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吴冠中从巴黎回到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1952年，吴冠中在文艺整风中受到批评，被称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堡垒”，所作人物画被批判为“丑化工农兵”。因不愿按照流行模式画人物，自此改画风景。1953年，吴冠中调至清华大学建筑系。后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文革”爆发后，一度被禁止绘画、写作。吴冠中在劳动间隙作画，常背粪筐去写生，被学生戏称为“粪筐画家”。
南方都市报：1950年你怎么想回来了？
吴冠中：这个问题不仅是我，是所有的留学生的人生大问题。当时想，回来以后，这一辈子就出不去了，命运完全改变了，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考虑。大部分的留学生都是比较优秀的，都想报国，觉得回来特别苦，关系不大，因为我们穷惯了。他们考虑的问题是回来以后还能不能研究，所以美国当时阻碍科学家回来，搞文艺的关系不大。
南方都市报：你和赵无极、朱德群在艺术上有相近的志趣，有没有想过跟他们一样留在法国？
吴冠中：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方说，上世纪50年代吧，我在农村劳改，对着青天黄土，准备开荒了，全学院的师生都要下去劳改。这时候听说赵无极回来了，周恩来请了一些国际上有名的华人回来参观参观，赵无极也是被请之一。这给我感触很深。赵无极这个人有很多优点，但是思想上我们有很大的差距。周恩来请他回来参观，他就觉得中国的力量又起来了，因此他就做了一件事，我觉得他很聪明，他就把江青所吹的户县的农民画拿到巴黎去展览。所以，在意识形态上我们比较远，感情上可以说我们是同学。早些时候，有一个台湾的画商去买赵无极的画，恭维他：“你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赵无极说：“我不是中国人。”
南方都市报：听说赵无极当年到你家里来看望时，你告诉他，不要喝太多的水？
吴冠中：有这个事。他回国来，因为是老同学，我家里再破，他也要来。我说告诉他：“你来可以，但是到我家里不要喝水，我家里没有厕所，喝了水很麻烦。”后来他到了我家，喝了很多绍兴的黄酒，要上厕所，我带他到街道上好一点的卫生间去。(笑)
南方都市报：回来以后，有一段时期，你可以说是郁郁不得志？
吴冠中：那当然！我认为在艺术上很正确的东西都很认真地教给学生，后来批判这些东西都是反动的。
南方都市报：你画的人物画被认为是“丑化工农兵”？
吴冠中：说画得不像，丑化工农兵，必须画红光亮的东西，虚假的东西。实在走不下去了，所以后来我画风景画了。
南方都市报：在那个年代，你已经感觉到在国立艺专和法国学的那些东西跟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画风格格不入了？
吴冠中：完全是两码事情！如果我后来知道艺术是他们提倡的这样的艺术，我宁可打工，也不去学艺术。那不是我所爱，是我讨厌的，我觉得虚假。艺术是真实，不讲假话。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我讲我心里的话，画我心里的画，没有改革开放的话，我们根本就完了。
南方都市报：那二三十年里，你的艺术理念不断受到打击？
吴冠中：不断打击，不断打击，永远打击！(笑)所谓的打击，原来是在中央美术学院意识形态的批判，后来我站不住，这样把我搞到清华大学建筑系，教一般的技术，就没有关系意识形态了。
南方都市报：你去清华大学建筑系还是吴良镛点的将？
吴冠中：对，他后来讲的。因为当时清华大学建筑系有一个画家叫李宗津，画得很写实，吻合中央美术学院的要求，吻合江丰、徐悲鸿的要求，因此就把他调到中央美术学院去。当时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是梁思成，副主任是吴良镛，吴良镛到中央美术学院去点干部，把我换了李宗津，吴良镛后来讲：“我去点了你的。”(笑)
南方都市报：在自己的艺术理念没法表达的年代，有没有困惑迷茫过？
吴冠中：相当痛苦！这种痛苦是再穷点都无所谓，后来我想不在乎了，搞风景画了。开始我想过：当时我刚从法国回来，法语还是很不错的，想过搞翻译，不搞美术了，对美术一点兴趣都没有了。当时我很想翻译梵高给他弟弟的信，因为国内没有。我翻译了一部分，拿给北京的出版社看，他们说：“这样的书我们根本不能出版。”(笑)后来我找比较中性一点的东西来翻译，给上海的出版社，上海也给我退稿了。翻译的路子也走不通。
南方都市报：这样也好，改画风景画了，开创了一条新路。
吴冠中：对，这样我就比较自由了。我可以画，当然不能卖了，顶多不发表。后来我到清华大学也好，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也好，都是打工的，我不是重要的教员，这样我就有时间搞自己的东西。我自己搞自己的东西，你也管不着，画了我自己藏起来。
南方都市报：你的风景画后来风格独特，就是在那二三十年慢慢摸索出来了？
吴冠中：法国的东西我看多了，古代的东西我也懂，所以慢慢就摸出一条新路来了。
南方都市报：你曾到各地大量地写生？
吴冠中：恐怕讲写生的话，没有第二个画家有我写生的多！我到各地去写生，古代的画家我不知道，现代的画家没有人像我写生这么多了。
南方都市报：你对江南的风景情有独钟？
吴冠中：很亲切。江南也只是一点，我的画还是比较宽，全国我都跑的。我是江南人，我并不感到故乡美，相反，是看了鲁迅的小说，觉得江南的风土人情是这样的可爱。绍兴我跑得很多，很多资料从那里来。
南方都市报：当时的环境允许你去各地写生吗？
吴冠中：非常的艰苦！当时我心里很明白：我搞的东西是中国的、西方的，而且是现代的、感情的。但是这些东西当时是该批判的，不能拿出来的，要藏起来，万一抄家，他们不管什么东西都要抄走毁掉。我是分散地藏起来，当时我想：我这东西将来是“出土文物”。将来会有人找得到，当时有这个自信！
南方都市报：1950年你怎么想回来了？
吴冠中：这个问题不仅是我，是所有的留学生的人生大问题。当时想，回来以后，这一辈子就出不去了，命运完全改变了，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考虑。大部分的留学生都是比较优秀的，都想报国，觉得回来特别苦，关系不大，因为我们穷惯了。他们考虑的问题是回来以后还能不能研究，所以美国当时阻碍科学家回来，搞文艺的关系不大。
南方都市报：你和赵无极、朱德群在艺术上有相近的志趣，有没有想过跟他们一样留在法国？
吴冠中：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方说，上世纪50年代吧，我在农村劳改，对着青天黄土，准备开荒了，全学院的师生都要下去劳改。这时候听说赵无极回来了，周恩来请了一些国际上有名的华人回来参观参观，赵无极也是被请之一。这给我感触很深。赵无极这个人有很多优点，但是思想上我们有很大的差距。周恩来请他回来参观，他就觉得中国的力量又起来了，因此他就做了一件事，我觉得他很聪明，他就把江青所吹的户县的农民画拿到巴黎去展览。所以，在意识形态上我们比较远，感情上可以说我们是同学。早些时候，有一个台湾的画商去买赵无极的画，恭维他：“你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赵无极说：“我不是中国人。”
南方都市报：听说赵无极当年到你家里来看望时，你告诉他，不要喝太多的水？
吴冠中：有这个事。他回国来，因为是老同学，我家里再破，他也要来。我说告诉他：“你来可以，但是到我家里不要喝水，我家里没有厕所，喝了水很麻烦。”后来他到了我家，喝了很多绍兴的黄酒，要上厕所，我带他到街道上好一点的卫生间去。(笑)
南方都市报：回来以后，有一段时期，你可以说是郁郁不得志？
吴冠中：那当然！我认为在艺术上很正确的东西都很认真地教给学生，后来批判这些东西都是反动的。
南方都市报：你画的人物画被认为是“丑化工农兵”？
吴冠中：说画得不像，丑化工农兵，必须画红光亮的东西，虚假的东西。实在走不下去了，所以后来我画风景画了。
南方都市报：在那个年代，你已经感觉到在国立艺专和法国学的那些东西跟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画风格格不入了？
吴冠中：完全是两码事情！如果我后来知道艺术是他们提倡的这样的艺术，我宁可打工，也不去学艺术。那不是我所爱，是我讨厌的，我觉得虚假。艺术是真实，不讲假话。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我讲我心里的话，画我心里的画，没有改革开放的话，我们根本就完了。
南方都市报：那二三十年里，你的艺术理念不断受到打击？
吴冠中：不断打击，不断打击，永远打击！(笑)所谓的打击，原来是在中央美术学院意识形态的批判，后来我站不住，这样把我搞到清华大学建筑系，教一般的技术，就没有关系意识形态了。
南方都市报：你去清华大学建筑系还是吴良镛点的将？
吴冠中：对，他后来讲的。因为当时清华大学建筑系有一个画家叫李宗津，画得很写实，吻合中央美术学院的要求，吻合江丰、徐悲鸿的要求，因此就把他调到中央美术学院去。当时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是梁思成，副主任是吴良镛，吴良镛到中央美术学院去点干部，把我换了李宗津，吴良镛后来讲：“我去点了你的。”(笑)
南方都市报：在自己的艺术理念没法表达的年代，有没有困惑迷茫过？
吴冠中：相当痛苦！这种痛苦是再穷点都无所谓，后来我想不在乎了，搞风景画了。开始我想过：当时我刚从法国回来，法语还是很不错的，想过搞翻译，不搞美术了，对美术一点兴趣都没有了。当时我很想翻译梵高给他弟弟的信，因为国内没有。我翻译了一部分，拿给北京的出版社看，他们说：“这样的书我们根本不能出版。”(笑)后来我找比较中性一点的东西来翻译，给上海的出版社，上海也给我退稿了。翻译的路子也走不通。
南方都市报：这样也好，改画风景画了，开创了一条新路。
吴冠中：对，这样我就比较自由了。我可以画，当然不能卖了，顶多不发表。后来我到清华大学也好，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也好，都是打工的，我不是重要的教员，这样我就有时间搞自己的东西。我自己搞自己的东西，你也管不着，画了我自己藏起来。
南方都市报：你的风景画后来风格独特，就是在那二三十年慢慢摸索出来了？
吴冠中：法国的东西我看多了，古代的东西我也懂，所以慢慢就摸出一条新路来了。
南方都市报：你曾到各地大量地写生？
吴冠中：恐怕讲写生的话，没有第二个画家有我写生的多！我到各地去写生，古代的画家我不知道，现代的画家没有人像我写生这么多了。
南方都市报：你对江南的风景情有独钟？
吴冠中：很亲切。江南也只是一点，我的画还是比较宽，全国我都跑的。我是江南人，我并不感到故乡美，相反，是看了鲁迅的小说，觉得江南的风土人情是这样的可爱。绍兴我跑得很多，很多资料从那里来。
南方都市报：当时的环境允许你去各地写生吗？
吴冠中：非常的艰苦！当时我心里很明白：我搞的东西是中国的、西方的，而且是现代的、感情的。但是这些东西当时是该批判的，不能拿出来的，要藏起来，万一抄家，他们不管什么东西都要抄走毁掉。我是分散地藏起来，当时我想：我这东西将来是“出土文物”。将来会有人找得到，当时有这个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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