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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宝卫:新发现罗振玉《读贞卜文字札记》手稿述略

中华读书报2011.2.23, 15版
最近,我们在整理旅顺博物馆藏罗振玉手稿时,发现了一部罗振玉写于1913年的《读贞卜文字札记》手稿,我们初步认为该《札记》正是《考释》一书写作前准备工作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对书中要写的重要内容的简要提示。
罗振玉

图1

图2

图3

1914年,罗振玉完成了《殷墟书契考释》这部在甲骨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但由于初印本系王国维代抄影印,于是便出现了该书是王著罗氏花钱买著作权,以及罗王合著等种种传言。直到1956年陈梦家先生《殷墟卜辞综述》一书出版,传言才渐渐平息。陈先生在书中指出:“1951年我得到《考释》的原稿本,都是罗氏手写,其中书头上常注有某条应移应增改之处,并有罗氏致王氏便签,请其补入某条者,称之为‘礼堂先生’。《考释》的纲领和分类次第,与罗氏以前诸作实相一致,不过有所改善而已。在编作中,二人对细目的商榷则确乎是常有的,由稿本与初刊本相较,王氏在校写时对于行文字句的小小更易是常有的,但并未作重大的增删。”从而确证了《考释》一书为罗振玉的独立研究成果。最近,我们在整理旅顺博物馆藏罗振玉手稿时,发现了一部罗振玉写于1913年的《读贞卜文字札记》手稿,我们初步认为该《札记》正是《考释》一书写作前准备工作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对书中要写的重要内容的简要提示。不仅可以作为陈梦家先生前论的注脚,同时也为后人了解罗振玉先生《考释》一书的写作情况,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材料。

《读贞卜文字札记》手稿系用日本美浓纸印刷的蓝色直行稿纸书写,边框纵18.6厘米,横12.8厘米,半页12行。(与《考释》用的是同一种稿纸)封面左侧是罗振玉用行楷书题写的《读贞卜文字札记》,右署《古官印集存目》。(该手稿前半部分为研究甲骨文札记,后半部分为罗氏撰写的古官印目录)扉页用楷书署“宣统五年岁在癸丑”。所谓“宣统五年”即民国二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于该年10月携家人与王国维一家东渡日本,1912年1月,清宣统皇帝逊位,中华民国成立。罗振玉应当知道大清王朝已经崩塌,此署恰好反映了他作为清朝遗老的特殊心态。该《札记》不见各家著录,亦不曾有人提及,但确是罗氏甲骨文研究历程中的重要环节。下边作一简要分析。

罗振玉到日本后住在京都,平时除了与日本京都大学内藤湖南等少数汉学家进行学术交流外,每天以著述为主要生活内容。1912年冬季他利用旧稿重新编写《殷墟书契前编》8卷,他在自序中说:“丧乱以来,忽已匝岁。天即出神物于斯文垂丧之时,而予又以偷生忍死之余,仓皇编辑,斯世谁复有读吾书者?亦且抱此遗文,以自慰藉而已。”并自号“商遗”,还将自己的居所名之为“殷礼在斯堂”。罗振玉绝非是闲居无聊才重新编辑《殷墟书契前编》,从他后来在日本所做的有关甲骨文研究来看,说明他此时已经有了一个系统研究甲骨文的庞大计划。这个计划不仅有客观需要,也是他甲骨文研究和资料收集的必然结果。首先,1910年出版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为他在学术上赢得了国际声誉,也代表了当时甲骨文研究的水平。其次,此时罗振玉搜集甲骨近20000余片,并搜集大量的拓本及影印本,可谓占有了充分的研究资料。另外,他此时已不再是清朝学部官员,而是一个侨居异国他乡的学者,客观上他有进一步深入甲骨文研究的需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促使他对甲骨文及商代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而创作出《殷墟书契考释》这部甲骨学史上的巨制。这一点,他在《考释》一书序中也有所表露:“宣统壬子冬,予既编印《殷墟书契》,欲继是而为考释。人事乖午,因循不克就者岁将再周,感庄生吾生有涯之言,乃发愤键户者四十余日,遂成《考释》六万余言。”应该说,从1912年末重新编订《殷墟书契前编》的同时,罗振玉便开始着手进行甲骨文的系统研究,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基础工作大体完成,1914年集中四十多天一鼓作气予以写定。新发现的1913年《札记》手稿,可以证明这一点。

《读贞卜文字札记》手稿共有近70条,每一条都十分简略,主要是提示性的笔记,可以说是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要点,以及重要引文的出处。通过与《殷墟书契考释》一书的比较,可以认为《札记》正是《考释》写作前的初步成果的一部分。据陈梦家先生《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介绍,罗振玉《考释》一书是在1912年-1914年间完成的《贞卜删订本》和《贞卜手稿本》(二书均未出版)的基础上写定的。并指出在《考释》一书的八章中,除了第六章“卜辞”和第七章“礼制”是新写的,其余六章都是上述二书的增删,陈先生所言甚是。新发现的《札记》手稿,除了纲要式的提示了各章的一些重点,主要内容是通过《周礼》等文献探讨殷商礼制。正如罗振玉自己在《殷墟书契考释序》中所谈到其研究途径时所说:“先考索文字以为之阶,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穷其蕃变,渐得指归,可识之文遂几五百。循是考求典制,稽证旧闻,途径渐启,扃鐍为开。”此序印证了陈先生的分析,即前二书他的主要工作是对文字的考释,在文字考释的基础上,开始考求典制,即通过周礼等文献探求殷商的制度,《札记》手稿的重点恰好是对典制的探索。如在《考释》序第一条商代“帝系”中,对“文武丁”等商王的名称考订时说:“商自武汤 逮于受辛,史公所录为世三十,见于卜辞者二十有三。史称大丁未立,而卜辞所载祀礼,俨同于帝王。又大乙羊甲卜丙卜壬,校以前史,并与此异。而庚丁作康祖丁,武乙之称武祖丁,文丁之称文武丁,则言商系者之所未知。”这在早期甲骨文研究中确实是一个重要发现,对印证《史记》所载世系有重要价值,同时也通过甲骨文的记载,纠正了太史公的误记。《考释》第七章“礼制”中指出:“诸文中其且乙且丁且甲康且丁武乙合祭者,既有且丁,又有康且丁。今以商之世次推之,且甲之后武乙之前为康丁,知康且丁者,即康丁也,而卜辞中称文武丁者二,武祖乙者二,康且丁者八。以此推之,知文武丁即文丁,武且乙乃武乙矣。前帝王篇未载文丁,据以补此一世也。文丁《史记》作大丁,《竹书》作文丁,据卜辞则《竹书》是而《史记》非矣。”上述内容在《札记》手稿中,只是做了简要的提示为:“武且丁,文武丁、康且丁。”没写任何解释文字,说明他已经作了较深入的研究,这里只是为写《考释》所作的提示。再如《考释序》第三条“祀礼”,在介绍该书通过甲骨文探讨周朝祭礼与殷商的异同时说:“王宾之语,为洛诰所基,骍牡之荐,非镐京始韧。”就是说周朝祀礼源于殷商,但又有所更易。《札记》手稿中仅提示了七个字:“洛诰。朝至于洛师”。同样是十分简单。为便于了解《札记》的写作特点,我们比较一下其所提示的原文内容。原文出自《尚书·洛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来,来视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贞。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诲言。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孔注:言王当始举殷家祭祀以礼,典祀于新邑,皆次秩不在礼文者,而祀之。”用一句话提示众多内容,是该《札记》的一大特点。

《札记》手稿中的主要篇幅,是通过《周礼》等文献,探讨甲骨文中所揭示的殷商社会制度。如他在《序》中第五条“官制”中说:“卿事之名,同于雅颂。大史之职,亦具春官。爰及近臣,并符周制。乃知姬旦六典,多本殷商。”《札记》中有数条从《周礼》等文献中摘引的例子,如“大司徒,大军旅,大田役,以旗致万民。”“《周礼·天官·内宰》:职正其服位。贾疏:夏殷之礼爵命不及于士。”“《王制》谓:圭田无征。彼是殷法。”等等。《札记》中的内容,大多在《考释》一书中有所展现。

除了对礼制的探讨,《札记》中也有对甲骨文字的考释,如“瘳”字、“祷”字、“凡”字,及后边“濯”字、“谢”字等。这里我们着重介绍一下“(见图1)”字,借此可以看出罗振玉考释文字的方法,及反复琢磨的过程。“(见图1),疑‘牲’。《周官》膳夫供牲,郑注:将用之四牲,象人执戉者,疑‘(见图2)’字。又疑‘兵’字,俟考。《周官·地官》:充人职掌系祭祀之牲牷。贾注:祭祀之牲皆体全具。又云:则系于牢‘芻’之三月,贾注:此养牛羊则谓为牢”。一字而先后考虑了四种释义,但这还没有给出最终结论,还在进行思考。在《札记》中的后边,罗振玉终于给出了结论性的意见:“古之盟誓,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之上而埋之,(见图1),疑此义。又古者有瘗牲礼。”罗振玉比较倾向于这种解释,在《考释》一书第五章中,他便用了这个释义:“《周礼·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泽,此字象掘地及泉,实牛于中,当为貍之本字。貍为借字或又从犬。卜辞云:贞(见图3)三犬尞五犬五豕卯四牛。貍牛曰(见图1),貍犬曰(见图3),实一字也。”通过“貍”字的考释,我们看到罗氏考释文字的方法,除了“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同时也运用古代制度考索甲骨文的释义。

总之,新发现的《读贞卜文字札记》手稿,是罗振玉撰写《殷墟书契考释》一书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对了解《考释》的写作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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