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李勇：二十世纪前半期美国史学思潮

二十世纪前半期美国史学思潮[1]（上）

20世纪前半期的美国史学思潮，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其复杂性在于：导致一种思潮产生的因素是多样的，在发展中不同思潮又相互交叉和相互影响；美国史学中还存在着欧洲学术影响与本土学术生长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后人包括美国人对美国史学的研究，使用的话语体系是不同的。因此，给予20世纪前半期的美国史学思潮以明确的梳理，是比较困难的事情。这里仅选择其重要问题作简单的回顾，敬请方家教正。

一、科学史学及其遭受的批判

２０世纪的美国史学思潮，最初可以追溯到科学史学的流行及其所遭受的批判。

1、科学史学的流行

19世纪后期，美国科学史学盛行起来，至少到20世纪前10年，它仍然是美国史学的主流。科学史学，讲求对第一手证据例如档案和手稿的考证，然后如实重构过去。科学史学家们认为，利用一切材料，研究细碎问题，写出专题文章，是史学家首要任务；如果需要综合的话，那么也只有在多年彻底研究和分析之后，让模式自己显示出来。

理查德·希尔德雷斯（Richard Hildreth）、亨利C.利（Henry C.Lea）和稍晚的艾格尔斯顿（Edward Eggleston）都是科学史学家的领袖人物。他们都保持一种特别的热情，去修正主观判断的错误，“没有把自己淹没在历史情形所暗示的心绪和情感中。”[2]

科学史学兴起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种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另一种是经过美国人改造过的德国兰克史学的影响。

19世纪的最后30年和20世纪伊始，达尔文在美国被异常热情和迅速地接受。19世纪70年代早期以前，达尔文物种的演变和自然选择的观点，很快风行美国一些最古老的大学。1869年达尔文成为美国哲学学会的荣誉成员，促使美国的科学家接受了自然选择的法则。80年代，进化的观念甚至走进了教堂。斯宾塞的理论，依据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进步理论，提出了综合的世界观，预示着人类不管是多么的苦难深重，但是进化就意味着进步，这样使人们确信整个人类的生活将走向永恒的美好，这些显然适合美国人的脾胃。因此，在美国，斯宾塞的著作从其19世纪60年代最早出版，到1903年12月，共计卖了368755卷[3]。进化理论中的层累的观念、持续变化的概念和通过无止境的明确因果链而运行的概念，意味着每件事情的含义和经验的所有形式，都归结于它在链条中所处的位置，而史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发现它与前后的传承关系，从而使每一种联系得以突显。进化理论对历史学家的影响，正如一位学者所言，“达尔文主义日益在美国思想界传播开来，历史学家试图去说明事物的发展，这是一项叙述超越时代的不断变化的任务。为此，他们就不得不确定统一体，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处理它。自然科学家说明生物的分支和种属的的进化；历史学家却要说明制度的进化。”[4] 。进化理论中的层累的观念、持续变化的概念和通过无止境的明确因果链而运行的概念，意味着每件事情的含义和经验的所有形式，都归结于它在链条中所处的位置，而史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发现它与前后的传承关系，从而使每一种联系得以突显。进化理论对历史学家的影响，正如一位学者所言，“达尔文主义日益在美国思想界传播开来，历史学家试图去说明事物的发展，这是一项叙述超越时代的不断变化的任务。为此，他们就不得不确定统一体，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处理它。自然科学家说明生物的分支和种属的的进化；历史学家却要说明制度的进化。”

兰克史学也是美国科学史学的重要内容。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大批美国青年学者留学德国，接受了客观主义史学的观念，并在美国加以传播，霍尔斯特（Hermann Eduard von Holst）从德国来到霍普金斯大学、康奈尔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开办讲座，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于1876年在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了他的习明那尔, 几乎同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开始在哈佛大学，查尔斯·肯德尔·亚当斯（Charles Kendall Adams）在密执安大学教授历史等等。兰克史学美国本土的史学科学性的追求暗中吻合，因而不难理解，“兰克的名字被世纪之交的美国史学家作为精神偶像去乞灵。”[5]  他们把科学史学理解为，学者可以通过近乎完善的考证方法，发现历史事实，获得关于历史的客观性，但是其眼中的兰克形象，“只不过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构想塑造的结果。”[6]  他们把科学史学理解为，学者可以通过近乎完善的考证方法，发现历史事实，获得关于历史的客观性，但是其眼中的兰克形象，“只不过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构想塑造的结果。”

比尔德（Charles Beard）概括了兰克科学史学的理论主张是，“第一，历史（通史或断代史）作为客观或系列的客观，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之外的……第二，历史学家可以面对和认识并且如实直书它们。第三，历史学家至少可以为了研究和写作，去消除自己宗教、政治、哲学、社会、性别、经济、伦理和美学等兴趣的局限，……第四，众多的历史事件，通过内在的（也许是原始的）联结，成为一些结构性的组织；而这种内在的联系，史学家如果是不偏不倚的，他就能够通过调研和观察而获得，并在史书中再现出来。第五，历史本体是可以通过纯理性的或思想作用而获得的，它们是不用任何超验的东西——上帝、理念或者唯物主义来伴随的。”[7]

总之，在科学史学那里，“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做到如实直书，历史学家持之以恒的工作就是观察和记录确切发生的事情。”[8]

2、科学史学遭到批判

事实上，这些科学史学家们没有那么客观，“他们是深深赞赏美国的民主主义观念的。他们像约翰·菲斯克那样，通常是反对神学和忽视哲学的，不过又普遍接受进化（达尔文主义）和进步的理念，并认为是放置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然后用这种观念去构建其历史学。他们也是些有良知的人，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让其同胞充满活力，教育学生，改善国家的学校。他们中的大部分是正在成长中的学院和大学教师，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教学上面。于是，他们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发现历史的真相，而且在于把它传达给他们的学生和同胞们。”[9] 由此可见，科学史学家的历史著作中同样是存在着理论体系的，同样抱持着历史责任感的。不过，他们的兴趣是有限的，他们致力于研究殖民地的发展和英帝国的美洲情况，致力于讨论政治机构和社会组织，注重探讨外交史，特别是重视考察美国独立战争和内战的历史。相反，很少有人研究欧洲和亚洲的历史，研究非洲历史的更在少数，除非这些地方的历史与美国史发生了密切的关联。

到了20世纪初，在欧洲学术影响和美国学术发生变迁的情况下，科学史学遭受了严重的批判[10]。。

对科学史学的批判，一种指责来自业外人士，他们责难科学史学派把历史变得无法阅读了，攻击“德国式的迂腐”，痛惜历史学伴随着科学方法的使用而丧失了文学成分。从1905年到1909年间，《国家》（the Nation）、《独立》（the Independent）、《大西洋》（the Atlantic）和《帕顿南月刊》（Putnam's Monthly）都发表过一些文章流露出这种抱怨。另外一种，也是更具有深远影响的批评，源于社会科学家。他们批评正统历史学家不愿详细说明历史规律或法则，认为“历史学如果真的要成为科学的话，那么它最好能总结出一些普遍的法则。”[11]

哥伦比亚大学的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以《新史学》（The New History）为题，对科学史学展开了批判。他指出科学史学的弊病在于，“（1）只是随意罗列人名和地名，这对激起读者的兴趣和思想不仅没有意义，反而使他没有精神。（2）专门偏重政治事实的记载，忽略其它更重要的事情。（3）爱好叙述突出的事情，并非因为它们可以说明一般事物的进展或某时代的情况，而仅仅是因为在编年史中很突出。”[12]

比尔德则批评兰克在历史可知性问题上的首鼠两端，他说：“尽管兰克对史学理论做出了有力的贡献，并要求如实直书，然而他没有顺着内在逻辑而得出经验主义的结论。他反对黑格尔的哲学方法……同时，兰克又以莫名其妙的方式，把历史学设想为‘上帝的启示’。但是，在如实‘客观’地选择和组织历史事实中，他又不公开采纳这一信仰。他认为历史中的上帝是不可知的，但是他想象，人可以在历史事件中看到‘上帝的指头’和模糊地得到上帝在历史中的手工作品。……他反对哲学，公开赞扬实证的历史学，受到一种泛神论的控制。” 比尔德以讥讽的口吻指出，甚至像兰克这样揭橥客观主义的史学家同样没有做到客观公正。首先，兰克所写的教会史是不客观的，“兰克当然能带着庄严的不偏不倚的派头写历史，并且说他如实直书。例如，他写牧师的历史，让天主教徒的上层和新教徒满意。无疑，他如实讲出了牧师的历史，但是他实现了自己的主张了吗？问题在于，关于教皇，是存在着有效性问题的，兰克回避了历史中的主要事实：教皇世系，实际上是他们断言的‘上帝之子造人的机构’，还是谬见、职业和人造权力的混合？兰克怎么可以回避这个问题，甚至声称如实直书呢？” 其次，兰克在德国革命中，显然偏向普鲁士王朝，根本不是不偏不倚的，“在1848年3月的大动荡之后，兰克有力地支持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反抗基于民主精神的对宪法的普遍要求。事实证明，这一场合下的这位‘不偏不倚’的史学家，是普鲁士专制主义的堡垒……兰克还高兴于1870-1871年的‘作为保守的欧洲对革命的胜利’的事件，同样表明他不能完全把他的政治观念同历史观念分开。一直忽视历史中的社会和经济利益，成功地避免了冒犯其时代欧洲中最保守者的利益的任何一种历史写作。兰克的特征可以正确地概括为十九世纪产生的最‘偏执的’史学家之一。”[13]比尔德还指出，德国同样有人批评兰克，美国也没完全接受兰克，安德鲁A.怀特（Andrew D. White）没迷信兰克，亨利·亚当斯一样讲史学的功能，奥斯古德（H.L.Osgood）也不是如实直书，美国没有多少人具有高贵的梦想。换言之，“兰克的原则和作为历史主义的扩展，从来也没有成为美国历史学会的官方信条。”[14]比尔德还指出，德国同样有人批评兰克，美国也没完全接受兰克，安德鲁A.怀特（Andrew D. White）没迷信兰克，亨利·亚当斯一样讲史学的功能，奥斯古德（H.L.Osgood）也不是如实直书，美国没有多少人具有高贵的梦想。换言之，“兰克的原则和作为历史主义的扩展，从来也没有成为美国历史学会的官方信条。”

鲁滨逊、比尔德的批评遭到旧的保守主义者的攻击。例如，史密斯（Theodore Clarke Smith），就把美国对科学史学的破坏归之于鲁滨逊和比尔德等人所提倡的历史学的实际用途和对主体的强调。他说：“有两个对历史学‘不偏不倚’观念的远程攻击。第一来自我们的前主席，詹姆斯· 哈维·鲁滨逊，1926年他公开宣布，完全放弃他曾经接受的游戏性的历史学原则，主张只要历史学能成为有用的，不偏不倚是可以废除的。……后来也是我们的主席，比尔德先生，以他的历史学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事实上，他认为不偏不倚的观念是不可能的。”[15]在史密斯看来，鲁滨逊希望历史知识被用于烛照现实生活的困境和促进调整与改革，曾经断言所谓的“客观历史学”绝对没有客观可言，而比尔德使用经济学解释历史，成就了偏执和不公正的历史学。他以为，鲁滨逊和比尔德毁灭了不偏不倚的观念与梦想，毁灭了美国的历史学会。在史密斯看来，鲁滨逊希望历史知识被用于烛照现实生活的困境和促进调整与改革，曾经断言所谓的“客观历史学”绝对没有客观可言，而比尔德使用经济学解释历史，成就了偏执和不公正的历史学。他以为，鲁滨逊和比尔德毁灭了不偏不倚的观念与梦想，毁灭了美国的历史学会。

对此，比尔德进行了毫不客气的反击。他认为鲁滨逊是探求真理的，“旧史学的守卫者，首先要求探讨‘客观真实’。那些被斯密斯先生放到敌对一方的人，真是反对这种探求真理的思想的吗？追求知识，对当代在同‘我们今天生活质量’斗争中有用，就是不关心知识的真实性吗？……不能说试图识破政治背后的经济，就一定是与追求真理的观念相对立的。可以想见，它可能会比忽视或蔑视历史的经济方面更对真实感兴趣。”[16] 而且，比尔德直揭科学史学误区的关键，“人们使自己摆脱所有的种族、性别、阶级、政治、社会和宗教的偏见，如实说明历史真相，这可能吗？史密斯先生的高贵的梦想、他的辉煌的希望，事实上能实现吗？”[17] 而且，比尔德直揭科学史学误区的关键，“人们使自己摆脱所有的种族、性别、阶级、政治、社会和宗教的偏见，如实说明历史真相，这可能吗？史密斯先生的高贵的梦想、他的辉煌的希望，事实上能实现吗？”

二、相对主义的史学理念[18]

鲁滨逊等人把批判科学史学的不足推进了一步，那就是他们从一般意义上否定历史认识的科学性，进而走向历史相对主义。鲁滨逊的观点是滥觞；其他人尤其是比尔德、贝克（Carl Becker）、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等人对他的发展，几乎到了极致。

１、史学非科学主张

鲁滨逊一直对历史学成为科学的可能表示悲观。他在２０世纪之初就提出，“历史学决不会成为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或甚至人类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因为人类现象异常复杂，我们无法去直接观察它们，更不用说对事实进行人为的分析和检验。”[19]　但是又主张“应该以科学的精神去研究历史”[20]。可见，鲁滨逊一方面认为历史学不能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另一方面又主张以自然科学的态度治史，真正体现了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　但是又主张“应该以科学的精神去研究历史”。可见，鲁滨逊一方面认为历史学不能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另一方面又主张以自然科学的态度治史，真正体现了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

比尔德并不是要废除流行着的科学史学的做法，而是强调不要过分了。他明确提出，“我们用科学精神写出的著作没用了吗？我们必须废除科学的方法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同时认为，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是有局限的，他表示，要“认识到科学方法的本质和局限，消除它能产生历史科学的幻想”[21]。他认为，用物理学方法研究历史，把历史学变成重视因果的学科，带有决定论色彩；用生物学方法研究历史，把历史当成有机的，仍然是物理决定论[22]。而且，历史科学的实现，将会产生不可思议的结果，“假如历史科学实现了，它……就会把历史中对未来的预测变得可能了。它就会把历史偶发事件带入一单个的领域，揭示展现其终结的未来，包括现在和即将做出的选择。它就是无所不知的。这种史学的创造者，将拥有神学家所描述的对上帝的贡献。未来一旦揭示了，人类就无事可做了，除非坐以待毙。”[23]　他呼吁，“打破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专制，当代历史学思想将其实证的引擎转向历史相对性的原则——这种原则使所有写出的历史都仅仅是相对于时代和环境的，是即将过去的阴影和错觉。”[24]。他认为，用物理学方法研究历史，把历史学变成重视因果的学科，带有决定论色彩；用生物学方法研究历史，把历史当成有机的，仍然是物理决定论。而且，历史科学的实现，将会产生不可思议的结果，“假如历史科学实现了，它……就会把历史中对未来的预测变得可能了。它就会把历史偶发事件带入一单个的领域，揭示展现其终结的未来，包括现在和即将做出的选择。它就是无所不知的。这种史学的创造者，将拥有神学家所描述的对上帝的贡献。未来一旦揭示了，人类就无事可做了，除非坐以待毙。”　他呼吁，“打破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专制，当代历史学思想将其实证的引擎转向历史相对性的原则——这种原则使所有写出的历史都仅仅是相对于时代和环境的，是即将过去的阴影和错觉。”

贝克不主张历史学是科学，这一点像鲁滨逊。他明确表示，“人们都尽量希望历史学应该是科学的；然而历史学要想成为这样的科学，几乎是不可能的。”[25]　而且，以是否把历史学做成“科学”为标准，来衡量史学家是毫无意义的，“说一个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的史学家是‘科学的’或自由的或爱国的，他就没有告诉我一点我想知道的东西；特别是，把‘科学的’看成任何一个史学家团体的充分特征，只能消弭其独特性和差异性，而这种独特性和差异性对真正的批评来说又是重要的。”[26]而且，以是否把历史学做成“科学”为标准，来衡量史学家是毫无意义的，“说一个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的史学家是‘科学的’或自由的或爱国的，他就没有告诉我一点我想知道的东西；特别是，把‘科学的’看成任何一个史学家团体的充分特征，只能消弭其独特性和差异性，而这种独特性和差异性对真正的批评来说又是重要的。”

巴恩斯也主张历史学非科学，他说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学家所感觉的历史时期的本质，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当代生活的影响。但是实际和直接的是由于在这两种情况下历史学家思想中的目的。”[27]　既然历史学家的目的最重要，而且他们的目的是受其偏见束缚的，“史料、学者和这些史料的解释者都是从属于这些偏见的，这些偏见源于宗教、种族、民族、党派热情、经济利益及附属”[28]。因此，“历史事迹和文化形式不是一元的或绝对的，而是两重的甚至可能是多元的。每一个历史事实都具有相对的意义。”[29] 他同样主张历史学是艺术和社会科学。“当历史被看作对人类过去活动的记录的时候，特别是早期历史学被一些人看成一种艺术——一种文学的分支。随着权威数量的增加，它主要被看成发生社会科学，与尽可能重建人类过去思想和活动有关了。”[30]既然历史学家的目的最重要，而且他们的目的是受其偏见束缚的，“史料、学者和这些史料的解释者都是从属于这些偏见的，这些偏见源于宗教、种族、民族、党派热情、经济利益及附属”。因此，“历史事迹和文化形式不是一元的或绝对的，而是两重的甚至可能是多元的。每一个历史事实都具有相对的意义。”他同样主张历史学是艺术和社会科学。“当历史被看作对人类过去活动的记录的时候，特别是早期历史学被一些人看成一种艺术——一种文学的分支。随着权威数量的增加，它主要被看成发生社会科学，与尽可能重建人类过去思想和活动有关了。”

２、走向相对主义

有学者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史学家充分认识到狄尔泰和克罗齐的理论。那时他们的观点对历史研究的方向发挥了强劲的影响。然而在一战前的岁月里，历史学家对于这些理论实质的兴趣可能是有限的。”[31] 是的，鲁滨逊、比尔德、贝克就是这样的。 是的，鲁滨逊、比尔德、贝克就是这样的。

克罗齐关注的是社会和政治活动，他不认为历史学家能再现过去和显示“它是怎样如实发生的”。克罗齐以为，研究历史意味着，对在当代世界还起作用的那种力量的分析，过去总是通过现实的镜子得以认识。这样，对历史的关注提高了人对其地位的理解，从而达到最高的意识水平。在理解适合过去的目的和价值后，人类就懂得他能在构建未来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人类应该认识到他的活动是由其所控制的力量决定的。人类能够也应该树立这样的价值取向，技术和物质因素的使用相对于这种价值而言应该是次要的。

克罗齐的著作，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年轻的史学家中，是经常讨论的话题，贝克和比尔德都承认受益于克罗齐。

贝克是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读到克罗齐的书，他在1938年专题论丛《改变我们思想的书》中说：克罗齐的作品“有助于我们形成关于历史学的观念，我在那篇《人人都是自己的史学家》演讲里阐述了这一点。” [32] 而比尔德曾试图带克罗齐到美国历史学会的1933年的年会上发表演讲，不过没有成功；还打算把克罗齐的一封信接着他自己的主席演说文本在《美国历史学会的年度报告》中印出。比尔德也认为克罗齐的作品应该在那些“改变我们思想”的书中占有一席之地。美国历史学会的行政秘书科尼尔斯·里德（Conyers Read）在1933年给贝克写信说：相信比尔德“有一点对克罗齐着迷了。”[33]对此，彼得·诺威克做过分析，认为“贝克和比尔德能够尊重，克罗齐反法西斯主义的姿态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坚决反对民族主义歇斯底里的态度。”“在克罗齐那里还有更多的东西，除了他对形而上学的强调以外，他们是能无条件接受的。例如，克罗齐断言‘所有真实的历史都是现代史’（与‘毫无生气的编年史’具有明显的区别），具有把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自己时代相联系的特征，这正是比尔德和贝克的史学特征。克罗齐坚决主张，确定事实和判断或诠释事实是不可分的，企图淡化历史学与哲学之间的分界线，比尔德和贝克也是与他趣味相投的。其中最重要者，也许是他们拥有共同的对手，这些对手对‘毫无生气的编年史’表现出敬佩，而克罗齐恰恰对这些编年史曾经进行过毁灭性的攻击。”[34]

另一个主观主义者是狄尔泰，他的思想也对美国新史学发生了不小的影响。在狄尔泰看来，人把握生活的真实和形成关于世界的观念，有三种不同的方式：那就是意愿、感觉和思考；而且在所有的世界观中都能发现人类态度的三种形式的因素，只不过有一种居支配地位。由此历史过程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世界观，历史时期相互间也因为不同的世界观得以明确区分开来，而每一种世界观被理性化和反映，通常又是在价值体系中完成的。他相信，并非任何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就一定比别的好，因为每一个体思想都潜在着所有对待生活的态度，历史学家能够理解不同价值体系流行的时期，所以说明规定历史过程的必要的因果联系或规律不在历史学家的权力范围，也不是他特有的任务。他的结论是，历史学的方法就是理解，历史学家的目的是增加对全部人类潜在的了解。于是狄尔泰的观点打开了通往相对主义的大门。1927年比尔德出发到欧洲旅行，写信给多德说：“在这个国度里我们有太多的声音，可是冷静的思考太少了。我是内疚的，但我要试图做出补偿。”[35]在他旅行期间和随后的阅读中，他得到他的女婿，德国的史学家和表现主义诗人埃尔夫莱德·瓦茨的引导，读了狄尔泰的著作。其所受的影响是很难估量的，整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比尔德从未停止促使他的同事去读德国人的书，其中就有狄尔泰的著作。结果狄尔泰等人的书，“在美国差不多总是注定会有重大价值的，或者前景看好：广为传播而在知识领域发生影响。” [36] 在他旅行期间和随后的阅读中，他得到他的女婿，德国的史学家和表现主义诗人埃尔夫莱德·瓦茨的引导，读了狄尔泰的著作。其所受的影响是很难估量的，整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比尔德从未停止促使他的同事去读德国人的书，其中就有狄尔泰的著作。结果狄尔泰等人的书，“在美国差不多总是注定会有重大价值的，或者前景看好：广为传播而在知识领域发生影响。”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鲁滨逊强调历史知识的相对性，不过同历史学客观性观念的决裂，仅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出现的。至于其中原因，一时难以说清，彼得·诺维克就说过，“究竟是什么东西，把宾夕法尼亚时期和哥伦比亚早期的鲁滨逊的认识论上的正统论，变为1910年的温和的怀疑论的，这个问题是很难确切搞清楚的。难道是在越来越强烈的环境主义风气里他的著名的知识史的教学经历？还是他在哥伦比亚与杜威的日常漫步，唤醒了他所承认的唯一给予他永久性影响的老师詹姆斯的早年影响？或者是与他的年轻的同事、社会活动家比尔德，在辉煌的教科书方面合作的经历？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缺乏直接的证据，也只能推测而已。”[37]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鲁滨逊主张研究历史不需要考证材料，鲁滨逊对历史论据的批判态度在一些吸引广大读者的著作诸如《形成中的意识》、《知识的人文化》、《文明经受着考验》中体现出来。其著作风格与十九世纪历史科学研究的创始人是一致的，其方法是与尼布尔和兰克著作中的方法相同的，“十多年里他把考证带进了历史过程。” [38]  难怪有人在总结新史学的特点时特别强调，“新史学家基本上接受了，与十九世纪科学史学家所坚持的同样的客观观念。”[39]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鲁滨逊主张研究历史不需要考证材料，鲁滨逊对历史论据的批判态度在一些吸引广大读者的著作诸如《形成中的意识》、《知识的人文化》、《文明经受着考验》中体现出来。其著作风格与十九世纪历史科学研究的创始人是一致的，其方法是与尼布尔和兰克著作中的方法相同的，“十多年里他把考证带进了历史过程。”难怪有人在总结新史学的特点时特别强调，“新史学家基本上接受了，与十 九世纪科学史学家所坚持的同样的客观观念。”

鲁滨逊以为历史认识是暂时的，“我们对事物的思考的范围要比前人广阔得多；我们知道真理不但象古代希腊一个重要学派已经看出的那样是相对的；而且这个相对性是以我们知识的经常增加为条件的。……我们要在希腊人所发现的事物所固有的相对性上，还要添加能动的相对性。这种相对性是科学知识飞速发展的结果；因而就必然会使我们一切的结论都是暂时性的结论。” [40] 他还以为历史认识不等于历史本身，“我们只能说他们可能象描述的那样，但我们没有一点点理由说他们就是那样。”[41]　真实的叙述不等于历史的真相。“真实的叙述不一定是讲出了真相。”[42] 他又认为人只能认识历史的表面现象，“人类历史的大部分，当我们记载它时，必须满足于事情的表面，不要希望获得更多在深层运行的东西。因为我们不得不转向史学家所热衷使用的一种史料，他们拥有它但似乎缺少文献的可靠性。”[43]

可贵的是，鲁滨逊并为走向不可知论，而是企图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他首先强调历史研究应该去注意被他人所忽略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历史学家通常偏重某类历史事实，就可以证明我们不必去注意其他的相关事情。” [44] 其次，主张对代表着不同社会集体的历史认识进行批判。例如关于法国革命史，二十世纪初的法国人就象1790年的法国人一样，对革命或爱或憎，没有人能在叙述法国革命时既不加以咒骂也不加以辩护。鲁滨逊指出，“如今法国的重要著作里正如同一百年前一样，还存在着许多党派偏见，”[45] 因此，“现在是对法国革命进行全面评估的时候了。我们应把它看成一个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改革的重要方面而不是简单和孤立地看待。”[46]，具体的说来，“我们必须对各种党派偏见——宗教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哲学的见解进行研究。”[47] 因此，“现在是对法国革命进行全面评估的时候了。我们应把它看成一个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改革的重要方面而不是简单和孤立地看待。”，具体的说来，“我们必须对各种党派偏见——宗教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哲学的见解进行研究。”

比尔德认为，首先，时代精神影响史学，“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不是一直在说史学家都是其时代的产物，他的作品反映了时代、国家、种族、集团、阶级或者阶层的精神吗？” 其次，历史研究的主体对史料是有所选择的。“每一个历史学者都知道，他的同事在选择和排列材料时，受其偏见、成见、信仰、感情、通常的教育和经历，特别是社会和经济的经历的影响。” “事实没有选择自己，或者说没有自动进入某种史学家脑海里的安排好的固定主题。事实是在史学家思考的时候就被选择和排序了。”[48]因此，史学主体一般都自以为是，相反对他人很少赞许。“许多史学家对其著作都津津乐道，说他们的事实仅仅是依据内在的需要选择和组织的；但是，持这种立场的人中，没有哪一个愿意对别人的著作表示同样的赞同和肯定，除非他人与自己臭味相投。”[49]因此，史学主体一般都自以为是，相反对他人很少赞许。“许多史学家对其著作都津津乐道，说他们的事实仅仅是依据内在的需要选择和组织的；但是，持这种立场的人中，没有哪一个愿意对别人的著作表示同样的赞同和肯定，除非他人与自己臭味相投。”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比尔德的看法是辩证的，但其思想中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因为，他强调了史学家的主观作用，“本质上，史学家确信能够知道历史运动的真实事情，并且这种信仰是主观的决定，而不是纯粹的客观发现。”[50] 这种对史学主观因素的过分强调，最终使他走上不可知论。“所有实际的历史偶发事件，肯定不会这样有序的；它们中的大部分是不得而知的，而且记载是少量的，许多东西一定永远不会被知道。”[51] 在这一点上，比尔德要比鲁滨逊走得远得多。 在这一点上，比尔德要比鲁滨逊走得远得多。 这种对史学主观因素的过分强调，最终使他走上不可知论。“所有实际的历史偶发事件，肯定不会这样有序的；它们中的大部分是不得而知的，而且记载是少量的，许多东西一定永远不会被知道。” 在这一点上，比尔德要比鲁滨逊走得远得多。

接着，比尔德从正面阐述了人们不能发现和如实表述历史客观真相的理由。他以为，历史是过去的实际，发生在当代史学家的思想之外，历史学家不能超越其时代而观察过去，他是通过文献中介“看”历史实际的；文献只是部分地记载了过去的人与事，而历史学家又部分地阅读、选择和依靠本来就不完整的文献，真实的总的历史是无法知道的，通过对部分文献中的部分的研究来对过去进行构建，纯粹是一种假设；历史学中的人和事陷入了伦理的和唯美主义的考虑，在史著中，被用于给予过去的事物以一致性和结构的任何假设和概念都是对超然存在的解释；历史学家是人，并非镜子，他是时代、地方、环境、兴趣、偏爱和文化的产物，历史学家带着自觉的哲学和目的进行材料的选择和安排；兰克的原则和历史主义被内部的矛盾和当代的思想毁灭了，历史学家的能力是有限的，他可以寻求但不能发现“客观真实” 或者“如实直书”[52]。。

贝克并不反对历史事实的考证，他说：“上个世纪的历史学家，发现历史学中散布着支离破碎的哲学，不甘永受愚弄转而（痴心妄想）抛弃‘解释’，而面向严格的实际事件的研究，即就事件发生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在研究技术日趋完善情况下，他们辛辛苦苦地搜集材料，并且使出难以置信的毅力和机智，对幻想的错误进行追根求源，……对于这样伟大的事业精神，我没有异议。不受蒙蔽和应该注意其周围的世界，乃是人类首要责任之一；另外从向来没发生过的事件中求得人类经验的重要意义，也肯定是件值得怀疑的事情。去确定事实，那总是应该的，并且也是历史学家的首要职责” [53] 关于其中原因，贝克以为，史学家记载的是说法而不是事实。“他直接记载的是关于事情的说法。简言之，他没有记载事情而是记载了说法，这个说法肯定了事情发生的事实。”[54]

按照贝克的理解，又如何看到历史学中的事实的真实性呢？应该承认历史事实是死的，然而，历史事实是复杂的和难以确定的。贝克说：“历史事实毕竟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很难确定，几乎不可能同‘理论’区别开来”。又说：“单个的事实，总是同其它的事实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联系在一起的事实是比较复杂了，但仍然是相对简单的事实”。基于此，“历史的实际永远消失了，并且历史‘事实’，不管它们过去曾经是什么，仅仅是历史学家为了理解它所造就的精神想象或图画。”[55]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想象是怎样形成的呢？贝克的答案是个人经历。他说：“我们的经历，为新的图画提供了新的因素。新的史料使我们同经历因素更正确地联系起来，但是经历必须提供用于选择的因素。历史‘事实’不会为任何一个史学家而存在直到他创造了它们，他的个人经历的一部分必须进入他所创造的事实。”而且，“经历并不仅仅在形式上使史料成为我们想象的因素，它还是诠释史料的最后裁判所。”[56]尽管历史学依赖于检验，然而检验所做出的质的判断最后还是由经历决定的。这些发挥是鲁滨逊的思想中所没有的。尽管历史学依赖于检验，然而检验所做出的质的判断最后还是由经历决定的。这些发挥是鲁滨逊的思想中所没有的。

更为重要的是，贝克看到具有一定经历的历史学家，是可以改变史料的意义的，而且对史料意义的改变就是对其意义的确定。“那就是说根据史料，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没有什么可做的；更有甚者，我们会让史料说情况就是这样的。”[57]历史学家确定史料的意义在于综合，“综合的问题，的确不是确切记载发生了什么，而是通过暗示，来揭示所发生的事情的概念性含义。带着问题，每一个有建设性的史学家自始至终工作着。”[58]到这里，贝克接着为我们发现了“综合”，正是综合造成了概念，而概念本身是一种选择，最终决定了事实。“历史综合中重要的是选择。” [59]。在综合过程中，是概念决定事实的而不是相反， “概念决定了事实，而不是事实决定了概念。”[60] 说综合在于选择的思想，鲁滨逊是有的；但是说概念决定事实是他所不具备的。历史学家确定史料的意义在于综合，“综合的问题，的确不是确切记载发生了什么，而是通过暗示，来揭示所发生的事情的概念性含义。带着问题，每一个有建设性的史学家自始至终工作着。”到这里，贝克接着为我们发现了“综合”，正是综合造成了概念，而概念本身是一种选择，最终决定了事实。“历史综合中重要的是选择。”。在综合过程中，是概念决定事实的而不是相反， “概念决定了事实，而不是事实决定了概念。” 说综合在于选择的思想，鲁滨逊是有的；但是说概念决定事实是他所不具备的。

由此，贝克的推论是，历史学家是有偏见的。他说过，“历史学家不能排除个人的因素。”[61] 还说过，“完全公正是产生不了史学的，没有人称得上是完全公正的；因为真正公正的脑子是死脑子”[62] 又说过，“所有的史学家，甚至最科学的史学家都有偏见” [63]。尚说过，“他并不知道也勿须知道，在这种行为中他个人的利害关系是一个捣乱的偏见，使他无法洞悉全部真相或求得最后原因。一般人并不希望知道全部真相或求得最后原因，……换言之，他但愿本身能适应一种实际的局面，因此恰恰因为他不是处于超然的地位，而是在低水平上才成为好史学家：如果他确实解决了问题，那么他之借以求得解决的，是他的理解力，而不是他的超然态度。”[64] 鲁滨逊也是这样主张的。 又说过，“所有的史学家，甚至最科学的史学家都有偏见”。尚说过，“他并不知道也勿须知道，在这种行为中他个人的利害关系是一个捣乱的偏见，使他无法洞悉全部真相或求得最后原因。一般人并不希望知道全部真相或求得最后原因，……换言之，他但愿本身能适应一种实际的局面，因此恰恰因为他不是处于超然的地位，而是在低水平上才成为好史学家：如果他确实解决了问题，那么他之借以求得解决的，是他的理解力，而不是他的超然态度。” 鲁滨逊也是这样主张的。 还说过，“完全公正是产生不了史学的，没有人称得上是完全公正的；因为真正公正的脑子是死脑子” 又说过，“所有的史学家，甚至最科学的史学家都有偏见”。尚说过，“他并不知道也勿须知道，在这种行为中他个人的利害关系是一个捣乱的偏见，使他无法洞悉全部真相或求得最后原因。一般人并不希望知道全部真相或求得最后原因，……换言之，他但愿本身能适应一种实际的局面，因此恰恰因为他不是处于超然的地位，而是在低水平上才成为好史学家：如果他确实解决了问题，那么他之借以求得解决的，是他的理解力，而不是他的超然态度。” 鲁滨逊也是这样主张的。

于是，许多事实在历史学中被掩盖了。“在一份我所知道的教育议事录中，恰当的美国史教学，‘例如通过把征服者威廉作为起点，显示人类从奴役时期走向当代的稳定的进步是可能的。’我不怀疑这一点：人类走向世界大战，更走向国际联盟或《凡尔塞和约》或全世界苏维埃政权的最终建立。过去将提供给人类你喜欢想象的任何一种命运。啊，历史学在你的名字里被省略的真实怎么这样多！”[65]

问题不仅在于史学家的选择和理解决定了事实，而且在于历史事实还受文字陈述的限制。贝克对此有较详细的论述，权引之如下：“即使最公正的历史学家，在执意说他没有先入之见这一点上，至少就有一个先入之见了。无疑，历史事实在史料里已经有了陈述；历史学家如果把自己的心思沉浸和窒息在散乱的状态中，不能把事实加以整合而重新叙述，那他就是在做多余的工作，把人类经验的一切意义剥夺干净。如果任其自然，事实是不会说话的；如果任其自然，事实就不存在了，确实也就不存在了，因为就实际目的而言，除非有人加以确定，便不会有什么事实。对于任何事实，历史学家至少能做选择和确认的工作。去选择和确认即使是最简单的一堆事实，便是去给它们在某种观念模型内以某种地位，仅仅如此便足以使它们取得一种特殊的意义。无论怎样‘铁板’和‘冰冷’，历史事实毕竟不象砖头或石料是具有一定形状和清晰而持久的轮廓的实在物资。历史事实的罗列毕竟不能同一车砖头的倾卸相比。砖头随便放在何处，始终保持它的形式和压力；而历史事实的形式和实质既然仅在文字陈述中取得一种可以兑现的存在，便会随着用来传达它们的文字而变异。既然历史并不是外在世界的一部分，仅是已经消失的事件的一种想象的重建，那么它的形式和实质是不能分离的：在文字陈述领域，观念的实质是一种形式，而传达观念的形式就是实质。因此叙述所表达出来的并不是那种未经区别的事实，而是历史学家的理解：使事实传达出来的那种特殊意义，乃是产生于历史学家用来设想重建不存在于知觉中的一系列事件的那种实质-形式。”[66]

由此看来，历史知识是不确定的。历史学家都是普通人，都要受到时空的限制，“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象普通人非正式形成的历史一样，是真实和想象的一种便利的混合物，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事实’和‘解释’的混合物。……然而每一时代都把历史当作实际事件的故事，从它那里可以得到一种主要的意义，并且每一时代都有这么一种幻觉，就是现在的说法是可靠的，因为其中叙述的事实是真实的，而以前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因为所依据的事实是不正确或不充分的。” [67]

而且，任何一种历史认识都是暂时的。“无论我们怎样去正确地确定历史‘事实’，但事实本身和我们对事实的解释以及我们对解释的解释，将随着人类向未知的未来行进，就会有不同角度和相对不明确的看法。从历史上来看，作为一个变化的过程。我们对人类和人类世界的了解，显然只能说是暂时的，因为从定义上说，它是一种仍在进行而尚未完成的东西。” [68]

具体说来，“每一个时代为了适合其自己的目的而重新解释过去。把区别个体的古怪行为放到一边去，历史学家总体上是不能使自己自由的，然而他们力图摆脱他们生活时代的最一般的偏见去达到不偏不倚。在沉寂时代，人们多对现实满意，或者他们害怕变化和希望稳守不动，他们就可能对过去满意，可能感激它对世界的大多数人做出了贡献；在这样的时代，历史学家会容易陷入仅仅记载过去的习惯，因为它自身就足够有趣和有意义。但是在专制时期，时代被看成是令人不满的，不满于现实的人可能也会对过去不满。这时，历史学家，至少是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抓住不安的精神，会倾向于盘问过去以发现为什么它没有展示更好的事物状态，会倾向于判断什么是过去做过了，以不满现实的眼光赞成或反对什么。历史是一种屏幕，每一代人都在其中反映他们对将来的视角；‘新史学’在人类思想中作为希望之春已经很久了，将是一种再现现象。”[69]

所以，贝克认为人们是无法发现历史中的真实的。２０年代他是这样看的，“在历史里没有什么你不能发现的，除了真实：一种你的确能发现的真实；许多真实准备被区别出来，与过程完全没有关系。”[70]３０年代他还是这样认为的，“关于这些事件的绝大部分，我们是一无所知的，甚至不知道它们发生过；有许多我们知道得并不完整；而且甚至我们自以为知道的少数事件，也不能绝对加以肯定。”[71]３０年代他还是这样认为的，“关于这些事件的绝大部分，我们是一无所知的，甚至不知道它们发生过；有许多我们知道得并不完整；而且甚至我们自以为知道的少数事件，也不能绝对加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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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发表的相关成果主要有，庄锡昌的《美国的史学》（《复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张广智的《论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国史学》（《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美国“新史学派”述评》（《世界历史》1984年第2期）、《实用、多元、国际化：略论现代美国史学的特点》（《江汉论坛》1991年第6期），王建华的《美国新史学的两次浪潮比较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的《现代美国史学趋向》（《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期），王晴佳的《查尔斯·比尔德经济史观的形成及其影响》（《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孙同勋的《二十世纪的美国史学》（《美国研究》（台湾）1975年第1期）、《美国的新保守史学》（《美国研究》台湾1982年第3期），《美国进步史学初探》（《美国研究》台湾1982年第1期），陆镜生的《查尔斯比尔德和他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南开学报》哲社1987年第6期），李剑鸣的《关于二十世纪美国史学的思考》（《美国研究》1999年1期），李世洞的《进步主义史学》（《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7期）、《美国历史学家查·奥·比尔德》（《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9期），柯垒的《进步史学运动评述》（《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12期），蒋湘泽的《特纳尔的“边疆论”历史观批判》（《中山大学学报》哲社1964年第2期），胡逢祥的《何炳松与鲁滨逊的“新史学”》（《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段牧云的《美国“边疆史学派”的创始人特纳及其理论》（《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6年第10期），丁则民的《查尔斯·比尔德与美国宪法——美国史学对比尔德关于美国宪法的解释的评论》（《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美国的“自由土地”与特纳的边疆学说》（《吉林师大学报》哲社1978年第3期）。

[2]John Higham with Leonard Krieger and Felix Gilbert, History, Englewood, Prentice-Hall, Inc, 1965, p.93.

[3]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Boston, The Beacon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1944, revised in 1955 seventh printing in 1963, p.34.

[4]Oscar Handlin, Truth in Hist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62.

[5]Peter Novick,That Noble Dre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88, reprinted 1992, p.26.

[6]Cushing Struot, The Pragmatic Revolt in American History: Carl Becker and Charles Beard,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 p.20.

[7]Charles Beard, “The Noble Drea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li, No.1, 1936, p.76.

[8] George. B. Adams, “History an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4,No.2,1909,p.236.

[9]Michel Francois, A. Taylor Milne, Wolfgang J. Mommsen and Boyd C. Shafer, Historical Study in the West,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Division of Meredith Corporation, 1968, p.178.

[10] 相关内容参阅拙著《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11]John Higham with Leonard Krieger and Felix Gilbert, History, Englewood, Prentice-Hall, Inc, 1965, p.107.

[12]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p.16.

[13]Charles Beard, “The Noble Drea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li, No.1, 1936, pp.77-78.

[14]Charles Beard, “The Noble Drea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li, No.1, 1936, p.86.

[15]Theodore Clarke Smith, “The Writing of American History in America, from 1884 to 1934”,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l, No.3, 1935, p.448.

[16]Charles Beard, “The Noble Drea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li, No.1, 1936, p.75.

[17]Charles Beard, “The Noble Drea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li, No.1, 1936, p.76.

[18]关于美国史学的相对主义问题，已经发表的成果有李剑鸣《美国现代史学中的相对主义思潮》（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美国历史问题新探——杨生茂教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48-261页）、黄进兴《历史相对论的回顾与检讨：从比尔德和贝克谈起》（载论文集《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袁吉富《历史认识的客观性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19]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p.61.

[20]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p.54.

[21]Charles Beard, “Written Historical as an Act of Faith”,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xxix, No.2, 1934, pp.226-227.

[22] 参阅Charles Beard, “Written Historical as an Act of Faith”,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xxix, No.2, 1934, p.223-22.

[23]Charles Beard, “Written Historical as an Act of Faith”,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xxix, No.2, 1934, p.224.

[24]Charles Beard, “Written Historical as an Act of Faith”,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xxix, No.2, 1934, p.225.

[25]Carl Becker, “Detachment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Phil l. Snyder, Detachment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Essays and Letters of Carl l. Beck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 p.28.

[26]Carl Becker, “Labelling the Historians”, Car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Essays on History and Politics, Chicago, Quadrangle Paperbacks, 1966, p.135.

[27]Harry Elmer Barnes,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seco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Dover Pulication, Inc., 1963, p.379.

[28]Harry Elmer Barnes, History and Social Intelligen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26, P.10.

[29]Harry Elmer Barnes,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seco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 Inc., 1963, p.381.

[30]Harry Elmer Barnes,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seco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 Inc., 1963, p.3.

[31]John Higham, Leonard Krieger, Felix Gilbert, History, Englewood, Prentice-Hall, Inc, 1965, p.351.

[32]转引自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88, reprinted 1992, p.154.

[33]转引自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88, reprinted 1992, p.155.

[34]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88, reprinted 1992, pp.155-156.

[35]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88, reprinted 1992,p.158.

[36]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88, reprinted 1992, p.158.

[37]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88, reprinted 1992,p.107.

[38]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li, No.3, 1936, p.606.

[39]John Higham with Leonard Krieger and Felix Gilbert, History, Englewood, Prentice-Hall, Inc, 1965, p.115.

[40]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p.130.

[41]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p.47.

[42]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p.11.

[43]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er Ways Of Historia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xxv, 1930, No.2, p.254.

[44]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p.12.

[45]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p.198.

[46]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p.201.

[47]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p.199.

[48]Charles Beard,“Written Historical as an Act of Faith”,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xxix, No.2, 1934, p.220.

[49]Charles Beard, “Written Historical as an Act of Faith”,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xxix, No.2, 1934, p.220.

[50]Charles Beard, “Written Historical as an Act of Faith”,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xxix, No.2, 1934, p.226.

[51]Charles Beard, “Written Historical as an Act of Faith”,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xxix, No.2, 1934, p.224.

[52]Charles Beard, “The Noble Drea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li, No.1, 1936, pp.82-84.

[53]Car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xxvii, No.2, 1932, p.232.

[54]Carl Becker, “What Are Historical Facts?”, Phil l. Snyder, Detachment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Essays and Letters of Carl l. Beck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 p.47.

[55]Carl Becker, “Detachment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Phil l. Snyder, Detachment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Essays and Letters of Carl l. Beck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10-11.

[56]Carl Becker, “Detachment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Phil l. Snyder, Detachment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Essays and Letters of Carl l. Beck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 p.12.

[57]Carl Becker, “Detachment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Phil l. Snyder, Detachment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Essays and Letters of Carl l. Beck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 p.13.

[58]Carl Becker, “Detachment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Phil l. Snyder Detachment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Essays and Letters of Carl l. Beck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 p.16.

[59]Carl Becker, “Detachment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Phil l. Snyder, Detachment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Essays and Letters of Carl l. Beck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 p.18.

[60]Carl Becker, “Detachment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Phil l. Snyder, Detachment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Essays and Letters of Carl l. Beck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 p.24.

[61]Carl Becker, “What Are Historical Facts?”， Phil l. Snyder, Detachment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Essays and Letters of Carl l. Beck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p.56.

[62]Carl Becker, “Detachment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Phil l. Snyder, Detachment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Essays and Letters of Carl l. Beck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 p.24.

[63]Carl Becker, “Labelling the Historians”, Car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Essays on History and Politics, Chicago, Quadrangle Paperbacks, 1966, p.136.

[64]Car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xxvii, No.2，1932, p.228.

[65]Carl Becker, “Mr. Wells and the New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xvi, No.4, 1921, p.641.

[66]Car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xxvii, No.2, 1932, pp.233-234.

[67]Car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xxvii, No.2, 1932, pp.231-232.

[68]Car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xxvii, No.2, 1932, p.236.

[69]Carl Becker, “Mr. Wells and the New History”, The A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xvi, No.4, 1921, pp.641-642.

[70]Carl Becker, “Mr. Wells and the New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xvi, No.4, 1921, p.641.

[71]Car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xxvii, No.2, 1932, p.222.

二十世纪前半期美国史学思潮 （下）  

二、既拓展研究领域又扩充方法与解释体系

科学史学的研究领域是有限的，上文已经涉及，其实它的研究方法和解释体系也是单一的。它的批判者追求的是研究领域的广泛和研究方法与解释体系的多样化。

1、拓展研究领域

科学史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但是并不意味美国史学的千篇一律。安德鲁D.怀特（Andrew D. White）是文明史的强烈支持者，他的著作有《法国纸币的膨胀》（Paper-Money Inflation in France）（1876）和《科学之战》（The Warfare of Science）（1876）等，表明他对经济和文化发展史是感兴趣的。爱德华P.切尼（Edward P. Cheyney）在经济史上表现出了兴趣，他在1901年出版了《英国工业和社会史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Industri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而泰勒（Moses Coit Tyler）则在1878年写了第一部美国思想史《1607-1765年美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1607-1765），后又写了《1763-1785年美国革命的文学史》（The Literatur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785）。

兰普勒西特的文化史追求及其在美国的传播，使美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更家自觉了。

在德国，兰普勒希特于1886年出版了《中世纪德意志经济》，史料充实，而且对德国农民战争的经济原因和中世纪城市的商业起源的分析颇有新意。1888年舍菲尔发表《历史的固有范围》，对日益发展起来的经济史和文化史表示不满，坚持历史写作的对象就是国家的历史。翌年戈特海恩发表《文化史的任务》，指出政治史只是文化史的一个方面。兰氏以《德国史》（1891）、《文化史方法》（1900）、《什么是历史？》（1903）加入争鸣，成为反叛兰克史学的中心人物。

鲁滨逊正是在他们稍晚些时候，在美国擎起挑战科学史学的大纛，与其他志同道合者一起，使来自欧洲的新史学种子在美国落地生根[1] 。。

鲁滨逊在德国留学，正是兰普勒希特等人向兰克史学挑战从而引起文化史大争论之时。尽管他毕业后回到美国，但兰普勒希特对他的影响并未结束。兰普勒希特成为美国历史学会名誉会员，1903年先在美国科学与艺术委员会上发表了《什么是历史？》（What is History ?）的演说，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建校150周年的庆典上发表了4篇演说。同年莱比锡出了德文小册子。不久，美国人也将这5篇演说译成英文出版发行。这时恰是鲁滨逊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之时。鲁滨逊熟悉和尊敬兰普勒希特及其著作如《文化史》（Kultur Geshichte）。需要指出的是，鲁滨逊并未全盘吸收兰普勒西特的学说，而是有所批判，巴恩斯对此有过讨论，权引之如下:“鲁滨逊教授接受了兰普勒希特的名言（历史学家应该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发现当前是如何由过去发展而来的），作为他努力研究和解释历史的原则。但他绝对反对那种企图：把历史研究与解释强行纳入任何一个就像兰普勒希特所发明的那样，具有艺术性的和先验的文化进化体系。他曾经以历史连续性的观点反对传统的历史分期‘古代’、‘中世纪’等等，这种整体上的非本质的做法和误导。为便于教学，他仅仅承认对于智能发展的尝试性的划分：原始的、古代的、希腊的、早期基督教的、经院的及其衰落、启蒙的、现代的、从上个世纪工业和科学革命以来的。他服膺兰普勒希特的社会心理对个体心理的绝对重要的观念，完全是一个历史连续性原则的强烈倡导者，认为通过研究从原始时代到现在知识阶层的变化，就可以最好地明确现实的世界秩序是怎样发展的。……他比兰普勒希特更自由和更充分认识到，伟人在形成社会心理倾向上的影响。”[2]

 兰普勒希特还影响了其他一些人，例如多德，毕业于莱比锡大学，是一个热情的卡尔·兰普勒希特文化史的推动者，他同兰普勒希特保持着多年的联系，尽管兰普勒希特不是多德的博士导师。1903年，在《科普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上发表《卡尔·兰普勒希特和文化史》（Karl Lamprecht and Kultur Geshichte），试图论证兰普勒希特的新史学对于美国人的价值，认为美国的历史学家不必担心重演德国的“关于文化史的争论”，因为在美国，文化史的观念已经被广泛的接受了。多德推动了文化史的流行和兰普勒希特在美国的影响。所以，“兰普勒希特对许多欧洲的其他史学家和美国的进步史学家产生了深深的影响，在美国他以系列讲座的形式对其历史学的方法与观点发表了说明和辩护。除了这些和其他许多没有提到的文化史研究，都或多或少与兰普勒希特的影响有着内在的联系”[3]。。

总的说来，鲁滨逊一直坚持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一切，无论它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应纳入历史学的对象。２０世纪初，鲁滨逊就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在《新史学》中写道：“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历史学包括人类自出现在地球以来所做或所想的一切事情的所有轨迹。它可以大到描述民族的命运，小到描绘最平凡的个体的习惯和情感。” [4] 到了２０年代，他在修订版《西欧历史导论》中坚持认为，“历史学一词的最完整意义，包括我们所知道的人类所做或所想或所希望或所感觉到的一切。”[5] 其中的原因在于历史本身就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关于这一点，鲁滨逊曾经明确指出，人类的活动不仅仅是参军、为臣民或做君主；国家也决不是人类唯一关心的事情。鉴于此，他批评旧史学“对政治史的偏爱，导致我们去叙述大量的王朝和军事历史的无聊的细节，这些细节只会使读者思想混乱。” 质问“它们所占据的宝贵位置，我们是否该拿来叙述那些向来被人们轻视的重大问题？”[6] 其中的原因在于历史本身就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关于这一点，鲁滨逊曾经明确指出，人类的活动不仅仅是参军、为臣民或做君主；国家也决不是人类唯一关心的事情。鉴于此，他批评旧史学“对政治史的偏爱，导致我们去叙述大量的王朝和军事历史的无聊的细节，这些细节只会使读者思想混乱。” 质问“它们所占据的宝贵位置，我们是否该拿来叙述那些向来被人们轻视的重大问题？” 到了２０年代，他在修订版《西欧历史导论》中坚持认为，“历史学一词的最完整意义，包括我们所知道的人类所做或所想或所希望或所感觉到的一切。” 其中的原因在于历史本身就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关于这一点，鲁滨逊曾经明确指出，人类的活动不仅仅是参军、为臣民或做君主；国家也决不是人类唯一关心的事情。鉴于此，他批评旧史学“对政治史的偏爱，导致我们去叙述大量的王朝和军事历史的无聊的细节，这些细节只会使读者思想混乱。” 质问“它们所占据的宝贵位置，我们是否该拿来叙述那些向来被人们轻视的重大问题？”

鲁滨逊的《文明经受着考验》是扩大历史研究范围的典型著作。这本著作上起罗马帝国的衰落和日尔曼人的入侵，下到凡尔塞体系、国际联盟和德国的新扩张，实际是一本关于中世纪到鲁滨逊所生活的时代的历史。鲁滨逊在著作中不可避免叙述了政治、战争、伟人，例如，战争方面有十字军东侵、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巴尔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政治方面有英王与议会的斗争、法王与第三等级的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等；单独记述的伟人有查理曼、查理一世、路易十四、绯特烈大帝、彼得大帝等。然而，他用了一半的篇幅，论述了文化方面的史事，这些史事既包括中世纪的宗教、建筑、科学、出版业、大学与教育、行吟诗人与绅士，包括近代的贸易、机器制造、科学、进步思想和改革精神等，还涉及中世纪和近代农村与城市的社会生活。总之，相对于过去特别是１９世纪的史书，大大减少了政治史和军事史的篇幅，而增大了社会文化方面的内容。

关于历史研究对象的广泛性，比尔德也说过，“实际上，毫无疑问，过去的历史包括地球上自有人类以来所做、所说、所感和所想的一切。”[7] 还说过，历史兴趣“再也不聚焦在军事、政治和外交事务；甚至与相应的经济和文化事件相联系，以有意义的努力去获得其起源、本质和意义。”[8] 他提倡总体的历史，认为“从总体上把握历史，这种努力必须和将要得到继续，尽管这一梦想的实现是难乎其难的。”[9] 他对历史研究的狭隘做法表示不满，“长期以来提供给学校的仅仅是政治史和军事史；甚至是被以狭隘的方式写出的政治史和军事史，缺乏考虑那些决定着政治军事的社会和经济。后来，经济力量的本质和影响被考虑进去，历史就更接近实际了。最近，历史被扩大为包括了‘社会力量’。但是从这一新的发展开始，社会历史主要局限于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运动和娱乐等因素。实际知识增加了，但还是不够的。”[10] 所以，在实践中，他研究美国宪法背后的社会与经济力量，研究美国人思想产生的社会环境，研究美国普通人民的历史。显然，在这一问题上，他与鲁滨逊的观点完全一样；不过又指出了纯粹研究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同样限制了历史学的广泛性。 他提倡总体的历史，认为“从总体上把握历史，这种努力必须和将要得到继续，尽管这一梦想的实现是难乎其难的。” 他对历史研究的狭隘做法表示不满，“长期以来提供给学校的仅仅是政治史和军事史；甚至是被以狭隘的方式写出的政治史和军事史，缺乏考虑那些决定着政治军事的社会和经济。后来，经济力量的本质和影响被考虑进去，历史就更接近实际了。最近，历史被扩大为包括了‘社会力量’。但是从这一新的发展开始，社会历史主要局限于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运动和娱乐等因素。实际知识增加了，但还是不够的。” 所以，在实践中，他研究美国宪法背后的社会与经济力量，研究美国人思想产生的社会环境，研究美国普通人民的历史。显然，在这一问题上，他与鲁滨逊的观点完全一样；不过又指出了纯粹研究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同样限制了历史学的广泛性。 还说过，历史兴趣“再也不聚焦在军事、政治和外交事务；甚至与相应的经济和文化事件相联系，以有意义的努力去获得其起源、本质和意义。” 他提倡总体的历史，认为“从总体上把握历史，这种努力必须和将要得到继续，尽管这一梦想的实现是难乎其难的。” 他对历史研究的狭隘做法表示不满，“长期以来提供给学校的仅仅是政治史和军事史；甚至是被以狭隘的方式写出的政治史和军事史，缺乏考虑那些决定着政治军事的社会和经济。后来，经济力量的本质和影响被考虑进去，历史就更接近实际了。最近，历史被扩大为包括了‘社会力量’。但是从这一新的发展开始，社会历史主要局限于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运动和娱乐等因素。实际知识增加了，但还是不够的。” 所以，在实践中，他研究美国宪法背后的社会与经济力量，研究美国人思想产生的社会环境，研究美国普通人民的历史。显然，在这一问题上，他与鲁滨逊的观点完全一样；不过又指出了纯粹研究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同样限制了历史学的广泛性。

巴恩斯曾对旧史学开展了尖锐的批评，就是不满于旧史学的过于偏重政治内容的做法，作为一种趋势，“最初被认为，是记载毫无意义的伟人和战争的名字的，是背诵政治事件和演述那些在人类和文化的发展中，没有任何意义的浪漫和有吸引力的情节的。”[11] 他反对史学对象仅限于国家事务，“国家不是人类社会或文化的全部。它决定不了社会进程，只是社会冲突和文化兴趣的仲裁者，历史中有许多东西比国家更重要。……何况国家进化的细节研究是政治学而非历史学的本份。”[12]　巴恩斯认为，政治史学并没有确切地认识历史。“记载政治事件的事实没有给历史以确切。事实上，它越热衷于政治史，它就越不确切。”[13] 他反对史学对象仅限于国家事务，“国家不是人类社会或文化的全部。它决定不了社会进程，只是社会冲突和文化兴趣的仲裁者，历史中有许多东西比国家更重要。……何况国家进化的细节研究是政治学而非历史学的本份。”　巴恩斯认为，政治史学并没有确切地认识历史。“记载政治事件的事实没有给历史以确切。事实上，它越热衷于政治史，它就越不确切。”

2、扩充研究方法与解释体系

在扩大历史研究领域被强调的同时，采用多种学科方法和解释体系也成为关注的问题。

（1）历史研究的多学科主张

鲁滨逊是主张使用跨学科方法研究历史的，他说：历史学家“应将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用过去人类的实际生活加以检验。”[14] 他还肯定自然科学对历史学的积极影响，“第一，历史学家考证史料比从前严格得多，部分或全部推翻了许多历史学家所曾盲从的史料。第二，决心直言不讳，不怕伤人感情。第三，历史学家开始认识到，历史上普通平常的和隐晦的因素的重要性，注意平凡的、日常的和普通的事情，而不去注意那些罕见的、特别的和传奇的曾经吸引从前大部分史学家注意力的事情。第四，历史学家开始轻视过去历史学家那种超自然的、神学的和人类本位的解释。”[15] 他还肯定自然科学对历史学的积极影响，“第一，历史学家考证史料比从前严格得多，部分或全部推翻了许多历史学家所曾盲从的史料。第二，决心直言不讳，不怕伤人感情。第三，历史学家开始认识到，历史上普通平常的和隐晦的因素的重要性，注意平凡的、日常的和普通的事情，而不去注意那些罕见的、特别的和传奇的曾经吸引从前大部分史学家注意力的事情。第四，历史学家开始轻视过去历史学家那种超自然的、神学的和人类本位的解释。”

巴恩斯主张使用多种解释方法，他说：“目前有七个明确的历史解释学派，它们的建立者是把历史现象加以现代化的学者的代表。它们都对我们历史发展的知识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们是：（1）个人生态或‘伟人’理论；（2）精神或唯心主义的；（3）科学或技术的；（4）经济的；（5）地理的；（6）社会学的；（7）综合或‘集体心理’的。”[16]

（2）实验主义方法

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具有方法论意义，“实用主义仅仅是‘美国制造’的哲学运动，而美国新史学则受到实用主义很重的影响。”[17] 

实用主义的核心问题是真理问题，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基本要素就是对传统理性主义，或者说是教条主义所持有的批判态度。”[18] 具体说来，真理就是有用的观念；真理是人们根据需要构造出来的，是有着实践目的的；真理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其形式是彻底的经验主义和多元主义。在詹姆斯和杜威看来，过去并没有完全死去，仍然在现实中延续并产生作用，因而，“实用主义常常对历史采取比较随意的态度，随心所意地解释它们，通常很不准确。” [19] 鲁滨逊在哈佛读书时，詹姆斯正在大力宣扬实用主义，而且鲁滨逊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更巧的是，鲁滨逊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又与杜威成为同事和朋友，他们常常在学校的林荫道上交流心得，后又是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同志，因此他从杜威那里受到了影响。詹姆斯对他的影响在于，詹姆斯认为，人脑不是消极的东西，而是具有积极干预能力，因此思想在个体面对预料不到和不熟悉的情况时是积极的，这就为鲁滨逊走上进步主义的史学道路，提供了思想基础。像杜威一样，鲁滨逊确信继承信仰和习惯的“惯性”构成了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像杜威一样，他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于科学方法的运用。詹姆斯和杜威对鲁滨逊的影响还在于，在詹姆斯和杜威看来，“真实”是人为的、社会的和观念的；真理是被经历造成的真理，它实际上是一个经历，一个过程。换句话说，因为真实是复杂的、变化的，所以它对一种目的是真实的，而对另一个目的来说就不一定是真实的。这一理论也为鲁滨逊注重史学的实用价值和历史的不同解释的做法，提供了理论前提。比尔德也是杜威在哥伦比亚的一位亲密的朋友，偶尔引证詹姆斯的话声称，只有实用主义能在美国生活和文化中起到调和作用，悔恨实用主义者从未写出历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贝克1910年的《不偏不倚与历史写作》也与实用主义有学术上的关联。在关于《改变我们思维的书》（Books That Change Our Mind）的专题论丛中，贝克承认杜威的观念通过其他作家进入自己脑海。这样，实用主义的观念对新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罗伊F.尼克尔斯（Roy F.Nichols）回忆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早期，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学习和早年的教学生活，说过，“我的思想被固定到实用主义的框架中。”[20]具体说来，真理就是有用的观念；真理是人们根据需要构造出来的，是有着实践目的的；真理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其形式是彻底的经验主义和多元主义。在詹姆斯和杜威看来，过去并没有完全死去，仍然在现实中延续并产生作用，因而，“实用主义常常对历史采取比较随意的态度，随心所意地解释它们，通常很不准确。”鲁滨逊在哈佛读书时，詹姆斯正在大力宣扬实用主义，而且鲁滨逊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更巧的是，鲁滨逊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又与杜威成为同事和朋友，他们常常在学校的林荫道上交流心得，后又是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同志，因此他从杜威那里受到了影响。詹姆斯对他的影响在于，詹姆斯认为，人脑不是消极的东西，而是具有积极干预能力，因此思想在个体面对预料不到和不熟悉的情况时是积极的，这就为鲁滨逊走上进步主义的史学道路，提供了思想基础。像杜威一样，鲁滨逊确信继承信仰和习惯的“惯性”构成了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像杜威一样，他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于科学方法的运用。詹姆斯和杜威对鲁滨逊的影响还在于，在詹姆斯和杜威看来，“真实”是人为的、社会的和观念的；真理是被经历造成的真理，它实际上是一个经历，一个过程。换句话说，因为真实是复杂的、变化的，所以它对一种目的是真实的，而对另一个目的来说就不一定是真实的。这一理论也为鲁滨逊注重史学的实用价值和历史的不同解释的做法，提供了理论前提。比尔德也是杜威在哥伦比亚的一位亲密的朋友，偶尔引证詹姆斯的话声称，只有实用主义能在美国生活和文化中起到调和作用，悔恨实用主义者从未写出历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贝克1910年的《不偏不倚与历史写作》也与实用主义有学术上的关联。在关于《改变我们思维的书》（Books That Change Our Mind）的专题论丛中，贝克承认杜威的观念通过其他作家进入自己脑海。这样，实用主义的观念对新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罗伊F.尼克尔斯（Roy F.Nichols）回忆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早期，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学习和早年的教学生活，说过，“我的思想被固定到实用主义的框架中。”

（3）历史的经济解释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塞利格曼，于1903年出版《历史的经济解释》，提出随着资本的日益积累和国民需求相对缩小的生产过剩的日益发展，物质基础将会寻求机会沿着改革者所提出的路线，实现社会和道德的进步。比尔德、鲁滨逊接受了塞利格曼的历史的经济解释。

比尔德的代表作是是《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出版于1913年，全书共计11章，它们是：历史的解释在美国、1787年经济利益概述、制宪运动、代表选举中的所有权保护、制宪成员的经济利益、作为经济文献的宪法、制宪成员的政治原则、宪法的批准过程、依据宪法的大选、依据宪法大选的经济、当代人对宪法批准中经济冲突的看法。

比尔德的主要意思是说，历史的经济解释的全部理论依赖于这样一种思想：一般说来，社会进步是社会中利益争夺的结果。对于社会变化，一部分人赞成而另一部分人则反对。美国宪法运动大体上起源和进行于货币、公债、制造业、贸易和航海四个动产利益集团。受《十三州邦联章程》的影响，宪法形成的第一个坚实的步骤，是由一个小而积极的人群做出的，他们拥有动产，对宪法运作后果感兴趣，并非主张直接或间接采取普选来提议召开起草宪法的大会的。相反，一大群没有所有权的人，在通常的选举资格下，一开始就被剥夺参加（通过代表）制宪的权利。起草宪法的费城会议的成员对新制度感兴趣，期望着立即、直接和亲自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宪法根本上是个经济文献，它依赖于这样一种思想：基本的个人的财产权利高于政府。制宪大会的主要成员公开宣布，在宪法中对所有权予以保护。在宪法的批准过程中，大约四分之三成年男性对这个问题没有投票，在选举州代表中弃权，既由于他们的中立也由于所有权资格而被剥夺选举权。宪法被批准可能只是六分之一的成年男性的投票。宪法批准会议上，支持宪法的领袖们代表了同费城会议成员一样的经济集团；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也直接和亲身对其影响的结果感兴趣。在宪法批准中，明显划分为两大集团，一方面，物质动产利益既得者赞同宪法；另一方面，小农和债务人反对宪法。因而，宪法既不是“全体人民”创造的，又不是由“州”产生的，而是出自这样一个被联合在一起的集团，他们的利益在规模上突破了州的界线而实际上是民族国家的了。

比尔德的贡献在于，他揭示了别人所没有揭示的历史事实。过去，人们把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者以及宪法的制定者，看成是为民众而战的圣人；比尔德告诉人们，他们不过是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而讨价还价的凡夫俗子。他的贡献更在于，为美国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和方法。比尔德自己说：“我把它印出，是希望这一代历史学者中能有一些人受到鼓励，从无聊的‘政治’史学转向研究限制着伟大的政治运动的实际的经济力量。”[21] 甚至，连批评比尔德的研究有点过于简单和不学无术的新保守主义历史学家福里斯特·麦克唐纳（Forrest McDonald）也承认，“这本书“试图说明，直到那个时候还在大量写的‘无聊的政治史学’的确是无聊的，政治事件是无法说明的，除非它们被看成其潜在的社会和经济‘事实’的内容。”[22] 甚至，连批评比尔德的研究有点过于简单和不学无术的新保守主义历史学家福里斯特·麦克唐纳（Forrest McDonald）也承认，“这本书“试图说明，直到那个时候还在大量写的‘无聊的政治史学’的确是无聊的，政治事件是无法说明的，除非它们被看成其潜在的社会和经济‘事实’的内容。”

鲁滨逊在《近代欧洲的发展》中，从经济入手解释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他认为，工业革命促使生产有了大的发展，但是工人的生活状况不仅没有按比例改善，相反恶化了。他引用查尔斯·布什（Charles Booth）《伦敦的生活与劳工》（The Life and Labor of the People of London）一书中的材料证明，工人工资低，住房条件差，处于随时都可能失业状态，而疾病又在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于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提出了社会主义的设想。由于政府并没有采取措施去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才主张阶级斗争的理论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这里鲁滨逊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解释几乎到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解释的程度，只是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大相径庭。

（4）历史的心理解释

兰普勒希特在他的莱比锡大学的同事和朋友，心理学家威廉·旺德（Wilhelm Wundt）的影响下，认为历史研究可以从中获得最大利益的新科学是社会心理学，他希望用心理学的法则来解释历史发展中的进步。因而吸引了许多年轻的美国人到莱比锡跟他学习。鲁滨逊虽然并非师从他，但是也主张采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解释历史。

鲁滨逊对新学科谈得比较多的是心理学。他认为，心理学对认识人类非常重要，为此他在心理学领域进行了广泛的阅读。动物心理学家，哥伦比亚师范学院（Columbia Teachers'College）的E. L. 桑代克（E. L. Thorndike），正在试图从人类行为中区分出动物的心理，认为在文化上人类行为是从“更原始的、祖先动物遗留下来的本能”引申出来的。鲁滨逊接受了这种思想，不过他醉心于人的社会心理。人类学家的布什学派（The Boas School）进一步证实了社会心理学家的发现：个体认识的视角和水平是怎样成为“无意识地接受社会环境影响的”产物。例如，乔治· 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论述了个体的“自我主义” 怎样成为与他人相伴的“社会产物”， 加布里埃尔·塔德（Gabriel Tarde）阐述了所有想创造文明的人是怎样通过“模仿”而代代相传的。对此，鲁滨逊非常赞赏，“社会心理学虽处于起步状况，但是它基于这样的信念，我们之所以是自我，那是因为我们同他人发生着联系”， “的确，没有社会心理学，人类如何学习和传播它的发明与误解这样重大的问题，就没有办法理解，简言之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有别于类人猿生活的人类文明的全部理论。没有动物心理学，我们就不可能理解社会心理学。只有对这些学问进行研究，才能说明那些历史学家必须加以注意的‘进步’、‘退化’的问题。”[23]还有弗罗伊德心理学理论，鲁滨逊称赞道，它为认识人类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揭示了行为和思想与‘隐藏的冲动、要求和秘密的期待’间的联系。” [24] 他还吸收了社会学家莱斯特· 富兰克·沃德（Lester Frank Ward）的区分遗传和目的进化的理论，强调直到最近人类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因为在这个星球上，人类之所以获得其艺术和技艺，那是得益于他们的好奇、模仿的动物本能。人和低等动物的区别是他们具有把自己的发现从一代传到另一代的独特能力。还有弗罗伊德心理学理论，鲁滨逊称赞道，它为认识人类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揭示了行为和思想与‘隐藏的冲动、要求和秘密的期待’间的联系。” 他还吸收了社会学家莱斯特· 富兰克·沃德（Lester Frank Ward）的区分遗传和目的进化的理论，强调直到最近人类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因为在这个星球上，人类之所以获得其艺术和技艺，那是得益于他们的好奇、模仿的动物本能。人和低等动物的区别是他们具有把自己的发现从一代传到另一代的独特能力。

鲁滨逊综合了当时的心理学成果，认为人的精神既有“无意识”，又有“理性化”，还有“创造性”；人的意识，既有“动物性”，又有“粗俗性”，还有“文明性”。他在《形成中的意识》中对柏拉图的研究，使用的就是这种理论。柏拉图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建立了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对后世客观唯心主义和宗教产生了很大影响。柏拉图讨论哲学，是在一些公共场合，使用的是对话体，展开问题时采用反语手法。鲁滨逊以为，柏拉图所生活的时代，讨论、批判、对话非常盛行，这些使柏拉图在无意识中，而且不是在书斋中完成自己的沉思，面对面的交流和各种意见的冲突也使得他使用对话体和反语手法。而柏拉图的反语表明，人是孩子气的、野蛮的，人本身就是各种有冲突的愿望和内在意念的牺牲品；人可能像一个伤感的理想主义者那样说话，但是做起事来却像个畜生。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只能在具有很大容忍性的反语模式里，得以明白和真实地叙述。鲁滨逊指出，柏拉图既认可了事物的混乱，又在超凡模式和天堂永恒的概念中寻求轻松；他无法接受一个不完善的世界或者一个肮脏的人，只好把存在的最高形式归结为理念的和抽象的；相对于他沉湎于各种尊贵的含糊不清和万物有灵的隐语而言，柏拉图在思想方面投入的精力要少，而这些隐语后来继续给讨论人类事物带来麻烦，柏拉图“把人的意识中的主要缺点加以神圣化，并把它提高到宗教的高度。”[25] 鲁滨逊在这里揭示了，柏拉图的思想意识中，无意识与理性化、野蛮性与文明性的对立与统一。 鲁滨逊在这里揭示了，柏拉图的思想意识中，无意识与理性化、野蛮性与文明性的对立与统一。

四、从信奉进步主义到反对民族主义

19和20世纪之交，美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折，从性质上说实现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美国以经济大国为基础，在国际上谋得了政治大国的地位。这一切绝对使得美国人相信历史的进步，心中充满轻松乐观的情绪。然而，新世纪到来之际的繁荣，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住其背后隐藏着的深刻的社会危机。这些危机表现为：环境的恶化，严重的种族问题，南方发展缓慢，劳工问题的突出，美国城市化中的市政腐败、犯罪率高和社会不稳定。

这些社会问题似乎与美国的大踏步发展是不协调的，鉴于此，美国各阶层纷纷起来试图加以解决。这样在美国历史兴起“进步运动”，即“公元1900-17年间在美国发生的一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改革运动。”[26]　于是，世纪之交的社会变革和进步运动，给史学家认识历史提出了新问题，也提供了新视角。 　于是，世纪之交的社会变革和进步运动，给史学家认识历史提出了新问题，也提供了新视角。

1、信奉进步主义

在进步主义运动中，许多历史学家拿起历史进化论为武器，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为广大劳工争取利益。

（1）服膺历史进化论

19世纪后半期，自然科学在内容和方法两方面都影响了美国的历史写作，在众多的自然科学中，生物进化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鲁滨逊等人，就是从生物进化论中意识到，生命是无止境的渐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应该像生物学家追寻植物和动物界的进化一样去追溯人类的变化。正如翰德林所说，“进步是占主导地位的主题。经由约翰·斯图尔特· 穆勒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努力，约翰·菲斯克接受其一般的观念，抛弃了一切所谓过时的关于历史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吸收了稳步趋向人类进步的进化的观念。詹姆斯·哈维·鲁滨逊的新史学肯定了这种进步的必然性。在1927年没有什么美国人对查尔斯 A. 比尔德的主张发表不同意见，他们相信进步的观念——在这个地球上，人类许多方面的持续改进，‘通过知识的获得和对物质世界的征服而对人类的幸福提出要求’——是思想史上最能动的社会理论。直到二十世纪，在美国没有一个历史退化的鼓吹者能够吸引追随者，并且退化的观点对历史写作没有任何影响。”[27]

（2）揭露资本主义的黑暗

西方自由主义学者们，所列举的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学家中，美国历史学家就有比尔德夫妇[28]、迈厄斯[29]等。他们的共同倾向如哈耶克所说，“当时各个社会主义流派都主张同样的历史哲学，学者们试图揭示不同经济制度的相对特征及历史过程中不同经济体系逐次替代的必要性。他们都试图证明，他们所批判的经济体系，即生产手段私人所有的制度，是对人类发展初期更自然的财产共同所有的制度的一种反转；由于指导他们进行研究的理论框架事先就已经明确地认定，资本主义的的[30]兴起必然不利于工人，因此，一点都不奇怪，他们果然找到了自己要找的证据。”[31]、迈厄斯等。他们的共同倾向如哈耶克所说，“当时各个社会主义流派都主张同样的历史哲学，学者们试图揭示不同经济制度的相对特征及历史过程中不同经济体系逐次替代的必要性。他们都试图证明，他们所批判的经济体系，即生产手段私人所有的制度，是对人类发展初期更自然的财产共同所有的制度的一种反转；由于指导他们进行研究的理论框架事先就已经明确地认定，资本主义的的兴起必然不利于工人，因此，一点都不奇怪，他们果然找到了自己要找的证据。”

这些自由主义者认为，正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史学家造就了“反资本主义精神”[32]。。

比尔德在《美国文明的兴起》中，揭露了阶级分化和阶级剥削，资本家通过丑恶的手段来聚敛巨额财富，人们的趣味日趋庸俗。同时，比尔德还揭示出，美国的经济实力尽管在扩张，在世界事务中要求得到承认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以致放弃了自己的民主与和平的传统和承诺。按照自由主义学者看来，“他是塑造我们在最近很多美国历史学著作中看到的反资本主义成见的一股主要力量。事实上，比尔德一直保持着他本人少年时代在印第安那乡村形成的农民对资本主义的偏见。”[33]

与比尔德的立场比较类似的是古斯塔夫·迈厄斯 (Gustav Myers)，他的《美国大富豪史》(History of the Great American Fortunes)出版于1909年。迈厄斯是个属于伯恩斯坦、饶勒斯和费边社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人。他期望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但他并不是用辩证法或革命的措辞来谈论这一点。资本主义是罪恶的，必将在大选中被民主的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他的主要著作充斥着关于这些在土地、贸易、铁路产业创造了巨额财富的家伙巧取豪夺、财富不断膨胀的法庭记录，作者根本不假考证就直接予以采纳。他们发财的手段主要是侵吞、欺诈、盗窃；他们的财富都是些不义之财；一个剥夺他们的子孙的继承权的社会必将会采取某种还历史以公正的行动。到1934年，随着约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1899-1978）出版其《强盗大亨》(The Robber Barons)，影响广泛。这本书几乎全部取材于迈厄斯的著作，他强调的是，(1)美国的大富豪是通过欺诈手段发财致富的；(2)国家的自然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被洗劫一空了；(3)私人所有和财富导致的社会后果是灾难性的——导致了阶级分化，造成农业退居次位，制造了贫民窟。他的影响力就非常广泛了。

1907年鲁滨逊出版了与比尔德合著的《近代欧洲的发展》，通过对过去200年历史的回顾，人们应该意识到面临着三个重大问题，那就是现代政府的责任、关于贫穷的战争、自然科学的进步与作用。人们应该讨论这些问题，并尽量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贡献。他们认为，由于近代欧洲的贡献，宪法政治已经在许多国家建立了，自由民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还有大量的妇女没有享有公民权，甚至一些男子也因为种种限制而没有公民权，政府应该把权力放给民众，让民众行使权力，而政府在公共事物中，应该大力创办学校，发展教育。鲁滨逊还认为，工业革命的结果，是工人处境的恶化，包括工资的低廉和失业的威胁，特别是贫困化问题日益突出，两大阶级的斗争兴起，社会主义运动如火如荼。鲁滨逊异常关注这些现实问题，不过他不赞同社会主义，而是主张通过发展教育，开启民智，以解决问题。至于自然科学，作者给予进化论、原子理论、细胞学说和细菌学说以很高的评价，认为自然科学可以引导人类走向美好与光明，完全可以改写人类的历史。可见，鲁滨逊并非为研究欧洲近代历史而研究它，而是为了认清当前的社会问题，并试图提出解决的方案。

（３）改善国民素质

鲁滨逊、比尔德、贝克的历史兴趣，同对历史教育的要求相一致，更紧密地同当代问题结合起来。在美国史学史上一直享有盛誉的史学家，诸如查尔斯·麦克莱恩·安得鲁斯、比尔德、贝克、詹姆斯·海利·布雷斯特德（James Herry Breasted）、爱德华 A·　钱宁（Edward A. Channing）、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和特纳都介入中学和大学的历史学，与安德鲁C·麦克劳克林（Andrew C. McLaughlin）和赫伯特·亚当斯一道，把历史研究和教学看成民主社会进步的根本。

在鲁滨逊看来，工人了解历史有助于改善自己的地位。“我以为，要解除现存的工业弊病，不得不借助于历史——不过我所说的历史不是普通教科书上的历史，而是过去人类的经验和成就的各个方面，这些足以说明我们的工业生活和它的重要性。……工人可以从历史里了解现在的分工制度是怎样来的（在这种分工中工人是深受其害的），他会知道现在分工制度的巨大意义，会知道何以现在的产品做得如此之快，生产如此之多，卖得如此之贱。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些，当其年长之时就会设法去改良自己和同伴的地位，又不至于减少工业的产量，调整经济效率和工人福利——这本是工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34]

历史教育可以扩大工人的视野。“历史学不仅可以使工人得到一个社会进步和社会未来的观念，并且可以对他提供某些事物的背景，使他们可以在自己的环境里把这种知识利用起来，又可以丰富他的想象力。把他们的思想扩大到工厂以外。” [35]

历史教育可以改变工人的人生观。历史教育“可以使他们具有一种人生态度，这种态度不仅可以使他们成为最好的工人，而且可以使他们对于其工作有个明智的理解，使他们协助清除他们所遭受的那些工业上的流弊。”[36]

接着，鲁滨逊从正面提出了历史教学大纲的制订，“要讨论在工业教育中历史学科的地位，我说过我绝不主张采用那些普通的历史大纲。我主张我们应暂时放弃一般对于历史的庸俗的观念，而将这个问题重新加以研究。我们首先问自己，当我们考虑到工业学校里的青年的需要、能力、兴趣及其职业，究竟他们最迫切需要哪些过去的事实，以便把他们培养成将来在生活和工作中成为一些有知识、有能力而且幸福的人呢？要好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确定学生所处的地位和工业教育所提出的要求。第二，我想提出一些工业学生应该知道、记得的，而且我以为最可以增加他们知识的那些人类过去的事实。我认为这些知识对他们更为有用。”[37] 新的教科书不仅要“大胆地删除了许多沿袭已久但无关紧要的事实，而且企图把书中的记载同现在的需要联系起来。但是我认为还可以再进一步。我们最好的教科书里，仍包括许多不值得青年注意的事实，而忽略了许多最值得叙述的事情。”[38] 新的教科书不仅要“大胆地删除了许多沿袭已久但无关紧要的事实，而且企图把书中的记载同现在的需要联系起来。但是我认为还可以再进一步。我们最好的教科书里，仍包括许多不值得青年注意的事实，而忽略了许多最值得叙述的事情。”

2、反对民族主义

到了２０年代末，鲁滨逊反对为民族主义而研究历史。其中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国的史学家，纷纷用历史学为自己的政府辩护，他们打出的旗号，是所谓的“民族主义”，即本民族利益至高无尚。显然，历史学没有让人们变得理智起来；相反是民族感情用事。鲁滨逊不无伤感地说：“从1914年开始，历史学家的旧方法受到了可怕的考验。这些旧方法能经受了这种考验吗？我想我们必须承认非常糟糕。历史学家努力说明过去有助于他们比其同伴更明智吗？几乎没有。在所有国家他们没能克服他们对于其具有部落偏见的祖国的敏感性。他们为旧的争执而欢呼雀跃，剑拔弩张。”于是历史学失去了公正，他认为“自从世界大战以来，主要是进化、种族主义（包括社会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的倾向）在作祟，历史学把爱国者脸谱化并表现他们的光辉事迹”[39]。。

海斯表现出强烈的反民族主义倾向，也是对它论述比较系统的学者，他的众多著作中就有《民族主义论丛》（Essays on Nationalism）、《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进程》（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等。海斯在1945年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致辞中曾经批评美国史学中的民族主义倾向，他说：“在欧洲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特定的民族，有特定的语言和传统，民族主义多少都是民族意识的自然之花。另外一方面在美国，民族主义是受精卵而不是花朵。在这儿它被当成具有形形色色起源——语言的、宗教的和种族的——的居民的最有效的生产手段得以传播和利用，一个属于新的和独一无二的民族的普遍的和丰富的意识。所有这些教导我们反对欧洲和建立独立的思想王国。”[40]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影响下，美国大学研讨班对学生进行了特别狭隘的训练。因此，“研究美国边疆的如此多的青年学者，忽视了它的更加广阔的联系和淡化比较研究。甚至我们中间数量日益增长的经济决定论者越来越倾向于在独特的美国事情中寻求证据。显然美国历史学中的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被认为不够迅速和有效。……我们正推动下一代更多知道美国历史——必然对其他历史知道的就少了：正是这一代，我们期望他们继续履行我们所承担的新的多样的国际责任。”[41]在海斯看来，这种思维是非常有害的，“无论如何，无疑大量的美国人包括大量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继续认为 ‘新世界’和‘旧世界’的区别、‘东半球’和‘西半球’脱离、‘欧洲人的欧洲’和‘美洲的美洲’。这些根本上是孤立主义者的话语。我们思维中的这种两分法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些口号，让我们重温无知、回到对本地以自我为中心的专注或地方性的关注，重谈民族主义的老调。这不是现实主义的，是反对基本的历史事实的，对我国现在和将来是非常有害的。”[42]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影响下，美国大学研讨班对学生进行了特别狭隘的训练。因此，“研究美国边疆的如此多的青年学者，忽视了它的更加广阔的联系和淡化比较研究。甚至我们中间数量日益增长的经济决定论者越来越倾向于在独特的美国事情中寻求证据。显然美国历史学中的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被认为不够迅速和有效。……我们正推动下一代更多知道美国历史——必然对其他历史知道的就少了：正是这一代，我们期望他们继续履行我们所承担的新的多样的国际责任。”在海斯看来，这种思维是非常有害的，“无论如何，无疑大量的美国人包括大量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继续认为 ‘新世界’和‘旧世界’的区别、‘东半球’和‘西半球’脱离、‘欧洲人的欧洲’和‘美洲的美洲’。这些根本上是孤立主义者的话语。我们思维中的这种两分法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些口号，让我们重温无知、回到对本地以自我为中心的专注或地方性的关注，重谈民族主义的老调。这不是现实主义的，是反对基本的历史事实的，对我国现在和将来是非常有害的。”）、《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进程》（）等。海斯在1945年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致辞中曾经批评美国史学中的民族主义倾向，他说：“在欧洲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特定的民族，有特定的语言和传统，民族主义多少都是民族意识的自然之花。另外一方面在美国，民族主义是受精卵而不是花朵。在这儿它被当成具有形形色色起源——语言的、宗教的和种族的——的居民的最有效的生产手段得以传播和利用，一个属于新的和独一无二的民族的普遍的和丰富的意识。所有这些教导我们反对欧洲和建立独立的思想王国。”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影响下，美国大学研讨班对学生进行了特别狭隘的训练。因此，“研究美国边疆的如此多的青年学者，忽视了它的更加广阔的联系和淡化比较研究。甚至我们中间数量日益增长的经济决定论者越来越倾向于在独特的美国事情中寻求证据。显然美国历史学中的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被认为不够迅速和有效。……我们正推动下一代更多知道美国历史——必然对其他历史知道的就少了：正是这一代，我们期望他们继续履行我们所承担的新的多样的国际责任。”在海斯看来，这种思维是非常有害的，“无论如何，无疑大量的美国人包括大量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继续认为 ‘新世界’和‘旧世界’的区别、‘东半球’和‘西半球’脱离、‘欧洲人的欧洲’和‘美洲的美洲’。这些根本上是孤立主义者的话语。我们思维中的这种两分法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些口号，让我们重温无知、回到对本地以自我为中心的专注或地方性的关注，重谈民族主义的老调。这不是现实主义的，是反对基本的历史事实的，对我国现在和将来是非常有害的。”

以上是对２０世纪前半期美国史学思潮的大致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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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恩斯《历史著作史》是鲁滨逊去世以后出版的，其对鲁滨逊的评价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盖棺定论了。第13章《文化史的兴起：文明和文化的历史》，关于鲁滨逊与兰普勒希特间的关系有如下一段文字，“二十世纪在美国致力于推动文化史的主要人物是鲁滨逊（1863-1936）。他没大受兰普勒希特或欧洲创新者的影响，尽管他熟悉他们的作品。他从一个传统史学中的极端保守的学者进步为，他所谓的‘人类喜剧’的独立观察者，是一个逐步的、非常规的和个人的事情。” ( Harry Elmer Barnes,A History of History Writing,seco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Inc. 1963,p.322.)巴恩斯的说法是矛盾的，其中原因值得探讨。布洛塞奇也认为，“德国和法国的改革者最终都没对美国新史学发生大的影响。兰普勒希特尽管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荣誉博士和美国历史学会的荣誉会员，但从未看到他的《德国史》（Deutsche Geschichte）被译成英文，他在美国的影响很快衰落了。” ( Ernst A. Breisach, American Progressive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36.)

[2]Harry Elmer Barnes,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tudies,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25, pp.204-205.

[3]Harry Elmer Barnes,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tudies,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25, pp.201-202.

[4]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p.3.

[5]James Harvey Robins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new edition, Boston, Ginn and Company, 1934, p.1

[6]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p.8

[7]Charles Beard, “Written Historical as an Act of Faith”,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xxix, No.2, 1934, p.219 Vol.xxxix, No.2, 1934, p.219

[8]Charles Beard, “Currents of Thought in Historiograph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lii, No.3, 1937, p.482.

[9]Charles Beard, “The Noble Drea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li, No.1, 1935, p.86.

[10]Charles A. Beard and Mary R. Beard, “To Teachers”, Charles A. Beard and Mary R. Bear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8, p.vi.

[11]Harry Elmer Barnes,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tudies,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25, p.3.

[12]Harry Elmer Barnes,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seco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 Inc., 1963, p.294.

[13]Harry Elmer Barnes,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tudies,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25, p.8.

[14]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p.69.

[15]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p.75.

[16]Harry Elmer Barnes,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seco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 Inc., 1963, p.357.

[17]Igancio Olábarri, “‘New’ New History: A longue Durée Structure”, History and Theory, Vol.34, No. 1, 1995, p.6.

[18]爱弥尔·涂尔干：《实用主义与社会学》（渠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页。

[19]爱弥尔·涂尔干：《实用主义与社会学》（渠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0页。

[20]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88, reprinted 1992, p.151.

[21]Charles A. Beard,“Preface”, Charles A.Beard,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6.

[22]Forrest McDonald,“ A New Introduction”, Charles A. Beard,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6, p.vii.

[23]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p.92-94.

[24]John Braeman, “James Harvey Robinson”, Clyde N. Wilson, 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Vol.47, American Historians, 1866-1912, Detroit, Gale Research Company, 1986, p.237.

[25] 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Mind in the Making, Harp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New York and London, 1921, p.109.

[26]《大美百科全书》第22卷，外文出版社光复书局1994年，第444页。

[27]Oscar Handlin, Truth in Hist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90.

[28] Charles A. and Mary R. Beard，美国历史学家，相关著作有《美国文明的兴起》（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29] Gustav Myers，美国历史学家，相关著作有《大富豪史》（History of Great American Fortunes）。

[30] 此处译文有错，多一个“的”字。

[31] 哈耶克主编《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秋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

[32]关于“反资本主义精神”，R.M.哈特威尔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反资本主义精神是指一种思想上的倾向，它在资本主义哪儿[32]看不到一点好处，资本家则更恶劣。它对资本主义秉持一种负面看法，突出它的缺陷而否认它的优点，只看到它的失误，而贬损它的成就。在它看来，由于资本主义，整个世界在一步一步地堕落；一方面，资本主义已经摧毁或者削弱了欧洲伟大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它滋生出了一个不平等、不正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大量的人处于疏离和不满状态。”（哈耶克主编《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秋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

[33] 哈耶克主编《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秋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2页。

[34]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pp.141-142.

[35]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pp.142-143.

[36]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p.123.

[37]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p.139.

[38]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p.137.

[39]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er Ways Of Historia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xxxv, No.2, 1930, pp.252-253.

[40]Carlton J. H. Haye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Frontier of Wha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li,No.2,1946,p.201.

[41]Carlton J. H. Haye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Frontier of Wha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li,No.2,1946,p.202.

[42]Carlton J. H. Haye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Frontier of Wha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li, No.2,1946, p.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