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李云雷 “底层文学”在新世纪的崛起

李云雷 “底层文学”在新世纪的崛起

——在乌有之乡的演讲2007年9月16日

我今天主要谈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是底层文学，第二个是底层文学作品到底怎么样？第三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底层文学。我就简单地把大体的情况介绍一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再交流。

　　一、什么是底层文学？底层文学其实是从2004年才开始讨论的一种文学现象。最早是在《天涯》杂志上发表过关于“底层与底层的表述”这样一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包括我们那时候讨论的《那儿》，也是关于底层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从《那儿》开始之后，然后《天涯》杂志，后来的《上海文学》、《小说选刊》、《北京文学》，文学刊物不断地参与到讨论中来，还有文艺理论刊物，像《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全国最重要的一些理论和文学刊物都在关注这个话题。

　　理论方面的文章也发表了很多，最早是蔡翔先生的《底层》，是在90年代写的，蔡翔先生是《上海文学》的编辑，后来在上海大学当教授，还有王晓明先生、孟繁华先生，还有湖北的刘继明先生、福建的南帆先生等等，这些人都一直在讨论什么是底层文学，底层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他们讨论的一个焦点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能不能代表底层人说话，这是不是有可能，因为你是知识分子了，可能别人就说你跟底层人关系不大，就一直在讨论理论层面这些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在创作上，很多作家也开始用自己的创作，来参与到讨论里边。就我的理解来说，单纯从概念的层面来讨论底层文学比较困难，而且它还在发展中，像萨特说的“存在先于本质”，只有在“存在”中，在具体的历史现实的发展中，才能创造出它的“本质”，我今天换一个角度，其实底层文学和跟它相对应的其他文学不太一样，我觉得可以从它相对的几个方面来讨论，可能能够大体搞清它的意思。

　　“底层文学”主要就是以底层为描写对象的这样一种文学，跟它相对的我觉得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文学。第一种就是我们一般说的那种“纯文学”，纯文学就是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一种文艺思潮。就是以那种先锋性的、现代主义的这样一种文学方式来写，他们基本上跟现实不发生具体的关系，不描写具体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它就描写个人抽象的苦闷、绝望这样的一些情绪，在八十年代中期，这些文学当时让人感到耳目一新，但是越到后来这些作品越让人感到，反正都是那些东西，越到后来越是无病呻吟，是这样一种文学。另外一种就是商业文学，商业化的通俗文学。现在可能大家也注意到，每年要出版一千多部长篇小说，基本上就是按照那种商业的模式来运作的，它就是一种“产品”、一种商业性的产品，而不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创作，而是通过出版的渠道占领精神文化领域的一种商品。　另一种就是主旋律文学，主旋律文学是一种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来写的，粉饰太平、不触及到真正的社会问题的文学。

　　新兴起来的底层文学跟它们这三种文学是不一样的，它描写底层人的生活状态，代表底层人发表出他们的声音，是这样的一种文学的形式。具体说来，“底层文学”与“纯文学”不一样的是，“纯文学”是不描写现实生活或只描写中上层生活的，而“底层文学”描写的是底层生活；“底层文学”与通俗文学不一样的是，通俗文学是模式化的，主要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并使大众在幻想中逃避现实，而“底层文学”则是作家的独特创造，它不是要迎合而是要提升大众的审美趣味，并使之对真实的处境有所认识与反思；“底层文学”与主旋律文学不同的是，主旋律文学对现实秩序及其不公平之处加以粉饰，使之合理化，而“底层文学”则对现实有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希望引起大众对不公平、不合理之处的关注，以发生改变的可能性。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试着总结一下“底层文学”的概念或内涵：在内容上，它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形式上，它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写作态度上，它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有着同情与悲悯之心，但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上，它主要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这是我所理解的底层文学，我觉得它基本上在整个文学界还处于弱势的地位，就跟整个的底层在现实领域中所处的地位，大体差不多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我觉得它的发展的势头比较好。

　　接下来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底层文学最近这几年发展怎么样？我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就是新世纪以来，这几年最好的小说都是关于底层的，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真正的好小说，绝大部分都是关于底层的。可能在座的很多人对底层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不是特别的清楚，我先举一些例子，让大家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比如说像曹征路的《那儿》，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还有曹征路后来写的《霓虹》，写下岗女工做妓女的，还有《豆选事件》，这是他今年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一个中篇，是写农村里选举的故事。另外像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太平狗》，也都很出色。还有刘继明的《放声歌唱》，它是写一个农村人进城打工，要不到工钱到楼上去跳他们地方上的一种“跳丧舞”这样的一个故事，还有《我们夫妇之间》，是写一对下岗职工，他们怎么样从最开始想找一个工作，最后什么工作也找不到，最后那个女的不得不去卖淫，小说写她跟她丈夫之间的感情，她丈夫一开始特别不舒服，后来被生活压迫得没有办法，他就配合他妻子，比如她妻子每次去的时候，他要去送她，回来又接她，是这样一个故事，是特别感人的。
　　还有像胡学文的《命案高悬》，这是写农村的。还有四川的作家罗伟章写的《大嫂谣》、《我们的路》、《变脸》，《变脸》这个小说也是特别有意思，写农村进城打工的人，他写了其中的一个小工头，小工头本来是进城打工人的一部分，但是因为他成了小工头之后，他就变脸了，他对他手下的工人是作为一个压迫者的形象，然后对他要拉拢的巴结的那些大的工头，给他们进行一些行贿等等，他抓住这个人物来写，还是挺有意思的。
　　像王祥夫先生，他也是写农村的事情，有一篇小说叫《五张犁》，五张犁是一个人物的名字，现在很多农村里的地都被征用了，被用做建高尔夫球场等，五张犁是农村里以前干活的一个好手，他们村里的地也被征了，他每天还到他以前承包地去干活，他就把原先属于他的那块地种得特别好，后来他把人家要种的花都给弄掉了，别人都说他是神经病，写的就是他对土地的感情，被剥夺土地之后那种无奈的、绝望的情绪。王祥夫另外一篇小说叫《狂奔》，这个小说我觉得也触及到很深的社会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一般都会谈到农村的留守儿童的问题，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写。写一个农村的父母带了一个孩子到城市里来，这个父母是在一个公共厕所，他们负责一个厕所，吃住都在那儿，这个小孩也跟他们住在一起，他在城市上学，他很不愿意让他同学知道他跟父母住在这样一个厕所里，然后他就想方设法隐瞒他住在厕所的事实。突然有一天他正在家里，就是厕所里边碰见他的两个同学，同学就讽刺讥笑他，让这个小孩心里特别难受，他就沿着河一直跑，跑到桥上之后跳下去就死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涉及的问题挺多，因为很多社会学家都没有注意到，除了留守儿童之外的另外一种，就是跟着父母来城市里的儿童，也会有心理上的问题，这个小说对人物心理细微的变化表达得很好，写的还是挺不错的。

　　湖北作家范小青有篇小说名字叫《父亲还在渔隐街》，是写一个女孩的父亲从小就到城市里去打工，从她父亲走了之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她父亲，但是她父亲每次都会寄一笔钱来给她母亲和她两个人生活。后来这个女孩终于考上大学了，她的一个心愿就是到这个地方去找她的父亲，她对她父亲唯一的一个线索，就是她母亲经常跟她说，她父亲在渔隐街当剃头匠，就是理发的，这是最早的对她父亲的印象。就凭她这一点点线索去找她的父亲，结果到那儿根本找不到渔隐街这条街，后来在别人的指点下，她发现这个城市有一条路叫现代大道，因为渔隐街已经改名叫现代大道了，然后她就在这个现代大道边上打听她父亲的线索，一直也没有找到她父亲。她在打听的过程之中，也不断地遇到其他的人，她发现原来很多人都是找不到自己父亲的，最后小说归结到这样一个隐喻，就是说我们现代生活的人，有很多都是找不到自己的父亲，没有自己的来路，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这样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还挺有艺术性的，它把这样一种现实的，农民工的女儿找父亲这样一个故事，跟现代人精神上那种迷惘感结合在一起写，这应该是一种比较新的写法。因为一般的写底层的大部分是现实主义的，故事讲到这儿就完了，不会给大家留下更多的悬念，更多可以去猜想的空间。但是这个小说就留下了这样一个东西，让大家不断地琢磨，她父亲到底在哪儿，或者是这个小说到底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主题，这是范小青的小说。

　　接下来我再介绍一下东北的女作家迟子建，她写的一篇小说叫《花牤子的春天》，发表在今年的《佛山文艺》上。《花牤子的春天》这个小说挺有意思的，它就是写花牤子这样一个人，他们村里经常会给人起外号，有个人叫乳牤子，就是他长到多少岁还吃奶，所以叫乳牤子，为什么他叫花牤子，因为这个人有点像花痴那样的，特别喜欢女的，小说一开始写他把一个女孩“摁在草地上，干了那事”，然后又写他把上坟的小寡妇给糟蹋了，是这样一个坏人。小说就写他这样有点坏的一个人，在改革开放以来到差不多现在，他的一个变化。这个人因为村里人对他都特别有意见，所以他父亲就不让他在家了，带着他到山上去砍树，在砍树的过程中，突然有一颗大树倒下来，正好把他砸到了，所以他就失去了性功能了，就这样一个人。所以他从医院回到村里之后，别人也都不害怕他了，以前大家都觉得他会侵犯别人，比如乳牤子刚结了婚，就不愿意让他见他老婆。

　　这样一个人到后来，九十年代初，村里很多人都出去打工，大部分都是男人出去打工，对自己的老婆不放心，他们主要是防备两个人，一个是村长，村长可能会欺压自己的老婆，一个就是他们村里的一个教书先生，这个人长得白白净净的，比较讨村里的小媳妇们的欢心，大家不放心，就公推花牤子来替他们看着他们的老婆。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就没有性能力了，所以对他就比较放心，然后他也很高兴地答应了，承担起了维持村里的整个道德伦理的这样一个角色。第一年打工的这些人回来之后，看他做得特别好，第一年没有发生事情，他们都很高兴，给他带了很多礼物，然后这些人过了秋又到城市里去了。但是到第二年的时候，村里的女人没有出事，这些男人出事了，这些男人在外面去找小姐，回来之后村里的这些女的都对花牤子不满，说我们这些女人都很好，你把我们的男人放出去，他们倒变坏了。接下来这些男人走了之后，村里又来了勘探矿藏的这样一批城里的人，这些城里的人好多就跟村里的女人搞上了。花牤子他处于两头受气的这样一个位置，他要去管人家那些女的，那些女的不让他管，等到男的从外边回来了，说我们让你管你怎么不管，是这样一个角色。小说最后有一个这样的寓意，说第一年你们出去打工那一年是我的春天，是我感觉最好的时候，我的春天什么时候还会再来呢？

　　我觉得这个故事好就好在这样一个人物，他从一个有点坏的这样一个人，他想变好，变好之后他成为了一个村子里秩序的维护者，后来他就眼睁睁看着整个社会重新变得失去了秩序，本来最早他是破坏秩序的人，后来想维持整个秩序而没有办法办到，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反讽的故事。这个小说题目起得特别好，叫花牤子的春天。因为我们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最早郭沫若说是“科学的春天”，郭沫若做过一个报告，说我们现在是第三次思想解放，我们进入了一个春天。然后九十年代也有一首歌叫《春天的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花牤子的春天跟他们的春天是不一样的，他有自己对春天的理解和感受。所以我觉得整个小说是通过这样一个不特别正经的人物，对农村三十年来的变化有一个大致的梳理，有一个反思。因为这个人物特别有意思，引起了大家的思考。以上说的这些，就是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我们是要说明：近几年最好的小说基本上都是关于底层的。

　　第二，我觉得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最为激烈，因为思想活跃，所以最有可能出大作家和大作品。底层文学是从2004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热点，是文艺思想界最为活跃的一个话题。我前几天在网上查一些资料，看到2006年关于文学理论论争的这样一个话题里边，三个最重要的话题，其中一个就是关于底层文学。另一个文章说2007年上半年，这个话题也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因为思想争论最为活跃，所以不断地会有新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之中，反对的声音也很多，有很多人反对底层文学的提法。有人觉得底层文学是一种新的工具论，像以前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样的文学一样，它不注重作品的艺术性，专门注重它的工具性。还有的说现在这些作家，包括一些赞成底层文学的这些人，是在“抢占道德的制高点”，做一个道德的姿态。还有的说现在描写苦难成为了一种时髦，底层文学成为了一种时尚。我有个朋友在杂志社工作，他给我说了一个例子，他说他一天看了四篇关于矿难的作品，说底层文学确实是太多了。

　　我自己的感觉底层文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真正好的还是太少。我觉得中国的事情跟别的不一样，我记得《安娜？卡列尼娜》第一句就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是在中国连不幸也都是相同的，这就凸显出来这几个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几亿人都为一个问题不幸，比如房子、拆迁等等，但就是改变不了，这不也是很荒谬的吗，如果有人把这种荒谬性写出来，我觉得应该会是大的作品。我并不是要反驳这个朋友，其实有反对的声音是最好的，因为大家在争论，说明了这个话题是有比较大的困惑，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才会不断有新的思想和新的作品出来。

　　第三，我认为底层文学是有很长远的发展前景的。从刚才简单的介绍也能看出，现在最活跃、最有艺术性的，就是现在描写底层的这些作品。不仅如此，我觉得这些作品不仅在文学界，而且在整个文艺界也都是具有先锋性的。去年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上映时，上海的一个文化批评者王晓渔写过一篇文章叫《为什么文学界没有贾樟柯？》，我不太同意他的看法，我觉得“底层文学”已经超越了贾樟柯，不是文学界为什么没有贾樟柯的问题，而是为什么电影界没有曹征路、陈应松、刘继明的问题。贾樟柯我也是很喜欢的，他的《小武》、《站台》我也很喜欢，而且很早就喜欢了，包括《三峡好人》我也比较喜欢，但喜欢是有不同层次的，如果相对于《无极》、《黄金甲》这样的片子，那我当然会喜欢《三峡好人》，但这并不是说《三峡好人》就没有缺点了，所以我觉得汪晖、李陀两位老师发在《读书》上的文章，把贾樟柯说得有点高了。我的批评主要是两点，一是他的精英视点，二是他电影中的世界是一个“沉寂的中国”，不是“活的中国”，所以他是从外部、在高处来看这个世界，这样他影片中所有的人都没有表情，或者说只有一个表情，那就是麻木、忍耐、逆来顺受这样的表情，真实的中国、真实的底层肯定不是这样的，他们的生活虽然艰难，但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内在的生活逻辑，所以这是一个精英的视点，我们优秀的底层文学已经超越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以世界性的眼光来看，会怎么样呢？不过先要说清是哪个“世界”，我觉得整个的文学界从八十年代以来就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只看那些欧美的、西方的文学，只看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焦虑的情结，有一点盲目崇拜。其实最早像鲁迅先生他们翻译外国文学，最注重的是“弱小民族”，像捷克、波兰这样的一些比较弱小的民族。我一个朋友在出版社，最近准备翻译出一套关于非洲文学的书，我说他这个想法特别好，非洲文学我们了解多少，80年代以来几乎就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但不一定就不好，我看阿切比的《崩溃》就很好，但是像这样愿意扎扎实实做些事的人太少了。我们的文学眼光太势利了，如果做文学也这么势利，真还不如去做些别的。

　　其实你看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20世纪的拉美文学，有哪一个是靠模仿发展起来的呢？他们都是在关注现实与精神问题的同时，借鉴西方文学的形式，从而超越了西方文学。我们举俄国的例子，屠格涅夫的小说是最符合当时西方长篇小说标准的，也是最早为西方接受的，但他的小说并不是俄国文学中最好的，俄罗斯文学的最高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超越了“标准”的西方小说，像《安娜》里面的对位式结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和“狂欢”，都是那个时代小说艺术上的伟大创新，但这种创新不是靠模仿得来的，而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对“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们的热爱，在他们的精神上引起了极大的痛苦，但按标准的西方长篇小说的形式，却无法表达或者无法完全地表达，于是他们突围出了这一“标准”的束缚，从而有了新的创造。所以我们的作家，要想真正有所作为，不能简单地模仿，也不能整天坐在家里享受中产阶级的生活，而应该关注社会、关注底层，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叙述艺术。

　　我觉得底层文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要寻找并建立起底层自身的主体性，没有主体性，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没有发言权，被别人的话语笼罩着，那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对一个民族来说，也首先要有自己的主体性，假如没有了自我，你变成了黄皮白心的香蕉人，你说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但屹立是屹立了，但屹立的那个还是你吗？我觉得一个民族的根基在底层，如果没有底层的根基，没有底层的活路，这个国家也就不会发展起来，即使发展起来，如果跟大多数的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只为少数中上层精英服务，它也不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而底层文学呢，它应该建立起民族的主体性和底层的主体性，在这个方向上，它可以发展出一种不同于现在主流文学的一种新文学，包括中国的主流文学和世界的主流文学，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我接下来再谈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底层文学，我觉得主要有三个部分。第一我觉得底层文学是我们当下文学的一种先锋，我最近在《文艺报》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底层叙事是一种先锋”，不少作家朋友都说这个文章写得很好。我觉得为什么说它是先锋呢？因为我们以前对先锋文学都有一种比较概念化的看法，觉得它在形式上是一种探索，用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写法来写就叫先锋文学。但是我觉得以前的先锋文学仅限于形式跟内心情绪的这样一种探索，而底层文学就是把先锋文学没有触及到的，比如说在内容上的探索，除了内心以外的外部世界的探索结合起来，这样一种文学形式。所以我觉得它也具有先锋性，它是跟整个中国现实的变化，跟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变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从新世纪以来，特别2006年被称为“反思改革”年，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很大的活力，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大家都在讨论。底层文学好的一方面就是，它能够以自己的文学的这样一种方式，也参与到社会的思想界的讨论之中。从思想方面来说，从1998年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论争以来，在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发生了比较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来对待占中国大多数的底层，有的人认为这些人是社会发展中的包袱，可以把它甩掉，或者当做可以被牺牲、被忽略，或者被遗弃的这样一种态度。但是另外一种态度跟那完全不一样，认为底层其实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只有中国这样一个主体发展起来，整个的中国才能发展起来，其实是有这样的一种争论。

　　底层文学我觉得它也是在这种层面上参与了这种讨论，它对底层人的主体性的寻找，对他们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一种强调，包括对他们现实生活中苦难生活的描写，我觉得都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思考的东西。仅仅从文学界来说，底层文学也是出现的一种新的思潮。从八十年代开始纯文学已经占据了文学界的主流，纯文学的主要特征有三个方面。一是它注重形式、技巧、叙述，就是外部形式的探索；二是它回避对社会现实的直接的描述，而注重描写个人内心的这样一种情绪性的东西；第三方面它注重对西方的现代主义和最新的潮流的模仿和学习。

　　但是这些在新世纪的时候，它已经受到了很多人的重新反思，最早是从2000年开始，李陀先生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一个谈话叫“漫谈纯文学”。他认为纯文学基本上到后来发展到跟社会现实关系联系越来越少，所以读者也越来越少，整个就处于一种萎缩的状态，所以希望文学能够重新建立跟现实、跟底层社会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新世纪底层文学的兴起，跟整个的文学界对以前纯文学的反思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文学研究界这种反思也还在继续，在创作界“底层文学”的出现，可以说是用自己的作品来对以前思潮的一种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底层文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先锋，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有先锋性的这样一种文学形态。

　　第二个方面，我认为底层文学其实是五四新文学的一种继承者，是一种“新文化”，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从八十年代开始，我们逐渐地告别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方向，我们说五四文学的方向，起码应该包括三个部分，一部分就是左翼文学，一方面是自由主义的文学，第三方面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它们内部也会有斗争，但是起码这三个方向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的这样一种思想与文学上的不同方向。但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左翼文学的叙述基本上被剔除出文学史叙述之外。自由主义作家的分量不断加重，像沈从文、钱钟书这样一些作家，还有张爱玲，她不是完全的自由主义，她是介于自由主义跟通俗文学之间的这样一个作家。“先锋文学”、“纯文学”我们可以说它是“为艺术而艺术”，也是盛极一时，但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由主义和先锋文学的影响也越来越小，只在一个小圈子里坚持“纯文学”，这是由于市场经济和大众传媒的发展，大家对文学不是那么需要了，对文学功能的要求也变了，也从启蒙与救亡更多变成了消费和娱乐。

　　接下来就是通俗文学不断地进入大家的视野，并且占据的范围越来越大。我们大家都知道五四新思想与新文化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五四的新文化，就没有新中国，也不会有我们的今天。我觉得到九十年代末期，特别是现在，整个文坛的主流已经背离了五四新文学的方向。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底层文学的出现就显得特别重要。它不仅是要代表底层人民的利益，而且它是坚持了一种跟五四新文化相一致的这样一种文学方向。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重要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五四之前，我们的文学状况是比较混乱的。像黑幕小说、武侠小说、官场小说、青楼小说、鸳鸯蝴蝶派等等，现在我觉得文坛上见得最多的也都是这一类的小说。

　　在当时，像鲁迅、茅盾这些人都是给予极力的批评，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像张恨水这样的作家，在当时影响是特别大，大家都知道鲁迅的母亲喜欢看小说，但她不知道鲁迅写小说，她最喜欢看的就是张恨水的小说。张恨水的作品，像现在电视剧演的，比如《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现在我们看，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对他们有那么强烈的批判？我觉得这些通俗文学，它其实起到一种类似于鸦片烟的效果，让你比较舒适的阅读，有故事，有通俗化的模式，让你在这样一种阅读的快感之中逐渐失去了对个人与时代的清醒的认识和判断，我觉得它起了这样一个作用，有点类似于好莱坞电影的一种作用，它就是给你制造一种梦幻，让你不知不觉就沉浸到里边。但是新文学不一样，像鲁迅、茅盾这些作家，他其实是把现实的东西写出来让你看，他不是让你舒服，是让你重新认识自己跟世界的这样一种文学，让你认识之后产生了一种作用，像鲁迅所说的，引起改变这个社会，改变社会的不合理的不公平的秩序的作用。前一段时间，北京市的教材把鲁迅的小说换成了金庸的小说，引起的争论也很大，我基本上持反对的态度，因为我觉得文学教育起到的作用，应该是让人们面对现实、改变现实，而不是在幻想中逃避现实。所以我觉得“底层文学”的重要性，就是它坚持了五四以来新文艺的方向。

　　现在有一些人对五四重新评价，像王德威教授谈“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他发掘晚清文学多样的现代性，认为五四新文艺压抑了这样的多样性，他这个研究影响很大，但我的看法不同，“没有什么，何来什么”这种句式本身就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历史在进行中本来就有很多可能性，但真正走的路却只有一条。按他这种说法，我们也可以说，“没有清朝，何来晚清？”“没有明朝，何来清朝？”总能从中找到被压抑的多种可能性，但他这个研究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告诉我们不应该忽略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五四那代人也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思想文化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王德威教授这样的观点，是现在学术界一种主流的看法，现在好多人都去研究晚清小说了。但我的看法有些不同，晚清小说我也读过一些，比如说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联系一下现实就会发现，那些官员的贪渎、官场的黑暗、对洋人的谄媚，跟现在很像，我有一次回农村老家带了李宝嘉的小说，在村里正遇到征地拆迁，家里人还被抓起来了，那感受就跟他书中写得一模一样，但是没有办法，现实中没有办法，晚清小说中也没有办法，它只是细碎地描述现实，没有前进与改变的方向，这个时候让人特别怀念五四小说，正好我还带了一本戴锦华老师翻译的墨西哥马科斯的《蒙面骑士》，读着真像是在黑暗中见到了光明，在泥淖中抓到了一根稻草。回来后我跟一个朋友说，现在我们那里的情况就像是“没有英雄的《水浒传》”，什么意思呢，就是《水浒》中的贪渎黑暗、欺压良民什么的都有，有高俅童贯，有董超薛霸，有买刀的牛二，但就是没有武松、林冲、李逵、鲁智深、阮氏兄弟这样的人物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这样的世界当然是要改变的，但怎么改变，我们不能靠武松这样的个人英雄，还是要靠“五四”的精神，因为我们要反抗的不只是压迫者，而且也包括受害者对压迫者逻辑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继续五四的未竟事业，“底层文学”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学形态，现在看来，我们可以说它是五四新文艺中左翼传统与自由主义传统的结合。

　　第三个方面也是我最后要谈的一点，就是底层文学的社会作用。刚才我们已经稍微谈到了一点，我觉得底层文学重要的作用，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词来概括，说是意识领域的斗争也可以，说是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也好，现在有人用一个词叫“翻心”，很形象，大家知道以前的“翻身”，翻身是从当奴隶到当主人，但是你怎么从奴隶到主人，实际上你有一个觉醒的过程。底层文学我觉得就应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让人把“心”也翻过来，让大家意识到这个社会不公平的地方，从而引起你改变现状的这样一种可能性，这是在觉醒过程中的作用。

　　大家知道，毛泽东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这是一个真理，但如果我们仔细一想，就会知道这个真理就像牛顿力学的定律一样，只有在真空条件下才有可能，就像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只有在真空中才是相等的，压迫与反抗也是一样，本来应该是相等的，但在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条件中，表现出来就不一样，有压迫不一定有反抗，所以才有人强调要考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为什么反抗与压迫不对称呢，压迫者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进行控制，而且在思想上把自己的逻辑也灌输到了被压迫者身上，久而久之，好象这些就是自然的了，被压迫者也认同了压迫自己的逻辑。鲁迅说这是“国民性”，胡风用了一个词叫“精神奴役的创伤”，就是说一开始会反抗，但不断地失败、被报复，几千年下来，在底层人心中就会有这样一种阴影和创伤，在反抗前要先冲破压迫者的逻辑，要先考虑一下反抗的得失。像萧红的《生死场》，里面写到了多重压迫，包括民族、阶级、性别的等等。一开始日本人来了，大家还觉得没什么，还在那里家族、邻里之间互相斗，为了一块地或者一只羊，但慢慢就变了，他们逐渐明白过来，在日本人眼里你们都没什么区别，都是要压迫的，这个觉醒是缓慢的、艰难的，小说好就好在把这种缓慢与艰难写了出来，到最后大家都认识到一块地、一只羊没那么重要了，还是把日本人赶出去要紧，所以小说中“二里半”这个人物，本来很在乎他的羊的，却把羊杀了给出去打游击的人送行，这就是一种觉醒。

　　“翻心”的作用我认为有两个，一个是觉醒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就是觉醒之后，你翻身翻过来以后，如果仍然是认同于以前那种原则，比如说还是认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人吃人的这样一种社会，那不过是很简单的从以前的受压迫者变成了现在的压迫者。底层文学应该能起到这样一种“翻心”的作用，你翻过来之后就不是以前那个“心”了，你有一种对社会意识的批判性的认识，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一种新的人与人的关系。

　　前几年讨论《那儿》的时候，我们北大的张颐武教授也写了一篇文章，我也是最近才看到，他对《那儿》做了批评，认为它描述的故事不真实，而且像小舅那样抗争的方式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在这里他引入了对“打工诗歌”的评价，他认为很多打工诗歌不是以抗争的方式，而是以“中国梦”的方式融入其中的，他对这个方式比较肯定。所谓“中国梦”，是他常用的一个术语，是指依靠个人奋斗使自己能够发财致富，能够进入更高社会阶层这样的一种梦想，他认为一些“打工诗歌”中这样的意识是值得提倡的。我的意见和他却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正是“打工诗歌”不足的地方，因为它只考虑个人的出路，而不考虑整个群体的出路，只有个人意识，没有群体或阶级意识，即使你只考虑个人的出路，社会现实给提供的机会也是极为有限的，个人奋斗这样的“中国梦”能够做多久？我认为已经基本破灭了，现在的中上层精英联合起来，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垄断，别说一般的打工者想进入很难，大学生毕业后都难以找到工作了，可以说这一代精英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连下一代的“准精英”都开始剥夺了，连精英的“再生产”都不需要了，他们需要的只是保住自己的地位，并且最好能一代代传下去，有人对北京大学入学新生做过一个统计，发现30年来出身于农村的学生占的比例越来越少，这只是一个例子，但可以说明这一代精英是有很明确的群体或阶级意识的，他们要培养的是自己的人，底层如果顺着他们的逻辑走，只能走到沟里去，我们必须换一种方式考虑。

　　上海的王晓明老师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我觉得挺重要，他谈的是“新意识形态”。他说其实从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就跟以前的那种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意识形态是不一样的，现在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我们整个社会笼罩的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我觉得他说的很好，这种新意识形态，比如说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成功者的神话，每个人都想成为成功者，不成功的人是要被大家嘲笑的，谁都想当第一，成为一种中上层的精英这样一种人生理想，这是新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另外一种就是金钱至上的原则，什么都拿金钱来衡量，还有就是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各方面的便宜都想占，现在社会上包括文学界，都有不少这样的人，再比如说像竞争万能、市场万能，这些都是很多人不加考虑就认同的东西，是流行于全社会的“常识”，沉潜在很多人的意识、潜意识乃至无意识中，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但这些真的正确吗，人类历史从来就如此吗？好像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翻”过来之后，就应该对这些“新意识形态”有一个反省，从而能够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我觉得底层文学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一些作用。谢谢大家！

来源：《天涯》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