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敲开日共大门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每篇有关日本共产党的报道在中国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从小说《蟹工船》再版的销量，到日共月增15000名新党员，再到《赤旗报》的政论文章“永远的马克思”……自2009年起，笔者便开始筹划对于日本共产党的采访。
我购买了能够买到的书籍和资料，包括“文革”期间的小报。阅读后拟定了八千字的采访计划交给日共方面。
一个月后，日共中央广报部部长植木俊雄(相当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发言人)传来第一次回音，说协助我完成采访“感到为难”。因为迄今为止，没有记者对日共提出过涵盖日共中央的所有直属部门的采访计划。植木部长说，7月份日共将面临日本参议院大选，恐怕难于如此密集地安排采访。
我给日共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对历史记录及对社会预见的愿望。一个星期后，日共同意了我的采访申请，与日共副委员长绪方靖夫(兼任国际局局长)见面，当面陈述采访意图。
2010年4月21日，我踏上东去日本的行程。
22日，我在日共中央本部见到了副委员长绪方靖夫。绪方曾在《赤旗报》当过记者，因阿富汗战地采访获日本新闻界的高度评价。
我向绪方副委员长说明采访意图：“中日两党很早就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中共有60多年的执政经验，日共虽没有执政经验，但同样是一个有凝聚力与核心价值观的政党。在这些方面，我想更多更深地了解这样一个政党。”
绪方听了我的叙述后，先是送给我十多本书，之后严肃地对我说：“写文章是您自己的事情。至于您需要了解和帮助的地方，我们全力帮助您。”
面谈后，植木部长拿着我的采访清单——照单全收，应允安排我想要见的所有人，并由他全程陪同。在此后的50天里，我采访了日共六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现任日共委员长和前任委员长)，六位日共中央委员，包括日共参众两院议员。与30多位日共普通党员，包括日共的秘密党员进行访谈，并参加了基层支部的党员生活会。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位日共党员都在用他们自己的故事回答我对日共的未解之谜。
第一篇 日共党员的现实处境
1.身份的歧视
我首先拜访了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部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桥爪大三郎教授。他向我推荐了山崎豐子的《不沉的太阳》。
桥爪教授对我说，发表于1995年的《不沉的太阳》累计销量700多万册，真实地描写了日本共产党员在日本社会的处境。山崎丰子堪称日本的良心，而本书不仅是她对社会的针砭，更是深刻的期待。2009年《不沉的太阳》被改编成电影，耗资20亿日元，如此投资规模在日本电影史上少见。
《不沉的太阳》与其说是小说，不如称其为报告文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巨型企业国民航空(作者的摹本来自日本航空公司)工会委员长恩地，为了捍卫工作权益与飞行安全，发动和领导了日本航空界有史以来的首次罢工，带领工会与公司谈判并获得阶段性胜利，但随后不断遭遇报复。
曾在尼桑公司做高管的美和女士对我说，这本书是日本知识精英和大公司职员必看的一本书。当我质疑小说中没有明确恩地是日共党员的身份时，美和女士坚持认为：恩地就是日共党员的形象以及日共党员在日本大公司的真实处境。她的结论是，一、恩地有政治信仰并坚守理念；二、恩地是日本社会的另类，有悖于绝大多数人为生存的选择——趋于现实。
当今日本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如果共产党员的身份被公开，其真实处境会是什么样呢？日共有1/2的党员以公开身份活动，他们是否和小说中的恩地一样？
绪方副委员长对日中两党党员在社会中的处境作了比较。“在中国入党以后，可以得到重视和提拔，甚至还可以得到好处；而日共党员正好与中共党员的处境相反，在社会中受到种种歧视，职务提升、涨工资等方面都要受到限制。”
在爱知县丰田市，我见到两名身份公开的日共党员，他们为我描述了“现实版”的《不沉的太阳》。两位日共党员都是丰田堤工厂生产一线的操作工人：59岁的酒井俊一衬衫的袖子高高挽起，脖子上围着一条擦汗的毛巾，真是一幅久违了的“工人形象”；而58岁的大桥博斜挎着一个小书包，时尚的头型透露着时代特征。
大桥博同酒井高中毕业后进入工厂，都有40年的工龄。他向我展示了工资卡，每月总收入42.48万日元。他说：“我是拿最低工资的人，如果当一个组长的话，可以拿到60万日元。”
我问大桥博，拿最低的工资与公开的党员身份是否有关系？
“当然有！我的年收入比同时进厂的人少200多万日元。我们在企业里受到歧视。” 酒井俊一说：“仅就平均水平而言，有40年工龄的人，退职金可以拿到2500万日元，而我只能拿1800万日元。”大桥博说。
酒井俊一说：“只要公开了日共党员身份，我们就会走一条平行线，直到退休，而其他人则是一级级往上走。”
当问及感受时，酒井俊一笑着说：“我24岁入党时已有相当高的觉悟，我是做好受歧视的准备才入党的。受到企业的歧视我并不感到耻辱，有时还以是共产党员受到公司歧视感到自豪。”
他们说，工厂里还有秘密身份的共产党员，所以他们并不感到孤独。
就在前一天，我采访了东日本制铁京滨钢管厂地方支部的三位日共党员。东日本制铁所于2003年由川崎制铁和日本钢管合并而来，京滨地区有14231名正式工人，不包括合同工与派遣工。
三位党员都是炼钢工人，他们告诉我，“在工厂里我们得不到提拔，干最脏最累的工种，不给我们涨工资，也不能住进企业的职工宿舍。”
京滨钢管地区党支部没有沉默，1973年，在企业内受到歧视的36名党员一起把企业告到法院，诉讼的理由是“对思想信仰与人权的歧视”。
经过15年漫长的审理，在临近判决的前期，经法院调解以日共党员的胜利告终。工人们告诉我：“和解时，社长亲自向我们鞠躬道歉。之后职工宿舍问题解决了，工资的差距也从原来的50%提升了一半，但仍旧比其他工人的工资低25%。”36名工人捐献出2.1元赔偿金购买了房子，成为东日本制铁所党支部的活动场所。
酒井俊一告诉我，工厂流水线上的很多工人都有关节病，还有的是内伤。日本法律可以申请劳灾(工伤)，因为厂方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所以承认他是工伤，但是其他人则不被厂方认定是工伤。
我向他俩提了同样的问题，受到工厂资本方面的歧视而坚持斗争，到底是为了什么？大桥博说：“为了追求人生的幸福，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所以在受到这些不公平待遇时，我认了！”
在千叶县流山市日共中央支部的会议上，我见到了党支部教育委员竹内和男，他30岁入党，是位有44年党龄的老党员。巧合的是他与《不沉的太阳》中的主人公恩地一样，担任过精工手表工会的执行委员长。
“我们实际上过的就是《不沉的太阳》描写的那种生活，因为一旦暴露身份，我们就会受到歧视，使自己陷于不利的境地。”竹内和男说。
2.日版“地下党”
据日共党建委员会负责人中井作太郎介绍，在40多万日共党员中，有近20万党员是秘密身份。只要是采访秘密党员，植木部长总是嘱咐我：某某是我们党的秘密党员，请你写报道的时候不要公布真实姓名和单位所属。
6月5日，我在日共中央本部采访一位女大学生，主题是“日本大学生为什么加入日本共产党？”植木告知我，“在学校里她的身份没有公开，是秘密的日共党员，现在她的年纪还小，还没有多少斗争经验，所以我们有责任保护她”。
小小年纪的这位学生，担任着一个著名大学的党支部书记，肩负发展新党员、领导秘密的学生运动、参加国会议员竞选后援、组织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而她的年龄与我的儿子差不多。一个在中国学习如何挣更多的钱(国际金融专业)，而眼前这个美丽的女孩，正经历着只存我们记忆中和父辈经历过的“地下秘密”工作的考验。
6月8日，我采访东京千代田区日共地区委员长関口达也。関口坦率地告诉我：“在政府所有的机构里面都有我们的党员，覆盖面是100%。全日本有代表性的企业和大学都有我们的党员。但我们的党员不公开的占多数，在国家公务员队伍中以及在大企业里面的党员，开展活动都非常困难。”
同一天，我们又赶到森田采访五十铃汽车一位被解雇的派遣工。小伙子只有20多岁，2006年6月到五十铃汽车工作，2年10个月之后被解雇(2009年2月)，与他同时遭到解雇的有1400名工人。按照日本《派遣法》的规定，只要工作3年以上，合同工可以自动转为正式社员，两者的工资差别有一半，前者没有任何社会保险。
在车站旁一家咖啡店，小伙子对我说，他失去工作之后打零工，每个月只有18万日元的收入(最低的生活标准)，每个月还要给失业但是没有拿到年金的父母1万-4万日元生活费(日本规定65岁之后拿年金)。小伙子团结了10多名被解雇的工人开始与五十铃汽车打官司，要求转入正式社员，以及每人赔偿300万日元，但是尚未有结果。他告诉我，“我每天下班以后，要为党的工作，还要送《赤旗报》”。我发现，谈起如此困难的处境时，他一直在微笑。
“你为什么总是在笑？生活中还有什么是让你开心的吗？”我问道。
他回答：“因为我们在战斗！我有很多很多的伙伴，我们工人请的律师和我们在一起战斗！”
3.为什么加入日共：改变政治现状
2008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后，加入日本共产党的青年人多了起来，背景是：一、日本失业率2009年已经达到5.1%，一年间提高了1.1个百分点；二、非正规就业人数剧增，从1985年的655万人，到2005年小泉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时期陡升到1633万人，2009年更新为1721万人。非正规就业者不仅工资低于正式社员近50%，而且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没有医疗保险、年金等等。
非正规就业者绝大多数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或高中毕业生。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开始思考：“日本怎么了？我们是小泉政府新经济自由主义改革的受害者吗？ 小泉创造的‘派遣社员’制度，让日本大企业利润激增，要由我们的劳动与生存权利换取吗？”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很多年轻人看到，日本共产党高擎反对“派遣社员”制度的大旗，他们开始向日共的旗帜下汇拢。
中井作太郎是日共中央干部会委员(政治局常委)，兼任日共党建设委员会负责人(相当于党中央的组织部长)，他向我介绍，“2008年一年新入党的人
数超过一万人，2009年超过11000人。这几年基本上每个月入党者超过一千人。新党员的年龄覆盖，18岁到39岁以下的人占到25% ，40到56岁占30%，60岁以上的占到45%”。
我问：“这样的发展态势，在日本共产党的历史上有没有过？”
中井先生说，日本共产党成立了88年，有高峰期，也有低谷期。1990年日共召开党的第19次代表大会，人数曾经达到50万人；但是1991年发生苏东剧变后，到1994年党的20大召开的时候，党员人数下降到36万人。从20大以后，开始一步一步的恢复，现在日共党员增加到406000人，占日本总人口1.27亿的0.32%。
中井先生分析了入党人数增加的原因，认为主要是日本社会本身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当前日本政治出现了“两个异常”， 一是日本服从美国，一是日本政府服从大企业或者是经济界，包括推出前面所说的雇佣制度的改革。
日共提出必须要解决这两个异常情况。对美国的关系来说，日共的志位委员长访问美国(2010年5月)，跟美国政府交涉并传达日本国民的意愿(迁走冲绳美国普天间军事基地)，日共正是通过这种行动让国民了解到日共的作用。日共也跟佳能公司、丰田汽车或者是日本的经济团体进行谈判，代表工人向他们提出要求，对他们施以政治压力，让大企业善待工人。这些谈判的结果显示，日共对大企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日共提出的解决两个异常政策主张，正在开始被日本国民所接受。
“可以说，日共的纲领路线正在与日本国民形成互动关系，这是近几年我们党发展比较快的重要原因。”中井先生说。
见到63岁的世塚隆造先生，是在千叶县西北部的日共流山市东支部的一次生活会上。他在流山市经营一间家用电器销售商店，现在靠拿年金生活，一个月有13万日元，太太的年金收入则只有3.6万日元。世塚隆造告诉我，他是根据一生的观察才做出加入日本共产党的决定。
我问他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什么？
世塚隆造说，“第一个是日本的各个政党都接受政治献金，唯独共产党不接受；第二，日本各个政党都跟大企业勾搭，而且接受大企业的捐赠或者是由大企业代替政党在报纸上登广告，而日本共产党是自力更生，靠自己办报出版养活自己；第三，每一个社会都有贫富差距，但是日本共产党能够站在穷人的立场上，以穷人的视野看待问题、帮助穷人，这对别的政党是不可能的；第四，共产党是绝对反对战争的。”
“这四点就是我用一生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我最后决定自己要加入到共产党中来，和党一起奋斗实现这些理想。”世塚隆造说。
植木部长介绍我采访过一位在校女大学生，她和男朋友都是秘密党员。女孩说，在没有接触日共党员之前，“我认为日共的主张是非常好的，但是一想到跟前苏联有关系的那种形象，感到有点过激的感觉”。但后来她开始在已加入日共的高她一级的学长的引领下认识日本社会。“现在日本失业的人数太多了，以前我觉得，失业应该怪他们自己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但是后来我知道，除了有自己的责任以外，还有社会的因素。”
女孩所在的大学有2万名学生，她所在的党支部有20多名党员，这20多名党员是这个学校的全部日共党员。在她担任党支部书记以来，影响了5名同学加入组织。
我问，这20多名青年党员加入日本共产党的动机是什么？“动机各种各样。有的想改善日本的福利制度；有的人关心贫困问题，想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对大多数学生来说，一个学生的力量根本改变不了社会的现状，但是加入日本共产党也许能改变社会。以这样的想法来加入共产党的占多数。”
女孩说出她自己的愿望：希望与日本共产党一起坚决反对增加消费税，还希望日本政府砍掉每年支付美国驻日军队的财政预算，把这部分支出尽量多用于国民的福利。
我采访了日共《赤旗报》的三位年轻党员(《赤旗报》工作的必要的条件是日共党员)：29岁的铃木诚一、35岁的藤原直和33岁的染矢优子，他们来自《赤旗报》的总务部、政治部和社会部。见到他们后我问道：“你们加入共产党动机是什么？”
铃木诚一在1995年大学一年级加入日共时，只有18岁。他说，“我当学生时看到日本的社会问题，比如劳动强度过大、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通过抹煞和平精神的《周边有事法》等等。只有共产党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反对。我就感到，要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共产党是不行的，所以我就加入了共产党。”
染矢优子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少年政治家。她于1997年秋天大学二年级时入党。“我认为，钱是驱动选举的动力。日本的政治太腐败了，应该投身去改变这种政治现状。”
铃木诚一告诉我，他们的工资比那些大报社相同资历的员工要少两三倍，但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对此并不在意。染矢优子说：“钱只要够生活就行了，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我追问染矢，“如果现在有一家非《赤旗报》的报纸给你更多的钱，你是坚守在《赤旗报》呢？还是愿意到那里工作呢？”
染矢说，“目前来讲，没有一家报纸能吸引我，因为他们出版的东西跟我的想法、理念不一样。我现在还没有发现一家除《赤旗报》以外的报纸，与我的理想和价值观一致的报纸，还没有！”
第二篇 日共的政策主张
1.抵抗“穷神”制度
一个既不属于宗教、也不属于鬼流的“穷神”在日本遭到喊打。被安置在小破庙里的“穷神”，男男女女一面对它拳打脚踢，一面大喊“滚开！滚开！”由于日本人的工资一减再减，失业率达到5.1%，满腹怨气的人们把不满发泄在“穷神”这块长着苦瓜脸的木头上。
5月16日，我在东京千驮古车站遇见了日本民主青年同盟新宿地区委员会委员长铃木史之，她带领50多名青年团员参加日共召开的青年大会。她告诉我，来参加大会的人中有50%的人已经完全失业，还有一部分人目前是派遣工和临时工。
小泉政权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使日本国民的生活状况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由此被称为“穷神”制度。而遭到最大破坏的是劳动用工制度。近年来，到处都有派遣工，他们不仅仅是拿低工资和“免费加班”、随时遭到解雇，甚至在企业里面连名字也被取消了，常被称呼为“那个派遣工”或者“讨厌鬼”。在同一个公司内，派遣工甚至不能去食堂吃饭。这种从雇用待遇的差别向人的等级差别快速地在日本蔓延。
在他们之中，尤以“日派遣短工”达到不稳定的极致：日派遣工的合同只有一天，不知道第二天能不能有工作，或者到哪里去。一旦在派遣公司登记，派遣人员的手机将收到集合时间和工作地点的短信。他们持续的过着不知道是否有明天的日子：人生怎么办？结婚怎么办？日派遣工无论是否为重体力劳动，一天能拿到手里的薪水只有6000-7000日元。在日本一个像样一点的盒饭也要3000日元。因为日本十五岁至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中有一半都是非正式员工，派遣工制度导致80后、90后们看不到未来。
除日本共产党以外，其他政党都大多同意将派遣劳动范围扩大至普通岗位，并强制执行。只有日本共产党在国会为派遣工们争取与正式员工同等待遇并转为正式工，于2009年5月21日公布了《劳务派遣法修正案》，在国会强力推动针对该项修正案的讨论，以便达到彻底改弦更张的目的。日共一次次地呼吁超越党派之间的分歧而形成共识——彻底修改《劳务派遣法》。日共志位委员长就曾在国会质询福田前首相。日共的国会议员们一次次地在国会上质询丰田汽车公司、佳能、松下电器、东芝、NTT这样的大集团公司。
日共认为，《劳务派遣法》是导致劳动工人逐渐向非正式化和贫困化发展的元凶。但是政府的修正案完全偏离了他们的期望，目前的情况是，政府提案甚至将实施时间由前三年推迟为前五年。为了彻底修改《劳务派遣法》，日共前所未有地扩散舆论，宣传其政治主张，并且开始具体行动。
在预算委员会会议上，日共议员大門实纪史就日本电信公司中劳务派遣人员的转正手续问题发表了意见。该公司竟然将直接聘用的合同工变更为劳务派遣人员，假如拒不同意变更隶属关系就会被解雇。大门随即进行了深入调查，在3月份举行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指出，日本邮政集团中有21万人属于非正式员工，占到了职工总数的一半，其中大多属于派遣劳务人员，连续三年以上得以续约的劳务派遣人员多达12万人，他认为这些人都应该尽快予以转正。邮政部长龟井静香说：“我原先根本就不知道邮政系统竟然存在如此恶劣的事情，共产党的调查能力着实值得信赖。”
日共中央组织部长中井作太郎告诉我，2009年以来，日共不再只是宣传自己的主张，开始直接就派遣工问题与大企业交涉。志位委员长跟五十铃汽车公司进行交涉，代表工人要求他们把派遣工的身份改变成正式员工。五十铃汽车公司社长做了承诺，已经把超过3000名派遣工人变成了正式工人。在日共与社会的强大压力下，丰田汽车公司的代表亲自来到日共党总部拜访志位委员长，并向日共领导人保证，他们在公司里面一定会根据《劳动法》对待工人。
2.推动增加家庭收入
修改派遣法、声援中小企业，反对降低法人税……日共所做一切的目标所指就是日本的大企业，它们一直是日共批判与抨击的对象。
我采访志位委员长的时候，他给出一组数字：十年间，日本大企业的利润从15万亿日元大幅度升至32万亿日元；而劳动者的报酬却从279万亿日元大幅下降至接近253万亿日元；大企业的内部保留从142万亿日元急剧增长至229万亿日元。他反问我：利润在哪里？积蓄到了哪里？
他说，这十年国内有形固定资本投资(以机械、工场、土地等设备投资的形式存在的内部保留)完全没有增长，而日本在海外企业的股份则急剧膨胀。在日本国内，这些大企业从劳动者和中小企业所榨取的资金，既不回转为国民收入或国内投资，而是转向海外存储。
这种制度，使内需和家庭收支不断萎缩，终使日本成为“停止增长的国家”。 号称“全体中产阶级”的日本开始出现难以愈合的贫富差距。越是有钱人，税率越低，收入超过一亿元的所得税税率却开始下降。
日共党建部长中井作太郎对我说，目前日本普通民众最大的问题是社会安全系统遭到破坏，表现在福利与医疗制度方面，国民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国民现在最大的不满是关于《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后期高龄者指75岁以上老人)，民主党在八个月以前大选时承诺废除《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执政以后却放弃了承诺。现在很多高龄者遇到生活上的困难，日本国民需要建立新的社会安全制度。
在这种背景下，日共在党的第22届党大会上提出，如果不将经济政策的支柱转向支持家庭开支，日本经济就不会有将来。日本经济发展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日共誓言，为了摆脱“失去的二十年”，为了维护国民的正常生活，必须要转变这种唯利是图的资本积累方式。
对此，日共不仅出台了一个全面完整的政策框架——《成长政略》，而且发表了《日本经济的宣言》，最近又提出了《五个经济建议》：
——体面雇佣规则—向劳动者返还利润
——制定大企业与小企业公平交易的规则
——再造农林水产业—以粮食自给率提高为目的的真正的政策转换
——社会保障—从削减向真正充实转换
--财源问题—对军费和大企业、大资本家优惠税制动大手术(制订出约12万亿日元的财政收入来源)
这五项建议被日共称为“社会大义”纲领，涉及到雇佣、中小企业、农林水产业、社会保障、财源五大问题，要“一个个地解决”，目标是让日本经济在健康的发展轨道上运行，实现“日本经济内需主导、家庭收入主导的发展模式”。日本共产党向社会发出呐喊：要团结起来共同斗争，要带着坚定的信念取得胜利。
第三篇 “纯”与“直”：日共的结构与建设
1.唯一不接受政治献金的政党
我的朋友田中先生不是日共党员，一次聊天时我问他，日本社会对日共最主要的评价是什么？惜字如金的他给我两个字：“纯”、“直”。
选举政治是民主国家政党制度的核心，竞选必然需要金钱铺垫，而大企业赞助政党选举不是免费的午餐。日共没有自己获利的产业，加上1988年一直在野，更没有权钱交易的可能；整日被日共痛骂“丧失社会良心”的大企业，也不可能给日共政治献金。而且长期以来，日共一直拒领中央财政拨付的“政党助成金”。日共靠什么得以生存？日共的财政如何运行？
日共财长大久保健三告诉我日本共产党的财政来源：“我们主要的收入有三个渠道，一是党员的党费；二是赤旗报与出版事业的收入；第三是党员们的捐赠。从日共中央财政来讲，这三项收入基本上各占三分之一，我们党的所有活动经费都来源于这三笔费用。”
目前日共有党员40多万人，这40万党员所交的党费是日共三个主要来源之一。40万党员在各自工作和学习的场所不断的地扩大《赤旗报》的订户，160万份《赤旗报》订购收入是第二个主要来源。聚集在日共周围的支持者和同情者有130万人，投票支持日共的有400多万人，这些支持者和宣传者的捐赠，成为日共的第三个财源。
我问到，他担任财长10多年来，手头是宽裕了还是紧张了？
大久保坦率地说：“是紧了。以《赤旗报》的收入来说，年纪大的订报者去世的人多了，加上因特网的存在，直接阅读报纸的人逐渐趋向于减少，这是我们财政收入减少的重要原因。”但是大久保财长信心满满地认为，近期不断地有新党员加入进来，《赤旗报》的读者会不断地增加，党费也会增加，捐赠也会增加。
1995年日本国会通过严禁企业给政党捐款的法律，实施按各政党在国会议席的多少和得票率从国库拨款措施，称“政党助成金法”。自该法通过15年来，日共是日本所有政党中唯一没有收取政党助成金的政党。
大久保财长向我提供了政党助成金各政党领取的详细数据表，该数据显示，自1995年到2009年的15年中，自民党累计领到政党助成金2260亿日元，公明党350亿日元，民主党1208亿日元，社民党211亿日元。15年来中央财政已经支付政党助成金总额为4715亿日元。而日本政府在2008年对策金融危机时实施所谓的经济刺激计划，只有24.4万亿日元。
按照在国会两院议席的席位，2009年日共可以领取15亿日元，如果累计计算，15年中日共拒领和放弃了250亿日元助成金。日共为什么不领取呢？是钱太多了吗？
大久保财长告诉我，“在上一个财政年度，日共的财政收入是249.61亿日元，也就是说，日共所放弃的250亿日元政党助成金相当于一年的财政收入。自民党去年的自有收入才300多亿，民主党是142亿，我们共产党比民主党多多了。当然各个政党的财源不一样，但是从数字上来看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日共一直呼吁废除政党助成金，另一方面却不辞辛苦筹集资金，因为日共认为“政党助成金”制度合“法”不合“理”。大久保财长说，在日共看来，助成金是一个瓜分国民税金的手段，对国民而言，向一个自己并不支持的政党进行强制性募捐，实际上是剥夺人们思想信仰的自由。
就日共的财政支出，大久保财长披露，去年日共的选举支出是7.3亿日元。2007年的选举，民主党选举费用支出是11.8亿，自民党是7.6亿，日共是6.3亿日元。可以看出日共加大了选举费用的支出。
“从委员长到一般党员，我们没有专车的概念，日共不分职位高低，工作需要的都配车，但不是专车。委员长、书记长和高龄干部他们使用车的频率比较高，但也不是专车，工作完成了车就回来了，不是为个人服务的。只有委员长和书记长用车接送上下班，部分原因是保障安全”。
大久保说，他担任财政部长十年来看得见的最大政绩，就是建设了党的本部大楼。“大楼的全部建设费用一半来自全国各地党员和支持者捐赠，另一半是党多年来的积蓄。尽管我们没有拿政府的助成金，但是来自于人民和党员支持的费用基本上和执政的民主党的收入是差不多的。”
大久保说，建大楼时差40亿日元，但他们没向银行贷款。“我们既不接受大企业的捐赠，也不接受大企业对我们的帮助，借款某种程度上也是援助的一种形式。”
2.规律委员会：日共的“中纪委”
如果拒领“政党助成金”说明日共的“直”，采访日共规律委员会(相当于中共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可以看到日共的“纯”。
采访规律委员会我期待已久。这个委员会对日共党员纪律的红线与底线在哪里？加之这个很少向人敞开大门的部门，本身具有一分神秘。规律委员会委员长山岡辰夫(同时任日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相貌威严，1.8米高的个子且消瘦，尤其是那犀利的目光，酷似电影《列宁在十月》中捷尔任斯基(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的再生。首次见面没有寒暄，且不容置疑地给我上了一堂《日本共产党规约》(《日本共产党党章》)的课程。
“首先你要了解《日本共产党规约》”，他拿出一本准备好的《日本共产党第25回大会决定集》(2010年1月13日召开)，翻到第121页并推到我的面前说，“我们共同学习一下。学习完之后，您再提出您的问题。”
按他的讲解，规律委员是由中央委员会全会任命的组织，现在由他和副主任等八人组成。主要的任务一是对党员违反纪律情况的调查和审查；二是对违犯纪律党员的处分以及被处分党员的申诉。这些活动都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向党代表大会和工作委员会提出报告，并通过决议。
而贯彻《规约》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的决定要经过民主的讨论，最终以少数服从多数。关于违规处分的规定，要根据事实慎重地处理。在对党员进行处分时，除了特别情况以外，组织要给予受处分的党员以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对党员进行处分要经过党员所属支部党的会议以及全体会议决定，同时经过上一级领导机关的批准。
20多分钟《规约》的讲解之后，山岡辰夫说：“第25次党的代表大会以后，也就是从2006年到2010年之间，关于对党的路线、党的纲领提出不同意见的、违反纪律的案子一个都没有。集中在社会上违反了道德或者作风的案子占到90%，对党的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
“规律委员会对处分党员非常慎重，对违反社会道德案件的揭发以及处理更为慎重。党的机关干部违反纪律，将引起党员对领导机关的不信任和不满，其中包括男女关系、贪污、工作态度粗暴和个人品行四类问题。提拔领导干部时都作为审查的内容。对此我们是有教训的。”
我试探性地问，“如果在不保密的情况下，您能不能告诉我日共党员违反纪律以及处理的情况？”
“具体的数字不保密。近四年中，我们处理了300件左右的案件，主要处理的有贪污、诈骗，还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问题。处理的对象主要是领导机关的干部，不是普通党员，还有分散在各个民间团体里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这些党员干部因为在第一线，又在人民当中有影响力，所以要对于他们进行严肃处理，这对于严肃党的纪律非常重要。”
“我们还没有取得政权，在复杂和激烈的政治斗争当中，我们不得不考虑，如果把党员违反党纪的情况向全党和国民公开的话，可能会带来副作用。但是，我们一定会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全会报告。”
“您方便告诉我在300多件贪污案中最大与最小的贪污金额是多少吗？”
“最高金额是1千万日元，折合人民币是70万元。有的金额并不大，最小的金额为3万人民币，但是品质恶劣、手段恶劣，被开除的也有。主要是在民间团体里的活动经费。”
“四年中处理的300多件案件中，职位最高的是哪一级领导干部？”
“在这四年中，没有一个中央委员违反纪律的。地区的各个支部、各个都道府县第一把手和委员长也没有，包括副委员长也没有。但是有委员和其他党的工作人员。党的总部工作人员出现问题的很少，因为本身工作人员就很少，再者，能够选到党的中央机关工作的党员都是觉悟比较高的。”
“我还有一个疑问，规约中提到党员要遵守社会的道德和市民的道德。关于男女关系的问题，日本社会不是对此比较宽容吗？”
“市民道德问题当然包括反对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是伦理道德问题。如果一般老百姓对性无所谓的话，可我们是共产党啊！如果你不是党员没有人管你，但你是日本共产党员。日共对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是特别重视的，绝对不能允许有情人、婚外情和包二奶。发现问题之后，第一步是进行批评教育，改正了就不予处分，不改，坚决开除！”
在结束采访收拾设备时，我对他讲，有两件小事对我触动很大，也印证了日共纪律的严肃性。第一个是广报部部长植木先生一直都在陪我到各地采访，有时采访结束正好是吃饭的时候，我多次请他一起吃工作餐，他都谢绝了。第二个是，当诉愿委员会负责人接受采访后，我送了一个小礼物，但是他询问部长是否能够接受后才收下了。
山岡辰夫对我说，“我们日本共产党没有接受礼物和被招待的习惯。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私人朋友，很亲切的关系，那另当别说，但是工作关系是不行的。”
“我有的时候也跟植木先生一起到外面喝两杯，”他微笑着对坐在旁边的植木先生说，“这只是我们俩的个人关系，跟工作没有关系。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观，来获得幸福感。”长达一个小时四十分钟的采访尾声，终于看到了他的笑容。
3.诉愿委员会
红股有二是日共中央诉愿委员会负责人，也是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该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内似乎没有完全能够对应的机构，总而言之，它是一个党内的监督部门。
红股有二语言和蔼举止有礼。他介绍说，诉愿委员会于1970年7月日共第11次代表大会建立。诉愿委员会委员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任命，委员会一共有6名委员，其中三人是专职的，三人是兼职的。该委员会接受党内外提出的申诉。
“我们的口号是在理性和人性的基础上建立的共产党，所以诉愿委员会的宗旨是在理性与人性两个方面进行工作。诉愿委员会处理案子讲究六个字——迅速、准确、负责。诉愿可以用各种形式，包括写信，电话申诉，所有的都有记录。”
红股有二介绍，诉愿委员会首先要了解申诉人到底想说什么，之后，再调查申诉者提出的问题是否属实。然后我们既要会见申诉者，也要约见被告者。诉愿委员会不是关门办案，而是吸收各个相关部局的集体智慧提出解决方法，但是最初的判断由我们诉愿委员会提出。如果解决不了，或是问题重大，我们上报到书记局，甚至常委会，要得到党中央领导或者书记局的指示。”
“在党的23大至24大期间提出的申诉案件有220多件，来自党外的申诉占10%左右。诉愿委员会成立40年来，一共接受申诉大约有9500件，不到一万件，年平均申诉有230件左右。大部分申诉的包括：一是党的领导人不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二是不答复人家提出的意见。这当然有客观原因，可能工作忙什么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造成了党员或者是党外人士对我们的不满。三是人们提意见后他不高兴或者发脾气，或者答复时不谦虚、态度粗暴；第四就是一意孤行。第五是不守信誉。第六就是做错了事情也不认错。不管怎么样都是不尊重别人，最后导致申诉。”
“我看全部是属于工作作风这一类的？”
“是，基本上都是态度、工作作风的问题。诉愿委员会每解决一个案例，申诉的人都会感到非常高兴和痛快，当然，申诉人满意了我们也就高兴了。”
第四篇 扎根基层：议会中的日共身影
1.参众两院的日共议员
在以往接受的教育中，我们曾经把议会中的共产党视为放弃“暴力革命”的“修正主义”者。日本共产党议员如何看议会？日共的国会议员们在日本国会党派中处于绝对少数派，他们都在做些什么？他们能做些什么呢？
东京工业大学社会学人类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桥爪教授描述说，“日本是特别小的国家，历史沿袭土地不能买卖，300年来土地被一代代地传下来，直到战后麦克阿瑟的土地改革。日本农村社会群体相对比较固定，村里的人均被称为“内人”，相对而言，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也没有中国那样残酷，甚至发生过地主为村里人的利益而被杀头的事。”他认为，在日本，共产党无论是实现工农联盟还是暴力革命，都受到地域狭小和历史沿革的限制。
采访期间我观察到，日本共产党在国会政治势力的角逐中非常活跃，而且斗争的矛头指向民主党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由日共党员告诉我，民主党的政策70%来自日共，两党在政策主张上应该没有太大的分歧，问题出在民主党的身上：竞选时的承诺大多变成了空话。参众两院成为民主党与共产党对决的舞台。在国会中，失去了政权也失去了斗志的自民党似乎更乐于看到日共对民主党的挑战。日共在国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几个重大问题上也越来越获得民心。
首当其冲是美军驻冲绳基地问题。
2010年4月25日，只有138万人口的冲绳聚集了11万人，抗议日本政府和美国空军基地。在我与日共在一起的50天里，日共委员长志位和夫四次亲赴冲绳。与此同时在国会参众两院，日共就普天间问题不在“原则问题上倒退一步”，誓让冲绳人民坚定的呼声“在国会回响”。
在冲绳民众与国会斗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我分别在众议院与参议院会馆拜访了日本众议院议员、日共国会对策委员长毂田惠二和参议院议员、日共参议院政策委员长井上哲士。他们向我介绍了日共两院议员们是如何“让冲绳人民坚定的呼声在国会回响”的。
6月8日，我见到毂田惠二对策委员长时，他刚刚结束国会的辩论，向我展示最新调查说：“冲绳县民有84%的人坚决反对将基地迁往名护市边野谷。首相菅直人表态依旧按照日美两国已经达成的协议去做，而我党是坚决主张无条件的撤销基地，我们不单单在国内坚持这个立场，而且在志位委员长访美时，正式地向美国表明了我们的立场。”
在此之前， 4月24日召开的各党派领袖会议上，志位委员长希望鸠山首相利用出访美国之机，向美国方面的代表堂堂正正地提出日本的立场。
鸠山首相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在今年4月举行的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甚至没有接受日方提出举行首脑会谈的要求。最终鸠山政权还是向美国作出了妥协，鸠山也因美军基地问题而下台。
但是日共做到了。2010年5月16日，日共在千驼谷东京体育馆召开的万人大会，志位和夫委员长向到会的1.2万名党员介绍了10天的美国之行，这是日本共产党自建党以来高层的第一次访美。
“我们党就日美关系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美军基地的问题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大问题，与核问题一样，我们堂堂正正地把日本人的想法转达给美国政府——不是把基地迁到日本的其他地方去，而是把基地迁出日本！”志位对在场的人们说道。
“美国认为这种意见交换是非常有益的，所以愿意继续与日本共产党交换意见。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首相现在不是应该到冲绳说服冲绳人民，而是应该到美国去说服美国！这样的首相，你没有资格当首相！……政府、大企业对美国什么都不敢说，不敢跟美国斗，这就是现在他们的特点！”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如此热烈的欢呼与轰鸣的掌声。
2. 东京都议员团与3028位地方议员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但是事实的数字：日共地方议员共有3028个，是各政党中地方议员席位最多的政党，而掌握政权的民主党地方议员只有2655议席，比日共少了373席。日共在东京都有议员251名(民主党299名)、北海道有议员183名(民主党223)、大阪府、京都府分别有185名和126名(民主党分别有172名与81名)。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日共在全国影响力大的一是“两府”——大阪和京都，“两府”的日共议员数超过执政党民主党58名。二是43个县，日共在43个县议员数目超过执政党的有29个县 ，占比67.4%。日共在43个县中的2283名议员，有76.3%的议员分布在757个市中。日共的影响力在基层。
5月13日，在东京都议会大厦我见到日共议员团全体议员。八位议员们在一个近100平米的房间里办公。东京都议会不设个人办公室(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有各人的办公室)，房间的大小根据各党议员的人数分配。
日共东京都议员团干事长吉田信夫日共议员团全体议员在会议室里接待了我。他是一个外向与热情洋溢的人。所以见面的第一个问题也直来直去：东京都日共议员只有8位，而上一届却有13位，为什么席位下降？吉田信夫笑了，说没有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
吉田先生对我说：“是不是得到人民的支持，不是看议席的席位，而是要看得票率。议席数是根据党派分配的，得票数是衡量支持率的标准。虽然我们从13席降到8席，但是我们的得票率没有降低，获得了12.56%选民的支持。”
日共在东京都128位议席中仅获得八位议席，距离“多数”目标还有太远的路。但是，这不影响日共反映东京都民的声音。“上一届议会日共议会团曾经提交了16个提案，由于其他大党的反对，议会否决了我们的提案。尽管如此，但是都政府不能忽视我们的提案，提案的内容最后都被政府采纳了，其中包括关于东京都中学三年级以下学生住院费全免的议案，这个提案的覆盖了80%的家庭。”
日共的议员们另一项重要的任务是代表选民对都政府工作进行监督。因为日共党员非同一般的廉洁，而且调查能力强，他们在追究政府官员浪费纳税人钱财等现象也特别有力量。
东京都议会为每个党团干事长配备了专车，自民党、民主党、社民党的干事长理所当然地享用，只有日本共产党干事长吉田信夫不接受。他告诉我，他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他的自行车是带喇叭可以广播的那种，每当选举时，他一边骑车一边宣传日共的主张，成为东京一道风景线。据说日共的议员主动把工资的一部分交党费，吉田证实，他一年至少要交几百万日元党费。
第五篇 执政之梦
1.日共执政的“试验田”
狛江市在东京都多摩地区东南端，市区面积仅6.39平方公里，是东京都内面积最小的市，也是全日本面积第三小的城市，总人口7.8万人。
狛江市的市长是日共党员，连续四届(1996-2012)当选。在日本的756个城市中，日共执政的城市只有三个，除了狛江市之外，还有岩手县高田市和崎玉县蕨市。近期日共提出本世纪早期实现民主联合政权执政的诉求，该政党已经获得民众支持的地方自治体无疑起着“试验田”的作用。
我在市长办公室见到了矢野裕，书卷气浓郁。他讲述了戏剧性地当选市长的故事。
1996年，矢野裕被日共地区委员会推举为市长候选人。在竞选进入白热化时，在任市长石井三雄(自民党)因参与赌博，欠下30亿日元债务后失踪。平静的小市顿时陷入了混乱。事件曝光后三周选举开始。四位候选中有两位是石井市长的支持者。最终当选的是矢野裕。
矢野裕自豪地对我说，“在政治领域，要强调公平性和反对腐败。我的前任市长因为腐败被拘捕，日本很多市的市长有腐败行为。自从我担任这个城市的市长14年以来，包括市政府所有工作人员，没有发生过一起腐败事件。”
采访之前，我浏览了市长网页，信息公开的内容包括工作日程、市长交际费用的支出等等。矢野裕说，“对于信息公开，大部分市长态度消极。我们是最早向市民信息公开的城市，向市民公开信息考验我们的勇气。积极的公开信息，不但不会给市政府、市长带来困惑，而且还会增强市民对市长的支持。”
“前任市长每年的交际费用接近300万元日元，我现在是70万，而且还有节余。我有时也跟朋友喝两盅，这些都是使用自己的钱。以此换来了市民对我的信任，也有利于工作的展开。”
“我的工资和个人所有的财产都是公开的，它们是我没有受贿腐败的证明。我们还建立了由会计师、市民代表组成的审查会，专门给市长查账。在日本很少有建立与实施这项制度的，只有共产党员的市长才能做到廉洁。不是共产党员的市长，他们根本就不敢。”
日共的清廉在日本人人皆知。但是，靠清廉还是不能连任四届市长的，还必须要有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
矢野裕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遇到了执政经历中最大的考验——地方财政危机。
1999年矢野的第一个任期全盘继承了前一届政府遗留的高达254亿日元的巨额负债。2004年，为了削减财政赤字，日本开始实施“三位一体改革”，其中一项举措是大幅削减地方交付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而且大幅削减地方以“国家临时财政政策债务”的名义向国家借债的额度。矢野没有像一些地方那样加入其他有实力的自治体，而是实行了长达三年的行政、财政改革，以解决收入减少的危机。
在保证市民生活质量的同时，矢野制定了 “精简组织”、“精简事业项目”、“向收支均衡型财政体系转变”的“紧急行动计划”，最后的结果是超额完成了目标，2009年度债务余额预算为214亿日元，减少了约40亿日元。在第三、四届市长选举中，市民们再次把选票投给了矢野裕。
矢野告诉我，“我们这里居住人口每年以三位数的数度增加。吸引人们的背景是，现在日本少子化越来越严重，为了对应人口快速的老龄化，我们在老年人福利方面投入很大，兴建了敬老院、养老公寓和养老护理中心。还有就是解决了困扰人们的入幼儿园难的问题。狛江市在东京所有地区最容易入托，包括还建立了小学生放学后护送回家的体制，以及照顾身体残障儿童，我们这里都是最好的”。
“我作为一个市长，一个日共党员，我要担当起帮助本市弱势群体的责任，让他们生活有保障，这是我最重要的工作”。矢野认为这是他和其他市长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市长把市政建设、与经济界的联合放在第一位；而他把怎么样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放在第一位，在福利事业、医疗、教育方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与此相应，矢野抑制了大型公共事业的投资，治理城市的目标从“开发优先”转向“生活优先”，从“建设预算优先”转为“市民生活预算优先”。在他担任市长期间，土木工程费用所占比例从30%降至了12%，节省出来的资金用于民生领域和偿还贷款，民生费用所占比例从20%上升到了30%以上。
他告诉我，“现在经济不景气，很多依赖大企业纳税的地方遇到了财政困难，而我们从来没有把财政的基础建立在大企业的纳税上，所以没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主要的财政收入一是市民的纳税，二是中央财政的援助金。我从来不向企业拉赞助，但并不代表我们和企业没有金钱上的往来，比如，电力公司设立电网占用土地是有偿的。因为我们是日本国内倒数第三位小的城市，同时又是人口密度第三高的城市，大企业要到我们这里来用地，确实是很紧张的。”
2.“我们当然希望取得政权”
为什么日本共产党成立88年而没能获得政权或者执政？相反，一个成立仅有十多年的民主党却做到了呢？这是我感到困惑的问题。
1997年9月22日，日共第21届党代会通过《决议》，其第二章 “日共所向往的是怎样一个日本 ”，明确表述了集结国民的民主改革多数派实现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我党致力于同无党派的共同发展，在21世纪初期，联合拥有一致目标的政党、团体、个人，为实现民主联合政府而奋斗。”
我离开日本的前一天，采访了为参议院选举东奔西走的志位委员长，这是我多次见到他最显疲惫的一次。我问他，“日共提出2020年实现民主联合政权，这一重要目标是基于哪些国内、国外的背景而提出来的呢？”
志位委员长说：“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在2020年(实现民主联合政权)，年限并没有定。我们认为日本应该从旧的政治形态里脱胎出来。只有日本共产党才能改变这种政治现状，所以我们提出了在2010-2020年的十年当中，共产党能够实现一个大的跃进。当然我们希望取得政权。”
我注意到，“建设性的在野党”是民主党执政后日共的新提法，是不是由于执政党民主党的许多政策与日共相似才提出这个口号呢？
他的回答证实了猜测。“在民主党在没有执政以前，我们两党以在野党的身份在国会建立了政策互通的机制，共同商量并拿出方案，实际上形成了院内共同党，斗争对象就是执政党自民党，所以民共两党在很多政策层面带有共通性。去年9月民主党执政时，我们曾向民主党明确表明，日共将作‘建设性的在野党’。并告知，你们的政策正确时我们就支持，不正确时就会反对。民主党执政半年以来证明，他们并没有执行我们一起合作研究达成一致的政策主张。”
绪方认为，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在地方自治体中日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统一阵线经验，当前的任务是如何逐渐地扩大到国家政权合作的层面。“当然了，(对于取得执政权)我们中央是始终放在脑子里的，共产党取得政权始终作为我们的目标”，绪方说。
在我离开日本的前一天晚上，与植木部长在他的办公室会客区进行了最后一次交谈，主题是统一战线。
植木部长对我说：“日共的民主政权目标有三点：一是废除日美安保条约，把日本建设成为独立的国家；二是实现经济上的民主主义，改变以大企业为主导的经济与政治，变成重视国民的民生问题；三是要遵守日本宪法的精神，建设和平与民主的日本社会。我们提出的这三个目标已经获得日本大多数人的赞同。”
“目前实现这些目标的障碍，一是处于主导日美安保的美帝国主义；二是日本的大企业，因为他们抵制国民和平与民主的运动，以确保其利润至上的立场。日共要建立以这三个目标为核心的民主联合政府，一方面必须要增加日共在地方议会和国会议员的席位；另一方面则要扩大以三个目标为核心的统一战线，与阻碍建立统一战线的力量进行斗争。”
植木部长介绍，日共统一战线在日共的政治与经济的纲领的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名字叫“争取实现和平民主革新的日本的全国会” 的平台。这个恳谈会聚集了工会组织、中小企业的团体、和平组织以及个人等等，当然，日共党的基层组织全部加入了这个恳谈会，并且起着主导作用。
“日本农协或者医师会取消了支持自民党的方针，是否转而支持日本共产党了呢？”我问。
“不不不，不一定，目前正处在过渡时期！他们不是支持日共，而是支持日共的政策”，植木先生回答。日共的统一战线主体当然是工人阶级，如果日本农协彻底倒戈的话，日共有可能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工农联盟。
“我想说的就是，目前实现民主联合政府客观上的条件越来越具备。议员席位占有的比例以及基层统一战线的加强程度，决定了我们实现民主政府的时间表。”植木部长颇有信心。
结语：那是一种对信仰的坚守
采访中，我无数次地端出“为何屡战屡败”问题给每一个被采访者，从日共的普通党员到日共的委员长，每个人给我的描述都是来自一个独特的视角，也都是这个事实的一个侧面。当这些一个个事实被拼接起来的时候，结论就是：日共不肯放弃理念，即便是以获得政权作为交换。
日本的政治也逃脱不了金钱政治，想当年，田中角荣在政坛呼风唤雨，掌控自民党最大派阀“田中派”，靠的就是提供政治资金的超强能力。深谙政界潜规则的《读卖新闻》社长渡边恒雄曾在回忆录中披露：“为当政治家，就得从大佬那儿拿钱。等自己也具备敛财能力之后，再分给下面的追随者，培植势力。在当今的日本政界，这是铁律。虽然这是导致政治腐败的原因，但不这么干的人绝对成不了老大。”老大们的资金又从何而来呢？主要靠“政官财铁三角”运作，即政客、官僚与财界的结构性利益关系。
日本人民曾把信任的一票投给民主党，现在结果又是如何呢？民主党在“政治与金钱”的问题上再次戏弄了日本国民，甚至就连具体内容及托词也完全一样，诸如“此乃秘书所为”、“本人概不知情”等等。难怪自民党会幸灾乐祸地大说风凉话，他们认为民主党“比自民党更不如”。民主党对此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听之任之。几年一度的选举热热闹闹过后，没有多长时间就出现各种各样的丑闻，日本政坛出现了几乎“一年一相”的事实。
相比较之下，日共缺少地盘吗？日共不缺少地盘：日共基本上与自民党、民主党三分天下有其一，日共拥有地方议员3028个，是各政党中地方议员席位最多的政党；日共的地盘不是靠从父辈、祖辈或是党内前辈手中的继承，也不是花重金维持人情关系或者日后的利益交换承诺，而是依靠为穷人为利益受损者代言获得民众的支持；
日共缺少口碑吗？日共不缺口碑：“纯”与“直”是日共在日本普通国民中的形象，即便是不赞同日共“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主张的人，也不得不对日共的“人品”心悦诚服；
日共缺少金钱吗？是的，日共缺钱：日共党中央的干部只拿普通公务员一半的薪水；日共没有在逢年过节或者红白喜事时向选民送礼；他们更不能一掷千金在媒体上为自己做广告；日共依靠的是40多万党员的党费和3000多万支持者的捐献，一直生存到今天。
资金实力决定其媒体曝光率进而影响当选率，难道日共不知道吗？当然不！假设，日共稍稍向代表大资本的利益集团低个头，也不至于竞选的时候没有人代偿巨额的广告费；如果日共稍稍向资本献媚，也不至于没有一家大企业在《赤旗报》上做广告；如果日共与大资本家团结在一起，也决不至于连地铁车厢里的小广告即使出钱也不给刊登；如果日共不是作为唯一一个拒收政党助成金的政党，250亿日元如果都用在竞选的广告上，也会在竞选时期“炸烂了”日本的媒体。
如此廉洁与正直的党，或者是“依赖国民的政党”，国民为什么不依赖与信任日共呢？为什么不给日共一个机会呢？在参议院选举结束后，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任干部会表示“取代自民党政权后的政治会是什么样的，国民尚未形成共识”，“显示了国民探索替代自民党政权的新政治过程中的一个方面”，“为了结出这种国民探求之果，我们要为开启新的政治道路而竭尽全力”。
太多的人会向实利与诱惑屈服了，太少的人有坚贞不屈的勇气，日共不屈不挠的勇气是什么？日共死死坚守的又是什么？那就是信仰！我们不能自由的选择是时代，但我们可以从这个时代中自由地选择学习的榜样。
【待续】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每篇有关日本共产党的报道在中国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从小说《蟹工船》再版的销量，到日共月增15000名新党员，再到《赤旗报》的政论文章“永远的马克思”……自2009年起，笔者便开始筹划对于日本共产党的采访。
我购买了能够买到的书籍和资料，包括“文革”期间的小报。阅读后拟定了八千字的采访计划交给日共方面。
一个月后，日共中央广报部部长植木俊雄(相当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发言人)传来第一次回音，说协助我完成采访“感到为难”。因为迄今为止，没有记者对日共提出过涵盖日共中央的所有直属部门的采访计划。植木部长说，7月份日共将面临日本参议院大选，恐怕难于如此密集地安排采访。
我给日共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对历史记录及对社会预见的愿望。一个星期后，日共同意了我的采访申请，与日共副委员长绪方靖夫(兼任国际局局长)见面，当面陈述采访意图。
2010年4月21日，我踏上东去日本的行程。
22日，我在日共中央本部见到了副委员长绪方靖夫。绪方曾在《赤旗报》当过记者，因阿富汗战地采访获日本新闻界的高度评价。
我向绪方副委员长说明采访意图：“中日两党很早就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中共有60多年的执政经验，日共虽没有执政经验，但同样是一个有凝聚力与核心价值观的政党。在这些方面，我想更多更深地了解这样一个政党。”
绪方听了我的叙述后，先是送给我十多本书，之后严肃地对我说：“写文章是您自己的事情。至于您需要了解和帮助的地方，我们全力帮助您。”
面谈后，植木部长拿着我的采访清单——照单全收，应允安排我想要见的所有人，并由他全程陪同。在此后的50天里，我采访了日共六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现任日共委员长和前任委员长)，六位日共中央委员，包括日共参众两院议员。与30多位日共普通党员，包括日共的秘密党员进行访谈，并参加了基层支部的党员生活会。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位日共党员都在用他们自己的故事回答我对日共的未解之谜。
第一篇 日共党员的现实处境
1.身份的歧视
我首先拜访了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部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桥爪大三郎教授。他向我推荐了山崎豐子的《不沉的太阳》。
桥爪教授对我说，发表于1995年的《不沉的太阳》累计销量700多万册，真实地描写了日本共产党员在日本社会的处境。山崎丰子堪称日本的良心，而本书不仅是她对社会的针砭，更是深刻的期待。2009年《不沉的太阳》被改编成电影，耗资20亿日元，如此投资规模在日本电影史上少见。
《不沉的太阳》与其说是小说，不如称其为报告文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巨型企业国民航空(作者的摹本来自日本航空公司)工会委员长恩地，为了捍卫工作权益与飞行安全，发动和领导了日本航空界有史以来的首次罢工，带领工会与公司谈判并获得阶段性胜利，但随后不断遭遇报复。
曾在尼桑公司做高管的美和女士对我说，这本书是日本知识精英和大公司职员必看的一本书。当我质疑小说中没有明确恩地是日共党员的身份时，美和女士坚持认为：恩地就是日共党员的形象以及日共党员在日本大公司的真实处境。她的结论是，一、恩地有政治信仰并坚守理念；二、恩地是日本社会的另类，有悖于绝大多数人为生存的选择——趋于现实。
当今日本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如果共产党员的身份被公开，其真实处境会是什么样呢？日共有1/2的党员以公开身份活动，他们是否和小说中的恩地一样？
绪方副委员长对日中两党党员在社会中的处境作了比较。“在中国入党以后，可以得到重视和提拔，甚至还可以得到好处；而日共党员正好与中共党员的处境相反，在社会中受到种种歧视，职务提升、涨工资等方面都要受到限制。”
在爱知县丰田市，我见到两名身份公开的日共党员，他们为我描述了“现实版”的《不沉的太阳》。两位日共党员都是丰田堤工厂生产一线的操作工人：59岁的酒井俊一衬衫的袖子高高挽起，脖子上围着一条擦汗的毛巾，真是一幅久违了的“工人形象”；而58岁的大桥博斜挎着一个小书包，时尚的头型透露着时代特征。
大桥博同酒井高中毕业后进入工厂，都有40年的工龄。他向我展示了工资卡，每月总收入42.48万日元。他说：“我是拿最低工资的人，如果当一个组长的话，可以拿到60万日元。”
我问大桥博，拿最低的工资与公开的党员身份是否有关系？
“当然有！我的年收入比同时进厂的人少200多万日元。我们在企业里受到歧视。” 酒井俊一说：“仅就平均水平而言，有40年工龄的人，退职金可以拿到2500万日元，而我只能拿1800万日元。”大桥博说。
酒井俊一说：“只要公开了日共党员身份，我们就会走一条平行线，直到退休，而其他人则是一级级往上走。”
当问及感受时，酒井俊一笑着说：“我24岁入党时已有相当高的觉悟，我是做好受歧视的准备才入党的。受到企业的歧视我并不感到耻辱，有时还以是共产党员受到公司歧视感到自豪。”
他们说，工厂里还有秘密身份的共产党员，所以他们并不感到孤独。
就在前一天，我采访了东日本制铁京滨钢管厂地方支部的三位日共党员。东日本制铁所于2003年由川崎制铁和日本钢管合并而来，京滨地区有14231名正式工人，不包括合同工与派遣工。
三位党员都是炼钢工人，他们告诉我，“在工厂里我们得不到提拔，干最脏最累的工种，不给我们涨工资，也不能住进企业的职工宿舍。”
京滨钢管地区党支部没有沉默，1973年，在企业内受到歧视的36名党员一起把企业告到法院，诉讼的理由是“对思想信仰与人权的歧视”。
经过15年漫长的审理，在临近判决的前期，经法院调解以日共党员的胜利告终。工人们告诉我：“和解时，社长亲自向我们鞠躬道歉。之后职工宿舍问题解决了，工资的差距也从原来的50%提升了一半，但仍旧比其他工人的工资低25%。”36名工人捐献出2.1元赔偿金购买了房子，成为东日本制铁所党支部的活动场所。
酒井俊一告诉我，工厂流水线上的很多工人都有关节病，还有的是内伤。日本法律可以申请劳灾(工伤)，因为厂方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所以承认他是工伤，但是其他人则不被厂方认定是工伤。
我向他俩提了同样的问题，受到工厂资本方面的歧视而坚持斗争，到底是为了什么？大桥博说：“为了追求人生的幸福，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所以在受到这些不公平待遇时，我认了！”
在千叶县流山市日共中央支部的会议上，我见到了党支部教育委员竹内和男，他30岁入党，是位有44年党龄的老党员。巧合的是他与《不沉的太阳》中的主人公恩地一样，担任过精工手表工会的执行委员长。
“我们实际上过的就是《不沉的太阳》描写的那种生活，因为一旦暴露身份，我们就会受到歧视，使自己陷于不利的境地。”竹内和男说。
2.日版“地下党”
据日共党建委员会负责人中井作太郎介绍，在40多万日共党员中，有近20万党员是秘密身份。只要是采访秘密党员，植木部长总是嘱咐我：某某是我们党的秘密党员，请你写报道的时候不要公布真实姓名和单位所属。
6月5日，我在日共中央本部采访一位女大学生，主题是“日本大学生为什么加入日本共产党？”植木告知我，“在学校里她的身份没有公开，是秘密的日共党员，现在她的年纪还小，还没有多少斗争经验，所以我们有责任保护她”。
小小年纪的这位学生，担任着一个著名大学的党支部书记，肩负发展新党员、领导秘密的学生运动、参加国会议员竞选后援、组织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而她的年龄与我的儿子差不多。一个在中国学习如何挣更多的钱(国际金融专业)，而眼前这个美丽的女孩，正经历着只存我们记忆中和父辈经历过的“地下秘密”工作的考验。
6月8日，我采访东京千代田区日共地区委员长関口达也。関口坦率地告诉我：“在政府所有的机构里面都有我们的党员，覆盖面是100%。全日本有代表性的企业和大学都有我们的党员。但我们的党员不公开的占多数，在国家公务员队伍中以及在大企业里面的党员，开展活动都非常困难。”
同一天，我们又赶到森田采访五十铃汽车一位被解雇的派遣工。小伙子只有20多岁，2006年6月到五十铃汽车工作，2年10个月之后被解雇(2009年2月)，与他同时遭到解雇的有1400名工人。按照日本《派遣法》的规定，只要工作3年以上，合同工可以自动转为正式社员，两者的工资差别有一半，前者没有任何社会保险。
在车站旁一家咖啡店，小伙子对我说，他失去工作之后打零工，每个月只有18万日元的收入(最低的生活标准)，每个月还要给失业但是没有拿到年金的父母1万-4万日元生活费(日本规定65岁之后拿年金)。小伙子团结了10多名被解雇的工人开始与五十铃汽车打官司，要求转入正式社员，以及每人赔偿300万日元，但是尚未有结果。他告诉我，“我每天下班以后，要为党的工作，还要送《赤旗报》”。我发现，谈起如此困难的处境时，他一直在微笑。
“你为什么总是在笑？生活中还有什么是让你开心的吗？”我问道。
他回答：“因为我们在战斗！我有很多很多的伙伴，我们工人请的律师和我们在一起战斗！”
3.为什么加入日共：改变政治现状
2008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后，加入日本共产党的青年人多了起来，背景是：一、日本失业率2009年已经达到5.1%，一年间提高了1.1个百分点；二、非正规就业人数剧增，从1985年的655万人，到2005年小泉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时期陡升到1633万人，2009年更新为1721万人。非正规就业者不仅工资低于正式社员近50%，而且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没有医疗保险、年金等等。
非正规就业者绝大多数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或高中毕业生。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开始思考：“日本怎么了？我们是小泉政府新经济自由主义改革的受害者吗？ 小泉创造的‘派遣社员’制度，让日本大企业利润激增，要由我们的劳动与生存权利换取吗？”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很多年轻人看到，日本共产党高擎反对“派遣社员”制度的大旗，他们开始向日共的旗帜下汇拢。
中井作太郎是日共中央干部会委员(政治局常委)，兼任日共党建设委员会负责人(相当于党中央的组织部长)，他向我介绍，“2008年一年新入党的人
数超过一万人，2009年超过11000人。这几年基本上每个月入党者超过一千人。新党员的年龄覆盖，18岁到39岁以下的人占到25% ，40到56岁占30%，60岁以上的占到45%”。
我问：“这样的发展态势，在日本共产党的历史上有没有过？”
中井先生说，日本共产党成立了88年，有高峰期，也有低谷期。1990年日共召开党的第19次代表大会，人数曾经达到50万人；但是1991年发生苏东剧变后，到1994年党的20大召开的时候，党员人数下降到36万人。从20大以后，开始一步一步的恢复，现在日共党员增加到406000人，占日本总人口1.27亿的0.32%。
中井先生分析了入党人数增加的原因，认为主要是日本社会本身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当前日本政治出现了“两个异常”， 一是日本服从美国，一是日本政府服从大企业或者是经济界，包括推出前面所说的雇佣制度的改革。
日共提出必须要解决这两个异常情况。对美国的关系来说，日共的志位委员长访问美国(2010年5月)，跟美国政府交涉并传达日本国民的意愿(迁走冲绳美国普天间军事基地)，日共正是通过这种行动让国民了解到日共的作用。日共也跟佳能公司、丰田汽车或者是日本的经济团体进行谈判，代表工人向他们提出要求，对他们施以政治压力，让大企业善待工人。这些谈判的结果显示，日共对大企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日共提出的解决两个异常政策主张，正在开始被日本国民所接受。
“可以说，日共的纲领路线正在与日本国民形成互动关系，这是近几年我们党发展比较快的重要原因。”中井先生说。
见到63岁的世塚隆造先生，是在千叶县西北部的日共流山市东支部的一次生活会上。他在流山市经营一间家用电器销售商店，现在靠拿年金生活，一个月有13万日元，太太的年金收入则只有3.6万日元。世塚隆造告诉我，他是根据一生的观察才做出加入日本共产党的决定。
我问他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什么？
世塚隆造说，“第一个是日本的各个政党都接受政治献金，唯独共产党不接受；第二，日本各个政党都跟大企业勾搭，而且接受大企业的捐赠或者是由大企业代替政党在报纸上登广告，而日本共产党是自力更生，靠自己办报出版养活自己；第三，每一个社会都有贫富差距，但是日本共产党能够站在穷人的立场上，以穷人的视野看待问题、帮助穷人，这对别的政党是不可能的；第四，共产党是绝对反对战争的。”
“这四点就是我用一生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我最后决定自己要加入到共产党中来，和党一起奋斗实现这些理想。”世塚隆造说。
植木部长介绍我采访过一位在校女大学生，她和男朋友都是秘密党员。女孩说，在没有接触日共党员之前，“我认为日共的主张是非常好的，但是一想到跟前苏联有关系的那种形象，感到有点过激的感觉”。但后来她开始在已加入日共的高她一级的学长的引领下认识日本社会。“现在日本失业的人数太多了，以前我觉得，失业应该怪他们自己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但是后来我知道，除了有自己的责任以外，还有社会的因素。”
女孩所在的大学有2万名学生，她所在的党支部有20多名党员，这20多名党员是这个学校的全部日共党员。在她担任党支部书记以来，影响了5名同学加入组织。
我问，这20多名青年党员加入日本共产党的动机是什么？“动机各种各样。有的想改善日本的福利制度；有的人关心贫困问题，想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对大多数学生来说，一个学生的力量根本改变不了社会的现状，但是加入日本共产党也许能改变社会。以这样的想法来加入共产党的占多数。”
女孩说出她自己的愿望：希望与日本共产党一起坚决反对增加消费税，还希望日本政府砍掉每年支付美国驻日军队的财政预算，把这部分支出尽量多用于国民的福利。
我采访了日共《赤旗报》的三位年轻党员(《赤旗报》工作的必要的条件是日共党员)：29岁的铃木诚一、35岁的藤原直和33岁的染矢优子，他们来自《赤旗报》的总务部、政治部和社会部。见到他们后我问道：“你们加入共产党动机是什么？”
铃木诚一在1995年大学一年级加入日共时，只有18岁。他说，“我当学生时看到日本的社会问题，比如劳动强度过大、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通过抹煞和平精神的《周边有事法》等等。只有共产党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反对。我就感到，要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共产党是不行的，所以我就加入了共产党。”
染矢优子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少年政治家。她于1997年秋天大学二年级时入党。“我认为，钱是驱动选举的动力。日本的政治太腐败了，应该投身去改变这种政治现状。”
铃木诚一告诉我，他们的工资比那些大报社相同资历的员工要少两三倍，但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对此并不在意。染矢优子说：“钱只要够生活就行了，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我追问染矢，“如果现在有一家非《赤旗报》的报纸给你更多的钱，你是坚守在《赤旗报》呢？还是愿意到那里工作呢？”
染矢说，“目前来讲，没有一家报纸能吸引我，因为他们出版的东西跟我的想法、理念不一样。我现在还没有发现一家除《赤旗报》以外的报纸，与我的理想和价值观一致的报纸，还没有！”
第二篇 日共的政策主张
1.抵抗“穷神”制度
一个既不属于宗教、也不属于鬼流的“穷神”在日本遭到喊打。被安置在小破庙里的“穷神”，男男女女一面对它拳打脚踢，一面大喊“滚开！滚开！”由于日本人的工资一减再减，失业率达到5.1%，满腹怨气的人们把不满发泄在“穷神”这块长着苦瓜脸的木头上。
5月16日，我在东京千驮古车站遇见了日本民主青年同盟新宿地区委员会委员长铃木史之，她带领50多名青年团员参加日共召开的青年大会。她告诉我，来参加大会的人中有50%的人已经完全失业，还有一部分人目前是派遣工和临时工。
小泉政权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使日本国民的生活状况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由此被称为“穷神”制度。而遭到最大破坏的是劳动用工制度。近年来，到处都有派遣工，他们不仅仅是拿低工资和“免费加班”、随时遭到解雇，甚至在企业里面连名字也被取消了，常被称呼为“那个派遣工”或者“讨厌鬼”。在同一个公司内，派遣工甚至不能去食堂吃饭。这种从雇用待遇的差别向人的等级差别快速地在日本蔓延。
在他们之中，尤以“日派遣短工”达到不稳定的极致：日派遣工的合同只有一天，不知道第二天能不能有工作，或者到哪里去。一旦在派遣公司登记，派遣人员的手机将收到集合时间和工作地点的短信。他们持续的过着不知道是否有明天的日子：人生怎么办？结婚怎么办？日派遣工无论是否为重体力劳动，一天能拿到手里的薪水只有6000-7000日元。在日本一个像样一点的盒饭也要3000日元。因为日本十五岁至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中有一半都是非正式员工，派遣工制度导致80后、90后们看不到未来。
除日本共产党以外，其他政党都大多同意将派遣劳动范围扩大至普通岗位，并强制执行。只有日本共产党在国会为派遣工们争取与正式员工同等待遇并转为正式工，于2009年5月21日公布了《劳务派遣法修正案》，在国会强力推动针对该项修正案的讨论，以便达到彻底改弦更张的目的。日共一次次地呼吁超越党派之间的分歧而形成共识——彻底修改《劳务派遣法》。日共志位委员长就曾在国会质询福田前首相。日共的国会议员们一次次地在国会上质询丰田汽车公司、佳能、松下电器、东芝、NTT这样的大集团公司。
日共认为，《劳务派遣法》是导致劳动工人逐渐向非正式化和贫困化发展的元凶。但是政府的修正案完全偏离了他们的期望，目前的情况是，政府提案甚至将实施时间由前三年推迟为前五年。为了彻底修改《劳务派遣法》，日共前所未有地扩散舆论，宣传其政治主张，并且开始具体行动。
在预算委员会会议上，日共议员大門实纪史就日本电信公司中劳务派遣人员的转正手续问题发表了意见。该公司竟然将直接聘用的合同工变更为劳务派遣人员，假如拒不同意变更隶属关系就会被解雇。大门随即进行了深入调查，在3月份举行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指出，日本邮政集团中有21万人属于非正式员工，占到了职工总数的一半，其中大多属于派遣劳务人员，连续三年以上得以续约的劳务派遣人员多达12万人，他认为这些人都应该尽快予以转正。邮政部长龟井静香说：“我原先根本就不知道邮政系统竟然存在如此恶劣的事情，共产党的调查能力着实值得信赖。”
日共中央组织部长中井作太郎告诉我，2009年以来，日共不再只是宣传自己的主张，开始直接就派遣工问题与大企业交涉。志位委员长跟五十铃汽车公司进行交涉，代表工人要求他们把派遣工的身份改变成正式员工。五十铃汽车公司社长做了承诺，已经把超过3000名派遣工人变成了正式工人。在日共与社会的强大压力下，丰田汽车公司的代表亲自来到日共党总部拜访志位委员长，并向日共领导人保证，他们在公司里面一定会根据《劳动法》对待工人。
2.推动增加家庭收入
修改派遣法、声援中小企业，反对降低法人税……日共所做一切的目标所指就是日本的大企业，它们一直是日共批判与抨击的对象。
我采访志位委员长的时候，他给出一组数字：十年间，日本大企业的利润从15万亿日元大幅度升至32万亿日元；而劳动者的报酬却从279万亿日元大幅下降至接近253万亿日元；大企业的内部保留从142万亿日元急剧增长至229万亿日元。他反问我：利润在哪里？积蓄到了哪里？
他说，这十年国内有形固定资本投资(以机械、工场、土地等设备投资的形式存在的内部保留)完全没有增长，而日本在海外企业的股份则急剧膨胀。在日本国内，这些大企业从劳动者和中小企业所榨取的资金，既不回转为国民收入或国内投资，而是转向海外存储。
这种制度，使内需和家庭收支不断萎缩，终使日本成为“停止增长的国家”。 号称“全体中产阶级”的日本开始出现难以愈合的贫富差距。越是有钱人，税率越低，收入超过一亿元的所得税税率却开始下降。
日共党建部长中井作太郎对我说，目前日本普通民众最大的问题是社会安全系统遭到破坏，表现在福利与医疗制度方面，国民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国民现在最大的不满是关于《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后期高龄者指75岁以上老人)，民主党在八个月以前大选时承诺废除《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执政以后却放弃了承诺。现在很多高龄者遇到生活上的困难，日本国民需要建立新的社会安全制度。
在这种背景下，日共在党的第22届党大会上提出，如果不将经济政策的支柱转向支持家庭开支，日本经济就不会有将来。日本经济发展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日共誓言，为了摆脱“失去的二十年”，为了维护国民的正常生活，必须要转变这种唯利是图的资本积累方式。
对此，日共不仅出台了一个全面完整的政策框架——《成长政略》，而且发表了《日本经济的宣言》，最近又提出了《五个经济建议》：
——体面雇佣规则—向劳动者返还利润
——制定大企业与小企业公平交易的规则
——再造农林水产业—以粮食自给率提高为目的的真正的政策转换
——社会保障—从削减向真正充实转换
--财源问题—对军费和大企业、大资本家优惠税制动大手术(制订出约12万亿日元的财政收入来源)
这五项建议被日共称为“社会大义”纲领，涉及到雇佣、中小企业、农林水产业、社会保障、财源五大问题，要“一个个地解决”，目标是让日本经济在健康的发展轨道上运行，实现“日本经济内需主导、家庭收入主导的发展模式”。日本共产党向社会发出呐喊：要团结起来共同斗争，要带着坚定的信念取得胜利。
第三篇 “纯”与“直”：日共的结构与建设
1.唯一不接受政治献金的政党
我的朋友田中先生不是日共党员，一次聊天时我问他，日本社会对日共最主要的评价是什么？惜字如金的他给我两个字：“纯”、“直”。
选举政治是民主国家政党制度的核心，竞选必然需要金钱铺垫，而大企业赞助政党选举不是免费的午餐。日共没有自己获利的产业，加上1988年一直在野，更没有权钱交易的可能；整日被日共痛骂“丧失社会良心”的大企业，也不可能给日共政治献金。而且长期以来，日共一直拒领中央财政拨付的“政党助成金”。日共靠什么得以生存？日共的财政如何运行？
日共财长大久保健三告诉我日本共产党的财政来源：“我们主要的收入有三个渠道，一是党员的党费；二是赤旗报与出版事业的收入；第三是党员们的捐赠。从日共中央财政来讲，这三项收入基本上各占三分之一，我们党的所有活动经费都来源于这三笔费用。”
目前日共有党员40多万人，这40万党员所交的党费是日共三个主要来源之一。40万党员在各自工作和学习的场所不断的地扩大《赤旗报》的订户，160万份《赤旗报》订购收入是第二个主要来源。聚集在日共周围的支持者和同情者有130万人，投票支持日共的有400多万人，这些支持者和宣传者的捐赠，成为日共的第三个财源。
我问到，他担任财长10多年来，手头是宽裕了还是紧张了？
大久保坦率地说：“是紧了。以《赤旗报》的收入来说，年纪大的订报者去世的人多了，加上因特网的存在，直接阅读报纸的人逐渐趋向于减少，这是我们财政收入减少的重要原因。”但是大久保财长信心满满地认为，近期不断地有新党员加入进来，《赤旗报》的读者会不断地增加，党费也会增加，捐赠也会增加。
1995年日本国会通过严禁企业给政党捐款的法律，实施按各政党在国会议席的多少和得票率从国库拨款措施，称“政党助成金法”。自该法通过15年来，日共是日本所有政党中唯一没有收取政党助成金的政党。
大久保财长向我提供了政党助成金各政党领取的详细数据表，该数据显示，自1995年到2009年的15年中，自民党累计领到政党助成金2260亿日元，公明党350亿日元，民主党1208亿日元，社民党211亿日元。15年来中央财政已经支付政党助成金总额为4715亿日元。而日本政府在2008年对策金融危机时实施所谓的经济刺激计划，只有24.4万亿日元。
按照在国会两院议席的席位，2009年日共可以领取15亿日元，如果累计计算，15年中日共拒领和放弃了250亿日元助成金。日共为什么不领取呢？是钱太多了吗？
大久保财长告诉我，“在上一个财政年度，日共的财政收入是249.61亿日元，也就是说，日共所放弃的250亿日元政党助成金相当于一年的财政收入。自民党去年的自有收入才300多亿，民主党是142亿，我们共产党比民主党多多了。当然各个政党的财源不一样，但是从数字上来看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日共一直呼吁废除政党助成金，另一方面却不辞辛苦筹集资金，因为日共认为“政党助成金”制度合“法”不合“理”。大久保财长说，在日共看来，助成金是一个瓜分国民税金的手段，对国民而言，向一个自己并不支持的政党进行强制性募捐，实际上是剥夺人们思想信仰的自由。
就日共的财政支出，大久保财长披露，去年日共的选举支出是7.3亿日元。2007年的选举，民主党选举费用支出是11.8亿，自民党是7.6亿，日共是6.3亿日元。可以看出日共加大了选举费用的支出。
“从委员长到一般党员，我们没有专车的概念，日共不分职位高低，工作需要的都配车，但不是专车。委员长、书记长和高龄干部他们使用车的频率比较高，但也不是专车，工作完成了车就回来了，不是为个人服务的。只有委员长和书记长用车接送上下班，部分原因是保障安全”。
大久保说，他担任财政部长十年来看得见的最大政绩，就是建设了党的本部大楼。“大楼的全部建设费用一半来自全国各地党员和支持者捐赠，另一半是党多年来的积蓄。尽管我们没有拿政府的助成金，但是来自于人民和党员支持的费用基本上和执政的民主党的收入是差不多的。”
大久保说，建大楼时差40亿日元，但他们没向银行贷款。“我们既不接受大企业的捐赠，也不接受大企业对我们的帮助，借款某种程度上也是援助的一种形式。”
2.规律委员会：日共的“中纪委”
如果拒领“政党助成金”说明日共的“直”，采访日共规律委员会(相当于中共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可以看到日共的“纯”。
采访规律委员会我期待已久。这个委员会对日共党员纪律的红线与底线在哪里？加之这个很少向人敞开大门的部门，本身具有一分神秘。规律委员会委员长山岡辰夫(同时任日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相貌威严，1.8米高的个子且消瘦，尤其是那犀利的目光，酷似电影《列宁在十月》中捷尔任斯基(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的再生。首次见面没有寒暄，且不容置疑地给我上了一堂《日本共产党规约》(《日本共产党党章》)的课程。
“首先你要了解《日本共产党规约》”，他拿出一本准备好的《日本共产党第25回大会决定集》(2010年1月13日召开)，翻到第121页并推到我的面前说，“我们共同学习一下。学习完之后，您再提出您的问题。”
按他的讲解，规律委员是由中央委员会全会任命的组织，现在由他和副主任等八人组成。主要的任务一是对党员违反纪律情况的调查和审查；二是对违犯纪律党员的处分以及被处分党员的申诉。这些活动都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向党代表大会和工作委员会提出报告，并通过决议。
而贯彻《规约》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的决定要经过民主的讨论，最终以少数服从多数。关于违规处分的规定，要根据事实慎重地处理。在对党员进行处分时，除了特别情况以外，组织要给予受处分的党员以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对党员进行处分要经过党员所属支部党的会议以及全体会议决定，同时经过上一级领导机关的批准。
20多分钟《规约》的讲解之后，山岡辰夫说：“第25次党的代表大会以后，也就是从2006年到2010年之间，关于对党的路线、党的纲领提出不同意见的、违反纪律的案子一个都没有。集中在社会上违反了道德或者作风的案子占到90%，对党的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
“规律委员会对处分党员非常慎重，对违反社会道德案件的揭发以及处理更为慎重。党的机关干部违反纪律，将引起党员对领导机关的不信任和不满，其中包括男女关系、贪污、工作态度粗暴和个人品行四类问题。提拔领导干部时都作为审查的内容。对此我们是有教训的。”
我试探性地问，“如果在不保密的情况下，您能不能告诉我日共党员违反纪律以及处理的情况？”
“具体的数字不保密。近四年中，我们处理了300件左右的案件，主要处理的有贪污、诈骗，还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问题。处理的对象主要是领导机关的干部，不是普通党员，还有分散在各个民间团体里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这些党员干部因为在第一线，又在人民当中有影响力，所以要对于他们进行严肃处理，这对于严肃党的纪律非常重要。”
“我们还没有取得政权，在复杂和激烈的政治斗争当中，我们不得不考虑，如果把党员违反党纪的情况向全党和国民公开的话，可能会带来副作用。但是，我们一定会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全会报告。”
“您方便告诉我在300多件贪污案中最大与最小的贪污金额是多少吗？”
“最高金额是1千万日元，折合人民币是70万元。有的金额并不大，最小的金额为3万人民币，但是品质恶劣、手段恶劣，被开除的也有。主要是在民间团体里的活动经费。”
“四年中处理的300多件案件中，职位最高的是哪一级领导干部？”
“在这四年中，没有一个中央委员违反纪律的。地区的各个支部、各个都道府县第一把手和委员长也没有，包括副委员长也没有。但是有委员和其他党的工作人员。党的总部工作人员出现问题的很少，因为本身工作人员就很少，再者，能够选到党的中央机关工作的党员都是觉悟比较高的。”
“我还有一个疑问，规约中提到党员要遵守社会的道德和市民的道德。关于男女关系的问题，日本社会不是对此比较宽容吗？”
“市民道德问题当然包括反对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是伦理道德问题。如果一般老百姓对性无所谓的话，可我们是共产党啊！如果你不是党员没有人管你，但你是日本共产党员。日共对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是特别重视的，绝对不能允许有情人、婚外情和包二奶。发现问题之后，第一步是进行批评教育，改正了就不予处分，不改，坚决开除！”
在结束采访收拾设备时，我对他讲，有两件小事对我触动很大，也印证了日共纪律的严肃性。第一个是广报部部长植木先生一直都在陪我到各地采访，有时采访结束正好是吃饭的时候，我多次请他一起吃工作餐，他都谢绝了。第二个是，当诉愿委员会负责人接受采访后，我送了一个小礼物，但是他询问部长是否能够接受后才收下了。
山岡辰夫对我说，“我们日本共产党没有接受礼物和被招待的习惯。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私人朋友，很亲切的关系，那另当别说，但是工作关系是不行的。”
“我有的时候也跟植木先生一起到外面喝两杯，”他微笑着对坐在旁边的植木先生说，“这只是我们俩的个人关系，跟工作没有关系。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观，来获得幸福感。”长达一个小时四十分钟的采访尾声，终于看到了他的笑容。
3.诉愿委员会
红股有二是日共中央诉愿委员会负责人，也是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该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内似乎没有完全能够对应的机构，总而言之，它是一个党内的监督部门。
红股有二语言和蔼举止有礼。他介绍说，诉愿委员会于1970年7月日共第11次代表大会建立。诉愿委员会委员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任命，委员会一共有6名委员，其中三人是专职的，三人是兼职的。该委员会接受党内外提出的申诉。
“我们的口号是在理性和人性的基础上建立的共产党，所以诉愿委员会的宗旨是在理性与人性两个方面进行工作。诉愿委员会处理案子讲究六个字——迅速、准确、负责。诉愿可以用各种形式，包括写信，电话申诉，所有的都有记录。”
红股有二介绍，诉愿委员会首先要了解申诉人到底想说什么，之后，再调查申诉者提出的问题是否属实。然后我们既要会见申诉者，也要约见被告者。诉愿委员会不是关门办案，而是吸收各个相关部局的集体智慧提出解决方法，但是最初的判断由我们诉愿委员会提出。如果解决不了，或是问题重大，我们上报到书记局，甚至常委会，要得到党中央领导或者书记局的指示。”
“在党的23大至24大期间提出的申诉案件有220多件，来自党外的申诉占10%左右。诉愿委员会成立40年来，一共接受申诉大约有9500件，不到一万件，年平均申诉有230件左右。大部分申诉的包括：一是党的领导人不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二是不答复人家提出的意见。这当然有客观原因，可能工作忙什么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造成了党员或者是党外人士对我们的不满。三是人们提意见后他不高兴或者发脾气，或者答复时不谦虚、态度粗暴；第四就是一意孤行。第五是不守信誉。第六就是做错了事情也不认错。不管怎么样都是不尊重别人，最后导致申诉。”
“我看全部是属于工作作风这一类的？”
“是，基本上都是态度、工作作风的问题。诉愿委员会每解决一个案例，申诉的人都会感到非常高兴和痛快，当然，申诉人满意了我们也就高兴了。”
第四篇 扎根基层：议会中的日共身影
1.参众两院的日共议员
在以往接受的教育中，我们曾经把议会中的共产党视为放弃“暴力革命”的“修正主义”者。日本共产党议员如何看议会？日共的国会议员们在日本国会党派中处于绝对少数派，他们都在做些什么？他们能做些什么呢？
东京工业大学社会学人类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桥爪教授描述说，“日本是特别小的国家，历史沿袭土地不能买卖，300年来土地被一代代地传下来，直到战后麦克阿瑟的土地改革。日本农村社会群体相对比较固定，村里的人均被称为“内人”，相对而言，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也没有中国那样残酷，甚至发生过地主为村里人的利益而被杀头的事。”他认为，在日本，共产党无论是实现工农联盟还是暴力革命，都受到地域狭小和历史沿革的限制。
采访期间我观察到，日本共产党在国会政治势力的角逐中非常活跃，而且斗争的矛头指向民主党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由日共党员告诉我，民主党的政策70%来自日共，两党在政策主张上应该没有太大的分歧，问题出在民主党的身上：竞选时的承诺大多变成了空话。参众两院成为民主党与共产党对决的舞台。在国会中，失去了政权也失去了斗志的自民党似乎更乐于看到日共对民主党的挑战。日共在国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几个重大问题上也越来越获得民心。
首当其冲是美军驻冲绳基地问题。
2010年4月25日，只有138万人口的冲绳聚集了11万人，抗议日本政府和美国空军基地。在我与日共在一起的50天里，日共委员长志位和夫四次亲赴冲绳。与此同时在国会参众两院，日共就普天间问题不在“原则问题上倒退一步”，誓让冲绳人民坚定的呼声“在国会回响”。
在冲绳民众与国会斗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我分别在众议院与参议院会馆拜访了日本众议院议员、日共国会对策委员长毂田惠二和参议院议员、日共参议院政策委员长井上哲士。他们向我介绍了日共两院议员们是如何“让冲绳人民坚定的呼声在国会回响”的。
6月8日，我见到毂田惠二对策委员长时，他刚刚结束国会的辩论，向我展示最新调查说：“冲绳县民有84%的人坚决反对将基地迁往名护市边野谷。首相菅直人表态依旧按照日美两国已经达成的协议去做，而我党是坚决主张无条件的撤销基地，我们不单单在国内坚持这个立场，而且在志位委员长访美时，正式地向美国表明了我们的立场。”
在此之前， 4月24日召开的各党派领袖会议上，志位委员长希望鸠山首相利用出访美国之机，向美国方面的代表堂堂正正地提出日本的立场。
鸠山首相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在今年4月举行的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甚至没有接受日方提出举行首脑会谈的要求。最终鸠山政权还是向美国作出了妥协，鸠山也因美军基地问题而下台。
但是日共做到了。2010年5月16日，日共在千驼谷东京体育馆召开的万人大会，志位和夫委员长向到会的1.2万名党员介绍了10天的美国之行，这是日本共产党自建党以来高层的第一次访美。
“我们党就日美关系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美军基地的问题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大问题，与核问题一样，我们堂堂正正地把日本人的想法转达给美国政府——不是把基地迁到日本的其他地方去，而是把基地迁出日本！”志位对在场的人们说道。
“美国认为这种意见交换是非常有益的，所以愿意继续与日本共产党交换意见。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首相现在不是应该到冲绳说服冲绳人民，而是应该到美国去说服美国！这样的首相，你没有资格当首相！……政府、大企业对美国什么都不敢说，不敢跟美国斗，这就是现在他们的特点！”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如此热烈的欢呼与轰鸣的掌声。
2. 东京都议员团与3028位地方议员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但是事实的数字：日共地方议员共有3028个，是各政党中地方议员席位最多的政党，而掌握政权的民主党地方议员只有2655议席，比日共少了373席。日共在东京都有议员251名(民主党299名)、北海道有议员183名(民主党223)、大阪府、京都府分别有185名和126名(民主党分别有172名与81名)。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日共在全国影响力大的一是“两府”——大阪和京都，“两府”的日共议员数超过执政党民主党58名。二是43个县，日共在43个县议员数目超过执政党的有29个县 ，占比67.4%。日共在43个县中的2283名议员，有76.3%的议员分布在757个市中。日共的影响力在基层。
5月13日，在东京都议会大厦我见到日共议员团全体议员。八位议员们在一个近100平米的房间里办公。东京都议会不设个人办公室(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有各人的办公室)，房间的大小根据各党议员的人数分配。
日共东京都议员团干事长吉田信夫日共议员团全体议员在会议室里接待了我。他是一个外向与热情洋溢的人。所以见面的第一个问题也直来直去：东京都日共议员只有8位，而上一届却有13位，为什么席位下降？吉田信夫笑了，说没有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
吉田先生对我说：“是不是得到人民的支持，不是看议席的席位，而是要看得票率。议席数是根据党派分配的，得票数是衡量支持率的标准。虽然我们从13席降到8席，但是我们的得票率没有降低，获得了12.56%选民的支持。”
日共在东京都128位议席中仅获得八位议席，距离“多数”目标还有太远的路。但是，这不影响日共反映东京都民的声音。“上一届议会日共议会团曾经提交了16个提案，由于其他大党的反对，议会否决了我们的提案。尽管如此，但是都政府不能忽视我们的提案，提案的内容最后都被政府采纳了，其中包括关于东京都中学三年级以下学生住院费全免的议案，这个提案的覆盖了80%的家庭。”
日共的议员们另一项重要的任务是代表选民对都政府工作进行监督。因为日共党员非同一般的廉洁，而且调查能力强，他们在追究政府官员浪费纳税人钱财等现象也特别有力量。
东京都议会为每个党团干事长配备了专车，自民党、民主党、社民党的干事长理所当然地享用，只有日本共产党干事长吉田信夫不接受。他告诉我，他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他的自行车是带喇叭可以广播的那种，每当选举时，他一边骑车一边宣传日共的主张，成为东京一道风景线。据说日共的议员主动把工资的一部分交党费，吉田证实，他一年至少要交几百万日元党费。
第五篇 执政之梦
1.日共执政的“试验田”
狛江市在东京都多摩地区东南端，市区面积仅6.39平方公里，是东京都内面积最小的市，也是全日本面积第三小的城市，总人口7.8万人。
狛江市的市长是日共党员，连续四届(1996-2012)当选。在日本的756个城市中，日共执政的城市只有三个，除了狛江市之外，还有岩手县高田市和崎玉县蕨市。近期日共提出本世纪早期实现民主联合政权执政的诉求，该政党已经获得民众支持的地方自治体无疑起着“试验田”的作用。
我在市长办公室见到了矢野裕，书卷气浓郁。他讲述了戏剧性地当选市长的故事。
1996年，矢野裕被日共地区委员会推举为市长候选人。在竞选进入白热化时，在任市长石井三雄(自民党)因参与赌博，欠下30亿日元债务后失踪。平静的小市顿时陷入了混乱。事件曝光后三周选举开始。四位候选中有两位是石井市长的支持者。最终当选的是矢野裕。
矢野裕自豪地对我说，“在政治领域，要强调公平性和反对腐败。我的前任市长因为腐败被拘捕，日本很多市的市长有腐败行为。自从我担任这个城市的市长14年以来，包括市政府所有工作人员，没有发生过一起腐败事件。”
采访之前，我浏览了市长网页，信息公开的内容包括工作日程、市长交际费用的支出等等。矢野裕说，“对于信息公开，大部分市长态度消极。我们是最早向市民信息公开的城市，向市民公开信息考验我们的勇气。积极的公开信息，不但不会给市政府、市长带来困惑，而且还会增强市民对市长的支持。”
“前任市长每年的交际费用接近300万元日元，我现在是70万，而且还有节余。我有时也跟朋友喝两盅，这些都是使用自己的钱。以此换来了市民对我的信任，也有利于工作的展开。”
“我的工资和个人所有的财产都是公开的，它们是我没有受贿腐败的证明。我们还建立了由会计师、市民代表组成的审查会，专门给市长查账。在日本很少有建立与实施这项制度的，只有共产党员的市长才能做到廉洁。不是共产党员的市长，他们根本就不敢。”
日共的清廉在日本人人皆知。但是，靠清廉还是不能连任四届市长的，还必须要有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
矢野裕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遇到了执政经历中最大的考验——地方财政危机。
1999年矢野的第一个任期全盘继承了前一届政府遗留的高达254亿日元的巨额负债。2004年，为了削减财政赤字，日本开始实施“三位一体改革”，其中一项举措是大幅削减地方交付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而且大幅削减地方以“国家临时财政政策债务”的名义向国家借债的额度。矢野没有像一些地方那样加入其他有实力的自治体，而是实行了长达三年的行政、财政改革，以解决收入减少的危机。
在保证市民生活质量的同时，矢野制定了 “精简组织”、“精简事业项目”、“向收支均衡型财政体系转变”的“紧急行动计划”，最后的结果是超额完成了目标，2009年度债务余额预算为214亿日元，减少了约40亿日元。在第三、四届市长选举中，市民们再次把选票投给了矢野裕。
矢野告诉我，“我们这里居住人口每年以三位数的数度增加。吸引人们的背景是，现在日本少子化越来越严重，为了对应人口快速的老龄化，我们在老年人福利方面投入很大，兴建了敬老院、养老公寓和养老护理中心。还有就是解决了困扰人们的入幼儿园难的问题。狛江市在东京所有地区最容易入托，包括还建立了小学生放学后护送回家的体制，以及照顾身体残障儿童，我们这里都是最好的”。
“我作为一个市长，一个日共党员，我要担当起帮助本市弱势群体的责任，让他们生活有保障，这是我最重要的工作”。矢野认为这是他和其他市长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市长把市政建设、与经济界的联合放在第一位；而他把怎么样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放在第一位，在福利事业、医疗、教育方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与此相应，矢野抑制了大型公共事业的投资，治理城市的目标从“开发优先”转向“生活优先”，从“建设预算优先”转为“市民生活预算优先”。在他担任市长期间，土木工程费用所占比例从30%降至了12%，节省出来的资金用于民生领域和偿还贷款，民生费用所占比例从20%上升到了30%以上。
他告诉我，“现在经济不景气，很多依赖大企业纳税的地方遇到了财政困难，而我们从来没有把财政的基础建立在大企业的纳税上，所以没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主要的财政收入一是市民的纳税，二是中央财政的援助金。我从来不向企业拉赞助，但并不代表我们和企业没有金钱上的往来，比如，电力公司设立电网占用土地是有偿的。因为我们是日本国内倒数第三位小的城市，同时又是人口密度第三高的城市，大企业要到我们这里来用地，确实是很紧张的。”
2.“我们当然希望取得政权”
为什么日本共产党成立88年而没能获得政权或者执政？相反，一个成立仅有十多年的民主党却做到了呢？这是我感到困惑的问题。
1997年9月22日，日共第21届党代会通过《决议》，其第二章 “日共所向往的是怎样一个日本 ”，明确表述了集结国民的民主改革多数派实现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我党致力于同无党派的共同发展，在21世纪初期，联合拥有一致目标的政党、团体、个人，为实现民主联合政府而奋斗。”
我离开日本的前一天，采访了为参议院选举东奔西走的志位委员长，这是我多次见到他最显疲惫的一次。我问他，“日共提出2020年实现民主联合政权，这一重要目标是基于哪些国内、国外的背景而提出来的呢？”
志位委员长说：“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在2020年(实现民主联合政权)，年限并没有定。我们认为日本应该从旧的政治形态里脱胎出来。只有日本共产党才能改变这种政治现状，所以我们提出了在2010-2020年的十年当中，共产党能够实现一个大的跃进。当然我们希望取得政权。”
我注意到，“建设性的在野党”是民主党执政后日共的新提法，是不是由于执政党民主党的许多政策与日共相似才提出这个口号呢？
他的回答证实了猜测。“在民主党在没有执政以前，我们两党以在野党的身份在国会建立了政策互通的机制，共同商量并拿出方案，实际上形成了院内共同党，斗争对象就是执政党自民党，所以民共两党在很多政策层面带有共通性。去年9月民主党执政时，我们曾向民主党明确表明，日共将作‘建设性的在野党’。并告知，你们的政策正确时我们就支持，不正确时就会反对。民主党执政半年以来证明，他们并没有执行我们一起合作研究达成一致的政策主张。”
绪方认为，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在地方自治体中日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统一阵线经验，当前的任务是如何逐渐地扩大到国家政权合作的层面。“当然了，(对于取得执政权)我们中央是始终放在脑子里的，共产党取得政权始终作为我们的目标”，绪方说。
在我离开日本的前一天晚上，与植木部长在他的办公室会客区进行了最后一次交谈，主题是统一战线。
植木部长对我说：“日共的民主政权目标有三点：一是废除日美安保条约，把日本建设成为独立的国家；二是实现经济上的民主主义，改变以大企业为主导的经济与政治，变成重视国民的民生问题；三是要遵守日本宪法的精神，建设和平与民主的日本社会。我们提出的这三个目标已经获得日本大多数人的赞同。”
“目前实现这些目标的障碍，一是处于主导日美安保的美帝国主义；二是日本的大企业，因为他们抵制国民和平与民主的运动，以确保其利润至上的立场。日共要建立以这三个目标为核心的民主联合政府，一方面必须要增加日共在地方议会和国会议员的席位；另一方面则要扩大以三个目标为核心的统一战线，与阻碍建立统一战线的力量进行斗争。”
植木部长介绍，日共统一战线在日共的政治与经济的纲领的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名字叫“争取实现和平民主革新的日本的全国会” 的平台。这个恳谈会聚集了工会组织、中小企业的团体、和平组织以及个人等等，当然，日共党的基层组织全部加入了这个恳谈会，并且起着主导作用。
“日本农协或者医师会取消了支持自民党的方针，是否转而支持日本共产党了呢？”我问。
“不不不，不一定，目前正处在过渡时期！他们不是支持日共，而是支持日共的政策”，植木先生回答。日共的统一战线主体当然是工人阶级，如果日本农协彻底倒戈的话，日共有可能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工农联盟。
“我想说的就是，目前实现民主联合政府客观上的条件越来越具备。议员席位占有的比例以及基层统一战线的加强程度，决定了我们实现民主政府的时间表。”植木部长颇有信心。
结语：那是一种对信仰的坚守
采访中，我无数次地端出“为何屡战屡败”问题给每一个被采访者，从日共的普通党员到日共的委员长，每个人给我的描述都是来自一个独特的视角，也都是这个事实的一个侧面。当这些一个个事实被拼接起来的时候，结论就是：日共不肯放弃理念，即便是以获得政权作为交换。
日本的政治也逃脱不了金钱政治，想当年，田中角荣在政坛呼风唤雨，掌控自民党最大派阀“田中派”，靠的就是提供政治资金的超强能力。深谙政界潜规则的《读卖新闻》社长渡边恒雄曾在回忆录中披露：“为当政治家，就得从大佬那儿拿钱。等自己也具备敛财能力之后，再分给下面的追随者，培植势力。在当今的日本政界，这是铁律。虽然这是导致政治腐败的原因，但不这么干的人绝对成不了老大。”老大们的资金又从何而来呢？主要靠“政官财铁三角”运作，即政客、官僚与财界的结构性利益关系。
日本人民曾把信任的一票投给民主党，现在结果又是如何呢？民主党在“政治与金钱”的问题上再次戏弄了日本国民，甚至就连具体内容及托词也完全一样，诸如“此乃秘书所为”、“本人概不知情”等等。难怪自民党会幸灾乐祸地大说风凉话，他们认为民主党“比自民党更不如”。民主党对此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听之任之。几年一度的选举热热闹闹过后，没有多长时间就出现各种各样的丑闻，日本政坛出现了几乎“一年一相”的事实。
相比较之下，日共缺少地盘吗？日共不缺少地盘：日共基本上与自民党、民主党三分天下有其一，日共拥有地方议员3028个，是各政党中地方议员席位最多的政党；日共的地盘不是靠从父辈、祖辈或是党内前辈手中的继承，也不是花重金维持人情关系或者日后的利益交换承诺，而是依靠为穷人为利益受损者代言获得民众的支持；
日共缺少口碑吗？日共不缺口碑：“纯”与“直”是日共在日本普通国民中的形象，即便是不赞同日共“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主张的人，也不得不对日共的“人品”心悦诚服；
日共缺少金钱吗？是的，日共缺钱：日共党中央的干部只拿普通公务员一半的薪水；日共没有在逢年过节或者红白喜事时向选民送礼；他们更不能一掷千金在媒体上为自己做广告；日共依靠的是40多万党员的党费和3000多万支持者的捐献，一直生存到今天。
资金实力决定其媒体曝光率进而影响当选率，难道日共不知道吗？当然不！假设，日共稍稍向代表大资本的利益集团低个头，也不至于竞选的时候没有人代偿巨额的广告费；如果日共稍稍向资本献媚，也不至于没有一家大企业在《赤旗报》上做广告；如果日共与大资本家团结在一起，也决不至于连地铁车厢里的小广告即使出钱也不给刊登；如果日共不是作为唯一一个拒收政党助成金的政党，250亿日元如果都用在竞选的广告上，也会在竞选时期“炸烂了”日本的媒体。
如此廉洁与正直的党，或者是“依赖国民的政党”，国民为什么不依赖与信任日共呢？为什么不给日共一个机会呢？在参议院选举结束后，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任干部会表示“取代自民党政权后的政治会是什么样的，国民尚未形成共识”，“显示了国民探索替代自民党政权的新政治过程中的一个方面”，“为了结出这种国民探求之果，我们要为开启新的政治道路而竭尽全力”。
太多的人会向实利与诱惑屈服了，太少的人有坚贞不屈的勇气，日共不屈不挠的勇气是什么？日共死死坚守的又是什么？那就是信仰！我们不能自由的选择是时代，但我们可以从这个时代中自由地选择学习的榜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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