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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家健 :《穀梁传》叙事比论

文史哲2012.4
穀梁氏、公羊氏是经学家,重在解释《春秋》经义,故事只是为释义的补充而已,因而忽视叙事的完整性和生动性。左氏是史学家兼史传文学家,长于叙事,重视细节的真实性和情节的完整性,解释《春秋》经义只是偶尔为之。

 

《穀梁传》,作者穀梁赤(或作“俶”),鲁人。成书晚于《左传》,与《公羊传》大致同时或稍后,属于经师集体创作,长期口耳相授积累成书。穀梁赤可能是最早或贡献较大的经师,故以之命名。著之竹帛当在汉初,宣帝时立于学官,影响不及《公羊传》,更惶论《左传》。

据清人翁之圻在《国学纪闻》注中统计,《穀梁传》全书四万一千五百多字,《公羊传》四万四千多字,《左传》十九万多字。《公》、《穀》二传主要阐发《春秋》书法义例,探究其寓褒贬、别善恶、正名分的微言大义。行文多用问答式,训释体,就《春秋》经文某句某字之用法及增减,详加考究,反复讨论。二传不同于《左传》之以事传经。其主要内容是说理议论。据学者黄坤尧统计,《公羊传》有故事41则,《穀梁传》有故事27[1]

《公》、《穀》二传在中国史传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法与《左传》相比的,近六十年来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散文史》中很少提到它们。但是,由于三传都是传经之作,在中国经学史上处于伯仲之间,三传在唐代同列九经,在宋代同列十三经,成为士人必读的基本教材。这样,《公》、《穀》二传的少量故事也就伴随着《左传》的大量故事一起,对后世史学史、文学史和思想史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于《穀梁传》的文章,虽然不是历代学者关注的重点,但也有不少评点议论。晋范宁《春秋穀梁传注序》说:“《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唐柳宗元《与韦中立论师道书》说:“参之《穀梁》以厉其气。”宋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叙》说它“辞辨而义精”。清钟文蒸《穀梁补注论传》说:“《穀梁》文有二体,有详而畅者,有简而古者。要其辞清以淡,义该以贯,气峻以历,意婉而平,征前典皆据正典,述古语特多精理。”至于以专书形式比论或评点《穀梁传》之辞章的,有:明钟惺、陈明卿,清沈赤然、黄永平、储欣、高嵣、孙琮、王源以及徐乾学、谢有辉等[2]。近六十年来中国大陆对《穀梁传》的研究较为薄弱,不如台湾的论著多。台湾学者的兴趣多集中在二传解经之比较,代表作就是傅隶朴先生的名著《春秋三传比义》,以及李善原《春秋三传异同考释》、简逸光《公羊传穀梁传比较研究》、吴智雄《穀梁传思想论析》等[3]

本文主要分析《穀梁传》带有叙事性的文字,并与《公羊传》、《左传》相同故事比较研究。着重于文章写作,也会涉及思想观点,至于纯解经未叙事者,不在本文所论之列。

 

 

《穀梁传》叙事有优长于《左传》、《公羊传》者。


例一,僖公元年,鲁公子友获莒拏。

三传皆有记录。《左传》最简,《公羊传》详介事情的原委:公子庆父杀鲁闵公,后逃到莒国,莒人不纳,庆父自杀。莒人向鲁国通报说抓住庆父了,以此索贿。鲁人不与,莒兴师伐鲁,鲁公子友打败莒师并俘获莒君之弟莒拏。公羊氏肯定公子友的胜利。左氏认为此役值得嘉许,但没有叙述获胜的经过。穀梁氏略去战事的原因,专记获莒拏细节:“公子友谓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说(悦),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处下。左右曰:‘孟劳!’孟劳者,鲁之宝刀也,公子友以杀之。”穀梁氏认为《春秋》经文“恶公子之绐(欺骗)”[4]

古人对公子友不讲信用,以暗器取胜多不以为然。范宁《春秋穀梁传注》引江熙曰:“公子令德之人,岂当舍三军之整,佻身独斗,潛刃相害,以决胜负者哉!”胡安国指责公子友用诈谋而擒主帅,“非王者之师”。沈赤然《公羊穀梁异同合评》说:“《公羊》叙事始末分明,《穀梁》乃以无稽之谈解经文,陋矣。”黄永年《春秋四传异同辨》说:“蓋《穀梁》好为滑稽新异之论如此。”储欣《穀梁传选》则肯定:“兵不厌奇,亦不厌诈,此中大有兵法在”。香港学者黄坤尧认为:“姑无论其中实情究竟怎样,《穀梁传》这段文字,却刻画出两个人物的对立个性,莒拏徒匹夫之勇,以误大事;而公子友则以诈取胜,于义不合,故《春秋》并责之。”并认为这个小插曲可能是民间传说。沈玉成、刘宁认为这段短短的记事相当生动。既然相约一对一相博,就要遵守公正规则。角力失败而使用暗器,违背了平等原则。穀梁氏的评论,透露了古人对武士精神的认同,即必须光明正大,遵守信义;否则,即使取胜也会遭到讥嘲。这正是千百年来武林人士所奉行的信条,后世小说中常常出现。[5]王恒展认为:“这段文字叙事形象鲜明,情节生动,显然不是史官的客观式叙述,而是经师的主观讲述式叙述。也是通俗小说的源头之一。”[6]我认为,且不论经学史上如何评价,从文学史上看,实为先秦散文中不可多得者。


例二,成公元年,晋鲁卫曹四子使齐

这是齐晋鞍之战起因之一。就整个战役描写而言,《公》、《穀》皆无法与左氏相比。单就这一细节论,《穀梁传》却写得最精彩。《左传》记:“晋侯使郤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献子怒,出而誓曰:所以不报,无能涉河。”[7]《公羊传》记:“晋郤克与臧孙许同时而聘于齐。萧同侄子者,齐君之母也,踊于棓(登上跳板)而窥客。则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御跛者,使眇者御眇者。二大夫出,相与倚闾而语,然后相去。齐人曰:患之起必自此始。”[8]《穀梁传》记:“季孙行父秃,晋郤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而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萧同侄子处台上而笑之。闻于客,客不悦而去,相与立胥闾而语,移日不解。齐人有知之者,曰:齐之患必自此始矣。”(《春秋穀梁传注疏》卷十三,212页)

《左传》只记一人,没有说明郤子有残疾。《公羊》只记二人,漏了人妇发笑这一关键情节;《穀梁》记有四位使臣,加上御者合计八位残疾者鱼贯而入,妇人之所以发笑的诱因更加清楚。高嵣《穀梁传钞》称此节为“奇人,奇事,奇文”。也有人指为无稽之谈。黄永年《春秋四传异同辨》说:“《穀》曰卻克眇,又与鲁卫曹之秃跛偻同时俱至齐,遂适有如四大夫者以御之。史氏文好滑稽,饰无为有。”有的学者认为“使秃者御秃者”等四句可以简化。如唐刘知幾《史通·叙事》说:“宜除‘使秃者’以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皆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明钟惺《周文归》也有类似看法。香港学者黄坤尧说:“就文论文,《穀梁》此节的描写实较《公羊》精彩,他故意使用重叠排比句法,来加强四位使者生理特征的描写,像特写般以加强读者印象,另一方面又刻划出诸国使者怨齐之深,这是一种很大的侮辱。齐国不啻安排了一幕滑稽闹剧,因而招致日后战败于鞍的悲惨教训。《穀梁传》这节文字写得很峻厉严肃,使人欲笑不得,知所警戒。”我认为,黄永年指责穀梁氏“饰无为有”是没有道理的,此事不仅《左传》、《公羊传》有记载,亦见于《史记》和《说苑》,怎么能加以否认呢?还有人挑剔郤克的生理缺陷,《左传》记为跛,《穀梁》记为眇,司马迁记为偻。这种细节差别,是年代久远传闻有误所致,不足以否定事件的真实性。


例三,昭公四年,楚人杀庆封。

庆封是齐国的乱臣贼子,作恶多端,失败后逃亡到楚国,楚灵王杀之。《穀梁传》于此事用了一大段文字,前后解释经义,中间加入一段情节描写:“灵王使人以庆封令(示众)于军中曰:有若齐庆封弑其君者乎!庆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围弑其兄之子而代之为君者乎!军人粲然皆笑。”(《春秋穀梁传注疏》卷十七,280页)

这个场面实在太妙了。楚灵王当众宣布以弑君之罪杀庆封,不料庆封临死前反唇相讥,也当众揭露灵王本人就是弑君篡位者。钟惺《周文归》于“子一息,我亦且一言”句下评点说:“播弄有致”。尤其是穀梁氏的“军人粲然皆笑”六个字,活画出在场群众对两名同罪犯人的耻笑,是传神之笔。《左传》文字稍异:“灵王命庆封负之斧鉞,以徇于诸侯,使言曰:无或如齐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庆封曰:无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围弑其君兄之子縻而代之,以盟诸侯。王使速杀之。”(《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二,第1202页)不难看出,《左传》以史学家笔法,用普通句式;《穀梁传》以文学家笔法,用口语,滑稽,嘲讽。《公羊传》仅释义,没有叙事。《穀梁传》最后说:“《春秋》之义,用贵治贱,用贤治不肖,不以乱治乱也。孔子曰:怀恶而讨,虽死不服,其斯之谓乎!”以乱臣处罚乱臣,对方当然不服气。沈赤然《公羊穀梁异同合评》说:“《穀梁》又添写庆封不服楚国一段情事,而以孔子之语终之,更饶意趣。”


例四,成公五年、晋伯尊问梁山崩。

《穀梁传》记,晋国境的梁山突然崩塌,堵塞黄河三日不流。晋侯以快车征伯尊问计。伯尊中途遇见重载车不让道,使车右下而鞭之。车夫说:你们鞭打我,是因为要赶远路吧。伯尊下车问车夫,你听到什么新闻吗?车夫说:梁山崩了,阻河三日不流。伯尊说,国君正因此而召伯尊,你看怎么办?车夫说:这是天意啊?伯尊诚恳地再次询问。车夫说:“君亲素缟,帅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这样河水就流通了。伯尊见晋侯,以车夫之言回答。孔子闻之曰:“伯尊其无绩(续)乎!攘善(掠人之善)。”(《春秋穀梁传注疏》卷十三,218-219页)《左传》亦记此事,字数仅为《穀梁传》的一半。内容大致相同而没有描写伯尊前倨后恭,没有说是天意,也没孔子的评论,显然不及穀梁氏之曲尽其意。《公羊传》只解释《春秋》书法是为了“记异”,不曾叙事。沈赤然说:“《公羊》只解本义,抒‘异’字分作两层说。《穀梁》添入伯尊遇辇者一段问答话头,以见天意之不可以人力奈何,详略各有其妙。”我认为,《公羊》根本无法与《穀梁》相比。黄永年认为,《穀梁传》引孔子的话不可信:“《左》曰,伯尊请见绛人(车夫)于晋侯,不可,是以告而从之。是伯尊扬善也,而《穀》又曰攘善。”是自相矛盾。我认为黄永年误将伯尊请与车夫相见理解为见之于晋侯,这不符合原意,否则孔子的批评便失据了。傅隶朴说:“《穀梁传》下述伯尊之事,全用《左传》,而收尾却以孔子之评,以伯尊为攘善,揆其改宗为尊,没伯宗请见之,不可,而造为攘善之证,不过掩其抄袭迹罢了。”[9]这样指责没有道理,只要把《左》、《穀》二文相比较,《穀》详于《左》,优于《左》,一望而知。


例五,襄公三十年,宋伯姬被焚。

《左传》曰:“甲午,宋大灾,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谓宋共姬(即伯姬)女而不妇。女待人,妇义事也。”(《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1117页)左氏认为,未婚之女必待保姆而后行动;已婚之妇当以行事之宜否而行。伯姬年近六十,已嫁多年,应该下堂避火才对。故左氏批评她只知女礼而不知妇义。

《穀梁传》曰:“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妇人之义,傅母不在,霄夜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妇人之义,保姆不在,霄不下堂。遂逮于火而死。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伯姬之妇道尽矣,详其事,贤伯姬也。”(《春秋穀梁传注疏》卷十六,273页)《公羊传》与《穀梁传》略同而文字简省。储欣《穀梁传选》评点说:“序事辣,断语确。”后来,《淮南子·泰族训》、《春秋繁露·王道篇》、刘向《列女传》都采用《穀梁传》的观点。日本学者竹添光鸿《左氏会笺》说:“伯姬贤者之过,似宋代道学。《左氏》‘女而不妇’四字,简而括,正而通。《公》、《穀》远于人情,不可以为训。”黄坤尧说:“这是秦汉以来‘三从’说的理论和实践,《左传》说伯姬女而不妇,正是通达之论,而《公》、《穀》都夸张其贤,转成魔障了。”我认为,就释义而言,当以左氏为长。就叙事而言,当以《穀梁》为优。

 

 

《穀梁传》之叙事与《左传》、《公羊传》各有千秋者。


例一,僖公二年,虞师晋师灭夏阳。

此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以及《国语》、《韩非子》、《吕氏春秋》都有记述。《左传》分为两段,先在僖公二年,较为简略,只提到宫之奇谏,而无谏词,写到灭夏阳为止。后在僖公五年,记晋侯假道于虞以伐虢,详记宫之奇的谏词和与虞公反复辩论,又记晋侯问卜偃及卜偃的回答。《公羊传》与《穀梁传》在僖公五年都不再记事。都只解释“执虞公”之“执”字的含义。如果就僖五年之三传相比,无疑左氏优胜。如果就僖二年之叙事相比,历代学者多认为《穀梁传》更胜一筹。钟惺《周文归》评点说:“此事左史《公》《穀》俱有佳境,此(指《穀梁》)以疏朗条达胜之。三传合观乃知文章愈出愈奇,辞调愈变愈精。”又说:“总是借马相戏,《公羊》以齿长嘲荀,此以齿长居功自赞,各自有境。”清林云铭《古文析义初编》说:“此一事,《左氏》《公》《穀》各擅其妙。《左》载宫之奇语详得妙,此篇(指《穀梁》)宫之奇语略得妙。《公羊》载抱璧牵马,献公戏得妙;此篇荀息牵马操璧自戏得妙,俱上乘文字。然至荀息料事处,独(《穀梁》)此篇较为曲尽。所云‘玩好在耳目’数语,利令智昏,千古龟鉴。”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说:“《穀梁》体经旨作传,故通体以为主乎灭夏阳作主。前半段叙荀息献谋及料虞公君臣处,早已写透虞公贪利不纳谏;后半叙宫之奇谏不行,率妻子奔曹,及荀息戏谑之词,是写虞公堕其术中不自知。”沈赤然《公羊穀梁异同合评》说:“公羊写献公问诸大夫一段,情态如生。《穀梁》写荀息料宫之奇一段,症结自见,其余略同。至马齿加长数语,《公羊》则出献公口,不若《穀梁》之为荀息语,尤婉而趣也。”谢有辉《古文赏音》说:“一事耳,古氏叙得洁简,《穀梁》叙得详尽。献公之虑事,荀息之料事,委曲传出。”《古文观止》评点说:“全篇总是写虞师主灭夏阳,笔端清婉,迅快无比,中间玩好在耳目之前一段,尤异样出色。祸患之成,往往堕此,古今所同慨也。”[10]孙琮《穀梁传选》评曰:“笔意奇警,与《公羊》同。但《公羊》之妙,在起处朝诸大夫一段。写得情致有别。《穀梁》之妙,在中间玩好在耳目一段,说得入理更深。以戏语收全文,风致韵绝。”王源《穀梁传评》说:“《公羊传》埋伏句句说明,此则句句含蓄,《公羊传》结处于璧马后尚有余波,此则璧马后不著一语,各有妙处。”台湾学者简逸光指出:“《公羊传》对人物的叙述较《穀梁传》活泼生动。”“《公羊传》强调荀息之谋略,《穀梁传》强调虞君之昏庸无能。”[11]

笔者认为《公羊传》一开始对献公伐虢而焦虑“夜不能寐”的心态刻画入微。下面写荀息向献公进壁马假道之策,君臣的讨论,《穀梁传》更为委曲尽情。《左传》于此行文过于简略。对于宫之奇为人的分析,三传略同,而穀梁氏更详尽。左氏把其中名句“唇亡齿寒”放到僖公五年去了。“马齿加长”由荀息事后牵马操璧而后说出,更显出得意洋洋自我夸耀之态,具有戏剧性效果。

 

例二,僖公十年,晋杀其大夫里克。

这一事件涉及晋献公宠丽姬而杀太子申生,逼重耳、夷吾出亡,立丽姬子奚齐为嗣,后来里克又杀奚齐,惠公回国后杀里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国语》写得最详细,《左传》《公羊传》皆在事情发生的各个时期分别叙说。《穀梁传》合为一篇概而言之,重点讲太子申生如何受诬自杀。叙事结构完整,首尾清晰,丽姬之阴毒,申生之仁懦,皆栩栩如生。关于里克的死因,在文章最后点题:“故里克所为弑者,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将杀我也。”是对左氏公羊氏及《国语》的补充。

钟惺《周文归》说:“《左》《国》最详,《公羊》最略,《穀梁》此传叙致爽朗,不入儿女喁喁态,故自佳。”“首尾四百余字,三君、五世子、两大夫,始末情景,曲尽其中。左氏数千言,仅可相敌。”申生“呕心沥血之语,不用追琢,自然浓至。”清徐乾学主编《古文渊鉴》评点说:“(《穀梁》)叙事简要,文尤逸宕,……委曲周折,语语入情。左氏虽深文老笔,似犹逊此一筹。”在药酒斃犬,丽姬下堂而泣,“呼曰:天乎!天乎!国,子之国也,子何迟于为君?君喟然叹曰:吾与汝未有过切,是何与我之深也?”一段之下,《古文渊鉴》评点说:“笔笔生动,当时情事,跃然在人耳目之间。”沈赤然《公羊穀梁异同合评》说:“《公羊》只叙里克所见杀之故,而惠公负德自见。……《穀梁》则明言里克无罪,又细叙丽姬害世子一段情事,而以重耳为寄一语,坐实惠公必杀里克之故,最有源委,微嫌文欠劲耳。”高嵣《穀梁传钞》说:“传里克却推出重耳,叙重耳又引入世子,至末从世子兜合重耳,从重耳拍转里克。若远若近,若即若离,章法奇特。丽姬申生俱作正文,历历叙来,后只以重耳为寄一句打转,蹊径迥别。”

沈玉成、刘宁说:“《穀梁传》所记这段文史实,详于《左传》而略于《国语》,有的学者以为是杂取《左》《国》拼凑而成,恐怕不一定恰当。其所记丽姬诡称梦见献公夫人,前后两次设计陷害申生,由近而及远,终于使昏庸的献公入彀。……种种声口神情,都写得相当生动,为《左传》、《国语》所未记,和《史记》也有所不同。《穀梁传》所本自当出另外的记载或传闻。”

尽管上述学者都充分肯定《穀梁传》的成就,但我认为《左传》还是有不少细于《穀梁传》之处,如:丽姬置胙肉于宫中有六天。与小臣食之,小臣斃。太子奔新城,献公杀其傅杜原欵。人劝太子出亡,太子不答应。这些都不见于《穀梁传》。所以应该说各有优长。


例三,定公十年,齐鲁郟谷之会。

在会上孔子相鲁君,反击齐国各种无理挑衅,维护国家利益,立了大功。先秦两汉许多史籍皆详记此事。《左传》先记齐犂弥献计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孔子发现后,让鲁君退避,命士兵击退莱人,并严厉谴责齐方。《穀梁传》未记犂弥事前阴谋,只说:“郟谷之会,孔子相焉,两君就坛,两两相揖,齐人鼓噪而起,欲以执鲁君。孔子历阶而上(大步跨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于(目光集中)齐侯,曰:两君合好,夷狄之民何为来为?命司马止之。”(《春秋穀梁传注疏》卷十九,327页)这段情节,左氏写出了齐人事前就有预谋,并点明是“莱人”。穀梁氏忽略了这一点,只说“齐人鼓噪而起”,使得下文“夷狄之民”无着落。但以特写笔法描绘孔子的脚步和眼神,则高出左氏一筹。左氏又记会盟时齐人要求在条约中加入齐师出境鲁方必以三百乘随从的无理要求,孔子则以返我汶阳之田相对抗。《穀梁》未记此事,而写下“罢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左传》无此事,而记齐人将享公,孔子对梁丘据说,这不合礼。没有出席宴享活动。《史记》和《孔子家语》都有宴会上侏儒戏鲁君,孔子斩之的故事。清人江永《乡党图考》和崔述《洙泗考信录》驳穀梁氏为伪造,以左氏为信。笔者认为,这个传说丰富了孔子的形象,增加了故事的文学性。《穀梁传》最后说:“齐人来归郓、灌、龟阴之田,盖为此也。因是以见虽有文事必有武备,孔子于郟穀之会见之矣。”正确地总结处理国际关系时的重要经验。此语亦为左氏所无。《周文归》评点说:“孔子见于《穀梁传》者独此一事,描写会时光景,有波恬浪息之意。”“前幅叙法何等仓卒,到此(后幅)何等犹夷,非是莫传大圣人作用矣。”高嵣《穀梁传钞》评曰:“郟谷之会,孔子先设两司马,临期得御非常,文事武备,揭出要领。故极仓促事,叙来极暇豫。”储欣《穀梁传选》评孔子形象:“动容中礼,辞令雍容,此是大圣人作用,与曹沫一流迥别。”


例四,文公十一年,叔孙得臣败狄人于咸。

《左传》详记败狄前后有四次:一、狄人伐鲁,公使叔孙得臣追之,败狄于咸,获长狄乔如,富父终甥以戈冲其喉,杀之,埋其首于鲁之郭门,得臣以侨如名其子以纪功。二、追述宋武公时,狄人伐宋,司徒皇父御之,败狄于长丘,获长狄缘斯。三、晋人灭潞,获侨如之弟焚如。四、齐襄公二年,狄伐齐,齐王子成父获其弟荣如,埋其首于齐之北门,卫人获其季弟简如。傅隶朴认为,上述数事,时间跨度很大,有的相差一百年或八十年,侨如、焚如、荣如、简如,怎么会是兄弟?左氏以史见长,不知此传何以如此杂乱失次?《公羊传》曰:“长狄者,兄弟三人,一者之齐,一者之鲁,一者之晋。其之齐者王子成父杀之,其之鲁者叔孙得臣杀之。则未知其之晋者也。……何以书?记异也。”(《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四,293页)公羊氏不知长狄兄弟之名及活动时间,笼而统之,所谓“记异”亦未言明异在何处。《穀梁传》曰:“长狄也,兄弟三人,佚宕中国,瓦石不能害。叔孙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横九亩,断其首而载之,眉见于轼。”(《春秋穀梁传注疏》卷十一,174页)据范宁《春秋穀梁传注》:九亩,五丈四尺。兵车之轼高三尺三寸。这个长狄长得出奇的高大,全身不能伤害,只有眼睛是个空子,因而被射杀,简直是个妖精。《周文归》评点说:“瓦石不能害,语最斟酌。”“篇中点缀数语,色态甚浓。”沈玉成、刘宁说,穀梁氏所记为人而非神,怪异程度超过《左传》《公羊传》中任何一段记事,简直近于《山海经》。……虽然这样的记载无补于经学、史学,不过从文学角度看,则不失为饒有兴趣的史料。王恒展说:《穀梁》叙事显然已经摆脱了历史真实的局限,具有小说尤其是志怪小说的韵味。笔者认为,这是先秦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公羊氏所谓“记异也”即暗指此。左氏把各种传闻归纳在一起,有保存古代少数民族传说资料的作用,功不可没。

 

 

《穀梁传》之叙事不如《左传》、《公羊传》者。


例一,僖公二十二年,宋楚泓之战。

这是春秋史上一场不大的战事,却引起后世长期的争论,从左丘明到毛泽东,历代许多学者名人发表了意见。宋襄公固守早已过时的作战规则: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擒二毛,结果大败。《左传》通过子鱼之口,对宋襄公进行严肃批评。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春秋事语》,记鲁国士匽犒宋师,得知宋襄公战略,即预言其必败。并指出:“伐,深入多杀者为上,所以除害也。今宋国用兵而不杀,见间而弗从,非德伐回,阵何为?且宋君不耻不全宋人之腹颈,而耻不全荆阵之义,逆矣。”《公羊传》肯定宋襄公,“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二,264页)《穀梁传》批评宋襄公“信而不道”,“何以为道?道之贵者时,行其势也。”“过而不改,又之,是谓之过,襄公之谓也。”认为这一仗根本就不该打。接下去还批评襄公“公失民也……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为人君而弃其师,其民孰以为君哉?”(《春秋穀梁传注疏》卷九,142页)

此后,继续批评宋襄公的,有战国韩非、汉郑玄、晋范宁,唐杨士勋、啖助、皮日休,宋苏轼、苏辙、赵鹏飞、张洽、吕祖谦、家弦翁、孙觉,元郑玉,明湛若水、宋朝瑛,清王念孙、钟文蒸、沈赤然、潘相、俞正言等。历代也有为宋襄公和公羊氏辨解的,如汉董仲舒、班固、何休,宋刘敞、叶梦得,明王樵,清包慎言、刘逢禄等。

三传之中,无论就文章写作和思想评论而言,都是《左氏》最好,看重记事记言而不解经。公羊氏开头解经文记日何以言“朔”,乃认其为正规之战,以下记事以证明宋襄公之正大光明。其叙事不及左氏、穀梁氏。《穀梁传》前半段驳公羊氏以朔为正。接着批评前一年雩之会宋襄公为楚人所执,咎由自取。今又欲复雩之耻,自不量力。中间一大段记泓之战中襄公的表现,不如《左传》详尽,但多了楚军既出,“旗乱于上,阵乱于下”的描写。最后一段批评襄公不知随时势而应变之道。虽然其说理叙事大体上正确,却不及左氏之透彻,完整,切中肯綮。《周文归》在“信而不道”句下评点说:“数语理疏,而气亦散。”


例二,文公六年,晋杀阳处父。

《左传》记:晋君命狐夜姑将中军(即执国政),赵盾佐之。赵氏旧臣阳处父对晋襄公说:“赵盾能。使能,国之利也。”乃使赵盾将中军,狐夜姑佐之。狐夜姑失位,怨阳处父。乘晋君襄公卒,新君未定之际,指使续简伯刺杀阳处父。赵盾行正卿之权,葬襄公,立灵公,诛续简伯。狐夜姑惧而奔狄,赵盾不追究,反而派臾骈送盘缠给狐夜姑。臾骈曾受狐氏侮辱,手下的人欲杀之报仇,臾骈不以私怨害公事,亲自率兵礼送狐夜姑出境。左氏对赵盾和臾骈表示肯定。公羊氏记事简略:“君将使狐射姑将,阳处父谏曰:射姑民众不悦,不可使将。于是废将。阳处父出,射姑入。君谓射姑曰:阳处父言,曰:射姑民众不悦,不可使将。射姑怒,出刺阳处父于朝,而走。”(《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三,286页)穀梁氏记曰:“晋将与狄战,使狐夜姑为将军,赵盾佐之。阳处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贤者,不使贤者佐仁者。今赵盾贤,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诺。谓夜姑曰:吾始使盾佐汝,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诺。襄公死,处父主境上事,射姑使人杀之。君漏言也。”(《春秋穀梁传注疏》卷十,165-166页)

傅隶朴指出,公羊氏不知晋国命帅史实和记事先后,把易将、漏言、杀阳处父并为一日之事,而且安排在晋襄公生前,“真可谓荒天下之大唐了”。傅氏又指出,穀梁氏纠正了公羊氏并为一日的错误,但却说,经书“称国以杀,罪累上也”。阳处父只是建议,并无罪。漏言之过,罪在晋君,不在处父。《穀梁》之误“在折衷左氏、公羊两家之说而不得其当”。清王源《穀梁传评》说:“以君之漏言起,以士之不可漏言结,此离变法也。”笔者认为,穀梁氏把狐射姑说成是“仁者”,与他以私怨杀大臣的行为相矛盾。穀梁氏没有采纳左氏的“赵盾能”和公羊氏的“民众不悦狐射姑”这两条重要理由,而以贤者不能佐仁者进谏,更是不得要领。储欣《穀梁传选》说:“轻仁重贤,义亦未当。”沈赤然说:“若《穀梁》所云,处父以仁者称射姑,初非丑毁,襄公易射姑佐赵盾,未闻漏言,则射姑亦何至怨毒刺骨而必欲杀之乎?”所以,从叙事和释义讲,穀梁氏皆不如左氏。


例三,僖公四年,楚屈完对齐桓公。

这是《左传》中的名篇,尤其是屈完的两番答辞,不亢不卑,乃先秦行辞令中的佳作。《公羊传》只释经义,傅隶朴批评它“全谬”。《穀梁传》解经之后,中间夹入:“屈完曰:大国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贡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贡不至,则诺。昭王南征不反,我将问诸江。”(《春秋穀梁传注疏》卷七,114-115页)《左传》中最精彩的开头几句质问:“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在《穀梁传》中只有不痛不痒的一句话。《左传》之末句“君其问诸水滨”,《穀梁传》作“我将问诸江”。一字之差,力度大大削弱。储欣《穀梁传选》说:“只换一‘我’字,而情景自别。”后面齐桓公向屈完耀武扬威和屈完的以德服人的精彩对话也不见了,可见穀梁氏缺乏文学眼光。


例四,定公四年,吴楚柏举之战。

《左传》详记事情始末,尤其是双方的谋略布局,和几次战斗的经过,情节复杂,人物众多,变化莫测。《穀梁传》文字简单得多,并未全面记述战争过程,只记若干年前伍子胥止吴王阖闾仓促伐楚,然后记蔡昭公因楚令尹子常索美裘不与而受辱,便挑动吴王夫差伐楚。又记楚昭王失败逃亡途中与父老的对话,最后是对吴国报复政策的批评,其叙事远不如《古传》之生动具体。《公羊传》与《穀梁传》前半段大致相同,而没有后半段关于战后的描述,其叙事性更差。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有一篇《春秋蔡侯以吴师入楚论》,极言吴之能败楚师,全由蔡侯导吴舍舟从陆之计。所以《春秋》经文书曰:“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以蔡侯为兵首而有意突出之。


例五、襄公二十五年,吴子伐楚。

《左传》曰:“以报舟师之役。门于巢。巢牛臣曰:‘吴王勇而轻,若启之,将亲门。我获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从之,吴子门焉,牛臣隐于短墙射之。卒。”(《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六)叙事简明扼要。《公羊传》不记事而专解“门”字,误当名词理解。《穀梁传》释“门”为攻门,是正确的。又补充说:“吴子谒伐楚,至巢,入其门。门人射吴子。有矢创,反舍而卒。”下面解释《春秋》经文意为“非巢之不饰城而请罪,非吴子之自轻也。”(《春秋穀梁传注疏》卷十六,第267页)竟然要求巢人不守城而向吴人“请罪”投降,简直岂有此理。又指责吴王身先士卒是“自轻”,也太过分。傅隶朴批评穀梁氏之解经为“画蛇添足”,“三传的解释应以《左传》为明白得体”。


例六,僖公三十三年,蹇叔哭秦师。

这是秦晋殽之战前一段插曲,《左传》写得很精彩,是先秦名文。《公羊传》中这段文字简化了,《穀梁传》更简略:“秦伯将袭郑,百里子与蹇叔子谏曰:千里而袭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冡木已拱矣,何知?师行,百里子与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尔必死于殽之岩崟之下,我将尸汝于是。师行,百里子与蹇叔子随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为哭吾师也?二子曰:非敢哭师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则我死矣。晋人与姜戎要而击之殽,匹马倚轮无反者。”(《春秋穀梁传注疏》卷九,154-155页)《左传》记蹇叔谏词说理充分,分析透彻;哭子之言,感情丰富。在《公》、《穀》手中,都变得淡而无味了。《左传》还记录了郑商人弦高以犒师为名暗滞秦师以救郑的故事,机警动人,传诵千古。《公羊传》只记:“弦高者,郑商也,遇之殽,矫以郑伯之命而犒师焉。”《穀梁传》连这几句话也没有。

为什么《公》、《穀》叙事水平不如左氏?朱熹说:“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穀》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公》、《穀》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都不曾见国史。”(《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台湾学者简逸光指出,从《公》、《穀》的“传体”功能来讲,“这些故事不是讲述精彩即完事,它的目的在于解经。但从这些例证中,我们发现以故事发传的方式并非必要,也无法完全替代经文的发义。……这些传文足以将经文何以书的理由说明清楚,故事只是附属于经文的后面而已。”[12]我认为,穀梁氏、公羊氏是专业经师,解释《春秋》经义是他们家族或师生的主要责任,叙述故事只是为解释经义补充例证而已。左氏是历史学家而兼史传文学家,(尽管他本人并未意识到)其作品显示文史兼擅的品格,故重视叙事的完整、生动,和细节的真实性,其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皆高于公、穀二氏。朱熹所说“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倒也未必。因为宋代重义理,故朱熹的价值取向如此。

通过以上三类叙事的比较,我们的结论是,《穀梁传》多数故事不如《左传》,少数故事各有优长或互补之处,故引起后世评点家的重视。《穀梁传》与《公羊传》相比,大致相差无几。不过《公羊传》的故事比《穀梁传》多一些,其中有些为《穀梁传》所无,特色颇突出,文学性较强。这里没有论及,读者如有兴趣,请参看笔者其他专论。[13]

 

参考文献:

[1] 黄坤尧:《论〈穀梁传〉的文章》,《孔孟月刊》(台北)23卷4期,198412月,以下凡引黄氏的意见均见此文。

[2] 钟惺编《周文归》,其中《穀梁传》一卷,清初刊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室藏。陈明卿《古文奇赏》130卷,其中《穀梁传》一卷,清初刊本,首都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沈赤然《公羊穀梁异同评》四卷,清嘉庆刊本。黄永年《春秋四传异同辨》一卷,在《豫章丛书》中,清光绪刊本。储欣《穀梁传选评》一卷,在储氏《古文七种》中,清光绪刊本。高嵣《穀梁传钞》一卷,在《高梅亭读书丛钞》中,乾隆刊本,上海图书馆藏。孙综《穀梁传选》一卷,在《山晓阁文选十五种》中,有清刊本,国家图书馆藏。王源《穀梁传评》一卷,在王氏《文章练要公穀评》中,清雍正刊本。以上各书大多数仅为一卷,本文凡引其文字,只注书名不注卷数。

[3] 有关的参考书目和论文索引,吴智雄《穀梁传思想论析》(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附录中有详细介绍。

[4] 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卷七,《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7页。以下凡引此书仅注卷数、页码。

[5] 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以下凡引他们的意见均见此书。

[6] 王恒展:《穀梁传与中国小说》,《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以下凡引王氏的意见均见此文。

[7] 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四“宣公十七年”,《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67页。

[8] 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七“成公二年”,《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3-374页。

[9] 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以下凡引傅说均见此书。

[10] 以上引林云铭、余诚(余自明)、谢有辉、吴楚材、吴调侯所著各书,卷帙皆不大,仅选《穀梁传》数篇而已。本文引用时只注书名,不注卷数及页码。

[11] 简逸光:《公羊传穀梁传比较研究》第六章《公羊传穀梁传的文学评价》,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188页。

[12] 简逸光:《公羊传穀梁传比较研究》第六章《公羊传穀梁传的文学评价》,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193页。

[13] 谭家健:《〈公羊传〉中历史故事的语言特性》,《江淮论坛》1989年第5期;《〈公羊传〉的历史故事》,《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增订。

 

 

【作者简介】谭家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发表过专著《先秦散文纲要》(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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