程本身的合法性，存在严重缺陷；
第二，在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无产阶级的阶级目标，即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特别是实现不受剥削压迫的社会平等、享受工作安全和作为企业、社会和国家主人翁的政治社会地位，却在改革的社会目标中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只是发展主义。
为了实现发展主义目标，中共高层的注意力转向效率。到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时，决策精英已经放弃社会公平以求发展效率。在一般群众没有发言权、而决策者本身又并不懂得怎么才能得到真正效率的情况下，政策的创议权实际上落到一些到西方听过一些经济学课、看过一些西方经济学书、利用这些知识提出种种政策建议的智囊手里。其中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力图用西方1980年代开始流行的主流经济学，即可以概括为“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在思想解放运动后人人争相突破“旧框架”的政治文化气氛里，这些建议，由于其短期效益，由于国际思潮的影响和卷入全球化过程后不得不经受的国际资本和国际金融机构所施加的外部压力，陆续得到决策者的采纳。
在讨论改革的经济社会后果之前，先来看一下改革指导思想中的市场取向和私有化取向。本来，市场只是交易者利益的博弈场所，其存在并不是为了效率，原则上也不一定会导致最佳效率。当然，由于价格信号的作用，市场机制在相当宽泛的领域内，从信息处理的角度看，比计划机制有更高的配置效率。但是市场并不万灵。它可能失效（如教育、医疗和住房），也有可能造成消极的外部性（如环境资源问题），需要政府有计划地干预。由于市场崇拜在实践中造成的各种恶果，人们对此已有认识，政府也在加强干预。因此，企图摆脱政府干预的自由化倾向，尽管存在且造成种种恶果，但在一党制中国的改革中，不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把经济效率局限于市场的配置效率，完全忽略了学习创新效率和整体效率，从而进入把劳动力也当作市场商品对待的误区。这一认识上的失误，与国际国内对国企低效的误导批评结合在一起，就为改革中的私有化浪潮和雇佣劳动制的实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除效率考虑外，为私有化和雇佣劳动制辩护的还有一个国情考虑——私有（包括外资和港资台资）企业，虽有雇工剥削，却能提供就业机会。在大批农村人口求雇不得的情况下，不准私企存在或不去大力发展私有企业，岂非书生空谈？这个论据其实就是初级阶段论的基本论据。国企改制、资本产权入宪和私企业主入党，依据的其实就是效率（先进生产力）和国情（扩大就业、发展至上）这两条。
国企效率当然应该提高，就业问题也要解决。但难道只有私有化才是出路？推行改制（私有化）时，受益者当然拥护，但付出代价的受害者，如数千万下岗工人，何曾有过本来是法定的发言权？有谁问过（且不说尊重）他们的意见吗？
至于改革的成败得失，其最大的成就是经济的迅猛发展，主要表现为经济生活中充满活力和动力，GDP和社会财富急剧增长，大部分人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并出现人数不少的中等收入阶层。
从历史经验和理念发展的角度看，认识到市场机制的必要性，并不可逆转地把中国的经济转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也许可以认为是改革的最大收获。
同时，由于不搞政治运动、承认个人利益，与阶级斗争时代、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生活中的一切都被不同形式地控制相比，个人的独立自主性，也有长足进步。
有些人觉得不可理解：改革开放28年来，年年月月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党制中国，以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多党民主为其核心主张的社会民主主义，怎么居然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可是，如果注意一下28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那么社会民主主义成为中共考虑今后走向时的一个选项，其实并不奇怪。
就中共的指导思想而言，首先，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与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已为混合所有制的市场经济模式所取代。实践中，私有经济的份额急剧攀升；在改制名义下，全盘私有化的势头咄咄逼人。而按劳分配，则为按要素分配所取代。其中，劳动者得到的工资，只是其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费用的必要补偿；至于他们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则按法律规定，统归投资者所有。结果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迅速成为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
其次，“无产阶级专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失去了阶级内容，变为程序性的“以法治国”。
再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最新成果初级阶段论、三个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全体人民）理论和科学发展观（发展第一、以人为本）。其中，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主要是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消融于包括全体公民在内的“人民”之中。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和埋葬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则由于以生产力论为依据的初级阶段论而逐渐淡出。
最后，中共已把自己从革命党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重新定位为执政党和全民党。
就整个中国社会来看，28年的改革开放，后果之一是出现了一个有着特殊利益的强势群体，即所谓的“官学产媒精英联盟”。这个集团中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在利益上有同有异：在支持改革开放、反对停滞倒退时利益一致；但在如何处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难题困境、把改革推向何处等问题上，分歧不小。
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出现，及各派精英对换旗的议论，只有放在上述政治-社会背景之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比如，本来就对改革开放方向持否定态度的传统左派，把这一思潮的公开亮相和换旗宣言，看成是资改派（打着改革旗号搞资本主义的派别）完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决战进军号。他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只得背水一战，以求保住他们在党内最后一块合法的理论阵地。于是利用话语权上的某种残存优势，开会声讨、彻底批判。可是，由于以“不批判”、“不炒作”形式出现的“不辩论”政策，这种残存优势的运用，也受到极大限制。更何况，这些长期被边缘化的异议分子，在党内还能有多少影响？
对于部分体制外精英，社会民主主义纲领中的宪政民主，为他们打开通向政治权力的大门，当然是欢欣鼓舞、坚决支持。不过，他们对是否换旗，并没有多少发言权。
体制内的经济精英，在改革问题上有重要的发言权；但对于宪政民主，没有什么兴趣。经济上的理想选项，本来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不过，由于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改革实践带来了各种恶果，近年来名声极坏，不得已而求其次，也愿意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当作最终实现新自由主义的特洛伊木马。但是，对于建立福利国家，他们绝无诚意。
体制内的政治精英，对中共走向和中国的改革走向，有着决定性的发言权。出于执政合法性的考虑，他们对于福利国家制度，比经济精英更有诚意。可是其中的主流派，对于宪政民主，大体上只是虚与委蛇，没有也难以有真正的作为。只有其中的非主流派，作为体制外精英在党内的政治代表，才是全心全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可是，他们的发言权也极其有限。
一些普通民众也许对社会民主主义感兴趣，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它的理论、历史和当前人们把它举为旗帜的实际含义有多少了解认同，而主要是由于初级阶段长期论的话语霸权，再加上苏东剧变，使他们对实现经济上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失去希望；而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主张，怎么也比实际生活中的新自由主义强得多。即使是一些对社会主义尚存希望的知识分子，也觉得在权贵资本主义横行的时代，能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也还不错。至于在政治上实行宪政民主，吸引力就更大。
出乎很多人意料，严密关注党内外思想动态的中共高层，对于“换旗”这样一个极度敏感的话题，却连续几个月既不表态也无动作。这一事实本身就向各个政治派别传递出一个耐人寻味的信息，引起各种解读。直到谢文发表3个月后，中共高层才以报纸答问形式，做了个低调表态：社会民主主义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借鉴作用，但我们还要坚持党的领导，不搞多党制；同时在舆论控制上，对社会民主主义继续执行“不批判”、“不炒作”的政策。
几个月后的中共17大，基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社会民主主义只字未提。很多人据此认为：尘埃落定，大幕降下；一时间喧喧嚷嚷的换旗小戏，已经收场。可是，如果把换旗努力，放在中共演变史和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这些大的背景下略加考察，就会发现，17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并没有结束辩论。恰恰相反，它只是为一场更广泛更深刻的辩论、一场更为可观的换旗大戏，拉开了序幕。
马克思早就说过，人们在“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时往往借用旧的语言。换旗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对于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中的急剧的社会变迁来说，就是这样一种从西方借来的、并不十分合适的语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好像是一种更合适、更有用的语言。不过，马克思紧接着又说到，当“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自己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亡的时代”时，语言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就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大的背景——
一．思想解放运动
中共主导的改革，其直接对象是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而其决策层在指导思想上共识的达成，则主要通过思想解放运动。
对毛泽东迷信的破除、党内思想从极左路线禁锢下的解放，第一个突破口当然是文革；接着是大跃进、庐山会议、反右和历次政治运动；后来连三大改造似乎也搞早了，土改似乎也冒进了；到最后，毛时代唯一能够留下来的正面政绩，似乎只剩下了两弹一星。至于1949年革命的基本成就，即剥夺剥削阶级权力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强调平等、崇尚工农（为创造历史的主人）的价值体系的确立，则很快就被铺天盖地的对于毛时代的种种罪行的批判所淹没。
上升到理论上，第一个突破口是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三大改造后，剥削阶级都消灭了，怎么还能阶级斗争为纲、到党内找走资派来斗？这岂不胡闹？！文革确实是场闹剧。但以闹剧形式出现的文革，要解决的其实是个极其严肃的问题。反修防修，指的无非是防止革命政权蜕变为与工农敌对的异己力量、防止革命精英蜕变为新的剥削压迫阶级。这个权力异化问题的存在，对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托派理论家和萨特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其实是个常识——没有先锋队的领导，革命不可能成功；可是成功后的精英们，大权在握，控制着国有（按列宁的说法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及其使用，怎么才能防止他们蜕变成特权阶层（即通过政权、作为精英整体的一分子享有剥削成果）、防止他们化公为私、变成新的占有私有财产的剥削阶级？这是任何彻底的社会革命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至于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却是谁也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当毛泽东发动文革动员群众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解决这个问题时，有些人对之期许甚高。
文革失败了。但文革提出的问题却并没有消失。相反，由于对失败的文革的反弹，这些问题被掩盖起来甚至被彻底否认，因而不但得不到适当的解决，反而变得更为严重、更加难以处理。不受制约的官员，上下通气、官商一体；或寻租设租，或直接下海；或伸手要（可与西方老总匹配的）巨额年薪，或热衷于黑箱炒作改制，直接攫取国有资产，成为大资本家。所有这些，无非只是“权力异化导致新剥削阶级产生”这一逻辑的具体表现而已。
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人们，对文革及其理论基础“阶级斗争为纲”深恶痛绝，当然可以理解。但这一情绪，在理论上却带来一个当时微妙但却后果严重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读。那就是，阶级分析在改革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中逐渐淡出，而生产力论则成为主要的理论视角。于是，社会主义被归结为就是发展生产力；于是，人类历史要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划分为逐级上升的一系列阶段；于是，中国被认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必须欢迎资本主义、欢迎资本家对生产力发展所作的贡献；于是，GDP翻几番（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指标）成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根据；于是，发展、效率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话题，等等，等等。
在实际生活中，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中摆脱出来，转向四化建设，在文革结束之初，得到了人们的拥护。四化，本来指的只是社会主义制度内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可是，由于特定的历史语境，这一技术层面的目标口号，却引发一场话语霸权的大转移。这里说的“特定的历史语境”，指的主要是——
（1）改革开放后与西方世界的直接接触；
（2）思想解放运动打破各种禁忌，引发强烈好奇心。于是，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基调的形形色色的经济、社会、政治、历史理论，包括现代化理论，被大量引入；
（3）马克思主义本身被简化为生产力论。这里说的“话语霸权大转移”，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失去其指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这一话语霸权的转移，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一种封闭的、不曾与敌对思潮正面较量的马克思主义，既没有战斗性，也缺乏免疫力；一旦交手，自然一败涂地。
在现代化理论的话语结构中，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生产力、（私利计算的）个人理性和个人自由的直线扩展；而社会主义，由于其“非理性”的对个人（财产）自由的约束，只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小小曲折而已。苏东剧变，似乎最终印证了这一断言。现代化理论在中共内部（实际上的）话语霸权地位的确立，对其思路演变的作用，不容低估。
在观察改革时期中共思路的演变时，有两点值得注意——
（1）一党制决不放弃；
（2）执政的合法性只能来自发展生产力（经济）。
从这两点出发，四个坚持在1980年代就逐步演变成（以新加坡模式为代表的）新权威主义。到了1990年代，在苏东剧变后出现的强大的国际国内压力下，为了存活，又不惜全面采用新自由主义的四化（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政策来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
这一决策在GDP的增长上取得巨大成功，成功的原因并不难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8年就已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巨大潜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南巡讲话后15年的经济奇迹，还有印度同期（因采用类似政策）出现的奇迹，又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成功的社会后果之一，却是上文提到的包括新生的（官僚买办和民间）资产阶级在内的“官学产媒精英联盟”的出现。由于新生资产阶级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意义，为扩大执政基础、保住一党制，“三个代表”理论应运而生：资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被正式承认为中共的阶级基础之一。这一步一跨出，中共就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脱了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主要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产阶级。一个资产阶级（或以资产阶级为其主要盟员的阶级联盟）的政党，怎么可能去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呢？至少，也得把这个目标推到极其遥远的将来，使之失去任何实际意义。于是，就出来了“初级阶段长期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提出之初，是为了在公有制计划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为市场机制和私有经济争得一个立足点：考虑到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实际情况，为了发展生产力，可以允许资产阶级有限度的存在和市场经济某种程度的发展。在公有制为主体、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前提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出这种不得已但却又有限度的让步，对于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不会有根本性影响。但是，30多年以后，在生产力已经得到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把初级阶段长期论永久化，其实际含义，只能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长期存在，提供合法依据。可是由于历史原因，它与社会主义又好像还有某种联系，因而造成一种假象，即中共的思路具有某种连贯性和自洽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共还没有作好正式放弃社会主义承诺的各种必要准备的当前，长期论成为中共宣传其思路时的一块主要基石。
思想解放运动之初，谁也没有预料到，中共的思路，从毛泽东的极左框架里解放出来以后，会沿着这样一条轨迹演变。不过，意识形态的演变，从来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思维过程；它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变迁有密切关联，并且总是也只能是在与后者的互动过程中，才能完成。
为看清这一关联，需要了解导致社会变迁的改革开放这一社会实践——
二．改革开放
1970年代末期，中共主导改革开放的出发点是：从阶级斗争为纲时代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中脱身出来，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并以实现GDP翻一番翻两番等粗糙的发展主义、功用主义的目标来重建执政的合法性。
这一决策虽由少数精英作出，却得到全社会的追认。其原因在于，以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目标的改革，预设了社会公平；并在实践中，至少在改革之初，确实做到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得到好处。
可是，表面上的全民共识掩盖了两个隐患，其后果只是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渐显示出来——
第一， 精英决策实际上排除了自身利益受决策影响的一般群众的发言权。在只有事后追认没有事后否决机制的情况下，这一决策过程本身的合法性，存在严重缺陷；
第二，在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无产阶级的阶级目标，即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特别是实现不受剥削压迫的社会平等、享受工作安全和作为企业、社会和国家主人翁的政治社会地位，却在改革的社会目标中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只是发展主义。
为了实现发展主义目标，中共高层的注意力转向效率。到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时，决策精英已经放弃社会公平以求发展效率。在一般群众没有发言权、而决策者本身又并不懂得怎么才能得到真正效率的情况下，政策的创议权实际上落到一些到西方听过一些经济学课、看过一些西方经济学书、利用这些知识提出种种政策建议的智囊手里。其中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力图用西方1980年代开始流行的主流经济学，即可以概括为“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在思想解放运动后人人争相突破“旧框架”的政治文化气氛里，这些建议，由于其短期效益，由于国际思潮的影响和卷入全球化过程后不得不经受的国际资本和国际金融机构所施加的外部压力，陆续得到决策者的采纳。
在讨论改革的经济社会后果之前，先来看一下改革指导思想中的市场取向和私有化取向。本来，市场只是交易者利益的博弈场所，其存在并不是为了效率，原则上也不一定会导致最佳效率。当然，由于价格信号的作用，市场机制在相当宽泛的领域内，从信息处理的角度看，比计划机制有更高的配置效率。但是市场并不万灵。它可能失效（如教育、医疗和住房），也有可能造成消极的外部性（如环境资源问题），需要政府有计划地干预。由于市场崇拜在实践中造成的各种恶果，人们对此已有认识，政府也在加强干预。因此，企图摆脱政府干预的自由化倾向，尽管存在且造成种种恶果，但在一党制中国的改革中，不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把经济效率局限于市场的配置效率，完全忽略了学习创新效率和整体效率，从而进入把劳动力也当作市场商品对待的误区。这一认识上的失误，与国际国内对国企低效的误导批评结合在一起，就为改革中的私有化浪潮和雇佣劳动制的实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除效率考虑外，为私有化和雇佣劳动制辩护的还有一个国情考虑——私有（包括外资和港资台资）企业，虽有雇工剥削，却能提供就业机会。在大批农村人口求雇不得的情况下，不准私企存在或不去大力发展私有企业，岂非书生空谈？这个论据其实就是初级阶段论的基本论据。国企改制、资本产权入宪和私企业主入党，依据的其实就是效率（先进生产力）和国情（扩大就业、发展至上）这两条。
国企效率当然应该提高，就业问题也要解决。但难道只有私有化才是出路？推行改制（私有化）时，受益者当然拥护，但付出代价的受害者，如数千万下岗工人，何曾有过本来是法定的发言权？有谁问过（且不说尊重）他们的意见吗？
至于改革的成败得失，其最大的成就是经济的迅猛发展，主要表现为经济生活中充满活力和动力，GDP和社会财富急剧增长，大部分人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并出现人数不少的中等收入阶层。
从历史经验和理念发展的角度看，认识到市场机制的必要性，并不可逆转地把中国的经济转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也许可以认为是改革的最大收获。
同时，由于不搞政治运动、承认个人利益，与阶级斗争时代、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生活中的一切都被不同形式地控制相比，个人的独立自主性，也有长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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