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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现代认同--在自我中寻找人的本性

主要内容发表于《求是学刊》2005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2005年第12期全文转载
衡量消费社会中人的价值,在于看其手中握有的支配权利的大小,这是个人价值实现的模式——几个世纪以来,这种模式一直被视为文明社会的中心内容。那么,这一理念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它与提高限制无止境消费行为的能力又有什么联系?这能够在“现代认同”这一概念中找到答案。现代认同的起点就是内在自我的起点。现代人必须处于自觉自为的自主程度才能找到自我,而这种自主程度归根到底需要独立的私人性。现代认同并不关乎能否与宇宙哲学的秩序相匹配,而在乎能否回应自我内心的需要和欲望。能否实现这些最终关乎自我个人的情感生活,这是构成幸福生活的关键因素——幸福生活就是根据情感上的满足程度来确定的。
作者简介: 查尔斯·泰勒 Charles Taylor
加拿大著名哲学、政治学家,加拿大蒙特利尔州麦基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 )荣誉教授。泰勒教授在黑格尔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方面成就卓著。在最近一二十年北美政治哲学界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中,他是社群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近年来,泰勒教授除了在国内语境中主张社群主义和“承认的政治”之外,还致力于在全球语境中阐发“多重现代性”的观念,主张在各民族现代化过程中利用和开发本土的文化资源。奠定他在西方思想界重要地位的是1989年出版的《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从自我或主体概念的发展的角度对现代性做出独特的“解读”,主张重建现代性道德。此后,他就与哈贝马斯、麦金太尔、瓦尔泽等人一道,成为最重要的反思现代性的思想家之一。
本文译自泰勒的论文《合法化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 ?),该文的主要部分曾以《增长、合法性和现代认同》为题,于1981年7月发表在《实践》(第111-125页)上;后此文收录入泰勒的哲学、政治学论文集Philosophy and Human Sciences & Philosophical Papers 2 中,此论文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本文译自该论文集的1995年印刷版的第248-288页。本文作者从合法化危机的概念入手,分析了现代社会合法化危机产生的原因、特征,特别是分析家庭美好生活模式、消费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人的私人性等自然主义观念的因素对构成合法化危机的影响和作用。作者把制度经济学派的外部性成本的观点引入文章,认为即使政府用鼓励消费等物化的方式维持其合法性,但由于合理性危机的产生——政府政策与传统的理性相抵触,最终外部性成本的负担通过政府加大税收等方式,重新转嫁到了公众即广大纳税人的身上,从而最终还是产生了合法性危机。作者提出了需要道德重建、有效的政府管理、确立理性的社会秩序等方式,即用理性化的方式,来解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合法化危机。当然,根据韦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现代性三种模式之一的观点,查尔斯•泰勒提出,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存在着合法化危机。他同哈贝马斯一样,在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进行分析的同时,也注意到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合法性问题(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伦敦,1975)。这一点,或许会激发转型期中国的广大读者在更深层次意义上的理性反思。
译者:陶庆


本文旨在研究,我们能否判断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合法化危机”?如果存在这种危机,它又是怎样形成的?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演绎出得体的概念,借以详尽地描述“合法化危机”这样的术语。因此,我只能尽我所能,向诸位循序渐进地作些介绍。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无法控制的资本积累方式这一本质特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资本本身就预示了资本主义制度走向崩溃的几种模式。尽管这一论断被一些人最终放弃了,但总体上还是不断得到了提炼和充实。譬如: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热衷于军备竞赛,并由此跨入总是通过战争等方式把自身的矛盾转嫁给国际社会的帝国主义阶段。最近,詹姆斯•奥康纳等人的研究显示,资本主义外部成本以国家财政无法承担的态势不断持续增大,其恶果是最终会损害国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从而产生合法性危机。[1]

我认为,詹姆斯·奥康纳的这一理论成果甚为丰富。它说明,当今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仍存在着某些矛盾和冲突。[2]只有正视社会制度合法性的欠缺问题,我们的社会才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只是在诸如产值上不去、成本扩大等经济概念上兜圈子,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为什么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正趋于自我破坏甚至崩溃的危险状态。相反,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损害了他们自己制定并向人们宣传溉输的那些合法性条件,最终才会自己毁了自己。

我下面要阐述的是关于美好生活的家庭概念和人之所以为人的人的概念。这些概念,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而丰富发展,并构成了当今社会中现代认同的框架。这些理念理所当然地要与近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变化发展着的经济、政治制度有着必然的联系——而非马克思主义所声称的那样。只有把这些概念联系起来加以理解,我们才能认同当今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的条件。因为这些概念有助于说明,并以此判定社会制度、社会实践、社会准则、社会结构是合法还是非法。

第一节

在本文第一节里,我将首先概要地说明我所称之为的现代认同的主要演变脉络。接下来研究那些从本质上体现并维护现代社会的特征,以及现代社会蓄意摧毁自身合法性的几种途径。

在动手描述现代认同的基本特征之前,我们不妨对现代社会衍生出来的就是否对资本主义合法性构成威胁的道德性谴责和辩护的言论做些考察。我还将从这些谴责和辩护中挑选出一些关于经济增长的一些材料,并作简要说明。

人们对无止境经济增长深表忧患,主要思潮之一就是对那种把贪婪和嫉妒作为社会发展之动机的道德批判。舒马赫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暴涨的贪婪和嫉妒驱使下,现代社会的经济繁荣不仅仅被描绘成当今社会的特征,而且成为扩张主义者津津乐道的成功理由。”[3]舒马赫的抨击完全是人们称之为的柏拉图式批判。现代社会的罪恶源于无止境的增加扩张的欲望。舒马赫写道:“对物欲理念的培养和扩张就是对理性常识的叛离。”[4]现代社会的成员有点像是柏拉图著作《高尔吉亚篇》(Gorgias)中的卡里克利斯(Callicles) [古希腊诡辩家卡里克利斯试图从自然界中大鱼吃小鱼的事实中推出一种弱肉强食的权利,把“强者之权利”(right of the strong)宣称为与“约定”法(conventional law)相对的“自然”法的基本原理。译者注]宣称:每人都需要无穷无尽的欲望扩张,并有权利以任何手段满足自已的欲望。对于舒马赫而言,以柏拉图式的传统表达这种主张,在某种意义上是疯狂的,至少是盲目的。无止境经济增长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奴化了人的思想:阻止人们思索真善美、追求超越人自身物欲需求的高尚目标,把人变成了狂燥紧张、内心分裂和焦躁不安的牺牲品,并在追逐自身无止境欲望的驱使下,诱惑人与人之间爆发冲突。

柏拉图式批评与对经济增长在道德上进行抨击、为人称作浪漫主义的第二种社会思潮紧密相连。卢梭(Rousseau)深受柏拉图影响,坚决主张节制人的无止境欲望,因而成为转变社会思潮的关键性人物。

部分起源于卢梭的浪漫式的敏锐思想在本质上是非柏拉图式的,因为它热衷于倾向的本性,不再是柏拉图式的理性秩序,而是贯通我们全部生活的自然过程。人之本性对卡里克利斯之类人的批评倒是非常接近柏拉图的观点,无法满足的占有欲和统治欲是一种精神上的奴役,并与愚蠢盲从(或者失败的感觉)交织缠绕在一起。原因和结果都在于,不能与他人沟通和交流,无法对人之本性中的真善美和人生意义产生能动的反应。统治的欲望使人焦躁不安、内心紧张,最终产生攻击性的暴力等难以抑制的盲动。只有把自我从这些观念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恢复和谐交往、自由和平等人的本性。我的这种宽泛地称之为浪漫式的批判思潮,经过早年马克思的积极响应、法兰克福学派的进一步发展和马尔库塞的倡导推动,目前已广为人知、传播甚远。

经常与柏拉图式或者浪漫主义思潮有理论联系的第三种批判思潮,谴责当今社会正偏执狂般地变得日益庞大和集中,同时又摧毁了众多的小型民间社团组织,割断了人与人之间长期维持的亲密关系。这是卡里克利斯式的发展路径向社会索取的巨大代价另外一种现象。社会流动和集中被视为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或许从根本上看,总是把索取放在第一位的真正卡里克利斯式人物,宁肯抛弃过去的社会亲情和忠诚感情,并不断重新调整和定位他的社会关系,以迎合所谓价值实现的自我需要。

在对无止境占有欲的批判中,驱使社会走向集中的趋势还是可以改变的。可以令人信服的是,以达到某种目标而不是提高消费水平的名义对传统社会予以摧毁并使社会走向集中。的确,某些亚洲共产主义国家似乎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模式。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反对社会走向集中是反对无止境经济增长的组成部分。这里反对的不仅仅是与各种邪恶势力相伴随出现的社会集中、非人格化的关系、社会公共责任的缺失,而且包括传统社区的瓦解、持续社会关系的中断等社会嬗变。在更深程度上,社会批判是对过去可怕经历的精神清理。批判者对于人怎样度过一生有不同的思维模式。从欲望实现的角度来看,只有未来才有价值——能够影响个人幸福的因素在于未来: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人们只有在全部生活中把过去与未来联合为一个整体并找到某种和谐一致,即才能真正理解自己。

从这种观点来看,现代社会最令人反感的特征就是怂勇人们迷恋“抛弃一切”的生活方式,其结果,我们周围的一切事物将遭受永恒遗弃的命运。尽管在追求利润或者更加实用的物质需要过程中,城市化环境不断地形成;但离开生活本身,我们又如何能够从生活以外来论证人生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呢?

如上所述,第三种批判思潮主要反对社会集中和社会变动,第四种批判思潮则主要反对现代社会的非理性化倾向。在这种倾向中,我们发现自己正在做着未经我们选择、更未经我们深思熟虑之后决定的事情。

为了追求经济持续增长,满足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在质量和种类上的需要,以及不断提高尖端技术的水平等缘故,我们放弃了人性化的理性工作,破坏了自然环境,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和真正的休闲等生活目标。举例来说,我们花一两个小时就能够从伦敦飞到纽约,但是飞行却损害了大气中的臭氧,声震损伤了无数人的耳膜。如果冷静地来考虑这件事的利弊,没有一个人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这种做法十分荒谬。但是,崇尚技术文明的倾向似乎强有力推动着人们不断做出这种选择;所以,必须做出巨大的努力才能阻止人们毫无理智地选择、追求更高技术的价值倾向。

非理性批判与以上提到的道德批判不同。即使一个人不愿意承认柏拉图或者浪漫式的对善的道德感觉,但他也可以判断出,我们的社会造成了人们非理性的选择。对接受道德批判的人而言,现代社会的非理性现象与道德混乱不是没有联系的。我们经常能觉察到这种不正常现象:不断扩张的物欲需求之动机与嗜好增加产品数量、更新技术等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发现了非理性的优先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存在着关联。

对经济增长、社会流动和集中的社会批判此起彼伏,相互呼应,形成了一种合力。但是,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呐喊者群体却又自相矛盾。他们也要对辩护社会的种种思潮作出回应——因为卡里克利斯式的生活毕竟能够得到合理的辩护。人们争辩说,永不停顿的事业上进心、寻求并征服新的领地等等欲望,能给人们带来持久的活力和创造力;社会的集中和流动则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一个富有活力、事业心和变动着群体的社会,是适宜于人们居住、令人兴奋和迸发创造力的地方。的确,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特别包括那些运用实例反对经济增长的自由知识分子,也会在这种理念驱使下蜂踊前往纽约、洛杉机和其他西方社会中的发达城市的原因。

更为不幸的是,人们否认卡里克利斯式人物与以上病态特征相吻合,从而进一步为这个社会作辩护。消费社会究竟给人们带来了什么结果?对于成千上万的人们来说,其先辈曾沦为工业革命后工厂赖以维护自身循环之物供应物,被迫终身拥挤在愚昧肮脏、匆忙之中搭建起来的工棚里,每天大汗淋漓地工作12个小时,而在另外一半的时间里,也没有丝毫个人的自由和温馨的家庭生活,收入只能勉强糊口维生;妻子遭遗弃的现象惊人的多,孩子在长大,但身体和智力方面却迟钝麻木。而现在,成千上万的人们有了成家立业的机会,家里布置得体、宽敞,家庭生活和谐,休闲娱乐充足,拥有足以培育整个家庭的私人生活空间,兴趣爱好得到发展,会见朋友十分频繁,甚至可以一头扎进网络世界扩大社交圈,等等。仅从这点来看,柏拉图式和浪漫主义批判思潮中所采用的不利于消费社会的很多论据,现在反而成为辩护的理由。比如,消费社会中,人们耗费大量精力索取的结果是占有财物来装饰充实个人的空间,以满足一家三口之原子家庭需要:购买住房,修建汽车花园,甚至在近郊(人文与社会:原译文为乡村,suburb当为近郊)建栋别墅。在社会成员不断私有化的过程中,人们没有觉察到这种无止境的索取最终会导致全体社会逐步走向分裂之不归路的危险,相反,却把它当成了对全体民众整合和统一的手段。原因十分简单,我们的先辈在持续不断的工业革命进程中,迫于生存的压力四处漂泊流浪,长期以来生活艰难痛苦,饱受人生沉浮盛衰和贫困化的折磨。在美国黑人贫民窟等缺乏丰富物质和文明精神的地方,存在着社会失范、有时甚至是丧失最基本道义秩序的骇人听闻的现象。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恐怕没有哪一个愿意生活在一个缺乏私人空间的社会里。显而易见,当他们指责反对者的纯粹中产阶级的内心忧虑时,对经济增长持道德批判的左翼分子们会对此铭记在心的。

我斗胆说,生活中的大多数人深受到以上两种意见相左的思潮影响。我这里并不是要做什么裁判,而是通过分析已经形成并强烈批判当今我们人类生活方式的生活理念,从深层次努力解剖造成这种既有助于社会的经济增长而又不断提出批判意见的这种自相矛盾的两难社会现象。其结论是:只有引入现代认同这一概念,才能有助于我们了解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及其潜在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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