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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强:科索沃民族问题的历史分析

陈志强:科索沃民族问题的历史分析

KOSOVO

南开学报2010.2
科索沃是巴尔干半岛自我分裂的缩影。直到13世纪初,拜占廷帝国通过传播东正教信仰和拜占廷文化力图统一巴尔干半岛的努力是成功的,但是1204年西欧十字军骑士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中止了这个刚刚完成但还有待发展巩固的过程。此后出现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只是强化了地区内的对立因素,特别是在巴尔干半岛民族解放斗争中激发起来的民族意识使该地区内部冲突更加激烈,彻底丧失了自我整合的能力。

 

科索沃原为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自治省,北面与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接壤,南面与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共和国接壤,面积10887平方公里,人口将近200万,目前居民中约90%为阿尔巴尼亚族人。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临时自治政府议会和总理萨奇宣布科索沃独立,国际社会在是否承认其独立问题上意见不一,欧盟"共同外交"为此陷于分裂,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因此辞职解散,可见这一事件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该事件引发国际社会纷争,导致欧洲各种势力对立,并加剧巴尔干地区冲突,其中固然有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地区矛盾因素,但更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科索沃问题由来已久,它是巴尔干半岛内在历史矛盾和国际势力现实利益冲突加剧的结果。本文拟从历史学角度对该事件进行分析,以为国人加深对该问题的认识提供历史学的理解,并就教于学界同仁。

科索沃地区曾是古代诸多族群的定居地,虽然该地区位于巴尔干半岛内陆山区,对外交流并不方便,且资源匮乏,但是自古以来这里便成为不同民族躲避战乱的栖身之地,是该地区两大民族(塞尔维亚人与阿尔巴尼亚人)长期生存发展的摇篮,这里也曾留下过扎赫鲁米亚、扎塔、塞尔里斯等小国的踪迹。目前科索沃的民族构成是近代以后逐步形成的,是该地区历史长期演化的结果。

最先进入该地区的是古代伊里利亚人。根据现代历史学家的研究,早在石器时代,这里就出现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历史考证和语言学证据表明,当时生活在这个地区的游牧部落属于古代伊里利亚人,他们可能就是阿尔巴尼亚人的直系祖先。有大量的考古证据说明,伊里利亚人如同半岛北部的达吉亚人一样,最初活动在巴尔干半岛西部地区,早自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开发山区小平原的活动。直到大约公元前2000年青铜器时代,他们以原始部落社会组织形式分散活动在自萨瓦河上游到伊庇鲁斯的广大山地。至公元前1000年以后的铁器时代,伊里利亚人原始部落进人定居生活方式,其中一部分定居在山区小平原的部落以农耕为主,而占据高地和山坡地的部落以畜牧业为主。

古希腊时代,伊里利亚人定居的地区也受到希腊殖民运动的影响,希腊人在巴尔干半岛西部建立了埃比达姆斯和阿波罗尼亚等城邦。这些城邦成为希腊人与伊里利亚人贸易的据点,也是往来于亚平宁和巴尔干两半岛的商品集散地。伊里利亚人在接受希腊文化影响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本地文化,社会组织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公元前5一2世纪期间,伊里利亚人的部落联盟逐渐演化为王国,出现了恩卡莱耶、陶兰特、埃庇洛特和阿迪安奈王朝。他们在反对马其顿王菲利浦二世及其子亚历山大一世的斗争中,王权得到强化。

新兴起的罗马帝国开始扩张后,罗马军队即将东地中海和巴尔干半岛作为其主要战略方向,伊里利亚人首当其冲遭到打击。公元前229年,德乌塔(Teuta)女王领导下的伊里利亚人被罗马人击败,元气大伤,再未能对人侵者进行有效抵抗。虽然公元前168年再度起义,但仍遭镇压,最终被罗马人彻底征服。此后数百年间,罗马统治者在此建立伊里利亚行省。由于其海上连接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特殊地理位置,罗马人一直注重对该地区的建设,因此伊里利亚地区的经济技术发展迅速。意大利地区成熟的农业技术直接带动当地农业发展,手工业、矿业和贸易水平也因此得到大幅度提高。

如果说古代伊里利亚人是科索沃地区的原住民和主人的话,那么在拜占廷帝国统治时期,该地区的居民成分开始变化,并融合成今日科索沃不同民族的祖先。自4、5世纪开始,伊里利亚地区便逐步从古代罗马帝国的行省转变为拜占廷帝国的省区。尽管具有独立传统的伊里利亚人借助山区的自然屏障长期抵抗拜占廷帝国的统治,但是作为巴尔干半岛最古老的土著居民之一,伊里利亚人也逐渐融人拜占廷政治文化体制内,成为拜占廷帝国多民族社会的组成部分。一些伊里利亚人作为拜占廷社会的主体民族成员,进人拜占廷帝国上层政治生活,一些人成为贵族和商人,个别军队将领甚至爬上了皇帝的高位,例如5、6世纪的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查士丁一世、查士丁尼一世等都来自伊里利亚人活动的地区。6世纪中期斯拉夫人大举人侵巴尔干半岛以前,西哥特人、匈奴人和东哥特人先后进人包括科索沃在内的伊里利亚地区,其中一部分定居下来。

对这个地区居民成分的改变影响最大的事件是6一8世纪斯拉夫人入主巴尔干半岛,大量来自北方的斯拉夫人将伊里利亚人驱散到巴尔干半岛西、北部的山区,从今天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直到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马其顿的广大贫瘠的山地都成为他们躲避战乱的避难所。正是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现代阿尔巴尼亚人逐渐形成。这个原本只是用来指称一个"阿尔巴尼"部落的名字到11世纪就逐渐扩大为一个族群的名称。他们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地域、相同语言、文化传统和祖先,以及相似宗教信仰的群体。阿尔巴尼亚人最初从罗马教会接受基督教信仰,其教区也归属罗马教区,但是在7、8世纪拜占廷帝国毁坏圣像运动期间,拜占廷皇帝利奥三世为惩罚反对其毁坏圣像政策的罗马主教和伊里利亚主教,将该教区的管辖权收归君士坦丁堡教区,由支持毁坏圣像政策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加以控制。1054年基督教东、西教会分裂后,阿尔巴尼亚教会也分为南北两个教会分属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教区。拜占廷统治者在阿尔巴尼亚推行军区制的结果,一方面促进了小农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加快了地方军事贵族势力坐大,托比亚斯、巴尔萨斯、什帕塔斯、穆扎卡斯等一批军事家族就因此而兴起,并控制了整个地区。他们之间的争斗削弱了阿尔巴尼亚人的整体实力,因此在拜占廷帝国衰落的同时,阿尔巴尼亚人分别遭到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诺曼人和威尼斯人的奴役,特别是在14世纪期间为塞尔维亚人所统治。

科索沃地区另外一个主要族群是塞尔维亚人,其祖先是7世纪迁入并定居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人。最初,他们与控制半岛地区的拜占廷统治当局保持良好关系,使塞尔维亚人定居的地区成为安定的"世外桃源"。他们长期分散活动在今天巴尔干半岛西部群山之间的德里纳河、利姆河、塔拉河、皮瓦河、瓦兹河和西摩拉瓦河流域,保持其原始的基层社会组织"祖番",逐渐从半游牧向农耕畜牧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后来,随着塞尔维亚人数量的增加,蒙特内格罗山脉和多瑙河之间的狭长山区蕴藏的自然资源无法满足其需求,便向南部和西部扩张。9世纪初,他们征服了巴尔干半岛西北地区的诸多土著居民,向西扩张进人今天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甚至占领了亚得里亚海沿海的姆列特岛、列沙茨岛、科尔丘拉岛、赫瓦尔岛、布拉奇岛,控制了这一带的出海口。按照当时拜占廷作家的记载,这一地区此前属于拜占廷人的势力范围,中央政府对当地土著民管理松散。塞尔维亚人对这个地区原始部落居民的征服使"他们摆脱了罗马人(指拜占廷人)大帝国的控制,成为不服从任何人的自治和独立状态"。

塞尔维亚人在扩张中强化其国家权力和官僚机构的发展,军事实力不断增强。850年,弗拉斯迪米尔领导下的塞尔维亚人击败保加利亚人。此后,拜占廷人与塞尔维亚人联合抵抗保加利亚人的进攻,917年,拜占廷特使、迪拉修姆军事总督前往达尔马提亚地区,说服塞尔维亚君主彼得出兵援助,立即得到响应,塞尔维亚人由此卷人半岛大国间的政治角逐。不久,塞尔维亚君主查斯拉夫利用保加利亚内乱,在拜占廷人帮助下入主塞尔维亚,并一直保持与拜占廷帝国友好政策,成为拜占廷人在巴尔干半岛西部最忠实的盟友和附属国,实际控制着巴尔干半岛西部地区。11世纪期间,塞尔维亚人实力进一步增强,在巴尔干半岛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斯库台湖周围直到亚得里亚海滨的科托尔湾之间建立起第一塞尔维亚王国的中心地区,势力范围向南伸展到阿尔巴尼亚北部山区,向东深人蒙特内格罗山区。

随着实力的增强,塞尔维亚王国开始努力摆脱拜占廷人的控制,并与拜占廷帝国发生军事对抗,双方的蜜月期从此结束。1042年,在拜占廷史料上被称为戴克莱安人国家的君主斯蒂芬·沃杰斯拉夫经过几番较量,最终摆脱拜占廷人的控制,自立为独立王国的国王。拜占廷朝廷闻讯,立即调兵镇压,由拜占廷帝国设立在半岛西部的迪拉修姆军区军事总督率军,但是被善于山地作战的塞尔维亚人打败。从此,塞尔维亚人开始了与拜占廷人的军事斗争。此后,塞尔维亚人在斯蒂芬·奈曼加、米鲁廷·斯蒂芬、斯蒂芬·杜珊等君主领导下,利用半岛地区各大势力之间的矛盾迅速发展,进一步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包括德巴尔、维莱斯和什蒂普等城市在内的马其顿北部大部分地区,相当于今天马其顿共和国中部瓦尔达尔河上游、特雷斯卡河流域和雷加尔尼察河流域一线,并将斯科普杰发展为新的政治中心,从而控制了巴尔干半岛半壁河山。斯蒂芬·杜珊建立了拜占廷一塞尔维亚帝国,自称"希腊和塞尔维亚人皇帝"。塞尔维亚人正是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成长为独立民族。

上述两大族群并非该地区唯一的居民,还有其他小族群活动在他们之间空隙地域,例如位于亚得里亚海港口城市杜布罗夫尼克和内雷特瓦河流域广大沿海地区的扎赫鲁米亚国家,因其位于迪拉纳山脉和戈利亚山脉之间而得名,在塞尔维亚语中"扎赫鲁米亚"意为两山之间。该族群一直游离在各巴尔干半岛强国之间,长期以来分别与拜占廷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结盟,或被他们统治。斯蒂芬·杜珊沙皇扩张期间,他们所在的地区就曾被并人塞尔维亚人国家。杜珊死后,他们立即宣布独立,脱离斯蒂芬五世的统治。扎塔人的情况也大体如同扎赫鲁米亚人,他们活动的地区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其名称来自当地流淌的河流。扎塔人是在反抗土耳其征服战争中被征服的。

历史研究表明,科索沃地区自古就是多族群聚居的地方,这里任何单一族群都未能长期控制其主权,即便继承罗马帝国政治遗产的拜占廷人也没有实力对这一地区保持稳固的统治,因此,多族群定居和迁徙便成为科索沃地区的重要特点。

科索沃地区多族群聚居的历史造成了该地区成为多种生活方式的冲突。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他们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这种冲突和现实利益的对立需要通过精神与文化交融来化解,而且需要比较长时间的"相互同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能够使这个地区成为多民族共存共荣的温床。然而,历史没有给当地的居民留下太多的时间,多元文化没能实现融合,从而留下了新的对立与冲突的隐患。

拜占廷帝国对巴尔干地区的政治统治是与强制推行基督教化政策同时并存,其对巴尔干半岛古代居民的统治原则就是在政治上接受帝国皇帝为最高宗主,在经济上缴纳税收,在精神生活中接受基督教信仰。特别在9世纪中叶,拜占廷人对巴尔干地区顺利展开大规模传教活动,扩大了拜占廷文化的影响。塞尔维亚人如同其近邻保加利亚人一样,逐渐接受了拜占廷文化和基督教信仰。据君士坦丁七世记载,塞尔维亚人"向(瓦西里一世)皇帝派遣许多使节......皇帝象宽恕其随意叛逆而心生悔改的回头浪子的慈父一样,接纳和允诺了他们,马上给他们派去教士,同去的还有外交官。当他们全都接受了神圣的洗礼,并回心转意忠实于罗马人后,皇帝就完全恢复对他们国家的权力了,而他明智地决定他们应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本族的君主进行统治"。

塞尔维亚人接受拜占廷基督教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他们在进人并定居巴尔干半岛的过程中,经历了从半游牧向农耕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其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引起原有的原始社会制度的改变。放弃游牧生活习惯,改变其原有的多神教信仰为一神教信仰,是他们适应中央集权国家制度的需要。其次是因为巴尔干半岛多数斯拉夫人,例如保加利亚人、摩拉维亚人先后皈依了基督教,在与其紧邻族群日常接触中,拜占廷文化和基督教信仰对塞尔维亚人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再者是因为现实的地区生存竞争压力,迫使他们向巴尔干地区大国拜占廷帝国靠拢。862年,摩拉维亚大公拉斯迪斯拉夫首先请求皇帝米哈伊尔三世派教士帮助他们建立独立教会,并使用斯拉夫语言传教,后者立即指派大教长佛条斯物色和挑选了学识渊博的君士坦丁兄弟两人为传教特使。历史证明,这不是一次单纯的传教活动,而是具有政治外交意义以及通过扩大拜占廷文化影响缓解巴尔干半岛各族群关系的外交活动。不久以后,保加利亚人也步摩拉维亚人后尘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君士坦丁(也称希利尔)和其兄麦索迪奥斯在各位君主的支持下,顺利完成了用斯拉夫语传教的任务。为了传教的方便,他们使用希腊字母为斯拉夫方言拼音,创造了一种为斯拉夫人所理解的"希利尔文字"。根据n世纪上半叶基辅洞穴修道院修道士涅斯托尔《往年纪事》的记载:"这二兄弟到达目的地后,首先是创造斯拉夫字母,翻译《使徒行传》和《福音书》。斯拉夫人用自己的语言听到颂扬上帝的伟大,感到欣喜万分。后来他们又翻译《圣诗集》、《八重唱赞美诗集》,以及其他一些典籍。"君士坦丁兄弟的翻译文本在此后几个世纪里,成为所有斯拉夫人的标准读本,也成为新一代斯拉夫学者的学术语言,和整个东欧斯拉夫世界的国际语言。自拜占廷帝国衰落以后,巴尔干半岛群雄逐鹿。各族群争夺半岛最高控制权的斗争不断,其重要结果是削弱该地区共同利益的基础,减弱了半岛各民族联系的纽带,并为外部新兴势力的崛起创造了条件。科索沃复杂的民族、宗教、文化现状是巴尔干地区文化多元化的一个缩影,也是半岛各地区缺乏内在联系的反映。而拜占廷人也没能很好地完成其整合半岛内不同民族的历史任务。

15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开始其对巴尔干的统治,推行特殊的宗教政策。土耳其统治者吸取了拜占廷帝国时期强制统一信仰政策失败的教训,采取经济手段改变当地居民的信仰。巴尔干半岛被征服以前,包括塞尔维亚人在内的大部分民族信仰东正教,而濒临亚得利亚海与意大利隔海相望的阿尔巴尼亚人则信仰天主教。奥斯曼帝国当局虽然没有采取强制性措施要求当地各族民众改变信仰,并允许东正教和天主教与伊斯兰教并存,但是却立法规定非伊斯兰教信徒必须缴纳高额人头税。这种沉重的税收只对东正教、天主教和犹太教教徒征收,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则享有免税权。为了逃避这种变相的强制改宗税收,大量不堪重负的塞尔维亚人向北方移居,而相对贫困的山区则留给了被迫改信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根据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初的资料,因为躲避强制改宗税收的流民人数达到高峰,其中数万塞尔维亚人移居到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地区。放弃天主教信仰而改信伊斯兰教信仰的阿尔巴尼亚人则受到土耳其统治者的奖励,当局将逃亡的塞尔维亚人遗弃的土地房屋分配给改变宗教信仰的阿尔巴尼亚人,并鼓励邻近山区的阿尔巴尼亚人迁入科索沃。这样,塞尔维亚人兴起的祖先之地科索沃就逐渐成为阿尔巴尼亚族占多数的地区,到1910年时,科索沃省的阿尔巴尼亚人已占当地总人口的60%以上,而塞尔维亚人只占不到30%,其余为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等其他少数民族。

人们从奥斯曼帝国统治巴尔干半岛的历史不难看出,奥斯曼统治时代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作为与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东正教等不同教派)对立的伊斯兰教国家,奥斯曼帝国以武力强行推行伊斯兰教,给原本就充满了宗教教派争端的巴尔干地区输人了新的宗教信仰,进而埋下了此后多种宗教纷争的祸根。特别是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宗教政策加深了巴尔干地区多民族的隔阂,强化了各民族之间的对立。值得注意的是,奥斯曼帝国征服巴尔干半岛后实行政教合一的国家制度,推行落后的军事封建经济制度,对当地各族民众实行残酷搜刮,造成巴尔干地区普遍的贫困化,进而加剧了半岛内各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这成为巴尔干地区各民族之间隔阂长期难以消融的物质基础,也是该地区自近代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持续落后于欧洲其他地区的根本原因。

拜占廷帝国在巴尔干半岛推行基督教化和文化扩张政策在客观上具有积极意义,因为该政策的意图是通过精神和文化交融的方式统一半岛不同的族群。今天我们称为"东欧世界"的文化和信仰共同性仍然是拜占廷帝国的文化遗产。土耳其人是第一支从南向北成功侵入巴尔干半岛的异族异教力量,其成功的重要原因是拜占廷国家的衰落,奥斯曼土耳其人利用巴尔干半岛分裂之机,迅速发展,控制了半岛局势。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军事强权,奥斯曼帝国企图以新的伊斯兰教传统取代已经形成的拜占廷斯拉夫传统,其努力最终没有成功。相反,这种新的文化因素加剧了半岛分裂的趋势。近代以前的巴尔干半岛就是经济政治利益多样化,宗教文化多元化,民族构成极为复杂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多样性因素原本需要经过历史合理协调融合,并逐渐形成半岛整体利益,但是这个过程尚未完成时便被土耳其军队中断了。科索沃地区就是巴尔干半岛的缩影,该地区内部差异性超过了地区共同性。科索沃地区多种因素相互冲突,如同巴尔干半岛各种对立因素相互碰撞,任何不适当的外部干预都导致这些对立因素变成爆炸性的力量,因此科索沃成为巴尔干"火药桶"中的易爆点。

科索沃地区多种无法调和的对立因素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变得愈发不可调和,近代以来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特别是巴尔干半岛和东地中海地区大范围的民族解放斗争强化了各地的民族意识,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浪潮使该地区已经存在的对立因素更加突出。

奥斯曼帝国是13世纪兴起于小亚细亚的土耳其人建立的伊斯兰教军事封建国家,由于当时有利的国际环境,其势力迅速扩张,15世纪前半期即征服了巴尔干半岛,16世纪时建立起包括小亚细亚、西亚、北非和欧洲东南部的大帝国。奥斯曼帝国的迅速崛起首先是以占领巴尔干半岛为开端的,自14世纪中期奥斯曼土耳其军队进人巴尔干半岛开始,它先后于1371年在梅里奇河战役中击溃巴尔干各国反土联盟,1387年占领拜占廷帝国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开始逐一征服波西尼亚人、瓦兰吉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1444年在瓦尔纳战役中击溃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军队组成的十字军,1453年夺取君士坦丁堡,灭亡拜占廷帝国,改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为其都城伊斯坦布尔,从而彻底完成了对巴尔干的征服。处于强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在继续其对东欧地区的扩张,特别是1456年由穆罕默德二世发动"贝尔格莱德战役"之后,却遭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联军的英勇抵抗,巴尔干北部地区人民也在摩尔达维亚的斯特凡大公率领下顽强抗击土耳其军队,直到1476年,奥斯曼军队才勉强取胜。1499一150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海战中战胜威尼斯人,取得了东地中海霸权。1512年苏丹塞利姆一世继位,而后四面出击,东征波斯,南伐叙利亚和埃及,建立起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尤其在 1520年苏莱曼大帝继承父位之后,奥斯曼帝国势力达到其顶峰,其在位的46年间,曾攻克贝尔格莱德,征服罗德岛基督教骑士团,扫荡匈牙利,进攻哈布斯堡王朝,并最终将两大帝国的边界确定在匈牙利平原西部。如果这个靠军事征服建立和维持的帝国还能维系更长时间的话,也许巴尔干半岛的整合过程会出现另外一种结果。但是,它很快就开始衰落,西欧列强自17世纪起就将它作为宰割的对象,19世纪它又遭到俄罗斯和欧洲列强的瓜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因为参加同盟国一方,战败后于1922年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中被推翻。被征服的巴尔干各民族反抗军事强权统治的怒火一时间爆发出来,民族意识得到空前的激发。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巴尔干半岛的征服和在东欧的扩张,使巴尔干地区民族分化更加严重,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马其顿人、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人和希腊人大体占据了多瑙河和萨瓦河以南地区,而这个地区北部则是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拉渥尼亚人和伏伊伏丁那人。由于南部地区远比北部地区落后,社会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北部,因此导致各民族人口在半岛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特别是在北部的克罗地亚和伏伊伏丁那地区积聚了大量的塞尔维亚人,相对贫穷的山区居民如阿尔巴尼亚人则逐渐移居到塞尔维亚人离去的地区,科索沃这个塞尔维亚人的祖居地就为越来越多的阿尔巴尼亚人占据。而人口流动造成的民族混居现象在巴尔干各个地区普遍存在。

16世纪中期以后,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败,中央集权制瓦解,财政经济拮据,社会动荡不安,不仅停止了对外扩张,而且在战争中屡遭失败。1683年奥斯曼军队对维也纳的远征以失败告终,被迫签订《卡尔洛维茨和约》,开启了割地赔款的屈辱历史。19世纪前半叶,奥斯曼帝国在俄土战争和埃土战争中接连失利,相继丧失大片领土,在英、法、俄、奥、普等欧洲列强的干涉下,埃及、希腊、塞尔维亚等民族接二连三脱离帝国统治获得独立。正是在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巴尔干半岛各民族发动广泛的武装起义,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门得内哥罗、保加利亚、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以及黑海沿岸地区民族独立运动此伏彼起。1877一1878年的俄土战争使土耳其军队再遭重创,被迫签订《圣斯特凡诺条约》,在1878年柏林会议上,承认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独立,承认保加利亚自治,并向俄国割地赔款。1912一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中,奥斯曼军队战败,从而丧失了对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色雷斯大部分地区的控制。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遭失败的奥斯曼帝国被迫签订《摩德洛斯停战协定》,其在欧洲的领土仅存伊斯坦布尔和色雷斯东部一小块地区。当地人民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各个民族,无论强大或弱小,其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民族特性和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得到空前强化。人民解放斗争常常以民族为单位,民族独立通常成为反抗奥斯曼土耳其人异族统治最响亮的口号,也是巴尔干半岛各地区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高扬的旗帜。当以国家主权作为国际交往的原则和规则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逐步确立以后,巴尔干半岛从中世纪遗留下的多种对立因素被空前放大,分裂局面被强化,古代的遗产成为近现代民族国家对立的基础。

科索沃出现的民族问题直接来源于奥斯曼时代遗留下的难题,塞尔维亚坚持认为,科索沃是塞尔维亚民族的圣地,是其古老的民族文明的发源地,出于历史原因和民族感情,塞尔维亚永远不会放弃科索沃。但是,科索沃的居民构成现状却表明,这里的阿尔巴尼亚族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而阿尔巴尼亚族裔居民在国际势力支持下的独立运动已经势不可挡。在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中,任何偏袒一方的举措都将引起更为复杂的对抗,并引发地区性的连锁反应和种族灾难。

综观包括科索沃在内的巴尔干半岛西部地区古代史,复杂的民族关系成为其历史的主要内容。事实上,古代多族群的交往和融合是现代国家发展的必要基础,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是由纯粹的单一民族构成的。包括科索沃在内的巴尔干半岛之所以形成复杂的民族问题,其历史根源在于半岛地区特殊的生存环境造成当地缺乏必要的地区共同利益和共同点,而巴尔干历史发展进程又使其缺乏各民族融和不可或缺的强制力量,缺乏长期而稳定的融合过程。罗马帝国的军事扩张只是将巴尔干半岛强行纳人帝国统治体系内,其在半岛地区建立的以多瑙河为自然边界的罗马帝国巴尔干半岛各行省也仅仅具有军事行政意义。作为罗马帝国正统继承者的拜占廷帝国力图继续完成统一巴尔干半岛的历史任务,通过传播东正教信仰和拜占廷文化传统,努力将巴尔干各族群转换为拜占廷帝国的臣民。应该说,直到13世纪初,拜占廷人的这种努力是成功的。一种被整个东欧世界承认的拜占廷斯拉夫传统基本形成,巴尔干半岛似乎结合成为一个新的整体,这是巴尔干半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和谐局面。但是12以年西欧十字军骑士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将这个刚刚完成但还有待发展巩固的局面打破了,以拜占廷政治文化体系为核心的巴尔干半岛整合计划被打乱,拜占廷帝国失去了整合巴尔干半岛的主导权,原本能够使巴尔干半岛各民族继续整合并形成更加稳定的现代民族国家生存基础的进程从此中断了。地区共同利益依靠的是共同的经济基础,这个基础需要在古代中世纪漫长的贸易活动中加以培育。巴尔干半岛恰恰在这个关键环节上没有获得统合的机遇。拜占廷帝国朝贡体系还没有形成巴尔干半岛共同市场,或商业体系,帝国的大厦就崩塌了。此后出现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只是强化了地区内的对立因素,特别是在巴尔干半岛民族解放斗争中激发起来的民族意识使该地区内部冲突更加激烈,彻底丧失了自我整合的能力。科索沃则成为整个巴尔干半岛自我分裂的缩影。

陈志强,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拜占廷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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