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地震灾区的重建：人类学的视野

罗红光：实际上，我们都很关心志愿者这部分，其实，社会效果应该是很不错的，没有组织好，没有协调好，整个的就散了，幸亏你们有个项目在那儿做，它就吸纳了各种各样的志愿者在那儿做着，否则大家都在那儿漂呀漂着，盲目。



王甘：对，我本来在写那个报告时，我写大家都在街上闲逛着，后来，他们帮我看的时候，把这个改了，说成，焦急地寻找为灾区人民奉献的机会，哈哈。确实是，他们就像在街上找工作那样的，很着急的在找，后来一看见我们这边有个事情就特别高兴，来了以后就特别投入的、彻夜的在干活，而且，好多人嫌活太轻了，到后来。他就说，他愿意干的是很重的这样一些事情。他就说，来了，跑这么远。有的年轻人，工人，从山东跑过去的，很远地过去，就是想干活的，没什么别的，也不会说，就是干活来了嘛。这样。所以找到这么一个机会觉得特别好，特别特别感谢。后来，我们基金会的给他们发证书啊什么的，他们就那个挺高兴的，后来就说要不要派车送你们回去，什么都不要，就是说，心不安这样子。这样的人挺多的。



罗红光：志愿者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咱们主流不是说军队做的多嘛，志愿者这块报道的少，我的感觉是，你觉得呢？



王甘：我看媒体看得不全面，呵呵，有特别那个的，我就不敢看就翻过去了，但是呢这次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呢，一个是觉得企业特别有效，因为它们毕竟是个有组织的力量，而且它行动很迅速，就像陈光标他们那个集团啊，迅速的过去。这样的。然后呢，我在棚屋里面也看到一些基金会，它们在那边搞一些小学，就是它做了这些之后，后来的有一些带有一些盲目色彩的这些人来，他就能找一个桥梁，找到一个渠道，到那边去做，所以呢，实际上，就是这种社会组织和企业发挥的作用真的是很大。



罗红光：其实有很多碎活，需要志愿者来做的。你要靠大的、正规的力量它可能做框架性的，完了，真正要充实它也好，更加人性化的很细的工作，需要志愿者来做。还有就是让本地人参与进来，这样心理上就有一个安抚，而不是那种，你是病人。



王甘：就是，去的人好像有这么一种很好的心理释放，然后，他们自己互相之间也，她参与到这个事情中来，她也有一个释放，挺好的。



景军：前几天我去了一趟成都，主要做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心理治疗，今后的心理治疗的问题，因为从日本大地震的总结来说，经过大地震伤害之后，大概人口中的3%到5%呢，会有一个“创伤后应急障碍”，就是严重的失眠，噩梦，然后就是烦躁，然后进入比较严重的抑郁，然后后期是自杀，就是这样子的。大概发生的时间是在半年以后，因为国际上的一个关于这种灾难的一个分类呢，第一期呢，属于“英雄史诗期”，就是大家都积极抢救啊，出现好些可歌可泣的事情；第二个阶段呢，是“基本需要”，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问题；第三个呢，进入一个“绝望期”，最后呢，必须经过绝望期之后才能进入社区啊，个人的生活重建。这个是国际上的，WHO世界卫生组织把这个过程应对的世界上好些灾难都分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这次去做的事情，就是想在今后四五年中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目前所能发生的事情。那在四五年中呢，唐山大地震的情况，二战的情况，都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创伤后应急障碍，这个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我们想怎么做呢，我们想就是在不久之前我们说服了就是李肇基的儿子，就是香港第二位的夫人吧，她的儿子，给我们捐了大概是一千多万，原来我们清华大学想用这笔钱呢在中国妇女中做妇女自杀的研究和工作，由于四川地震完了之后呢，这个又追加了三千万，这三千万全部拿到四川、甘肃和陕西，做这个震后人的心理疗伤。



首先，我们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国家，心理疗伤是分成三个层次的，它们叫高端、中端和低端。所谓高端呢，大夫，有处方权的大夫。打个比方，就是说我见庄孔韶有病，我可以给庄孔韶开药，然后呢，我再发现庄孔韶不正常的话，我有权通知人民大学把庄孔韶绑架，然后押送到安康医院，北京市安定医院，安定医院是咱们北京市政府管的，安康医院是属于安全局管的，还有一个回龙观医院，属于北京卫生局管的，这几家医院。这是它所谓的高端的，这样的大夫在我们国家，包括在成都，数量都是非常非常少的，全四川下来能有这样的处方权和治疗权的几百个，四五百个。第二个呢，中端的是叫心理咨询师。这个呢，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国家的心理咨询师一般下岗大妈、下岗大姐，都考上心理咨询师，最近民政部把这个给停了。这个有心理咨询师证明的人呢，在四川地区呢，两千多人，同时有两千多人参加考试呢，不及格，就是做了准备之后不及格淘汰了，算上不及格的人呢它有四千多人。然后，再下面一个层次呢，就是，你看像人大能够真正做心理咨询的防止学生自杀的七八个，就是一个学校两三万人也就七八个。然后，再下面一个是普通群众，像我们自己啊，等于是一个倾听者，听他去讲述，这也是心理疗伤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我觉得呢，我们去了之后主要做什么呢，因为过去一直在做爱滋病的项目，有做项目的经验，从项目的管理、设计，直接受益人间接受益人，各种角度帮助它做这个。现在，马上要开一个热线，就叫“分诊热线”，就是通过，显然四川自己能够接热线的，接线员他需要工作一天休息一天，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他一天倾听一些东西之后，对他的心理伤害，本身对接线员的心理伤害就非常非常大，这样的人呢，马上要培养四十个人，四十个接听员，也许要很长时间，在我们国家接这种线的人，你接的对方可能是心理危机状态，那你就需要很多的经验，去来应对，所以做到接线员这一块来说也是非常难的，但争取能够。在全国呢，心理危机干预做得比较好的是北京、上海、苏州、湖南，这都是一大串，全是哈佛他们原来毕业的，回来之后现在他们都当院长了，做心理干预都做得非常好，四个全是哈佛毕业的。他们做得都非常好，所以在这几个城市做得比较好。那就希望在四川开了一条专业的热线，可以暂时采取分诊的方式。



这里呢我觉得提出一系列的就我们自己的学科来说，我们人类学能做什么，首先一个观点，我是这样认为，就是终于我们有一个机会呢，可以使人类学呢我们本身的学科呢不至于在这个社会中那么边缘化，同时也不至于使我们的学科在有些人的眼里那么点缀化，就是一个点缀的学科，像人类学在清华大学校长的眼睛来说，你就是一个非常点缀性的东西，特别点缀，他们是有偏见的，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机会要抓好我觉得我们的学科是能做出一些东西的，所以我的愿望是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这个，参与这项工作。这次仅仅从心理学这个角度去讲呢，心理治疗如何进入中国，进入中国社会，进入中国文化，现在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即便是现在目前的灾民的话他也不愿意落一个疯子的名字，那疯子的定义是什么呢，严重的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对吧，然后是亢燥，然后是这种就是自杀，有自杀想像的。这在中国社会呢，很快就进入工业化，所以我们许许多多的人需要心理的咨询和治疗，但是他是采取回避态度，这个震后虽然电视上说有好些心理咨询师到了，但至于目前来说呢，我们搞的是心理支持，还不是典型的心理咨询，更不要说是典型的心理治疗，因为治疗是吃药啊，电疗啊，好些非常什么的，必须要有执照的才能做。所以，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在中国它所面临的一个无名化的问题，就是说很可能就一个文化原因我们所做的事情在中国是很难真正推进的，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数据就可以说明，咱们国家自杀的人里头，严重抑郁症大概有一半左右，这在世界上自杀的人呢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有抑郁症的，在我们国家一部分是属于冲动型自杀，但即便是有一半，现在统计的这一半里头90%也没有看过任何大夫，就是说即便心理出现特别特别大的障碍，他也不愿意去看大夫，所以，在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给我提出一个命题，就是说一个这样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项目，而且震后显然是需要的一个项目，如何能够跨越文化上的障碍。文化，我们一般说文化是保护的，文化是宏扬的，文化是组织的，但实际上文化对人性有时候是有障碍的，这种障碍我觉得有时候是需要消除的，消除的办法呢，还是从文化上入手，就是说你如何把这些治疗的项目中注入文化的敏感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医疗界，就是医务人员所要做的事情和我们所观察的事情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国家所建立的转诊制度，严重心理疾病的转诊制度啊，最高一层市级，下面一层县级，再到下面一级到乡级，不进入农村，这个转诊制度是不进入农村的，可是这一次地震所带来的大量的心理创伤恰恰是在草根社会，在草根社会呢，如果国家仅仅停留在这个三级的上头，所以这次我们提呢，这个转诊制度一定要到社区，不能说你等着病人找到你这儿来看病，就是一定要在社区对这个人呢，通过一些教育，能够帮助这个人，这个人已经进入一个锁闭症了，天天不说话，把自己锁起来了，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呢，应该有人采取一些转诊的制度。再有一个呢，下去之后，有一个两难的处境，一方面，我们很多一部分人想做好事情，实际上可能最后是做了坏事情。这事情呢，我过去写了一篇文章，叫“未欲结局”，就是你想着是干预，关于一个老太太自杀的文章，就是你都是想帮助她，最后造成的结果是这个人的自杀，病情的加重。那么，这次我下去之后有个什么感觉呢，就是说我们国家打算大量地使用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去为这些灾区灾民服务，这个数量也是非常庞大，至少需要各种疗伤一两百万人，因为现在初步统计无家可归是五百万人，这数目相当大，但是这里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觉得有个什么问题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社会和政治上的不公正所造成的创伤被医学化。比如说，这次，好些学校，据统计现在是6000多所学校倒塌，现在呢，这个都江堰的教育局副局长已经被家长给打瘫坏，教育局副局长，它这个呢，在打的过程中有很多原因，之所以多是什么呢，就是温家宝到之前，原来这校园里遍地都是小孩的尸体，温家宝到的时候把这些尸体全都转移，不让温总理看到这些事情，怕温总理受心理创伤，实际上是怕什么呢，怕自己的乌纱帽嘛，然后，家长就非常不满，然后，昨天我了解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刚才你说的，小孩，万人坑，几百个小孩搁在一块就埋了，而且，这个掩埋的过程中是非常残酷的一个过程是什么呢，好些家长自己把自己的孩子认出来之后，就在学校对面的山坡上把他浅埋了，埋的时候两米；为什么我说社会问题的医学化呢，这个问题里有这个危险啊，我们CBC就认为呢你们的这种掩埋不利于我防疫，组织把这些小孩挖出来，之后又埋在集体大坑里，每一个小孩给一个数字，我看的那张照片呢，他们家小孩是第32号，这个家长很年轻，他在心理上就无法克服这个，他首先不知道这32号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孩子，这下面是不是自己的孩子。心理医师呢，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衣冠葬，就是回家把你小孩的衣服、鞋重新找到之后呢，自己在山上再造一个坟，以后作为永远的祭奠，因为家长没有自己的孩子以后一定要追念自己的孩子呀，这个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医学化”里有一个危险是什么？现在呢，这些家长要讨一个说法，说法呢，就是上访，而我们国家过去把上访者当成精神病患者这种做法是非常多的，我的手头就有好几个案子，好几个女的被老公骗了之后呢，老公是地方官员把老婆送到安康医院，找里头的人给她诊断，精神分裂，以这个作为离婚的理由。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之后，就是说，我就是说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医疗化问题。



最后呢，我再讲一个，实际上我们面临的题目非常多，通过做这些题目既能够提高学科的质量，也能够通过学科的力量能为国家做一点事情。那么，这里首先我们问一下，我们的学科，包括世界性的人类学在灾难上的研究都有哪些？很少，我觉得很少能够想到人类学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有过贡献，我想到的是三个研究，第一个研究是美国人类学家汤·埃里克森，他的书叫《EVERYTHING IS PAST》，意思就是说横扫一切，这是纽约州上部的一个小村庄，一个农场，实际上是一个农村社区，在水库塌方了之后，就是这个水把一半的人给切走，一半人全留下，就是一醒来，一看，这个村子一半已经没有。写的是这个村庄的重建的过程。还有一个安·施莱斯基，写的一本书叫《A POISON IS STRONGER THAN LOVE》，就是说，毒比爱强，这写的是一个印第安的村落呢，由于工厂的泄露，把好些化学品注入河里了，这印第安人是打渔民族，所以吃了这鱼以后，小孩集体死亡。还有一个是本人自己的研究，研究的是水库移民，强制性的水库移民，政府呢，你要不移，我就放水，这是在刘家峡大坝里出现的，我做过一个《神坛记忆》，就是写那个社区怎么在经历强制性移民，水冲，冲完之后做的一个研究。但是，现在这方面的研究确实很少，从这些研究上来看呢，确实都从集体的角度去讨论这个问题，我也认为，包括我原来研究的那个村庄呢，从集体角度来说，无论宗教也好，无论是事端也好，甚至包括上访闹事也好，都是一个很好的心理疗伤的过程。但即便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大批个体，是不能加入这种集体疗伤的过程的。这就是咱们学科的悖论，我们关心的是集体，我们不太关心个体，我们总认为个体是在集体之中的，可是呢，这次地震完了之后我相信，会发现，有好些人是游离在集体之外，因为每个人创伤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而且，创伤中，这次最厉害的啊，恐怕就是这些死孩子的家长，小孩好些，失去父母可以辽伤，但这些人永远找不到来自孩子的爱，你孩子可以找到替代的母爱和父爱，可以找到，但是，这些家长是永远找不到替代的、来自孩子的这种爱，失去了就没有了。所以，这里要注意的，心理学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用的，因为它更注重于个体性。



还有一个我们现在打算做的几个研究，第一个研究，想做一个10年的追踪，就是30所学校的小孩全都找，把30所学校的老师也找，每3年一次的访谈，即便他毕业了之后，跨时的研究，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吩咐一个学生做冲突解决，因为完了之后，产生许许多多的冲突。还有一个口述史的研究，着手开始做的是志愿者口述史，因为这次下去之后碰到好些志愿者，他们所做的事情，我说是太伟大，碰到好些医生啊，医院不让去，自己带着药品就去了。但是，我有一个建议，最好是，在罗红光老师的领导之下，我们有一个小团体的自我规划。就说这么多。



罗红光：很沉重啊，你讲的这部分。我觉得有个特别难的挑战是心理疗法如何进入咱们本土，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挑战。当然，也不是说我来领导下，我觉得应该是大家有这方面愿望和野心，我觉得大家坐在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确实，人类学历来都关心草根，恰恰这次灾害也非常的草根，我觉得很多事情非我莫属来组织。大家可以随便的，有提问的可以提，还有什么建议的可以说，我们一定把这个组织好。蒋老师讲讲，台湾那次地震，你们可能是，还有心理疗法的问题。



蒋斌：台湾地震的时候，有一整批的学生，也因为在那个时间点有一些经费，是能流到这个地方来，那么，就有很多的老师、学生投入到这个里面去。也开过研讨会，不止一次的研讨会，其中，有包括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参与得比较多的是，那个在中央研究员民族学研究所主办的，这个研讨会的论文集我想庆宁手上有一本，我最近也是请台湾的同事寄一本到庄老师那边。我想，回去看看，如果中央研究员院那边还存了很多本的话，我想我可以尽量来联系让他们多寄一些到这边来，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大概就是说，就像景军老师刚刚讲的，人类学在很多地方还是从集体的角度来切入问题，是不是也同时可以照顾到个体待会儿我们可以谈。那么，从集体的角度切进来，大概台湾的经验当中有两点可以来讲的。一个，大概台湾在那个时候，地震还没发生之前，大概有几年时间，也是有我们人类学的同仁叫陈其南，陈其南是耶鲁大学人类学博士，在香港教了多年的书，后来在台湾政府里面做事，做文化建设委员会的主管，那么，他就推动了一个计划，叫做社区总体营造，简单来讲，由可能是学者，可能是学生，或者是一些专业人士他到各个不同的地区，一些社区去，包括农村社区也好，原住民的社区也好，来组织当地的人来从他们的产业里面，能够发展出具有文化意义的产业，把文化意义的项目发展成产业。比方说，这个地区它原来是专门做某种东西的，原来可能只是一种非常当地的产品，比方说油纸做的雨伞，很老的民俗的东西，可是由外来的专业人士来看在当前的社会里面是有发展潜力的，然后，组织当地的人，还是要由他们自己来组织，怎么来运销，怎么来生产，在很多地方都开始做这种事情，由人类学家来带头来推动。后来，发生地震了，地震以后就发觉说，由社区整体营造做的这些基础啊，它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就在原来这个基础之上，来继续来做社区重建的事情。这是一点。



那么，第三点，刚刚庆宁也提到，我们上回有个小的座谈会的时候，我提到说，宗教的力量，宗教这一点呢要听各位的意见，不晓得在大陆跟在台湾是不是有一些最基层的现实状态不完全可以类比的，或者有些是可以类比的。台湾很多社区，包括如果是汉人农村的话，汉人农村社区大概最基本的一个真正本土的什么叫做社区，基本上可能就是一个庙，可能就是一个村庙，这个庙可能是佛，可能是道，可能介于佛道之间，它就是一种民间信仰，它里面的神可能是妈祖，可能是观音，可能是王爷，或者可能是什么三太子，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神。那么，这个庙本身是，它跟地方社区的关联是非常非常深的，这庙本身的财物是由村子里面自己来的，这个庙的管理是本村人组织一个董事会，或者委员会来管，然后，每一年轮流他们的人要做主，把这个香炉或者神像迎回家去，出更多的钱，类似这样的。所以，当你一个社区要灾后重建的时候，政府能给多少，或政府推动什么计划是一回事；可是，如果说你能够在重点上一开始在总的钱花在一个庙的重建上啊，你能够推它一小把。这个庙原来可能就是村民聚会的地方，讲八卦也好，或者是跟地方政治有关的也好，就是一个非常本土的社区(Community)的观念。如果通过这个庙，如果我们看到庙里面香火开始又回来了，房子可能一开始很简陋，越修越好了，那么，村民也开始来轮流轮座这个做头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本土的社区在重建的路上走的一个这样子的指标。当然，这一点我们可以说，这个在台湾适用，在大陆尤其这次大陆的灾区每一个地方是否适用，我不知道。可是，我想人类学一个最基本的专长的地方，我们不管你是什么学派，你做的是什么课题啊，其实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研究这个社区，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事情，他们原来最关心的是什么事情，这个也许族群不一样，也许地区不一样，也许性质不一样会有不一样的关心点；可是不管我们称它为仪式也好，称它为家族也好，称它为生产关系也好，我们都可以在社区里面找到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最关心的也许在这个地方是宗族的延续，也许另一个地方是老年人很会讲故事，唱歌谣，另外一个地方，可能是很在乎表现男子气概或者是女性的气概、女性的特征，另外一个地方，它可能是宗教性。我们能够把原来这些社区里面他们最关心的东西把它抽出来，这应该是我们研究的一个本行；然后，在这个事情上面去规划它们这个社区重建的一个目标或者是一个入手点。如果说有一个村子，随便讲，它原来最重要的象征是一个鼓楼，里面放一个鼓的楼，或放一个钟的楼；或者是一个什么公共的房子。大概这些是我们可以建议从这个地方着手的一点。



最后，我再讲一点，台湾的经验有一点就是，确实是把地震这件事情，也把它当作过去有一些地方的发展上不理想的地方，比方说，房子盖在确实不该盖房子的地方，或者是，房子因为商业的理由，盖得都很难看，或者是这个在人跟地、跟环境的关系上，犯了很多错误的，乘这个机会能够或多或少的纠正一下错误，重新来过。那么，这东西当然就包括了生态建筑方面的努力啊，或者是有一些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已经失去的一些社区的东西，能够借这个机会把它，把它当作一个着力点，在这个上面重建起来。



刚刚，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罗老师提到那个面对死亡的问题，而且这次大规模的死亡。那么，我想我们人类学擅长处理个别的、具体的东西。族群来讲，怎么面对死亡，丧葬仪式其实是蛮本行的一个东西，可是现在我们面临到的是更大的规模，在这个地方，在点上。我是觉得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再发挥一些创意；比方说，把原来处理丧葬事情的一种仪式，不管你是世俗的仪式也好，还是宗教色彩比较浓的仪式也好，我们把它也许做稍微的改良、扩大，让它更有效地能够抚慰到这些人的心灵。我是觉得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可以做的。在台湾，曾经有一个例子，刚刚讲到心理咨询所用的语言跟本土语言、在地的语言是不是能结合，台湾有一个，在10多年前算是蛮有名的一个人，他在政府里面，地位还有点高，可能后来他就学佛学学得很虔诚。有一次，他作为一个官员的身份去看一个蛮大的火灾，那么在这个火灾里面啊，其中大概是有一个老师，自己逃出来，逃出来以后发觉学生没逃出来，又跑回去，救那些学生，然后，学生救了一些出来，自己牺牲了。这位陈先生去看这位老师的父母，看望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讲说，你的小孩，我忘了是女老师还是男老师，他就跟他的父母讲说，你的小孩是菩萨，你的小孩是活菩萨。那么，这句话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本土的、非常非常到位的一种安慰的语言；而且，他们立刻能够了解，而且那个时候它是非常非常有效的一句话。那么，可能像这样的语言，当然，对不同的群我们可以去找这样子的语言，这本身可以是蛮长时间研究的一个项目。可是，在短时间也可以做一些立刻的发掘，找到最关键的什么样子的话语是最能够进入的。大概我就补充这几点。



罗红光：台湾的社区呢，可以通过村民的意志来进行投票啊，来决定我们的这个社区、村子的命运，是吧？



蒋斌：对对，上回有一个场合我也提到，基本上我并没有在大陆真的做过田野调查，有些最基本的东西我想我必须要说比较外行。还有一个建议是，人类学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也可以，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有些钱是从国家的政府系统来的，这个在台湾也是一样，可是在台湾当时大概也是地震完了以后捐款很多嘛，大概几十亿的钱，有一个叫灾后重建的基金，这个当时好像放在，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来管。那么，我们先不说李远哲这个人本身的行政能力啊，他管这个钱好不好，其实他也有很多的批评。可是，造成的一个结果是中间有一个空间，这笔钱是可以不跟着地方政府的预算啦，或者照这个官僚系统一层一层走；这笔钱可以由地方上的，你可以提项目，每个地方可以提我重建的计划，这个计划必须以本地人为主干，可是你可以引进一些专业的人才，包括盖房子，或者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然后共同组织一个团队。它的财务可以从这个系统来。相对来讲，它比较像是一个学术界去申请项目这样子，有一个审核的过程，可是它跟政府预算的流程就不太一样。那么，在这边我不太晓得是不是在这个机会通过学术界能够争取出一个相当程度的，不可能很理想啦，有一个空间，它的资金、它的财务有另外一种审查、运用的管道，不晓得有没有这样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