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孙力舟：苏联鼎盛时期对外政策的失误

当不好本集团老大，也就当不好世界老二
——苏联鼎盛时期对外政策的失误

孙力舟

苏联最终失去保持近半个世纪的世界老二地位，除了内政之外，对外政策的失误也不可忽视。二战之后，全球化与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两大趋势，强国在本地区的的地位，与其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密切相关。如果一个国家没能当好周边区域的老大，那就很难吸引世界各国支持他当全球老大。苏联挑战老大失败和老二地位的丧失，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没能当好老大，造成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离心离德，甚至兵戎相见。

另立山头公开对抗老大
二战中，苏联损失巨大，却赢得了空前的国际威望，获得新成立的联合国的三个席位，还拥有了安理会的否决权。苏联红军也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向西推进到多瑙河与易北河畔。到1949年，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速度超出西方观察家的最乐观估计，苏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盟友中国共产党夺得政权。这样，一个包含了世界上疆域最为辽阔和人口最为众多的两大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横空出世。美国著名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称“中苏集团”是自从成吉思汗以来世界上控制陆地面积最大的帝国。将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盟称做帝国并不合适，但当时苏联及其盟友处于相当有利的地缘政治地位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然而，二战结束时的美国也处于巅峰状态，成为苏联问鼎世界老大的巨大障碍。美国本土未被战火波及，经济在惨遭破坏的世界上一枝独秀，有着充足的财力扶植西欧国家和日本，从东西两面遏制苏联势力吞没整个欧亚大陆。在新成立的联合国，美国依靠其“后院”拉美国家的二十多票，一度控制了联合国大会的多数席位，不断通过谴责苏联的决议。美国还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全球性经济组织，让美元成为事实上的世界货币。
按照美国最初的设想，希望苏联能在美国主导设计下的战后国际体系中，当个驯顺的老二，对此不惜在德黑兰、雅尔塔等会上同意了苏联有权在东欧各国建立“对苏联友好”的政权，即承认苏联红军解放的区域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希望以此换取苏联承认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主导地位。但苏联并不甘心只当全球老二，正如凯撒少年时代的一句名言“我宁可在这里当老大，也不去罗马当老二”，苏联采取了另立山头的措施，从政治、军事、经济三方面建立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主义世界。
从政治上看，斯大林恢复了类似共产国际的组织——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带领符合莫斯科定义的社会主义政党——主张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工人党，建立一个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际体系。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乃至党内重要人事任免，都要有苏联老大点头。
军事上看，苏联先是与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签订双边条约，如1950年的中苏条约，后来又模仿北约，1955年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
经济上看，苏联迫使东欧国家不参与马歇尔计划，不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对东欧另搞了号称“莫洛托夫计划”的援助。这些国家以苏联为样板，对内消灭雇佣劳动关系，对外限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从原有的国际体系中割裂出来。通过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发展国际分工，建立苏联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
集团对抗的经验不可复制
此前，美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也曾在当老二的同时，做过西半球的区域性老二，但当时的美国并未在全球范围内挑战英国的霸权。苏联能够在综合国力远逊于美国的情况而且与美国进行冷战的情况下，成为亚欧大陆十多个国家的老大，有着一系列不可复制的历史原因。
首先，苏联的陆军实力天下第一，又很快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首先发射成功了人造卫星和洲际导弹。强大的军事实力能够保护主要盟国不受直接进攻，提供了安全。苏联的小兄弟们基本不用担心和老大对着干会引火烧身，这使得它们愿意苏联尊奉为本集团的首领。
其次，苏联拥有几乎世界上所有重要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它能够低价向盟友提供这些能源和矿产，使得盟友能够经受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制裁和封锁。
第三，二战后初期苏联具有强大的软实力。苏联击败法西斯的功绩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苏联的盟友大多是比较落后、国内社会矛盾相当尖锐的国家，苏联快速工业化的经验和崇尚平等的社会氛围，树立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崭新的发展模式，在这些国家的民众产生了吸引力。平心而论，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并不完全是强加的。早在一战之前，语言和种族与俄罗斯人接近的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就存在强烈的亲俄情绪，将俄国看做“斯拉夫大哥”。二战后，捷克等国的共产党也在自由选举中获得了可观的选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苏联红军并未出动镇压反对派的情况下，就全面夺取了政权。苏联的软实力也感染了东方。今天，50岁以上的中国人，在KTV常常动情的演唱年轻时学会的苏联歌曲，“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曾是数亿中国人真诚的信仰。
在可预见的未来，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都不可能同时拥有这三项优势，能够号召一系列国家组成对抗全球老大的集团。
有了环绕本国的盟友集团，苏联在与美国在全球性事务的斗争中，显得更有底气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屡屡动用否决权，被戏称为 “不先生”。苏联还为支持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长期不出席安理会会议。20世纪50年代初，在西方的新闻评论中，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被描绘为铁板一块、坚如磐石，几乎是以一个声音对外说话。相反，西方国家中活跃着同情苏联的力量。那个时代美国盛行的麦卡锡主义，其实就反映出美国统治精英对本国意识形态凝聚力的一种近乎病态的不自信，几乎到了满街抓“苏特”、“共匪”的草木皆兵的程度。随着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严重受挫，美国老百姓们也对本国军事实力能否应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挑战感到不太自信了。一位资深的美国国际关系史专家对笔者谈到，50年代，他的母亲生活在加利福利亚，曾经参与当地社区的巡防队，任务就是整天拿着望远镜盯着太平洋看，有没有苏联或中国的战斗机在天边出现。
不久后，全世界的人就开始发现，貌似强大的苏联军事机器，每次开火都是针对自己的盟友。苏联红军并非扑向资本主义阵营的洪水猛兽，倒像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收拾不听话的小弟的冷酷大哥。

只对盟国开火
苏联在冷战期间几次直接出兵境外作战，都是对付自己的盟国。1966年6月，勃列日涅夫在对莫斯科选民的讲话中称“我们将把苏维埃国家武装力量保持在现代军事技术装备的最高水平上，并且今后一直保持我们军队的优势”。在陆基战略核武器和陆军常规力量方面上取得了对美国的优势。20世纪60到80年代，苏联的军费开支始终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3左右。1966年1月，勃列日涅夫在接见军事院校毕业生时说“苏联的先进武器可以迅速得使太不自量力的侵略者安静下来”。然而，全世界看到的是，苏联一直在用武力迫使自己的盟国“安静”。相反，美国在冷战中从未对自己的盟国动兵，也没有武力推翻盟国政权。
1956年10月，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全会即将选举哥穆尔卡出任第一书记的时候，赫鲁晓夫率领一大群苏联党政军领导人飞抵华沙，苏军也开始调动。但是波兰方面准备以武力抵抗苏军，赫鲁晓夫最终放弃干涉。同年11月，苏军攻入布达佩斯，推翻打算脱离苏联集团的纳吉政权，造成数万人伤亡，苏军还将数万匈牙利人掠往西伯利亚做苦役。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相当严密，连东欧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任免都是在苏联的授意之下进行的，例如东德的昂纳克取代乌布利希，就是勃列日涅夫直接干预的结果，苏联仍然使用武力对待其认为“出轨”的盟友。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掀起改革运动，改革中并没有取消社会主义制度、退出华约组织的内容。但勃列日涅夫认为捷共的改革是“妄图用企业的‘自由竞争’来代替计划。他们妄想在共和国恢复‘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苏联竟纠集华约五国出兵，扼杀了“布拉格之春”，将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等绑架到莫斯科，迫使其签订允许苏军留驻的条约。苏联的行动，遭到了中国、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公开谴责，西方国家中影响巨大的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也表示反对，这一事件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事实上解体的标志。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还直接阻碍了本国的经济改革。镇压了“布拉格之春”之后，苏联开始了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将其界定为反社会主义，这使得苏联的改革只能是对原有体制在细枝末节上修修补补，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70年代， 苏联对盟友的军事行动达到高潮。1978年，苏联支持越南进攻柬埔寨。 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之前，阿富汗并未敌视苏联，而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被苏联控制的国家。整个70年代，苏联外援占阿富汗接受外援总数的70%。1973-1979年阿富汗的四次政变，都与苏联插手有关。从1979到1989年，先后有150万苏军官兵在阿富汗作战，苏军在阿亡1.5万人， 伤3.6万人。因为阿富汗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因疾病导致的苏军非战斗减员竟高达41.6万人，阿富汗成为“苏联的越南”。苏联出兵阿富汗，引发国内外空前强烈的反对。萨哈罗夫在致勃列日涅夫的公开信中说“在苏联毁灭性的上层军国主义化在加强”。1980年7月，“女权运动”领袖达吉亚娜•玛莫诺娃发起颇有影响的反战签名运动。同年10月，7900名西方科学家宣布中止同苏联的科学交流。

“有限主权论”流毒不浅
为了给对盟友的这些武装干涉活动“正名”，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领导人连续抛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有限主权论”、“国际责任论”和“国际专政论”。勃列日涅夫屡屡放话“我们不能、也永远不会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对世界上整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抱漠不关心的态度”，“当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内的和国外的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试图使这个国家的发展转向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这就已经不仅是一个国家的人民的问题，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问题和关心的事情了”，这时就需要“向兄弟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以消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1977年苏联宪法自诩“苏联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组成部分，根据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发展和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和同志式互助，积极参加经济一体化和社会主义国际分工”。
这种言论，必然引起世界各国的担忧。按照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苏联实力比美国弱，对其他国家威胁较小，其它国家应该更倾向于与苏联而不是美国结盟。不仅如此，美国出于冷战需要，不断扶植第三世界血腥的专制君主或军人独裁政权，一度名声很臭。然而，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苏联并没有能够在新独立的国家中广泛发展新盟友，其中的原因很复杂，苏联对盟友的军事行动和控制盟友的整套理论，可能是重要的因素。
那些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领导人，也不敢和苏联走得太近，害怕服从于苏联主导下的“社会主义分工”，甚至哪天“被专政”。第三世界亲苏的数十个政权，大多在谋求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同时，尽力抵制苏联的影响，并不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埃及、伊拉克等重要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大量使用苏联援助或出售的武器，接收苏联军事顾问的同时，在多次清洗本国亲苏势力，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现当代世界，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主体。苏联的“有限主权”比美国的“人道主义干涉”更早的向国家主权发起挑战，而其凭借的思想武器，则是比“人权”的吸引力差得多的苏联式样的社会主义，必然失败得更快。这种“有限主权”和“国际责任”的思想，在苏联和俄罗斯知识界中一直存在影响。几年前，竟然有俄罗斯左派学者对我说，在俄国有些人认为，1991年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进行反共活动的时候，中国为什么不尽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出兵莫斯科进行干预？ 我注视着他的眼睛看了一会儿，发现那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并不是在开玩笑。或许有些俄国人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着真挚的感情，但这种不惜引起两个核大国发生战争来拯救某种社会制度的信念，在国际关系中却是极其幼稚的。我惊愕之余，庆幸中国领导人早已吸取了苏联的教训，明白革命是不能输出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更不能用坦克送给外国。

中苏分裂严重削弱苏联的国家地位
苏联的“有限主权论”可以暂时压服领土和人口都远逊于自身的大多数东欧国家，但南斯拉夫的铁托和阿尔巴尼亚的霍查，这两位在反抗纳粹德国的游击战争中赢得声望、并非依靠苏联上台的领袖，先后带领自己的国家摆脱了苏联集团，苏联也对其毫无办法。
冷战期间对苏联国际地位损害最大的，就是苏中同盟关系的破裂。
平心而论，在中苏分裂的过程中，双方都有责任，但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和国际交往经验远比新中国丰富的大国，应负更大的责任。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独步东亚的大国，近代又曾经屡遭侵略和压迫，俄国也多次出兵中国并夺取中国150多万平方千米的国土。中国还是社会主义阵营中少数的主要依靠自己力量实现革命胜利的国家。这样，中国非常珍视主权和独立，希望完全自主的制定内外政策。
中国1958年炮击金门，并未通知苏联。充满革命民族主义情结的毛泽东，对于苏联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建议，看做有损中国主权和独立自主的国家形象。苏联还建议派出携带导弹的苏联空军大队到福建，帮助解放军夺取制空权。毛泽东明确回答：中国只要苏联的导弹，不要苏联的部队。毛泽东后来多次断言，同苏联关系的转变发生于1958年，因为他们要控制中国。1960年，中苏开始公开论战，同年7月，赫鲁晓夫下令单方面中止协定，撤回苏联专家，希望以此迫使中国回到与苏联协调对外政策的轨道上来。结果适得其反，从不向外来压力屈服的新中国领导人，开始公开的批评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
中国政府主导的对苏联的批评是全方位的。除了气势磅礴的“九评“之外，还有不少有趣的细节。例如，中国政府认为， 赫鲁晓夫对外政策上既要与美国争夺，又不敢真的硬碰硬，结果出现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这样的事件，在全世界面前出丑。我父亲当时是北京二中的高中生，他清楚地记得当时中国报纸曾发表漫画，一位酷似肯尼迪的客人在餐厅里大吃大喝，餐盘中则是飞机导弹，旁边战战兢兢的侍者，酷似赫鲁晓夫，不停地问，您满意了吗，还要点什么？
1963年，苏联在未通知中国的情况下，与美国英国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4年11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酒后吐真言，要求周恩来、贺龙等中国领导人学习勃列日涅夫等人，搞掉毛泽东。1963年起，苏联增加了在东部的驻军，最后发展成中国40岁以上人们记忆犹新的“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陈兵百万”。中苏双方都担心对方发动突然袭击。 在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的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维持如此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对苏联经济的拖累可想而知。
中苏分裂，极大削弱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影响力。老大和老二互相指责对方是家庭的叛徒，让一帮小兄弟们无所适从。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为亲苏（大部分东欧国家）、亲华（阿尔巴尼亚）、中立（ 朝鲜、越南）三种立场，南斯拉夫则自己拉起不结盟运动的大旗单干。在野的各国共产党也大多出现分裂，这种分裂往往延续至今，例如印度就有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和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三大共产主义组织。迫于对苏战备的需要，中国也支持了一些第三世界的右翼保守政权，如伊朗的巴列维国王政府、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蒙博托政权等。即使在支持共同的盟国之时，中国也要和苏联划清界限，例如，周恩来和邓小平1966年对越南领导人黎笋表示，你们将苏联的援助与中国的援助相提并论，这对我们是个侮辱。
70年代后期，苏联支持越南扩张和向中国挑衅，只是加速了中国推行联合美日抗苏的“一条线”战略。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完全孤立，连莫斯科奥运会也遭到很多国家抵制。苏联似乎自己制造了一个从柏林到海参崴的反苏包围圈。
思想上缴枪一溃千里
苏联在对外政策上犯下了一系列错误，特别是没能当好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导致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势同水火，在全世界威信大跌。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苏联已经基本丧失了超越美国的希望，但是老二的地位，还是相当巩固的。可悲的是，当苏联领袖们在对外政策方面，不再信仰国际阶级斗争的时候，却没有转向根据国家利益决策的现实主义，却走上了认为人类社会利益自发和谐的原始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观念，这种观念曾流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方，但因被认为与绥靖政策有关而早已名声扫地，
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推行所谓的《改革与新思维》中的外交理论，其实就是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理想主义学派鼓吹了数十年的“全人类利益一致论“，这些理论并没有打动有着现实主义传统的美国领导人，却俘虏了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支持了东欧剧变，赞成了德国统一（英法当时都表示反对），甚至在1989年罗马尼亚发生武装政变时公开支持反对派。但是他除了给自己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之外，并没有换来西方对苏联的经济援助和外交让步。
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末代领导集团不明白，即使放弃了对让西方资本家们睡不安稳的“最终消灭私有制”的号召，美国都不会允许俄国控制大半个欧亚大陆。 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早在19世纪后期，英国就在从土耳其、伊朗，经过阿富汗、中国，直到朝鲜的整个欧亚大陆上，联络各种势力，对俄国的南下进行遏制，连当时的李鸿章都有所觉察。英文中甚至出现了一个新词组“大博弈”（Great Game）来描述这种地缘政治竞争。1990年，美国向苏联反复承诺，北约不会东扩，这早已被此后的现实所击碎。21世纪初，北约东扩几乎已达圣彼得堡的郊外。
总之，苏联拥有组成以本国为首的政治-军事-经济集团，向老大叫板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没有能够当好集团的老大，希望全面控制盟友，甚至屡屡向自己的盟国发动进攻，最终却使得集团分崩离析。最后，末代苏联领导人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从对老大的全面对抗转为彻底让步，放弃了本集团残存的几个国家，却没能获得老大的谅解，最终丢掉了老二之位。

（原载2011年1月《兵器知识》B刊（《防务观察家》杂志，有修改和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