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徐国琦：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关于一战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著作宏多，史家已有定论。但该战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中外学界少有涉及。且歧见杂存。误解甚深。本文作者近年来广访美，德，法，英，中（包括台湾）多种档案，力求正本清源，拨误归真。现谨将一得之见，求教同人。得失与否，尚请方家指正1。

　　本文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一战的爆发不仅标志着旧世界体系的崩溃，它的爆发正值当时中国社会的新旧交替，承前启后，天命维新之时。因此为学贯中西，深谙国际事务的新一代中国人如顾维钧，王正廷，梁启超，梁士诒等提供了在世界舞台是折冲樽俎的大好机会，同时也为中国人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及国际化提供了新的平台。在一战期间，国人在思想，学术上兼收并蓄，求同存异，放眼世界，在政治上大胆探索，不具一格，在外交上大胆进取，灵活多变，书写了不仅中国甚至世界外交上壮丽的篇章。同时也正式宣告中国人也彻底走出“天朝大国”天下唯我独尊的封闭心态，以穷则变，变则通的认识角逐世界，寻找一个新的国家认同及形象。
　　哈佛大学著名学者斯坦利8226;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 不久前写道，纵览二十世纪，法国有两大心结:一为法国之国际地位，一为如何处理与德国的关系2。本文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用心则更为专一，即如何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一部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人寻求新的国家认同，走向世界及国际化的历史。一战的爆发，为中国人书写这一崭新历史正好提供了良好开篇。

1. 国际史：一个新的解释模式

　　敏感的读者也许会问，如果一战对中国如此重要，为什么迄今为止，无人论及此点？诚然，即使一个人熟读中外学者所有关于一战的著作，恐怕仍旧无法清楚理解中国在此战中的地位。新近出版的两本书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本是傅高盛(Niall Ferguson)的《一战之悲怆》，另外一本是柯庚(John Keegan) 的《一战新论》。两书均出自名家之手，但都未涉及中国3。难怪哈佛大学中国近代史专家柯伟林(William Kirby)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尽管我们可以广泛阅读有关一战的著作，我们仍可能无法得知中国参与其中的事实4。” 甚至中国人自己的近著，写及一战与中国关系时，要么是语焉不详，要么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并多冠以 “卖国外交” 等字样。吴东之的《中国外交史》，李新及张玉法等有关中国近代史著作，虽多有创见，但对中国与一战之关系，大多以消极评价作结5。
　　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究其根源，似乎不外下述几种因素作怪：一是对当时的中国之偏见。认为积贫积弱，一盘散沙的中国很难在外交上有什么建树。二是政治因素干扰。国共两党长期以来都是对北洋政府持否定批判态度，这种敌视直接影响到学术研究的公正。三是学术分野的作祟。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学术界似乎有一种不良现象，即隔行如隔山。治外交史的不管内政，治政治史的不管国际关系。这种倾向对北洋史研究尤为不利。因为在这一时期内忧外患集于一体，内政外交密不可分。换言之，要正确理解一战对中国的意义，学者必须打破樊篱，对内政外交及社会与国际关系都要涉猎，否则即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误。四是语言障碍。中外许多学者因为不能熟练运用外语从而无法阅读它国档案资料。这一局限造成学术视野的限制。
　　要正确全面理解一战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必须跳出上述弊端，寻找一条新的研究方法。窃以为近年来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日江昭(Akira Iriye)身体力行且运用达之化境的“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 便是我们应该用来重理中国与一战关系的新的解释模式6。国际史是一种全方位的历史研究法，它超越了传统外交史一味强调政府之间的通讯、谈判等限制，把文化、社会思潮变迁、个人情感等因素引入考察之列。国际史与传统国别史政治史的主要区别在于它超越国界，侧重于多层次对话，并以整个国际体系作为参照系。强调国家间的政治、文化等多重交流、对话及互动。不言而喻的是，能够熟练运用多种档案语言也是国际史方法的首要条件。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对国际史这一新兴学科展开全面论述，但要指出的是，如果传统方法令人不免有眼光短浅之讥，那么国际史这一新的解释模式则让人有“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气势。本文认为，我们只有运用国际史这一新方法，才能摆脱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才能真正还一战与中国关系这一重要历史问题的本来面目。

２. 中国对一战的反应及贡献

　　研究中国对一战的反应，我们必须考察当时中国及世界所处的环境。显而易见的是，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人大规模思考中国国家认同及其国际地位的转折点。甲午一战，中国败于日本之手, 终于从“四千年一大梦”中惊醒7。从甲午战争到一战在欧洲爆发这二十年间，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世界观等多方面均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彻底失效，认识到坐井观天只能将中国进一步推入深渊。他们主张“保中国不保大清8”，主张西体西用，主张放弃落伍的“朝贡”，建立现代外交体系；主张放弃儒家文化，彻底向西方学习；主张打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德、赛”二先生；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君主到共和的转变，从农历到西历的转交，从黄袍马褂到西装革履的转变，从“不谈国事”到人人竞谈时务的转变。不过这一时期的最大转变可能还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及民族主义同国际主义的兼收并蓄和“外交政策群体”(foreign policy public)的形成。
　　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固然是甲午战后的中国社会变革的一大特色，这是毋容置疑的事实。但此民族主义决非排它性的，狭隘的，而是建立在中国人希望加入国际社会作为平等一员的强烈愿望9。用美国历史学家吕贝卡。科尔(Rebecca E. Karl)的最新研究成果来表述就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实乃中国密切参与国际社会的产物(“marked a Chinese intervention in the world”)，是中国“重新定位自己及世界”的结晶10。换言之，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国际化的民族主义(internationalistnationalism), 是建立在“世界主义”之上的“国家主义”。用近代政论家学者及政治家杨度的词汇就是 “世界的国家主义”11。
　　所谓“外交政策群体”，是指当时一大批先进中国人因对国事的关心，从而对国际事务及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产生超乎寻常的密切关注和关心，虽然他们的绝对人数并不是太多，但能量很大，颇有一个松散的团体之势，这里姑称之为“外交政策群体”。这一群体大致包括言论精英如梁启超，外交才俊如顾维钧等，及部分工商业人士以及一大批能够阅读的知识分子思考群。一战期间，中国的这一“外交政策群体”已臻成熟。他们利用参与决策及控制舆论的优势，及利用国人对时务的普遍关注的背景，指点江山，以文字、决策、“罢工”、“抵制洋货”等多种形式影响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群体”构成一战期间影响中国外交及中国国际化的重要有生力量。由于这一系列转变及“外交政策群体”的出现，“1914一代”的中国人与历史学家罗伯特8226;沃尔（Robert Wohl）描绘的欧洲“1914 一代”相比，更为老谋深算12。他们生于忧患，比起著名诗人T.S. Eliot笔下的欧洲那种“两个世界的彷徨者”（wanders between two worlds）来，陈独秀、梁启超、梁士诒等领导的新中国人更负使命感、危机感，他们敢于直面不利的国际国内环境，敢于并善于对旧文化、旧秩序、旧的国家认同宣战，力图改变中国多灾多难、积贫积弱的命运。他们的理念支柱是中国的国际化及中国成为国际的平等一员。但要将新的国家认同及国际化付诸实施，需要有两大国际国内条件。一是国人的全面觉醒，并摒弃固步自封的封建机制，二是旧的世界秩序崩溃。辛亥革命一举推翻延绵 2000 余年的君主体制，并追随法美之后，一跃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儒家文明被北西方思潮代替，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想、流派相继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有人甚至响亮喊出“打倒孔家店”和只有“德（民主）赛（科技）”二先生才能救中国的口号。
　　如果说辛亥革命的发生及随之而来的一大批优秀中国人的世界观进步，为中国进入国际化社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那么 1914 年 6 月发生在巴尔干半岛的枪声则标志着一场“大战争”的来临及旧的国际秩序崩溃的开始13。从而为中国的国际化提供了国际平台。换言之，欧战的爆发为中国的国际化付诸实施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动力及前提，一战因而也由此介入中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及重要转折点。
　　在我们进一步研究一战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对一战的反应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界定什么是中国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本文所谓的中国“国际化”，实指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不但有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及国际体系的动力及意愿，而且主动采取各种手段、方式及政策进一步推动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及于国际社会的广泛多层次接触及交流。中国的国际化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认同及国际地位严重关主的结果。一战的爆发则为其国际化注入了一针强烈的催化剂。
　　现在让我们把眼光投入当时的中国现状。一战的中国固然存在许多问题，如政治上分崩离析，一盘散沙，经济上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国际上地位低微，处处受人制约，但不可否认的是，同一时期的中国恰有春秋战国时期特征，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大批志士仁人以天下为己任，竞相走向历史舞台，为中国的国际化献计献策，身体力行。换句话说，一战时期的中国颇有些像狄更斯在其名著《双城记》中所写：“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昧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似乎拥有一切，我们好像又一无所有。我们会直接进入天堂，我们也可能进入地狱.”14在这一时期，以留学生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精英，富于进取，熟谙中外事务，并逐渐成为主持中国外交的中流砥柱。民族主义自强图存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口号，并驱使一大批先进中国人寻找新的国家认同及国际社会的平等地位，从而第一次把中国的声音及理念系统纳入国际秩序蓝图之中。
　　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指出，正是中国当时的积贫积弱，无实力可凭，才使梁士诒、顾维钧等利用一战的爆发，书写了一曲绝妙的外交篇章。长期以来，治北洋史的人大都认为弱国无外交，殊不知，只有弱国，才懂得外交的重要，外交与它们的生存息息相关。对弱国而言，外交是它们在国际环境中赖以求生的唯一法宝。相反倒是对大国、强国来说，外交的重要性则略逊一筹。因为它们有实力作后盾。法国大革命后的法国在著名外交家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的精心策划下，虽战败却能出席维也纳会议，未蒙受重大损失，甚而继续跻身强国之列，此乃弱国外交的经典案例。在北洋时期的中国，胸怀韬略的一代外交家、政治家及许多“外交政策群体”成员所唯一依赖的是他们的胆识、学养及对国际事务的理解，以及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及民心。一战的爆发为他们展示才华、推动中国国际化提供了历史契机。
　　一战的爆发，从积极意义上说促使列强长期以来在中国营建的均势机制（balance of power）濒于瓦解，从而为中国寻求国际化谋求平等待遇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更重要的是，旧的世界秩序虽已崩溃，但新的国际体系尚未建立，此正可为中国进而参与创建世界新秩序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讲，由于交战列强在中国各有势力范围存在，一战的爆发，迟早会因此把中国卷入欧战的漩涡。更有甚者，新近兴起的日本视欧战的爆发为其进一步侵略中国提供了千载难逢之机，日本正可利用列强在欧洲互相厮杀、无暇他顾之际，将中国沦为其后院。1914 年 8 月日本千方百计挤入战团，并在很快夺取德国控制下的中国山东
后，即于 1915 年初旋即向中国提出“21 条”实为明证。欧战的爆发，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群体”而言，无疑是天赐良机。如梁启超称欧战的打响对中国来说是千载难逢之机遇。中国应善加把握15。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一书作者的刘彦在欧战爆发后向外交部几次上书，力陈中国立即对德宣战的必要16。欧战伊始即在德国观察研究战争的张君劢在 1916 年回国后预言德国必败。他认为，如果中国在战后寻求中国化及平等地位，修正列强在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应争取利用欧战的机会“立功”。由此方可实现中国的长远目标17。事实上，梁启超、刘彦等人的主张在当时的主要媒体如《东方杂志》、《甲寅杂志》、《大中华》、《新青年》等均有反映，绝非少数，如刘叔雅在《新青年》上登文呼吁中国的青年应认识到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强权即正义。一个国家只有凭勇气、实力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他激励国人不怕牺牲，放手参战18。
　　除上述舆论精英外，决策层鼓吹中国立即参战的也大有人在。如章国淦、梁士诒等在一战之初即力主中国参战。其中梁士诒的主张尤为具有说服力。梁士诒在民国早期即大权在握，素有“二总统”之称，外人对其也评论甚高，称其为“中国的马基雅维里”。梁氏虽在帝制及财政等问题上授人以柄，但在中国参战问题上一直立场坚定，高瞻远瞩。他认为参战一可从德人手里夺回青岛，二可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三可在战后和会上占有一席之地，以及直接参与国际事务19。为了参战，梁士诒以其商人的精明、政治家的敏感及外交家的高瞻远瞩，甚至在 1915 年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以工代兵”计划，意图在中国正式参战之前能够同协约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外交联系。梁氏的“以工代兵”计划虽有其个人盈利之嫌，但此一构思并成功付诸行动实乃先进中国人寻求加入国际社会及国际化的一个创举。其意义远非 14 万华工赴法同英法美联军并肩奋斗所能概括。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胆识、有目的、有远见地加入国际社会的开始。是东方大国参与拯救西方文明的亲密合作的大事。更为重要的是，14 万华工无疑是 14 万使者，他们充当了架接东西文明的桥梁，并在回国后在中国建设、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中充当了重要角色20。
　　当然，对日本的防范，是“外交政策群体”主张加入欧战的另一主要原因。袁世凯的中国政府对欧战迅速作出反应，实乃出于防止日本夺取中国青岛的考虑。有顾维钧、梁士诒等辅佐的一代枭雄袁世凯，在欧战伊始亲自向英国驻华公使兼协约国驻京的外交团首领的朱尔典(John Jordan)试探，提议中国与英国共同对青岛出兵，攻打德国。换言之，一战甫一爆发，中国为了收复失地，避免日本在华野心得逞，即有参战之心。但朱尔典未接受袁氏之议。中国 1914 年参战之举，因此胎死腹中。前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现为袁世凯顾问的莫理循(George E. Morrison)称朱尔典未加仔细考虑，即贸然拒绝中国在1914 年直接卷入战团的做法为“一大蠢举”21。但中国人的参战心愿并未因此放弃，反而因日本 1915 年初向中国提出的“21
条”而更加坚定。
　　日本“21 条”的提出，进一步促使中国寻求利用国际论坛解决日本侵略及列强在中国不平等地位的迫切性。力争参加战后和会是自欧战以来“外交政策群体”一直思考的问题。早在 1914 年 11 月 10 日，外交部参事伍朝枢即向外交部提出备忘录，认为中国最好避免直接同日本交涉关于山东问题在内的许多外交纠纷，力争将包括日本问题在内的一切事端提交战后和会讨论、裁决22。中国驻美公使夏偕复强烈主张中国加入战后和会的必要，并早作筹备23。后来成为外交部代1理1外长的夏诒霆也在 1915年 1 月 15 日就有关中国参加战后和会问题，向外交部呈交一份长备忘录，主张中国为了提高其国际地位并成为国际事务中平等一员，为了有利解决外交争端，应设法加入战后和平会议，并加紧遴选与会代表，未雨绸缪24。
　　凡此种种议论，虽尚显稚嫩，而且缺乏实际操作的程序，但个中良苦用心及高瞻远瞩，实乃显明。对此中国外交部明显赞同并付诸实施。早在日本提出“21 条”当天，外交部即向中国驻外使团发出指令，要求他们群策群力，帮助政府寻找参加战后和会的机遇，以利山东诸问题在战后得到有利解决25。外交部同时派特使协调各驻外使团的促成中国参加和会的努力，并征求国外国际法专家的意见。1915 年 1月 22 日，外交部成立高规格的参加和会问题研究小组，组员包括外长陆正祥、副外长曹汝霖、参事顾维钧等人。当然中国参加和会的最终保证是参战。就在外长陆正 与日本“21 条”的相关协定后，即向袁世凯总统进呈解决山东问题的关键在于参战。甚至在五四运动期间被日本人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也在 1915 年 10 月向袁世凯建议，阻止日本人进一步对华侵略的企图在于参加欧战26。
　　基于上述考虑，尽管中国在 1914 年参战动议惨遭拒绝，但其加入战团之心，在“21 条”之后甚至更加强烈。乃至 1915 年中国人再次尝试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1915 年 11 月 1 日，袁世凯的心腹秘书蔡廷干通知总统府顾问莫理循：袁世凯参战之意已定，请莫立即找到一个中国可以参战的理由27。
　　1915 年 11 月 6 日，中国正式通知英国，表示中国准备向德国宣战，但为防日本从中作梗，要求英法俄出面邀请。为了增加参战筹码，除了派遣华工外，中国甚至秘密向英国提供军火，至少有三万支步枪通过梁士诒经香港秘密移交英国28。此时的英法俄，对中国的参战倒表示欢迎，并表示愿意出面安排。正如中国政府所预料的，日本极力反对中国参战。为阻止中国参战的图谋，日本甚至向协约国暗示，日本可能琵琶别抱，转与德国为友。对英法俄来说，日本的地位远较中国重要，结果是，中国政府第二次参战的努力到 1916 年初因日本的反对而再次付诸东流。更让中国始料未及的是，日本不但粉碎了中国参战的梦想，并且进而迫使协约诸国秘密保证支持日本战后对中国山东的要求。此秘密交易在 1917 年初以秘密条约形式固定下来。正是因为日本同英法俄意等牺牲中国的秘密交易的达成，在1917 年春天中国准备借美国参战之机，第三次进入战团时，日本一改初衷，对中国的参战未予反对。1917 年 8 月，中国历经三年的奋斗，终于正式向德奥宣战。

3. 一战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对一战的贡献

　　中国的对德宣战，不仅展示了中国利用外交进入国际社会成为平等一员及国际化的成功之举，并首开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系统收复国家主权的先河。中国甫一宣战，不仅立即宣布中国同德奥两国所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随之废除，并收复德奥在中国的租界，终止支付德奥庚款，更重要的是，德奥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也被中国一概取消。中国人坚持不懈的利用欧战的爆发并力争正式加入战团，充分反应了中国人寻求国际化的决心，并以参战外交一改传统中国人传统落后的世界观，承认西方主宰世界体系，并力求加入国际社会成为受人尊重的平等一员。中国初涉近代外交，即身手不凡，以远大的目光、灵活的外交，让世人吃惊，其在巴黎和会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中国能够跻身战后巴黎和会本身，即是中国一战外交一个成功的例证，实现了其在战争伊始即要参与和会的目标。在和会上，中国代表敢于并精于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力图让战后新世界秩序有中国的烙印、声音。这本身就是一大外交胜利。
　　中国参加一战，从小处着眼，是为了应付日本，为了在战后和会上占一席之地。但从长远看，是为了加入国际社会，为了国际化，为了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有发言权。在和会上正因为中国代表团的据理力争，并大义凛然地拒签对中国不利的凡尔赛和会，他们的行动不仅把所谓“中国问题”带到了世界最高论坛，且赢得了道义的胜利。也为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结束后的迅速解决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并未完全失败。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大获成功。没有中国参战及拒绝签订巴黎和会对德和约，中国不可能在 1921 年很快同德国签订平等条约，并在1922 年迫使日本归还山东。中德 1921 年条约系近代中国与欧洲大国签订的第一个界定双边关系的平等条约。更为重要的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人积极参与战后新秩序的建立。例如顾维钧系起草国联宪章的 15 人委员会之一，对宪章的撰稿，贡献颇多。中国人甚至从大局着眼，支持日本代表团提出的“种族平等”条款。凡此种种，不仅让国际社会听见了中国的声音，甚至显示了未来中国成熟的一个范例。
　　在巴黎和会上，英国外相巴尔福声称一战期间中国为战争“未花一先令，未死一个人”29。这是明显违背历史实之论。正如前述，一战期间中国为英、法提供了14 万精壮青年华工。这 14 万青年实际上间接为英、法提供了14 万大兵。因为这些人的驶赴欧洲大陆，才让英、法腾出 14 万自己人走上战场。更须一提的是，这些华工有约五千人或在赴欧途中死于德国潜艇攻击，或捐躯欧洲，血染沙场。更应提出的是，早在 1914 年中国表示愿意参战之始，即有出兵之意。梁士诒的“以工代兵”的最初版本亦是“带枪华工”。当 1917 年中国终于挤入战团时，出兵似乎更是情理之中的。正如顾维钧当时指出，对中国来说，参战并出兵是中国的一大“妙着”30。出兵欧洲一举，不仅能提高中国言而有信，实际参与的信誉，因此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能在实战中提高中国士兵的素质和斗志，为中国的富国强兵打下基础。对主张出兵的段祺瑞来说，甚至可以趁机以出兵来练兵、增兵，以此增加自己的资本及实力。正是基于此一考虑，段祺瑞内阁甫一宣战，即表示中国愿意向欧洲出兵。但需要美国及协约国等为中国出兵提供运输及资金。但参战大国中，只有法国真诚希望中国出兵欧洲，并为此积极奔走，张罗运输及资金。英国则暗拖后腿。日本则竭力反对。美国人不感兴趣。最终导致中国人出兵在欧洲同列强并肩作战的宏伟计划搁浅。

结论

　　一战期间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奇怪的综合体。政治上民族主义高涨。文化上高度反传统。外交上国际化及国际主义。既有学贯中西，以天下为己任的一大批精英。也有目光短浅，不知国家为何物的军阀。凡此种种，莫衷一是。但就是在这种新旧混杂，天下大乱的局势下，中国人开始系统书写其以一战为契机的国际化的壮丽篇章。
　　中国的一战外交及国际化努力是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中国的参战才使欧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同时由于中国对一战的政策，相当影响了中国后来的内政及社会。换句话说，欧战把中国变成世界史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把欧战世界化了。
　　不论我们如何评论一战对中国的意义，或中国对一战的贡献，本文旨在把中国带回一战的集体记忆。并通过研究中国与一战的关系，填补战争史、外交史、社会史上的一项空白。对中国而言，20 世纪是从一战开始的。中国对一战的反应及政策是其国际化的开端。

1 For a detailed study on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see Xu Guoqi, China and Great War: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 Staley Hoffmann, “France: Two Obsessions for One Century,” in Robert A. Pastor,ed., A Century’s Journey: How the Great Powers Shape the World (New York: BasicBooks, 1999), 63-89。
3 Niall Ferguson, The Pity of War (London: The Penguin Group, 1999). John Keegan,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99)。
4 William C. Kirby,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at Home andAbroad in the Republican Era,” The China Quarterly 150.2 (June 1997), 442。
5 例如，李新等编，中华民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87）；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台北：联经出版实业公司，1998）。
6 For details on this, see Akira Iriye,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in MichaelHogan and Thomas P. Paterson, eds.,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14-225;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4.1 (1989)。
7 “四千年大梦”系梁启超用语。引自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改革起源》，（北京：中华书局，1989），6：113。8引自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 6：76。
9 关于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请参阅，Xu Guoqi，“Internationalism as Nationalism: China during 1895 and 1919,” in George Wei and Xiaoyuan Liu, eds.,Chinese Nationalism in Perspective: Historical and Recent Cases (Westport, CT: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1)。
10 Rebecca E. Karl, Staging the World: 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96, 201。
11 杨度，“金铁主义说”，此文最早发表在他本人主编的中国新报第 1 至 6 期（1906-1907）。
12 Robert Wohl ， The Generation of 191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3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早期正式称呼是“大战争”(great war)。
14 Charles Dickens, A Tale of Two Ci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
15 关于梁启超的观点，请参阅梁启超，“欧战冢测”，《饮冰室合集》，4：12。“外交方针质言—参战篇”《饮冰室合集》， 4：4-13。
16 刘彦，中国外交史（台北：三民书局，1962），409。
17 详见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台北： 学生书局，1981），1：65-66，165。
18 刘叔雅，“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1916）。
19 有关张国淦的参战立场，详见许田（张国淦）：“对德奥参战”文见近代史资料（1954）。关于梁士诒其人，请阅读《民国梁燕荪先生士诒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关于梁士诒的一战观点参见《年谱》1:194-196，关于西方人对梁士诒的评价参见Michael Summerskill, China on the Western Front: Britain’s Chinese Worker Force in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 1982), 30。
20 有关一战华工的详细观点请参见徐国琦《一战期间中国的“以工代兵”参战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0 年十二月号）53-62。
21 Lo, Hui-m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G.E. Morri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2：559。
22 伍朝枢致外交部备忘录（1914 年 11 月 10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436-437。
23夏偕复致外交部（1914 年 12 月 25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2：598-600，2：664-669。
24 夏诒霆致外交部（1914 年 12 月 25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2：664-669。
25 外交部致驻各国公使馆（1915 年 1 月 18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2：678-679。
26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138。
27 蔡廷干致莫理循，Lo，Correspondence of Morrison,2:463。
28 法国外交部档案馆外交档NS,Chine,132:89-95,《梁士诒年谱》1：300-301。
29 Balfour to Curzon, May 8, 1919, in E. L. Woodward and others, eds.,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London: H.M. Stationary Office, 1946-1985), series 1, Vi: 565-66。
30 顾维钧致外交部电（绝密）（1917 年 9 月 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外交部档 03-36/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