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戴燕：日译者眼中的“知日派”

松枝茂夫（1905-1995）编译的《周作人文艺随笔抄》（1940），从1923年的《镜花缘》到1936年的《希腊人的好学》，总共收录周作人历年的随笔二十七篇。篇末所附《周作人先生》，是他为这本译著撰写的"解说"。作于1939年7月的这篇文字，倘若放在目前的中文世界里，大约很是普通，不见得有多少了不起的创见，正如松枝茂夫自己也说过的，论精彩，根本没办法同他在文中引述的郁达夫的那几页评论--指的是郁达夫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所写《导言》的相关部分--相比，可是，如果把它当成那个特殊时代的一位翻译者写给本国读者的心得来看，它的意义便会有些不同。

由于是日本学者写的一篇关于周作人的介绍和评论，在这里，让我先为这四十多页的《周作人先生》做一个简单的摘要：

1885年，周作人出生在绍兴。1901年入读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班，在这里，发表了他的翻译处女作《侠女奴》（1904），这是一篇译自《天方夜谭》里的"阿里巴巴与四十强盗"系列故事的小说。二十二岁那年到东京留学，这时的他，学过六年的英文，日语却一句不懂，要从头学起。希腊文也是从头学起。他在立教大学，读的是英国文学。1909年与鲁迅合作出版《域外小说集》，三十七篇小说里，其中有三十四篇是他翻译的。

辛亥革命之年，携日本妻子回国。1918年，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他在这份刊物上同时发表而有影响的，是与谢野晶子《贞操论》的译文。他还把这些年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汇为一册《点滴》（1920、1928年改名为《空大鼓》再版）出版。1922年，爱罗先珂访问北京，住在八道湾的周家，爱罗先珂演讲用的是世界语，大多也要由他来翻译。他与鲁迅、周建人合作的《现代小说译丛》（1922）也于是年出版，三十篇作品里面，有十八篇是他的译作。1923年，他的日语新作《西山小品》刊登在日本武者小路实笃主编的杂志《生长する星の群》上，在此前后，他还翻译、介绍了大量日本的歌、俗谣、俳句和现代诗，也翻译了一些古希腊诗。在他与鲁迅合作出版的《现代日本小说集》（1923）里，大部分的翻译依然由他来承担。

1925年，他出版了将各国小说、剧本、诗歌、散文等汇为一编的翻译集《陀螺》。翌年，又出版了《狂言十番》，他的日本狂言的翻译，堪称完美。1927年他出版的翻译作品，有《冥土旅行》，有科罗连珂的小说《玛加尔的梦》，还有石川啄木等人的短篇小说《二条血痕》。此后发表的除儿童作品，最重要的就是《希腊拟曲》（1934）。

1934年，自1919年短暂回到东京之后，他又一次访问日本，这一次，受到日本文坛的盛大欢迎。早在八年留学期间，东京已经变成了他心目中的第二故乡，当时，一方面是由于东京的环境，让他这个在江南水乡贫困生活中长大的人，很快就能够适应；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作为"灭满兴汉"的民族主义信徒，他那时觉得清朝以前或是元朝以前的一切皆好，保留着唐朝之流风余韵的日本，也恰好可以满足他这思古的幽情。过了二十多年，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当此之际，他却接连写下好几篇怀念东京、谈论日本文化的文章，又做着二十九册"日本学丛书"的编辑计划，他自己还打算写作其中的《室町时代文学史》、《日本医学史》。

1939年元旦，他受到访客的袭击，却是意外地没有受伤。17日钱玄同去世。在东京新小川町一起听过章炳麟课的人当中，鲁迅和其他二人已过世，朱希祖、许寿裳去了四川、陕西，留在北京的只有他和钱玄同，现在失去了钱玄同，他该是何等寂寞。他曾说自己最喜欢的文人是陶渊明和诸葛孔明，也曾赞赏颜之推和兼好法师的思想之渊博与文字之恬淡，可是如今他的立场，大概比《颜氏家训》的作者还要难以抉择。作为陶渊明和兼好的"生活艺术"的实践者，作为诸葛孔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的坚持者，周作人今后的动向，值得格外的注意。

松枝茂夫是1927年考进东京大学文学部支那文学科的学生，他的老师是写过《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盐谷温，也就是传说中被鲁迅抄袭过的那位大名鼎鼎的日本教授。然而盐谷温上课，据他说，也是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做教材的。大学一毕业，松枝茂夫就到北京留学，待了一年多，手里拿着服部宇之吉给写的介绍信，那时候不知为什么，他并没有去拜访周作人。第一次见到周作人，已经是在1934年夏天周作人来日本访问时，他参加了中国文学研究会举办的欢迎会，只是两人没有谈话的机会。

就在第二年，他开始与周作人通信，这一通，前后相续，差不多坚持了二十余年。他曾发下宏愿，要译出周作人的全部作品。由于翻译、出版等事宜，两人之间的通信时而相当频密，周作人有时还会在信中夹一张照片，以示自己的近况。但是，也仅止于音讯往来，实际碰面的机会似乎少而又少。真正面对面地交谈，根据他的回忆，大概只有1942年他到中国旅行那一次。在北京，他受邀去周家参加一个朋友聚会，见到俞平伯、徐祖正、王古鲁等人，也见到周太太。那一趟战争中的中国之旅，他的主要目的地，其实是鲁迅和周作人的故乡绍兴。

少见或是不见，当然并不成为翻译的障碍。在进入周作人的世界以前，松枝茂夫先是协助增田涉翻译出版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35），这以后，他便全力投入翻译周作人的作品。从他当年所写《周作人先生的立场》（1935）一文可以推测，大约是此前一年亦即1934年，周作人发表他著名的《五秩自寿诗》，即"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云云，诗所引起的轩然大波以及数月后周作人的来访，都让他对这位中国的新文学代表作家发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

松枝茂夫很快发现，要理解中国和中国文学，没有比阅读周作人文章更好的途径。他对这个处在舆论和争议的漩涡里的人，不但充满好奇，而且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同情心。他说在周作人的文章里，自己始终看到的都是一个富有幽默感、彬彬有礼而又谦逊的绅士，所以，他颇不赞成有些人对周作人的由"浮躁凌厉"到"思想消沉"的评价。他也更愿意相信周作人关于对他自己"最有影响的是英国蔼理斯"的自述，认为在周作人身上，的确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同居，而不同意来自年轻的左翼朋友的"漫骂酷评"。他说辛亥、五四、五卅这三个阶段，是周作人叛徒精神发挥的顶点，在这三个顶点之间的峡谷，则是他作为隐士沉潜的时期。他还主张在今天这个时代，既要能够欣赏鲁迅式的正面肉搏再肉搏、于血泪中求光明的态度，也要能够欣赏周作人式的至深至博，欣赏他以澄净的目光看待一切的隐士风格。

1936年，松枝茂夫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译作《雨天的书》，这也是他在大学时代最早接触到的周作人的文字。与鲁迅相比，他以为周作人的文章更容易读、更明白。从此以后，周作人作品的翻译，一直到二战结束，基本上都是由他一力承担。从《雨天的书》起，经他之手翻译出版的就有：《北京的果子》（1936）、《周作人随笔集》（1938）、《中国新文学之源流》（1939）、《周作人文艺随笔抄》（1940）、《瓜豆集》（1940）、《结缘豆》（1944），等等。1945年3月，《中国文学》93号上发表的《自己所能做的》，大概是他这一生中翻译的周作人的最后一篇。

通过大量的阅读和翻译，在松枝茂夫的心里，自然也积累、勾勒出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周作人的形象。1939年，当他写下这篇附于富山房百科文库本之末的"解说"时，尽管他也相当谦虚地表示说，这只是"极为表面的叙述，未能触及他的思想、文章的核心"，然而时隔六十年，今天读来，依然会带给人颇不一样的感觉。也许因为他自己做着翻译的工作，格外懂得翻译的甘苦与它的价值，所以，他对周作人的外语能力就似乎比较敏感，而对周作人在翻译方面的成绩，也比一般人要重视得多。在《周作人先生》中，他写道：对周作人来讲，翻译的重要性，可是比他的创作一点都不差的。他选择翻译的文章，往往代表了他自己的思想和趣味，他的译作，也时常与他自己写的文章混编在一起。在1939年，松枝茂夫眼里的周作人，当然就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最重要的新文学家，还是一个极其高产的翻译家。

此后大约十多年，他们不再联系，直到1954年，两人才恢复通信。周作人去世后，松枝茂夫写诗哀悼他："一千一百五十日，执笔读书绝烦恼。落落何忧囚粥薄，死生早已付等闲。"第一句"一千一百五十日"，指的是周作人战后被关押的那一段时间。从这首诗来看，虽然经历过战争的风风雨雨，但铭记在他心里的，倒好像依然是那个集叛徒和隐士于一身的周作人。他还写过"半生潦倒红楼梦，一向倾心周作人"的对句，句中表达了对周作人的从未移易的钦慕，同时也是对他自己结缘中国文学的一生的最后总结。

今年的初夏时节，我从东京返回京都的那一天，不巧遇上台风。大雨倾盆，无处可去，只得猫在附近的京都大学生协书店，看书、选书。有旧书店在这儿联展，摊上正好摆放着松枝茂夫编译的《周作人文艺随笔抄》，是昭和十五年（1940）富山房的百科文库本（110）。书的价钱不低，纸张脆黄，封面有一侧脱落，但被玻璃纸小心翼翼地衬托着。我犹豫了一下，最终决定还是把它买下来。当时脑子里闪过一个不确定的记忆，大概在哪儿看过有人说1996年新版的《周作人随笔》里，不知什么缘故，拿掉了译者的"解说"。那么这一旧本，多少就有了一点保留历史遗迹的价值。

我并没有收藏的习惯，买下这本书，实际上也不光是为了这一篇"解说"。从前有段时间，我花过一点精力阅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顺带着读了一些周作人的其他作品，还有若干相关的研究和评论。当时得到一个粗浅的印象，就是要想认真地了解这个人，如果绕开他的种种译作，如果不去关心他的"外国观"究竟如何，恐怕始终免不了雾里看花，正如俗话所说"人心隔肚皮"。我当然也很清楚，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浩大的工作量，绝非我有能力去做，也不是哪个人能够一时完成。只不过因缘巧合，在大雨滂沱的那一个静静的午后，匆匆浏览过松枝茂夫的这篇《周作人先生》，过去的一些粗浅印象，居然一瞬间明晰起来。虽然无以判断松枝茂夫是否有意，但他那些有关周作人学习外语、翻译外国文学的逐年记叙，每一句都不再是闲笔，联缀起来，大可构成周作人知识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另外一半。而更为重要的是，1940年出版的这一译本，它所承载的周作人与日本交往、互动的信息，点点滴滴，对于还原这位"知日派"在彼时彼地的处境和思想，想来都是有益的。

前些年，日本的小川利康把他收集到的松枝茂夫与周作人的通信（从1936年到1964年共计一百多封）分别发表在日、中两国的杂志上，其中有好几封信都谈到这本《周作人文艺随笔抄》。1938年12月23日，周作人在写给松枝茂夫的信中称赞他所选篇目的精当，说："承示目录极佳，此盖谓选择之眼光甚正，至于各文之少内容则又是别一事耳。"从两人的通信中又可以知道，松枝茂夫编译周作人文集，选什么不选什么，大体上都要经周作人过目，也或者是需要作者的授权。1940年元旦，松枝茂夫写信给周作人，向他解释去年7月底已校对完毕然而迟迟见不到书的原因，他说出版社方面告诉他，由于电力管制导致纸张紧缺，出版社现在有非常大的压力。5月25日，松枝茂夫写信报告说从翻译完毕到今天，已经过了一年零几个月，书终于要出版。在7月13日的信中他又报告说，书是已经出了，可是由于缺乏艺术纸，原来拟定置于卷首的照片，也没能给印上。三天后，他再写信报告，有样书一部寄出。7月29日，周作人回函写道："惠赠尊译拙作随笔抄一册领收。""拙文本无足取，又想目下唱声虽高，社会上对于现代支那之思想文艺实乃无甚兴味，或购读者不见多，有负高译。至于出版者之利损尚在其次耳。"

"出版社之利损"，自然不在作者的顾虑范围之内。不过作为译者，也不得不同出版社打交道，松枝茂夫的感受因而就有些复杂。他后来回忆：周作人在版税问题上，同鲁迅差不多，也是一点不含糊的。1942年，他的《药味集》由中日合资的新民印书馆出版。新民印书馆的老板安藤更生就说，周作人要拿百分之二十五的版税，可是一般的日本人当时才拿百分之十，大家也都肯体谅出版社。我手里的这本《周作人文艺随笔抄》，定价是七十钱，不知周作人能在其中分润多少？

台风过后，回到上海。也是碰巧，居然很快看到两卷本的《松枝茂夫文集》。在第二卷里，收有这篇题为《周作人先生》的"解说"，但标题改为《周作人--传记式素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