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陈传席：一句书评与中国的命运——陈独秀研究之一

陈独秀评沈尹默书法曰：“其俗在骨”①。此评在明处，非背后暗评。陈独秀对马叙伦的书法也不屑一顾。然沈、马皆以善书鸣世。

沈尹默在其《书法漫谈》一书中说，陈独秀评他“字则其俗在骨”，初听十分刺耳，后来还是很感激他。实际上，沈尹默这话只是说说而已，他不但不感激陈独秀，而且暗记于心，以伺报复。其后，沈尹默伙同夷初（马叙伦）暗中“捣鬼”（胡适语），在蔡元培以及具体管理北京大学人事的汤尔和面前大讲陈独秀的坏话，唆使蔡、汤除去陈独秀。果然，1919年3月26日夜开会解除陈独秀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在此之前，陈独秀已感不得志，郁郁不欢。后来，胡适主持北京大学，翻阅汤尔和送来1917年至1919年的材料，看到1919年3月26日夜开会免除陈独秀文科学长之事，仍怪罪汤尔和，附记云：“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按即蔡元培）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②

沈尹默因陈独秀的一句书评讥伤了他而“在后面捣鬼”，致使：一、北大从此自由思想变弱；二、《新青年》从此分化；三、陈独秀深叹教授生涯受制于人，于是怒而组建中国共产党，弃北大而取天下。

哲学家喜谈“必然”和“偶然”。所有研究陈独秀的学者都忽视了这一“偶然”。笔者研究陈独秀已十五年，可以断言，如果不是沈尹默的“捣鬼”，开除了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陈独秀绝不会在1920年组建中国共产党。陈氏本意在思想学术、伦理道德，从来无意于政治与时政，他在1915年《新青年》第1卷第1号上著文云：“……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1917年7月，陈独秀虽已认识到政治之重要，然仍坚持不问政治，他在《新青年》第3卷第5号上发表文章《答顾颉刚》云：“盖一群之进化，其根本固在教育、实业，而不在政治”。其拒绝投身政治之思想跃然纸上。

到了《新青年》第7卷第1号，陈独秀仍著文《调和论与旧道德》，认为社会的根本问题是“伦理道德”，而“政治、学术皆技艺问题”。他要全力解决根本问题，而无心于“技艺问题（即政治）”。然，沈尹默“在后面捣鬼”，多次暗算，使他改变了这一观念。先是在北大不得意，乃渐热衷于政治，1919年3月26日被解除北大文科学长之后，乃决心从政，以消除受压抑时的不得意之心。他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在他的影响和号召下，继之全国各地都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再之，在国外留学的留学生们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还有旅欧支部等）。于是于1921年召开第一次全国党代表，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

在1919年3月26日陈独秀被解除北大文科学长之前，中国绝无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出现，也没有出现的迹象。如果没有陈独秀这样具有巨大影响的人物号召，任何人都不可能组建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孔子曰：“君子群而不党。”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愿意组党的，历代文人都有类似的论述。如果说可以组党，孙中山已组国民党在前。陈独秀能组建共产党，似说明他在当时的影响已超过孔子和孙中山。实际上，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就是孙中山和陈独秀两人。由于孙中山的鼓吹和奔波（如组建兴中会、国民党等），遂有兴亥革命，兴亥革命时孙中山虽没有参加，但功劳仍然是他的，谁具体领导这次革命，只是“技艺问题”。兴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制度，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由于陈独秀主办《新青年》和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人的“伦理道德”“思想意识”进入了另一个时代，他并组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共成立大会时，陈独秀不在，但中共的成立仍然是陈独秀的功劳。于是中国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陈独秀被推选为总书记（这和孙中山虽没有直接参加兴亥革命，仍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相似）。孙中山和陈独秀各自打开了中国的一个新局面，即使他们不任大总统和总书记，而后的局面由谁控制，由谁掌权，即也只是“技艺问题”（孙中山之前，中国不可能没有皇帝，打倒一旧皇帝，还要树立一个新皇帝；兴亥革命后，中国不可能再有皇帝，即其一例）。所以，我说，孙中山和陈独秀乃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人物③，两大局面是由他们二人开创的。近现代直至现在，所有伟人只不过是这两大局面中的要人而已。

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上的讲话，最有说服力，他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创造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④

胡适经常说“我的学生毛泽东”，但毛泽东未尝认真承认自己是胡适的学生。而毛泽东认真自称是陈独秀的学生，毛泽东曾经向陈独秀请教过，得到陈独秀的鼓励和指导。他并向陈独秀的《新青年》投稿，被录用（参阅拙作《皖人不可小视》），毛泽东的成长应和陈独秀有关（“文革”后期，陈独秀已遭到严厉的批判，被视为“敌人”，但毛泽东仍关心陈独秀的事，问到陈独秀在安徽的后代，并亲自建议推荐陈独秀的孙子上大学深造。同时要陈独秀家乡的“独秀山”保留原名，不要改）。毛泽东亲自经历了五四运动，亲自参加了党的一“大”，他对陈独秀的评价是准确的，史学家应予充分注意。注意：毛泽东说的是：“他创造了党”，而不是“他们”，五四也是“他领导的”，也不是“他们”，但说到影响，则是“陈独秀和他周围的一群人”，因为还有李大钊等人。但“创造了党”，只是“他”，而不是“他们”。

事实正如毛泽东说的一样，陈独秀创造了共产党。而后乃有国共合作，乃有国民党镇压屠杀共产党，乃有“南昌起义”，乃有井刚山革命根据地，乃有围剿和反围剿，乃有长征，乃有八年抗战的新局面，乃有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千百万人牺牲，“流遍了郊原血”（毛泽东语）。一言一蔽之，陈独秀之后翻天覆地的变化，直至今日之局面，皆起于陈独秀“创造了党”。而陈独秀原来拒绝参与政治，无心于政治，到渐热衷于政治，到创造了党，乃起于沈尹默的“捣鬼”，而根于陈独秀的一句书评。如果没有这一句书评和沈尹默的“捣鬼”，陈独秀也许终生任北大教授。嗟夫！

注：

① 陈独秀评沈尹默的书法“其俗在骨”，各版本的《中国近现代书法史》、《书法美学史》中都有引用，沈尹默《书法漫谈》中也道及。
② 见中央编译局出版《陈独秀与中国名人》第三章。
③ 西方人研究历史，出版了《最有影响的一百人》，把耶稣放在首位是对的，但中国近现代史上，他只列孙中山，而不列陈独秀，足见其无识。
④ 参见《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


附记：

陈独秀晚年由仇恨斯大林发展到不满于无产阶级专政，甚至赞成欧美式的民主，这种错误便和沈尹默 “捣鬼”无关。他写诗骂斯大林“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见《告少年》五言长诗）他并说：“斯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制度……并非斯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 “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即无产阶级）独裁之逻辑的发达。”（《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见《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他还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不离的。”（见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见同上）实际上，陈独秀的估计和语言是错误的，无产阶级并不曾有过“领袖独裁”，“贪污、腐化”也并不像他所想的那么严重。他甚至说：“此次若是德俄胜了，人类讲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按若以此记之，到1989年也）；若胜利属于英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能有道路走向大众民主。” （《给西流的信》，见同上）这种观点简直近于反动了。不过陈独秀是极力主张“无产阶级民主”的，马克思主义一向只谈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如此，只有陈独秀一人谈过“无产阶级民主”的，这一点是他的贡献。此外，陈独秀的对日战争的意见也有很多可取之处，例如他最早主张要用“持久战”，反对“速胜论”，他说：“日本对中国作战，利用飞机大炮，速战速决，尽可能的不使战争范围扩大；中国对日战争，利在发动全国民众蜂起参加持久抗战，尽可能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见《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刊《我的抗战意见》）他还主张“全民抗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战）以及“游击战”。这在他的《我的抗战意见》一书中都有详述。读后不能不赞叹他的胸襟宽大，目光深邃，见解精辟。对当时国共两党都有指导意义。
《文论报》1997年11月20日


（上文转自《陈传席文集》第四卷 1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