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丹:刘先生,您的正式学历只是高一肄业,经过多年刻苦自学,终于成为古典文学名家、古籍整理专家,请问,您能走上这条自学成才之路,是偶然还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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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刘世南先生,古典文学学者,古籍整理专家,也是突出的自学成才者。1923年10月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市,长期任教于中学。“文革”后,任教于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代表作有《清诗流派史》(1995年台北文津出版公司出版繁体竖排本、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简体横排本)、《在学术殿堂外》(2003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清文选》(与刘松来教授合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出)、《大螺居诗存》(2004年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现仍担任江西省《豫章丛书》整理编委会的首席学术顾问。
郭丹:刘先生,您的正式学历只是高一肄业,经过多年刻苦自学,终于成为古典文学名家、古籍整理专家,请问,您能走上这条自学成才之路,是偶然还是必然?
刘世南:我是一个普通的古典文学教学研究者,也参与古籍整理工作,但不能说已经成名成家。在《在学术殿堂外》(以下简称《外》)一书中,我已说过,在钱钟书、钱仲联诸前辈前,可借用《左传》一句话“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我算什么学者呢?我生于1923年(癸亥)农历九月初六。父亲名兰芳(“芳”是族谱上的排行),字佩,又字纫秋,取自《离骚》“纫秋兰以为佩”。由此小事,可以看出父亲的文化品质和耿介性格。我三岁发蒙,即由父亲教我认字,认了一千多字后,开始读当时新出的国文课本和修身课本,都是用浅近文言编写的。读了好几本后,才开始读古书,第一本是《小学集注》。父亲二十岁进学(俗称秀才),本已考取去日本留学的官费生,但迫于家庭阻力,没有成行。由于受当时康、梁维新思想影响,我家书房里有很多时务书,如《天演论》、《群学肄言》等严译名著以及《瀛寰志略》、《日本国志》以及《新民丛报》等。父亲少年时曾师从一位王家“四师老”,此翁专讲理学。父亲受到上述两种思想的影响,所以对我的教育,就与当时一般私塾不同,他不教我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等,而是教我读新的国文课本和修身课本,然后又教我读《小学集注》。此书为南宋朱熹所编,明人陈选作注,收入《四库全书》。我对程朱理学有所了解,即由此书。清人段玉裁、崔述,今人周一良、程千帆幼时都读过。千帆先生下世后,弟子文中曾提到其师很留意门下弟子的书法,说:“非欲字好,即此是学。”我一看就知道此语来自《小学集注》,乃明道先生(程颢)之言(见卷六《敬身篇》),足见千帆先生幼时亦读过此书。
父亲教我读古书,教法也和一般塾师不同。他每次点读新书,必定详细讲解,而且时常提问,要我回答,还鼓励我提问。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怕胡说,只怕无说。”因为你胡说,尽管错了,你总动了脑子;无说,那是没用脑子想问题,所以无话可说。他又喜欢说:“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可见他总是强调动脑子想问题。
正是在家庭熏陶之下,我不但好学,而且好问,日渐养成凡事问个为什么的习惯。记得高小修身课本上有这么一课:王艮师事王守仁,讲良知之学。一日,有盗至,公亦与之讲良知。盗曰:“吾辈良知安在?”公使群盗悉去衣,唯一裤,盗相顾不去。公曰:“汝等不去,是有耻也。此心本有,谓之良知。”我当时就问父亲:“乡下两三岁的孩子,热天都是一丝不挂,并不害羞,是无耻吗?是没有良知吗?”父亲只是笑,没有解释。这个问题,我后来看了一些社会学的书,知道道德观念其实是后天的,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并非人的本能,孟子和王艮等理学家的观点是唯心的。
读《小学集注》时,有如下一则故事:“武王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遂饿而死。”我问父亲:“首阳山也是周朝的土地,薇也是周朝的,不食周粟,怎么食周薇呢?”父亲愕然,无以回答。后来,我进吉安市石阳小学读高小,在图书馆看到鲁迅的《故事新编》,其中有一篇《采薇》,说小丙君和他的婢女指责伯夷、叔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我吃了一惊:原来这一看法非我独有!长大以后,看《南史》的《明僧绍传》:“齐建元元年冬,征为正员郎,称疾不就。其后,帝(齐高帝萧道成)与崔祖思书,令僧绍与(其弟)庆符俱归。帝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犹发议,在今宁得息谈邪?聊以为笑。’”这才知道鲁迅所写实有根据。但“古犹发议”最初见于何书呢?后来读《昭明文选》中刘孝标的《辩命论》:“夷、叔毙淑媛之言。”李善注:“《古史考》曰:伯夷、叔齐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妇人谓之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饿死。”这才知道“古犹发议”即指此,而且鲁迅就是根据《古史考》这类古小说来写的。
我写这两段往事,并非自诩早慧(当时我大概六、七岁),而是说明一个教育原理:即使是启蒙幼儿,也应着重智力的开发,绝对不应提倡死记硬背。
我之所以能够养成好学深思的习惯,实由父亲教导有方。如果说我能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一点成绩,也和这点分不开。至于古籍整理,那更是因为跟随父亲读了十二年古书,基础打得比较扎实,才具备了做好这个工作的前提。
好学深思,根底扎实,持之以恒,乐此不疲,可以说是自学成才的必要条件,也显示出其必然性的一面。
我以一个高一肄业生,能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并取得一些成绩,这又和我晚年(56岁起)能执教大学有关。大学教师负有教学与科研双重任务,时间、资料都比较充分,信息也灵通。如果根底较好,又好学深思,自然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执教大学,对于我又有偶然性的一面。没有汪木兰、周劭馨、刘开汶、徐万明、唐满先(他们都是江西师院中文系毕业的,我在高中教书时教过他们)的推荐,没有江西师院中文系几位老先生的支持,没有校系领导的认同,我一个没有读过大学的人,怎能登上大学的讲坛?
郭丹:您是什么时候想到走自学成才之路的?
刘世南:1941年(抗战第四年),我读完 高中一年级后,由于家贫,只能到税务局当税务生,干了三年缮写公文的工作。但我并不消极,因为我看过一本英文杂志,有英汉对照的钱穆自传。他没有上过大学,当小学老师,业余苦学,写出《先秦诸子系年》等学术著作,终于被北大聘为教授。这给我极大鼓励。我想,我读了十二年的古书,基础也许不比他差,关键就在于能否刻苦,而且持之以恒。他能这样,我为什么不能这样?
父亲有一本《汉学师承记》,我读初中时就经常翻,汪中的事迹令我非常感动。他七岁就死了父亲,家贫不能上私塾,由母亲教他读“四书”。稍微大了点,到书店里当学徒,他遍读群经诸子,过目成诵,终于成为大学者。我平生最佩服他,直到现在,他的形象还常常在激励我。
郭丹:您的家庭对你的自学成才有什么关系?
刘世南:我认为家庭对我自学成才最大的好处是,父亲买了好多书,前四史、《昭明文选》、《十三经》,还有许多诗文集,这已经很难得,尤其可贵的是,大部头的“九通”居然也买了,这在一般读书人家都是少有的。我二十一岁写的《庄子哲学发微》,就是利用《通志》的《艺文略》中有关《庄子》的资料,加上当时对马列主义的认识,用古文写成的。此文曾蒙马一浮先生誉为“独具只眼,诚不易及”,亦蒙杨树达先生称为“发前人之所未发”。没有《艺文略》的资料,我是不可能写出那篇文章的。
我在读小学三年级以前,一直在家跟随父亲涵泳在这一书海中。从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毕业,这三年中,白天上学,晚上仍然读古书。以后我工作了,就买了从《晋书》到《明史》的二十史,武英殿本,从上海廉价买的。还买了清代朴学家们的著作,如《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以及王筠、朱骏声、桂馥《说文》方面的著作,这都是受家庭的影响。
至于十二年中所读古书,除《小学集注》外,读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书经》、《左传》、《纲鉴总论》(这是一部中国通史,夹叙夹议,自盘古开天地到明朝,历朝大事都记载了。读了它,我通晓了封建史家笔底的几千年的国史大纲)。有了这个基础,我后来亲自把《十三经》中没背诵的圈读一遍,每天四页,结果,《易》35天,《仪礼》4天,《周礼》50天,《礼记》107天,《公羊》47天,《谷梁》35天,《孝经》只28分钟,《尔雅》24天。当然,要真正通,不但得看汉至唐人的《十三经注疏》,还得看《皇清经解》正、续编。在《在学术殿堂外》一书中我说过: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你在论文和专著中,要引用经典的本文,你必须熟悉它,否则会出错。研究中国文学和校点古籍,更要熟悉经、史、子、集四部中最根本的书,为此我还开列了一些必读书目。
郭丹:您的《在学术殿堂外》一书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已经有了好几篇书评发表。读您的这本书,的确感到先生对学术有一种不计功利的献身精神。请问您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写这样一本看似与学术无关其实完全是讨论学术研究最根本的一些问题的书?
刘世南:《在学术殿堂外》(以下简称《外》)出版后,是有不少学人表示赞赏和认可,也有几篇书评发表,我感到非常快慰。有人问,书名为什么叫《在学术殿堂外》,这有两层含意:其一,孔子曾说子路:“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和钱钟书等学人比,我未曾升堂,只能站在堂外;其二,和制造文化垃圾者,以及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名流比,我羞与为伍。他们在殿堂内,我自甘站到殿堂外。
现在我回答你的提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就因为看到这些年来,“上以利禄劝学术”,使得学人急功近利,学风日益浮躁,从而文化泡沫和垃圾层出不穷,长此下去,简直要断送学术研究的前途。所以,我要大声疾呼:“勿以学术徇利禄!”
但是,我也自知人微言轻,螳臂挡不住物欲的狂潮,曾作《自嘲》一首:“市场文化正嚣尘,流水高山孰识真?辛苦神州吉诃德,风车作战枉劳神。”
郭丹:大家都以为,目前学术界存在着浮躁心理,影响着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和健康发展。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刘世南:学术研究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它须有一个伟大的目标。以人文科学而论,从事研究的人必须认识到,自己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并不断创新,从而与世界文化接轨。
我平生最喜欢诸葛亮《诫子书》中这几句话:“夫才须学也,学须静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静,不仅指读书环境幽静,更主要的是内心的宁静,即不受名利干扰。一切学术腐败行为都源自其人的心态浮躁,急功近利。他从事科研,只为一己名利。我并不矫情,唱“忘怀得失”的高调,但我从来切记孔子这句话:“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有其实然后有其名,这种名使人心安理得。名并非坏事,否则孔子为什么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至于个人出名,那有什么,一个学人能否留名后世,全看他的著作。陶渊明和杜甫,生前并不很出名。陶被钟嵘《诗品》置之中品,杜甫则被“群儿谤伤”。他们出大名,是在北宋以后。白居易《与元九书》:“如近岁韦苏州(韦应物)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然后人贵之。”世事往往如此。你看《汉书·扬雄传》末尾,桓谭已说明这个道理:“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我已八十进二,来日无几,浮名于我何有哉?我平日的座右铭是“High thinking plain life”。我写《清诗流派史》,是为了探索清代士大夫的民主意识的成因;而写《在学术殿堂外》,则是反映现代或当代知识分子对民主和法治的追求。
郭丹:您非常强调治学重在打基础,现在电脑这样发达,还要下苦功夫去背诵古书吗?刘世南:我休息时,喜欢看中央11台的戏曲片,也爱看运动员比赛的节目,兴趣不在看表演,而是看他们在教练指导下勤学苦练,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刘翔他们夺得金牌都是从汗水甚至血水中泡出来的。搞人文科学,尤其搞古典文学、文献学的,怎么可以不读元典?我在《外》中列举了一些知名学者的千虑一失,正是用以说明他们所以出错,全因某些方面的根底尚欠深厚。至于第七章以一位青年学人为例,则在说明凡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你既要引经据典,就必须正确理解并熟悉元典。2004年2月12日《南方周末》观点版《国内经济学者要重视经济学文献》一文,引了杨小凯先生的话:“现在国内大多数人没读够文献,只是从很少几个杂志上引用文章,不要说拿诺贝尔奖,就是拿到国际上交稿子,人家都会很看不起。中国现在99%的经济学文章拿到外国来发表,都会因为对文献不熟被杀掉。当然有些东西国内看不到,但也有的是根本不去读。中国人总是别人的东西还没看完,自己就要创新。”他说的是经济学,可古典文学、文献学不也是这样吗?
你说电脑可以代替背诵,不,学问根底差,电脑也帮不了你的忙。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引汪中的原文,犯下几个错误(见《外》第16页),就因为不知出处,不知道去查《荀子引得》和《十三经索引》。同样,电脑也帮不了他。余英时还没电脑吗?可他就是没查到“弦箭”的出处(见《外》第29页)。
我在《外》中,对打好基础这点,特别强调,因为我一生治学的深刻体会就是这个。我们不总是说要“推陈出新”吗?你不继承传统文化中的元典,就谈不上批判地接受,更谈不上在它的基础上去发展,去创新。这个道理是前人从事研究工作的经验总结。我从三岁识字,五岁读书,直到现在,仍然日坐书城。我严格要求自己:一定要“日知其所亡(无)”。我发现,熟,才能贯通。古人读书,讲究“通”。称赞某人“淹贯”、“该通”。“淹”、“该”指读书广博,“贯”、“通”则指读通了。汪中曾大言:当时扬州只有三个半通人。什么叫“通”?书读得多,不算通。要像汪中的《释三九》,王氏父(念孙)子(引之)的《读书杂志》、《经义述闻》,那才叫“通”。读书不通的是只见树,不见林。但如根本不读书,特别是打基础的书,那你还研究什么?当然,只打基础,却不博览,所得结论一定片面,也是不行的。
再强调一句,根底一定要打扎实,只有这样,才不会出大错。什么叫大错?有一位学者在论析欧阳修的《读李翱文》时,对“又怪神尧以一旅取天下”的“神尧”,解为唐尧,即尧舜之尧。不知“神尧”是唐高祖李渊的谥号,新、旧《唐书》、《资治通鉴》都记载明显。你偶尔未注意,情有可原;但是,《史记·五帝本纪》写得很清楚:帝喾生挚及放,帝喾崩,挚立,不善,弟放立,是为帝尧。他并非以武力夺取帝位的,怎么会“以一旅取天下”?尧舜禅让,汤武征诛,旧社会发了蒙的儿童也知道。我们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不应该出这种大错。
郭丹:您的《清诗流派史》在台北和大陆出版后,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被称为20世纪清诗研究的“经典性成果”之一。您为什么要用十五年时间来写这部书?它的意义何在?
刘世南:写这部书用了十五年时间,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这十五年是从1979年算起,到我彻底退休的1992年,一共十三年。这段时间,我有教学任务,还要参加其他社会活动,后两年全退了,才能全力以赴去完成,时间自然要长。另外,清诗资料特多,当时钱仲联先生主编的《清诗纪事》未出,全靠自己去爬梳整理,研究分析,非常需要时间。主观原因是,我坚持不以学术徇利禄,一门心思只考虑如何把它写好,根本不把它和评职称、评奖、特殊津贴之类挂钩,自然不会去赶任务,从而粗制滥造,剽窃因袭。
关于这部书的意义,我认为动笔之先,我考虑了两个问题: (一)我为什么要写这部断代文体史? (二)读者为什么要读它?对(一)的答案是,清代二百六十八年,诗人约九千五百余人,诗集约七千种,这是客观存在,我们必须总结这笔文化遗产,从而认识昨天。从我的著作动机来说,我特别想探索这一离我们最近的时代,看当时士大夫的灵魂,怎样在封建专制的高压下,痛苦,呻吟,挣扎,或转为麻木,或走向清醒,又是怎样从西方获得民权、自由、平等诸观念,从而产生民主意识,把目光从圣君贤相身上转移到广大的平民百姓身上来。
对(二)的答案是,读者所以要学习文学史,除了吸取进步的思想养料外,还需要学习那些作者的创作经验,领会他们的纷繁的风格,从而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与创作技巧。
郭丹:您是怎样撰写《清诗流派史》的?
刘世南:首先,要确定著什么书。我是按照顾炎武的原则:“前所未有,后不可无。”根据这个原则,我想到应该写一部清诗史(那时朱则杰教授的《清诗史》还没有出版)。其次,当我尽力搜求清人诗集,细加研究时,我发现,清诗和前此诸朝诗不同,流派特别多(这是因为它拥有了自先秦至明朝的十分丰富的诗歌遗产)。于是我决定编写一部清诗流派史。
方法是,分流派做卡片。各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身世、生活、师友、诗学渊源、社会思潮的影响、时代审美观的影响、本人的思想特色、其诗歌的艺术特色、思想和艺术前后期有没有变化、和其他流派的关系。要做好这些卡片,很不容易,不但要熟悉他本人的一切,还要了解他人(包括同时人和后代人)对其诗作的评论。
那时候,“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十分热烈,一致反对旧的写法,认为那只是作家作品汇编。我经过琢磨,广泛搜阅中外种种文学史,只要找得到的,无不细读,终于认识到,(一)必须按照研究对象(在我是清诗)本身的特点来叙述和评论; (二)文学史上主要是反映文学发展规律,即从已然(作家、作品)探索出其所以然(为什么这时代会出现这派作家,创作出这类作品)。以后,我就是按这些原则来编写的。
郭丹:您认为目前清诗研究的状况如何?还有哪些工作应做?
刘世南:清诗研究状况,有资格谈的是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院的朱则杰教授。他最早写出了《清诗史》,开创之作,厥功至伟。同时,他又立下宏愿,要编纂《全清诗》,因而结识了海内外许多清诗研究专家。最近,他又竞标接了国家课题《清史》内《文学志·诗词篇》这个项目,正文约二十万字,资料长编及考异约六十万字。这使他更具有开阔的视野。其次是徐州师大的张仲谋教授,他那篇《二十世纪清诗研究的历史回顾》,不但综述了百年来的清诗研究情况,而且提出了今后研究的课题。所以,朱、张二人是介绍清诗研究状况的最佳人选。
我概括仲谋先生所提出的今后清诗研究的课题共有八点: (1)清诗内涵的近代性;(2)作品研究; (3)诗歌特色; (4)清诗的逻辑发展; (5)学风与诗风的关系; (6)士人心态与诗学变迁; (7)地域文化与诗歌流派; (8)大家名家诗歌研究。这些课题我完全赞成。至于我本人,主要在考虑如何用新观念、新方法来研究清诗,像早年郑振铎、闻一多两先生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古典文学一样。我想把西方所有新方法都拿来试一试,像叶嘉莹那样。因此,我不断地在钻研西方现当代批评理论家的“自选集”,如“知识分子图书馆”的十八册。
另外,我最大的希望是国内外一切清诗研究者,都能成为益友,信息互通有无,观点互相切磋。“功成在子何殊我”(放翁句),“君有奇才我不贫”(板桥句),大家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破除门户之见。
郭丹:您和刘松来教授合作的《清文选》,即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请问,清代的散文有什么特点?
刘世南:《清史稿·文苑传论》说,“清代学术,超汉越宋,论者至欲特立‘清学’之名。而文、学并重,亦足于汉、唐、宋、明以外,别树一宗。”所谓“文、学并重”,正如清诗的特点是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统一,清人的文,也是文与学的统一。但不同时代、不同作者,又有畸轻畸重的不同,如朴学家、理学家之文偏于“学”,较质实;文人之文偏于“文”,较绮丽。约而言之,其特点有四: (1)文化积淀深厚,学术化倾向明显; (2)风格多样,而流派单一; (3)有些文章理性有余,灵性不足; (4)注重经世致用,轻视审美情趣。这四点的形成,和清代学风密切相关。清初学风强调博学多识、经世致用,这是对明人空疏不学、游谈无根这一颓风的反拨。后因文网日密,转为脱离现实的考据训诂。自道、咸后,国门被迫打开,欧风东渐,逐渐输入了较封建社会更先进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自成体系的哲理、政教,尤其是新的美学方法论。这些都必然深刻影响到文人的创见。
从形式看,清文的雅与俗是非常明显的,但基本上是由古雅而逐渐变为通俗。所以“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决非无源之水,而是其来有自的。
清文又是集大成的。桐城派的姚鼐提出其古文创作原则:考证、义理、词章三者统一。这就是集大成:考证,是对汉学的继承;义理,是对宋学的继承;词章,是对《文选》派和唐宋派古文的继承。清文就在这基础上,根据社会的现实需要和时代的审美要求,大力发展,形成自己的特色。
郭丹:您的旧诗也写得很好,吕叔湘先生称您“古风当行出色”,程千帆先生也说您的七古“苍劲斩截,似翁石洲”,庞石帚先生称您的诗“颇为清奇,是不肯走庸熟蹊径的”,朱东润先生也称您所作“深入宋人堂奥,锤字炼句,迥不犹人”。现在,您的《大螺居诗存》也出版了,获得更多学人的称赞。请问,您是如何学习写作旧体诗的?词章之学与学术研究有矛盾吗?
刘世南:词章之学和学术研究不但没有矛盾,而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近代的李详(审言)、林纾(琴南)、王国维、章炳麟(太炎)、黄侃,到现代的胡适、鲁迅、朱自清、俞平伯、闻一多,谁不是学者而兼诗人?所以,钱仲联、程千帆两先生谈治学,都强调古典文学研究者应该会创作,这样,分析古人作品时,才不会隔靴搔痒、拾人牙慧。我在《外》第六章《怎样培养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人材》中,提出了七点措施,其第六点就是“要学会写古文、骈文、旧诗和词”。其中谈到,几十年的旧诗写作,对我分析评断清诗各派的特色,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至于如何学习写作诗词,说来好笑,我父亲只教我读古书,写古文,从不教我读诗,写诗。可我从小就喜欢诗,于是我只有自己摸索。家里有《昭明文选》和《古唐诗合解》,还有很多诗集,我就不断地读,《文选》的诗我全部背诵了(直到前几年我还在夏天黎明时的立交桥灯光下温习这些诗),唐诗也读了不少。年轻时爱读龚自珍的诗,也爱南社人学龚的诗,尤其苏曼殊的七绝。慢慢地自己也学着涂抹几句。我懂平仄根本不是从音韵学原理学到的,而是古人的近体诗读多了,渐渐辨清哪个字是平声,哪个字是仄声,哪个字可平可仄。四声本是口耳相传之学,我却目治而得。这也有个好处,就是读得多,词汇、句式、典故,越来越熟悉了,越来越会运用了。归根结底,还是要读得多。我在给我的学生杜华平教授的一封信中说:“吾少嗜定公(龚自珍)诗,雄奇而未免粗犷,后救之以放翁(陆游)之清疏,频伽(郭麐,有《灵芬馆诗集》)之圆利,又恐其流为随园弟子之轻佻,乃折入西江派以至散原(陈三立),其终乃同于南皮(张之洞)标举之‘唐肌宋骨’。”这是就我平生学诗的大概而言,实际上我所涉猎的很多,历朝总集、别集大都翻阅过,不过非性之所近者,则略加披览而已。
最近,周劭馨、汪木兰两位贤弟硬要为我出版诗集。我一向重视自己的学术研究,而忽视自己的诗古文,所以不同意。但他们的盛情难却,最后只好妥协,自己选了若干首,请杜华平贤弟审订。书名《大螺居诗存》,只124首,因为很多旧作都在“文革”中被毁了,这些都是从新时期以来所写者挑出来的。要说怎么写,只能提出我对自己的要求:词必典雅,句必劲峭,章必完备,音必圆润。总之,要做到“唐肌宋骨”。当然,这是很高的境界,就我来说,也只是向往而已。
郭丹: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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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刘世南先生,古典文学学者,古籍整理专家,也是突出的自学成才者。1923年10月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市,长期任教于中学。“文革”后,任教于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代表作有《清诗流派史》(1995年台北文津出版公司出版繁体竖排本、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简体横排本)、《在学术殿堂外》(2003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清文选》(与刘松来教授合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出)、《大螺居诗存》(2004年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现仍担任江西省《豫章丛书》整理编委会的首席学术顾问。
郭丹:刘先生,您的正式学历只是高一肄业,经过多年刻苦自学,终于成为古典文学名家、古籍整理专家,请问,您能走上这条自学成才之路,是偶然还是必然?
刘世南:我是一个普通的古典文学教学研究者,也参与古籍整理工作,但不能说已经成名成家。在《在学术殿堂外》(以下简称《外》)一书中,我已说过,在钱钟书、钱仲联诸前辈前,可借用《左传》一句话“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我算什么学者呢?我生于1923年(癸亥)农历九月初六。父亲名兰芳(“芳”是族谱上的排行),字佩,又字纫秋,取自《离骚》“纫秋兰以为佩”。由此小事,可以看出父亲的文化品质和耿介性格。我三岁发蒙,即由父亲教我认字,认了一千多字后,开始读当时新出的国文课本和修身课本,都是用浅近文言编写的。读了好几本后,才开始读古书,第一本是《小学集注》。父亲二十岁进学(俗称秀才),本已考取去日本留学的官费生,但迫于家庭阻力,没有成行。由于受当时康、梁维新思想影响,我家书房里有很多时务书,如《天演论》、《群学肄言》等严译名著以及《瀛寰志略》、《日本国志》以及《新民丛报》等。父亲少年时曾师从一位王家“四师老”,此翁专讲理学。父亲受到上述两种思想的影响,所以对我的教育,就与当时一般私塾不同,他不教我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等,而是教我读新的国文课本和修身课本,然后又教我读《小学集注》。此书为南宋朱熹所编,明人陈选作注,收入《四库全书》。我对程朱理学有所了解,即由此书。清人段玉裁、崔述,今人周一良、程千帆幼时都读过。千帆先生下世后,弟子文中曾提到其师很留意门下弟子的书法,说:“非欲字好,即此是学。”我一看就知道此语来自《小学集注》,乃明道先生(程颢)之言(见卷六《敬身篇》),足见千帆先生幼时亦读过此书。
父亲教我读古书,教法也和一般塾师不同。他每次点读新书,必定详细讲解,而且时常提问,要我回答,还鼓励我提问。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怕胡说,只怕无说。”因为你胡说,尽管错了,你总动了脑子;无说,那是没用脑子想问题,所以无话可说。他又喜欢说:“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可见他总是强调动脑子想问题。
正是在家庭熏陶之下,我不但好学,而且好问,日渐养成凡事问个为什么的习惯。记得高小修身课本上有这么一课:王艮师事王守仁,讲良知之学。一日,有盗至,公亦与之讲良知。盗曰:“吾辈良知安在?”公使群盗悉去衣,唯一裤,盗相顾不去。公曰:“汝等不去,是有耻也。此心本有,谓之良知。”我当时就问父亲:“乡下两三岁的孩子,热天都是一丝不挂,并不害羞,是无耻吗?是没有良知吗?”父亲只是笑,没有解释。这个问题,我后来看了一些社会学的书,知道道德观念其实是后天的,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并非人的本能,孟子和王艮等理学家的观点是唯心的。
读《小学集注》时,有如下一则故事:“武王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遂饿而死。”我问父亲:“首阳山也是周朝的土地,薇也是周朝的,不食周粟,怎么食周薇呢?”父亲愕然,无以回答。后来,我进吉安市石阳小学读高小,在图书馆看到鲁迅的《故事新编》,其中有一篇《采薇》,说小丙君和他的婢女指责伯夷、叔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我吃了一惊:原来这一看法非我独有!长大以后,看《南史》的《明僧绍传》:“齐建元元年冬,征为正员郎,称疾不就。其后,帝(齐高帝萧道成)与崔祖思书,令僧绍与(其弟)庆符俱归。帝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犹发议,在今宁得息谈邪?聊以为笑。’”这才知道鲁迅所写实有根据。但“古犹发议”最初见于何书呢?后来读《昭明文选》中刘孝标的《辩命论》:“夷、叔毙淑媛之言。”李善注:“《古史考》曰:伯夷、叔齐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妇人谓之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饿死。”这才知道“古犹发议”即指此,而且鲁迅就是根据《古史考》这类古小说来写的。
我写这两段往事,并非自诩早慧(当时我大概六、七岁),而是说明一个教育原理:即使是启蒙幼儿,也应着重智力的开发,绝对不应提倡死记硬背。
我之所以能够养成好学深思的习惯,实由父亲教导有方。如果说我能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一点成绩,也和这点分不开。至于古籍整理,那更是因为跟随父亲读了十二年古书,基础打得比较扎实,才具备了做好这个工作的前提。
好学深思,根底扎实,持之以恒,乐此不疲,可以说是自学成才的必要条件,也显示出其必然性的一面。
我以一个高一肄业生,能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并取得一些成绩,这又和我晚年(56岁起)能执教大学有关。大学教师负有教学与科研双重任务,时间、资料都比较充分,信息也灵通。如果根底较好,又好学深思,自然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执教大学,对于我又有偶然性的一面。没有汪木兰、周劭馨、刘开汶、徐万明、唐满先(他们都是江西师院中文系毕业的,我在高中教书时教过他们)的推荐,没有江西师院中文系几位老先生的支持,没有校系领导的认同,我一个没有读过大学的人,怎能登上大学的讲坛?
郭丹:您是什么时候想到走自学成才之路的?
刘世南:1941年(抗战第四年),我读完 高中一年级后,由于家贫,只能到税务局当税务生,干了三年缮写公文的工作。但我并不消极,因为我看过一本英文杂志,有英汉对照的钱穆自传。他没有上过大学,当小学老师,业余苦学,写出《先秦诸子系年》等学术著作,终于被北大聘为教授。这给我极大鼓励。我想,我读了十二年的古书,基础也许不比他差,关键就在于能否刻苦,而且持之以恒。他能这样,我为什么不能这样?
父亲有一本《汉学师承记》,我读初中时就经常翻,汪中的事迹令我非常感动。他七岁就死了父亲,家贫不能上私塾,由母亲教他读“四书”。稍微大了点,到书店里当学徒,他遍读群经诸子,过目成诵,终于成为大学者。我平生最佩服他,直到现在,他的形象还常常在激励我。
郭丹:您的家庭对你的自学成才有什么关系?
刘世南:我认为家庭对我自学成才最大的好处是,父亲买了好多书,前四史、《昭明文选》、《十三经》,还有许多诗文集,这已经很难得,尤其可贵的是,大部头的“九通”居然也买了,这在一般读书人家都是少有的。我二十一岁写的《庄子哲学发微》,就是利用《通志》的《艺文略》中有关《庄子》的资料,加上当时对马列主义的认识,用古文写成的。此文曾蒙马一浮先生誉为“独具只眼,诚不易及”,亦蒙杨树达先生称为“发前人之所未发”。没有《艺文略》的资料,我是不可能写出那篇文章的。
我在读小学三年级以前,一直在家跟随父亲涵泳在这一书海中。从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毕业,这三年中,白天上学,晚上仍然读古书。以后我工作了,就买了从《晋书》到《明史》的二十史,武英殿本,从上海廉价买的。还买了清代朴学家们的著作,如《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以及王筠、朱骏声、桂馥《说文》方面的著作,这都是受家庭的影响。
至于十二年中所读古书,除《小学集注》外,读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书经》、《左传》、《纲鉴总论》(这是一部中国通史,夹叙夹议,自盘古开天地到明朝,历朝大事都记载了。读了它,我通晓了封建史家笔底的几千年的国史大纲)。有了这个基础,我后来亲自把《十三经》中没背诵的圈读一遍,每天四页,结果,《易》35天,《仪礼》4天,《周礼》50天,《礼记》107天,《公羊》47天,《谷梁》35天,《孝经》只28分钟,《尔雅》24天。当然,要真正通,不但得看汉至唐人的《十三经注疏》,还得看《皇清经解》正、续编。在《在学术殿堂外》一书中我说过: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你在论文和专著中,要引用经典的本文,你必须熟悉它,否则会出错。研究中国文学和校点古籍,更要熟悉经、史、子、集四部中最根本的书,为此我还开列了一些必读书目。
郭丹:您的《在学术殿堂外》一书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已经有了好几篇书评发表。读您的这本书,的确感到先生对学术有一种不计功利的献身精神。请问您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写这样一本看似与学术无关其实完全是讨论学术研究最根本的一些问题的书?
刘世南:《在学术殿堂外》(以下简称《外》)出版后,是有不少学人表示赞赏和认可,也有几篇书评发表,我感到非常快慰。有人问,书名为什么叫《在学术殿堂外》,这有两层含意:其一,孔子曾说子路:“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和钱钟书等学人比,我未曾升堂,只能站在堂外;其二,和制造文化垃圾者,以及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名流比,我羞与为伍。他们在殿堂内,我自甘站到殿堂外。
现在我回答你的提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就因为看到这些年来,“上以利禄劝学术”,使得学人急功近利,学风日益浮躁,从而文化泡沫和垃圾层出不穷,长此下去,简直要断送学术研究的前途。所以,我要大声疾呼:“勿以学术徇利禄!”
但是,我也自知人微言轻,螳臂挡不住物欲的狂潮,曾作《自嘲》一首:“市场文化正嚣尘,流水高山孰识真?辛苦神州吉诃德,风车作战枉劳神。”
郭丹:大家都以为,目前学术界存在着浮躁心理,影响着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和健康发展。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刘世南:学术研究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它须有一个伟大的目标。以人文科学而论,从事研究的人必须认识到,自己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并不断创新,从而与世界文化接轨。
我平生最喜欢诸葛亮《诫子书》中这几句话:“夫才须学也,学须静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静,不仅指读书环境幽静,更主要的是内心的宁静,即不受名利干扰。一切学术腐败行为都源自其人的心态浮躁,急功近利。他从事科研,只为一己名利。我并不矫情,唱“忘怀得失”的高调,但我从来切记孔子这句话:“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有其实然后有其名,这种名使人心安理得。名并非坏事,否则孔子为什么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至于个人出名,那有什么,一个学人能否留名后世,全看他的著作。陶渊明和杜甫,生前并不很出名。陶被钟嵘《诗品》置之中品,杜甫则被“群儿谤伤”。他们出大名,是在北宋以后。白居易《与元九书》:“如近岁韦苏州(韦应物)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然后人贵之。”世事往往如此。你看《汉书·扬雄传》末尾,桓谭已说明这个道理:“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我已八十进二,来日无几,浮名于我何有哉?我平日的座右铭是“High thinking plain life”。我写《清诗流派史》,是为了探索清代士大夫的民主意识的成因;而写《在学术殿堂外》,则是反映现代或当代知识分子对民主和法治的追求。
郭丹:您非常强调治学重在打基础,现在电脑这样发达,还要下苦功夫去背诵古书吗?刘世南:我休息时,喜欢看中央11台的戏曲片,也爱看运动员比赛的节目,兴趣不在看表演,而是看他们在教练指导下勤学苦练,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刘翔他们夺得金牌都是从汗水甚至血水中泡出来的。搞人文科学,尤其搞古典文学、文献学的,怎么可以不读元典?我在《外》中列举了一些知名学者的千虑一失,正是用以说明他们所以出错,全因某些方面的根底尚欠深厚。至于第七章以一位青年学人为例,则在说明凡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你既要引经据典,就必须正确理解并熟悉元典。2004年2月12日《南方周末》观点版《国内经济学者要重视经济学文献》一文,引了杨小凯先生的话:“现在国内大多数人没读够文献,只是从很少几个杂志上引用文章,不要说拿诺贝尔奖,就是拿到国际上交稿子,人家都会很看不起。中国现在99%的经济学文章拿到外国来发表,都会因为对文献不熟被杀掉。当然有些东西国内看不到,但也有的是根本不去读。中国人总是别人的东西还没看完,自己就要创新。”他说的是经济学,可古典文学、文献学不也是这样吗?
你说电脑可以代替背诵,不,学问根底差,电脑也帮不了你的忙。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引汪中的原文,犯下几个错误(见《外》第16页),就因为不知出处,不知道去查《荀子引得》和《十三经索引》。同样,电脑也帮不了他。余英时还没电脑吗?可他就是没查到“弦箭”的出处(见《外》第29页)。
我在《外》中,对打好基础这点,特别强调,因为我一生治学的深刻体会就是这个。我们不总是说要“推陈出新”吗?你不继承传统文化中的元典,就谈不上批判地接受,更谈不上在它的基础上去发展,去创新。这个道理是前人从事研究工作的经验总结。我从三岁识字,五岁读书,直到现在,仍然日坐书城。我严格要求自己:一定要“日知其所亡(无)”。我发现,熟,才能贯通。古人读书,讲究“通”。称赞某人“淹贯”、“该通”。“淹”、“该”指读书广博,“贯”、“通”则指读通了。汪中曾大言:当时扬州只有三个半通人。什么叫“通”?书读得多,不算通。要像汪中的《释三九》,王氏父(念孙)子(引之)的《读书杂志》、《经义述闻》,那才叫“通”。读书不通的是只见树,不见林。但如根本不读书,特别是打基础的书,那你还研究什么?当然,只打基础,却不博览,所得结论一定片面,也是不行的。
再强调一句,根底一定要打扎实,只有这样,才不会出大错。什么叫大错?有一位学者在论析欧阳修的《读李翱文》时,对“又怪神尧以一旅取天下”的“神尧”,解为唐尧,即尧舜之尧。不知“神尧”是唐高祖李渊的谥号,新、旧《唐书》、《资治通鉴》都记载明显。你偶尔未注意,情有可原;但是,《史记·五帝本纪》写得很清楚:帝喾生挚及放,帝喾崩,挚立,不善,弟放立,是为帝尧。他并非以武力夺取帝位的,怎么会“以一旅取天下”?尧舜禅让,汤武征诛,旧社会发了蒙的儿童也知道。我们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不应该出这种大错。
郭丹:您的《清诗流派史》在台北和大陆出版后,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被称为20世纪清诗研究的“经典性成果”之一。您为什么要用十五年时间来写这部书?它的意义何在?
刘世南:写这部书用了十五年时间,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这十五年是从1979年算起,到我彻底退休的1992年,一共十三年。这段时间,我有教学任务,还要参加其他社会活动,后两年全退了,才能全力以赴去完成,时间自然要长。另外,清诗资料特多,当时钱仲联先生主编的《清诗纪事》未出,全靠自己去爬梳整理,研究分析,非常需要时间。主观原因是,我坚持不以学术徇利禄,一门心思只考虑如何把它写好,根本不把它和评职称、评奖、特殊津贴之类挂钩,自然不会去赶任务,从而粗制滥造,剽窃因袭。
关于这部书的意义,我认为动笔之先,我考虑了两个问题: (一)我为什么要写这部断代文体史? (二)读者为什么要读它?对(一)的答案是,清代二百六十八年,诗人约九千五百余人,诗集约七千种,这是客观存在,我们必须总结这笔文化遗产,从而认识昨天。从我的著作动机来说,我特别想探索这一离我们最近的时代,看当时士大夫的灵魂,怎样在封建专制的高压下,痛苦,呻吟,挣扎,或转为麻木,或走向清醒,又是怎样从西方获得民权、自由、平等诸观念,从而产生民主意识,把目光从圣君贤相身上转移到广大的平民百姓身上来。
对(二)的答案是,读者所以要学习文学史,除了吸取进步的思想养料外,还需要学习那些作者的创作经验,领会他们的纷繁的风格,从而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与创作技巧。
郭丹:您是怎样撰写《清诗流派史》的?
刘世南:首先,要确定著什么书。我是按照顾炎武的原则:“前所未有,后不可无。”根据这个原则,我想到应该写一部清诗史(那时朱则杰教授的《清诗史》还没有出版)。其次,当我尽力搜求清人诗集,细加研究时,我发现,清诗和前此诸朝诗不同,流派特别多(这是因为它拥有了自先秦至明朝的十分丰富的诗歌遗产)。于是我决定编写一部清诗流派史。
方法是,分流派做卡片。各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身世、生活、师友、诗学渊源、社会思潮的影响、时代审美观的影响、本人的思想特色、其诗歌的艺术特色、思想和艺术前后期有没有变化、和其他流派的关系。要做好这些卡片,很不容易,不但要熟悉他本人的一切,还要了解他人(包括同时人和后代人)对其诗作的评论。
那时候,“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十分热烈,一致反对旧的写法,认为那只是作家作品汇编。我经过琢磨,广泛搜阅中外种种文学史,只要找得到的,无不细读,终于认识到,(一)必须按照研究对象(在我是清诗)本身的特点来叙述和评论; (二)文学史上主要是反映文学发展规律,即从已然(作家、作品)探索出其所以然(为什么这时代会出现这派作家,创作出这类作品)。以后,我就是按这些原则来编写的。
郭丹:您认为目前清诗研究的状况如何?还有哪些工作应做?
刘世南:清诗研究状况,有资格谈的是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院的朱则杰教授。他最早写出了《清诗史》,开创之作,厥功至伟。同时,他又立下宏愿,要编纂《全清诗》,因而结识了海内外许多清诗研究专家。最近,他又竞标接了国家课题《清史》内《文学志·诗词篇》这个项目,正文约二十万字,资料长编及考异约六十万字。这使他更具有开阔的视野。其次是徐州师大的张仲谋教授,他那篇《二十世纪清诗研究的历史回顾》,不但综述了百年来的清诗研究情况,而且提出了今后研究的课题。所以,朱、张二人是介绍清诗研究状况的最佳人选。
我概括仲谋先生所提出的今后清诗研究的课题共有八点: (1)清诗内涵的近代性;(2)作品研究; (3)诗歌特色; (4)清诗的逻辑发展; (5)学风与诗风的关系; (6)士人心态与诗学变迁; (7)地域文化与诗歌流派; (8)大家名家诗歌研究。这些课题我完全赞成。至于我本人,主要在考虑如何用新观念、新方法来研究清诗,像早年郑振铎、闻一多两先生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古典文学一样。我想把西方所有新方法都拿来试一试,像叶嘉莹那样。因此,我不断地在钻研西方现当代批评理论家的“自选集”,如“知识分子图书馆”的十八册。
另外,我最大的希望是国内外一切清诗研究者,都能成为益友,信息互通有无,观点互相切磋。“功成在子何殊我”(放翁句),“君有奇才我不贫”(板桥句),大家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破除门户之见。
郭丹:您和刘松来教授合作的《清文选》,即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请问,清代的散文有什么特点?
刘世南:《清史稿·文苑传论》说,“清代学术,超汉越宋,论者至欲特立‘清学’之名。而文、学并重,亦足于汉、唐、宋、明以外,别树一宗。”所谓“文、学并重”,正如清诗的特点是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统一,清人的文,也是文与学的统一。但不同时代、不同作者,又有畸轻畸重的不同,如朴学家、理学家之文偏于“学”,较质实;文人之文偏于“文”,较绮丽。约而言之,其特点有四: (1)文化积淀深厚,学术化倾向明显; (2)风格多样,而流派单一; (3)有些文章理性有余,灵性不足; (4)注重经世致用,轻视审美情趣。这四点的形成,和清代学风密切相关。清初学风强调博学多识、经世致用,这是对明人空疏不学、游谈无根这一颓风的反拨。后因文网日密,转为脱离现实的考据训诂。自道、咸后,国门被迫打开,欧风东渐,逐渐输入了较封建社会更先进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自成体系的哲理、政教,尤其是新的美学方法论。这些都必然深刻影响到文人的创见。
从形式看,清文的雅与俗是非常明显的,但基本上是由古雅而逐渐变为通俗。所以“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决非无源之水,而是其来有自的。
清文又是集大成的。桐城派的姚鼐提出其古文创作原则:考证、义理、词章三者统一。这就是集大成:考证,是对汉学的继承;义理,是对宋学的继承;词章,是对《文选》派和唐宋派古文的继承。清文就在这基础上,根据社会的现实需要和时代的审美要求,大力发展,形成自己的特色。
郭丹:您的旧诗也写得很好,吕叔湘先生称您“古风当行出色”,程千帆先生也说您的七古“苍劲斩截,似翁石洲”,庞石帚先生称您的诗“颇为清奇,是不肯走庸熟蹊径的”,朱东润先生也称您所作“深入宋人堂奥,锤字炼句,迥不犹人”。现在,您的《大螺居诗存》也出版了,获得更多学人的称赞。请问,您是如何学习写作旧体诗的?词章之学与学术研究有矛盾吗?
刘世南:词章之学和学术研究不但没有矛盾,而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近代的李详(审言)、林纾(琴南)、王国维、章炳麟(太炎)、黄侃,到现代的胡适、鲁迅、朱自清、俞平伯、闻一多,谁不是学者而兼诗人?所以,钱仲联、程千帆两先生谈治学,都强调古典文学研究者应该会创作,这样,分析古人作品时,才不会隔靴搔痒、拾人牙慧。我在《外》第六章《怎样培养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人材》中,提出了七点措施,其第六点就是“要学会写古文、骈文、旧诗和词”。其中谈到,几十年的旧诗写作,对我分析评断清诗各派的特色,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至于如何学习写作诗词,说来好笑,我父亲只教我读古书,写古文,从不教我读诗,写诗。可我从小就喜欢诗,于是我只有自己摸索。家里有《昭明文选》和《古唐诗合解》,还有很多诗集,我就不断地读,《文选》的诗我全部背诵了(直到前几年我还在夏天黎明时的立交桥灯光下温习这些诗),唐诗也读了不少。年轻时爱读龚自珍的诗,也爱南社人学龚的诗,尤其苏曼殊的七绝。慢慢地自己也学着涂抹几句。我懂平仄根本不是从音韵学原理学到的,而是古人的近体诗读多了,渐渐辨清哪个字是平声,哪个字是仄声,哪个字可平可仄。四声本是口耳相传之学,我却目治而得。这也有个好处,就是读得多,词汇、句式、典故,越来越熟悉了,越来越会运用了。归根结底,还是要读得多。我在给我的学生杜华平教授的一封信中说:“吾少嗜定公(龚自珍)诗,雄奇而未免粗犷,后救之以放翁(陆游)之清疏,频伽(郭麐,有《灵芬馆诗集》)之圆利,又恐其流为随园弟子之轻佻,乃折入西江派以至散原(陈三立),其终乃同于南皮(张之洞)标举之‘唐肌宋骨’。”这是就我平生学诗的大概而言,实际上我所涉猎的很多,历朝总集、别集大都翻阅过,不过非性之所近者,则略加披览而已。
最近,周劭馨、汪木兰两位贤弟硬要为我出版诗集。我一向重视自己的学术研究,而忽视自己的诗古文,所以不同意。但他们的盛情难却,最后只好妥协,自己选了若干首,请杜华平贤弟审订。书名《大螺居诗存》,只124首,因为很多旧作都在“文革”中被毁了,这些都是从新时期以来所写者挑出来的。要说怎么写,只能提出我对自己的要求:词必典雅,句必劲峭,章必完备,音必圆润。总之,要做到“唐肌宋骨”。当然,这是很高的境界,就我来说,也只是向往而已。
郭丹: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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