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张旭东：“启蒙”的精神现象学——谈谈王安忆《启蒙时代》里的虚无与实在

第二个对话者是高医生。南昌让嘉宝怀孕之后吓坏了，去找小老大，小老大给他写了一个条儿，就跑到浦东去找高医生。高医生也有自己的故事，教会医大毕业的，然后做了老姑娘等等，这个小说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谱系。高医生是对于这个世界有一种作为医生的怜悯心，想要拯救这个世界，所以她碰到南昌想帮他，但也给南昌讲了很多他不懂的事情。这个人物出场时间不多，但给人的印象很深。

第三个当然是王校长。王校长这个对话者很有意思，可以说王安忆在结构布局上是考虑得非常用心的，这有一个对位的关系。阿明是为了给南昌补市民生活具体性的一课发明出来的人物，可是他救不了南昌，正因为他市民生活的具体性，不能升华，达不到启蒙的理想性的高度。他只能是实实在在的孩子，生活在弄堂里，他有反抗也是在市民社会的那个空间里，跳不出来的，跳不出自己日常生活的实体性的。所以阿明虽然是要给南昌他们带来一种日常生活的启蒙，但他自己又必须被另一种东西启蒙，被王校长启蒙。王校长是教数学的，带有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激情、聪明、韧性，有点书呆子气。王校长的人格魅力来自他对知识，特别是像数学这样的“普遍”的、价值中立的知识的追求，是跟市民生活很不一样的东西。

第四个是小老大，这里有一点重叠，他又属于主角系列，又属于对话者。他是一个小老头，带着一种病态的智慧，是一个杂家，懂得很多，不成系统。实际上是他暗示南昌，你该有女朋友了，你该懂得男女之间是怎么回事，所以南昌捅出娄子来，第一个也是去找他。这就是四个系列，另外主角系列还有一个小兔子，一个七月，属于黏合剂，是叙事上的设置。大体上人物就是这样。
构成“启蒙”的对话者的这个群体是远离了陈卓然南昌小老大他们这些主角的人，同父母系列相比，这个系列更有个性、个人经验上更完整、精神面貌也更清晰——他们是数学家、中学校长、教会学校训练的女医生、祖父辈的民族资本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被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浪潮推到了社会的边缘，在不同程度上，作为旧时代顽强的残余，同新时代的新人展开对话和善意的交锋。他们也都多多少少是被动地被带入这场对话，是“被质询的人”。同女孩子系列相比，这组人物不在前台，而是在后台，不是作为活生生的、青春期的女孩子摆在男主角儿眼前，而是像隐身人一样出现又消失。但这两个系列的相似处在于，他们都是类型的系列。如果说女孩子们总的来说她们是作为“启蒙”这个观念的对立面，代表肉体、情感意义上的自然，那么对话者们就代表一种社会性的习俗和价值观念意义上的自然，即相对于新时代的观念性和人工气而言较为合乎常识、人性和传统规范的日常生活价值。所以这个系列同样是在为以南昌为代表的红色贵族子弟的内心生活及其空洞性找实质、找有意义的对立面。我感觉王安忆写这个部分写得很苦，因为是在为“启蒙”找补药，这一味那一味地抓来，看如何把他们这些人的空虚病、无聊病、教条病和空想治好。这种共产主义接班人所体会到的无聊感，不是巴黎小布尔乔亚的颓废感，而是红色贵族子弟的空洞和无聊，它最终来自社会主义现代性经验内在的不充实，因为它太新了，太观念性了，太唯意志论了，缺少传统生活、礼仪和教养的厚积，也没有市民生活或资产阶级生活领域的物质上、文化上的优裕。这是社会主义现代性特有的一种现象，这就是一种寓言，是在思想和启蒙的层面上谈社会主义经验的时候必须面对的东西。社会主义和革命可以提前给你一种先进性和一种理想性，在概念上已经超越资本主义了，但在物质、文化财富的创造和社会政治秩序的构造方面，还是很薄弱的。

但切切实实的“启蒙”最终不能是从一种蒙昧的虚空跳到一种理想的虚空，而是要有一种理性的、经验的实在，归根结底是要有一种新的生活形式。这些年轻人如果要成为历史的主体，成为他们自己的主人，是需要获得和占有很多东西的，是要放在现实里受检验的。所以王安忆是要先把他们放在女孩子面前检验一下，放在父母面前检验一下，放在这些“对话者”前检验一下。通过这一系列小测验，他们有什么、缺什么； 身上有什么魅力或潜力，必须克服什么毛病，就比较清楚了。所以这些对话者的意义，一方面在于他们所代表的历史经验，一方面在于为这些特殊的经验或阅历所塑造的个性、脾气、智慧，等等。相对于南昌等的概念和口号，这些人物代表的是具体性的世界。这个世界无法与概念的、理论的世界对抗，因为后者占据着权力赋予他们的居高临下的位置，具有不容置疑、不容辩驳的合法性。但这个具体性的世界也不会顺从地退出历史舞台和生活世界，因为它是具体的、实在的东西，它背后也不是没有它自身的一套理论论述，只不过它的理论支持被毛泽东的中国在气势和形势上压倒了。不是一劳永逸地压倒了，而是在一时压倒了，日后还会随着“大气候”的变化卷土重来——而这正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矛盾。这样看，《启蒙时代》就真的卷入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争论的核心了。王安忆实际是在以一个作家的笔法、资源和能力来处理一个中国当代思想界应该来处理的问题，她在考虑“启蒙”的历史实质、它的客观的组成部分、它的家谱。不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南昌就永远长不大，永远痛苦，永远不可能获得爱情，永远不可能跟他爸爸和解，也永远不可能跟阿明这样的市民阶级的孩子有实质性接触，也就是说，他会重蹈前辈“思想者”或“启蒙者”的覆辙，在孤独中生活。《启蒙时代》里的启蒙不是我们以前说的那种“资产阶级启蒙”或 “小资产阶级启蒙”，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革命意义上的启蒙，所以南昌的成长，也必须是他克服自己、超越自己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王安忆的作品在精神气质上是属于革命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范式的。这也是她说“我就是我”，“张爱玲对我们这一代的影响并不大”、“我不是海派文学的传人”的底气所在。

把《启蒙时代》的四个人物系列看清楚后，小说的结构和叙事发展也就清楚了。读者一开始看到的青春期的苦闷，这构成了第一层叙事动力，推动着他们的行为，言谈、交往和内心生活。他们先是在自己之间谈，后来是跟女孩子谈，再后来是找到一些对话者，最后回过头来看到了自己的父辈。这个基本的布局又有一个转折点，把小说分成前后两部分。大家可能觉得第三章写得比较慢，比较拖沓。我也曾经问王安忆为什么。她的回答很直截了当： 她说她举棋不定，想不清南昌到底能跟哪个女孩子好，所以写的过程就慢下来了。王安忆真像是在给南昌找女朋友，看来看去，这个不合适，那个也不合适。在写作空间内部，好的作家其实是按照或然性的规律展开的，有些事情是不可能、不可信的，写出来很造作。只有写到嘉宝出场了，王安忆才觉得可以让南昌跟她好。南昌的这个性启蒙，在象征意义上，构成了小说的转折点。

我想再谈一点“启蒙时代”这个题目所包含的复杂性。我们要问启蒙的实质是什么，它在什么意义上引进了全新的东西，比如说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带来了一个新的意识的主体； 又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把这个主体确立在传统、习俗、日常生活形式和种种文化心理的积累的基础上，使它从一个观念的空中楼阁，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历史的、社会的力量。通过分析小说的人物构造，我们可以看到，“启蒙”的第一层含义几乎是生理意义上的成长，这是最基本的一层。男孩子身体渐渐长成了，从一个小孩子变成一个成人，在这个过渡期，在很自然的意义上是一个身体要从幼稚期、从天真无知的沉睡中苏醒过来。最明显的就是看到女孩子有感觉了； 其次是活动范围大了； 再其次是能够接触到新观念、新思想，可以开始独立地思考问题，可以参加公共辩论，可以造老师和父辈的反了。由此可见，“文革”这个特定背景，作为“启蒙”的外在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它规定了这代人的“启蒙”的特殊性。《启蒙时代》里男主角所有的内心活动都有很强的身体性、肉体性。反过来讲，肉体的苏醒，本身也要求一种思想性的东西。这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特色，禁欲时代的思想和欲望总是特别紧密地拧在一起的。从参加这个造反派或那个战斗队，到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意见了，到囫囵吞枣地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再试图在脑子里处理一些非常庞大、也非常抽象的概念——如阶级、世界历史、革命等等。在今天的消费时代、商业化时代，“启蒙”是不大会以这种方式展开的。

“启蒙”的第二层含义是教育或自我教育，也就是读什么书，包括社会这本大书。《启蒙时代》不时向我们介绍这些男孩子的阅读。今天读这个，明天读那个，当然我们知道他们是读不懂的，但不管怎么样，能够搬弄这些大词汇还是有一种特殊的快感。再下来就是读社会了，从书本里面跳出来，从户内到户外，再回到户内，有很多转圈的东西。所以几个基本的母题，如“教育”、“成长”、“觉醒”、“启蒙”都是首尾相连，搅在一起的。在这样的一个“阐释循环”之中，从哪一点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都是可以的，但王安忆选择了从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启蒙的这个方向上进入，但一个循环下来，问题的实质就变了，原先的假设被置换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具体，也更迫切的苏醒、觉醒和成长的问题。这已经有一点梦的色彩，不是纯粹的观念意义上的启蒙了。再一个循环下来，苏醒和成长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更实实在在的生理意义上的生长。与之相比，“成长”还是太概念化了，太抽象了。而生长是挡也挡不住的。在这一年里，所有的人都在长，而且长得非常快，这是青春期的一个特征。一切都长得那么快，一切都不稳定。生长于是就带来另一个问题——自然。任何生命的生长都是有规律的，都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需要充足的养分，阳光雨水等等。如果我们假定“文革”期间的社会环境和思想环境十分恶劣，那么是什么供养了这批青年的成长和生长呢 退一步说，通过审视南昌、陈卓然、何向明这批“作物”的长势，我们可以了解那个历史年代的气候、土壤、耕作工艺、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市场行情。这些人物的贫瘠或丰富，他们身上的能量和局限性，都带有这样的历史的含义。
因为在观念领域处理这样的题材的条件还不具备，《启蒙时代》对“启蒙”的把握带有一种近乎“自然史”写作的味道。南昌陈卓然这些男孩子值得得救的，也就是他们即使在最不自然、最造作、最教条、最抽象、最概念化的想法中，他们身上也有一种自然的生机，这样的话，“启蒙”就在内部，从抽象性、概念性一点一点过渡到一个具体性的东西，一个不这么概念化的东西。这个大的趋势，我觉得王安忆把握得非常好，不知道是有意把握的，还是客观上刚好是造成这样一种效果。我读的时候很吃惊，这需要读完了以后，才能感受到。就像一个电影外景持续拍了一天，最后看到把日出到日落的光线变化细致地记录下来了一样。但“自然”还不是王安忆感觉性的、具体的东西的最后落脚点。因为“自然”对于王安忆来说还是太概念化，太观念化，它还是需要在另一个阐释循环里被还原到更具体、更基本的东西上去。我觉得小说最后落到的是一个人间的、日常生活的概念，是一种正直、平淡、人道的而富于理想性的生活。这部小说最终的思想上的模糊性或歧义性，就来自我们对这种正直、朴素、富于精神追求的日常生活形式的理解。

从某一角度看，如果《启蒙时代》只是单纯地把由这几个男孩子女孩子组成的思想剧，从激烈空洞苍白的内心领域，推入平平常常的人间的生活，那么它是很容易被理解成一种随大流的、市场经济时代的市侩哲学的见解的。比如远离理想主义，强调日常生活，反对乌托邦，反对鲁迅，支持张爱玲等等。好像从“呐喊”到“流言”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基本轨迹，只有否定启蒙、革命、理想主义、集体时间才能回到人性的、个人的世界，才有永恒的人生、真正的历史、真正的现代性等等。但王安忆显然不这样看。她的回到所谓正常的、平淡的、人道的、人间的生活，踏踏实实过日子，并不拒绝历史，并不拒绝启蒙，并不拒绝理想性，而是对启蒙的激情保持一种批判性的怀旧或怀旧式的批判。所以在“日常生活”的循环之后，她最后的结尾又回到一种诗意、浪漫，赞叹的东西。在一个非常个人的意义上，“启蒙”意味着一个漫长的“生长期”，一种“精神转变的苦痛”，在王安忆笔下，它就像古希腊诗人萨福所描写的爱情体验( 包括同性之间的基于精神交流的友谊体验) ，是一种bitter- sweet( 又苦又甜) 的体验。所以尽管《启蒙时代》里的男主角都生长在一个“一无所有”的文化环境里，时时陷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但他们的内心生活是丰富的，他们的痛苦也是“欢乐”，用王安忆的话说，是“欢乐的变相，本质是单纯”。

从这种单纯的本质出发，《启蒙时代》的人物和故事就不仅仅只是构织出一代人的道德谱系，而且也为中国革命的心灵史“虚构”出一个具体的精神现象学的空间。中国革命的源头蕴含在它自身的史前史之中，但它的现实性，它的价值实体，却必须在革命所创造出来的生活世界中被具体地确立下来。这个确立过程包括“继续革命”( 即“文化革命”) 条件下的革命“第二代”的成长过程。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启蒙的观念通过革命变成政治行动和社会现实，但只有在新的“立人”( 鲁迅) 的个体实践中，革命才获得其价值世界的确定性。这也就是说，虽然新一轮的启蒙又一次在抽象的观念的空间里展开，但它却已经进一步指向了一种作为新生命和新文化的统一体的新的个人。离开这种生命和精神的统一，就无法理解贯穿于小说中的那种寓于痛苦中的“欢乐”。正是这种全新的个人概念，这种新的自我意识的探索，通过“正直的思考”( 王安忆) ，把自己确立为一个指向未来的新的源泉。无论在一开头这个新的源泉如涓细、其精神内容如何贫瘠空洞，它仍是当代中国一切“主体性”的道德内核，并规定着这种主体性的历史实质。
今天的读者必需思考一下，这种作为痛苦体验的欢乐，或作为欢乐体验的痛苦，这种单纯的本质，是否同“新中国”的历史实质和道德基础息息相关。我们仔细看会发现，只有到这个时候，上海这座城市的形式，无论是它的空间形式还是它的日常生活形式，在小说里才确定下来。它“自有一种定律，兀自生存与生长，”但这种现代大都会的自在状态，只有“经受了大革命的洗礼”，才获得一种精神形式，才有审美意义，才成其为审美对象。这是被一种内心的光明照亮了的现实，这才是“启蒙”的最终含义——它既是成长，也是认识； 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如果谁在这样的精神强度中度过青春成长期，那么他就可以说，最贫瘠、最痛苦、最暧昧、最渺茫、最无助的时刻，也正是“成长的辉煌时辰”。这种“不知道何去何从，可是心里充满光明”的状态对应着一种超越的人生态度。另一处更具体的意象出现在小说的最后，写的是南昌看见舒拉在奔跑，“像她这样年龄的孩子，总是那么执着地奔跑，就像前途有什么确定的目标似的”。这种全力奔跑的姿态本身，蕴含、指向一个尚不确定的目标，像雕塑一样，把一个抽象概念以美的、感性的方式固定下来了。这种内心的光明和奔跑的姿态，在当代中国意识史或心灵史上，标志着一个高点，而不是一个低点； 一个亮点，而不是一个污点。它们代表了一种纯粹的内在性，一种纯粹的历史和道德的可能性。不理解这一点，小说接近结尾处的这段议论就会显得不可思议：

在成长里，确实有着一些辉煌的时辰，在更长久的盲目的时间之后，厚积而薄发。简直就象母腹中的婴儿，在昏暗中沉睡，汲取养料，突然那一个诞生的时刻来到了，陡地降临光明。当你渐渐适应着光明，光明便转为昏暗，醒又转变为睡眠，汲取养分，等待下一次光明。这一次光明是比前一次更为堂皇，更为亮，可你还是会适应它，将它再转入暗，然后期望着下下次的光明。你就从一重光明走入再重光明，继而走入三重、四重、五重、无数重光明。那光明的亮度无可限量，没有止境，就看你有没有生长的激情。多么欢乐啊!……在这一时刻里，他们忘记了时代的暧昧，前途的暧昧，他们甚至不知道何去何从，可是心里充满光明。街市在华灯初上的那一刻里焕发出光芒，随后，又沉陷于比先前更浓郁的阴影。梧桐枝静止不动，连成影的穹窿，两叶光的舟，从底下穿越而过。

我们不妨把这一段描写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里暗指法国大革命的那段著名文字作一比较。黑格尔写道：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事实上，精神从来没有停止不动，它永远是在前进运动着。但是，犹如在母亲长期怀胎之后，第一次呼吸才把过去仅仅是逐渐增长的那种渐变性打断——一个质的飞跃——从而生出一个小孩来那样，成长着的精神也是慢慢地静悄悄地向着它新的形态发展，一块一块地拆除了它旧有的世界结构。只有通过个别的征象才预示着旧世界行将倒塌。现存世界里充满了的那种粗率和无聊，以及对某种未知的东西的那种模模糊糊若有所感，在在都预示着有什么别的东西正在到来。可是这种逐渐的、并未改变整个面貌的颓毁败坏，突然为日出所中断，升起的太阳就如闪电般一下子建立起了新世界的形象。

在二十世纪中国这个“降生和过渡的时代”，精神的每一次前进运动都伴随着同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的决裂。新中国的日出的确若同闪电一般建立起一个新世界的形象，但在倒塌的旧世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却并不仅仅是一次“呼吸”，一次“质的飞跃”就能完成。事实上，伴随每一次革命，每一次社会大变动，我们都不难听到新的生命的艰难呼吸。在这一系列反抗窒息的本能的斗争中，而不是在新生命的整体面像中，我们或许能更清晰地看到一种成长的历史，并对之作出公正的评价。正如新生儿受制于母体的孕育和营养，新的生活形态和观念形态的体质，也受制于被它所脱胎而来的旧环境。在《启蒙时代》里，南昌、陈卓然在文化世界里的贫瘠，一如小老大生理上与生俱来的缺欠，带着他们父辈所建立的新世界的“粗率和无聊”。但正因为如此，当革命沿着自身的逻辑走向“文化革命”，革命第二代所致力于的“启蒙”就不但是挣脱和打碎旧世界( 包括父辈建立起来的国家、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 ，而且还是自然意义上的寻觅和吸收一切为生存和成长所必需的养分。这种努力也是为克服贫乏所做的本能的斗争，这种贫乏既是政治父辈的哲学贫乏，也是历史母体的文化贫乏，而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这种贫乏首先是作为所谓“生活的贫乏”而被体验到的。所以，在王安忆的《启蒙时代》里，就出现了一种由尚未完成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决定的特殊的“启蒙的辩证法”： 那种试图建立起一个新世界的精神的“质的飞跃”不但像日出一样“中断”了生活世界，它也在个体经验的具体性层面上不断地力图重建生活世界——在此，精神既作为现实的对立面寻求对现实的克服和超越，又同时在这种克服和超越过程寻找和界定自身的现实性，寻求被现实所克服和超越，寻求在对现实的感悟和把握中超越自身。这种辩证法的自身的否定和再否定过程，构成了那种从光明进入昏暗，再过渡到更高一层的光明的“启蒙”。

这种充满紧张的自我否定过程，构成了作为思想剧的《启蒙时代》的特殊张力。而《启蒙时代》这部作品的“政治无意识”，正在于通过对文革一代的集体成长史中的精神张力和矛盾的“虚构”，将我们当今所处时代自身的过渡性质、不确定性和矛盾再现出来。如果小说不是这样结尾，它的叙事轨迹也许会让人感到太朝向日常生活，太留恋那种“乱世中一点如水的月光”，市民生活和市民价值观的指向性就太强了。王安忆本人在访谈中认为，她很可能已经高估了南昌陈卓然这样的红色后代，很可能是阿明那样的市民阶层子弟才能踏踏实实地通过实践担负起“启蒙”和“思想”的重任。但王安忆的小说不是这样结尾的，而是对理想本身给与肯定，希望它能在具体的现实中为自己找到一条道路，一种正直的、踏实而不庸俗的生活形式。我们看小说的结尾：

南昌出门，下楼，推出自行车，骑上去。是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年的相交之际，梧桐树落了叶，裸出粗壮的枝，树身上的图案。直射的阳光炫了他的眼睛。街道上的人似乎少了许多，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青年们相继在离开，但他感觉到，这城市的静谧，使它变得庄严了。他想起陈卓然关于‘小市民’的观点，他承认，这城市有着它的思想，不是深邃，而是隐匿。在假浪漫主义的壁饰，楼型，弯曲街角的微妙处理，在这些多少是轻浮的华丽的格调里面，流淌着正直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