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本民族保守主义的产生与兴起
——关于当代日本民族保守主义研究的成果报告
开场白
当今日本政坛，“政党保守化”、“政治右倾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政治共鸣”，正汇集成一股强大的主流政治思潮———“民族保守主义”。这种民族保守主义已逐步取代战后以来由吉田茂倡导并实践的“重经济、轻军备”的传统保守主义（保守本流政治），对日本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生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它更成为日本主流派政治家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理念，进而转化为保守执政党的政治纲领和政策实践，并引领着日本走向其憧憬和设定的“政治大国”目标。
产生背景
民族保守主义的产生，是日本政坛总体“政党保守化”和“政治右倾化”的逻辑必然，其背景与国际政治格局的重组和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
一是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有70余年历史的苏联几乎一夜之间突然解体，苏美双雄争霸下的冷战体制随之土崩瓦解。苏联的消亡，给全球带来巨大的冲击，改变了世界的行政版图和政治版图：原属苏联的多个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原属社会主义政体的许多东欧国家也相继生变，把国名中的“社会主义”称谓拿下，换上了“民主”的字样或招牌。
冷战后随着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各种民族主义思潮进入活跃期。有着民族主义肥水沃土和历史积淀的日本，虽偏居于东北亚一隅，但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交通便捷化、文化多元化的当代，它既未置身于世界政治急剧变化的过程之外，也未拒绝成为全球性民族主义思潮的推动者。实际上，近年来日本的民族主义发展很快，并明显地影响、作用于其对内对外政策。正如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其《日本21世纪的国家战略》中所强调的那样，21世纪“将是一个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日本必须修改“1947年美国占领下制定的《教育基本法》”这一“日本解体时代的产物”，以恢复日本“民族所具有的历史的、传统的和文化的”精神价值。而基于此引发的日本社会政治的种种变化与现实动向表明，除其自身的内部因素之外，不可否认，“国际上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也进一步刺激了日本民族主义的膨胀”和“变形发展”，“且对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及内外政策的影响和渗透更进了一步，表现层次更高，也更公开化”，从而使日本的保守政治中加进了更多的民族主义成分，为当代日本民族保守主义的产生起到了助推作用。
二是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变化的必然。战后60余年来，无论从政党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日本的政治生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人们惯常用以描述的“政党保守化”、“政治右倾化”和民族主义政治思潮的蔓延。
从政党层面看，战后以来，除革新的社会党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有过一次短暂的执政和90年代中期因自民党的分裂有过一次短暂的联合执政外，保守主义政党一直处于日本的执政地位。90年代初以前，日本的保守主义政党虽然一直执政，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势力对比“革保伯仲”，革新政党对保守政党的制衡作用比较明显，使得执政的保守政党在制订和推行其政策路线时受到一定的限制。然而，自90年代初期开始，国际形势巨变使“1955年体制”瓦解，新保守政党崛起，社会党和共产党等革新政党则全面衰微，不得不改变其政策，出现向保守主义靠拢的倾向。自民党、民主党等保守势力已逐渐控制日本朝野，日本保守政党与革新政党相互对峙的政治格局因双方实力对比悬殊及政策变化而基本画上了句号。进入21世纪初期，随着其他保守小党被逐步并入，民主党的势力进一步得到扩增，从而确立了日本政坛自民、民主“两大保守政党的政党体制”，彻底告别“革保对峙”时代，迎来政党政治的“总体保守化”时期。
就政治层面而言，战后日本完全接受了美国式“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保守主义政治体制。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吉田茂“重经济、轻军备”的所谓“吉田路线”即传统保守主义，始终占据日本政治的主流。8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以及受里根、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西方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的日本式“新保守主义”出台，并逐步被日本保守派政治家所认可、所接受，引导和支配着日本政治的总体流向。90年代初期，为适应冷战后国际政治巨变的新形势，著名战略派保守政治家小泽一郎提出旨在使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普通国家论”（或“正常国家论”），得到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的普遍共鸣。进入21世纪初期，无战略思维可言的“怪人”首相小泉纯一郎推行的是所谓“改革无禁区”的“急进型新保守主义”。而当首相的接力棒传到战略派政治家安倍晋三手上时，他把施政理念混杂于自己《建设美丽国家》的专著中，但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性，外界只好据其内容把它简约为“新日本主义”或“新国家主义”。
综观战后日本主流政治的发展脉络，从吉田的传统保守主义到中曾根的新保守主义，从小泽的“普遍国家论”再到小泉的“急进型新保守主义”，直至安倍的“新日本主义”或“新国家主义”，其理念称谓虽有所变化，但变化中亦有永恒之不变。所谓不变，是指它们都坚定不移地信守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原则理念；所谓变化，则不仅仅指其称谓的改变，更主要的是指其内容和涵义的改变，以适应并服务于其不同时期所追求的政策路线和政治目标。为了确保日本战后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吉田的传统保守主义强调的是“积极地保持优良的传统和秩序”，“力求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在秩序中求取进步，摈弃破坏性的急进主义”。在日本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为唤醒日本国民的民族“自我意识”，摆脱战败国的“自卑感”，恢复日本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精神”，中曾根的新保守主义更侧重于“战后政治总决算”，强调“保卫日本人的生活及其生活价值”，“保护日本民族在大化改革和明治维新时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和积极的民族气魄”。
战后的日本保守主义总是带有时代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内外政局的变化，它也因此与传统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有明显的区别。进入后冷战时期以来，受国际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双重影响，以及革新政党制衡作用的式微，今天的日本保守主义政治在趋于右倾化的同时，更增添了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这就为日本“民族保守主义”概念的产生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和基础。也可以说,日本“民族保守主义”的产生过程是一种自然“分娩”而非人为“催生”，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
——关于当代日本民族保守主义研究的成果报告
开场白
当今日本政坛，“政党保守化”、“政治右倾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政治共鸣”，正汇集成一股强大的主流政治思潮———“民族保守主义”。这种民族保守主义已逐步取代战后以来由吉田茂倡导并实践的“重经济、轻军备”的传统保守主义（保守本流政治），对日本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生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它更成为日本主流派政治家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理念，进而转化为保守执政党的政治纲领和政策实践，并引领着日本走向其憧憬和设定的“政治大国”目标。
产生背景
民族保守主义的产生，是日本政坛总体“政党保守化”和“政治右倾化”的逻辑必然，其背景与国际政治格局的重组和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
一是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有70余年历史的苏联几乎一夜之间突然解体，苏美双雄争霸下的冷战体制随之土崩瓦解。苏联的消亡，给全球带来巨大的冲击，改变了世界的行政版图和政治版图：原属苏联的多个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原属社会主义政体的许多东欧国家也相继生变，把国名中的“社会主义”称谓拿下，换上了“民主”的字样或招牌。
冷战后随着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各种民族主义思潮进入活跃期。有着民族主义肥水沃土和历史积淀的日本，虽偏居于东北亚一隅，但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交通便捷化、文化多元化的当代，它既未置身于世界政治急剧变化的过程之外，也未拒绝成为全球性民族主义思潮的推动者。实际上，近年来日本的民族主义发展很快，并明显地影响、作用于其对内对外政策。正如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其《日本21世纪的国家战略》中所强调的那样，21世纪“将是一个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日本必须修改“1947年美国占领下制定的《教育基本法》”这一“日本解体时代的产物”，以恢复日本“民族所具有的历史的、传统的和文化的”精神价值。而基于此引发的日本社会政治的种种变化与现实动向表明，除其自身的内部因素之外，不可否认，“国际上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也进一步刺激了日本民族主义的膨胀”和“变形发展”，“且对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及内外政策的影响和渗透更进了一步，表现层次更高，也更公开化”，从而使日本的保守政治中加进了更多的民族主义成分，为当代日本民族保守主义的产生起到了助推作用。
二是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变化的必然。战后60余年来，无论从政党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日本的政治生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人们惯常用以描述的“政党保守化”、“政治右倾化”和民族主义政治思潮的蔓延。
从政党层面看，战后以来，除革新的社会党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有过一次短暂的执政和90年代中期因自民党的分裂有过一次短暂的联合执政外，保守主义政党一直处于日本的执政地位。90年代初以前，日本的保守主义政党虽然一直执政，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势力对比“革保伯仲”，革新政党对保守政党的制衡作用比较明显，使得执政的保守政党在制订和推行其政策路线时受到一定的限制。然而，自90年代初期开始，国际形势巨变使“1955年体制”瓦解，新保守政党崛起，社会党和共产党等革新政党则全面衰微，不得不改变其政策，出现向保守主义靠拢的倾向。自民党、民主党等保守势力已逐渐控制日本朝野，日本保守政党与革新政党相互对峙的政治格局因双方实力对比悬殊及政策变化而基本画上了句号。进入21世纪初期，随着其他保守小党被逐步并入，民主党的势力进一步得到扩增，从而确立了日本政坛自民、民主“两大保守政党的政党体制”，彻底告别“革保对峙”时代，迎来政党政治的“总体保守化”时期。
就政治层面而言，战后日本完全接受了美国式“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保守主义政治体制。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吉田茂“重经济、轻军备”的所谓“吉田路线”即传统保守主义，始终占据日本政治的主流。8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以及受里根、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西方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的日本式“新保守主义”出台，并逐步被日本保守派政治家所认可、所接受，引导和支配着日本政治的总体流向。90年代初期，为适应冷战后国际政治巨变的新形势，著名战略派保守政治家小泽一郎提出旨在使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普通国家论”（或“正常国家论”），得到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的普遍共鸣。进入21世纪初期，无战略思维可言的“怪人”首相小泉纯一郎推行的是所谓“改革无禁区”的“急进型新保守主义”。而当首相的接力棒传到战略派政治家安倍晋三手上时，他把施政理念混杂于自己《建设美丽国家》的专著中，但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性，外界只好据其内容把它简约为“新日本主义”或“新国家主义”。
综观战后日本主流政治的发展脉络，从吉田的传统保守主义到中曾根的新保守主义，从小泽的“普遍国家论”再到小泉的“急进型新保守主义”，直至安倍的“新日本主义”或“新国家主义”，其理念称谓虽有所变化，但变化中亦有永恒之不变。所谓不变，是指它们都坚定不移地信守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原则理念；所谓变化，则不仅仅指其称谓的改变，更主要的是指其内容和涵义的改变，以适应并服务于其不同时期所追求的政策路线和政治目标。为了确保日本战后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吉田的传统保守主义强调的是“积极地保持优良的传统和秩序”，“力求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在秩序中求取进步，摈弃破坏性的急进主义”。在日本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为唤醒日本国民的民族“自我意识”，摆脱战败国的“自卑感”，恢复日本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精神”，中曾根的新保守主义更侧重于“战后政治总决算”，强调“保卫日本人的生活及其生活价值”，“保护日本民族在大化改革和明治维新时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和积极的民族气魄”。
战后的日本保守主义总是带有时代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内外政局的变化，它也因此与传统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有明显的区别。进入后冷战时期以来，受国际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双重影响，以及革新政党制衡作用的式微，今天的日本保守主义政治在趋于右倾化的同时，更增添了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这就为日本“民族保守主义”概念的产生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和基础。也可以说,日本“民族保守主义”的产生过程是一种自然“分娩”而非人为“催生”，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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