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泰勒：现代认同－－在自我中寻找人的本性

第六节

乏味单调、受制于人的工作，对于自身优势的茫然无知，迷恋商品的拜物情结等等，这些工业社会的特征反映了作为自以为已经自我实现的现代人所经受的奴役程度（而现代人需要摆脱自身的需求来确定自己的生活目标，要能够控制物欲而不能成为拜物情结的奴隶）。一定程度上，人类纵容了工业社会所伴生的这些不当侵害，这对人类自我理解能力产生了不良影响。我们禁不住感慨万分，人的自信力在倒退中产生了不安情绪和恐慌，因为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成效感，以及在现代认同观念下维护人类自我形象的做法是一场骗局。如果认为人类仅仅是无知、非理性的力量，甚至是一味迷恋物欲的祭品，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被迫在社会实践中丧失人的自信，就不得不放弃我们实际上应该维护的人类认同和对善的信仰。现在人类受到社会道德沦丧的威胁，人们不再相信维系社会生活的道德准则，充其量把社会道德当作了一种外在的形式。因此，社会忠诚面临着严重危机。

我相信，这就是现在生活失序、道德失范的原因之一。要了解它为什么产生，就需要知道近些年来工业社会的特征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从几个方面来看，现行的消费者社会促使人类沦为成功的牺牲品，而由此产生的一系连锁反应，又导致社会陷入了危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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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为住房、基本消费品等必备的生活需求而奔波时，其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所作所为意在争取个人的独立生活空间。但在繁荣的社会中，人们因为其自身对商品的拜物迷恋情结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疑虑。最大限度获得个人独立生活空间的想法，诸如更精制的物品、更快的速度、更新的款式和气派，甚至更高的权力，等等，均非人类社会的崇高目标，盲目追求这些目标已使人们心态失去了平衡。

当然，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至今没有达到富裕社会的生活水准。对于他们而言，生产增长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因为财富并没有及时充分地流向这些穷人，大众消费的持续增长好象也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帮助这些口袋缺钱的穷人。原因之一在于，持续的繁荣带动了商品价格的上升，促进了大范围新产品的开发，人们随之需要把自己的家室和汽车等物件装饰一新。每年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被已经富裕的人们所占有，这些人更希望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准。因此，要想对穷人重新分配财富十分困难。当出现近几年我们所见到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或者经济停滞的现象时，情况会更糟糕，因为反对财富向穷人倾斜的再分配方案的争论会更加激烈。以加利福尼亚选民的拙劣表演为例，他们批准了第十三次提案，旨在减少财产税和限制将来增加财产税，这样必然导致大幅度地削减有利于贫困地区穷人的福利。

高新技术不断取代低档技术的趋势会增加穷人的消费负担，这必然导致贫困人口更加贫穷。如果整个社会都用汽车取代自行车作用交通工具，那么城市的交通状况会不堪负重，而且为了上班人们安置家室的可能性取决于自己驾车所需要的里程。即，人们需要驾车工作的能力，至少为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就必须拥有一辆汽车。而如果你骑一辆自行车，你会受到汽车毒气的侵害，甚至会被毒死，这样无论如何不能走得过远。因此，对于纽约的穷人来说，其开支要比马德拉斯的中产阶级要大。也即经济增长会使许多穷人的境况进一步恶化。

拜物教意识下的不断增长的消费水平说明，经济的稳定增长似乎并不能缓解它所展示出来的社会痛苦，或者改善那些人们反复呼吁的境况。最终，人们对于提高消费水平，对于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对经济的全面增长等等都失去了信心。这些对于年长之辈来说倒是不大，但看得出来，年轻一代对这样的社会业已产生了怀疑、质问和反抗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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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产生或许首先来自对家庭生活价值观念的怀疑。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现代认同观念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其对象主要是不固定的行为主体。人们放松了与较大社区的社会联系，并在原子家庭中找到了自我的存在。但这对原子家庭的影响意义深远，这就是确定无疑的、强有力的、持久的问题所在。实现人之本性的现代观念给家庭生活和家庭情感创造了无可替代的重要条件，在18世纪，人们已经意识到家庭生活、家庭关系和家庭感情具有积极的重要价值。

对于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现代认同来说，怀疑论所产生的挑战十分关键。因为现代认同与受到责难的消费生活方式有一定的联系，它不仅受到了威胁，而且本身也面临发展局限性的困局。实际上，生活真谛即在于找到独立个人的真实价值，并把个人的社会活动与此一生活价值能够作一个比较。似乎无法解释的是，这种比较的界限原则上止于家庭问题。如果个人发展、自我发现与这种比较结果长期相左，这会使人觉得始终被困在牢笼之中，而非生活在认同的社会里。因为对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强烈欲望，妇女们向传统家庭中的男女角色的不当定位和情感上交换的不当模式发起了挑战，这一切又都使当代的婚姻面临着巨大的痛苦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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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集中和社会流动开始产生了大众情绪紧张的社会结果。譬如说，在大城市，民众过分集中出现了始料未及的负面影响。如若社会流动不受到严格规范，流动地点多样化，就会引起事端，造成社会紧张。另外，大城市人均消耗也在增多。正如休斯•斯特莱顿所指出的那样，“人们蜂涌如潮，交通稠密，遗弃的垃圾堆积如山，污染十分严重。为了更新换代室内装饰，人们乐此不疲。为了住在城市中心地带和近可能靠近一点，大家你争我斗，使人口拥挤、住房分配、房地产价格高涨等等老大难问题愈加难以解决。”[8]人口过于集中迫使社会为之付出巨大代价。
社会集中和社会流动还会产生其他负面影响，比如，当地居民在特大城市的开发和建设中所做了牺牲，多余无用的房地产股票随着在居民生活水平的衰落而变成了一纸废品。人口骤增后，原子家庭的衰落需要社会重新改良长期困扰、无法解脱的种种社会弊端。然而，对社会集中和社会流动形成的社会生活进行的改良，又使公共部门得到进一步的扩张和膨胀。人们对社会集中和庞大社会组织产生了迷信，认为它具有优越性和高效率，因此国家又将会凭籍庞大的官僚机构强化对社会公共机构的管理，企图以此克服和消除所有社会弊端。

但是，在费用和机构两个方面都扩大了的社会公共机构，导致了更大范围的社会不满。以费用开支为例，支出必然要求增加税收，增税政策会受到那些越来越意识到自我意识的人们的反抗。社会流动过快要求加大社会管理的投入，这也会引起社区之间的矛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竞争的生活方式掩盖了这一矛盾，他们把社会管理机构看作没有存在必要的负担。所以，社会机构组织增加时，人们就需降低自身的预期目标以便承担起这份负担。政府完全缺乏理性地沉湎于细枝末节的做法迟早会导致社会产生紧张局势甚至骚乱活动，其中最近加利福尼亚的抗税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过度庞杂的官僚管理机构从反面验证了抗税活动的正当性，官僚机构不仅增加了社会开支，而且对公众敷衍了事、极不负责。这会扰乱社会的进程和发展路径，会加重政府与公众的隔阂，因此，通过自由联合的社会组织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是很有必要的选择。

更为严重的是，社会集中趋势的终止和不公正社会的解体都不可能自我完成。社会运行一旦达到某种程度，它就会产生不可阻挡、难以抗拒的力量。早期社会向社会集中的社会运行中，较大城市社区的服务领域会产生对外扩张和集中公众的历史趋势，任何一个希望呆在农村小社区里的人，很快会发现他的这一想法无法成为现实。所以，越来越多的人索性随大流，跟在时代潮流后面享受着更多的便利：参加社会活动、接受学校教育、购买供应商的商品、时而泄愤出出气，等等。总之，越来越多的人纷纷加入到这个历史潮流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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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在三个方面的所谓“成功”或者说是过度膨胀的现象，是诱致社会不安宁的三个原因：消费增长的极大成功导致了消费社会准则的丧失，自我实现的膨胀发展导致了曾被视为神圣领地的家庭的破裂，而社会集中的加剧则反使民众远离了政府。尽管消费社会准则失信于民，家庭和社会紧张现象严重，自我和社会认同危机加剧，但更严重的是，所有这些痛苦也日益模糊了社会运行中有助于形成社会认同的对自我社会地位的意识。不负责任的官僚降低了我们对公民身份的自信，变得公开抱怨起来，甚至有时对权力产生了恐惧；对消费社会准则的失信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效率和功能更缺乏信心了。

社会集中的过度庞大与自我意识的过度膨胀是产生社会动荡不安的又一个原因。我们归属于有组织的、技术性和生产性的社会，随着这一意识的增加和强化，只要拥有足够的意志和社会资源，人们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的信心也增加和强化了。这种坚定的信念大概在战后美国的肯尼迪时代达到了高潮，肯尼迪政府把知识、良知和组织科学等等领域的资源动员起来去解决贫困、不平等、社会分化等老生常谈的问题。通过树立一个有影响的年轻人担任企业总裁这样的榜样，创新意识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正是从那时起，一切事情都变得糟糕了。大家越来越觉得，诸如贫困问题，种族隔离问题，甚至是最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都是庞大的社会资源过分集中化的对立物。人类此时陷于进退两难的窘境，那些关于效率和功能的意识由此也一吹而空、荡然无存了。
总而言之，在这种利弊混杂不清的效果里，人们逐渐对于善之生活的理念失去了信心，慢慢地对政府管理机构产生了隔阂甚至强烈不满，对我们处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甚至家庭生活日益感到焦虑、紧张和不安。结果，作为现代认同中的庞大群体，孤立无援的感觉正弥漫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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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产生痛苦、紧张和互相敌对情绪的原因。这些情绪产生在战后几十年平稳的经济、消费增长后，预示着一场社会冲突很可能接踵而来。比如，我在上文中已经提到，公共设施投入的增长导致了生产性机构和纳税人的负担加大。又比如，在一个形式和实质上都越趋平等和非阶级化的社会中，工人和少数富裕之辈通过工会组织就获得了更多的谈判机会；人们的教育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大家普遍公认政府应履行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因而诸如长期以来不能解决的贫困问题，落后问题，不平等问题等等，这些以前被视作是社会秩序的问题，现在都可以迎刃而解。在这样社会中，人们迟早会持续提出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尽管这些要求的性质和数量是不合适宜的。

一个理性社会需要高度的协作精神、自信能力和高效的自我管理体制。但是相反，人们现时期面临着缺乏信任、内在焦虑和更深刻的社会隔阂等危机。结果，社会在无序、混乱的无限膨胀中沦为增加收入、扩大自身利益的工具，强权势力在其中反而渔翁得利。通货膨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被迫人们回到行动一致的秩序化社会环境。但这一进程十分缓慢、远非人意，遗留下很多无法调解的极端怨恨和满腔悲愤。这是因为，社会趋同进程正迫使着我们讨论收入分配等很早以来一直产生的问题，并被迫在发展经济的共同决策中发挥着较大作用。尽管任何时候的任何讨论和决定，只能局限于适用某些共同的意识和目的。人们应该就意识到，20世纪50年代劳资双方关于工资的政策协议不难形成，尽管确切地说，实质上当时并没有达成一项这样的政策协议。出于未经确定的理由以及对负载过重社会中的价值理念缺乏足够的信心，人们正采取经济参与方式卷入其中，因为收入分配政策所带来的种种不公，实在是强人所难，碍难接受。因此，一个群体会愤怒地作出反应，勇猛地冲破束缚和限制，此一行径必然会激励着其同类加以效仿，因为这个群体要求提高工资的呼吁在同类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当然，纳税者们的反抗反而会增加穷人的灾难。因此，通货膨胀是社会中随处可见的混乱现象，它客观上是社会焦虑外在表现，是人类自身矛盾的集中反映。

总之，现代认同和与之相伴的道德观念产生了社会认同和社会批判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两者之间密不可分，互相均衡。

事实上，社会认同观点不只是赞美无止境的财富积累倾向，它在肯定社会效率和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肯定人的自主性对事物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不过，无论人们有何作为，社会认同观对于理解人类所处的困境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事实上人类并没有做到真正的自觉自主，也无法对万事万物实施有效的控制；相反，人类正被异化成物欲的工具。“物恋”这个词讲的就是这层意思，它与现代人拒绝接受偶像崇拜以示相对于早期人类的优越感有联系，也与现代人能够从事物的困扰、侵袭中获取自由，依照万物运行的模式塑造人类自我的理念有关联。

人们生活在一个都蕴含人之善这一认同理念的社会中，这是人类自身的本质特征；否则，人们就不可能对社会产生忠诚，就必然与社会产生隔阂。现在，人们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之善的理念以维持社会认同的意识。如果蕴含现代认同意识的社会实践向人们展示，能够通往现代认同之路但事实上并没有做到的话，正如我在最后一段所描述的那样，那么，人们对这些人之善理念的忠诚就会动摇；随之而来的是对现代认同的信仰发生动摇。人们就不得不另起灶炉，重寻新路。

在对我们的社会持肯定和否定态度的平衡力量中，肯定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之本性基础上的第一种生活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人们政治经济的、很大程度上还有市场个人主义的行为之中。如果人们认为已被无知的力量所控制，或者已堕落为商品的奴隶并成为拜物教者，那么人们将不再遵守、忠诚于这些社会行为准则，并且会自觉地远离第一种生活的模式，或者至少远离这一模式下的原则规定和行为方式。

第七节

如果前文所述事情属实，那么，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沦为周期性发生“合法化危机”的牺牲品。这个社会存在着一种会逐步摧毁自己合法化基础的致命危险倾向。表达和确立现代认同（通过其本身连续不断的警告性语言描述出来，如处于自由主义政治倾向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准则同样削弱了对这种认同或者作为认同之载体的一些社会机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参与信心。这种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自我矛盾之中，如果一个人仅仅简单地看待必然会引起财政危机的经济非理性特征，或者飞速发展的外化为社会消费的经济增长，尽管这些也许是非常严重的危险，那么，现行状态下的全社会范围的危机就得不到全面把握。当我们想要根据人之本性即善的意志来真正理解社会时，善是须以我一直称之为的现代认同为先决条件而存在并不断地向人们灌输的理念，那么，危害深重的社会危机就会出现。

但是，接下来还会遇到更进一步的问题：这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社会矛盾吗？诸如不加控制的经济增长、社会集中和社会流动过快、超越历史和现实的工具主义理性式地自我炫耀等等现象，现在都已经成为现今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效仿模式的基本特征。政治学理论至今也没有深刻地来剖析研究这一危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