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魯番位於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東北部，古代稱高昌。絲綢之路幹道從長安出發，經河西走廊到敦煌，從敦煌可以直接到吐魯番盆地，也可以經過樓蘭或伊州（哈密）到達吐魯番。再由吐魯番西行，經焉耆、龜茲（庫車）、疏勒（喀什），翻越帕米爾高原，進入中亞、南亞、西亞地區。因此，古代吐魯番地區是東西文化交流的通道，佛教、瑣羅亞斯德教（祆教）、道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等等，都曾在此流行。公元三二七年，河西王國前涼在此設立高昌郡。四四三年，北涼餘部在此建立王國。從四六〇年開始，先後爲闞、張、馬、麴氏統治的高昌國。六四〇年，唐太宗滅麴氏高昌，設立和內地州郡體制相同的西州，吐魯番成爲唐朝的一個組成部分。九世紀初葉唐朝勢力退出後，這裏被蒙古高原的回鶻汗國所控制。9世紀末，回鶻汗國瓦解，部衆西遷，在吐魯番盆地建立高昌回鶻王國（或稱西州回鶻、畏吾兒王國，今人或稱西回鶻王國）。本書所刊文獻所屬的時代範圍，主要是從高昌郡到唐西州時期（公元4－8世紀）。
吐魯番地區爲山間盆地，氣候乾燥，除了交河地區比較潮濕之外，大多數遺址的古代文物能夠保存下來，不論是埋藏在佛教寺院、洞窟中的，還是民居、墓葬内的，即使是在中原地區容易腐蝕的絲綢、紙張，都能因此保存下來。從十九世紀末葉以來，吐魯番盆地就是考古學者的樂園。俄國的克萊門茲（D. A. Klementz）、奧登堡（S. F. Oldenburg），德國的格倫威德爾（Albert Grünwedel）、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英國的斯坦因（M. A. Stein），日本的大谷探險隊，都在這裏發掘到大量的古代文物和文書。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五年，新疆考古工作者配合當地農田水利建設，在阿斯塔那（Astana）和哈拉和卓（Khara-khoja）古墓區進行了十三次發掘，獲得大量從高昌郡到唐西州時期的古代文書。以後，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又有少量的發掘。
吐魯番盆地是個聚寶盆，古代文物和文書仍在不斷出土。一九九七年，吐魯番地區文物局考古工作者清理了洋海1號墓，出土一批闞氏高昌王國時期（四六〇－四八八年）的珍貴文書。二〇〇四－二〇〇六年，吐魯番阿斯塔那、巴達木、木納爾、洋海等墓地又相繼出土了一批文書。同時，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又陸續徵集了近十多年來從吐魯番地區流散出去的古代文書，其中除了一組來自臺藏塔之外，大多數應當也是來自吐魯番的古代墓葬。
二〇〇5年十月，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學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三個單位達成合作協定，由榮新江、李肖、孟憲實三人負責，組成了一個“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整理小組” [1] ，開始從事整理工作。這項工作也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新出土及海內外散藏吐魯番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項目、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學研究院“新獲吐魯番岀土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項目、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西域岀土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項目的組成部分。
女俑胳膊为文书所制
一、整理經過
前人對吐魯番文獻的整理已經取得了很多成果。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日本學者對大谷文書的整理， 池田溫 先生對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文書的整理，特別是七十、八十年代以 唐長孺 先生爲首的“吐魯番文書整理小組”對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五年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整理工作，以及 陳國燦 先生對英藏吐魯番文獻、寧樂美術館藏蒲昌府文書的整理， 沙知 先生對英藏吐魯番文書的整理等等，爲我們今天的工作奠定了基礎，而且提供了一個合理的整理模式。這些前輩的業績對於我們今天的整理工作給予了巨大的幫助，不論從文書性質的確定，還是文字的校録，我們都從《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資料》 [2] 、《中國古代籍帳研究》 [3] 、《吐魯番出土文書》 [4] 、《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 [5] 、《日本寧樂美術館藏吐魯番文書》 [6] 、《大谷文書集成》 [7] 、《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 [8] 等著作中得到啓發和幫助，所以我們首先要對這些前輩學者的功績表示敬意和謝忱。
由於大多數墓葬經過盜擾，所以新出土的文書比較零碎，無法和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五年間出土的文書相比。但這次的文書除了出自阿斯塔那墓地外，還有出自高昌城東北巴達木墓地、鄯善縣吐峪溝鄉洋海墓地、吐魯番市東郊蘇公塔東北兩公里處的木納爾墓地、交河故城等處，也有一些文書從類型或內容方面和過去所見吐魯番文書都有所不同。因此，出土地點的擴大和文書性質的豐富，是本次吐魯番文獻新的特色之一，預示了吐魯番文獻新的增長點。
我們的工作方式是根據吐魯番地區文物局提供的彩色照片或經網絡傳輸過來的圖片，先在北京大學以讀書班的形式會讀，做釋讀和録文工作。然後再利用假期到吐魯番博物館核對原卷，做拼接工作。其中二〇〇六年一月寒假期間，我們到吐魯番博物館據原卷做了第一次整理。四月底、五月初“五一”長假期間，整理小組的大多數成員都到吐魯番博物館工作，對於文書的拼接、復原取得重大進展。同時，我們也在烏魯木齊市的新疆博物館，考察了《吐魯番出土文書》收録的與新出文書相關的文書，特別是出版物上不夠清晰的文書上的朱印痕。通過“五一勞動節”的勞動，我們基本上形成了全部文書的録文稿本，並開始根據小組成員的研究特長，撰寫相關的論文，因爲只有做深入的研究，纔能發現録文中存在的問題。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一日，部分小組成員到吐魯番參加“唐代與絲綢之路——吐魯番在絲綢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學術研討會，提交給會議四篇有關新出吐魯番文書的研究論文，同時我們在吐魯番博物館據原件整理未確定的文書殘片次序，其間得以向對吐魯番文書研究有深厚功力的陳國燦、 朱雷 先生當面請教釋讀中的部分問題，還 和陳國燦 先生一起到鄯善縣，校録了鄯善縣文化館徵集的一組文書。
十一月中旬，文書的定名、解題、録文等整理工作基本結束，形成了《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的書稿。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在“唐研究基金會”的資助下，我們邀請武漢大學朱雷、陳國燦、凍國棟、劉安志，北京故宮博物院王素（以上是整理吐魯番文書的專家），浙江大學張涌泉、南京師範大學黃征（以上是釋讀別字、俗字的專家），中華書局徐俊、于濤（以上是出版社代表）先生，在北京召開“《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定稿會”，大家對照圖版，一起討論我們的書稿，改正了一些解題和録文中的錯誤，使書稿更加完善。爲了讓北京的中古史和敦煌吐魯番學界儘早瞭解這批文書的內容和我們的初步研究成果，由“唐研究基金會” 主辦，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學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三家合作，於 十一月二十二日 在北京大學舉行了一場報告會，整理小組的九位成員向與會者匯報了新出文書的考古發掘和整理研究過程，以及文書的主要內容和一些個案研究成果，引起與會者的極大興趣。
二〇〇七年初，吐魯番地區文物局按照我們書稿拼接的文書順序進行拍照。四月間，我們對文書圖版和録文對照編排。四月底、五月初，部分整理小組成員又到吐魯番，一方面確定排版格式，另一方面整理二〇〇六年十月新清理的兩個墓葬的文書，這批文書在“五一”節前剛剛被技術人員從紙鞋和紙帽中拆岀。從五月到八月，我們對照圖版，對書稿做最後的核對工作。
我們在整理過程中，既遇到許多難點，也有一些有利的條件。不利的方面是這些新出文書一般都經過盜擾，大多數是碎片，相互之間的關係不明。在最初整理時，許多文書尚未清洗、展平，給釋讀造成很大困難。有些文書在發掘之後就用早期整理的方式托裱了，使一些重要信息遮蔽在裱紙中，無法正常顯現，透着燈光纔能依稀看到。此外，文書的數量不是很多，但時間和內容的跨度很大，給釋讀和研究都帶來困難；有的文書所涉及的方面很難找到合適的研究者，因此性質也很難確定。這也和近年來吐魯番文書的研究不太景氣有關，一些訓練有素的學者轉向吳簡和中原傳統課題的研究。與敦煌文書的研究相比，吐魯番文書的研究總體上不夠深入 [9] 。
與此同時，和前輩學者相比，我們的整理工作也有不少有利條件。如上所述，此前吐魯番出土文書基本上都已經整理出版，並且有很多研究成果可供參考。特別是 唐長孺 先生爲首的“吐魯番文書整理小組”整理出版的《吐魯番出土文書》，爲我們的整理工作確立了標本，我們基本上是按照這本書的體例來做，許多具體問題的處理方法我們也採用他們的方法，一些難以釋讀的相同字形的文字録文也遵循他們的成果。另外，最近二十年，整個敦煌吐魯番文獻的整理工作取得很大進步，這包括敦煌吐魯番文獻圖録的影印、敦煌文獻分類録文集的出版，以及相關的研究成果，都爲我們的整理工作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國學術界雖然玉石混雜，但整體上還是有許多進步，許多問題都有人在研究，可供參考，也可以請教一些專家。最後，電腦技術的進步和電子文獻的大量增加，給我們比定、綴合文書提供很大幫助。在這些有利條件的支持下，我們得以在比較短的時間裏，基本上完成了這一批文書的整理工作。
二 內容概說
以下大體按年代順序，來提示新岀吐魯番文獻中一些富有研究意趣的內容。
1、高昌郡時期
二〇〇六年十月，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在洋海墓區一號臺地上，搶救清理了一座被盜過的墓葬，編號2006TSYIM4，發掘出土了一些紙本文書，有衣物疏、訴辭等。二〇〇七年初，文物局聘請的修復專家從女性死者紙鞋上拆出白文《詩經》、《論語》寫本殘片和前秦建元二十年戶籍殘片；四月，文物局技術室修復人員從男性死者的帽子上拆出一批北涼義和三年（四三三）、緣禾二年（四三三）官文書。其中女性墓主左腳的鞋底和兩層鞋面都是用戶籍剪成的，鞋底的一張和其中一層鞋面可以完全綴合，另一層鞋面不能綴合，但屬於同一件戶籍是沒有問題的，背面寫白文《論語》。這件我們定名爲《前秦建元二十年（三八四）三月高昌郡高寧縣都鄉安邑里籍》（2006TSYIM4:5-1、2006TSYIM4:5-2）的文書，是目前所見紙本書寫的最早的戶籍，換句話說，即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現在所知最早的戶籍。該戶籍保存造籍的年份，也有人戶所在的郡縣鄉里名稱，內容保存了五戶人家的基本情況和田地、奴婢等財產異動的情況，爲我們認識十六國時期高昌郡的戶籍實際面貌提供了極其直觀的實物資料，也將爲深入探討中國古代籍帳制度的發展演變提供不可或缺的材料 [10] 。
同墓所出《北涼緣禾二年（四三三）高昌郡高寧縣趙貨母子冥訟文書》（2006SYIM4:1）是一份珍貴的史料。它模倣陽世官文書的格式進行書寫，帶有濃厚的佛教色彩，爲我們認識閻羅信仰在中國中古時期的流衍提供了新的材料，同時使我們對於五涼時期高昌佛教在民間的發展水準有了新的估計。與墓券材料強調“生死永隔”的冥界觀不同，這件冥訟文書透露出的祖靈觀念呈現出了更爲複雜的情境，死去的先人與陽世的家庭仍然保持了緊密的聯繫，甚至可以對陽世的家庭糾紛進行裁決。因此，這是深入認識中古前期民衆冥界觀念發展的鮮活而生動的個案 [11] 。
在徵集文書中，有一組六件官文書，初步研究的結果顯示，這批文書是北涼高昌郡下某縣的官文書。在出土文物中，西域漢簡之後，紙文書中首次出現了“交河”，能夠說明北涼佔據交河之初，以及高昌郡轉軌進入王國體制之初的當地官府狀況。對於縣一級地方機構的官員設置等，這組文書也給出了新的資料 [12] 。
另外，在徵集的文書裏，有一組從紙鞋上拆出的若干殘片，可以判定爲北涼時期的計貲岀獻絲和計口岀絲兩組帳，爲此前研究非常薄弱的北涼時期的賦稅制度提供了寶貴的新資料。由此文書可知，北涼時期的計貲岀獻絲帳徵收的是戶調，而其依據就是貲簿 [13] 。計貲岀獻絲帳的發現，進一步證明北涼時期的貲簿確實是只計土地的情況而不及其餘的資產，這也是北涼的戶調徵收的特殊之處。計口岀絲帳徵收的則是一種口稅，當時的北涼政權具備嚴格掌握當地戶口和土地情況的能力，客觀上使得口稅的徵收成爲可能。此外，北涼時期的田租也納絲。可見這一時期的租調、口稅徵收都以絲爲主，這是由當時的紡織品爲本位的貨幣形態和絲綢之路的貿易形勢所決定的 [14] 。
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區四〇八號墓出土了一件完整的隨葬衣物疏（2004TAM408:
17），衣物疏主名叫令狐阿婢，登録的內容十分豐富，是研究高昌郡時期吐魯番物質文化的重要參考資料。該墓墓室不大，可是隨葬衣物疏記載的內容卻比較豐富，可惜的是墓葬已被盜掘破壞，隨葬品不全，但還是有不少資料可以對比。還值得提到的是，該墓北壁繪有一幅莊園生活圖，反映了高昌郡時期當地富有人家的日常生活景象 [15] 。這幅壁畫所表現的墓主家境情況，是可以和隨葬衣物疏相印證的。
2、闞氏高昌王國時期
公元四六〇年，柔然殺高昌大涼王沮渠安周，立闞伯周爲高昌王。闞氏雖然開啓了“高昌王國”的新紀元，但由於闞氏爲柔然所立，故此採用柔然受羅部真可汗的“永康”紀年。據《魏書•蠕蠕傳》，永康元年爲北魏和平五年（四六四），歲在甲辰。但據清末吐魯番出土《妙法蓮華經》卷十題記，永康五年歲在庚戌（四七〇），王樹枏據此推算永康元年應歲在丙午，相當於公元四六六年 [16] ，學界多遵從此說 [17] 。新出資料也印證了這一看法。
過去有關闞氏高昌時期的文書很少，吐魯番哈拉和卓第90號墓出土有永康十七年（四八二）殘文書，同墓出土的其他文書，可能也屬於永康年間 [18] 。但總的來說，有關闞氏高昌王國的史料很少，使得這一時段的許多問題無法弄清 [19] 。
一九九七年清理的洋海1號墓（97TSYM1） [20] ，爲我們認識闞氏高昌王國提供了許多新的資料。此墓是一個名叫張祖的官人的墓，他的墓表寫在一塊木板上，文字不夠清楚，其生前的官職可能是“威神（?）城主”，這在當時應是一個重要的職位。大概由於張祖的官人身份，而他又是一個通經義、會占卜的文人，所以在他的墓中，出土了一批富有研究價值的文書和典籍。
張祖墓出土一件屬於女性的隨葬衣物疏，只有四行文字，非常簡略，它是用一件契券的背面書寫的，所以上面還有屬於契券的文字“合同文”三個大字的左半邊。正面的契券文書，可以定名爲《闞氏高昌永康十二年（四七七）閏月十四日張祖買奴券》（97TSYM1:5），是張祖用“行緤百叁拾柒匹”，從一位粟特人康阿醜那裏買一個年三十的胡奴的契券 [21] 。這件文書既說明了張祖生活的時代在永康十二年前後，同時也證明了進入高昌的粟特人及其販運奴隸的事實 [22] 。這件契券也是這座出土了豐富文獻的墓葬中所留存的唯一帶有明確紀年的文書，它爲我們判定同墓出土的其他文書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的根據 [23] 。
張祖大概與當時高昌國的稅役衙門有關，或許當時的城主有着徵稅派役的職責，在他的墓裏，出土了一批百姓供物、差役的帳，如“某人薪供鄢耆王（有時寫作耆鄢王）”、“某人致苜宿”、“某人致高寧苜蓿”、“某人薪入內”、“某人薪付某人供某人”、“某人燒炭”等等，這爲我們提供了闞氏高昌時期難得的收稅和派役的材料。
同墓出土的一件《闞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四七四、四七五）送使出人、出馬條記文書》，提供給我們當時高昌送往迎來的信息，以及高昌派各城鎮出人、出馬的記録，內容異常珍貴。這件文書反映了闞氏高昌對外的交往，往來的使者有從南朝劉宋來的吳客，也有從塔里木盆地西南山中來的子合國使、焉耆國王，還有從遙遠的西北印度來的烏萇國使，以及更爲遙遠的南亞次大陸來的婆羅門使者，大大豐富了這一時期東西交往的歷史內容。公元五世紀下半葉，正是中亞歷史上最爲混亂的時代，周邊各大國都把勢力伸進中亞，力圖控制那些相對弱小的國家。在嚈噠的壓力下，中亞、南亞的一些小王國寄希望於柔然或者北魏，我們過去從《魏書》本紀中看到過許多中亞王國遣使北魏的記載，現在我們又從吐魯番出土送使文書中看到他們越過北山，奔赴柔然汗廷的身影，由此不難看出柔然汗國在五世紀後半中亞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送使文書所出自的高昌，再次向人們展示了它在東西南北各國交往中的咽喉作用，也說明闞氏高昌作爲柔然汗國的附屬國，在柔然汗國控制西域、交通南北時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24] 。
另外，這件文書記録了一批闞氏高昌時期的城鎮名稱，其中高寧、橫截、白艻、威神、柳婆、喙進、高昌、田地八個地名，應當就是當時的八個縣，也就是《魏書》、《北史》的《高昌傳》所記的高昌“國有八城”。從這件送使文書所記録的闞氏高昌城鎮名稱，我們可以看出最重要的特徵是交河當時還沒有立郡、縣，由此我們可以認識高昌郡縣制發展的歷程，即高昌郡縣的體制是從吐魯番盆地東半邊發展起來的。以高昌城爲核心，最先在北涼時發展出東部的田地郡、田地縣以及高寧、橫截、白艻諸縣，到闞氏高昌時期，增加了威神、柳婆、喙進縣，分別在高昌城的東南、南面、西南。這是高昌王國有意識的安排，以構成比較整齊的防禦外敵和徵收賦稅的體系。而此時車師故地由於剛剛佔領，還未及建立郡縣，大概到了麴氏高昌時期，交河郡及其下屬各縣纔陸續建立 [25] 。
張祖不僅是一個處理俗務的官人，也是當地一個頗有學識的文人，在他的墓中發現的一件典籍寫本殘葉，一面寫《論語》注（很可能是鄭玄注），另一面寫《孝經義》，都是現已失傳的古書 [26] 。既然兩面抄寫的都是典籍，可能是作爲書籍而陪葬的，那麼這個寫本或許是張祖生前所讀之書。另外，這個墓中還出土了一件相對於一般的吐魯番文書而言是比較長的卷子，大約有三張紙的篇幅保存下來，內容是有關易雜占的，或許可以填補戰國秦漢簡帛文獻和敦煌文獻記載之間的某些空白 [27] 。占卜書的背面，有關於曆日和擇吉的文字，雖然內容不多，但年代較早，因此也是十分珍貴的曆法史和術數史的資料 [28] 。張祖墓出土的這組典籍類文獻，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北涼及闞氏高昌時期學術文化的淵源，特別是與南北方文化的聯繫問題。《論語》古注和《孝經義》本身是十分珍貴的佚書，有助於我們理解儒家典籍及其傳播的歷史。
總之，雖然只有一座墓葬出土了闞氏高昌時期的文書，但這些信息異常豐富，爲我們研究高昌王國時期的早期歷史提供了多方面的資料。
3、麴氏高昌王國時期
新發現的文書中，屬於麴氏高昌時期的文書相對來講不多。二〇〇四年發掘的巴達木二四五號墓出有一件《麴氏高昌延壽九年（六三二） 六月十日 康在得衣物疏》（2004TBM245:1），其書寫中可見解除（解注）方術的痕跡 [29] 。在新徵集的文書中，還有一些斛斗帳、僧尼籍、遺囑、雇人券、田籍等。
新出的《麴氏高昌延昌十七年（五七七）道人道翼遺書》是一件佛教僧人的遺囑，對身後的各種財產進行了使用、支配和所有權的分配。根據遺書內容，僧人道翼將自己最重要的不動產——田產留給了他的世俗本家。這是高昌時代特有的社會現象，僧人與俗人一樣擁有財產，於是僧人的社會角色也呈現出不同的面貌。由於高昌國僧尼基本沒有脫離世俗親緣關係的紐帶，所以僧尼的社會身份是雙重的。因而高昌國僧尼的社會角色也始終呈現出兩面性：既有宗教的一面，又有世俗的一面 [30] 。
二〇〇四至二〇〇五年發掘的交河溝西康氏塋院，總共有四十餘座墓，其中包括一些麹氏高昌國時期的墓誌：《延昌三十年（五九〇）十二月十八日康囗鉢墓表》（2004TYGXM4:1）、《延昌三十三年（五九三）三月康蜜乃墓表》（2004TYGXM5:1）、《延昌三十五年（五九五）三月二十八日康衆僧墓表》（2004TYGXM6:1），但這裏比較潮濕，墓中沒有文書留存下來 [31] 。在巴達木的一些墓葬中，也有一些墓誌保存下來，如《延昌十四年（五七四）二月二十一日康虜奴母墓表》（2004TBM201:1）、《延昌十四年（五七四）二月二十三日康虜奴及妻竺買婢墓表》（2004TBM202:1）、《延壽七年（六三〇）十二月二十四日康浮圖墓表》（2004TBM212:1）。木納爾墓地也有高昌墓誌出土，如《延和八年（六〇九）五月二十六日張容子墓表》（2005TMM203:1）、《延和九年（六一〇）十 一月二日 張保悅墓表》（2005TMM208:1）、《延壽四年（六二七）十月二十九日宋佛住墓表》（2004TMM103:1）、《延壽九年（六三二）五月七日宋佛住妻張氏墓表》（2004TMM103: 2），這些墓誌對於高昌王國的紀年、官制、婚姻、外來移民等方面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資料 [32] 。
4、唐西州時期
和已經刊佈的吐魯番文書一樣，新出吐魯番文書中有大量屬於唐朝西州官府各級衙門的官文書，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內容涉及官制、田制、賦役制、兵制等方面；如果從社會的角度來觀察，則可以看作是研究官員生活、百姓負擔、日常生活等社會史的材料。其中也有一些與此前發表的吐魯番文書有所不同的材料。以下擇其重要者略作說明。
巴達木一一三號墓出土了此前從來沒有見過的一件文書（2004TBM113:6-1），鈐有“高昌縣之印”，文書登記高昌縣思恩寺三個僧人的僧名、法齡、俗家出身、剃度年份、至今年數及誦經名數，年代爲龍朔二年（六六二）。據新近公佈的天一閣藏《天聖令·雜令》所復原“唐令”的相關條目 [33] ，這件文書應當是《唐龍朔二年（六二二）西州高昌縣思恩寺僧籍》的原本，所著録的內容較令文規定爲詳，異常珍貴。而且，文書作於唐朝的西州時期，但把僧人出家的時間追溯到高昌國時期，表現了唐西州佛教教團的延續性，以及唐西州官府對於高昌僧尼人口的承認 [34] 。
吐魯番巴達木二〇七號墓中，出土了一些有關考課和銓選的文書，其中包括《唐調露二年（六八〇）七月東都尚書吏部符爲申州縣闕員事》（2004TBM207:1-3＋2004TBM207:1-7＋2004TBM207:1-11g），鈐有“東都尚書吏部之印”，爲過去所未見，異常珍貴。據《資治通鑑》，這一年唐高宗一直在東都洛陽及其附近的離宮中，所以文書用“東都尚書吏部之印”來發送。這件文書是唐代前期銓選制度發展的一件標誌性文獻，可能標誌着唐代銓選程式中全國範圍內常規性闕員統計的開端，可以填補相關文獻記載的缺失，對於我們深入認識唐代前期銓選制度的演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時，這件文書也使我們認識到，唐代前期銓選制度演進過程中，統計技術所發揮的至關重要的作用 [35] 。同墓還有一些文書，涉及到西州官府一些官員的乖僻、負犯等事的調查，應當也是和考課有關。這組文書展現了唐朝地方銓選、考課的一些具體過程。
巴達木二〇七號墓還有一些殘片，登録“晚牙到”的官吏名字。另外，吐魯番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了若干件《更薄（簿）》，是高昌縣夜間在官府內值班人的名籍，按日期記録每夜當值的各鄉里正和典獄的名字。這些資料補充了唐代地方官吏當值的制度規定和具體實施情況 [36] 。
二〇〇四年木納爾一〇二號墓出土了一些非常零碎的文書殘片，經過我們整理小組仔細拼接，使我們獲得了唐高宗永徽五年（六五四）九月和永徽六年某月的兩組文書，都是西州折衝府低級將官申請讓人代替“番上”的牒文，後有長官批文。雖然文書保存文字不多，但其中關鍵的辭彙卻讓我們得以重新解釋唐朝府兵“番上”的內涵 [37] 。
徵集文書中有一組殘片，我們定名爲《唐永徽五年至六年（六五四－六五五）安西都護府案卷爲安門等事》，其中包含的完整關文，有助於我們細緻解讀關文的成立與用印制度之關係、關文所反映的録事司與各曹關係，以及縣衙各司之間關文的使用情況，對關文格式與運行的研究也有助於加深我們對唐代地方政府內部政務運行機制的理解 [38] 。
阿斯塔那六〇七號墓出土了一組糧食帳殘片，基本上都可以綴合，是武則天後期和唐中宗時期的西州勾徵文書 [39] 。唐代勾徵制度，此前有所研究，但是如此大規模的勾徵原始文書，還是第一次發現。各個機構，因故欠下或多用的糧食，或多或少都要追索討還，這顯示了在律令制時代各項制度的嚴格規定和認真執行。
還有一件與唐朝制度有關的文書不能不提，即交河故城一所唐代寺院遺址發現的殘片（2002TJI:042），據考內容是有關中央十六衛將軍袍服制度的規定，而此抄本很可能就是開元二十五年的《禮部式》 [40] 。唐代的律令格式文書非常珍貴，這件寫本也是吉光片羽，它也說明雖然有關中央十六衛將領的袍服規定與西州地方社會毫無關係，但作爲唐朝的令式仍然要頒佈到邊遠的城鎮。這件文書後來廢棄，被寺院的僧人當作廢紙，在背面繪製了佛教圖像。
在這批新出吐魯番文書中，有一些我們很感興趣的有關西域史的材料。其中在新徵集的文書中，有一組文書殘片，計36件，經綴合、釋讀，使之連綴成一個唐龍朔二、三年（六六二－六六三）西州都督府處理哥邏禄部落破散事宜的案卷，加之另外一件相關的粟特語文書（2004TBM107:3-2），我們從中可以獲知史籍中沒有記載過的一件西域史上的重要史事：大概在龍朔元年十一月以前，唐朝得到金滿州刺史沙陀氏某人的報告，說哥邏禄步失達官部落被賊人（漠北以回紇爲主的鐵勒部落）打散，有一千帳百姓從金山（阿爾泰山）南下，到達金滿州地域（今烏魯木齊烏拉泊古城北方）。十一月某日，唐朝自東都尚書省分別給漠北的燕然都護府、哥邏禄部落發下敕文，令燕然都護府將此事與西州都督府相知會，發遣步失達官部落百姓返回金山西側大漠都督府原居地。西州隨即差遣柳中（今魯克沁）縣丞□客師充使前往金滿州，與金滿州刺史一起處理發遣事宜。龍朔二年三月，燕然都護府得到□客師報告，哥邏禄首領咄俟斤烏騎支陳狀，說部落百姓在奉到敕令之前，已種了麥田，且放養的羊馬因遭風雪，沒有充足的草料，瘦弱不能度山入磧，無法返回大漠都督府原地。所以，部落百姓希望朝廷安排他們到河西的甘州地方居住，那裏的條件當然要比金山地區好。十月中旬以後，西州又派遣使人□慈訓前往金滿州，並與燕然都護府、金滿州等相知會，希望迅速發遣哥邏禄部落返還大漠都督府。但哥邏禄部落以通往大漠都督府的道路有賊人阻攔、暫且不通以及所種麥田尚未收穫爲由，希望在金滿州界內繼續滯留。到龍朔三年正月，由於鐵勒部落已被擊敗，哥邏禄部落百姓收麥之後，由首領六人率五十帳移向金山。其他帳的首領都已入京，所以需要等待首領們回來，纔能返回。儘管文書以下缺失，但整個哥邏禄部落破散和唐朝處理的情況，仍得以基本完整地呈現出來 [41] 。
在阿斯塔那三九五號墓中，出土了幾件殘片拼接而成的《唐垂拱二年（六八六）西州高昌縣徵錢名籍》，一些戶主的名字是列在“金山道行”或“疏勒道行”的後面，應是西域行軍時唐西州高昌縣武城鄉的一次按戶臨時差科的徵錢記録。我們知道，在大谷文書和《吐魯番出土文書》刊佈的材料中，也有涉及到金山道行軍和疏勒道行軍的記載，有的也同時出現在一件文書上，據阿斯塔那一八四號墓出土的《唐開元二年（七一四）帳後西州柳中縣康安住等戶籍》，金山道和疏勒道分別是唐朝在垂拱元年（六八五）和垂拱二年（六八六）派往西域的行軍。其時吐蕃大軍進攻西域，唐朝命令拔安西四鎮，並派金山道和疏勒道行軍前往救援 [42] 。其戰事激烈，除了已經見到的文書所提到的從西州發白丁往前線外，現在又有文書證明當時還按戶徵錢以助軍需 [43] 。
在這批新出吐魯番文書中，還有一組唐朝天寶十載（751）交河郡客館往來使者的記録，其內容包括住宿客人比較詳細的身份信息，到來和離開的時間、方向以及隨行人員等。由於文書所記往來交河郡的使者中有寧遠國（Ferghana）王子、安西四鎮將官、中央朝廷派出的中使等諸多重要人物，因此是我們今天考察8世紀中葉西域政治、軍事形勢的重要史料。綜覽整組文書可知，天寶十載交河客館接待的客使，除了安西四鎮將官、中央朝廷派出的中使等諸多重要人物外，還有至少八個般次的寧遠國使臣，包括三個寧遠國王子，其中一位叫“屋磨”，恰好我們在《冊府元龜》讀到過他的名字 [44] 。這些王子的到來，和同一文書所記“押天威健兒官宋武達”和新出天寶十載交河郡長行坊文書中提到的“天威健兒赴碎葉”，均提供了關於唐朝用兵西域的非常重要的信息，即天寶十載唐廷在發大軍前往怛邏斯迎戰大食、諸胡聯軍的同時，也派遣“天威健兒赴碎葉”，以防制那裏的黃姓突騎施夾擊唐軍。這一文書使得我們對於在唐朝和阿拉伯歷史上都具有重要意義的怛邏斯之戰的前前後後有了更多的瞭解 [45] 。另外，這件文書也是我們瞭解唐朝客館制度各個方面情況的重要參考文獻，有助於我們深入探討般次、客使的類別、客館的接待等等問題 [46] 。
最後，還有一些實際應用的文獻材料，如可能是初唐西州當地學生所寫的《千字文》，同時也發現了更早的高昌王國時期的《急就篇》寫本，可以看出高昌地區習字文本的演變。還有一件學生習字，抄的是隋朝岑德潤的《詠魚》詩和一首佚詩，頗爲難得 [47] 。另外，還有從唐朝官府頒下的《永淳三年（六八三）曆日》，這件曆日是臺藏塔出土的，原本已經撕成碎紙條，但保存了唐代官方頒佈的正式曆本的格式，並鈐有官印，所以非常珍貴 [48] 。岀土文獻中還包括一些書信殘片，但有一件開元七年的《洪奕家書》，卻有幸完整地保存下來 [49] 。最後不能不提到的是，這次新岀土的唐代喪葬文書中，首次發現了明確標作“移文”的文書，證明了隨葬衣物疏向移文的轉變，這對於今後我們判定許多衣物疏的性質和名稱，提供了堅實的證據 [50] 。
以上主要是根據我們“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整理小組”的初步研究寫成的，有些問題只是相關文書反映的一個方面。吐魯番出土文獻的史料價值是多方面的，相信隨着《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的出版，一定能夠推動許多相關課題的研究。
吐鲁番地区干旱少雨，魏晋隋唐纸质文书时有新获。建国以来至1975年间吐鲁番地区出土的1800多件文书见于唐长孺先生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1－10册（文物出版社，1981－1991年），而后出土的文书收录在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和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的本书中（中华书局，2008年）。柳书收录的文书有近百件，本书收录吐鲁番地区1997－2006年间新出土的文献（含10余件墓表墓志，所以本书名用“文献”一词。按：“文书”一词使用已久，本文多数情况下统一称“文书”）300余件，数量上是《吐鲁番出土文书》一书的六分之一。全书分上、下二册，印制精良，八分之一张的大开本堪称巨帙，彩图与释读文字排列一起，便于使用，这些都是前二种出版物所无法比拟的。
本书刊布的文献主要来自上世纪末以来发掘的墓葬，也有寺院遗址新出土的文书。一些文书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如2006年洋海1号台地4号墓出土的我国现存最早的户籍《前秦建元二十年（384）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177页）、2004年阿斯塔那408号墓出土的北凉时期的《令狐阿婢随葬衣物疏》（21页）、2006年洋海1号台地4号墓出土的2通北凉时期的《衣物疏》（173、175页）、2004年木纳尔102号墓出土的《唐显庆元年（656）宋武欢墓志》与标题为“移文”的《衣物疏》（103－105页）等，都相当完整。2006年征集到的文书《延昌十七年（577）道人道翼遗书》则向我们展示了僧人与世俗社会间的密切联系（286页）。除阿斯塔那墓区文书外，巴达木地区（高昌城东北）和洋海地区（鄯善县吐峪沟乡）出土的大量文书是本书的一个亮点，延展了吐鲁番文书的分布区域。而粟特墓地（巴达木2号墓地）、粟特语文书、汉文文书中的粟特人名，是研究古代吐鲁番地区外来文明的重要资料（荣新江《新获吐鲁番文书所见的粟特》，《吐鲁番学研究》2007年第1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吐鲁番文书遭到国外探险家的掠夺性盗掘，几乎没有考古学的记录，而本书采用考古学的方法，用解题方式介绍了发掘的时间、地点、数量，多数图版附有比例尺，有的图版还附有纸鞋、纸帽的原貌、拆解过程，使人们对这些文书的来源有生动的了解。如在介绍2006年洋海1号台地4号墓出土文书时，附有墓主赵货（下葬于北凉缘禾二年，433年）纸帽的正面、侧面、背面照片，以及女墓主二双纸鞋的正面、背面照片（169页）。又如1965年发掘的阿斯塔那341号墓中，男女俑身上用文书制作成胳膊，2006年将文书拆出，本书附有一张拆前的女俑照片，非常珍贵（54页）。
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图录与研究并重，而此前出土的敦煌吐鲁番图录多数是图版和图版说明，没有深入的研究。“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边整理边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如2007年出版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特设“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专栏，收有11篇文章，其它刊物也有不少文章，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吸收在本书中。本书另一个特点是国内外合作研究，如巴达木107号墓、247号墓出土的粟特语文书就是由日本著名学者吉田丰（Yutaka Yoshida）教授释读的（59页、102页）。2004年木纳尔102号墓出土一件标题为“移文”文书，则请刘安志教授研究，刘教授从“移文”二字入手，从文书学、宗教思想等多重角度分析了这件文书，使我们了解到古代从《衣物疏》到《移文》的变化过程与原因（刘安志《跋吐鲁番新出唐显庆元年（656）西州宋武欢移文》，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2007年）。类似种种，不胜枚举。
文书的释读需要专业知识和敏锐的思维。从本书序言得知，吐鲁番文书研究专家陈国灿、朱雷、王素、冻国栋等参与了本书的审定。一些文书字迹潦草、模糊、残破，所以整理小组还邀请了敦煌文书释读专家张涌泉、黄征等参加审定。正如序中所言：“他们的学识与见解，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基本的学术保证。”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文书可以借助电子检索系统来定名，仅有三五字的佛经也基本得到定名，如241页为2002年交河故城出土文书，残存“白佛言……命之法”6字，本书考证出这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残片，令人叹服。进而，本书的研究人员还从写经书法推定为盛唐写经，这是计算机科技所无法完成的，而是需要运用文书学的专业知识来解决。
吐鲁番文书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这就需要考古学、历史学、文书学的综合知识，唐长孺先生主持下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就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学者。本书亦然，荣新江、李肖、孟宪实等专家对敦煌吐鲁番文书有着多年的研究经验，这批文书在他们的整理与研究下，价值得到充分展示。如1997年洋海1号墓出土的资料十分丰富，墓主是城主张祖，活动在5世纪后半叶，有文化并承担一定社会职务，所以出土文书的涉及面很广，有《差役帐》、长篇《易杂占》（拟）、他买胡奴的《买奴券》等（123－168页），已有多篇论文发表（如余欣、陈昊《吐鲁番洋海出土高昌早期写本易杂占考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2007年）。同墓出土《阚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474－475）送使出人、出马条记文书》（《送使文书》）存有较为完整的20行（163页），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高昌地名、社会制度等（荣新江《吐鲁番新出送使文书与阚氏高昌王国的郡县城镇》，同上刊）。2006年洋海1号台地4号墓出土的《北凉缘禾二年高昌郡高宁县赵货母子冥讼文书》反映了当时存在的一种冥界观念（171页），游自勇《吐鲁番新出冥讼文书与中古前期的冥界观念》一文对这件文书进行了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4辑）。2004年巴达木107号墓出土的粟特语《唐金满都督府致西州都督府书》为了解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提供了数据（57页），吉田丰作了解读，而荣新江结合其它相关文书（拆自2006年征集来的纸鞋，309页）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精深研究，使我们大致获知龙朔年间一件不见史书记载的西州都督府安置哥逻禄部落事件（Yutaka Yoshida: Sogdian Fragments Discovered from the Graveyard of Badamu，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均载《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辑，2007年）。
与敦煌文书相比，吐鲁番文书残破现象比较严重。本书所收录的文书与以前出土文书类似，多数是废弃的籍帐，用于纸鞋、纸帽等，拆开后鲜有完整者。这些文书能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实在要感谢文物修复专家的努力。本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主要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吐鲁番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承担，这支团队拥有强大的研究力量和雄厚的经费资助，从项目开始到本书出版仅用了2年多的时间（2005年10月－2008年4月），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从前言中我们得知，研究人员多数来自高校，他们每周以读书班的形式对相关文书进行释读与研究，再利用较长的假期到吐鲁番现场对原卷进行核对与分析，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大大提高了本书的品质与科研进程。
10卷本《吐鲁番出土文书》没有图版与索引，出齐数年后，才出版李方、王素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年），《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则正文是图文对照，并对录文加了标点（这实际上是一种释读与研究），书后附有《人名索引》（附《神名索引》）、《地名索引》、《文献编号索引》，同步做了索引工作，大大便利了读者的使用。团队式集体研究、图文对照式图录，使本书的内容与形式都成为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的一个“典型”与“样本”。敦煌文书的刊布尚没有达到这个高度，多数是图录（图版集），或有录文与标点的却没有图版（如《敦煌愿文集》、《敦煌文献录校丛刊》、《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等），《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为敦煌文书的整理提供了借鉴。
稍嫌不足的是，巴达木、洋海等地名对外人来说是陌生的，全书应该有一幅吐鲁番出土文物的地点位置图。在细节上，一些格式和内容尚有推敲的余地，如232页为2002年交河故城出土的《道行般若经》，正面为6行，第5行最后一字下方可见乌丝栏，可知这是一行的末尾，则知前后各行缺最后二字，可用缺字符号“口”表示，而本书用下缺符号表示。背面第4行最上一字上方也可见乌丝栏，可知这是一行的上端（因为背面文书是倒过来写的，所这2行位置正对着），第3行 “界”字上面似乎不是一个字，而是二个字。252页的2002TJI:022a仅存一字，本书释读为“报”，从笔划上看，我们认为“叹”字的可能性更大些，大约是《法华经》内容。其它还有一些佛经碎片没有定名，需要今后进行更仔细的拼接与定名。
少数民族语言是很吸引人们眼球的，本书中的粟特文已作了解读。交河故城出土文书2002TJI:041正反面为回鹘文字、2002TJI:042正反面为婆罗谜文字（257页），2006年征集到的2006TZJI:191-193为3件藏文、婆罗谜文木简（358页），本书均没有释读，不知将来能否释读出。于此我们联想到敦煌研究院藏的北凉石塔上也有婆罗谜文字，这些天书般的婆罗谜文、粟特文让我们仿佛看到西域胡人行进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身影，我们也期待着对这些少数民族语言文书的解读。
吐鲁番广袤的大地上分布着众多文物，给人们以无限遐想，本书的出版让我们再次走近古代人们的生活与思想，而“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的勤勉劳动与丰硕成果使我们看到学术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本书卷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概说》一文在回顾前辈对吐鲁番文书整理时曾表示：“我们首先要对这些前辈学者的功绩表示敬意和谢忱。”我们遥望吐鲁番，同样用这样真诚的语言对在那里和曾经在那里辛勤工作过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表示敬意和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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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整理小組”成員的組成具有流動性，因爲有的學者一度岀國，有的學生畢業分配到另外的工作崗位，同時小組成員也不在一地，所以參加整理工作的時間也不一樣，以下名單大體依年齡和工作量來排序，括號中爲現在的本職或學習單位。組長：榮新江（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李肖（吐魯番學研究院）、孟憲實（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組員：張永兵（吐魯番學研究院）、張銘心（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朱玉麒（新疆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湯士華（吐魯番學研究院）、史睿（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雷聞（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余欣（復旦大學歷史系）、姚崇新（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畢波（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游自勇（北京大學歷史系）、王媛媛（中山大學歷史系），裴成國（北京大學歷史系）、陳昊（北京大學歷史系）、文欣（北京大學歷史系）、丁俊（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
[2] 西域文化研究會編《西域文化研究》第二、第三，法藏館，1959－1960年。
[3] 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79年。
[4]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録本）1－4冊，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
[5] 陳國燦《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
[6] 陳國燦、劉永增《日本寧樂美術館藏吐魯番文書》，文物出版社，1997年。
[7] 小田義久主編《大谷文書集成》三卷，法藏館，1984－2003年。
[8] 沙知、吳芳思《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①②冊，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
[9] 參見孟憲實、榮新江《吐魯番學研究：回顧與展望》，《西域研究》2007年第4期，51－62頁。
[10] 榮新江《吐魯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研究》，《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4輯，1－30頁。
[11] 參見游自勇《吐魯番新出〈冥訟文書〉與中古前期的冥界觀念》，《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4輯，31－63頁。
[12] 參見孟憲實《吐魯番新出一組北涼文書的初步研究》，《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輯，科學岀版社，2007年，1－12頁。
[13] 關於貲簿，參見朱雷《吐魯番出土北涼貲簿考釋》，《武漢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收入作者《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1－24頁。
[14] 參見裴成國《吐魯番新出北涼計貲、計口岀絲帳研究》，《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4輯，65－103頁。
[15] 李肖《吐魯番新出壁畫“莊園生活圖”簡介》，《吐魯番學研究》2004年第1期，126－127頁，封底。
[16] 王樹枏《新疆訪古録》卷一，23葉。此卷現藏東京書道博物館。
[17] 參見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録》，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88－89頁。
[18] 《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壹冊，116－127頁。
[19] 參見王素《高昌史稿·統治編》，文物出版社，1998年，266－281頁。
[20] 張永兵《吐魯番地區鄯善縣洋海墓地斜坡土洞墓清理簡報》，《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9頁。
[21] 柳方《吐魯番新出的一件奴隸買賣文書》一文，録出這件契券的文字，並對年代、格式、所反映的經濟和社會面貌做了分析，文載《吐魯番學研究》2005年第1期，122－126頁。但個別文字和標點與我們的録文略有不同。
[22] 榮新江《新出吐魯番文書所見的粟特》，《吐魯番學研究》2007年第1期，29－31頁。
[23] 關於張祖墓出土文獻年代的考證，見陳昊《吐魯番洋海1號墓出土文書年代考釋》，《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11－20頁。
[24] 榮新江《闞氏高昌王國與柔然、西域的關係》，《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4－14頁。
[25] 參見榮新江《吐魯番新出送使文書與闞氏高昌王國的郡縣城鎮》，《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21－41頁。
[26] 朱玉麒《吐魯番新出〈論語〉古注與〈孝經義〉寫本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43－56頁。關於《論語》注，還請參見王素《吐魯番新出闞氏王國〈論語鄭氏注〉寫本補說》，《文物》2007年第11期，70－73頁。
[27] 參見余欣、陳昊《吐魯番洋海出土高昌早期寫本〈易雜占〉考釋》，《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57－84頁。
[28] 見上引陳昊《吐魯番洋海1號墓出土文書年代考釋》，17－20頁。
[29] 參見陳昊《漢唐間墓葬文書中的注（疰）病書寫》，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267－304頁。
[30] 參見凍國棟《麴氏高昌“遺言文書”試析》，武漢大學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3輯，2006年，188－197頁；姚崇新《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從新岀吐魯番文書看高昌國僧尼的社會角色》，《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45－60頁。
[31] 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吐魯番交河故城溝西墓地康氏家族墓清理簡報》，《吐魯番學研究》2005年第2期，1－14頁。
[32] 榮新江《新出吐魯番文書所見的粟特》，《吐魯番學研究》2007年第1期，32－35頁；張銘心《吐魯番交河溝西墓地新出土高昌墓磚及其相關問題》，《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56－60頁；李肖《交河溝西康家墓地與交河粟特移民的漢化》，《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85－93頁；高丹丹《吐魯番出土〈某氏族譜〉與高昌王國的家族聯姻——以宋氏家族爲例》，《西域研究》2007年第4期，86－89頁。
[33] 戴建國《唐〈開元二十五年令·雜令〉復原研究》，《文史》2006年第3輯，108頁；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聖令整理課題組、天一閣博物館《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中華書局，2006年，746頁。
[34] 孟憲實《吐魯番新發現的〈唐龍朔二年西州高昌縣思恩寺僧籍〉》，《文物》2007年第2期，50－55頁。
[35] 史睿《唐代前期銓選制度的演進》，《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32－42頁；史睿《唐調露二年東都尚書吏部符考釋》，《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115－130頁。
[36] 參見張雨《吐魯番文書所見唐代里正的上直》，《西域文史》第2輯，科學出版社，2007年，75－88頁；林曉潔《唐代西州官吏日常生活的時與空》，《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61－83頁。
[37] 孟憲實《唐代府兵“番上”新解》，《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69－77頁。
[38] 雷聞《關文與唐代地方政府內部的行政運作——以新獲吐魯番文書爲中心》，《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4輯，122－154頁。
[39] 參見丁俊《從新岀吐魯番文書看唐前期的勾徵》，《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輯，科學出版社，2008年，待刊。
[40] 雷聞《吐魯番新出土唐開元〈禮部式〉殘卷考釋》,《文物》2007年第2期，56－61頁。
[41] 榮新江《新出吐魯番文書所見唐龍朔年間葛邏禄部落破散問題》，《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輯，13－44頁。關於粟特文文書，參見Yutaka Yoshida，“Sogdian Fragments Discovered from the Graveyard of Badamu”，同上刊物，45－53頁。
[42] 參見黃惠賢《從西州高昌縣征鎮名籍看垂拱年間西域政局之變化》，唐長孺主編《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396－438頁。
[43] 文欣《吐魯番新出唐西州徵錢文書與垂拱年間的西域形勢》，《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131－163頁。
[44] 《冊府元龜》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天寶八載（749）八月條，《宋本冊府元龜》，中華書局，1989年，3853頁。
[45] 畢波《怛邏斯之戰和天威健兒赴碎葉》，《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15－31頁。
[46] 畢波《吐魯番新出唐天寶十載交河郡客使文書研究》，《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輯，55－79頁。
[47] 李肖、朱玉麒《新岀吐魯番文獻中的古詩習字殘片》，《文物》2007年第2期，62－65頁。
[48] 陳昊《吐魯番臺藏塔新出唐代曆日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207－220頁。
[49] 韓香《吐魯番新出〈洪奕家書〉研究》，《西域文史》第2輯，科學出版社，2007年，101－116頁。
[50] 參見劉安志《跋吐魯番新岀〈唐顯慶元年（656）西州宋武歡移文〉》，《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3輯，2006年，198－2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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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评介
吐鲁番地区干旱少雨，魏晋隋唐纸质文书时有新获。建国以来至1975年间吐鲁番地区出土的1800多件文书见于唐长孺先生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1－10册（文物出版社，1981－1991年），而后出土的文书收录在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和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的本书中（中华书局，2008年）。柳书收录的文书有近百件，本书收录吐鲁番地区1997－2006年间新出土的文献（含10余件墓表墓志，所以本书名用“文献”一词。按：“文书”一词使用已久，本文多数情况下统一称“文书”）300余件，数量上是《吐鲁番出土文书》一书的六分之一。全书分上、下二册，印制精良，八分之一张的大开本堪称巨帙，彩图与释读文字排列一起，便于使用，这些都是前二种出版物所无法比拟的。
本书刊布的文献主要来自上世纪末以来发掘的墓葬，也有寺院遗址新出土的文书。一些文书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如2006年洋海1号台地4号墓出土的我国现存最早的户籍《前秦建元二十年（384）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177页）、2004年阿斯塔那408号墓出土的北凉时期的《令狐阿婢随葬衣物疏》（21页）、2006年洋海1号台地4号墓出土的2通北凉时期的《衣物疏》（173、175页）、2004年木纳尔102号墓出土的《唐显庆元年（656）宋武欢墓志》与标题为“移文”的《衣物疏》（103－105页）等，都相当完整。2006年征集到的文书《延昌十七年（577）道人道翼遗书》则向我们展示了僧人与世俗社会间的密切联系（286页）。除阿斯塔那墓区文书外，巴达木地区（高昌城东北）和洋海地区（鄯善县吐峪沟乡）出土的大量文书是本书的一个亮点，延展了吐鲁番文书的分布区域。而粟特墓地（巴达木2号墓地）、粟特语文书、汉文文书中的粟特人名，是研究古代吐鲁番地区外来文明的重要资料（荣新江《新获吐鲁番文书所见的粟特》，《吐鲁番学研究》2007年第1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吐鲁番文书遭到国外探险家的掠夺性盗掘，几乎没有考古学的记录，而本书采用考古学的方法，用解题方式介绍了发掘的时间、地点、数量，多数图版附有比例尺，有的图版还附有纸鞋、纸帽的原貌、拆解过程，使人们对这些文书的来源有生动的了解。如在介绍2006年洋海1号台地4号墓出土文书时，附有墓主赵货（下葬于北凉缘禾二年，433年）纸帽的正面、侧面、背面照片，以及女墓主二双纸鞋的正面、背面照片（169页）。又如1965年发掘的阿斯塔那341号墓中，男女俑身上用文书制作成胳膊，2006年将文书拆出，本书附有一张拆前的女俑照片，非常珍贵（54页）。
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图录与研究并重，而此前出土的敦煌吐鲁番图录多数是图版和图版说明，没有深入的研究。“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边整理边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如2007年出版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特设“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专栏，收有11篇文章，其它刊物也有不少文章，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吸收在本书中。本书另一个特点是国内外合作研究，如巴达木107号墓、247号墓出土的粟特语文书就是由日本著名学者吉田丰（Yutaka Yoshida）教授释读的（59页、102页）。2004年木纳尔102号墓出土一件标题为“移文”文书，则请刘安志教授研究，刘教授从“移文”二字入手，从文书学、宗教思想等多重角度分析了这件文书，使我们了解到古代从《衣物疏》到《移文》的变化过程与原因（刘安志《跋吐鲁番新出唐显庆元年（656）西州宋武欢移文》，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2007年）。类似种种，不胜枚举。
文书的释读需要专业知识和敏锐的思维。从本书序言得知，吐鲁番文书研究专家陈国灿、朱雷、王素、冻国栋等参与了本书的审定。一些文书字迹潦草、模糊、残破，所以整理小组还邀请了敦煌文书释读专家张涌泉、黄征等参加审定。正如序中所言：“他们的学识与见解，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基本的学术保证。”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文书可以借助电子检索系统来定名，仅有三五字的佛经也基本得到定名，如241页为2002年交河故城出土文书，残存“白佛言……命之法”6字，本书考证出这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残片，令人叹服。进而，本书的研究人员还从写经书法推定为盛唐写经，这是计算机科技所无法完成的，而是需要运用文书学的专业知识来解决。
吐鲁番文书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这就需要考古学、历史学、文书学的综合知识，唐长孺先生主持下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就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学者。本书亦然，荣新江、李肖、孟宪实等专家对敦煌吐鲁番文书有着多年的研究经验，这批文书在他们的整理与研究下，价值得到充分展示。如1997年洋海1号墓出土的资料十分丰富，墓主是城主张祖，活动在5世纪后半叶，有文化并承担一定社会职务，所以出土文书的涉及面很广，有《差役帐》、长篇《易杂占》（拟）、他买胡奴的《买奴券》等（123－168页），已有多篇论文发表（如余欣、陈昊《吐鲁番洋海出土高昌早期写本易杂占考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2007年）。同墓出土《阚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474－475）送使出人、出马条记文书》（《送使文书》）存有较为完整的20行（163页），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高昌地名、社会制度等（荣新江《吐鲁番新出送使文书与阚氏高昌王国的郡县城镇》，同上刊）。2006年洋海1号台地4号墓出土的《北凉缘禾二年高昌郡高宁县赵货母子冥讼文书》反映了当时存在的一种冥界观念（171页），游自勇《吐鲁番新出冥讼文书与中古前期的冥界观念》一文对这件文书进行了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4辑）。2004年巴达木107号墓出土的粟特语《唐金满都督府致西州都督府书》为了解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提供了数据（57页），吉田丰作了解读，而荣新江结合其它相关文书（拆自2006年征集来的纸鞋，309页）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精深研究，使我们大致获知龙朔年间一件不见史书记载的西州都督府安置哥逻禄部落事件（Yutaka Yoshida: Sogdian Fragments Discovered from the Graveyard of Badamu，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均载《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辑，2007年）。
与敦煌文书相比，吐鲁番文书残破现象比较严重。本书所收录的文书与以前出土文书类似，多数是废弃的籍帐，用于纸鞋、纸帽等，拆开后鲜有完整者。这些文书能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实在要感谢文物修复专家的努力。本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主要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吐鲁番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承担，这支团队拥有强大的研究力量和雄厚的经费资助，从项目开始到本书出版仅用了2年多的时间（2005年10月－2008年4月），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从前言中我们得知，研究人员多数来自高校，他们每周以读书班的形式对相关文书进行释读与研究，再利用较长的假期到吐鲁番现场对原卷进行核对与分析，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大大提高了本书的品质与科研进程。
10卷本《吐鲁番出土文书》没有图版与索引，出齐数年后，才出版李方、王素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年），《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则正文是图文对照，并对录文加了标点（这实际上是一种释读与研究），书后附有《人名索引》（附《神名索引》）、《地名索引》、《文献编号索引》，同步做了索引工作，大大便利了读者的使用。团队式集体研究、图文对照式图录，使本书的内容与形式都成为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的一个“典型”与“样本”。敦煌文书的刊布尚没有达到这个高度，多数是图录（图版集），或有录文与标点的却没有图版（如《敦煌愿文集》、《敦煌文献录校丛刊》、《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等），《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为敦煌文书的整理提供了借鉴。
稍嫌不足的是，巴达木、洋海等地名对外人来说是陌生的，全书应该有一幅吐鲁番出土文物的地点位置图。在细节上，一些格式和内容尚有推敲的余地，如232页为2002年交河故城出土的《道行般若经》，正面为6行，第5行最后一字下方可见乌丝栏，可知这是一行的末尾，则知前后各行缺最后二字，可用缺字符号“口”表示，而本书用下缺符号表示。背面第4行最上一字上方也可见乌丝栏，可知这是一行的上端（因为背面文书是倒过来写的，所这2行位置正对着），第3行 “界”字上面似乎不是一个字，而是二个字。252页的2002TJI:022a仅存一字，本书释读为“报”，从笔划上看，我们认为“叹”字的可能性更大些，大约是《法华经》内容。其它还有一些佛经碎片没有定名，需要今后进行更仔细的拼接与定名。
少数民族语言是很吸引人们眼球的，本书中的粟特文已作了解读。交河故城出土文书2002TJI:041正反面为回鹘文字、2002TJI:042正反面为婆罗谜文字（257页），2006年征集到的2006TZJI:191-193为3件藏文、婆罗谜文木简（358页），本书均没有释读，不知将来能否释读出。于此我们联想到敦煌研究院藏的北凉石塔上也有婆罗谜文字，这些天书般的婆罗谜文、粟特文让我们仿佛看到西域胡人行进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身影，我们也期待着对这些少数民族语言文书的解读。
吐鲁番广袤的大地上分布着众多文物，给人们以无限遐想，本书的出版让我们再次走近古代人们的生活与思想，而“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的勤勉劳动与丰硕成果使我们看到学术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本书卷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概说》一文在回顾前辈对吐鲁番文书整理时曾表示：“我们首先要对这些前辈学者的功绩表示敬意和谢忱。”我们遥望吐鲁番，同样用这样真诚的语言对在那里和曾经在那里辛勤工作过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表示敬意和谢忱。
吐魯番地區爲山間盆地，氣候乾燥，除了交河地區比較潮濕之外，大多數遺址的古代文物能夠保存下來，不論是埋藏在佛教寺院、洞窟中的，還是民居、墓葬内的，即使是在中原地區容易腐蝕的絲綢、紙張，都能因此保存下來。從十九世紀末葉以來，吐魯番盆地就是考古學者的樂園。俄國的克萊門茲（D. A. Klementz）、奧登堡（S. F. Oldenburg），德國的格倫威德爾（Albert Grünwedel）、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英國的斯坦因（M. A. Stein），日本的大谷探險隊，都在這裏發掘到大量的古代文物和文書。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五年，新疆考古工作者配合當地農田水利建設，在阿斯塔那（Astana）和哈拉和卓（Khara-khoja）古墓區進行了十三次發掘，獲得大量從高昌郡到唐西州時期的古代文書。以後，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又有少量的發掘。
吐魯番盆地是個聚寶盆，古代文物和文書仍在不斷出土。一九九七年，吐魯番地區文物局考古工作者清理了洋海1號墓，出土一批闞氏高昌王國時期（四六〇－四八八年）的珍貴文書。二〇〇四－二〇〇六年，吐魯番阿斯塔那、巴達木、木納爾、洋海等墓地又相繼出土了一批文書。同時，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又陸續徵集了近十多年來從吐魯番地區流散出去的古代文書，其中除了一組來自臺藏塔之外，大多數應當也是來自吐魯番的古代墓葬。
二〇〇5年十月，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學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三個單位達成合作協定，由榮新江、李肖、孟憲實三人負責，組成了一個“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整理小組” [1] ，開始從事整理工作。這項工作也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新出土及海內外散藏吐魯番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項目、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學研究院“新獲吐魯番岀土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項目、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西域岀土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項目的組成部分。
女俑胳膊为文书所制
一、整理經過
前人對吐魯番文獻的整理已經取得了很多成果。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日本學者對大谷文書的整理， 池田溫 先生對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文書的整理，特別是七十、八十年代以 唐長孺 先生爲首的“吐魯番文書整理小組”對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五年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整理工作，以及 陳國燦 先生對英藏吐魯番文獻、寧樂美術館藏蒲昌府文書的整理， 沙知 先生對英藏吐魯番文書的整理等等，爲我們今天的工作奠定了基礎，而且提供了一個合理的整理模式。這些前輩的業績對於我們今天的整理工作給予了巨大的幫助，不論從文書性質的確定，還是文字的校録，我們都從《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資料》 [2] 、《中國古代籍帳研究》 [3] 、《吐魯番出土文書》 [4] 、《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 [5] 、《日本寧樂美術館藏吐魯番文書》 [6] 、《大谷文書集成》 [7] 、《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 [8] 等著作中得到啓發和幫助，所以我們首先要對這些前輩學者的功績表示敬意和謝忱。
由於大多數墓葬經過盜擾，所以新出土的文書比較零碎，無法和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五年間出土的文書相比。但這次的文書除了出自阿斯塔那墓地外，還有出自高昌城東北巴達木墓地、鄯善縣吐峪溝鄉洋海墓地、吐魯番市東郊蘇公塔東北兩公里處的木納爾墓地、交河故城等處，也有一些文書從類型或內容方面和過去所見吐魯番文書都有所不同。因此，出土地點的擴大和文書性質的豐富，是本次吐魯番文獻新的特色之一，預示了吐魯番文獻新的增長點。
我們的工作方式是根據吐魯番地區文物局提供的彩色照片或經網絡傳輸過來的圖片，先在北京大學以讀書班的形式會讀，做釋讀和録文工作。然後再利用假期到吐魯番博物館核對原卷，做拼接工作。其中二〇〇六年一月寒假期間，我們到吐魯番博物館據原卷做了第一次整理。四月底、五月初“五一”長假期間，整理小組的大多數成員都到吐魯番博物館工作，對於文書的拼接、復原取得重大進展。同時，我們也在烏魯木齊市的新疆博物館，考察了《吐魯番出土文書》收録的與新出文書相關的文書，特別是出版物上不夠清晰的文書上的朱印痕。通過“五一勞動節”的勞動，我們基本上形成了全部文書的録文稿本，並開始根據小組成員的研究特長，撰寫相關的論文，因爲只有做深入的研究，纔能發現録文中存在的問題。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一日，部分小組成員到吐魯番參加“唐代與絲綢之路——吐魯番在絲綢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學術研討會，提交給會議四篇有關新出吐魯番文書的研究論文，同時我們在吐魯番博物館據原件整理未確定的文書殘片次序，其間得以向對吐魯番文書研究有深厚功力的陳國燦、 朱雷 先生當面請教釋讀中的部分問題，還 和陳國燦 先生一起到鄯善縣，校録了鄯善縣文化館徵集的一組文書。
十一月中旬，文書的定名、解題、録文等整理工作基本結束，形成了《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的書稿。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在“唐研究基金會”的資助下，我們邀請武漢大學朱雷、陳國燦、凍國棟、劉安志，北京故宮博物院王素（以上是整理吐魯番文書的專家），浙江大學張涌泉、南京師範大學黃征（以上是釋讀別字、俗字的專家），中華書局徐俊、于濤（以上是出版社代表）先生，在北京召開“《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定稿會”，大家對照圖版，一起討論我們的書稿，改正了一些解題和録文中的錯誤，使書稿更加完善。爲了讓北京的中古史和敦煌吐魯番學界儘早瞭解這批文書的內容和我們的初步研究成果，由“唐研究基金會” 主辦，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學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三家合作，於 十一月二十二日 在北京大學舉行了一場報告會，整理小組的九位成員向與會者匯報了新出文書的考古發掘和整理研究過程，以及文書的主要內容和一些個案研究成果，引起與會者的極大興趣。
二〇〇七年初，吐魯番地區文物局按照我們書稿拼接的文書順序進行拍照。四月間，我們對文書圖版和録文對照編排。四月底、五月初，部分整理小組成員又到吐魯番，一方面確定排版格式，另一方面整理二〇〇六年十月新清理的兩個墓葬的文書，這批文書在“五一”節前剛剛被技術人員從紙鞋和紙帽中拆岀。從五月到八月，我們對照圖版，對書稿做最後的核對工作。
我們在整理過程中，既遇到許多難點，也有一些有利的條件。不利的方面是這些新出文書一般都經過盜擾，大多數是碎片，相互之間的關係不明。在最初整理時，許多文書尚未清洗、展平，給釋讀造成很大困難。有些文書在發掘之後就用早期整理的方式托裱了，使一些重要信息遮蔽在裱紙中，無法正常顯現，透着燈光纔能依稀看到。此外，文書的數量不是很多，但時間和內容的跨度很大，給釋讀和研究都帶來困難；有的文書所涉及的方面很難找到合適的研究者，因此性質也很難確定。這也和近年來吐魯番文書的研究不太景氣有關，一些訓練有素的學者轉向吳簡和中原傳統課題的研究。與敦煌文書的研究相比，吐魯番文書的研究總體上不夠深入 [9] 。
與此同時，和前輩學者相比，我們的整理工作也有不少有利條件。如上所述，此前吐魯番出土文書基本上都已經整理出版，並且有很多研究成果可供參考。特別是 唐長孺 先生爲首的“吐魯番文書整理小組”整理出版的《吐魯番出土文書》，爲我們的整理工作確立了標本，我們基本上是按照這本書的體例來做，許多具體問題的處理方法我們也採用他們的方法，一些難以釋讀的相同字形的文字録文也遵循他們的成果。另外，最近二十年，整個敦煌吐魯番文獻的整理工作取得很大進步，這包括敦煌吐魯番文獻圖録的影印、敦煌文獻分類録文集的出版，以及相關的研究成果，都爲我們的整理工作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國學術界雖然玉石混雜，但整體上還是有許多進步，許多問題都有人在研究，可供參考，也可以請教一些專家。最後，電腦技術的進步和電子文獻的大量增加，給我們比定、綴合文書提供很大幫助。在這些有利條件的支持下，我們得以在比較短的時間裏，基本上完成了這一批文書的整理工作。
二 內容概說
以下大體按年代順序，來提示新岀吐魯番文獻中一些富有研究意趣的內容。
1、高昌郡時期
二〇〇六年十月，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在洋海墓區一號臺地上，搶救清理了一座被盜過的墓葬，編號2006TSYIM4，發掘出土了一些紙本文書，有衣物疏、訴辭等。二〇〇七年初，文物局聘請的修復專家從女性死者紙鞋上拆出白文《詩經》、《論語》寫本殘片和前秦建元二十年戶籍殘片；四月，文物局技術室修復人員從男性死者的帽子上拆出一批北涼義和三年（四三三）、緣禾二年（四三三）官文書。其中女性墓主左腳的鞋底和兩層鞋面都是用戶籍剪成的，鞋底的一張和其中一層鞋面可以完全綴合，另一層鞋面不能綴合，但屬於同一件戶籍是沒有問題的，背面寫白文《論語》。這件我們定名爲《前秦建元二十年（三八四）三月高昌郡高寧縣都鄉安邑里籍》（2006TSYIM4:5-1、2006TSYIM4:5-2）的文書，是目前所見紙本書寫的最早的戶籍，換句話說，即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現在所知最早的戶籍。該戶籍保存造籍的年份，也有人戶所在的郡縣鄉里名稱，內容保存了五戶人家的基本情況和田地、奴婢等財產異動的情況，爲我們認識十六國時期高昌郡的戶籍實際面貌提供了極其直觀的實物資料，也將爲深入探討中國古代籍帳制度的發展演變提供不可或缺的材料 [10] 。
同墓所出《北涼緣禾二年（四三三）高昌郡高寧縣趙貨母子冥訟文書》（2006SYIM4:1）是一份珍貴的史料。它模倣陽世官文書的格式進行書寫，帶有濃厚的佛教色彩，爲我們認識閻羅信仰在中國中古時期的流衍提供了新的材料，同時使我們對於五涼時期高昌佛教在民間的發展水準有了新的估計。與墓券材料強調“生死永隔”的冥界觀不同，這件冥訟文書透露出的祖靈觀念呈現出了更爲複雜的情境，死去的先人與陽世的家庭仍然保持了緊密的聯繫，甚至可以對陽世的家庭糾紛進行裁決。因此，這是深入認識中古前期民衆冥界觀念發展的鮮活而生動的個案 [11] 。
在徵集文書中，有一組六件官文書，初步研究的結果顯示，這批文書是北涼高昌郡下某縣的官文書。在出土文物中，西域漢簡之後，紙文書中首次出現了“交河”，能夠說明北涼佔據交河之初，以及高昌郡轉軌進入王國體制之初的當地官府狀況。對於縣一級地方機構的官員設置等，這組文書也給出了新的資料 [12] 。
另外，在徵集的文書裏，有一組從紙鞋上拆出的若干殘片，可以判定爲北涼時期的計貲岀獻絲和計口岀絲兩組帳，爲此前研究非常薄弱的北涼時期的賦稅制度提供了寶貴的新資料。由此文書可知，北涼時期的計貲岀獻絲帳徵收的是戶調，而其依據就是貲簿 [13] 。計貲岀獻絲帳的發現，進一步證明北涼時期的貲簿確實是只計土地的情況而不及其餘的資產，這也是北涼的戶調徵收的特殊之處。計口岀絲帳徵收的則是一種口稅，當時的北涼政權具備嚴格掌握當地戶口和土地情況的能力，客觀上使得口稅的徵收成爲可能。此外，北涼時期的田租也納絲。可見這一時期的租調、口稅徵收都以絲爲主，這是由當時的紡織品爲本位的貨幣形態和絲綢之路的貿易形勢所決定的 [14] 。
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區四〇八號墓出土了一件完整的隨葬衣物疏（2004TAM408:
17），衣物疏主名叫令狐阿婢，登録的內容十分豐富，是研究高昌郡時期吐魯番物質文化的重要參考資料。該墓墓室不大，可是隨葬衣物疏記載的內容卻比較豐富，可惜的是墓葬已被盜掘破壞，隨葬品不全，但還是有不少資料可以對比。還值得提到的是，該墓北壁繪有一幅莊園生活圖，反映了高昌郡時期當地富有人家的日常生活景象 [15] 。這幅壁畫所表現的墓主家境情況，是可以和隨葬衣物疏相印證的。
2、闞氏高昌王國時期
公元四六〇年，柔然殺高昌大涼王沮渠安周，立闞伯周爲高昌王。闞氏雖然開啓了“高昌王國”的新紀元，但由於闞氏爲柔然所立，故此採用柔然受羅部真可汗的“永康”紀年。據《魏書•蠕蠕傳》，永康元年爲北魏和平五年（四六四），歲在甲辰。但據清末吐魯番出土《妙法蓮華經》卷十題記，永康五年歲在庚戌（四七〇），王樹枏據此推算永康元年應歲在丙午，相當於公元四六六年 [16] ，學界多遵從此說 [17] 。新出資料也印證了這一看法。
過去有關闞氏高昌時期的文書很少，吐魯番哈拉和卓第90號墓出土有永康十七年（四八二）殘文書，同墓出土的其他文書，可能也屬於永康年間 [18] 。但總的來說，有關闞氏高昌王國的史料很少，使得這一時段的許多問題無法弄清 [19] 。
一九九七年清理的洋海1號墓（97TSYM1） [20] ，爲我們認識闞氏高昌王國提供了許多新的資料。此墓是一個名叫張祖的官人的墓，他的墓表寫在一塊木板上，文字不夠清楚，其生前的官職可能是“威神（?）城主”，這在當時應是一個重要的職位。大概由於張祖的官人身份，而他又是一個通經義、會占卜的文人，所以在他的墓中，出土了一批富有研究價值的文書和典籍。
張祖墓出土一件屬於女性的隨葬衣物疏，只有四行文字，非常簡略，它是用一件契券的背面書寫的，所以上面還有屬於契券的文字“合同文”三個大字的左半邊。正面的契券文書，可以定名爲《闞氏高昌永康十二年（四七七）閏月十四日張祖買奴券》（97TSYM1:5），是張祖用“行緤百叁拾柒匹”，從一位粟特人康阿醜那裏買一個年三十的胡奴的契券 [21] 。這件文書既說明了張祖生活的時代在永康十二年前後，同時也證明了進入高昌的粟特人及其販運奴隸的事實 [22] 。這件契券也是這座出土了豐富文獻的墓葬中所留存的唯一帶有明確紀年的文書，它爲我們判定同墓出土的其他文書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的根據 [23] 。
張祖大概與當時高昌國的稅役衙門有關，或許當時的城主有着徵稅派役的職責，在他的墓裏，出土了一批百姓供物、差役的帳，如“某人薪供鄢耆王（有時寫作耆鄢王）”、“某人致苜宿”、“某人致高寧苜蓿”、“某人薪入內”、“某人薪付某人供某人”、“某人燒炭”等等，這爲我們提供了闞氏高昌時期難得的收稅和派役的材料。
同墓出土的一件《闞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四七四、四七五）送使出人、出馬條記文書》，提供給我們當時高昌送往迎來的信息，以及高昌派各城鎮出人、出馬的記録，內容異常珍貴。這件文書反映了闞氏高昌對外的交往，往來的使者有從南朝劉宋來的吳客，也有從塔里木盆地西南山中來的子合國使、焉耆國王，還有從遙遠的西北印度來的烏萇國使，以及更爲遙遠的南亞次大陸來的婆羅門使者，大大豐富了這一時期東西交往的歷史內容。公元五世紀下半葉，正是中亞歷史上最爲混亂的時代，周邊各大國都把勢力伸進中亞，力圖控制那些相對弱小的國家。在嚈噠的壓力下，中亞、南亞的一些小王國寄希望於柔然或者北魏，我們過去從《魏書》本紀中看到過許多中亞王國遣使北魏的記載，現在我們又從吐魯番出土送使文書中看到他們越過北山，奔赴柔然汗廷的身影，由此不難看出柔然汗國在五世紀後半中亞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送使文書所出自的高昌，再次向人們展示了它在東西南北各國交往中的咽喉作用，也說明闞氏高昌作爲柔然汗國的附屬國，在柔然汗國控制西域、交通南北時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24] 。
另外，這件文書記録了一批闞氏高昌時期的城鎮名稱，其中高寧、橫截、白艻、威神、柳婆、喙進、高昌、田地八個地名，應當就是當時的八個縣，也就是《魏書》、《北史》的《高昌傳》所記的高昌“國有八城”。從這件送使文書所記録的闞氏高昌城鎮名稱，我們可以看出最重要的特徵是交河當時還沒有立郡、縣，由此我們可以認識高昌郡縣制發展的歷程，即高昌郡縣的體制是從吐魯番盆地東半邊發展起來的。以高昌城爲核心，最先在北涼時發展出東部的田地郡、田地縣以及高寧、橫截、白艻諸縣，到闞氏高昌時期，增加了威神、柳婆、喙進縣，分別在高昌城的東南、南面、西南。這是高昌王國有意識的安排，以構成比較整齊的防禦外敵和徵收賦稅的體系。而此時車師故地由於剛剛佔領，還未及建立郡縣，大概到了麴氏高昌時期，交河郡及其下屬各縣纔陸續建立 [25] 。
張祖不僅是一個處理俗務的官人，也是當地一個頗有學識的文人，在他的墓中發現的一件典籍寫本殘葉，一面寫《論語》注（很可能是鄭玄注），另一面寫《孝經義》，都是現已失傳的古書 [26] 。既然兩面抄寫的都是典籍，可能是作爲書籍而陪葬的，那麼這個寫本或許是張祖生前所讀之書。另外，這個墓中還出土了一件相對於一般的吐魯番文書而言是比較長的卷子，大約有三張紙的篇幅保存下來，內容是有關易雜占的，或許可以填補戰國秦漢簡帛文獻和敦煌文獻記載之間的某些空白 [27] 。占卜書的背面，有關於曆日和擇吉的文字，雖然內容不多，但年代較早，因此也是十分珍貴的曆法史和術數史的資料 [28] 。張祖墓出土的這組典籍類文獻，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北涼及闞氏高昌時期學術文化的淵源，特別是與南北方文化的聯繫問題。《論語》古注和《孝經義》本身是十分珍貴的佚書，有助於我們理解儒家典籍及其傳播的歷史。
總之，雖然只有一座墓葬出土了闞氏高昌時期的文書，但這些信息異常豐富，爲我們研究高昌王國時期的早期歷史提供了多方面的資料。
3、麴氏高昌王國時期
新發現的文書中，屬於麴氏高昌時期的文書相對來講不多。二〇〇四年發掘的巴達木二四五號墓出有一件《麴氏高昌延壽九年（六三二） 六月十日 康在得衣物疏》（2004TBM245:1），其書寫中可見解除（解注）方術的痕跡 [29] 。在新徵集的文書中，還有一些斛斗帳、僧尼籍、遺囑、雇人券、田籍等。
新出的《麴氏高昌延昌十七年（五七七）道人道翼遺書》是一件佛教僧人的遺囑，對身後的各種財產進行了使用、支配和所有權的分配。根據遺書內容，僧人道翼將自己最重要的不動產——田產留給了他的世俗本家。這是高昌時代特有的社會現象，僧人與俗人一樣擁有財產，於是僧人的社會角色也呈現出不同的面貌。由於高昌國僧尼基本沒有脫離世俗親緣關係的紐帶，所以僧尼的社會身份是雙重的。因而高昌國僧尼的社會角色也始終呈現出兩面性：既有宗教的一面，又有世俗的一面 [30] 。
二〇〇四至二〇〇五年發掘的交河溝西康氏塋院，總共有四十餘座墓，其中包括一些麹氏高昌國時期的墓誌：《延昌三十年（五九〇）十二月十八日康囗鉢墓表》（2004TYGXM4:1）、《延昌三十三年（五九三）三月康蜜乃墓表》（2004TYGXM5:1）、《延昌三十五年（五九五）三月二十八日康衆僧墓表》（2004TYGXM6:1），但這裏比較潮濕，墓中沒有文書留存下來 [31] 。在巴達木的一些墓葬中，也有一些墓誌保存下來，如《延昌十四年（五七四）二月二十一日康虜奴母墓表》（2004TBM201:1）、《延昌十四年（五七四）二月二十三日康虜奴及妻竺買婢墓表》（2004TBM202:1）、《延壽七年（六三〇）十二月二十四日康浮圖墓表》（2004TBM212:1）。木納爾墓地也有高昌墓誌出土，如《延和八年（六〇九）五月二十六日張容子墓表》（2005TMM203:1）、《延和九年（六一〇）十 一月二日 張保悅墓表》（2005TMM208:1）、《延壽四年（六二七）十月二十九日宋佛住墓表》（2004TMM103:1）、《延壽九年（六三二）五月七日宋佛住妻張氏墓表》（2004TMM103: 2），這些墓誌對於高昌王國的紀年、官制、婚姻、外來移民等方面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資料 [32] 。
4、唐西州時期
和已經刊佈的吐魯番文書一樣，新出吐魯番文書中有大量屬於唐朝西州官府各級衙門的官文書，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內容涉及官制、田制、賦役制、兵制等方面；如果從社會的角度來觀察，則可以看作是研究官員生活、百姓負擔、日常生活等社會史的材料。其中也有一些與此前發表的吐魯番文書有所不同的材料。以下擇其重要者略作說明。
巴達木一一三號墓出土了此前從來沒有見過的一件文書（2004TBM113:6-1），鈐有“高昌縣之印”，文書登記高昌縣思恩寺三個僧人的僧名、法齡、俗家出身、剃度年份、至今年數及誦經名數，年代爲龍朔二年（六六二）。據新近公佈的天一閣藏《天聖令·雜令》所復原“唐令”的相關條目 [33] ，這件文書應當是《唐龍朔二年（六二二）西州高昌縣思恩寺僧籍》的原本，所著録的內容較令文規定爲詳，異常珍貴。而且，文書作於唐朝的西州時期，但把僧人出家的時間追溯到高昌國時期，表現了唐西州佛教教團的延續性，以及唐西州官府對於高昌僧尼人口的承認 [34] 。
吐魯番巴達木二〇七號墓中，出土了一些有關考課和銓選的文書，其中包括《唐調露二年（六八〇）七月東都尚書吏部符爲申州縣闕員事》（2004TBM207:1-3＋2004TBM207:1-7＋2004TBM207:1-11g），鈐有“東都尚書吏部之印”，爲過去所未見，異常珍貴。據《資治通鑑》，這一年唐高宗一直在東都洛陽及其附近的離宮中，所以文書用“東都尚書吏部之印”來發送。這件文書是唐代前期銓選制度發展的一件標誌性文獻，可能標誌着唐代銓選程式中全國範圍內常規性闕員統計的開端，可以填補相關文獻記載的缺失，對於我們深入認識唐代前期銓選制度的演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時，這件文書也使我們認識到，唐代前期銓選制度演進過程中，統計技術所發揮的至關重要的作用 [35] 。同墓還有一些文書，涉及到西州官府一些官員的乖僻、負犯等事的調查，應當也是和考課有關。這組文書展現了唐朝地方銓選、考課的一些具體過程。
巴達木二〇七號墓還有一些殘片，登録“晚牙到”的官吏名字。另外，吐魯番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了若干件《更薄（簿）》，是高昌縣夜間在官府內值班人的名籍，按日期記録每夜當值的各鄉里正和典獄的名字。這些資料補充了唐代地方官吏當值的制度規定和具體實施情況 [36] 。
二〇〇四年木納爾一〇二號墓出土了一些非常零碎的文書殘片，經過我們整理小組仔細拼接，使我們獲得了唐高宗永徽五年（六五四）九月和永徽六年某月的兩組文書，都是西州折衝府低級將官申請讓人代替“番上”的牒文，後有長官批文。雖然文書保存文字不多，但其中關鍵的辭彙卻讓我們得以重新解釋唐朝府兵“番上”的內涵 [37] 。
徵集文書中有一組殘片，我們定名爲《唐永徽五年至六年（六五四－六五五）安西都護府案卷爲安門等事》，其中包含的完整關文，有助於我們細緻解讀關文的成立與用印制度之關係、關文所反映的録事司與各曹關係，以及縣衙各司之間關文的使用情況，對關文格式與運行的研究也有助於加深我們對唐代地方政府內部政務運行機制的理解 [38] 。
阿斯塔那六〇七號墓出土了一組糧食帳殘片，基本上都可以綴合，是武則天後期和唐中宗時期的西州勾徵文書 [39] 。唐代勾徵制度，此前有所研究，但是如此大規模的勾徵原始文書，還是第一次發現。各個機構，因故欠下或多用的糧食，或多或少都要追索討還，這顯示了在律令制時代各項制度的嚴格規定和認真執行。
還有一件與唐朝制度有關的文書不能不提，即交河故城一所唐代寺院遺址發現的殘片（2002TJI:042），據考內容是有關中央十六衛將軍袍服制度的規定，而此抄本很可能就是開元二十五年的《禮部式》 [40] 。唐代的律令格式文書非常珍貴，這件寫本也是吉光片羽，它也說明雖然有關中央十六衛將領的袍服規定與西州地方社會毫無關係，但作爲唐朝的令式仍然要頒佈到邊遠的城鎮。這件文書後來廢棄，被寺院的僧人當作廢紙，在背面繪製了佛教圖像。
在這批新出吐魯番文書中，有一些我們很感興趣的有關西域史的材料。其中在新徵集的文書中，有一組文書殘片，計36件，經綴合、釋讀，使之連綴成一個唐龍朔二、三年（六六二－六六三）西州都督府處理哥邏禄部落破散事宜的案卷，加之另外一件相關的粟特語文書（2004TBM107:3-2），我們從中可以獲知史籍中沒有記載過的一件西域史上的重要史事：大概在龍朔元年十一月以前，唐朝得到金滿州刺史沙陀氏某人的報告，說哥邏禄步失達官部落被賊人（漠北以回紇爲主的鐵勒部落）打散，有一千帳百姓從金山（阿爾泰山）南下，到達金滿州地域（今烏魯木齊烏拉泊古城北方）。十一月某日，唐朝自東都尚書省分別給漠北的燕然都護府、哥邏禄部落發下敕文，令燕然都護府將此事與西州都督府相知會，發遣步失達官部落百姓返回金山西側大漠都督府原居地。西州隨即差遣柳中（今魯克沁）縣丞□客師充使前往金滿州，與金滿州刺史一起處理發遣事宜。龍朔二年三月，燕然都護府得到□客師報告，哥邏禄首領咄俟斤烏騎支陳狀，說部落百姓在奉到敕令之前，已種了麥田，且放養的羊馬因遭風雪，沒有充足的草料，瘦弱不能度山入磧，無法返回大漠都督府原地。所以，部落百姓希望朝廷安排他們到河西的甘州地方居住，那裏的條件當然要比金山地區好。十月中旬以後，西州又派遣使人□慈訓前往金滿州，並與燕然都護府、金滿州等相知會，希望迅速發遣哥邏禄部落返還大漠都督府。但哥邏禄部落以通往大漠都督府的道路有賊人阻攔、暫且不通以及所種麥田尚未收穫爲由，希望在金滿州界內繼續滯留。到龍朔三年正月，由於鐵勒部落已被擊敗，哥邏禄部落百姓收麥之後，由首領六人率五十帳移向金山。其他帳的首領都已入京，所以需要等待首領們回來，纔能返回。儘管文書以下缺失，但整個哥邏禄部落破散和唐朝處理的情況，仍得以基本完整地呈現出來 [41] 。
在阿斯塔那三九五號墓中，出土了幾件殘片拼接而成的《唐垂拱二年（六八六）西州高昌縣徵錢名籍》，一些戶主的名字是列在“金山道行”或“疏勒道行”的後面，應是西域行軍時唐西州高昌縣武城鄉的一次按戶臨時差科的徵錢記録。我們知道，在大谷文書和《吐魯番出土文書》刊佈的材料中，也有涉及到金山道行軍和疏勒道行軍的記載，有的也同時出現在一件文書上，據阿斯塔那一八四號墓出土的《唐開元二年（七一四）帳後西州柳中縣康安住等戶籍》，金山道和疏勒道分別是唐朝在垂拱元年（六八五）和垂拱二年（六八六）派往西域的行軍。其時吐蕃大軍進攻西域，唐朝命令拔安西四鎮，並派金山道和疏勒道行軍前往救援 [42] 。其戰事激烈，除了已經見到的文書所提到的從西州發白丁往前線外，現在又有文書證明當時還按戶徵錢以助軍需 [43] 。
在這批新出吐魯番文書中，還有一組唐朝天寶十載（751）交河郡客館往來使者的記録，其內容包括住宿客人比較詳細的身份信息，到來和離開的時間、方向以及隨行人員等。由於文書所記往來交河郡的使者中有寧遠國（Ferghana）王子、安西四鎮將官、中央朝廷派出的中使等諸多重要人物，因此是我們今天考察8世紀中葉西域政治、軍事形勢的重要史料。綜覽整組文書可知，天寶十載交河客館接待的客使，除了安西四鎮將官、中央朝廷派出的中使等諸多重要人物外，還有至少八個般次的寧遠國使臣，包括三個寧遠國王子，其中一位叫“屋磨”，恰好我們在《冊府元龜》讀到過他的名字 [44] 。這些王子的到來，和同一文書所記“押天威健兒官宋武達”和新出天寶十載交河郡長行坊文書中提到的“天威健兒赴碎葉”，均提供了關於唐朝用兵西域的非常重要的信息，即天寶十載唐廷在發大軍前往怛邏斯迎戰大食、諸胡聯軍的同時，也派遣“天威健兒赴碎葉”，以防制那裏的黃姓突騎施夾擊唐軍。這一文書使得我們對於在唐朝和阿拉伯歷史上都具有重要意義的怛邏斯之戰的前前後後有了更多的瞭解 [45] 。另外，這件文書也是我們瞭解唐朝客館制度各個方面情況的重要參考文獻，有助於我們深入探討般次、客使的類別、客館的接待等等問題 [46] 。
最後，還有一些實際應用的文獻材料，如可能是初唐西州當地學生所寫的《千字文》，同時也發現了更早的高昌王國時期的《急就篇》寫本，可以看出高昌地區習字文本的演變。還有一件學生習字，抄的是隋朝岑德潤的《詠魚》詩和一首佚詩，頗爲難得 [47] 。另外，還有從唐朝官府頒下的《永淳三年（六八三）曆日》，這件曆日是臺藏塔出土的，原本已經撕成碎紙條，但保存了唐代官方頒佈的正式曆本的格式，並鈐有官印，所以非常珍貴 [48] 。岀土文獻中還包括一些書信殘片，但有一件開元七年的《洪奕家書》，卻有幸完整地保存下來 [49] 。最後不能不提到的是，這次新岀土的唐代喪葬文書中，首次發現了明確標作“移文”的文書，證明了隨葬衣物疏向移文的轉變，這對於今後我們判定許多衣物疏的性質和名稱，提供了堅實的證據 [50] 。
以上主要是根據我們“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整理小組”的初步研究寫成的，有些問題只是相關文書反映的一個方面。吐魯番出土文獻的史料價值是多方面的，相信隨着《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的出版，一定能夠推動許多相關課題的研究。
吐鲁番地区干旱少雨，魏晋隋唐纸质文书时有新获。建国以来至1975年间吐鲁番地区出土的1800多件文书见于唐长孺先生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1－10册（文物出版社，1981－1991年），而后出土的文书收录在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和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的本书中（中华书局，2008年）。柳书收录的文书有近百件，本书收录吐鲁番地区1997－2006年间新出土的文献（含10余件墓表墓志，所以本书名用“文献”一词。按：“文书”一词使用已久，本文多数情况下统一称“文书”）300余件，数量上是《吐鲁番出土文书》一书的六分之一。全书分上、下二册，印制精良，八分之一张的大开本堪称巨帙，彩图与释读文字排列一起，便于使用，这些都是前二种出版物所无法比拟的。
本书刊布的文献主要来自上世纪末以来发掘的墓葬，也有寺院遗址新出土的文书。一些文书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如2006年洋海1号台地4号墓出土的我国现存最早的户籍《前秦建元二十年（384）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177页）、2004年阿斯塔那408号墓出土的北凉时期的《令狐阿婢随葬衣物疏》（21页）、2006年洋海1号台地4号墓出土的2通北凉时期的《衣物疏》（173、175页）、2004年木纳尔102号墓出土的《唐显庆元年（656）宋武欢墓志》与标题为“移文”的《衣物疏》（103－105页）等，都相当完整。2006年征集到的文书《延昌十七年（577）道人道翼遗书》则向我们展示了僧人与世俗社会间的密切联系（286页）。除阿斯塔那墓区文书外，巴达木地区（高昌城东北）和洋海地区（鄯善县吐峪沟乡）出土的大量文书是本书的一个亮点，延展了吐鲁番文书的分布区域。而粟特墓地（巴达木2号墓地）、粟特语文书、汉文文书中的粟特人名，是研究古代吐鲁番地区外来文明的重要资料（荣新江《新获吐鲁番文书所见的粟特》，《吐鲁番学研究》2007年第1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吐鲁番文书遭到国外探险家的掠夺性盗掘，几乎没有考古学的记录，而本书采用考古学的方法，用解题方式介绍了发掘的时间、地点、数量，多数图版附有比例尺，有的图版还附有纸鞋、纸帽的原貌、拆解过程，使人们对这些文书的来源有生动的了解。如在介绍2006年洋海1号台地4号墓出土文书时，附有墓主赵货（下葬于北凉缘禾二年，433年）纸帽的正面、侧面、背面照片，以及女墓主二双纸鞋的正面、背面照片（169页）。又如1965年发掘的阿斯塔那341号墓中，男女俑身上用文书制作成胳膊，2006年将文书拆出，本书附有一张拆前的女俑照片，非常珍贵（54页）。
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图录与研究并重，而此前出土的敦煌吐鲁番图录多数是图版和图版说明，没有深入的研究。“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边整理边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如2007年出版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特设“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专栏，收有11篇文章，其它刊物也有不少文章，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吸收在本书中。本书另一个特点是国内外合作研究，如巴达木107号墓、247号墓出土的粟特语文书就是由日本著名学者吉田丰（Yutaka Yoshida）教授释读的（59页、102页）。2004年木纳尔102号墓出土一件标题为“移文”文书，则请刘安志教授研究，刘教授从“移文”二字入手，从文书学、宗教思想等多重角度分析了这件文书，使我们了解到古代从《衣物疏》到《移文》的变化过程与原因（刘安志《跋吐鲁番新出唐显庆元年（656）西州宋武欢移文》，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2007年）。类似种种，不胜枚举。
文书的释读需要专业知识和敏锐的思维。从本书序言得知，吐鲁番文书研究专家陈国灿、朱雷、王素、冻国栋等参与了本书的审定。一些文书字迹潦草、模糊、残破，所以整理小组还邀请了敦煌文书释读专家张涌泉、黄征等参加审定。正如序中所言：“他们的学识与见解，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基本的学术保证。”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文书可以借助电子检索系统来定名，仅有三五字的佛经也基本得到定名，如241页为2002年交河故城出土文书，残存“白佛言……命之法”6字，本书考证出这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残片，令人叹服。进而，本书的研究人员还从写经书法推定为盛唐写经，这是计算机科技所无法完成的，而是需要运用文书学的专业知识来解决。
吐鲁番文书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这就需要考古学、历史学、文书学的综合知识，唐长孺先生主持下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就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学者。本书亦然，荣新江、李肖、孟宪实等专家对敦煌吐鲁番文书有着多年的研究经验，这批文书在他们的整理与研究下，价值得到充分展示。如1997年洋海1号墓出土的资料十分丰富，墓主是城主张祖，活动在5世纪后半叶，有文化并承担一定社会职务，所以出土文书的涉及面很广，有《差役帐》、长篇《易杂占》（拟）、他买胡奴的《买奴券》等（123－168页），已有多篇论文发表（如余欣、陈昊《吐鲁番洋海出土高昌早期写本易杂占考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2007年）。同墓出土《阚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474－475）送使出人、出马条记文书》（《送使文书》）存有较为完整的20行（163页），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高昌地名、社会制度等（荣新江《吐鲁番新出送使文书与阚氏高昌王国的郡县城镇》，同上刊）。2006年洋海1号台地4号墓出土的《北凉缘禾二年高昌郡高宁县赵货母子冥讼文书》反映了当时存在的一种冥界观念（171页），游自勇《吐鲁番新出冥讼文书与中古前期的冥界观念》一文对这件文书进行了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4辑）。2004年巴达木107号墓出土的粟特语《唐金满都督府致西州都督府书》为了解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提供了数据（57页），吉田丰作了解读，而荣新江结合其它相关文书（拆自2006年征集来的纸鞋，309页）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精深研究，使我们大致获知龙朔年间一件不见史书记载的西州都督府安置哥逻禄部落事件（Yutaka Yoshida: Sogdian Fragments Discovered from the Graveyard of Badamu，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均载《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辑，2007年）。
与敦煌文书相比，吐鲁番文书残破现象比较严重。本书所收录的文书与以前出土文书类似，多数是废弃的籍帐，用于纸鞋、纸帽等，拆开后鲜有完整者。这些文书能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实在要感谢文物修复专家的努力。本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主要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吐鲁番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承担，这支团队拥有强大的研究力量和雄厚的经费资助，从项目开始到本书出版仅用了2年多的时间（2005年10月－2008年4月），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从前言中我们得知，研究人员多数来自高校，他们每周以读书班的形式对相关文书进行释读与研究，再利用较长的假期到吐鲁番现场对原卷进行核对与分析，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大大提高了本书的品质与科研进程。
10卷本《吐鲁番出土文书》没有图版与索引，出齐数年后，才出版李方、王素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年），《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则正文是图文对照，并对录文加了标点（这实际上是一种释读与研究），书后附有《人名索引》（附《神名索引》）、《地名索引》、《文献编号索引》，同步做了索引工作，大大便利了读者的使用。团队式集体研究、图文对照式图录，使本书的内容与形式都成为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的一个“典型”与“样本”。敦煌文书的刊布尚没有达到这个高度，多数是图录（图版集），或有录文与标点的却没有图版（如《敦煌愿文集》、《敦煌文献录校丛刊》、《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等），《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为敦煌文书的整理提供了借鉴。
稍嫌不足的是，巴达木、洋海等地名对外人来说是陌生的，全书应该有一幅吐鲁番出土文物的地点位置图。在细节上，一些格式和内容尚有推敲的余地，如232页为2002年交河故城出土的《道行般若经》，正面为6行，第5行最后一字下方可见乌丝栏，可知这是一行的末尾，则知前后各行缺最后二字，可用缺字符号“口”表示，而本书用下缺符号表示。背面第4行最上一字上方也可见乌丝栏，可知这是一行的上端（因为背面文书是倒过来写的，所这2行位置正对着），第3行 “界”字上面似乎不是一个字，而是二个字。252页的2002TJI:022a仅存一字，本书释读为“报”，从笔划上看，我们认为“叹”字的可能性更大些，大约是《法华经》内容。其它还有一些佛经碎片没有定名，需要今后进行更仔细的拼接与定名。
少数民族语言是很吸引人们眼球的，本书中的粟特文已作了解读。交河故城出土文书2002TJI:041正反面为回鹘文字、2002TJI:042正反面为婆罗谜文字（257页），2006年征集到的2006TZJI:191-193为3件藏文、婆罗谜文木简（358页），本书均没有释读，不知将来能否释读出。于此我们联想到敦煌研究院藏的北凉石塔上也有婆罗谜文字，这些天书般的婆罗谜文、粟特文让我们仿佛看到西域胡人行进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身影，我们也期待着对这些少数民族语言文书的解读。
吐鲁番广袤的大地上分布着众多文物，给人们以无限遐想，本书的出版让我们再次走近古代人们的生活与思想，而“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的勤勉劳动与丰硕成果使我们看到学术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本书卷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概说》一文在回顾前辈对吐鲁番文书整理时曾表示：“我们首先要对这些前辈学者的功绩表示敬意和谢忱。”我们遥望吐鲁番，同样用这样真诚的语言对在那里和曾经在那里辛勤工作过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表示敬意和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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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整理小組”成員的組成具有流動性，因爲有的學者一度岀國，有的學生畢業分配到另外的工作崗位，同時小組成員也不在一地，所以參加整理工作的時間也不一樣，以下名單大體依年齡和工作量來排序，括號中爲現在的本職或學習單位。組長：榮新江（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李肖（吐魯番學研究院）、孟憲實（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組員：張永兵（吐魯番學研究院）、張銘心（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朱玉麒（新疆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湯士華（吐魯番學研究院）、史睿（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雷聞（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余欣（復旦大學歷史系）、姚崇新（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畢波（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游自勇（北京大學歷史系）、王媛媛（中山大學歷史系），裴成國（北京大學歷史系）、陳昊（北京大學歷史系）、文欣（北京大學歷史系）、丁俊（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
[2] 西域文化研究會編《西域文化研究》第二、第三，法藏館，1959－1960年。
[3] 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79年。
[4]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録本）1－4冊，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
[5] 陳國燦《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
[6] 陳國燦、劉永增《日本寧樂美術館藏吐魯番文書》，文物出版社，1997年。
[7] 小田義久主編《大谷文書集成》三卷，法藏館，1984－2003年。
[8] 沙知、吳芳思《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①②冊，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
[9] 參見孟憲實、榮新江《吐魯番學研究：回顧與展望》，《西域研究》2007年第4期，51－62頁。
[10] 榮新江《吐魯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研究》，《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4輯，1－30頁。
[11] 參見游自勇《吐魯番新出〈冥訟文書〉與中古前期的冥界觀念》，《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4輯，31－63頁。
[12] 參見孟憲實《吐魯番新出一組北涼文書的初步研究》，《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輯，科學岀版社，2007年，1－12頁。
[13] 關於貲簿，參見朱雷《吐魯番出土北涼貲簿考釋》，《武漢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收入作者《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1－24頁。
[14] 參見裴成國《吐魯番新出北涼計貲、計口岀絲帳研究》，《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4輯，65－103頁。
[15] 李肖《吐魯番新出壁畫“莊園生活圖”簡介》，《吐魯番學研究》2004年第1期，126－127頁，封底。
[16] 王樹枏《新疆訪古録》卷一，23葉。此卷現藏東京書道博物館。
[17] 參見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録》，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88－89頁。
[18] 《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壹冊，116－127頁。
[19] 參見王素《高昌史稿·統治編》，文物出版社，1998年，266－281頁。
[20] 張永兵《吐魯番地區鄯善縣洋海墓地斜坡土洞墓清理簡報》，《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9頁。
[21] 柳方《吐魯番新出的一件奴隸買賣文書》一文，録出這件契券的文字，並對年代、格式、所反映的經濟和社會面貌做了分析，文載《吐魯番學研究》2005年第1期，122－126頁。但個別文字和標點與我們的録文略有不同。
[22] 榮新江《新出吐魯番文書所見的粟特》，《吐魯番學研究》2007年第1期，29－31頁。
[23] 關於張祖墓出土文獻年代的考證，見陳昊《吐魯番洋海1號墓出土文書年代考釋》，《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11－20頁。
[24] 榮新江《闞氏高昌王國與柔然、西域的關係》，《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4－14頁。
[25] 參見榮新江《吐魯番新出送使文書與闞氏高昌王國的郡縣城鎮》，《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21－41頁。
[26] 朱玉麒《吐魯番新出〈論語〉古注與〈孝經義〉寫本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43－56頁。關於《論語》注，還請參見王素《吐魯番新出闞氏王國〈論語鄭氏注〉寫本補說》，《文物》2007年第11期，70－73頁。
[27] 參見余欣、陳昊《吐魯番洋海出土高昌早期寫本〈易雜占〉考釋》，《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57－84頁。
[28] 見上引陳昊《吐魯番洋海1號墓出土文書年代考釋》，17－20頁。
[29] 參見陳昊《漢唐間墓葬文書中的注（疰）病書寫》，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267－304頁。
[30] 參見凍國棟《麴氏高昌“遺言文書”試析》，武漢大學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3輯，2006年，188－197頁；姚崇新《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從新岀吐魯番文書看高昌國僧尼的社會角色》，《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45－60頁。
[31] 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吐魯番交河故城溝西墓地康氏家族墓清理簡報》，《吐魯番學研究》2005年第2期，1－14頁。
[32] 榮新江《新出吐魯番文書所見的粟特》，《吐魯番學研究》2007年第1期，32－35頁；張銘心《吐魯番交河溝西墓地新出土高昌墓磚及其相關問題》，《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56－60頁；李肖《交河溝西康家墓地與交河粟特移民的漢化》，《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85－93頁；高丹丹《吐魯番出土〈某氏族譜〉與高昌王國的家族聯姻——以宋氏家族爲例》，《西域研究》2007年第4期，86－89頁。
[33] 戴建國《唐〈開元二十五年令·雜令〉復原研究》，《文史》2006年第3輯，108頁；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聖令整理課題組、天一閣博物館《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中華書局，2006年，746頁。
[34] 孟憲實《吐魯番新發現的〈唐龍朔二年西州高昌縣思恩寺僧籍〉》，《文物》2007年第2期，50－55頁。
[35] 史睿《唐代前期銓選制度的演進》，《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32－42頁；史睿《唐調露二年東都尚書吏部符考釋》，《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115－130頁。
[36] 參見張雨《吐魯番文書所見唐代里正的上直》，《西域文史》第2輯，科學出版社，2007年，75－88頁；林曉潔《唐代西州官吏日常生活的時與空》，《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61－83頁。
[37] 孟憲實《唐代府兵“番上”新解》，《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69－77頁。
[38] 雷聞《關文與唐代地方政府內部的行政運作——以新獲吐魯番文書爲中心》，《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4輯，122－154頁。
[39] 參見丁俊《從新岀吐魯番文書看唐前期的勾徵》，《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輯，科學出版社，2008年，待刊。
[40] 雷聞《吐魯番新出土唐開元〈禮部式〉殘卷考釋》,《文物》2007年第2期，56－61頁。
[41] 榮新江《新出吐魯番文書所見唐龍朔年間葛邏禄部落破散問題》，《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輯，13－44頁。關於粟特文文書，參見Yutaka Yoshida，“Sogdian Fragments Discovered from the Graveyard of Badamu”，同上刊物，45－53頁。
[42] 參見黃惠賢《從西州高昌縣征鎮名籍看垂拱年間西域政局之變化》，唐長孺主編《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396－438頁。
[43] 文欣《吐魯番新出唐西州徵錢文書與垂拱年間的西域形勢》，《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131－163頁。
[44] 《冊府元龜》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天寶八載（749）八月條，《宋本冊府元龜》，中華書局，1989年，3853頁。
[45] 畢波《怛邏斯之戰和天威健兒赴碎葉》，《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15－31頁。
[46] 畢波《吐魯番新出唐天寶十載交河郡客使文書研究》，《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輯，55－79頁。
[47] 李肖、朱玉麒《新岀吐魯番文獻中的古詩習字殘片》，《文物》2007年第2期，62－65頁。
[48] 陳昊《吐魯番臺藏塔新出唐代曆日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207－220頁。
[49] 韓香《吐魯番新出〈洪奕家書〉研究》，《西域文史》第2輯，科學出版社，2007年，101－116頁。
[50] 參見劉安志《跋吐魯番新岀〈唐顯慶元年（656）西州宋武歡移文〉》，《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3輯，2006年，198－2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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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评介
吐鲁番地区干旱少雨，魏晋隋唐纸质文书时有新获。建国以来至1975年间吐鲁番地区出土的1800多件文书见于唐长孺先生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1－10册（文物出版社，1981－1991年），而后出土的文书收录在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和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的本书中（中华书局，2008年）。柳书收录的文书有近百件，本书收录吐鲁番地区1997－2006年间新出土的文献（含10余件墓表墓志，所以本书名用“文献”一词。按：“文书”一词使用已久，本文多数情况下统一称“文书”）300余件，数量上是《吐鲁番出土文书》一书的六分之一。全书分上、下二册，印制精良，八分之一张的大开本堪称巨帙，彩图与释读文字排列一起，便于使用，这些都是前二种出版物所无法比拟的。
本书刊布的文献主要来自上世纪末以来发掘的墓葬，也有寺院遗址新出土的文书。一些文书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如2006年洋海1号台地4号墓出土的我国现存最早的户籍《前秦建元二十年（384）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177页）、2004年阿斯塔那408号墓出土的北凉时期的《令狐阿婢随葬衣物疏》（21页）、2006年洋海1号台地4号墓出土的2通北凉时期的《衣物疏》（173、175页）、2004年木纳尔102号墓出土的《唐显庆元年（656）宋武欢墓志》与标题为“移文”的《衣物疏》（103－105页）等，都相当完整。2006年征集到的文书《延昌十七年（577）道人道翼遗书》则向我们展示了僧人与世俗社会间的密切联系（286页）。除阿斯塔那墓区文书外，巴达木地区（高昌城东北）和洋海地区（鄯善县吐峪沟乡）出土的大量文书是本书的一个亮点，延展了吐鲁番文书的分布区域。而粟特墓地（巴达木2号墓地）、粟特语文书、汉文文书中的粟特人名，是研究古代吐鲁番地区外来文明的重要资料（荣新江《新获吐鲁番文书所见的粟特》，《吐鲁番学研究》2007年第1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吐鲁番文书遭到国外探险家的掠夺性盗掘，几乎没有考古学的记录，而本书采用考古学的方法，用解题方式介绍了发掘的时间、地点、数量，多数图版附有比例尺，有的图版还附有纸鞋、纸帽的原貌、拆解过程，使人们对这些文书的来源有生动的了解。如在介绍2006年洋海1号台地4号墓出土文书时，附有墓主赵货（下葬于北凉缘禾二年，433年）纸帽的正面、侧面、背面照片，以及女墓主二双纸鞋的正面、背面照片（169页）。又如1965年发掘的阿斯塔那341号墓中，男女俑身上用文书制作成胳膊，2006年将文书拆出，本书附有一张拆前的女俑照片，非常珍贵（54页）。
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图录与研究并重，而此前出土的敦煌吐鲁番图录多数是图版和图版说明，没有深入的研究。“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边整理边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如2007年出版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特设“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专栏，收有11篇文章，其它刊物也有不少文章，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吸收在本书中。本书另一个特点是国内外合作研究，如巴达木107号墓、247号墓出土的粟特语文书就是由日本著名学者吉田丰（Yutaka Yoshida）教授释读的（59页、102页）。2004年木纳尔102号墓出土一件标题为“移文”文书，则请刘安志教授研究，刘教授从“移文”二字入手，从文书学、宗教思想等多重角度分析了这件文书，使我们了解到古代从《衣物疏》到《移文》的变化过程与原因（刘安志《跋吐鲁番新出唐显庆元年（656）西州宋武欢移文》，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2007年）。类似种种，不胜枚举。
文书的释读需要专业知识和敏锐的思维。从本书序言得知，吐鲁番文书研究专家陈国灿、朱雷、王素、冻国栋等参与了本书的审定。一些文书字迹潦草、模糊、残破，所以整理小组还邀请了敦煌文书释读专家张涌泉、黄征等参加审定。正如序中所言：“他们的学识与见解，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基本的学术保证。”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文书可以借助电子检索系统来定名，仅有三五字的佛经也基本得到定名，如241页为2002年交河故城出土文书，残存“白佛言……命之法”6字，本书考证出这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残片，令人叹服。进而，本书的研究人员还从写经书法推定为盛唐写经，这是计算机科技所无法完成的，而是需要运用文书学的专业知识来解决。
吐鲁番文书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这就需要考古学、历史学、文书学的综合知识，唐长孺先生主持下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就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学者。本书亦然，荣新江、李肖、孟宪实等专家对敦煌吐鲁番文书有着多年的研究经验，这批文书在他们的整理与研究下，价值得到充分展示。如1997年洋海1号墓出土的资料十分丰富，墓主是城主张祖，活动在5世纪后半叶，有文化并承担一定社会职务，所以出土文书的涉及面很广，有《差役帐》、长篇《易杂占》（拟）、他买胡奴的《买奴券》等（123－168页），已有多篇论文发表（如余欣、陈昊《吐鲁番洋海出土高昌早期写本易杂占考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2007年）。同墓出土《阚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474－475）送使出人、出马条记文书》（《送使文书》）存有较为完整的20行（163页），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高昌地名、社会制度等（荣新江《吐鲁番新出送使文书与阚氏高昌王国的郡县城镇》，同上刊）。2006年洋海1号台地4号墓出土的《北凉缘禾二年高昌郡高宁县赵货母子冥讼文书》反映了当时存在的一种冥界观念（171页），游自勇《吐鲁番新出冥讼文书与中古前期的冥界观念》一文对这件文书进行了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4辑）。2004年巴达木107号墓出土的粟特语《唐金满都督府致西州都督府书》为了解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提供了数据（57页），吉田丰作了解读，而荣新江结合其它相关文书（拆自2006年征集来的纸鞋，309页）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精深研究，使我们大致获知龙朔年间一件不见史书记载的西州都督府安置哥逻禄部落事件（Yutaka Yoshida: Sogdian Fragments Discovered from the Graveyard of Badamu，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均载《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辑，2007年）。
与敦煌文书相比，吐鲁番文书残破现象比较严重。本书所收录的文书与以前出土文书类似，多数是废弃的籍帐，用于纸鞋、纸帽等，拆开后鲜有完整者。这些文书能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实在要感谢文物修复专家的努力。本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主要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吐鲁番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承担，这支团队拥有强大的研究力量和雄厚的经费资助，从项目开始到本书出版仅用了2年多的时间（2005年10月－2008年4月），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从前言中我们得知，研究人员多数来自高校，他们每周以读书班的形式对相关文书进行释读与研究，再利用较长的假期到吐鲁番现场对原卷进行核对与分析，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大大提高了本书的品质与科研进程。
10卷本《吐鲁番出土文书》没有图版与索引，出齐数年后，才出版李方、王素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年），《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则正文是图文对照，并对录文加了标点（这实际上是一种释读与研究），书后附有《人名索引》（附《神名索引》）、《地名索引》、《文献编号索引》，同步做了索引工作，大大便利了读者的使用。团队式集体研究、图文对照式图录，使本书的内容与形式都成为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的一个“典型”与“样本”。敦煌文书的刊布尚没有达到这个高度，多数是图录（图版集），或有录文与标点的却没有图版（如《敦煌愿文集》、《敦煌文献录校丛刊》、《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等），《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为敦煌文书的整理提供了借鉴。
稍嫌不足的是，巴达木、洋海等地名对外人来说是陌生的，全书应该有一幅吐鲁番出土文物的地点位置图。在细节上，一些格式和内容尚有推敲的余地，如232页为2002年交河故城出土的《道行般若经》，正面为6行，第5行最后一字下方可见乌丝栏，可知这是一行的末尾，则知前后各行缺最后二字，可用缺字符号“口”表示，而本书用下缺符号表示。背面第4行最上一字上方也可见乌丝栏，可知这是一行的上端（因为背面文书是倒过来写的，所这2行位置正对着），第3行 “界”字上面似乎不是一个字，而是二个字。252页的2002TJI:022a仅存一字，本书释读为“报”，从笔划上看，我们认为“叹”字的可能性更大些，大约是《法华经》内容。其它还有一些佛经碎片没有定名，需要今后进行更仔细的拼接与定名。
少数民族语言是很吸引人们眼球的，本书中的粟特文已作了解读。交河故城出土文书2002TJI:041正反面为回鹘文字、2002TJI:042正反面为婆罗谜文字（257页），2006年征集到的2006TZJI:191-193为3件藏文、婆罗谜文木简（358页），本书均没有释读，不知将来能否释读出。于此我们联想到敦煌研究院藏的北凉石塔上也有婆罗谜文字，这些天书般的婆罗谜文、粟特文让我们仿佛看到西域胡人行进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身影，我们也期待着对这些少数民族语言文书的解读。
吐鲁番广袤的大地上分布着众多文物，给人们以无限遐想，本书的出版让我们再次走近古代人们的生活与思想，而“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的勤勉劳动与丰硕成果使我们看到学术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本书卷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概说》一文在回顾前辈对吐鲁番文书整理时曾表示：“我们首先要对这些前辈学者的功绩表示敬意和谢忱。”我们遥望吐鲁番，同样用这样真诚的语言对在那里和曾经在那里辛勤工作过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表示敬意和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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