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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传海、杨自然:1942和1943年的河南严重灾荒

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一期
刘震云冯小刚应读的文章:至1938年8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全省损失折合法币为2.95亿元,1941年沙区扫荡中冈村宁次提出三光政策。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对占领区工矿商业的控制,牢牢地操纵了资源的开发,企业的生产,垄断了市城金融,随心所欲地从事掠夺和服务于侵略战争的需要。对农村的掠夺榨取,亦非常残酷:除掠夺河南占领区的农产品外并征工征兵,逃亡者充公家产。

1942年和1943年,河南省连遭旱、蝗等灾,全省三千万人口,灾民达一千五百万以上,饿死三百万,流落它省的二百万,另外的一千万也都奄奄一息①。以广武县为例,从1942年10月到翌年3月,饿死8072人,逃荒在外者33188人,全县只剩下两万灾民,许多村庄已无人迹②;灾前比较繁华的郑县(今郑州),在1943年3月的两周内,就饿死1700人。至于呻吟的声音,枯瘦的面影,大批僵硬的尸身,那更是常闻常见的现象。这个县西陈庄的一位老太太,杀食了自已的亲生女儿③。在灾害肆虐下,全省呈现"赤沙原野无食物,树皮剩尽草根没","卖儿卖女处处见,人食人肉悲惨苦;""冻死饿死无计数,到处都见饿死骨"④的凄凉景象。

历史上,河南省属于自然灾害较多的省份之一,有些年份的灾害并不比这次轻,而后果却没这次严重。原因是什么?

列宁告诉我们:"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出这。。。。二问题。就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⑤。"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⑥。据此,我们认为,造成这次灾荒严重后果的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的腐朽和自然灾害的连续袭击。

(一)

1937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进了河南,到1938年10月信阳失守,河南省的北、东、南部被敌占去,半壁沦陷。从日军侵入河南省的第一天起,军事侵占,武力讨伐,频繁的扫荡和对后方的狂轰滥炸,使整个中州大地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田园荒芜,城镇为墟。据河南省国民政府建设厅统计,至1938年8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全省损失折合法币为295332500元。1937-43年,全省110个县中,经过战争48个县,其中有13个县是经过多次战役且有重大战事发生,战场面积173126公亩⑦,毁坏耕地454396千公亩,损失面积34891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20.5%。田赋收入因而减少33%,营业税收入减少30%。战火及日军大屠杀,造成全省人口大减,至于1943年,全省已伤亡123952人,损失8938000人⑧。

在侵略过程中,日本帝国主义大肆毁我人力、物力的同时,还进行疯狂的掠夺与榨取。在河南占领区,它极力把社会经济纳入为其战争服务的轨道,使我民族工商业无立足之地,农村经济一撅不振。

1938年11月,日本在东京成立的专门掠夺中国经济的华北开发会社及其所属的18个子公司,控制着华北各地的煤炭、铁矿、食盐、电力、通讯、交通事业。河南的六河沟煤矿、焦作的中原公司和英福公司煤矿(太平洋战争后)、安阳的棉花仓库、各地电厂、平汉铁路新乡段的的器材、全省公路及车辆、各地电报局及邮局,随着日军的占领而被这个会社所控制。河南的轻工业,到1939年,失陷了三个纺织厂(纱锭52192个,年产量25127包)、6个面粉厂和433个榨油厂。此外,日本东洋会社独揽了茄草业的产销经营。伪"中华民国火柴联营社",在日本支持下,垄断了火柴的产销经营。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对占领区工矿商业的控制,牢牢地操纵了资源的开发,企业的生产,垄断了市城,随心所欲地从事掠夺和服务于侵略战争的需要。

日本通过华北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南京的中央储备银行及其在各地设立的办事机构,垄断金融。如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开封设有分行,中国储备银行在商丘设有分行,在开封成立的由日本人控制的中国实业银行,在新乡、安阳、商丘均设有办事处。这些金融机构都竞向利用发行伪币(如开封各银行发行29亿多元),吸入存款,禁用法币及强迫人民接受伪、法币的不等价交换等方式,大肆搜刮民间财富。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军事、经济掠夺的需要,每占领一地,即强征民工,修复、兴修铁路和公路。1938年底,日军即修复了平汉路的北平至新乡、丰乐镇至六河沟段及道清铁路的道口至陈庄段。1939年5月,修成了开封至新乡的汁新铁路。同年9月,陇海铁路开封-徐州段通车,从而把平汉,陇海两条铁路接连起来。据1941年9月华北交通公司透露,他们在河南境内各种自动车营业所经营路线有13条,营运里程763公里。这些自动车营业所掌握着大量的运输工具,垄断着沦陷区的公路运输。以开封自动车营业所为例,初建时只有汽车30部,到1943年便增至60部,还掌握着大量骡马大车。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些公路、铁路,把掠夺的物资先集中到新乡、安阳等地,然后用火车运至天津出口。仅棉花一项,每年即运30万吨。据统计,1940主7月至1941年6月,河南各沦陷区通过公路运到火车站的战略物资多达307000吨,其中"外运"30300多吨。"外运",自然是运往资源贫乏的日本。

日本帝国主义对农村的掠夺和破坏,亦非常残酷。它通过强征田赋、迫令大户献粮、强行收购与派购,实行农产品控制,利用建立合作社、兑换处以及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武力抢劫等手段,疯狂地掠夺河南占领区的农产品。据统计,1938-45年于,仅新乡一县,即掠去粮食184370吨。1943年一年,华北纤维公司就从河南"买去,,棉花232337担。是年,全省共掠去花生150000吨,其中宁陵一县即达100吨、芝麻100000吨⑨。日军在河南占领区征派劳力,次数之多、人数之众,使农民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1938年2月,日军占领豫北各县不久,即强迫汲县、辉县、淇县出强壮劳力1200人。7月,日军在开封一次索强壮劳力即达2000名。日军在河南占领区不仅征工,还要征兵。

如1940年日军在豫北征兵时规定:家有青年不报或少报者,即惩办其家长,并没收其全部家产;兄弟2人,需一人应征;兄弟3人,需2人应征;应征逃亡者,仍惩其家长,充公其家产⑩。通过征工、征兵,大批农村青年被掠去。据修武县五个村的统计,被征去的青年,占青年总数的70-80%[11]。

日军在河南占领区修路、堡等所占土地及其对豫北、豫东扫荡所毁的土地,动辄数十、数百、甚至数千亩。1941年4月12日,日军在对渡阳以西、卫河以东、内黄以南、滑县以北方园50里的沙区的扫荡中,除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人文与社会注:提出者冈村宁次)外,把当地群众赖以生存的枣树也大部砍毁,使这一地区遭受到空前浩劫。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破坏、掠夺和榨取,严重地摧残了河南的社会经济。另一方面,由于它的侵略,激起了我全民族的反抗,必然带来支出激增。历史上为四战之地的河南省,抗战全面爆发一年后,三面环敌的形势形成,常屯兵数十乃至百万。这庞大军费的开支,在1941年7月前,全由地方配备军粮;以后、除参战部队外,军事机关、学校、医院、工厂及随军家属,每人每月60斤小麦,全由地方配给,造成1941年上半年全省田赋征收额较之1937年增加了一倍。1941年7-9三个月,仅豫南各县驻军,向即当地摊派征购以外的军麦186472万大包(每包200斤)[12]。抗战以来河南出兵役居全国第一,大大减少了农村劳动力多除增加田赋外,其它的杂项也大为增加。以堰师县为例,1937年10月,这个县向百姓摊派的款项计有:防空监视哨电线费3000元,征送驮马大车、干粮等费5000元,训练保长费7480元,训练警务员费5610元,二次征送驮运费1200元,修筑新城垣费31800元,其它征送谷草50万斤及修公路费每联保赔垫数百元或千元不等[13]。1939年11月,河南省当局某要人称:农民负担繁重,各县每正税五角,所负担的捐款至少是60%,一般是300%,最多达1100%[14]。

地瘠民贫,经济落后的河南,经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掠夺和榨取,及我为反对侵略而付出的巨大消耗,大大减低以致丧失了抵御自然灾害侵袭的能力。

(二)

1942、43年的河南灾荒,发生在我国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外政策发生了变化,由抗战初期的比较积极,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随着国民党统治集团政治上的反共反人民,其政权日趋腐朽,加重了河南这次灾荒的严重后果。

灾荒一发生,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国内外的不少报刊,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延安的《解放日报》、重庆的《新华日报》,发表了许多关于灾情的实况及呼吁救济的文字,迁至重庆的天津《大公报》、南阳的《前锋报》发表了记者的采访录或社论,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机关报《河南民国日报》等,也作过一些报导。一些慈善团体或个人相继汇来捐款,如许昌县的周锦堂一次捐款10万元办理平巢、7万元办理急账[15],第36集团军司令李家钮捐麦3万斤[16]。美国的联合援华会等汇来救济专款[17]。英国的《标准晚报》1943年4月1日以《中国之灾患》为题发表社论,论述了河南灾情,表示"就吾人单薄之供应线所可能,运输最多数之粮食,运往中国"[18]。河南旅渝同乡会,国民参政会河南籍参议员等,多方呼吁救济灾荒,指出"这不仅仅是人道主义的慈善事业,而且是在抗战过程中国民应尽的义务"[19]

在各方面呼吁下,国民党最高当局采取了一些救灾措施,如政府派员来豫察看灾情,汇来救济款分发各灾县,指令在陇海路沿线的广武、洛阳、灵宝、常家湾、閿[人文与社会注:读作wen2]底镇从1943年1月1日起设粥场施救,减少河南省的田赋征收额等。河南省军政当局,同样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确定了上靠(国民党)中央、下靠地方的两靠救灾方针。1942年9月河南各界组织救灾运动委员会,规定了工作大纲及救济(募捐)办法。1943年3月,在省国民政府所在地的鲁山,成立河南各界救灾会,各县也都建立了救灾分会。1942年10月,河南省政府建设厅制订了代耕办法,规定无人耕种之土地,由保甲长指定人代耕,无力购买种子者,由保长向富户借贷,通知各县将所有仓谷,悉数散放救灾,1942年2月,河南省政府又制订了保护农民土地办法,规定因灾荒而卖、当之土地、房产,准五年内以原价赎回;派出专员赴陕西、湖北、安微采购粮食,运回本省销售;实行以工贷账,兴办水利,浚河、防泛,开渠、凿井令各县普设粥场,在洛阳等处设难民登记站;令军政人员节食救灾,严惩办理救灾不力及从中舞弊的官员等。

 

以上措施,从行文上看,可谓全面具体,有些措施也收到了一定效果。如广设粥场,使不少饥饿待毙的灾民,领到一碗稀饭,延续了生命;1942年省当局拨款100万元,以工贷贩,在鲁山、临汝、宝丰、叶县、宜阳等县掘土井281795眼,浚塘1107口[20],既修了水利,又使部分灾民得到一定收入。但整个说来,这个时期国民党的救灾措施不少,效果甚微,不仅没有很好地救灾,反而加重了人民的灾难。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国民党救灾措施执行的情况。

灾荒发生后,国民党中央当局及全国各界汇来一批救灾专款,1942年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令全体官兵每人每月节食两餐,五个月共得1800万元,赈济灾民[21]。这些赈款,经过层层官员之手,久施不发多即使发放,灾民所得无几。以1943年1月4日鲁山发放赈款为例,发放前,省当局广为宣传,要在县城北关体育场发放赈款。一时,灾民扶老携幼,到此领赈款者达3000余人,结果,大人每人领到15元,孩童每人领到10元,幼童每人领到5元[22]。按当地粮价,一斗小米需300元,15元只买小米半斤。1942年省当局曾筹款500万元,到陕西购买魏皮30769。。斤,运豫散放。1943年1至5月,全省公教人员每人每月节粮3斤,学生、团警、公役每人每月节约粮食2斤,作为赈粮救灾[23]。共节约出粮食上百万斤,就是全部分到1500万嗽嗽待哺的灾民手中,每人才分到几两粮食,何况还有经手官员的勉扣?靠赈济得来这几两粮食,是不能度过灾荒的。

如上所述,灾荒期间,河南各县都设了粥场,每天施舍两次稀饭,起了一定作用。但为时不久,随着灾民增加,粮价的飞涨和官员的勉扣,大多数粥场只得关闭,就连国际救济会在郑州开办的、可容纳4000人的粥场,也因粮价飞涨而停办。不少奄奄一息、前往讨饭的灾民,饿毙在路旁。

当时河南三面环敌,半壁沦陷,洛阳成了全省的政治、军事中心,大批灾民云集于此,以求得到救济和经此乘火车逃向陕西谋生。1942年,省当局在洛阳设立难民登记站、招待所,在邝岭上挖一些简单的窑洞,每一灾民发给五元(后每人增发20两小米),以作灾民们等车的食宿。难民们要免票乘火车逃难,必须在登记站登记,由该站发给路条,身上贴上标记。这种有辱人格的路条、标记,往往须等多日也不一定领到。灾民们为及早逃命,只得爬向车顶,许多人碰死山洞或摔进沟壑。1943年春洛阳当局以整顿市容为名,严禁灾民入境乞食。这一严禁,造成云集洛阳的大批灾民饿死、冻死于荒郊。至于灵宝等处的难民收容所、救济站,成立不久即告吹。

1942年,省政府呈请最高当局,要求减少本省田赋征实、征借200万大包,再缓征30万大包。实际上,这一年各县催粮比上年还紧,农民交不上粮食,被带到县府,遭一顿毒打,坐几天班房之后,还得交纳[24]。直到1943年8月13日,中央政府才发出命令,将河南省"各县三十年(1911年)上期及以前各年田赋实欠在民者,一律豁免[25]。在棍棒、镣铐政策下,在大灾过后作此项规定,有何作用?同时,这个时期的国民党为巩固其统治,正在推行新县制,各级行政人员大增,助长了保甲长的胡作非为。"在一般地方,好人往往不愿当保长,致使恶势力嚣张"[26],以致"浮支滥派,毛病迭出,民众叫苦"[27]。据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机关报《河南民国日报》1943年1月12日社论《严禁额外摊派》透露,"好些县的地方团队,可以不得县长同意,没有县政府命令,而擅自摊派款粮柴草及人土车辆,甚或有少数县份团队,派遣大队团丁,轮食民间,从事坐催","各乡镇公所大多任意向各保派许多壮丁,常年轮流支差,每年额外耗费,为数甚巨","地方驻军或有以最低之定价征购夫料柴草及一切用品"者,"乡长经手派款之际,于额外浮派中上下其手","各县田赋之实际征收人员,不免在扬风、陋撒、变价乃至过斗的手术(续)上,大施其手术"。一方面,是国民党各级当局大喊大叫救灾、减免田赋,另方面,是各级地方官吏又征收如此多的额外摊派,这样的救灾,是减轻或是加重灾民的负担,显而易见。

在自然灾害面前,国民党当局不发动、组织人民群众向灾荒作斗争,开展互救互助,而是依靠自己的"官员",幻想通过制订几项措施来解救广大灾胞,其结采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其次,由于这个时期国民党政治上反动,其官员贪污肥己之事接连发生。

邓县田管处的黄剑峰,1942年"浮收征实征购为数至巨",盗卖净尽[28]。叶县,仅1.942年,即用大斗浮收麦粮50万斤,南阳县两个仓库主任冯香甫、王怡风,合伙盗卖公粮[29]。邓县"各乡镇长,贪污成风",白牛乡长王协一、高台乡长高杰亭、王集乡长曾征瑞、太平乡长李修杰,确林乡长杨亮岑等,仅仓麦一项,俱舞弊在百万(斤?)以上[30]。

这个时期的大贪污案,当推汝南县的两起。该县十九店以往有社仓积谷,用意是平时积蓄,荒年开仓放贩,社仓共有公田49颂,每亩每年交出2斗,由仓库主任积存。从1937年起,该仓没有动过,合计共有粮食1500石。1942年灾荒到来,各方议决开仓放赈,预计从春天到麦熟,每人一斗麦即可维持生命,1500石麦,即可救活15000人。待开仓时才发现积谷被仓库主任付伯明挥霍得一干二净,等于他一个人剥夺了15000名灾民为生命[31]。

汝南田管处第一科长刘东光、科员陈觑尧,利用大斗,多收粮食500余担,尽行倒卖,充作私囊[32]。

象1943年2、3月间省当局派往陕西等地购粮的专员,到麦收后才把粮食运回来,从中捣多少次鬼,赚多少钱,以及象"南阳、陕县办理平巢当局,以超出市价之粮强迫灾民购买"[33],又从灾民身上揩多少油水,是无法计数的。

其三,人为地制造灾害。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掘开花园口,造成黄河改道,虽暂时阻止了日军的前进,推迟了日军会攻武汉的时间。但之后,由于当局对改道后的黄河"疏忽防范",致多次决口。1939年的黄河决口,使豫东15县受灾,面积26100平方余公里,灾民137万余[34]。1943年,又决口18处,仅夏天尉氏县荣村一处决口,即淹郡段、扶沟、西华、尉氏等187保,耕地1274495亩、房59716间,灾民286178人。其中扶沟一县,被淹78保、耕地546523亩、房15200间,灾民82822人[35]。

国民党当局为了扑灭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还多次扒开黄河大堤,残害人民。1940年5月"泛东游击支队"阮勋,阴谋水淹当时在敌后与日军作战的八路军淮阳文队,在西华县郭屯扒开黄河堤,致使三、四十个村庄陆沉水底。1943年8月,唯县县长(应为太康县长-引者)尹凯之、泛东挺进军三八支队同福喜部等,再度以放水毒计水淹当时坚持抗日斗争的人一民武装,五天内先后在太康芝麻洼、燕子河,通许县的张伯虎等地,挖开18个决口,淹没近千个村庄和近万的老百姓[36]。

在艰苦抗战的年月,河南人民为了国家、民族,罄其所有,贡献一切,自己忍饥挨饿,毫无怨言。而国民党的一些官员,利用职权,乘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再造灾害,这不仅加重了人民的灾难,更重要的是使不少灾民丧失了战胜自然灾害的信心和勇气,人祸加重了天灾。

(三)

河南的这次严重灾荒,发生在抗战全面爆发以来,连遭自然灾害侵袭之后。

1937年,先是豫西旱灾,后又遭水灾。7月初统计,仅新安县的第1、2、3区,就饿死2980人[37],西华、商水、安阳等34县水灾严重[38]。到1938年3月,仅黄河以北各县"灾民二达125万,此外尚有200万人无衣无食"[39]。

1938年春,全省上报水旱等灾者计63县。其中唯、祀、密等20县最重;新野、西华、广武等21县次之,新蔡、商水、灵宝等22县亦遭灾害[40]。

1939年,夏秋淫雨,山洪爆发,河水漫溢,"郑洛许等21县水灾惨重",上蔡"平地水深丈余"。据省赈务会统计,全省受灾85县,30566个村庄,淹地两亿九千万亩,淹房131万问,伤亡12272人,灾民681万人,待救人口454万。

1940年,豫东受黄(水)灾者15县,豫北受沁水灾者11县[41]。

1941年,又遇旱灾,全省小麦歉收。

1942年,3、4月豫西遭雹灾、黑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麦收之际又有大霜;入夏以来,三月不雨,全省大旱;8、9月间,临泛各县黄水漫溢、泛槛[42]。全省110个县,除沦陷区无统计外,无县无灾。其中特别重灾县有郑县、广武、汜水等18县;重灾县有洧川、新郑、临颖等13县;次重灾县有西平、遂平、浙川等17县;轻灾县有商城、邓县、桐柏等8县,总计71县[43],全省3000万人口中,粮食不足者573182户、4661512口,急待救济的1485803户、7535967口[44]。

1943年,春大旱;夏又遇蝗虫、风、霜等灾。据当时报纸记载:南自武胜关,北至太行山、西起荆紫关,东至淮河流域,全被旱魔笼罩,大小麦颗粒未收,秋禾全被洒干。入夏以后,"蝗虫自泛东掠河而西,迅速蔓延",飞声如雷,遮蔽日光,粪下如雨。蝗虫飞至,所有秋禾被食殆尽,.全省有调查报告的受灾县96个,麦灾面积50917644亩,秋灾面积54630640亩,麦秋二季被灾而积占全省耕地面积的82%,待赈人口约12134600人[45]。

 

历史多次证明,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大小,除取决于社会制度外,还同这个民族、地区经济实力雄厚与否有关,经济实力雄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就强;反之则弱。本来经济就落后的河南,在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摧残,国民党官员的贪污、害民和连续自然灾害侵袭之后,又遇上象1942年那样50年来所未有的奇灾,后果必然严重。

 

 

注释

1. 1943、7、30《解放日报》。

2. 1943、7、17《解放日报》。

3. 1943、7、17《解放日报》。

4. 河南襄城县歌谣。

5. 列宁《游击战争》,《列宁选集》第673页。

6.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512页。

7. 启桐《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1937一1943),(台)文海出版社,第13页。

8. 参见《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及《解放日报》、《河南民国日报》。

9.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

10. 1942、9、1《解放日报》。

11. 齐武《一个根据地的成长》,第70页。

12. 1943、2、10河南民国日报。

13. 1937、11、8大公报。

14. 1939、11、11河南民国日报。

15. 1943、7、7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文官处《国民政府公报》585号,第2页。

16. 1943、2、25河南民国日报。

17. 1943、3、30河南民国日报。

18. 1943、4、4《河南民国日报》。

19. 1943、3、17《解放日报》。

20. 1943、4、11河南民国日报。

21. 1942、12、9《大公报》。

22. 1943、2、5《河南民国日报》。

23. 1943、1、13河南民国日报。

24. 1943、4、11《解放日报》。

25. 1943、8、14《国民政府公报》596号,第3页。

26. 辛霖《像中行》,见1944、4、15《大公报》。

27. 1943、11、4《河南民国日报》。

28. 1944、3、1《河南民国日报》。

29. 1943、7、20《河南民国日报》。

30. 1943、8、3《河南民国日报》。

31. 《河南文史资料》,第13辑44页。

32. 1943、4、24《河南民国日报》。

33. 1943、5、30《河南民国日报》。

34. 1939、9、13《河南民国日报》。

35. 1943、7、8《河南民国日报》。

36. 穆欣《北线凯歌》472页,浙湘人民出版社。

37. 1937、7、17大公报。

38. 1937、9、25《大公报》。

39. 1938、4、1《大公报》。

40. 1938、4、18《河南民国日报》。

41. 1941、1、19《河南民国日报》

42. 1943、2、1《大公报》。

43. 1942、9、12《河南民国日报》。

44. 河南省国民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第77页。

45. 1943、8、2《河南民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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