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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非:走向《包身工》:夏衍的文学之路

95岁那年,夏衍说:“我觉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活得洒脱,去得从容——记夏公》)有趣的是,在夏衍讲这话几年后,《包身工》却从中学教材中被删除了。“删除”发生在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曝光不久。不论这两者间有无关联,至少现实证明,《包身工》有着跨越时空的意义。

夏衍

(1900-1995),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社会活动家。原名沈乃熙,字端先。祖籍河南开封,1900年10月30日生于浙江省杭县(今浙江杭州)。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及翻译工作,译有高尔基的《母亲》等外国名著。 
1929年,与郑伯奇等组织上海艺术社,首先提出"普罗列塔利亚戏剧"的口号,开展无产阶级戏剧活动。1930年加入"左联",当选为"左联"执委。1933年后,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组长,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领导文化事业,创办电影文学研究所。1954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及外事工作,为培养电影事业的新生力量作出了贡献。1982年,他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著述甚丰,有《夏衍剧作选》、《夏衍选集》、《夏衍剧作集》、《夏衍电影剧本集》、《夏衍杂文随笔集》、《夏衍论创作》等。 

反右运动后,1958年,夏衍在含反省意味的文章《走过来的道路》里说:"我出身在一个没落了的小地主的家庭。"这是不确实的。严家衖的沈家(夏衍原名沈端先)如自"破落"论,并不是"小地主";如自"小地主"论,则又无所谓"破落"。 

夏衍出世时,沈家破落不假,却绝非从小地主破落下来。它当年的气度,可由那所大宅子来验证。1940年,得知这座建筑毁于战火,远在桂林的夏衍写了《旧家的火葬》: 

说得毫不夸张,至少可住五百人以上。经过了洪杨之劫,许多雕花的窗棂之类是破损了,但是合抱的大圆柱,可以做一个网球场的大天井,依旧夸示着它昔日的面貌。 

高小毕业后,夏衍"因为交不起学费"辍学。所幸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扩招,每县可以保送一、二个公费学生,德清县以"品学兼优",把夏衍列入保送之列,学费由县政府负责。 

此事让人感慨于当时的教育,有相当的"公正性"。家庭经济状况,本已把夏衍排除在持续接受教育的行列之外,但他居然仅凭"品学兼优"、不靠任何别的关系,而被免费保送制度所惠及。在校5年,他不单由少年变成青年,更在精神上成长为全新的人。"五四"运动爆发,像是给18岁的夏衍特意准备的成人礼。他的身影,活跃在杭州的学生游行队伍中,并参与创办浙江革命学生自己的"《新青年》"--《浙江新潮》。他以"沈宰白"的笔名,在《浙江新潮》发表了几篇文章。这应是夏衍一生写作的开端。其中一篇,引起陈独秀注意。 

1921年2月,夏衍抵达日本北九州的明治专门学校。这是一间工科学校,1907年创办,宗旨定为培养"精通技术的君子"。在日5年,是夏衍认真接受新知的开始。以往在国内,思想虽然激进,但所读数量和质量都不算高,更谈不上系统。日人向来颇重图书资料建设,"明专"亦不例外,虽属工科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却和综合大学的藏书差不多",专业书籍之外,有大量文学和社会科学图书。 

重要的是,夏衍在日本得以正式了解马克思主义。1923年10月,他参加了名为"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读书组织,第一回指定的读物,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个活动,对夏衍人生轨迹产生重大影响。他已经沉迷在社会问题的探索与思考中,"'实业救国'的念头渐渐消失"。 

到学生时代结束为止,我们从夏衍身上尚看不到将来去做文艺家的一丝可能。他的目标,只是"作为一个求进步的中国人"。朴素而健康,具有那个时代新青年们特有的单纯向上的气质。 

抱了这样的热忱,1924年11月,夏衍得知孙中山应段祺瑞之邀,从广州乘船北上,途次北九州门司港的消息,就约了二三个中国同学,赶去求见。"出乎意料之外,我们上船没有遇到困难"。他轻易受到接见,在场的,还有宋庆龄、李烈钧等。 

一个毛头学生,自作主张去见民族的领袖,居然说见就见到了。这朝气,属于一个初生牛犊般的青年,属于一位锐意进取的政治领袖,更属于渴望新生的中国。 

夏衍在孙中山面前加入了国民党。"这件事是我一生中参加实际政治活动的开始"。四个月后,国民党驻日特派员何兆芳与夏衍联系,希望夏衍到东京总支部工作。1925年10月,夏衍离开九州,去了东京,到国民党驻日总支部报到。当时,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以及驻日总支部,都在左派掌握中,其中不少是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同志们对夏衍表示信任,请他担任总支部组织部长,并参加常委。 

1927年4月下旬,夏衍回到上海。此时国内血雨腥风,实出于海外之人所能料。夏衍在沪巧遇经亨颐,经先生得知他拟去武汉,婉劝打消此念。夏衍接受了劝告,与此同时,西山会议派方面的国民党,也宣布将夏衍开除。 

夏衍的国民党生涯,到此结束。5月,东京的何兆芳、何恐等人,也都撤回上海,来与夏衍见面。他们了解夏衍在日本的表现,故而建议"反正西山会议派已经将你开除了,你可以当一个正式的共产党员"。不久,夏衍经介绍加入中共,并且不需要预备期。 

他被编入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夏衍说他所在小组,除自己外"全是太阳社的作家",有钱杏邨(阿英)、孟超、洪灵菲等。另一个小组,则是清一色"创造社"成员,例如冯乃超和李初梨。"他们在上海这个地方,除了办书店、编杂志、写文章以外,别无用武之地"。鲁迅所遭遇的"'革命文学'家的拼命的围攻"(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便发动于这个基地;夏衍写道:"从1927年底到1929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主要是从闸北支部掀起来的。" 

革命文学论争期间,"闸北支部"那些人,把鲁迅骂得狗血淋头,说他是"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的"一条忠实的看家狗",说"他的思想与技巧,是早已同样的完了,完结了",并宣布他为"死去了的鲁迅"。 

这些左得可爱的言论,显然愚蠢,而受到中共高层的批评,下令团结鲁迅、停止"围攻"。怎样实现团结?办法是把"左翼作家联盟"搞起来,请鲁迅挂帅。筹备过程中,需要一个人居间联络、跟鲁迅打交道。"革命"的文学家基本都将鲁迅得罪了,唯独夏衍"置身事外",还可以充当一个联络人。 

就这样,工科出身的职业革命家、"非文艺工作者"沈端先,成为一个文艺团体的创始人之一。他名列"左联"12人筹备小组,举行成立大会时他是3人主席团的成员(另两人是鲁迅和钱杏邨),随即又当选"左联"首任7位执委之一。虽然由他行转事文学的例子并不鲜见,但别人的转,皆由自己去树立起这目标,慢慢摸索过来。夏衍之入文坛,则纯属"无心插柳柳成荫"。他听从党的调遣,糊里糊涂撞入,未几,却以全才的面貌脱颖而出,文武昆乱不挡--除诗歌以外,举凡戏剧、电影、报告文学、散文、政论、杂文......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建树之广,蔚为奇观。 

从社会革命家向革命文艺家转型的第一步,自电影开始。 

中国第一部影片摄于1905年,但电影在中国谈得上一个文艺门类,则在1922年至1929年之间。作为初级阶段,此时电影的幼稚、粗糙、浅薄在所不免,所拍作品,内容、主题不外乎武侠、恋爱、伦理之类。 

到30年代,制片商也意识到,电影如要登新台阶、获大发展,必须脱离窠臼。所以1932年初夏,钱杏邨带来消息,说其安徽老乡、明星影片公司"三巨头"之一的周剑云,托他"邀请三位新文艺工作者到这家公司去当'编剧顾问'"。 

到底能不能"替资本家赚钱"?"文委"专门开会研究,"与会者意见很不一致"。当时领导"文委"的瞿秋白拍板可以一试。决定钱杏邨、郑伯奇和夏衍,去做明星公司聘请的那三名编剧顾问--夏衍老老实实地承认,说到底,这三人于电影都是外行。但明星公司所要仰重他们的地方,在于新思想、新意识和新文化,彼此来说,也算"情投意合"--制片厂藉此使自己的出品获取新气象新内容,左翼文艺则从中学习怎样干电影。 

这是"党领导的电影工作的开端"。"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电影工作",就是从1932年"算起"。为使这项工作更有安排,翌年3月,"正式成立党的电影小组",由文委直辖,夏衍任组长。 

左翼人士介入,确令中国电影焕然一新。一年多光景,左翼影响在电影界便铺天盖地。第一,一些全新的进步影片上映,著名的有《母性之光》、《三个摩登女性》、《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女性的呐喊》、《盐潮》、《铁板红泪录》、《时代的儿女》等。第二,左翼"电影人"在影坛崛起,如郑君里、金焰、王人美、王莹、沈西苓、司徒慧敏、塞克等,旧有的知名影人,史东山、孙瑜、蔡楚生、李萍倩、卜万苍等,思想也都向左翼靠拢。第三,左翼的电影批评,"占领了几乎上海所有大报的电影副刊",电影的话语主导权,业为左翼所掌。 

"二一九"事件后,夏衍隐蔽起来。这"安静和安全"的约半年独居,于夏衍未始不是缘祸成福,用他自己的话说:"意外地给了我几个月闭门索居,可以安安静静地伏案写作的时间。" 

夏衍诉说当时心态:"有人说我'空头文学家',也很想发愤一下,写一点东西。"他虽然写过不少电影和电影评论,但这类东西在当时算不上正儿八经的"作品",故有此语。他为"空头文学家"之讽感到赧颜,决心"发愤",说明他对"文艺工作者"角色已有认同,或者说,认真地想成为一个作家了。 

启用"夏衍"笔名,与这种意识是同步。他先是写了一个有关肥皂厂工人生活的短篇《泡》,"第一次用夏衍这个笔名"。不过,虽然"夏衍"首先诞生于短篇小说创作,但让这名字"大噪"的却是戏剧。这就是《赛金花》。 

写完后,剧本署名"夏衍",专门托人从杭州寄出--这是出于隐蔽期间不欲旁人知其下落。因此,《文学》杂志的郑振铎、傅东华将其发表时,都不知道作者就是熟人沈端先。而在同样情况下,业余剧人协会读到本子后,立即决定上演;紧接着发生多个演员"争演"事件--金山和赵丹争演李鸿章,王莹和蓝苹(江青)争演赛金花,最后竟致金山、王莹、蓝苹、顾梦鹤另组"四十年代剧社"单干。《赛金花》的出色,由此可见一斑。 

果然,演出获极大成功。"我去看的那一晚,是公演的第四或第五夜,上座极盛"(茅盾《谈〈赛金花〉》)。 

尽管此剧惹来半生烦恼,但它对于"剧作家夏衍"意义非常。第一,这是一个高起点。第二,它让夏衍的戏剧风格一下就有准确的定位,那种细致而洗练、冷峻与理性的背后却有体贴和敏感、贴近世俗和"平凡者"的现实主义刻画,在以后的《上海屋檐下》、《一年间》、《心防》、《愁城记》、《法西斯细菌》里一直保持着,独树一帜,从而明确与其他名剧作家郭沫若、曹禺、陈白尘等区别开来。第三,它还显示了比戏剧才华更重要的东西,亦即精神质地--一个认为即使如赛金花者也不应遭到社会歧视的人,一个在30年代语境下仍旧坚持对义和团的个人观点的人,精神质地显然有一种纯粹性。 

文学只是夏衍生命的一个侧面。他在三个方面做的工作,不比文学少。大量从事创作,只是30年代末那样几年的光景。也就是这短短几年,他写出了一批载入史册的作品,其中,《包身工》以及《〈包身工〉余话》,尤为不朽。 

《包身工》缘起颇早。1927年入党后他被分派从事工人运动。他经常去提篮桥到杨树浦一带,那里是工厂区,有日企"内外棉"、英企"怡和纱厂"等。夏衍把头发推成小平头,从旧货店买来粗蓝布短衫裤,装扮着,"在小茶馆和马路上和工人们'接近'"。1929年,他认识了在杨树浦一家工人补习夜校当教员的女孩儿冯秀英,她就是《〈包身工〉余话》里的"冯先生"。冯秀英提供了一些材料,并引他接触一些女工,使他开始注意起纱厂女工们的状况。 

不久,夏衍参与筹备左联,工运活动暂时放下。1931年,沈西苓打算以上海女工为题材写电影,夏衍把包身工的材料提供给他,此即明星公司出品的《女性的呐喊》。夏衍后曾在《回忆与感想》中特地指出:"这是第一部写包身工的文艺作品,"以示不敢掠美。不过,片子对包身工题材的开掘不够深入,又遭审查官大量删剪,"成绩并不很好"。 

在帮助影片补充材料过程中,夏衍对包身工现象了解又"多了一点"。当初在日本,夏衍对于日本纺织女工生活曾经有所了解,据说那已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致认为生活水平最低、劳动条件最坏"的了,可若与包身工一比,两者差别可谓"天堂和地狱"。 

《回忆与感想》说,他找到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一位青年团员杏弟,谈了几次。结果都意犹未尽。夏衍得出结论:"单凭搜集材料是不行的,非得实地视察不可。" 

他有个昔日的"甲工"同学在日本纱厂当职员,托了这关系,得以去包身工的车间看过几次。然而,他还是不满足,倔强地认为一定要近距离了解她们的生活情形,"亲自到包身工住宿的工房去调查"。 

这却是难乎其难的事。包身工制度极度黑暗、见不得人,包身工们的住处,"实际上是一所管理得十分严密的监狱"。对此,《包身工》有个精绝的比喻:"包身工是一种'罐装了的劳动力'。" 

近年"底层文学"渐为人关注。《包身工》可谓当之无愧的"底层文学"的鼻祖;它在这个方面的意义,随着时间推移,还将被历史更深刻地证明、更有力地凸显。 

我曾读过一位名叫冈特·瓦尔拉夫的德国作家所写的《最底层》。德国有大量土耳其劳工,他们干最脏最累的工作,毫无社会保障,人格还受歧视,但这些状况却长期遮蔽在德国公众视野之外。瓦尔拉夫欲将此现实呈于世人,便乔装成土耳其劳工,"深入生活"凡三载,之后写成《最底层》。甫一出版,便即轰动,仅德国40天内就卖出350万册之多。殊不知,冈特·瓦尔拉夫在80年代做的每一步,夏衍在1929~1935年间就全做过了。 

应该向夏衍脱帽致敬!曾任夏衍秘书的李子云说,95岁那年,夏衍说:"我觉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活得洒脱,去得从容--记夏公》)有趣的是,在夏衍讲这话几年后,《包身工》却从中学教材中被删除了。"删除"发生在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曝光不久。不论这两者间有无关联,至少现实证明,《包身工》有着跨越时空的意义。 

曾经有个说法,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有"三座里程碑",《包身工》是第一座。如果一定要谈里程碑,我同意《包身工》是一座,却不认为有更多。可能过于苛刻,但作为个人之见,我愿意这样看。 

70年后读《包身工》,以及《〈包身工〉余话》,惊异不已的是它们写作意识如此超前。我们现已熟知"非虚构叙事"概念,而70年前,夏衍着手写作时,此类概念和创作实践还不存在--欧美真正出现这现象,是在"二战"后,尤其是60年代"新左派"浪潮起来后。可是读一读《包身工》和《〈包身工〉余话》,不难发现"非虚构叙事"的特征,已十分清晰和典型。夏衍虽不曾一模一样地讲出"非虚构叙事"几个字,然而"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背后的意思,同后人提倡的"非虚构叙事",无有不同。《包身工》的完成过程的每一步,都寓涵着全新的写作意识与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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