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黄平：中国在21世纪上半期的国际环境与战略选择

外交不再只是外交官的事



玛雅：这种从经济到种族的多重挑战，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意味着什么？

黄平：在这四个层面的问题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怎么来处理都还是有问题的。比如中日历史上的问题怎么处理？中印边境问题怎么处理？中美、中欧在经贸能源、人权民主等方面的问题怎么处理？这些就不再是一个一个就事论事就能处理好的问题了。不是今天被发现猫狗食品有问题，我们就宣布，其实猫狗食品99%是安全的；明天又说从中国出口的饺子出了问题，我们就说其实饺子也不是我们的问题……一定意义上，今天的外交已经不再只是外交官的事，国际关系也不只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官员的事，甚至连农民都牵扯在里面。举个例子，偏远藏区的村民采集松茸出口日本，日本一方面也加入西方，不断来谴责我们不讲人权、不民主，劳工标准不合乎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工资压得太低，等等。但另一方面，藏族老百姓到高山上去采集野生松茸，结果到了日本口岸，他说你的野生松茸里有农药。如果这个理由不成立，就说你包装箱的木板有问题，有什么寄生虫的卵。通过外贸出口，运到日本口岸，他不验收，到了日本港口还要被罚款，说占了他的地方。藏族老百姓一年的非农非牧收入主要就是靠这类采集，本来附加值就极低，结果还被刁难，同时又反过来指责我们的藏区发展政策没有惠及藏族老百姓。

我们现在已到了所谓公共外交、人民外交这一步了。外交不再只是外交官的事，外贸也不只是外贸部门的事，连偏远地区的基层怎么生产，怎么包装都是事。现在开始有一点点这个意思了，就是政府为主，学者敲个边鼓，偶尔媒体去说一下，但是基本上是在一个老套套里，就事论事，缺乏对整个大的时代的把握。我觉得，这需要全方位的调整，包括中国的各种声音怎么能发出来的问题。有一些中国做得很好的事，但如果每次都是外交部发言人、政府新闻发言人来发布，就经常说的别人听不懂，听懂了也不信。就连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这些事件，我们就没有来自民间的人到世界上去说，让人家明白，结果由美国的某个作家或者记者说了，人家才意识到，二战还有那么残酷的一面没有被认真梳理过。我们自己做的，包括卢沟桥展览馆那些内容，人家要么不看，要么看了不信，总认为那是官方宣传。这次拉萨等地的事件也有这个问题，外面为什么一边倒，出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偏见，也有我们如何说如何做的问题，否则就是有理也被当成了无理。

玛雅：研究领域呢，我们的国际研究是否跟得上新的世界发展？

黄平：我们现在的国际关系，从研究到实践有几缺。一个是缺少自己的大视野，因此就事论事，捆在传统的框子里，要么是处理双边的传统外交关系，从主权领土到政治纠纷，要么是处理眼前的事——今天哪个政府、哪个总统提了个什么，咱们怎么来应对，大量地停留在描述、追踪、就事论事层面，缺乏一个长期、纵深、从历史到理论、从思想层面到制度层面，以及部门之间配合协作的战略。结果呢，好像学者们在国际关系上的事很多、很忙、很热闹——因为国际上的事情是层出不穷的；但是实质性的研究，为我们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和平发展有所贡献的成果（更不用说能传之后世的佳作或“精品”）并不多。所以，要站在新的高度，思考如何从后冷战走向下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叫什么？未必就一定要叫全球化，比如说也可以是一个区域化的过程。欧盟现在已经是一种区域化组织形式，其他区域也在开始形成不同类型的区域化组织，比如北美自由经济贸易区、东盟＋3，等等。从后冷战走向一个新的时代，这个理念使得整个国际关系从研究到实践，会有一个新的格局，而且这个格局会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处理国内发生的许多事。

再一个是缺少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国际关系的人，在开始国际研究以前，至少他在本科和硕士学习时，应该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政治学或其他什么学的学科，这样他研究的时候有一种方法切入——从问题的提出到解决问题的路径。我觉得，现在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可能，就是不再是传统外交的这个政策、那个政策来回应，而是把比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理论和方法运用到研究中来。不管我这次是研究朝核问题，下次是研究伊朗问题，再一次是研究中日关系或中美经贸分歧，它背后其实都有一个深厚的、从理论到方法再到学术传统的脉络。这样我说出来的东西，不但在狭义的小圈子里研究朝核问题的人能互相交流，对于搞经济的甚至是政策一线搞经贸的人，也是有参考意义的，对于学术的传承和思想的丰富，也是有价值的。

由于这些缺失，我们研究的问题有时甚至是被媒体牵着鼻子走的。可能真正重要的问题没有成为问题，而是因为媒体讲禽流感严重，我们就研究禽流感；媒体讲食品安全问题，我们就研究食品安全；媒体讲朝核危机，我们就研究朝核危机。而我们的媒体又是跟着世界大的媒体特别是英语媒体走的，尤其是美国媒体。某个问题可能对美国是大事，或者对美国的媒体是个大新闻；但对美国媒体重要的问题，未必对美国的学界、政界、商界是真正重要的问题；即使对美国学界、政界、商界是重要的问题，未必对中国学界、政界、商界也是那么重要的问题，或者未必对我们当下是那么重要的问题。而我们常常被牵着走，并且还没有自觉到被别人牵着走。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已经有学界的声音进入外交决策人和外交官当中，这是大好事，但我们学者实际上也是一孔之见。我们那一孔之见可以很深刻，但是总是站在一个角度看问题。如果学者被媒体牵着走，外交官被学者牵着走，那就未必是好事了。我们有些学者，因为有教授的头衔，就经常被媒体请去就国际问题说说自己的看法。政治家和外交官在第一线要处理大量的日常事务，应对眼前发生的事，并没有时间真正从历史和理论的结合上去思考。如果他们以为我们是教授，我们的观点就一定有深厚的学理支撑，那未必每次都是准确的。所以，作为一个研究者，不仅做人要低调，谦虚谨慎，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而且确实要知道我们的边界何在，“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中国需要伟大的思想

玛雅：刚才你谈到，中国要想不被当作“异类”，就要使自己的走法被别人承认，那么就要有一套理念、一种模式，使自己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这个想法怎么能实现，你有比较具体的思考吗？

黄平：当然不只是伟大的思想就够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如果没有实践操作好，结果也可能很糟糕。但是，首先要有伟大的思想。我觉得，中国现在需要思想，特别是伟大的思想。学人智者不是没有思想，但是如果只是沉湎于书斋，那就变成了孤芳自赏，这样的思想最多是藏之深山、传之后世的学说，而不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思想。现在需要的是与这个时代的需求紧密相关的伟大思想，使人们（不只是决策者）在制定战略、规划步骤时也能感受到它们的启迪或警醒作用。说实在的，思想的匮乏与我们的体积、规模、速度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不相称的——这么伟大的社会变迁，这么深刻、快速、涉及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的全方位变化，特别需要伟大的思想能够既让自己心知肚明，也让别人即使不同意至少也能倾听和理解，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但另一方面，我们确实有孔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管子、韩非子，一直下来，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再到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智慧和理论，都是伟大的思想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些伟大的思想，以及大量而丰富的精神遗产，有没有被及时地梳理，并被转化为当代人的灵魂和智慧？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有些老农民即使不识字，也可能会用《三国》、《水浒》，甚至《汉书》、《史记》的道理去支配自己的日常行为和处理人际关系。也有很多政府官员，虽然不读二十四史和《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但还是按照那里面的思想和智慧在处理天天碰到的问题。但是这种自然自发的运用和自觉自主的认识，是有区别的。虽然我们骨子里有一个脉络，但是把历朝历代形成的思想和智慧变成自觉自主的精神、智慧、道德、气质和战略，在这方面我们现在显然和我们的大国地位不相称。所以才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很多的暴发户，穿着很华丽，脑袋里基本还是一包草。而且不只个别地区，包括一些很发达的地区，也有这个现象。甚至有时候正相反，越发达的地区精神的东西显得越缺失。你到一些比较贫困的省份，欠发达的地区，物质条件很差，却还能发现一些智者，找到很严肃的思考。

玛雅：这就是说，思想的空缺不能靠物质财富来填补。

黄平：这是一个落差，也是一个盲点。有相当多的人认为，随着物质生产的丰富，精神就会自然起来，其实古往今来，并没有这么个“定理”，说经济发达了就一定有思想的繁荣。经济只是基础，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更不是充分必要条件。这种不相称也不只是时间的过渡，不是过一个阶段必然就好了。这个精神的复兴（叫作文明的复兴、文化的再生，都没有关系）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是说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明天人均5000美元了它就自然会有了。有很多曾经辉煌的文明后来都完蛋了，就在于它思想的、灵魂的东西丧失了。它的感召力、说服力、对周边的影响力、对自己后人的影响力没有了，物质的东西再发达也没有用。再繁荣的物质文明失去了灵魂，都会面临死亡。

反过来说，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出现过，在兵荒马乱的艰难时世中，有很多伟大的思想诞生了。那么当物质生活有所改善时，怎么把那些艰难时世中的伟大思想积极而自觉地接过来并发扬广大，这是个挑战。相比而言，这一点欧洲做得比较好，没有简单地变成一个暴发户，把伟大的精神资源给丢掉。我们有过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包括一个任人宰割的年代，那个时代也产生过很多了不起的思想。怎么把那个时代产生的伟大思想，把60年来的革命建设和30年来改革发展中积累起来的伟大思想，以及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智慧，重新整合，让它们再生，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玛雅：这是社会精英的问题。

黄平：在思想层面，主要是精英的问题。就此而论，也可以说我们的精英离时代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在从文化到不是宗教的宗教的层面，就不只涉及精英，即使是普通人也不能只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只是吃饭挣钱、挣钱吃饭，也有一个怎样处理好诚意正心格物致知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问题，怎样在由己及人的社会关系网络里像人一样理直气壮地生活。任何一个人，都是生物机体，都会今天精神一点，明天疲惫一点，后天有点感冒，经济生活、物质生活也是一样，一定是有起有伏，有涨有落，比如今年猪肉涨价，明年干旱歉收，后年又有什么不测，甚至诸如冰雪和地震这样的大灾大难，那么在这种变化中人们怎么来应对？这里也有一个民族的心态，或者民众的心态、文化素质问题。以前我们老提到丘吉尔讲的一个例子，当英国因为战争时期供应短缺，人们排队买面包都买不到，头上还有飞机轰炸，而且今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轰炸到自己的时候，人们照样去看莎士比亚的话剧。这样的一个民族，它的老百姓是不会被炸跨的，是不会散架的。所以说，精神的东西不是自然就能振兴的，不是盖了多少高楼，有多少外在的硬件，城市有多大改观，就能够自发起来的。

玛雅：在制度层面呢？也就是说不仅要有一个理念，而且要有一种治理模式。

黄平：这就是制度和社会政策的配套问题。我们现在的制度建设有几个问题：一个是在人的思想和行为状态还不具备相应条件的时候，大量的制度形同虚设。很多制度在它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环境中可能非常有效，但是简单照搬过来就未必有用，所以我们说要有一套适合自己历史与现实、经济与文化状况的政治制度。现在的制度和法律的推进其实是挺快的，有的还不只是“接轨”，简直已经是超前了。每年大量的法律通过了，似乎就摆在那里了，似乎谁也不清楚，似乎谁也不在乎。从理念到制度中间有一个过渡，制度本身确实需要和社会实际契合，才能真正变成一种制度，否则就只是一个通过了的、摆在那里的决议而已。

再一个问题是大量的制度之间不配套。可能一个部门制定的某个制度，在当时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的，针对性很强，但它与其他各项制度之间是不配套的。这当然有一个时间问题，制度是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形成的，经过磨合和完善，最后与其他制度配套。这个不只是政府管理理念的转变，确实需要大量制度意义上、社会意义上的“工程师”和“熟练工”，否则就只是停留在一些最高层面，比如人大立法层面，或者政府政策层面。现在缺乏的，就是实际意义上的操作者、一流的“熟练工 ”。

理论思想越辩越明

玛雅：回到思想层面。前面你说，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伟大的思想，要有自己的一套理念。这种思想缺失，我想与我们在理论上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有很大关系。华东理工大学的曹锦清教授说，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理论话语都是来自西方的“译语”，因为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也就没有自己的理论创新能力。

黄平：我们不是没有思想，而是自己的话语没有占到应有的位置，部分人因此也就放弃了追求自己的话语乃至话语体系的努力。结果就只是拿别人的，美其名曰“拿来主义 ”，实际上很多时候无非是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永远在后面模仿人家，用人家的理论在剪裁我们的实践，然后不断自我否定，或者用别人的理论来解释、辩解甚至求饶。

在某些领域我们放弃对话语的追求，是因为有一个所谓的预设——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到时候就自然会有思想的。但那是一个经不起检验的假设，并不是随着经济发展，自然就会有精神、理论、文化。这个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过去曾经有一套解释，后来随着实践检验真理的讨论，发现过去的那套解释没走通。从无产阶级革命到三个世界的理论，包括冷战时期和苏联的争论，我们过去是有一套关于世界、关于中国、关于我们自己历史的解释的。后来在几个最基本的领域我们基本上发现那一套不行了，因此也不说了。

政治家可以不争论，埋头做实事，尤其省长、市长、县长，要抓实事。但是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大的发展格局，在理论思想上不可以没有自己的东西，包括国际关系，即使是借鉴别人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借鉴。

玛雅：在理论思想领域，真理越辩越明。

黄平：短期里，1978年一直到1988年，十年摸索，走一步看一步，那都可以，也只能如此。但是我们自己的理论，得有很实在的内容——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科学发展观，得有很系统的关于整个历史的一套叙述。

我觉得，毛泽东的叙述，并不是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比如说，马克思的基本学说是阶级学说，毛泽东是关于人民的学说，他是讲人民革命。而且这个人民的主体是农民，这和马克思讲的很不一样，以至于共产国际长期不承认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实践。我们后来无形中也拿回来一个叙述，那就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这其实又是一种叙述，只不过比较简单化，只要用市场化，甚至私有化的办法来发展，最后所有的问题，从民主到法治，到社会公正，到福利保障，都能自然解决。欧美理论思想界形形色色，但一般也没有这么简单地看待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物质生产和民主法制关系的。

我觉得，即使是与时俱进，也要在原有的叙述的基础上前进，包括它不成功在哪，问题出在哪， 而不是简单地放置一边、置之不理。比如，今天去看中苏论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和谁当国际共运老大的问题，当时中国对苏联的批评、对苏共的批评，有很多东西对认识国际形势的走势和下一步的发展是有意义的。包括1970年代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叙述——虽然世界大战还可能，但是世界的主要趋势是和平。毛泽东没有用“和平”这个字眼，他说的是，无非是两种可能，或者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趋势是革命。他实际上就是说，现在是革命制止战争，不会发生大的战争。这样才有他的整个战略调整，进入联合国，和西方及日本等打开关系，在国内讲要安定团结，并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这些具体政策的背后是有一套对世界的基本叙述的。

我觉得，这个放置一边是无意的或者被迫的，既和我们自己前30年的实践在国内产生的后果（特别是“文革”的后果）有关，也和冷战结束后我们要不要当头、要不要扛大旗有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个正确的战略决策，并不是西方有人说的那样我们是在耍诡计。但是由于我们把自己过去的叙述放置一边，这就使得比如说一些非常庸俗的“回忆”大行其道，甚至编造出很多野史。而正统的叙述，即使不同意那些“回忆”，无非也就是毛泽东这个人如何智慧、如何会写诗、书法如何好，朱德如何谦和，周恩来能力如何强，刘少奇如何勤奋，而看不到他们关于最基本的近代历史的逻辑叙述。这样来处理整个近现代史，时间长了是不行的。看看西方的叙述，比如美国，从华盛顿、林肯到罗斯福一直下来，好像每一位总统都特别的伟大光荣正确，在个人品质上也不断美化他们；但美国的叙述有一个基本的“话语建构”，从美国建国就是追求自由，到美国是山颠之城、上帝的宠儿，到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到美国因此有责任义务去维护世界和平。美国即使搞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也是有一套叙述的——哪怕其不得人心。我们需要自己的关于历史、关于世界、关于未来的叙述，而且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让别人即使不同意也会尊敬和倾听的叙述。



文化自觉与“中国模式”文化建构



玛雅：所以美国才能争得话语权，占据意识形态制高点，而我们在这方面似乎非常被动，非常无力。

黄平：现在我们的文化部门也在走出去，但主要是办点孔子学院，再搞几场演出，在国外大街上去扭个秧歌、走个高跷、耍个龙、舞个狮子。我们需要一个全方位的总体部署，权衡利弊、长短，才能适应现在的总体外交战略要求。包括制度、政策，如果不配套，结果明明是有主动的一面就是发挥不出来，一直在穷于应付，介绍、辩解，甚至求饶，人家还不买账。有些方面我们其实做得挺好的，但就是缺乏那个“合法性”，自己讲也理不直、气不壮，别人听起来也不合情、不合理。

玛雅：其实一辩解就等于甘拜下风，等于承认他的价值体系。

黄平：没错，一上来就已经输了，整个纳入别人的价值体系里，然后我们是边缘的、被动的。剩下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怎么划清和那些所谓“流氓国家”的界线，证明自己是负责任的。经常还不得不到处去解释，我们不是新殖民主义，不威胁谁……苦口婆心，人家居然还半信半疑。

玛雅：委曲求全说明没有文化自信。

黄平：文化自主性，或者叫文化自觉。缺乏文化自觉，就不去想在文化上怎么构成一支，想的无非就是怎么纳入别人的那套叙述里，快点还是慢点。其实，第一，不可能谁都能被纳入，游戏规则是不能适应所有人的。西方的发展道路，把那四个因素都加进来——经济上对市场的垄断、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文化上的基督教，还有种族，这个是不能普世的。包括人权，也不总是普世性的，要是给世界所有人同样的权利，这个世界就不再是白人的俱乐部了，不再是只由7国集团或8国集团去决定世界上的大事。人权理论如果讲到底，不就是意味着让全世界、让所有人同等地享受大自然和资源、市场及福利、保障吗？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来讲，这可能吗？

加拿大前一阵指责我们没有人权，我们13亿人和加拿大那点人来share（共享）加拿大和中国的一片蓝天，他们会同意吗？经济上和自然资源上那种垄断、优越的地位，怎么能与别人分享？这次拉萨等地的事件也是，西方一些人为什么只是要汉族人给藏族人“同等权益”， 而不考虑西方如何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其他人平等“分享”，这是不是双重标准？

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搞不好确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真正要把它说透说穿，那有些人权理论说到底是没有办法服人的。何况它们原来的发展道路还不只是建立在人权理论上，很多时候也是建立在掠夺、殖民、侵略上，至少是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上。



玛雅：中国文化有它的独到之处和优越之处，这也是现在一些学者试图梳理和证明“中国模式”的一个原因。你认为，建立中国的话语体系主要是学界的事，还是官方的事？应该由民间来启动，还是由官方去推进？

黄平：主要是理论界，包括广义的思想界、文化界，甚至艺术界、媒体，不应该只是政府的事。

我觉得，社会应该形成一种氛围，有人专门致力于精神生产，而不是个个都去搞钱。现在教育也产业化，教授也去搞钱搞项目，长此以往是不行的。别说是一个大国，小国也得有精神生产和文化建设。这个精神生产和文化建设可不只是吹拉弹唱，去金色大厅唱一场，去香榭丽舍大街走一遭，舞个狮子什么的，而确实是在最高的思想层面，我们得有自己的理论来把历史、现状，并把未来讲清楚。中国的历史虽然有曲折和变化，但是并没有中断，因此我们有这个能力和责任对整个人类发展和未来提供一个叙述。这确实不应该只是政府的事，当然也未必就是中国社科院或者北京大学的事，有可能是在偏远的西南联大，在湖南或贵州山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院，例如当年的长沙师范。但必须要有这个东西，13亿人中得有这个空间，让一些人去从事孔子、董仲舒、王阳明做的事，而不是全民都去搞钱。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在制度框架下要提供这个空间，让一些人去不计名利，不慌不忙地搞理论，不急于应付什么验收，提交什么成果，去评什么奖。可能养一万个人才能出来一个思想家，甚至多少代人才出两三个，但全世界几千年就是这样一个几率，不可能像种庄稼一样，一粒种子下去就结果，精神生成没有这样的。但是你不能没有这个，在制度设计上必须要有，国家失去半壁河山还得开辟一个像西南联大这样的地方，延安窑洞里也还有鲁迅艺术学院和马列学院呢。

玛雅：但是客观上，我们现在从官方到民间，有没有能力承担这样一种的文化建构，对整个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个叙述？

黄平：如果不可能个个政治家、企业家都是思想家，就得有一个理论让他们觉得这是我们的精神，就像以前的儒家思想，还有毛泽东思想。现在也不是完全没有，我们还是有强大的动员力、召唤力的，党内的知识分子还是很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包括现在的科学发展观，还是有很强的解释力和合法性的。但是由于内外越来越模糊，你能说服党内干部的东西，未必能说服所谓边缘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你能说服中国人的，未必能说服西方，包括非洲兄弟。这个不是外语好准确地翻译过去就行，我们现在的英语可能很地道、很漂亮，但是外国人就是听不进去。西方某些人是有偏见听不进去，因为从经济到种族那四个原因，可现在连非洲国家的一些人也不像当年那么听得进去。那么就得有一些新的说法和真正站得住脚的理论，至少我们在非洲做的那些事，投资也好，援助也好，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正大光明、理直气壮，另一方面也得让当地人能够接受。

我们现在的落差很大，包括人才落差。有些问题早就看到了，不但中央看到了，做具体工作的官员看到了，学者知识分子也看到了，有的老百姓也看到了。但是一做起来就发现人到用时方恨少，看到问题了，却没有足够的人才去处理问题。这样说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客气，拿我自己有限的经历来说，我1980—1990年代在一些场合，把政府的语言、学界领导的语言忠实地翻译过去，人家还是听不懂，更别说接受，有时候还搞得很尴尬。所以，关键还不是外语技巧，而是要有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和训练，对历史不是完全陌生，理论上要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和方法，特别是还要有一些自己的思想，而不是简单地重复新闻发言人说过的话。至少应该做到别人即使不同意，也可以甚至愿意倾听，愿意与我们讨论。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要有所谓的文化自主性，就是文化自觉，有了这个以后具体用什么语言，其实应该是允许很个性化的。我们现在是非常标准化的语言，有的显得很生硬、呆板、枯燥，用再好的英语翻译过去别人也不懂，有时候好事都被说拧了。而所谓的“自由派”经常无非就是完全顺着西方的东西去说，甚至是顺着西方最差的东西去说。

还有就是国外非政府组织的声音越来越大，而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呢，声音太小了，经常是没有声音。如果每次都是外交官去说，新闻发言人去说，人家听起来接受的程度就要打折扣。如果是民间去说，比如学者去说，艺术家个人去说，哪怕他是用很独特的语言说，用自己的语言说，效果也会很不一样。我们在这方面社会力量太弱，几十年都是政府包办，政府代言，包办下来的结果就是社会本身的声音听不到，总由政府出面说反而没有得到好的效果。



文化合法性与民心向背



玛雅：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使得我们的言论空间狭小，民间的声音出不来，另一方面，也造成民间没有战略思维意识，以为国家发展战略、政策制定是政治家的专利，和老百姓没关系。

黄平：而且知识分子越来越变成政府的异言人，不能说是反对派，也跟政府不一条心。剩下的就是挑挑毛病，发发牢骚，抱怨自己的待遇，再也不是时代精神的象征了。

玛雅：媒体也是，你限制我说话，我就敲边鼓，得着机会就让你难看。甚至因为对官方不满，即使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事，但不符合他个人的政治诉求，他也要骂。在这方面，我们的媒体比美国媒体差得太多了。美国媒体对国家利益的认同度非常高，捍卫国家利益的自觉性也非常高，他们对政府的批评，一般情况下不会伤及国家的根本利益。

黄平：如果只是发发牢骚也没有什么，有的知识分子为了点蝇头小利而去迎合西方的偏见或利益，这就很糟糕。我们30年下来虽然物质条件大大改善了，但政府给的直接利益（名义工资等）毕竟有限，西方一个什么基金会给点经费，一些人就故意顺着人家去说，甚至故意讨好。在这个意义上，其实已经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丧失了作为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是非和责任。这个甚至比那种虔诚的、发自内心坚信中国应该全盘西化的还恶劣得多。谁给钱就给谁干，没有自己的立场和追求， 那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玛雅：这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腐败问题。

黄平：我们的传统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治理国家用王道。苏美冷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较量，最后苏东垮台，也不只是经济和军备竞赛，还包括文化上的合法性的丧失。前苏联社会以及东欧社会内部的知识分子，早就认同了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另一套价值。

文化合法性，最关键的是自己要有一整套言说或话语，能够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首先使自己确信这个东西是正当合理的，其次要使大量中间状态的传统知识分子 ——艺术家、诗人、作曲家、学者，也认同这个东西。这个问题葛兰西讲得最清楚。葛兰西创造了一个说法——“文化领导权”，有的把它译作文化霸权，是不准确的。葛兰西说的恰恰不是霸道，而是王道，是指从社会精英到人民大众自觉自愿地遵从，而不只是统治集团及其有机知识分子自说自话。葛兰西讲的这个问题，也是现在说的很多的话语权，在这方面，我们曾经是做得很好的，那就是统一战线。最后把民心整个争取过来了。

玛雅：民意调查显示，老百姓对政府的认知度很高，包括美国一些严谨的调查都是这个结论。

黄平：确实相当高。包括基层，几亿农民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认同程度非常高。我过去到贫困地区做调查比较多，包括少数民族地区，那里的老百姓对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没有什么动摇。我们确实有做得很好的方面，不只是在经济领域，包括社会领域、文化领域。1949年以后整个这60年，有些是做得很好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很强大，几千年的正统性，后来革命的正统性，都没有被彻底否定。虽然老百姓有追名逐利的，有的知识分子变得离心离德，还有很多贪官败坏共产党的形象、国家的声誉，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正统性没有彻底地甩掉。

说到话语权，我觉得对中国来说，现在的头等大事仍然是把国内的事情处理好，把国内的关系调整顺，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于环境、生态问题解决好，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全民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仍然是头等大事。把这些做好了、做到位了，就取得了国内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与响应，首先取得了内部的话语权或文化领导权。当然从客观上说，由于现在内外不分，内有外，外有内，双边多边，传统领域到非传统领域，就使得即使为了把国内的事处理好，也要有一个新的、全方位的战略规划和步骤。但现在真正需要的是重新打点自己，收拾内部，形成一个新的格局，从理念和思想，到体制和政策，再到行动和实践，以适应和迎头赶上新的世界、新的挑战。


（原载《天涯》2008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