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泰勒：现代认同－－在自我中寻找人的本性

第四节

体现在以上两种不同生活模式中的生活理念，发乎于人之本性，同行于现代认同的路径。这一理念业已嵌入社会的关系、结构和体制之中，嵌入到大规模的生产技术的运用当中，嵌入到我们家庭结构、家庭关系甚至是社会的政治体制和运行当中。

社会的某些体制和实践活动对于维持现代认同来说具有重大的决定性作用。一般来讲，我们已经难以泛泛看到现代认同的表象，因为其本身（在一个阶段）已经个性化为自觉性，以致看不到社会协调的必要性了。现代认同一直很轻易地描述着社会契约的神话——直到今天仍是这样，不过其形式发生了变化。

宇宙结构的传统理念一直在为等级制度的社会提供着辩护，不同社会群体被视为能够表达互为补充的原则。这一直被世界各地统治集团奉为公正的神明之举。不同的社会阶层在社会的循环链中，依据不同的关系衔接，发挥各自不同的社会作用。每一个社会阶层的存在与发展，是其他社会阶层甚至整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因而，对于其他人来说，每个社会阶层在社会中都是各司其职，互为一体的。

一旦这种理念普及开来，统治集团的独裁理由也就失去了基础。所有认知主体在这个重要方面的态度都一样。事实上，世上没有也不可能为无可挑剔、独占鳌头的统治秩序提供持久的合法性基础。

这样，作为一个与社会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社会人，平等权利就是他的努力方向，成为权利的主体是人不可或缺的前提。做一个自由人，他享有受人尊重的权利，和被赋予的自由权利。他必须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享有选择权利和行事权利，而不受别人的强制干预。现代社会的权利主体都是平等的，他自身的社会地位是其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或许说，这两种生活模式阐述的是一个现代认识主体在社会中最基本的生活条件。换言之，如果没有基本条件，他就得不到社会认同，要么他挣扎于社会底层，要么他的处境不堪忍受。但是，有必要提及另外两种重要的现代社会认识主体的个人能力。一项是认识主体实现自我奋斗目标的能力，即前述中我所讲的“社会功效”。缺少这一点，就不可能彻底地改变人自身周围的环境，就不可能获得现代认同，即不可能在认同中感受到内在的谦卑。很大程度上，每个人应在个人的行为中增强“社会功效”的意识：明白生活的意义所在，维持家庭的正常生活，获得足够的生活物品，开展自己的工作业务，等等。如此多必需的个性化要求，原因即在于，它们对于形成社会功效意识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它们还有助于运用社会所供给的“生活之车”奔驰在自己的生活之路。

个人生活的独立性功效固然重要，但它并不能代替生活的全部。如：没有涉及“我的作用”在社会中的体现形式，没有提及个人作为全球一体化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与自然关系中的意义等等。所以，每个人在获得平等权利的意识之时，我们应意识到社会地位提供了两种重要的能力，这些能力在构成和维护现代认同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个能力，即我们作为社会公民共同集体地决定社会重大事项的能力。现代西方社会吸取了古代社会的传统，即只有成为一个公民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有行事行为能力，获得社会名声的能力。作为自由人，我们自己管理自己，这是我们获取社会尊严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个能力，即我们生产产品的能力。作为广泛意义的生产者，我们属于一个生产上和技术上相互联系的完整社会，这个社会对于形成人之本性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每一天，社会都会在这一方面产生让人震惊的社会事件。正因为我们属于这个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它当作自己的一部分，并作为自我确认的依据。在高度发达的社会中，这是形成自我意识的重要部分。作为对称物，这也是让人萎靡不振的重要原因，也是令所谓第三世界精英中的劣等人物不可避免委曲求全之感觉的潜在来源。

相对于一个小的社会生活而言，人也许可以自为，但现代认同主体的行为事实上不可能自发产生。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他不可能自在自为。相反，一方面通过文化的联系，他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社会支撑——这一文化背景为他理解自我提供了详尽而周密的图解；另一方面通过社会联系而得到社会支持。在社会中，他取得了与其自由主体相适应的社会地位：一种我们能够具备的独立空间的社会地位，作为社会生产者和公民应该享有的平等权利。所有这些都证实了我所描述的作为自由个体的，并不摆脱自然状态的认同。
自我作为平等的权利主体、经济民事行为能力者和一个社会公民等，是体现社会地位的社会活动载体。譬如说，法制体系的社会运行方式、投票和选举制度下的政治制度、社会协商和劳资谈判的活动，等等。这些嵌入了行为人的理念以及他与社会的联系，并反映了现代认同、生活之善。现代认同的增长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这样而不愿那样展开社会活动，从而说明了为何人们对于社会的演化越来越感到不能适应的原因。

或许，要了解当代社会按照现代认同的理念运行并不困难。现代认同中的第一种生活模式强调：行为自主（自觉）、人之本性和社会功效。最后一点才能确认我们的自我控制、我们的生产能力和我们摆脱物欲的自由。现代消费社会要么满足以上三种要求，要么没有满足但在作这样努力。这个社会向人们提供了独立的个人生活，把我们当作了行为自主的主体，即是有成效的社会生产者和公民，好象努力在为我们实现自我提供了条件。这个社会似乎也适应人之本性的发展理念，如第二种生活模式，特别是浪漫主义的理念。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在理想和外在表现的生活中，我们大部分独立的个人生活满足欲来自于强有力榜样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我们是私人生活中的浪漫主义者，并在相互了解的进程中过上充满爱意的生活，从业务、爱好和消遣娱乐中寻求满足，生活其中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的社会结构也体现了社会公正。

第一种生活模式和第二种之间的协调作用有时是相当稳定的，而有时似乎又是激烈冲突的。现在，我们正处于其中的一种状态之中，也能够理解造成这种状态的时代背景。我们已经看到，满足了理想人性的第二种生活模式是如何批判第一种生活模式的。我们能够理解这些针对现行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批判：他们产生了工具性作用，否认了社会的作用，无视了人类和人之本性并导致了泛滥成灾，等等。

我们能够理解，这些紧紧交织在一起的既肯定又持批判精神的态度是如何存在于当代社会中的，他们的共同起源部分有多少，共同使用的社会资源又是哪些。我们或许也希望在这两者中悟出一些有远见卓识的辩证法逻辑，即两者之间的平衡点是如何此时这样，彼时又那样的。

讲究效率的工业消费社会所热衷于追逐的物质产品。但如用现代认同的理念来衡量这种社会，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结果只能满足人们的表面需要。我们知道，第一种生活模式中，社会成效被视为理性的自我控制的成果和标志。不断增长的社会生产作为传统道德准则的对立面诱导人们产生了懒惰无聊，一开始就成为文明社会的价值体现。生产过程中，我们慢慢发现自身不仅要满足自身需要，而且要实现我们作为自主理性主体的需要。不断的财富积累表明了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持续占有的工具主义的态度。如果摆脱对物质财富的痴迷态度，挣开物质财富占有欲的纠缠，即如柏拉图主义所批判的那样，那么，人就会达到自主自觉的境界，生活之意义就不会为物质生产的规律所左右。这种注重财富积累的生活模式在本质上是脆弱的，现在却不断的作为对自由和效率的肯定形式呈现于世。人们视之为陷入自我任性而沉迷物欲的堕落，社会运行中的善之美德由此受到非难，那么社会就会面临可怕的信任危机，即不可避免地演变为道德危机，一旦人们都来责难善之美德，那么我们对于社会的忠诚就受到了威胁，社会自身也不可能幸免于难。

面对某种道德批判，社会一直处于脆弱无力的状况。假若社会显示并验证了自身的灾难，社会运行就会出现障碍。社会学者常常指责人类在世界观上就有贪图生理享受而不愿克制自己欲望的倾向，以为人类尊严来自能够统治万物的能力，而不是由万物来统治人类，所以纯物质主义者总是要求社会无限制地增加物质财富。如果今天更多的人崇尚接受“放纵”社会的话，那是因为人们发现，我行我素的自由放纵生活使得人类自作主张，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以浪漫主义的情感方式作为自身行动的准则。那些难以接受这种理念的正是最为这个放纵社会而焦虑不安和担心受怕之辈，甚至鼓动人们全力反对清教徒式诫条的革新派，也由于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如法炮制。

人们也许会感到困惑，在社会生活中依据第一种生活模式中的人之本性而阐发的现代理念越是丰富，对这个社会道德基准的怀疑成分就会越大。也就是说，没有解决的疑难问题会越多。不难发现，在美国，诸如此类叫人担心的问题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弗雷德`索默金已向人们表明，19世纪早期共和国的繁荣是如何让人们自我反省、剖析的。一方面，社会繁荣是美国社会成效和精神优越的佐证；另一方面，它似乎暗含着走向邪恶、自我沉沦、背弃共和国信条和泯灭正当精神需求等等的危险。索默金的研究表明，对于当时很多美国人来说，要论证社会繁荣乃是精神文明的果实非常必要，但两者之间实在太不能确定而让人们大为扫兴。

我们的生活一旦被这种怀疑论推翻，我们就能够弃这种倾向的社会于不顾。这不是早期清教徒时代的遗产，换言之，早期清教徒时代的风气在我们当代现代认同的变化形态中恢复了活力并得以再生。现在，有关这种新时尚已经越过了美利坚合众国、越过了盎格鲁—萨克逊语系国度而广泛地传播开来。正是因为如此多国家的社会生活发现了变化，所以，他们统治的社会准则，也即不仅经济的和社会的生活，而且包括他们的家庭生活，等等，都无不表现了现代认同的特征。有了这样的思想观点，我们就可以来分析作为现代人必备的却正日趋损害的互相信任之品质的当代社会特征。



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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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人来说，工作是一种痛苦[7]，它枯燥乏味、单调机械、毫无生气、摧残灵魂。工作中，这些人觉得失去了家里才有的平等、自主权利，变成了原材料的消费者。他们必须服从僵化、机械的生产关系，沦为冰冷机器的奴隶。他们已不能自行决定为什么而工作，如何去工作等等。早期工业社会的工人阶级想必是不情愿地被抛入了无产阶级的泥坑，穿梭于城市之中的摩天大楼之间，终日劳作，艰辛度日。尽管他们有过反抗，但迫于压力而被困于原地不能自主。150多年来，社会从基层开始日益民主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条件已经得到显著改善，工人们的工作报酬也大大提高，并在工会和政治团体的支持下极有效地控制着社会生产条件。再也难以论证，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由暴力和欺诈等原因导致的未经改善的社会生产条件：工人阶级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社会繁荣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妥协，这体现于一部分劳工大众采取了策略上的默许，至少现在是这样。这种妥协包括，劳工大众为了成为富裕的消费者而在劳动中情愿接受剥夺。工人在车间里无需公民身份就可以让机器转个不停并不断地增加社会财富，因为剥夺财产权是无需直接卷入的对立，并构成社会财产充分流动的前提条件。要成为一个享有权利和义务的公民，就需要对公众公开许下干一番事业的承诺，需要以毕生的精力忠诚于社会及其行动纲领的决心；否则就只能扮演成一个政治参与者，或者沦为少数统治者的工具而已。

物质富裕的社会里，大多数人能够在充足的私人空间里过上独立自主的生活。日益发展的财富社会，也已经与这种被剥夺的、隶属他人劳动果实的社会制度心照不宣地默契一致，而不愿产生冲突了。这就是社会混乱的第一种表象，大多数人默契一致地接受社会现实而不是被粗暴地强加其上，这一事实不会使社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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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协产生的原因，在于共同利益的意识必须让机器工作下去。但社会中与自身同在的机器是资本家的机器，也就是说，企业的主要生产活动由机器完成，其根本的目的在于通过财富积累和利润的再投资来获得财富增长。一定程度上，这一方面的技术应用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相当有成效的。但是，他们难以容忍干涉企业可能漠视生产的企图。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确需要很多诸如财务核算、金融管理、各个方面的补贴等等因素的参与才能保证其正常运行。但它正常运行中最为基本的原则条件在于：企业必须能够作为自我投资的主体，正确地在他们能够获取最大利润方面实施投资，或者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企业的全面生产，或者最有效地占有市场份额，或者最成功地获取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其他待遇。这些确保企业最有成效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条件如此复杂多样，因而没有哪一个条件能够独占优先的地位。

我们由此得出道德批判者所反对的结论：确保生产量的增长已经无可争辩地作为衡量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第一位的因素。这种明白无误的解释就成为幸福生活的信条，在这种信条的影响下，获取越来越多的消费产品，即这种社会体系擅长生产之道的秉性，理所当然地成为全部社会生活的核心内容。

第一，大多数人为了诸如上述提到的被剥夺的劳动等等含混不清的理由，在历史性妥协中再一次地达成默契。一方面，这种无需加税的企业生产活动优先权似乎是机器正常运行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这种注重成果的生活模式在某些方面正迎合了我们现代认识主体的需求。首先，人们在企业发展优先权问题上的不卷入态度即大众沉默，似乎是我们分别在“争球”中的自由状态，每个人都各行其是，建立自己的生存空间，过上幽闲自在的自主生活。其次，由于生活水准不断提高，幸福生活的含义也不可避免地对冥顽不化的人们在内的所有人产生了吸引力。这一点柏拉图颇为知情，因为如果不是理智的控制，那么人们仅凭个人喜好，就会不加节制地任其发展。消费社会对于社会最底层阶层的诱惑力很大，这一点正如我们提到的那样，也只是时真时假，况且消费社会还会被装扮成现代认识主体充满强劲激情的一种形式。

第二，消费者获得的独立自主的个人生活空间，它是产生无需干扰的自主生活方式的前提条件。我们需要这样的生活空间，这样自身及其家庭才能生存和发展，才能更接近于自然（乡村中一个花园、一座房子）。很多广告对个人独立的生活空间作过诱人的宣传，并经常向人们展示，幸福的家庭应该拥有的室内设施，驾驭自如的汽车，时常外出的餐饮娱乐，等等。当然，无节制迅速增长的需求是不尽合理的。为什么人们要对自己驾驶的汽车不断提出速度越来越快、动力越来越大的要求呢？为什么要求那些已经节省劳力的机器无止境地工作，甚至还要制造电动牙刷及其类似的令人可笑的东西呢？理智地说，这些要求根本不合理，只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暗示，越来越强大的设施装备意味着人们所能够尽其所能地实现自身价值。按照非马克思主义者观点，物化的商品会魔术般地拥有人们实现天赋的生命财产，因为一辆更快的小汽车确实可以使人的家庭生活更加和睦幸福。

第三，这种妥协的做法所以吸引人们，还在于它也促进了对商品的崇拜、迷恋情绪。高速转动的机器，通过创造奇迹统治自然，满足了人们取得社会成效的心理需求。作为我上文提到过的社会产品生产者，每个社会成员能够感到分享社会成效的快乐。同时，个人的成功经常是以占有物化商品的多少来体现的，这就是人们普遍热衷于购买大马力汽车和大动力机器设备的理由。而这又反过来触发了大男子汉情结和性功能欲望，广告商们对此已有所洞察。

现在，我们默认了消费者分享产品的福利生活方式。除非人们冲破各种束缚重新审视自身的所作所为并深感震惊，否则就不会再去争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谁是优先因素等等的问题（这种观念把超音速飞行等确实荒谬的反常现象视为普遍而正常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