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张旭东：“启蒙”的精神现象学——谈谈王安忆《启蒙时代》里的虚无与实在

王安忆想写出上海作为一个市民城市的庄严，它的正直和它本身的一种形式感、理想性甚至是崇高的东西，这是她对上海的文学再现的基本兴趣。南昌这样的人物，也是把他放在这里面的。王安忆并没有回避，哪怕是对南昌、陈卓然这样思想能力的年轻人来说，上海也是一种非常肤浅的华丽，非常轻浮，一种假浪漫主义，对于革命后代来说是太小家子气的，但这里有一种正直的思想。反过来说，这样的生活本身，包括这里的女孩子，这里的历史记忆，顾老头、高医生、王校长这些所有的被革命扫到边边角角又回来的东西，为处在世界历史舞台中心的空洞的灵魂，提供了正直思索的可能性。这又是一个否定之后的综合。王安忆最后有一个综合，一个和解，好像是军事上征服这个城市的阶级和意识形态，要跟这个城市所代表的日常生活的具体性，甚至历史的具体性讲和。不是庸俗意义上的，住在一起就不要吵了的那种和解，而是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综合： 我要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看出我自己的历史性，要我空洞的精神里面看到一种坚实的内容。一旦达到一种和解的状态，空洞的理想就不再空洞了，而是具有一种成长之后的魅力。这种魅力在小说开头部分好像只能以男孩子天然的讨人喜欢的气质被暗示出来，但在小说后面就不一样了。当然南昌还得继续探索他自己的身份认同，同一种危机感搏斗。这里有很多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式的问题： 我们是谁 我们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我们在干什么 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 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爱情 这么大的问题由非常具体的男孩子女孩子在反常的语境里面认认真真的思考，是有一种非常打动人的东西。

所以总的说来，《启蒙时代》还是在正面地讲启蒙，讲一个启蒙的时代。王安忆并没有放弃启蒙正面意义，而是在为它提供各种各样的增补，到最后，原来是对立的东西，可能在一个新的辩证法里获得一种新的综合。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当然是探讨这种综合的很好的形式。在“启蒙”和“教养”的标题下，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新社会的“礼”和“野”的互动关系，从而为一种能够持久的、现代的、理性的、批判但又合乎传统习俗的人格和社会秩序找到更深的根据。由一种“礼”来规范“野”固然是教养意义上的“启蒙”； 但有时候由一种“野”来重新界定“礼”的实质，在“文化革命”的意义上，又何尝不也是“启蒙”。《启蒙时代》作为文学作品当然不用回答这一系列理论问题，但它为我们描绘了一种个人精神面貌和精神气质的原型，一种启蒙时代”的人格。那种综合的可能性在文学上、以审美的方式由王安忆提出来了，但我们目前在思想上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理解自己的过去，也就是说，我们对“我是谁 ”“我们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 ”的问题还只能持一种回避的、存而不论的态度。由此可以推断，我们对自己的未来，也是缺乏思考的。


最后，我想脱开《启蒙时代》的文本谈谈上海。上海中等阶层人家的孩子，人很规矩，但缺乏超越性，用王安忆的话说不能升华。这种本分的生活形式有种天然的反理论倾向。小时候去同学家串门，推门进去，会发现不是走到另一个公寓，而是走到另一个时代： 你根本想不到这个时代还在这里。小孩子再不懂，但气味不对还是能感觉到的。你往往不知道推开一扇门，在“私生活”的帷幕后面是哪个时代，哪个阶级，哪个阶级的社会空间。上海日常生活空间内部的复杂性，就像岩石里面的气泡一样，有许多空洞，尽管有革命的、文化革命的地壳运动，但那些空洞还是存在着。王安忆在《文革佚事》里面对此有很精彩的描写。近代以来，上海的家庭财富和文化财富的传承相对连贯，比如顾老头资本家的谱系，小老大的妈妈和外婆的谱系，王校长和高医生所谓受近代西式教育，近代科学的谱系都很清楚，所以不同的谱系都并存在新时代，都是“潜文本”、“潜台词”，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井水不犯河水，但谁也消灭不了谁，不管上层建筑领域刮什么风，日常生活领域的地形学仍然是那个样子。

我们如果知道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彻底性，就可以想见，在上海，布尔乔亚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有多么顽强、坚韧。相对而言，构成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基础的那些东西真是一扫就扫光了，地主阶级好几千年的积累，一个土改就搞掉了，但是近代资产阶级在上海这个半殖民地的那点积累，就怎么也搞不掉它，有些“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味道。这虽然跟国际大环境有关，但在上海这个“孤岛”，确实也有种种特殊性。所以阅读上海就是阅读一本阶级斗争的大书。上海能做阶级史、文化构造史、思想史田野调查的最佳地点，因为这里是矛盾的焦点，是斗争的前沿，是一个无声的战场。

王安忆作品的“内容”跟这种历史地质学构造的复杂性和内在的紧张是密切相关的。那些有关上海的风花雪月、浮皮潦草的文学就把握不了这种复杂性和紧张，有关上海的赶时髦、随大流、望文生义的学术和批评也根本读不出这种复杂性和紧张。我这些年关注王安忆的写作，就是觉得她在文学经验里呈现出一种历史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指向尚未解决的历史矛盾，而这些现在进行时的矛盾都有实实在在的社会载体和生活形式，具体到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的日常行为和价值判断。近代中国的各个阶级、各种阶级立场和它们的意识形态表述，日常生活仪式，在上海都有充分的发展——不仅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也有充分的发展——上海也是近代中国产业工人的中心，现代中国激进主义的中心，直到1960 年代都是如此。甚至每个行业在上海都发展出自己的一套行规和生活规范。这在中国其他地方要么看不到，要么只能看到发展不太充分的形态。在这个特定意义上，上海的确是中国最现代的城市。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文学创作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或“都市文学”，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本文根据2007 年7 月2 日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讲课整理，并经作者改定。主持人：罗岗；整理人：薛羽。

注释：
!王安忆：《启蒙时代》，台北： 麦田出版社，2007 年4 月版，第269 页。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7，6- 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