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益诚／译
前 言
我们居住在都市世界中。地球上超过一半的人口现在住在都市地区。由联合国提供的，必须认真对待的预测指出，未来30年中，这个比例将达到三分之二。以数量而言，城市化的大部分将在中国和印度发生。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几乎所有的经济成长、创新能力、文化发展、媒体传播与政治权力却都在都市地区，特别是在最大的都市地区。在以后20年内，中国的都市人口数量将至少增加一倍。巨大的城乡移民过程会在中国发生，有些移往中小城市，但是大部分移往大都市地区。这个转化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物质结构。西方社会传统的城市化模型，在规模与形貌上都与这个加速的城市化过程不够吻合。譬如在台湾，一个都市连绵体，由台北到高雄，沿着西海岸联系起城市、城郊与城镇。个体城市并未消失，但是作为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region）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功能与特性都被重新界定了。同样的发展发生在华南，譬如在香港与广州之间，通过深圳和珠江三角洲，联系起珠海与澳门，正在形成巨型大都市区（mega-metropolitan region）。新的交通运输与通信系统使这些大都市区域在广阔的领土内部联系起来，与此同时联结起世界上其他相似的区域：全球化地理学由余留下的农村区城所依赖的大都市区之间联结的网络所构成。在这个新空间结构下，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权力关系与文化体系都被重新界定。以芝加哥学派的功能主义范畴为基础的旧都市社会学，不能提供这种分析所需的适当概念。1970年代由我协助在法国发展的“新都市社会学”，过于直接地联系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城市化经验，并且太依赖马克思主义的架构，而不能吻合我们都市全球变动的现实。这就是为何我们需要新的理论角度永远基于实证研究，而其研究者遥及世界，特别是中国的研究者，能够了解正在塑造中国、亚洲以及最终全世界未来的社会空间转化（socio-spatial transfoima-tion）的新过程。我希望后文所阐述的21世纪新都市社会学的趋势，在亚洲空间与社会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夏铸九教授的帮助下，对当前都市景观转化基础上的都市更新理论的工作，能有助于新一代中国研究者的发展。
回顾性展翅
1968年，作者发表了第一篇学术文章“真的有都市社会学吗？”（Castells，1968）。32年后，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对于城市社会研究的亲身参与经历，我的答案是：曾经有，不过现在没有了。假如幸运的话，都市社会学会在21世纪复活，发展出一些新的概念、新的研究方法以及新的主题，因为它对于我们理解生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必要——大多数的人都必须在某种都市地区居住和生活。
都市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创立学科之一。它起源于工业化带来的快速城市化所衍生的各种间题，打破了数千年来人类乡村生活方式的特点。都市社会学围绕着一个中心课题建立，即发生在一个新的，由乡村移民组成的都市社会的社会整合（socialintegration)，在这个都市社会里传统社会整合制度已经因为都市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社会流动以及社会冲突而土崩瓦解。因为美国的大都市区是增长、移民、变迁的缩影，因此它们提供了一个社会实验室，社会学家们可以在这里研究大量的移民整合进入都市社会的各种状况，他们是从乡村和海外聚集到这个新巴比伦（繁华与罪恶之都）的。芝加哥正是这个社会斗争的中心（“五一”就是为了纪念那些在罢工中殉难的芝加哥工人），是布莱希特的戏剧上演的中心（“屠宰场的圣詹尼”），也是当时一些最具创新能力的社会学家活动的中心（Park等，1925 ; Zorbaugh ,1929；Wirth 1938）。他们创立起芝加哥学派的都市社会学，为都市社会学形成一种学术性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芝加哥学派对于都市文化（urban culture）的观点有着意识形态的偏差——它将都市文化视为一种统一的文化，无视都市居民的阶级、性别和族群差异。然而，通过强调极端分化的地方社会中社会整合的矛盾与状况，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们处理了当时美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如何在由完全不同的社区和竞争求存的个人聚合的情形下打造社会。与此同时，欧洲城市的问题虽没有这么极端，但由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都市问题缺乏兴趣，致使都市矛盾被简化到更广义的阶级冲突的次级层面，因而重建农民和移民在都市—工业化背景下的社会互动模式的问题一样地尖锐。
在社会整合研究之外，都市社会学还聚焦于空间模式的研究，这一研究由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中的另一分支正式确立，在逐步成为大家熟知的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的发展过程中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紧密相连（Hawley，1956；Schnore，1965）。因此，在竞争与社会选择的概念下对人类聚落形态与进程的研究，以及对文化整合的社会条件分析，在20世纪前半叶成为都市社会学回应工业化以及城市化所滋生各种历史问题的基本主题，然而他们的研究却充满意识形态的偏差。暂且不管我与芝加哥学派在理论和政治上的分歧，都市社会学毕竟在芝加哥学派的影响下开花结，因为作为早期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们已经尽可能严格而富有想象力地处理他们当时所面对的重要问题——一个新社会的形成，特别是位于大都市中心地区的。基于这个学术传统的力量，他们的主旨、方法以及理论架构，比起相关学科的寿命要长得多——可是历史有其自身的惊奇，我在后面会仔细说明。
在1960和1970年代，普遍的社会问题以及特殊的都市议题，已经与芝加哥学派那时所要处理的问题很不一样了。社会／文化的整合不再那么重要。关于都市—工业社会的控制与取向的斗争变成都市问题中最重要的课题。此外，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对发展与工业化的概念提出挑战，也需要关于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新形式以及经济发展的新经验；性别问题也开始变得重要。遍及多重文化世界的都市经验的多样性最终为社会科学所承认，也使得西方化的现代种族理论失去成效。而通过社会服务和生活福利设施的控制等手段，国家广泛地干预人民生活，也成为日常生活及都市过程组织中的重要元素。每件事都在剧烈地争夺、论辩、相互斗争，并且在不同的社会团体间就互相冲突的利益和选择性计划（alter-native projects）进行协商，彻底扬弃了在一个共享的文化底下得到整合的概念。结果，根据这种新的社会现实产生了新的都市社会学。这种新的都市社会学在欧洲、美国有不同的走向。在美国，多元论的政治科学观点把政治冲突和协议（bargaining）摆在都市社会分析的中心（Banfield和Wilson, 1963 ; Mollenkopf,1983）。虽然我不同意它把社会行动者和利益团体置于他们的阶级利益以及文化架构的局限之外进行讨论，但在哲学上扎根于自由主义传统的都市政治科学方法，表现出与社会整合的决裂，把冲突与协商(negotiation)置于都市社会科学的中心位置。然而，出于历史学家在将来的某一天会发现的原因，1970年代在所谓的“新都市社会学”推进下都市社会学强劲复苏。新都市社会学起源于法国，主要围绕着在学术上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的著作展开：一个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68），另一个则是我本人。新都市社会学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学派，而是由四个主题所建构起来的，两个主题由第一位理论家引入，另两个主题则由第二位担纲。前两个主题，后来由大卫·哈维（DavidHarvey）及爱德华·索雅（Edward Soja）继续探究，主要是关于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和对城市的权利（the right to the city）。空间被视为是一个生产的过程（例如资本主义生产），产出的成果最终将人们的生活架构在空间上受到束缚的模式里。其必然的结果是，当资本认为让人们留在城市中无利可图或没有用时，但同时也因为还需要都市工人而无法把他们再塞回乡村时，一个新的，中介的空间就被打造出来：城郊（suburb）——在欧洲的状况是城郊的大量出现与工人阶级有关；美国的情形则是与核心家庭以及中产阶级有关，但两者都是反都市的（an-ti-urban）。所以，当人们被逐出乡村后，再次遭到驱逐或者是被诱使迁出他们在城市中曾经居住的地方。现在他们失去了对城市的权利。
新都市社会学中另外两个批判性的主题是集体消费（collective consumption）和都市社会运动（urbansocibl movements）。城市被视为是一个组织起来提供每日生活所需各种服务的系统，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国家的指导／控制。住宅、交通运输、学校、健康照顾、社会服务、文化设施以及舒适的城市环境，这些都是每日生活和经济领域中不可或缺的成分，而且不可能不通过一些国家干预进行生产或交付（好比欧洲的公共住宅以及公共交通，美国的联邦储备住宅抵押以及受到资助的公路系统）。集体消费（也就是国家中介的消费过程）既成为都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根本，同时也成为人民与国家的主要关系。城市被重新界定为在资本积累与社会分配之间、国家控制与人民自主性之间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围绕着这些问题，新都市社会运动——关注社区生活的控制和集体消费的需求——作为一种面对社会冲突和政治权力的新行动者（new actors）而出现。因而，都市社会学从研究社会整合的学科转向对后工业主义新社会冲突的研究。
但紧接着，就在20世纪的最后这几年，竟然是一片死寂。都市社会学倒退回幽暗的角落，尽管学术工作者依旧按部就班地进行研究，学术期刊也依旧出版数以千计的论文，试图再阐述、再研究、再精练1920-1930年代和1960--1970年代这两波都市社会学的浪潮所带起的议题，主旨以及概念。然而，大体上来说，都市社会学已经无法把城市、空间以及社会中大部分的议题连结起来。在面对信息时代初期新的都市背景时，“新都市社会学”已经显得过时，就像芝加哥学派在面对成熟工业社会时遭到扬弃一般。学生与研究者在面对都市社会学时缺乏新鲜刺激的感觉，正反映了这门学问在面对现实世界正在发生的挑战时灵感的枯竭。
为了了解都市社会学在世纪交替的过程中所面对的危机，获得其在知识上重建的方法，我们必须在崭新的历史时期里——我称之为信息时代（Informa-tion Age）——重新描写城市转化和都市问题。这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道路，但我将在本书的第九章——“信息时代的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in the Information Age）——中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所以，在这里我只指出世纪交替之际都市转化（ur-ban transformation）的主要趋势，并将这些趋势和21世纪都市社会学所要解答的理论挑战联系起来。
一个新的都市世界
空间转化（spatial transformation）必须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转化的背景下来理解：空间不是反映（re-fleet)社会，空间是表达(express）社会，它是社会的基本维度之一，无法从社会组织及社会变迁的整体过程中被分离出来。因此，新都市世界产生于我曾经分析过的新社会也就是网络社会的出现，网络社会是信息时代的特色，而新都市世界是在信息—技术革命、社会经济重构，以及文化社会运动交互作用下产生的结果。伴随着宏观结构的变迁，空间模式及都市进程的主要发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由于商业化农业（commercial agriculture）在很大的程度上实现自动化，全球化经济整合了遍及全世界的生产网络，世界大部分的人口都已经居住在都市里，这使得下面的情形变得越来越成为可能：到本世纪中叶会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人口聚集到城市化的世界中。
●这个城市化的过程以一种新的方式不均衡地集中在若干大都市区：它们星罗棋布地在地表疆域上扩张，围绕着一个多中心的结构进行功能整合和社会分化。
●先进的电子通讯设备（如互联网），以及快速、电脑化的传输系统使得空间集聚与分散可以同时进行，导致一个由网络和都市节点组成的新地理学的诞生，这个新地理学遍布世界，遍布国家，位于都市区之间，也处于都市区内部。
●社会关系同时具有个体化（individuation）与社区共同化（communalism）的特征，这甲个过程同时采用了空间模式和在线通讯（on-line communication）模式。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ies）与实质存在社区(physical communities）因密切互动而发展，这两者的聚合过程受到快速增长的个体化工作、社会关系以及居住习性的挑战。
●父权家庭（patriarchal family）的危机，根据不同的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有不同的表现，它把社会交往（sociability）从家庭转移到以个体为单位的网络上（常常是妇女和她们的孩子，但也可能是个体的、同居的伙伴＜individualized co-habiting partner-ships＞），而这种转变对家庭、邻里、公共空间以及交通系统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 网络企业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新形式出现，伴随着高度分散化却又是统筹化的工作和管理形式，慢慢模糊了劳动空间与居住空间在功能上的区分。工业手工艺时代早期的那种工作—生活混杂的特色现在好像又出现了，进而占据了过去的工业区，并且把这些空间转化成信息生产空间。这种现象不只是在纽约的硅谷或旧金山的多媒体峡谷（MultimediaGulch）才有，伦敦、巴塞罗那、东京、台北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其他许多城市也是如此。在解释都市空间新动力这，点上，生产用途的转型比居住形态的延续更为重要。
●全世界的都市地区，尤其是在发达国家，逐渐变得族群和文化多元化，这是芝加哥学派的老主题，对于极端多样差异的种族组成更需要详加考察。
●全球犯罪经济牢牢根植于都市脉络之中，为犯罪文化提供就业，收人乃至社会组织，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低收人社区甚至城市大部分地区的生活。这造成了暴力以及都市暴力中广泛传播的偏执狂大幅增加，也导致了防御式住宅模式的必然产生。
●个体之间和文化之间的沟通模式被摧毁，防御性空间的出现，导致严酷的隔离地区出现：有钱人门禁森严的社区与穷人的势力地盘。
● 在反对城郊蔓延以及住宅模式个人化的行动中，都市中心和公共空间成为地方生活的关键展示，可以衡量一个特定城市的活力。然而，商业压力以及一些模仿都市生活的努力却常常把公共空间改造成了主题公园，在那里透过象征而不是经验创造都市，虚拟现实，最终注定成为投射在媒体中的真实虚拟。个体化日益高涨，都市空间变成个人占用的消费项目了。
●总之，新都市世界看来似乎被双重运动所支配：既被纳入跨界网络，又被地方（places）的空间分隔所排除。人和地方的价值越高，他们与互动式网络的联系就越密切；价值要是越低，联系就越差。达到极致时，对新网络地理学而言，某些地方像是萧条的乡村或是都市的棚户区，网络常被切断或是绕道而行。
●巨型都市区（mega一川etropolitan regions）的建构，没有名义、文化和制度，削弱了政治责任、市民参与和有效管理的机制。而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时代，作为灵活的制度行动者，地方政府能同时与地方居民以及全球流动的权力和财富联系起来；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有权力，而是因为大多数的政府层级，包括民族国家在内，如果孤立运作的话，其命令与控制能力都会被削弱。因此，一种新的国家形式——网络国家（network state）出现了，它整合出一个超国家的公共机构，由民族国家、中央政府、区域政府、地方政府、甚至是非政府组织构成。地方政府变成制度性代表与管理链条中的节点(node)，它能够投入到所有的过程中，根据其在接近范围内可以代表市民的能力，被赋予更大的价值。事实上，在很多国家，许多民意调查显示，相对于其他层级的政府，人民更信任自己的地方政府。然而，大都市管治（metropolitan gov=ernance )机构却很少（即便有也是高度集权的，甚少市民参与），在人们工作与生活的实际单位（都市区）与政治代表和公共管理的机制之间，显现出愈来愈大的鸿沟。地方政府通过合作和竞争来弥补鸿沟，然而，地方政府的利益被确定为都市区之下的次等地位，这些（常常是心不甘情不愿地）促成了社会生活的空间架构进一步地片断化。
● 不论怎么来看，都市社会运动都不会消失。但是它们已经产生变种。如果用最概要的方法来说明，那就是都市社会运动沿着两条路线在发展：第一条路线是保卫地方社区，也就是肯定具有居住在特定地方的权利，并且从该地区充足的住宅和都市服务中受益；第二条路线则是环境运动，在实现更好生活品质的更广泛目标下提高城市的品质，不但要生活得更好还要生活得与众不同。通常这种更广义的环境动员会转换为保护特定社区的防卫性行动，使得这两种都市运动的趋势合流。不过，只有达到生态思想者和激进分子所说的都市生活中的文化转化（cultural transformation)，都市社会运动才能超越地方主义（localism）的限制。事实上，如果人们将仅限于自己的社区里之中，都市社会运动会促成进一步的空间片断化，并最终导致社会的崩溃。
在这些主要的都市社会变迁趋势的背景下，我们才能重新思考未来几年都市社会学的议题、主旨与前景。
全新的都市杜会学
为了从对都市趋势的观察过渡到都市社会学的新理论化过程，我们需要在更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掌握社会—空间变迁的关键因素。我认为城市在信息时代的转化，可以用三条轴线组织起来：第一条关乎功能（function），第二条是意义（meaning），第三条则是形态（form）。
从功能上说，网络社会是围绕着全球（global）与地方（local）的对立组织起来的。经济、技术、媒体与制度化的行政管理部门的支配过程都是组织在全球网络之中。但是，日常工作、私人生活、文化认同和政治参与在本质上是地方的。城市被认为能联系地方与全球，但是事实上这两种冲突的逻辑在城市中并存并且产生了问题，那就是当它们试图同时回应彼此时把城市从内部分裂开了。
就意义而论，我们社会的特性就是个体化（indi-viduation）与社区共同化（communalism）的对立发展。我认为个体化的意义围绕着个人的计划、利益以及代表性展开，也就是在生物学上定义的个性系统（或者是法国结构主义所说的个人）。至于社区共同化，我认为它的意义围绕着共享认同（a shared identity)展开，奠基在价值与信仰的系统上，其他的认同都是次要的。当然，社会也就只能以中间者的身份存在，存在于个人以及制度调和后的认同之间形成的界面，存在于“市民社会”建构的来源——市民社会，如同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所说，不是与国家对立而是与国家接合（articulation），按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说法，它形成一个共享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而我观察网络社会的形成阶段，个性（personality）与文化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渐渐出现紧张与距离。因为城市聚集了大量个体，他们不得不混居在一起，城市也是大部分社区共同体的聚居地，因此个体与公共的分裂给作为沟通和制度化工具的城市社会系统带来了异常大的压力。社会整合的问题又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议题，尽管处在新的形势下，而且与早期工业城市里的社会整合问题已经完全不同了。
这主要是因为第三个要素——对立趋势中重要的一支力量，在城市转化中发挥的作用，它与空间形态有关。这是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的张力与接合，在本书的第八章我已经谈到过。流动空间通过互动网络把不同地方的行动与人群连结起来，地方空间则把地方范围内的经验与活动组织起来，城市则同时被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这两个竞争的逻辑进行架构和解构。城市并没有在虚拟的网络中消失不见。它们只是通过电子通讯和实际互动、网络与地方之间的结合被转化。正像威廉·米歇尔（William Mitchel，1999）从都市研究的观点出发，贝利·威尔曼（BarryWellman，1998)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所论证的那样，信息化城市是围绕着双重交流系统建立起来的。我们的城市同时由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所构成。两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领会这句话，一个从都市结构的观点，另一个从都市经验的角度。从结构上来说，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这个概念从1990年左右开始流行起来。虽然许多人把这个概念与统治型都市中心联系起来，如伦敦、纽约、东京，但全球城市并不是指某个具体城市，而是能把许多城市的不同区段（segments）导进一个以电子科技串联的全球功能性的支配（domination）网络里。全球城市是一种空间的形态，而不只是为了和某些城市区分开来所设定的名称，尽管某些城市在这种全球网络上的份额比其他城市更多。就某种意义来说，所有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包括纽约与伦敦，都是地方的而不是全球的。而许多城市是地区中的一点，不论大或小，都不同程度地被包含在全球网络里面。这种把全球城市当成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空间形态的说法，事实上更符合萨森（Saskia Sassen）最初的分析，而不是城市营销机构的通常的看法。因此，从结构的观点来看，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取决于它们在交通运输与通信网络中的连通性（connectivity），以及城市是否有能力在全球竞争的过粗中有效率地动员人力资源。在这种趋势下，联结全球经济的城市节点地区，在投资与管理上将得到最高的优先性，因为它们是都市节点及其周围地区赖以生存的价值创造的来源。因此，都市区经济的命运就在于它能否使所有的其他都市功能和形态服从于某个地区的发展动力，以便在全球流动空间中保持竞争力。
从都市经验的观点来看，我们正进人一个电子通讯设备无所不在的速成环境里。我们的都市生活脉络，如米歇尔（Mitchell，1999）所说变成了一个电子邦（e-topia），在这个新的都市形态里我们常常有意或自动地通过在线信息系统进行交流，这种交流越来越无线化。在物质上，流动空间被包含在地方空间里面。不过它们的逻辑却是不一样的；在线经验与面对面经验各自保持自己的特点，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将是确保它们以相容的方式接合。
以上的评论可能有助于都市社会学理论的重新组织，以回应网络社会的挑战，这与新空间形态和过程的出现是一致的。
21世纪都市杜会学的主旨
现在应该清楚为什么社会整合问题又走到了都市社会学的前沿。事实上，撇开生活在都市世界中不说，正因为城市作为沟通的人造产品而存在，才导致了问题的发生。但是目前觅待解决的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整合。在20世纪前期所要做的，只是把都市里的次文化同化（assimilation）成都市文化。而在21世纪前期面临的挑战是，不同的文化与特性如何分享(sharing）一个城市的问题。已经不可能再有一个支配性的文化，因为只有全球性的媒体有力量去传送支配性的讯息，而媒体事实上已经适应于它们所处的市场，并根据需求建构出内容不定的信息万花筒，重新塑造文化与个人多样性，而不是把一套共同的价值累加起来。通过互联网水平传播的扩展，加速了片断化和象征性沟通的个体化过程。所以，片断化的都市和沟通的个体化促使双方产生无止境的文化次领域群体。对于公共领域的怀旧之情无法抵挡生活、工作、空间、交流的多样化，专门化和个体化的结构性趋势，无论是面对面还是通过电子途径。另一方面，社区共同性在个体区段（segmentation）里添加上集体的片断化（fragmentation）。因此，在缺少一个统一的文化和一个统一的符号(code)的情况下，关键的问题不再是分享主流文化，而是多种符号的沟通能力（communicability）。既然本文不是政策文本而是理论文章，因而讨论的问题就不是为恢复沟通（也是城市生活）做些什么，而是如何研究潜在的过程。在这里，象征性沟通行为（symbolic communication protocol）是中心问题，这种行为可以是物质的、社会的、电子的，同时还伴随有必要的其他行为，从而联系起我们多向度的经验中这三个不同水平的东西。
从物质空间角度而言，这些无名的都市群（m.-ban constellations）意义的建立与一个新纪念性的出现和象征性中心（symbolic centrality）的多种新形式有关，尽管不同群体和个体的意义相互冲突，但这些象征性中心仍能识别地点。令人惊讶的是，都市符号学跑在了新都市研究的前列，使我们能够了解新教堂和新阿果拉(agora )①建造起来的过程，不论在信息时代里它们的形式是多么的惊世骇俗。然而，都市符号学在方法论上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要回到形式语言学上的理论起源，只不过它采用了新的研究调查工具以及电脑化的模型，取代了早期隐喻性的注释以及诠释性的叙事。
象征分析的第二个层次是指社会沟通模式。在这里，地方生活表现出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与媒体文化的关系，必须被整合进沟通理论中，通过做而不是说。换句话说，在一个大都市区内，讯息是怎样从一个社会群体传送到另一个社会群体，从某个意义传播为另外一个意义的，这需要对公共领域作重新定义——从机构（institutions）转变为公共场所（public place）。公共场所作为自发的社会互动的基地，是我们社会沟通的手段，而正式的政治机构已经变成专门化的领域，很难再影响人们的私人生活，而这是大多数人最重视的地方。但这并不是说政治（politics）或地方政治（local politics）一点都不重要。它的实用性（relevance）受限于表达和交流的手段，涉及制度边界之外的社会实践。所以，在城市实践中，它的公共空间，包括它的交通运输网络和社会交换器（或者说沟通节点），成为城市生活的联络设备。都市社会学中的一项重要研究领域，是人们如何能（或不能）在家以及电子网路之外，即在公共空间中表达自己及相互沟通；我称其为个体化都市中公共场所的社会交往性（the sociability of public places）。
沟通的第三个层次指的是电子通讯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交往形式流行开来。威尔曼（Wellman，1999）和琼斯（Jones，1998)以及其他为数众多的社会学专家的研究显示出电子通讯网络的密度与强度，并证明虚拟社区可以算是一个社区，尽管与日常生活中面对面接触的社区有所不同。这再一次说明，关键的事情是要理解由特定利益或价值构成的各种电子网络之间，以及这些网络和物质相互作用之间的沟通符号。只是因为互联网尚处在“幼年期”，现在还没有一个针对这些沟通过程的成型的理论。但是我们知道，在线社会交往是具体的、不可忽视的，其物质空间位置往往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有助于对电子通讯网络的配置。虚拟社区社会学是新都市社会学的第三条发展轴线。
此外，对新都市世界里的符号共享（code-shar-ing）的分析也需要研究物质空间布局、社会组织、电子网络三者之间的界面。米歇尔（Mitchell，1999）认为这个界面是新的都市形态的核心，并称之为“电子邦”（e-topia）。他的直觉非常具有洞察力，现在我们需要将这种直觉转化为研究。格雷厄姆和马文(Graham和Marvin, 2001)以相似的脉络但不同的角度得出的分析——都市基础设施是分裂成碎片的网络，被都市文明的新电子线路重新配置，并开启了一个了解城市的视角：城市不仅是沟通的系统，同时还是周密分割的机器。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同时理解沟通与不沟通的过程。新都市中心的矛盾和（或）互补关系——公共空间的实践与虚拟社区中出现的新沟通模式，可以为都市社会学的一个新方向打下基础，这是一个关于由流动（flows）和场所（places）交织而成的“受控城市”（cyborg city）或混血城市的社会学。
让我们进一步探索都市社会学的新主题。我们知道远程办公（telecommuting）——即人们可24小时在家中在线工作——是未来学里的一个神话。很多人，包括你我在内，虽然可以在家里以在线方式工作，但我们还是继续到工作场所上班，也在工作的同时四处走动（在城市或世界范围内），这通过与自己的专业伙伴、厂商和客户保持网络移动的联系来实现。后者才是工作领域上真实的新空间维度。这是一种崭新的工作经验，实际上也是一种新的生活经验。在物质空间移动的同时，又与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保持网络联系，这是人类探险的新领域，对此目前我们所知甚少。网络化的空间移动（networked spatialmobility）社会学是另一个研究领域。为了不用单一的描述来探索这个领域，我们还需要新的概念。网络和场所之间的联系只能通过这些联系的多变的几何学来理解。流动空间的场所——把世界各个地方串连起来的走廊与门厅——必须被当作交换器或社会避风港，当作奔波中的家庭或忙碌的办公室。对这些场所以及它们的功能性和象征性的个人与文化的认同，是很重要的事情，不只是涉及世界精英。世界范围的大众旅行、跨国移民、临时工作，这些都是这个世界新的挤作一团的大众的经历。我们如何与机场、火车汽车站、高速公路及海关联系是成千上万人的新都市经验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靠成熟的工业社会里建立一个民族志研究传统（ethnographic tradition）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交通运输系统的速度、复杂性和全球可及性已经改变了问题的规模和意义。此外，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在物质空间进行移动的同时，也继续保持着电子连结状态。我们运载着流动，同时也在各个场所之间穿梭。
21世纪的都市生活也会由于父权危机而发生转化。这不是技术变化的结果，我在《认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 1997 )一书里已经论证过，这是信息时代的基本特征。可以肯定地说，父权并没有在历史上消失，只不过在经历了充分的争斗后，城市居民的大量日常生活重新被定义为工业社会的传统模式，它是建立在相对稳定的父权制家庭基础上的。在性别平等的条件下，以及承受传统家务安排的压力下，都市生活的形式与韵律有了显著的变化。居住模式、交通、购物、教育和娱乐，都要为了个人和家庭需要的多层面来调节。这个转变要通过国家政策的结构变化来进行调节。举例来说，如何处理有关儿童保育的问题——无论是靠政府、公司、市场还是个人关系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和空间。我们也已经知道女性在父权城市里是如何受歧视的。我们甚至可以凭经验证明（Castells，1999），女性的工作使城市可以顺利运作下去，但在都市研究的文献里却很少提到这个部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通过对具体的都市矛盾进勺批判性的分析探讨下去，这个矛盾起因于在去性别化（degendering）的社会与历史形成的父权制的家庭和都市结构模式之间的不断增长的不协调。这些矛盾是如何呈现的？人们如何克服由性别区分的环境所带来的约束？特别对女性来说，面对千百年遗留下来的男性城市的传统，又该如何彻底改造都市生活，并重新设计女性城市？这些问题都有待通过后父权的都市社会学来进行研究，而不只是提出问题就交差了事。
草根运动将继续塑造城市，也塑造整个社会。它们会以各种形式和意识形态出现，我们应该用开放的眼光看待它们，不要预先就决定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退化的，应该将它们都视为形成中的社会所具有的现象。我们也应记住研究社会运动最根本的规则，它们就是它们所宣称的样子，它们是它们自身的意识。我们可以研究它们的来源，确立它们交战的规则，研究它们胜利或失败的道理，将其结果与整体社会转化联系起来，只不过不要去诠释它们，也不要去解释它们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意义。因为，社会运动毕竟不过是它们自己的象征和设定的目标，最终表达的是自己的话语。基于对网络社会早期阶段社会运动的观察，都市社会学家必须首先注意两个问题。首先是我所说的“流动空间的草根化”（the grassrootingof the space of flows），也就是以互联网作为社会动员与应对社会挑战的网络。这不只是简单的技术问题，因为它还关乎组织、可及范围以及社会运动的形成过程。许多“在线”社会运动都是这样先串连起来以地方为基础的运动，然后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实际的聚合。1999年12月在西雅图举行的反对WTO会议的动员就是最好的例子，那次事件确立了草根群众对抗不受控制的全球化的新趋势，并重新界定了对新经济的目标和程序的争议内容。有关在线社会运动的社会学，以及它们与地方为基础的基准架构（它可以是多重的）的互动，为都市社会运动研究提出了新任务，并且改写了1960年代到1970年代都市研究者的传统。
社会运动的另一重要议题是对环境运动和社会组织的生态观的探索，因为都市地区变成环境主义者提出的全球议题以及人们用来评定生活质量的地方经验的连接点。将城市重新界定为生态系统，以及研究地方生态系统与全球生态系统之间的连结，为草根运动克服地方主义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这种连结不能仅用生态学知识进行操作。环境运动的内涵以及由卡普拉（Fritjof Gapra,1996）重新阐明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理论的含义，是文化转化的概念。一种新的文明，不只是简单的新技术范式，而是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创造需要经过各种利益和文化项目的拼争才能达成。环境主义其实是这个文化战争的代码，而都市领域的生态问题正好给这个争斗提供了重要战场。
除了处理这些新的问题，都市社会学还不得不判断在21世纪依旧存在的都市贫穷、种族与社会歧视以及社会隔离等问题。事实上，最近的研究已经指出社会边缘性以及网络社会的不平等都在增加。而且那些老问题在新的都市背景下也有了新的改变。所以，艾达·苏莎(Ida Susser，1997)的研究就指出潜在的网络逻辑，即艾滋病沿着穷困、耻辱及歧视的网络在纽约贫困人口中蔓延。艾瑞克·克林伯格（EricKlinenberg，2000）对1995年芝加哥热浪毁灭性后果所进行的社会剖析，也指出几天之中上百的老人在城中孤独死亡，就是由于被排除在工作、家庭、信息、社会交往的网络之外，形成新的社会孤立所造成的。被网络社会包容（inclusion）或排除（exclusion）的辩证关系重新界定了对都市贫穷的研究领域，并迫使我们去思考某些包容的形式（例如社会团结或犯罪经济），以及新的排除机制——互联网时代的技术隔离。
都市社会学研究的最后一个领域，事实上也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最后领域，是对信息时代的时空新关系的研究。我已经提出永恒时间（time-less time)的出现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特征，并且平行于流动空间的构成。永恒时间，我指的是对按年代顺序排列的时间资源进行顺序上的破坏，这种破坏不是通过时间压缩（例如电子市场里的瞬间金融交易）就是通过序列模糊（好比在一周或一生中不连续的工作时间）来完成。正如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是并存的但又相互矛盾一样，永恒时间与按年代顺序排列的时间也是并存的，但是与“冰河般的时间”（glacial time)却是相对的，也就是说，与非常缓慢的时间概念是相对的，它如同形成地球生态系统的生态过程一样长。每个时空的形式都具体体现在社会行动者的计划中，定型于社会组织中，一直处于流动的状态，正如一个实际的时空过程有赖于整体的社会变迁过程一样。对于时空新关系的分析，我进一步提出一个假设，即在网络社会里，是由空间来组织（structure）时间的，这跟工业社会里由时间来支配空间不一样，工业社会里城市化与工业化被视为世界进步的一部分，它抹除以地方为根基的传统与文化。在我们的社会，即网络社会里，你的居住地决定你所选择的时间架构。如果你是流动空间里的一员，或者你生活在支配性的网络之中，永恒时间（与时钟疯狂竞赛的缩影）将会是你的时间——如身处华尔街或硅谷当中的那样。如果你是在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城镇里，排序时间就会压在你的身上，这与底特律市泰勒主义（Taylorism）最盛行的时期一样。如果你住在危地马拉亚蒂兰湖（Atidan Lake）边一个穷困的村庄里，以生物学时间来看，一个更短的生命周期（lifespan）会左右着你的一生。环境运动反对时间的空间决定，主张“慢速时间”（slow-motion time），按布兰德（Brand，1999）的说法是“长时17的钟”（clock of the long now），在复杂的空间互动过程中把空间维度扩大到全球规模——这样就把我们的后代子孙都包括进我们的时间架构里。所以，最新的都市社会学必须要在21世纪里担负起新的责任—这只有在新的概念及新的研究方法的协助下才能完成。
研究阵营里的都市社会学
新都市社会学要想面对我所举出的这些不寻常的问题进行自我更新，就必须创造出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新工具。都市社会学还必须抛弃那些限于大部分后现代理论的文字游戏中的解构和重构的无用实验，在实地研究中、在新信息的产生过程中、在发掘隐藏在社会下的领域中，以及在迷人又悲惨的都市生活的销魂魅力中，回归它的源头。我们不需要新的都市意识形态或善意的乌托邦——我们应该让人们想象自己的神话。21世纪的都市社会学家真正需要的是新的工具箱（包括概念性工具），以便展开必要的研究和了解新的空间与社会关系的艰苦工作。
我特意列出以下这些概念：网络（networks）、流动空间(space csf flows)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地方（local）、全球（global）、社区（communities，不管是物质空间的、虚拟的还是面对面的）、都市社会交换器（urban social exchanger）、移动场所（mobile places）、去性别家庭和城市（de-gendered homes and cities）、被忽视的场所（switched-off locales）、包容联系（links of inclusion）、全球社会运动（global social movements）、共享时间／空fill (shared time／spaces)、时空体制（time-space regimes）、个性化（individuation）、社区共同性（communalism）、都市群（urban constellations）、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region）、都市纪念性（urban monumentality）、多节点中心（multi-nodal centrality）、意义（meaning）、功能（function）、形态(form)。它们读起来有些像包格（Borger）的中国百科全书。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理论框架才能组织并集合这些概念，甚至界定它们。但这不是我这篇文章的目的，尽管这项工作一定会在某时某地通过集体的、互动的理论化过程予以完成。我只是提出一种调查的风格，并希望引出某些概念，能对我认为的21世纪城市的关键问题进行研究。对那些对这篇文章详细阐述的内容感到厌烦的读者来说，我能够说的是，我已经开始介入的网络社会的系统理论化的工作(Castells, 2000），在城市和空间过程的研究当中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都市社会学家同样需要新的方法。互联网不只是一个研究的对象，还是一个研究工具。它提供了进入各种不同资源的机会。通过自动翻译程序，互联网将实现真正的都市研究资源和问题的多文化性。即便分析的切入点依旧是文化或制度上的单一内容，但从全球的视角出发就可以获得一个全球性的系统。新的电脑运算功能和无所不及的传播能力，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在定性材料的基础上以仿真模拟作为形成和验证假设的工具。在高速电脑运算支持下的新数学方法使得统计分析从线性限制中解放出来，朝着认识社会现实前进了一大步，这在定义上来说已经不再是线性的。人种史学艰难的实地调查对都市社会学家来说，依旧是一个关键的有特色的研究工具，不过这里也要说明，新的技术工具使研究者能实时比照资料库去记录、检验、分析他们所做出的观察。可移动的运算能力，在线分析系统的联结以及互动性，使都市社会科学家们能将定性观察系统化，并且在继续实地研究时建立起他们的资料库，在整体分析框架下对观察和观察回顾有所反馈。
有了这些新工其，假如21世纪的都市社会学家能继续对城市保持同样的热情，对共处的市民抱有同样的理解，就如同我们这些早期都市社会学家在20世纪时的那样，那么都市社会学就将会有用武之地。
①希腊城市中心的开放空间，集会的广场。一一译者注．今文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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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译文原载于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城市与设计学报》2003年13/14期。原文系作者为（卡斯特城市与社会理论读本）（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and Social Thery, Manuel CastelLs, Ida Susser eds,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390-490）一书所写的结论。2002年为（城市与设计学报）出版中丈版本，物别进行了增修，并增加了前言。
译者：刘益诚，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博士班学生。
校译：夏铸九，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教授。hchujoe&-ntu.edu.tw
原载《国外城市规划》（京），2006.5.93一100
前 言
我们居住在都市世界中。地球上超过一半的人口现在住在都市地区。由联合国提供的，必须认真对待的预测指出，未来30年中，这个比例将达到三分之二。以数量而言，城市化的大部分将在中国和印度发生。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几乎所有的经济成长、创新能力、文化发展、媒体传播与政治权力却都在都市地区，特别是在最大的都市地区。在以后20年内，中国的都市人口数量将至少增加一倍。巨大的城乡移民过程会在中国发生，有些移往中小城市，但是大部分移往大都市地区。这个转化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物质结构。西方社会传统的城市化模型，在规模与形貌上都与这个加速的城市化过程不够吻合。譬如在台湾，一个都市连绵体，由台北到高雄，沿着西海岸联系起城市、城郊与城镇。个体城市并未消失，但是作为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region）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功能与特性都被重新界定了。同样的发展发生在华南，譬如在香港与广州之间，通过深圳和珠江三角洲，联系起珠海与澳门，正在形成巨型大都市区（mega-metropolitan region）。新的交通运输与通信系统使这些大都市区域在广阔的领土内部联系起来，与此同时联结起世界上其他相似的区域：全球化地理学由余留下的农村区城所依赖的大都市区之间联结的网络所构成。在这个新空间结构下，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权力关系与文化体系都被重新界定。以芝加哥学派的功能主义范畴为基础的旧都市社会学，不能提供这种分析所需的适当概念。1970年代由我协助在法国发展的“新都市社会学”，过于直接地联系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城市化经验，并且太依赖马克思主义的架构，而不能吻合我们都市全球变动的现实。这就是为何我们需要新的理论角度永远基于实证研究，而其研究者遥及世界，特别是中国的研究者，能够了解正在塑造中国、亚洲以及最终全世界未来的社会空间转化（socio-spatial transfoima-tion）的新过程。我希望后文所阐述的21世纪新都市社会学的趋势，在亚洲空间与社会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夏铸九教授的帮助下，对当前都市景观转化基础上的都市更新理论的工作，能有助于新一代中国研究者的发展。
回顾性展翅
1968年，作者发表了第一篇学术文章“真的有都市社会学吗？”（Castells，1968）。32年后，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对于城市社会研究的亲身参与经历，我的答案是：曾经有，不过现在没有了。假如幸运的话，都市社会学会在21世纪复活，发展出一些新的概念、新的研究方法以及新的主题，因为它对于我们理解生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必要——大多数的人都必须在某种都市地区居住和生活。
都市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创立学科之一。它起源于工业化带来的快速城市化所衍生的各种间题，打破了数千年来人类乡村生活方式的特点。都市社会学围绕着一个中心课题建立，即发生在一个新的，由乡村移民组成的都市社会的社会整合（socialintegration)，在这个都市社会里传统社会整合制度已经因为都市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社会流动以及社会冲突而土崩瓦解。因为美国的大都市区是增长、移民、变迁的缩影，因此它们提供了一个社会实验室，社会学家们可以在这里研究大量的移民整合进入都市社会的各种状况，他们是从乡村和海外聚集到这个新巴比伦（繁华与罪恶之都）的。芝加哥正是这个社会斗争的中心（“五一”就是为了纪念那些在罢工中殉难的芝加哥工人），是布莱希特的戏剧上演的中心（“屠宰场的圣詹尼”），也是当时一些最具创新能力的社会学家活动的中心（Park等，1925 ; Zorbaugh ,1929；Wirth 1938）。他们创立起芝加哥学派的都市社会学，为都市社会学形成一种学术性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芝加哥学派对于都市文化（urban culture）的观点有着意识形态的偏差——它将都市文化视为一种统一的文化，无视都市居民的阶级、性别和族群差异。然而，通过强调极端分化的地方社会中社会整合的矛盾与状况，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们处理了当时美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如何在由完全不同的社区和竞争求存的个人聚合的情形下打造社会。与此同时，欧洲城市的问题虽没有这么极端，但由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都市问题缺乏兴趣，致使都市矛盾被简化到更广义的阶级冲突的次级层面，因而重建农民和移民在都市—工业化背景下的社会互动模式的问题一样地尖锐。
在社会整合研究之外，都市社会学还聚焦于空间模式的研究，这一研究由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中的另一分支正式确立，在逐步成为大家熟知的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的发展过程中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紧密相连（Hawley，1956；Schnore，1965）。因此，在竞争与社会选择的概念下对人类聚落形态与进程的研究，以及对文化整合的社会条件分析，在20世纪前半叶成为都市社会学回应工业化以及城市化所滋生各种历史问题的基本主题，然而他们的研究却充满意识形态的偏差。暂且不管我与芝加哥学派在理论和政治上的分歧，都市社会学毕竟在芝加哥学派的影响下开花结，因为作为早期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们已经尽可能严格而富有想象力地处理他们当时所面对的重要问题——一个新社会的形成，特别是位于大都市中心地区的。基于这个学术传统的力量，他们的主旨、方法以及理论架构，比起相关学科的寿命要长得多——可是历史有其自身的惊奇，我在后面会仔细说明。
在1960和1970年代，普遍的社会问题以及特殊的都市议题，已经与芝加哥学派那时所要处理的问题很不一样了。社会／文化的整合不再那么重要。关于都市—工业社会的控制与取向的斗争变成都市问题中最重要的课题。此外，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对发展与工业化的概念提出挑战，也需要关于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新形式以及经济发展的新经验；性别问题也开始变得重要。遍及多重文化世界的都市经验的多样性最终为社会科学所承认，也使得西方化的现代种族理论失去成效。而通过社会服务和生活福利设施的控制等手段，国家广泛地干预人民生活，也成为日常生活及都市过程组织中的重要元素。每件事都在剧烈地争夺、论辩、相互斗争，并且在不同的社会团体间就互相冲突的利益和选择性计划（alter-native projects）进行协商，彻底扬弃了在一个共享的文化底下得到整合的概念。结果，根据这种新的社会现实产生了新的都市社会学。这种新的都市社会学在欧洲、美国有不同的走向。在美国，多元论的政治科学观点把政治冲突和协议（bargaining）摆在都市社会分析的中心（Banfield和Wilson, 1963 ; Mollenkopf,1983）。虽然我不同意它把社会行动者和利益团体置于他们的阶级利益以及文化架构的局限之外进行讨论，但在哲学上扎根于自由主义传统的都市政治科学方法，表现出与社会整合的决裂，把冲突与协商(negotiation)置于都市社会科学的中心位置。然而，出于历史学家在将来的某一天会发现的原因，1970年代在所谓的“新都市社会学”推进下都市社会学强劲复苏。新都市社会学起源于法国，主要围绕着在学术上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的著作展开：一个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68），另一个则是我本人。新都市社会学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学派，而是由四个主题所建构起来的，两个主题由第一位理论家引入，另两个主题则由第二位担纲。前两个主题，后来由大卫·哈维（DavidHarvey）及爱德华·索雅（Edward Soja）继续探究，主要是关于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和对城市的权利（the right to the city）。空间被视为是一个生产的过程（例如资本主义生产），产出的成果最终将人们的生活架构在空间上受到束缚的模式里。其必然的结果是，当资本认为让人们留在城市中无利可图或没有用时，但同时也因为还需要都市工人而无法把他们再塞回乡村时，一个新的，中介的空间就被打造出来：城郊（suburb）——在欧洲的状况是城郊的大量出现与工人阶级有关；美国的情形则是与核心家庭以及中产阶级有关，但两者都是反都市的（an-ti-urban）。所以，当人们被逐出乡村后，再次遭到驱逐或者是被诱使迁出他们在城市中曾经居住的地方。现在他们失去了对城市的权利。
新都市社会学中另外两个批判性的主题是集体消费（collective consumption）和都市社会运动（urbansocibl movements）。城市被视为是一个组织起来提供每日生活所需各种服务的系统，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国家的指导／控制。住宅、交通运输、学校、健康照顾、社会服务、文化设施以及舒适的城市环境，这些都是每日生活和经济领域中不可或缺的成分，而且不可能不通过一些国家干预进行生产或交付（好比欧洲的公共住宅以及公共交通，美国的联邦储备住宅抵押以及受到资助的公路系统）。集体消费（也就是国家中介的消费过程）既成为都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根本，同时也成为人民与国家的主要关系。城市被重新界定为在资本积累与社会分配之间、国家控制与人民自主性之间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围绕着这些问题，新都市社会运动——关注社区生活的控制和集体消费的需求——作为一种面对社会冲突和政治权力的新行动者（new actors）而出现。因而，都市社会学从研究社会整合的学科转向对后工业主义新社会冲突的研究。
但紧接着，就在20世纪的最后这几年，竟然是一片死寂。都市社会学倒退回幽暗的角落，尽管学术工作者依旧按部就班地进行研究，学术期刊也依旧出版数以千计的论文，试图再阐述、再研究、再精练1920-1930年代和1960--1970年代这两波都市社会学的浪潮所带起的议题，主旨以及概念。然而，大体上来说，都市社会学已经无法把城市、空间以及社会中大部分的议题连结起来。在面对信息时代初期新的都市背景时，“新都市社会学”已经显得过时，就像芝加哥学派在面对成熟工业社会时遭到扬弃一般。学生与研究者在面对都市社会学时缺乏新鲜刺激的感觉，正反映了这门学问在面对现实世界正在发生的挑战时灵感的枯竭。
为了了解都市社会学在世纪交替的过程中所面对的危机，获得其在知识上重建的方法，我们必须在崭新的历史时期里——我称之为信息时代（Informa-tion Age）——重新描写城市转化和都市问题。这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道路，但我将在本书的第九章——“信息时代的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in the Information Age）——中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所以，在这里我只指出世纪交替之际都市转化（ur-ban transformation）的主要趋势，并将这些趋势和21世纪都市社会学所要解答的理论挑战联系起来。
一个新的都市世界
空间转化（spatial transformation）必须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转化的背景下来理解：空间不是反映（re-fleet)社会，空间是表达(express）社会，它是社会的基本维度之一，无法从社会组织及社会变迁的整体过程中被分离出来。因此，新都市世界产生于我曾经分析过的新社会也就是网络社会的出现，网络社会是信息时代的特色，而新都市世界是在信息—技术革命、社会经济重构，以及文化社会运动交互作用下产生的结果。伴随着宏观结构的变迁，空间模式及都市进程的主要发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由于商业化农业（commercial agriculture）在很大的程度上实现自动化，全球化经济整合了遍及全世界的生产网络，世界大部分的人口都已经居住在都市里，这使得下面的情形变得越来越成为可能：到本世纪中叶会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人口聚集到城市化的世界中。
●这个城市化的过程以一种新的方式不均衡地集中在若干大都市区：它们星罗棋布地在地表疆域上扩张，围绕着一个多中心的结构进行功能整合和社会分化。
●先进的电子通讯设备（如互联网），以及快速、电脑化的传输系统使得空间集聚与分散可以同时进行，导致一个由网络和都市节点组成的新地理学的诞生，这个新地理学遍布世界，遍布国家，位于都市区之间，也处于都市区内部。
●社会关系同时具有个体化（individuation）与社区共同化（communalism）的特征，这甲个过程同时采用了空间模式和在线通讯（on-line communication）模式。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ies）与实质存在社区(physical communities）因密切互动而发展，这两者的聚合过程受到快速增长的个体化工作、社会关系以及居住习性的挑战。
●父权家庭（patriarchal family）的危机，根据不同的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有不同的表现，它把社会交往（sociability）从家庭转移到以个体为单位的网络上（常常是妇女和她们的孩子，但也可能是个体的、同居的伙伴＜individualized co-habiting partner-ships＞），而这种转变对家庭、邻里、公共空间以及交通系统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 网络企业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新形式出现，伴随着高度分散化却又是统筹化的工作和管理形式，慢慢模糊了劳动空间与居住空间在功能上的区分。工业手工艺时代早期的那种工作—生活混杂的特色现在好像又出现了，进而占据了过去的工业区，并且把这些空间转化成信息生产空间。这种现象不只是在纽约的硅谷或旧金山的多媒体峡谷（MultimediaGulch）才有，伦敦、巴塞罗那、东京、台北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其他许多城市也是如此。在解释都市空间新动力这，点上，生产用途的转型比居住形态的延续更为重要。
●全世界的都市地区，尤其是在发达国家，逐渐变得族群和文化多元化，这是芝加哥学派的老主题，对于极端多样差异的种族组成更需要详加考察。
●全球犯罪经济牢牢根植于都市脉络之中，为犯罪文化提供就业，收人乃至社会组织，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低收人社区甚至城市大部分地区的生活。这造成了暴力以及都市暴力中广泛传播的偏执狂大幅增加，也导致了防御式住宅模式的必然产生。
●个体之间和文化之间的沟通模式被摧毁，防御性空间的出现，导致严酷的隔离地区出现：有钱人门禁森严的社区与穷人的势力地盘。
● 在反对城郊蔓延以及住宅模式个人化的行动中，都市中心和公共空间成为地方生活的关键展示，可以衡量一个特定城市的活力。然而，商业压力以及一些模仿都市生活的努力却常常把公共空间改造成了主题公园，在那里透过象征而不是经验创造都市，虚拟现实，最终注定成为投射在媒体中的真实虚拟。个体化日益高涨，都市空间变成个人占用的消费项目了。
●总之，新都市世界看来似乎被双重运动所支配：既被纳入跨界网络，又被地方（places）的空间分隔所排除。人和地方的价值越高，他们与互动式网络的联系就越密切；价值要是越低，联系就越差。达到极致时，对新网络地理学而言，某些地方像是萧条的乡村或是都市的棚户区，网络常被切断或是绕道而行。
●巨型都市区（mega一川etropolitan regions）的建构，没有名义、文化和制度，削弱了政治责任、市民参与和有效管理的机制。而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时代，作为灵活的制度行动者，地方政府能同时与地方居民以及全球流动的权力和财富联系起来；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有权力，而是因为大多数的政府层级，包括民族国家在内，如果孤立运作的话，其命令与控制能力都会被削弱。因此，一种新的国家形式——网络国家（network state）出现了，它整合出一个超国家的公共机构，由民族国家、中央政府、区域政府、地方政府、甚至是非政府组织构成。地方政府变成制度性代表与管理链条中的节点(node)，它能够投入到所有的过程中，根据其在接近范围内可以代表市民的能力，被赋予更大的价值。事实上，在很多国家，许多民意调查显示，相对于其他层级的政府，人民更信任自己的地方政府。然而，大都市管治（metropolitan gov=ernance )机构却很少（即便有也是高度集权的，甚少市民参与），在人们工作与生活的实际单位（都市区）与政治代表和公共管理的机制之间，显现出愈来愈大的鸿沟。地方政府通过合作和竞争来弥补鸿沟，然而，地方政府的利益被确定为都市区之下的次等地位，这些（常常是心不甘情不愿地）促成了社会生活的空间架构进一步地片断化。
● 不论怎么来看，都市社会运动都不会消失。但是它们已经产生变种。如果用最概要的方法来说明，那就是都市社会运动沿着两条路线在发展：第一条路线是保卫地方社区，也就是肯定具有居住在特定地方的权利，并且从该地区充足的住宅和都市服务中受益；第二条路线则是环境运动，在实现更好生活品质的更广泛目标下提高城市的品质，不但要生活得更好还要生活得与众不同。通常这种更广义的环境动员会转换为保护特定社区的防卫性行动，使得这两种都市运动的趋势合流。不过，只有达到生态思想者和激进分子所说的都市生活中的文化转化（cultural transformation)，都市社会运动才能超越地方主义（localism）的限制。事实上，如果人们将仅限于自己的社区里之中，都市社会运动会促成进一步的空间片断化，并最终导致社会的崩溃。
在这些主要的都市社会变迁趋势的背景下，我们才能重新思考未来几年都市社会学的议题、主旨与前景。
全新的都市杜会学
为了从对都市趋势的观察过渡到都市社会学的新理论化过程，我们需要在更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掌握社会—空间变迁的关键因素。我认为城市在信息时代的转化，可以用三条轴线组织起来：第一条关乎功能（function），第二条是意义（meaning），第三条则是形态（form）。
从功能上说，网络社会是围绕着全球（global）与地方（local）的对立组织起来的。经济、技术、媒体与制度化的行政管理部门的支配过程都是组织在全球网络之中。但是，日常工作、私人生活、文化认同和政治参与在本质上是地方的。城市被认为能联系地方与全球，但是事实上这两种冲突的逻辑在城市中并存并且产生了问题，那就是当它们试图同时回应彼此时把城市从内部分裂开了。
就意义而论，我们社会的特性就是个体化（indi-viduation）与社区共同化（communalism）的对立发展。我认为个体化的意义围绕着个人的计划、利益以及代表性展开，也就是在生物学上定义的个性系统（或者是法国结构主义所说的个人）。至于社区共同化，我认为它的意义围绕着共享认同（a shared identity)展开，奠基在价值与信仰的系统上，其他的认同都是次要的。当然，社会也就只能以中间者的身份存在，存在于个人以及制度调和后的认同之间形成的界面，存在于“市民社会”建构的来源——市民社会，如同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所说，不是与国家对立而是与国家接合（articulation），按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说法，它形成一个共享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而我观察网络社会的形成阶段，个性（personality）与文化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渐渐出现紧张与距离。因为城市聚集了大量个体，他们不得不混居在一起，城市也是大部分社区共同体的聚居地，因此个体与公共的分裂给作为沟通和制度化工具的城市社会系统带来了异常大的压力。社会整合的问题又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议题，尽管处在新的形势下，而且与早期工业城市里的社会整合问题已经完全不同了。
这主要是因为第三个要素——对立趋势中重要的一支力量，在城市转化中发挥的作用，它与空间形态有关。这是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的张力与接合，在本书的第八章我已经谈到过。流动空间通过互动网络把不同地方的行动与人群连结起来，地方空间则把地方范围内的经验与活动组织起来，城市则同时被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这两个竞争的逻辑进行架构和解构。城市并没有在虚拟的网络中消失不见。它们只是通过电子通讯和实际互动、网络与地方之间的结合被转化。正像威廉·米歇尔（William Mitchel，1999）从都市研究的观点出发，贝利·威尔曼（BarryWellman，1998)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所论证的那样，信息化城市是围绕着双重交流系统建立起来的。我们的城市同时由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所构成。两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领会这句话，一个从都市结构的观点，另一个从都市经验的角度。从结构上来说，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这个概念从1990年左右开始流行起来。虽然许多人把这个概念与统治型都市中心联系起来，如伦敦、纽约、东京，但全球城市并不是指某个具体城市，而是能把许多城市的不同区段（segments）导进一个以电子科技串联的全球功能性的支配（domination）网络里。全球城市是一种空间的形态，而不只是为了和某些城市区分开来所设定的名称，尽管某些城市在这种全球网络上的份额比其他城市更多。就某种意义来说，所有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包括纽约与伦敦，都是地方的而不是全球的。而许多城市是地区中的一点，不论大或小，都不同程度地被包含在全球网络里面。这种把全球城市当成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空间形态的说法，事实上更符合萨森（Saskia Sassen）最初的分析，而不是城市营销机构的通常的看法。因此，从结构的观点来看，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取决于它们在交通运输与通信网络中的连通性（connectivity），以及城市是否有能力在全球竞争的过粗中有效率地动员人力资源。在这种趋势下，联结全球经济的城市节点地区，在投资与管理上将得到最高的优先性，因为它们是都市节点及其周围地区赖以生存的价值创造的来源。因此，都市区经济的命运就在于它能否使所有的其他都市功能和形态服从于某个地区的发展动力，以便在全球流动空间中保持竞争力。
从都市经验的观点来看，我们正进人一个电子通讯设备无所不在的速成环境里。我们的都市生活脉络，如米歇尔（Mitchell，1999）所说变成了一个电子邦（e-topia），在这个新的都市形态里我们常常有意或自动地通过在线信息系统进行交流，这种交流越来越无线化。在物质上，流动空间被包含在地方空间里面。不过它们的逻辑却是不一样的；在线经验与面对面经验各自保持自己的特点，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将是确保它们以相容的方式接合。
以上的评论可能有助于都市社会学理论的重新组织，以回应网络社会的挑战，这与新空间形态和过程的出现是一致的。
21世纪都市杜会学的主旨
现在应该清楚为什么社会整合问题又走到了都市社会学的前沿。事实上，撇开生活在都市世界中不说，正因为城市作为沟通的人造产品而存在，才导致了问题的发生。但是目前觅待解决的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整合。在20世纪前期所要做的，只是把都市里的次文化同化（assimilation）成都市文化。而在21世纪前期面临的挑战是，不同的文化与特性如何分享(sharing）一个城市的问题。已经不可能再有一个支配性的文化，因为只有全球性的媒体有力量去传送支配性的讯息，而媒体事实上已经适应于它们所处的市场，并根据需求建构出内容不定的信息万花筒，重新塑造文化与个人多样性，而不是把一套共同的价值累加起来。通过互联网水平传播的扩展，加速了片断化和象征性沟通的个体化过程。所以，片断化的都市和沟通的个体化促使双方产生无止境的文化次领域群体。对于公共领域的怀旧之情无法抵挡生活、工作、空间、交流的多样化，专门化和个体化的结构性趋势，无论是面对面还是通过电子途径。另一方面，社区共同性在个体区段（segmentation）里添加上集体的片断化（fragmentation）。因此，在缺少一个统一的文化和一个统一的符号(code)的情况下，关键的问题不再是分享主流文化，而是多种符号的沟通能力（communicability）。既然本文不是政策文本而是理论文章，因而讨论的问题就不是为恢复沟通（也是城市生活）做些什么，而是如何研究潜在的过程。在这里，象征性沟通行为（symbolic communication protocol）是中心问题，这种行为可以是物质的、社会的、电子的，同时还伴随有必要的其他行为，从而联系起我们多向度的经验中这三个不同水平的东西。
从物质空间角度而言，这些无名的都市群（m.-ban constellations）意义的建立与一个新纪念性的出现和象征性中心（symbolic centrality）的多种新形式有关，尽管不同群体和个体的意义相互冲突，但这些象征性中心仍能识别地点。令人惊讶的是，都市符号学跑在了新都市研究的前列，使我们能够了解新教堂和新阿果拉(agora )①建造起来的过程，不论在信息时代里它们的形式是多么的惊世骇俗。然而，都市符号学在方法论上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要回到形式语言学上的理论起源，只不过它采用了新的研究调查工具以及电脑化的模型，取代了早期隐喻性的注释以及诠释性的叙事。
象征分析的第二个层次是指社会沟通模式。在这里，地方生活表现出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与媒体文化的关系，必须被整合进沟通理论中，通过做而不是说。换句话说，在一个大都市区内，讯息是怎样从一个社会群体传送到另一个社会群体，从某个意义传播为另外一个意义的，这需要对公共领域作重新定义——从机构（institutions）转变为公共场所（public place）。公共场所作为自发的社会互动的基地，是我们社会沟通的手段，而正式的政治机构已经变成专门化的领域，很难再影响人们的私人生活，而这是大多数人最重视的地方。但这并不是说政治（politics）或地方政治（local politics）一点都不重要。它的实用性（relevance）受限于表达和交流的手段，涉及制度边界之外的社会实践。所以，在城市实践中，它的公共空间，包括它的交通运输网络和社会交换器（或者说沟通节点），成为城市生活的联络设备。都市社会学中的一项重要研究领域，是人们如何能（或不能）在家以及电子网路之外，即在公共空间中表达自己及相互沟通；我称其为个体化都市中公共场所的社会交往性（the sociability of public places）。
沟通的第三个层次指的是电子通讯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交往形式流行开来。威尔曼（Wellman，1999）和琼斯（Jones，1998)以及其他为数众多的社会学专家的研究显示出电子通讯网络的密度与强度，并证明虚拟社区可以算是一个社区，尽管与日常生活中面对面接触的社区有所不同。这再一次说明，关键的事情是要理解由特定利益或价值构成的各种电子网络之间，以及这些网络和物质相互作用之间的沟通符号。只是因为互联网尚处在“幼年期”，现在还没有一个针对这些沟通过程的成型的理论。但是我们知道，在线社会交往是具体的、不可忽视的，其物质空间位置往往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有助于对电子通讯网络的配置。虚拟社区社会学是新都市社会学的第三条发展轴线。
此外，对新都市世界里的符号共享（code-shar-ing）的分析也需要研究物质空间布局、社会组织、电子网络三者之间的界面。米歇尔（Mitchell，1999）认为这个界面是新的都市形态的核心，并称之为“电子邦”（e-topia）。他的直觉非常具有洞察力，现在我们需要将这种直觉转化为研究。格雷厄姆和马文(Graham和Marvin, 2001)以相似的脉络但不同的角度得出的分析——都市基础设施是分裂成碎片的网络，被都市文明的新电子线路重新配置，并开启了一个了解城市的视角：城市不仅是沟通的系统，同时还是周密分割的机器。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同时理解沟通与不沟通的过程。新都市中心的矛盾和（或）互补关系——公共空间的实践与虚拟社区中出现的新沟通模式，可以为都市社会学的一个新方向打下基础，这是一个关于由流动（flows）和场所（places）交织而成的“受控城市”（cyborg city）或混血城市的社会学。
让我们进一步探索都市社会学的新主题。我们知道远程办公（telecommuting）——即人们可24小时在家中在线工作——是未来学里的一个神话。很多人，包括你我在内，虽然可以在家里以在线方式工作，但我们还是继续到工作场所上班，也在工作的同时四处走动（在城市或世界范围内），这通过与自己的专业伙伴、厂商和客户保持网络移动的联系来实现。后者才是工作领域上真实的新空间维度。这是一种崭新的工作经验，实际上也是一种新的生活经验。在物质空间移动的同时，又与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保持网络联系，这是人类探险的新领域，对此目前我们所知甚少。网络化的空间移动（networked spatialmobility）社会学是另一个研究领域。为了不用单一的描述来探索这个领域，我们还需要新的概念。网络和场所之间的联系只能通过这些联系的多变的几何学来理解。流动空间的场所——把世界各个地方串连起来的走廊与门厅——必须被当作交换器或社会避风港，当作奔波中的家庭或忙碌的办公室。对这些场所以及它们的功能性和象征性的个人与文化的认同，是很重要的事情，不只是涉及世界精英。世界范围的大众旅行、跨国移民、临时工作，这些都是这个世界新的挤作一团的大众的经历。我们如何与机场、火车汽车站、高速公路及海关联系是成千上万人的新都市经验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靠成熟的工业社会里建立一个民族志研究传统（ethnographic tradition）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交通运输系统的速度、复杂性和全球可及性已经改变了问题的规模和意义。此外，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在物质空间进行移动的同时，也继续保持着电子连结状态。我们运载着流动，同时也在各个场所之间穿梭。
21世纪的都市生活也会由于父权危机而发生转化。这不是技术变化的结果，我在《认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 1997 )一书里已经论证过，这是信息时代的基本特征。可以肯定地说，父权并没有在历史上消失，只不过在经历了充分的争斗后，城市居民的大量日常生活重新被定义为工业社会的传统模式，它是建立在相对稳定的父权制家庭基础上的。在性别平等的条件下，以及承受传统家务安排的压力下，都市生活的形式与韵律有了显著的变化。居住模式、交通、购物、教育和娱乐，都要为了个人和家庭需要的多层面来调节。这个转变要通过国家政策的结构变化来进行调节。举例来说，如何处理有关儿童保育的问题——无论是靠政府、公司、市场还是个人关系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和空间。我们也已经知道女性在父权城市里是如何受歧视的。我们甚至可以凭经验证明（Castells，1999），女性的工作使城市可以顺利运作下去，但在都市研究的文献里却很少提到这个部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通过对具体的都市矛盾进勺批判性的分析探讨下去，这个矛盾起因于在去性别化（degendering）的社会与历史形成的父权制的家庭和都市结构模式之间的不断增长的不协调。这些矛盾是如何呈现的？人们如何克服由性别区分的环境所带来的约束？特别对女性来说，面对千百年遗留下来的男性城市的传统，又该如何彻底改造都市生活，并重新设计女性城市？这些问题都有待通过后父权的都市社会学来进行研究，而不只是提出问题就交差了事。
草根运动将继续塑造城市，也塑造整个社会。它们会以各种形式和意识形态出现，我们应该用开放的眼光看待它们，不要预先就决定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退化的，应该将它们都视为形成中的社会所具有的现象。我们也应记住研究社会运动最根本的规则，它们就是它们所宣称的样子，它们是它们自身的意识。我们可以研究它们的来源，确立它们交战的规则，研究它们胜利或失败的道理，将其结果与整体社会转化联系起来，只不过不要去诠释它们，也不要去解释它们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意义。因为，社会运动毕竟不过是它们自己的象征和设定的目标，最终表达的是自己的话语。基于对网络社会早期阶段社会运动的观察，都市社会学家必须首先注意两个问题。首先是我所说的“流动空间的草根化”（the grassrootingof the space of flows），也就是以互联网作为社会动员与应对社会挑战的网络。这不只是简单的技术问题，因为它还关乎组织、可及范围以及社会运动的形成过程。许多“在线”社会运动都是这样先串连起来以地方为基础的运动，然后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实际的聚合。1999年12月在西雅图举行的反对WTO会议的动员就是最好的例子，那次事件确立了草根群众对抗不受控制的全球化的新趋势，并重新界定了对新经济的目标和程序的争议内容。有关在线社会运动的社会学，以及它们与地方为基础的基准架构（它可以是多重的）的互动，为都市社会运动研究提出了新任务，并且改写了1960年代到1970年代都市研究者的传统。
社会运动的另一重要议题是对环境运动和社会组织的生态观的探索，因为都市地区变成环境主义者提出的全球议题以及人们用来评定生活质量的地方经验的连接点。将城市重新界定为生态系统，以及研究地方生态系统与全球生态系统之间的连结，为草根运动克服地方主义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这种连结不能仅用生态学知识进行操作。环境运动的内涵以及由卡普拉（Fritjof Gapra,1996）重新阐明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理论的含义，是文化转化的概念。一种新的文明，不只是简单的新技术范式，而是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创造需要经过各种利益和文化项目的拼争才能达成。环境主义其实是这个文化战争的代码，而都市领域的生态问题正好给这个争斗提供了重要战场。
除了处理这些新的问题，都市社会学还不得不判断在21世纪依旧存在的都市贫穷、种族与社会歧视以及社会隔离等问题。事实上，最近的研究已经指出社会边缘性以及网络社会的不平等都在增加。而且那些老问题在新的都市背景下也有了新的改变。所以，艾达·苏莎(Ida Susser，1997)的研究就指出潜在的网络逻辑，即艾滋病沿着穷困、耻辱及歧视的网络在纽约贫困人口中蔓延。艾瑞克·克林伯格（EricKlinenberg，2000）对1995年芝加哥热浪毁灭性后果所进行的社会剖析，也指出几天之中上百的老人在城中孤独死亡，就是由于被排除在工作、家庭、信息、社会交往的网络之外，形成新的社会孤立所造成的。被网络社会包容（inclusion）或排除（exclusion）的辩证关系重新界定了对都市贫穷的研究领域，并迫使我们去思考某些包容的形式（例如社会团结或犯罪经济），以及新的排除机制——互联网时代的技术隔离。
都市社会学研究的最后一个领域，事实上也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最后领域，是对信息时代的时空新关系的研究。我已经提出永恒时间（time-less time)的出现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特征，并且平行于流动空间的构成。永恒时间，我指的是对按年代顺序排列的时间资源进行顺序上的破坏，这种破坏不是通过时间压缩（例如电子市场里的瞬间金融交易）就是通过序列模糊（好比在一周或一生中不连续的工作时间）来完成。正如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是并存的但又相互矛盾一样，永恒时间与按年代顺序排列的时间也是并存的，但是与“冰河般的时间”（glacial time)却是相对的，也就是说，与非常缓慢的时间概念是相对的，它如同形成地球生态系统的生态过程一样长。每个时空的形式都具体体现在社会行动者的计划中，定型于社会组织中，一直处于流动的状态，正如一个实际的时空过程有赖于整体的社会变迁过程一样。对于时空新关系的分析，我进一步提出一个假设，即在网络社会里，是由空间来组织（structure）时间的，这跟工业社会里由时间来支配空间不一样，工业社会里城市化与工业化被视为世界进步的一部分，它抹除以地方为根基的传统与文化。在我们的社会，即网络社会里，你的居住地决定你所选择的时间架构。如果你是流动空间里的一员，或者你生活在支配性的网络之中，永恒时间（与时钟疯狂竞赛的缩影）将会是你的时间——如身处华尔街或硅谷当中的那样。如果你是在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城镇里，排序时间就会压在你的身上，这与底特律市泰勒主义（Taylorism）最盛行的时期一样。如果你住在危地马拉亚蒂兰湖（Atidan Lake）边一个穷困的村庄里，以生物学时间来看，一个更短的生命周期（lifespan）会左右着你的一生。环境运动反对时间的空间决定，主张“慢速时间”（slow-motion time），按布兰德（Brand，1999）的说法是“长时17的钟”（clock of the long now），在复杂的空间互动过程中把空间维度扩大到全球规模——这样就把我们的后代子孙都包括进我们的时间架构里。所以，最新的都市社会学必须要在21世纪里担负起新的责任—这只有在新的概念及新的研究方法的协助下才能完成。
研究阵营里的都市社会学
新都市社会学要想面对我所举出的这些不寻常的问题进行自我更新，就必须创造出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新工具。都市社会学还必须抛弃那些限于大部分后现代理论的文字游戏中的解构和重构的无用实验，在实地研究中、在新信息的产生过程中、在发掘隐藏在社会下的领域中，以及在迷人又悲惨的都市生活的销魂魅力中，回归它的源头。我们不需要新的都市意识形态或善意的乌托邦——我们应该让人们想象自己的神话。21世纪的都市社会学家真正需要的是新的工具箱（包括概念性工具），以便展开必要的研究和了解新的空间与社会关系的艰苦工作。
我特意列出以下这些概念：网络（networks）、流动空间(space csf flows)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地方（local）、全球（global）、社区（communities，不管是物质空间的、虚拟的还是面对面的）、都市社会交换器（urban social exchanger）、移动场所（mobile places）、去性别家庭和城市（de-gendered homes and cities）、被忽视的场所（switched-off locales）、包容联系（links of inclusion）、全球社会运动（global social movements）、共享时间／空fill (shared time／spaces)、时空体制（time-space regimes）、个性化（individuation）、社区共同性（communalism）、都市群（urban constellations）、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region）、都市纪念性（urban monumentality）、多节点中心（multi-nodal centrality）、意义（meaning）、功能（function）、形态(form)。它们读起来有些像包格（Borger）的中国百科全书。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理论框架才能组织并集合这些概念，甚至界定它们。但这不是我这篇文章的目的，尽管这项工作一定会在某时某地通过集体的、互动的理论化过程予以完成。我只是提出一种调查的风格，并希望引出某些概念，能对我认为的21世纪城市的关键问题进行研究。对那些对这篇文章详细阐述的内容感到厌烦的读者来说，我能够说的是，我已经开始介入的网络社会的系统理论化的工作(Castells, 2000），在城市和空间过程的研究当中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都市社会学家同样需要新的方法。互联网不只是一个研究的对象，还是一个研究工具。它提供了进入各种不同资源的机会。通过自动翻译程序，互联网将实现真正的都市研究资源和问题的多文化性。即便分析的切入点依旧是文化或制度上的单一内容，但从全球的视角出发就可以获得一个全球性的系统。新的电脑运算功能和无所不及的传播能力，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在定性材料的基础上以仿真模拟作为形成和验证假设的工具。在高速电脑运算支持下的新数学方法使得统计分析从线性限制中解放出来，朝着认识社会现实前进了一大步，这在定义上来说已经不再是线性的。人种史学艰难的实地调查对都市社会学家来说，依旧是一个关键的有特色的研究工具，不过这里也要说明，新的技术工具使研究者能实时比照资料库去记录、检验、分析他们所做出的观察。可移动的运算能力，在线分析系统的联结以及互动性，使都市社会科学家们能将定性观察系统化，并且在继续实地研究时建立起他们的资料库，在整体分析框架下对观察和观察回顾有所反馈。
有了这些新工其，假如21世纪的都市社会学家能继续对城市保持同样的热情，对共处的市民抱有同样的理解，就如同我们这些早期都市社会学家在20世纪时的那样，那么都市社会学就将会有用武之地。
①希腊城市中心的开放空间，集会的广场。一一译者注．今文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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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译文原载于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城市与设计学报》2003年13/14期。原文系作者为（卡斯特城市与社会理论读本）（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and Social Thery, Manuel CastelLs, Ida Susser eds,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390-490）一书所写的结论。2002年为（城市与设计学报）出版中丈版本，物别进行了增修，并增加了前言。
译者：刘益诚，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博士班学生。
校译：夏铸九，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教授。hchujoe&-ntu.edu.tw
原载《国外城市规划》（京），2006.5.93一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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