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孔明安：死亡的魔咒与人道的悲歌

《象征交换与死亡》是鲍德利亚的一部重要的哲学和社会学著作。在鲍德里亚的众多著作中，尤以《象征交换与死亡》的哲学色彩最重。鲍德里亚在该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象征交换"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从"象征交换与死亡"这一独特的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社会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批判。其中，他对近代以来的西方人道主义的批判，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众所周知，从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在反对西方神权和争取人权的斗争中，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尊重生命，热爱生命，维护和争取人的各种生存权，已经成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然而，生活于20世纪的鲍德里亚不是为人道主义大唱赞歌，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大肆攻击西方这一主流的意识形态。从鲍德里亚对西方人道主义的批判和攻击中，不仅折射出了其象征交换理论的核心思想，更能窥视出鲍德里亚反人道、反文明的哲学倾向。难怪英国学者M.甘恩（M. Gane）竟以"鲍德里亚的兽性"为其书名来解读鲍德里亚的文化观。的确，通过对《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的研读，我们看到的是，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与死亡》奏出的是一曲与当代文明社会极不协调的,令人恐怖的哀叹调。一曲文明社会的哀歌。下面，我们从象征交换与死亡的关系入手来对鲍德里亚的思想做一简单探讨。

首先，我们还是先看一下"象征"，"象征交换"的具体含义及其特征。"象征"和"象征交换"究竟是什么呢？鲍德里亚认为，"象征不是概念，不是体制或范畴，也不是"结构"，而是一种交换行为和社会关系，它终结真实，消解真实，同时也就消解了真实与想象的对立。"[1]

我们至少可以由此归纳出象征交换如下重要特征：（1）象征交换的非现实性特征。具体而言，象征或象征交换是发生在非"实在"的领域，并与实体或实物的等价交换不同的社会性交往活动。就"象征"这一非现实特征而言，鲍德里亚认为，最能体现象征操作高潮的是宗教的秘传仪式。秘传仪式与我们的现实原则相反。从秘传仪式，鲍德里亚得出，象征"终结了灵魂与肉体、人与自然、真实与非真实、出生与死亡的乌托邦。在象征操作中，两个对立的词项丧失了自己的现实原则。"[2]也就是说，在鲍德里亚看来，在象征层面上，生者与死者并没有什么区别，死者只不过是具有另一种身份罢了，在象征操作中，显形与隐形并不相互排斥，它们是人的两种可能状态。死是生的一面。如此，通过秘传仪式，我们可以体会鲍德里亚象征交换的非现实性的特征。当然，象征操作不仅体现在秘传仪式中，也体现在其他的社会现象和形式中，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谈到。（2）象征交换的互惠性的社会交往特征。"互惠(reciprocal)"构成了象征交换的第二个重要的特点。也就是说，在象征这种交换行为和社会关系中，交换双方必须是相互受益的，而不是单方受益或获利，否则，就不构成象征性的交换。如果是单方面的受益或获益，那么就会导致交易双方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并进一步导致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进而滋生出权利和权威的压制和压迫，等等。象征交换的互惠性特征是鲍德里亚从法国人类学家莫斯的"礼物交换"和法国社会学家巴塔耶的"耗费"概念中吸取而来，并加以综合而成的思想。莫斯（M. Moss）在对原始社会中象征交换这一风俗礼仪活动的考察中发现，原始社会的"送礼"与"还礼"活动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他说"邀请必须回报，完全像'礼节'一样。这里，我们从事实里看到古老的禅让根基的踪迹，看到古老的贵族夸父宴的踪迹......在这个与众不同的生活中，也即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我们自己也不能'欠人情'，现在，大家还这么说，回馈必须比接受的要多。'回请'（la tournee）总是更昂贵和更大。[3]

然而，鲍德里亚却把在莫斯看来仅仅适用于古代土著居民的象征交换的原始规则，扩大到整个人类社会，并将它转换成某种人们必须遵守的，具有普遍性的，隐含于现代社会之中，且仍在仍潜在地发挥其功能和效力的社会准则。如果人们违背了这一原始的，古老的社会交往原则，那么它就必然会遭到报复或报应。因而，综观《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鲍德里亚始终是在"互惠性"的基础上来论证现代社会的"死亡"，并以之来反对盛行于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潮。

其次，崇尚生命与死亡的象征交换，必然导致鲍德里亚对"自然死亡"的鄙视；对非正常死亡的关注。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对死亡做了非常详细的考察。第一，我们必须清楚，鲍德里亚所谓的死亡，并非我们所谈论的自然死亡，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死亡"，也就是非正常的死亡，如车祸，人质危机；自杀，等等。鲍德里亚认为，人们通常认为的自然死亡，也就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死亡并没有什么意义，这一死亡是"预料中的、等待中的、家庭中的老年死亡"，是从亚伯拉罕到我们的祖父辈的传统集体都将之当中唯一具有完整意义的死亡。但这些死亡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却没有任何社会意义了，相反，"非正常死亡、事故死亡、偶然死亡，对以前的群体而言是无意义的，为什么它对我们而言却有如此的意义呢？它是唯一充斥报刊专栏的死亡，是唯一迷人的，打动想象力的死亡。"[4]我们看到，鲍德里亚在此对死亡的看法又是惊人之语，与人们通常对死亡的看法大相径庭，常人竭力要避免的诸如车祸等非正常死亡，在鲍德里亚这里，却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崇尚对象，这是为什么呢？鲍德里亚有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死亡是让某个人滚蛋。他再也没有什么可交换的了。他在死前就已经是残余物了。在生命累积的终点，他从总数中被减去：这是经济运算。......这是平淡无奇的死亡，是单向的死亡，是生物学过程的终结，......多平庸啊!"[5]显然，从鲍德里亚这段话中，我们了解到，自然死亡为什么没有意义，那是因为自然死亡是一种线性的死亡观，它不符合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的原则，因而，它的平庸的，毫无生气的，没有激情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可计算的消失；而那些非正常的死亡，诸如自杀，车祸，甚至人质危机，之所以是有意义的，主要在于它们充满了激情和刺激性，是因为那些非正常的死亡引起了大众媒体和社会的关注，它不再是单个个体的毫无意义的死亡；一句话，是因为这些死亡引起了人们的社会回应和反响，进入了鲍德里亚所谓的象征交换，也就是"给予-回馈"的系统。

再次，鲍德里亚的死亡观是建立在原始的象征交换基础上的死亡观，也就是具有"意义"性的死亡。在原始社会的生死观中，生死之间是轮回的，这一点尤以原始的秘传仪式的死亡为典型。在莫斯对原始土著居民的考察中，我们与原始人之间的区别在于对死亡观的不同。在原始人那里，交换不随生命的终止而终止。"不论是活人之间，还是在死亡之间，象征交换都永无终止。这是一个绝对的法则：义务和互惠不可逾越，谁都无法逃脱，不论何人何物都是如此，否则必死无疑。"[6]同样，在鲍德里亚看来，我们现代人与原始人并无生命差别，甚至说，"我们与他们一模一样。贯穿整个政治经济学系统的象征交换法则丝毫没有改变：我们继续与死人交换，.......不过我们是在用我们的持续死亡和我们的死亡焦虑为代价，赎买我们与死人的象征交换的终止。"[7]因此，在鲍德里亚看来，虽然我们人类已经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但我们仍未摆脱生命与死亡的相互性，只不过我们与死亡的交换采取了更隐蔽的形式，不是原始社会那种公开的象征交换仪式，而是通过一些非正常的死亡，诸如人质危机、自杀和交通事故等形式，来与死亡进行交换。因而，现代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之死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的线性死亡观，它根本不在鲍德里亚的考虑之列。因而，象征交换原则本身则会通过各种形式来显现其威力，或"显灵"。因而，追求激情，追求社会的轰动效应，追求大众媒体的炒作效应的死亡事件，显然就成为鲍德里亚所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而交通事故，自杀和人质危机，也就成为了现代社会所关注的死亡事件。所以，鲍德里亚说："死亡只有在被给予、被接受时才有意义，即只有在被交换行为社会化时才有意义。在原始秩序中，一切都是为此而安排的。在我们的文化秩序中则相反，一切都是为了让死亡永不降临到任何其他人身上，"[8]。

最后，鲍德里亚试图从死亡的象征意义的角度来反对当今西方的人道主义和西方现代文明。以废除死刑为例，他指出，无论是关于死刑的左翼或右翼思想，即主张废除死刑和反对废除死刑的两方面，他们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这两者都是在试图控制"死"的权利，一个是必须去死；另一个则是不让去死。但无论如何，这两者都没有让死刑进入象征交换，没有使死亡与生命进入自由的循环。鲍德里亚说："两者都同样远离了象征形态，在象征形态中，死亡都是一种交换方式，是那个'被诅咒的部分'，所有交换都围绕着这个部分进行。"[9]鲍德里亚认为，人道主义的问题在于其把"死亡变成了一种绝对的恶，从这一点出发，它陷入了最严重的矛盾。.......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人道主义争议的出发点：个人主义价值系统，人道主义是这一系统的最终完成。.......人们就这样仅仅根据一种文明是否尊重作为绝对价值的生命，来判断这种文明是否进步。"[10]

针对西方人道主义的胜利，鲍德里亚说到，如同道德发出命令："你不能杀人"，西方人道主义今天又发出命令："你不能死"--至少不能随便死，只有在法律和医学允许时才能死。即使是让你死，这也仍然是根据决定。总之，纯粹的死亡被废除了，代之以计划死和安乐死"。[11]

从鲍德里亚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打着"人道、进步和文明"旗号的西方的人道主义，从近代以来，在它逐步取得对生命话语权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地盘，把"死亡的权利"也纳入自己的权利地盘，这不仅体现着在制度层面，也体现在"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方面。人道主义及其现代机构在逐步取得对死亡的垄断权的同时，也将系统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因为，假如人道主义完全控制了对生命与死亡的垄断，如果没有象征的回应和反对，那么，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体制必将崩溃。但按照鲍德里亚的象征逻辑看，任何一个系统，必然存在着赠予与回馈，有控制就必然有反控制；因为，期盼"死亡"，期盼"非正常的死亡"，期盼"体制控制之外的死亡"，期盼出现对西方人道主义控制的颠覆的现象的出现，就成为鲍德里亚象征交换理论的逻辑结果。所以"任何摆脱这种国家垄断的死亡或暴力都具有颠覆性--这是废除权利的预兆......死亡和暴力的某种东西摆脱了国家的垄断，重新进入了野蛮的、直接的、象征的互惠中"。所以，自杀，人质危机；频发的交通事故和暴力，就成为鲍德里亚象征交换所欢呼的现象和东西，因为它们是打破西方文明和西方人道主义统治的偶发因素和力量。如此，这就很好地回答了为什么鲍德里亚这位西方著名学者与大众背道而驰，语出惊人。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与死亡》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垄断统治的同时，它同时发出了与当今西方文明极不和谐的音调，那就是它针对当今西方文明而奏出的一曲带有理论恐怖色彩的协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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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2][4][5][6][7][8][9][10][11]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第206页；第207页；第255页；第256页；第209页；第209~210页；第258页；第264页；第268~269页；第271页。

[3]M. 毛斯(Moss)：《社会学和人类学》，佘碧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第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