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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识途:子弹飞了40年

成都市指挥街8号院,96岁高龄的作家马识途已在此居住数十年。这个临近闹市的老旧小区,是四川省人大老干部的宿舍,素来平和安宁。

成都市指挥街8号院,96岁高龄的作家马识途已在此居住数十年。这个临近闹市的老旧小区,是四川省人大老干部的宿舍,素来平和安宁。

自从姜文的影片《让子弹飞》(参见 姜文:关于《让子弹飞》和其他--访谈)上映之后,这里却突然热闹起来,出现了许多陌生的面孔。

《让子弹飞》改编自马识途的小说《夜谭十记》之《盗官记》。作为原著作者,马识途在首映式上对影片的四字评语“雄壮威武”被广为引用。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说得多了容易被别人拿去作各种各样的解释,引起麻烦。等电影下映之后我再作评价。”

在小说《盗官记》中,马识途想要表达的原意是:中国农民为了生计被迫当土匪,开始是打家劫舍,后来伙同起来劫富济贫,再后来,他们意识到这些都不够,需要抢夺政权。“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他没有纲领,也没有现代的进步的思想,他最多是想通过当官来出个气。”

马识途一直强调其“含泪的幽默”:“这是一个悲剧,是用喜剧形式来讲的一个悲剧。”

但他所不能预料的是,这部小说的命运之跌宕起伏,丝毫不亚于他笔下的这出悲喜剧。小说从1942年动笔,至1982年完稿,三度被毁,三度重写。“子弹”,在历史的天空中,飞了整整40年。

听国民党小科员讲“夜谭十记”

《让子弹飞》里的生活,马识途再熟悉不过。

马识途的父亲马玉之,在四川刘湘时代,曾出任过三任县长,两任在洪雅县,一任在大邑县。洪雅地处川西边区,丛林茂密,山高路险,常为土匪出没之地。

四川匪祸之盛,为当时中国少有。有学者统计,1927年,四川土匪约有近10万之众。

马玉之深感匪祸害民,曾出奇招制匪,一举剿灭洪雅县最大的土匪帮,深得民众敬重。1937年,他调往大邑县赴任,万人送行。而小说中张牧之赴刑场途中,老百姓也是一路送行,称他作“张青天”。

在马识途出生的重庆忠县,确实发生过冒名顶替县长的事情。“县长来上任,过河时(踩踏板)踩虚了,淹死了。于是有人代他上任。”马识途笑说,“这事是我哥哥告诉我的,我很记得。”

《盗官记》中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银行票号参与买官卖官。这是马识途亲眼所见的。“山西的票号在成都很有势力,他们买来很多官府委任状,卖给想当官的人。成都一个公园里有一个鹤鸣茶馆,就在那儿讲价钱。”

小说里更多的人物和故事,则来自于马识途多年地下工作的积累。

1936年7月,马识途考入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但他的工业救国梦很快因抗日战争爆发而破灭。他在中央大学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南京学联小组,1938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志愿书上,他改原名“马千木”为“马识途”,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马识途在地下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变脸术”:“我有一顶罗宋帽,两种颜色,一面灰色一面黑色。有漂亮的金边眼镜,也有老学究的黑框眼镜。留胡子也是为了在必要的时候刮掉。”

有时候,还需改名换姓。一次深入匪窝时,马识途改作“陈”姓,因为土匪头子姓陈,便于称兄道弟。马识途说:“当时日本人在动员他,让他投降日本,组织上派我去,争取他抗日,不做汉奸。其实都是穷苦农民。后来我借为他办工厂的名义,用织布厂筹备主任的身份做掩护,在他们里面发展党组织,把他们的枪杆子弄到我们这边来。”

为摆脱特务跟踪,马识途需要不停地变换身份,当过流浪汉、小摊贩、大学教师、生意人……他还当过国民党县政府科员:“国民党搞军粮,我是军粮的督导员,去乡下收粮食,方便跟农民打交道,发展新生力量。”

正是在县政府当小科员之时,马识途听到了许多新鲜的故事。他后来在《夜谭十记》的后记中写道:“我还在小衙门和机关里结识过一些科员之类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像他们自己说的,既无福上酒楼大吃大喝,又无钱去赌场呼幺喝六……只好三五结伙,到人家家里去坐冷板凳,喝冷茶,扯乱谭,摆龙门阵,自寻其乐。我有幸被他们引为一流,在他们结成的冷板凳会上,听到了我难以想象的奇闻异事。”

后来的《夜谭十记》,就采用了一个冷衙门的十个科员轮流摆龙门阵的形式。

 

潜伏西南联大:写作的开始

若不是鄂西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马识途奉命潜伏,可能就不会有这部《夜谭十记》了。

1939年底,国民党制定了反共秘密文件《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马识途所在的湖北恩施,是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由陈诚亲自坐镇。陈诚一口气在鄂西建立起8个特务组织。

对此,中共南方局确立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十六字潜伏方针。

也是在这一年,马识途被任命为鄂西特委副书记,与鄂西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成员刘惠馨结婚。马识途欢喜得赋诗纪念:

我们结婚了

在一间阴湿的破屋里

桐油灯代替喜烛在辉映

我们找到了主婚的人

却不是我们的父亲和母亲

而是我们生死相许的爱情

但是战乱时期的幸福总是格外短暂。1940年,由于特委秘书的变节,鄂西特委蒙受了巨大损失。“我的爱人和小孩都被捕。省委书记和我爱人牺牲,小孩儿被扔掉了,我找了20年才把她找到。”马识途重提这些,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刘惠馨牺牲时,怀里的婴儿才两个月。后来据特务招供,本来是要收养这小孩,将她培养成国民党特务来对付共产党,但后来还是放弃,怕孩子长大后成为一颗定时炸弹。

由于鄂西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时局异常凶险,马识途奉命前往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从一年级读起,一读4年。

这意外成为马识途写作的开始。

 

“当时才真正学了点东西。老师们对写文章要求很严格,那时候就开始练习写小说散文,等于是受了些科班训练。”马识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又因为长期搞地下工作,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和人物。这些人物在我心里都非常活跃,就这样慢慢开始写作。”

1942年,马识途开始创作《夜谭十记》。“《破城记》的前半部分《视察委员来了》是第一篇,《盗官记》那时已经写了一些了。”

但是写作只占了马识途很少的一部分时间,他把大量的精力用来发展地下党组织和进行统战工作。

重庆红岩村纪念馆,是中共南方局原址,曾展出一张毛泽东与四个美国大兵的合影。这四个美国大兵便是马识途介绍给中共南方局的。

“一次在书店偶然碰见这几个美国大兵,我懂英语,能和他们对话,就联合了当时西南联大的进步学生,把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特别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再通过他们介绍到美国。”

1945年秋,四个美国大兵取道重庆回国,在马识途和中共南方局的安排下,他们在重庆红岩村与毛泽东见面合影。

谁能想到,这一场交往后来给双方都带来了厄运。这几个美国大兵在极端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受到迫害,马识途则在文革中被诬陷为“里通外国”。

书稿两度被毁

在地下工作中诞生的《夜谭十记》,注定命运多舛。

1945年抗战结束,马识途从西南联大毕业。有人从国民党党部调查室看到一份黑名单,在上面,马识途和其他三个同志被注明为“必须消灭的危险分子”。马识途被调往成都,任川康特委副书记。

“四川的特务特别多,当时我不想来,但通知说飞机票都买好了。而且什么都不准带,因为特务查得非常严。”马识途回忆道,“组织安排说,你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成都找工作。”

不得已,马识途烧掉了10多万字的稿件,包括《夜谭十记》已经完稿的部分内容。

马识途到成都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华西大学附中教英语,以此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红岩》的作者罗广斌,与马识途素来以兄弟相称。罗、马两家有通家之好,马识途还是罗广斌的革命领路人。

一次,与罗广斌在成都的北海樽茶馆见面后,马识途走出茶馆,先按老规矩在街上转悠一圈,发现有人盯梢。“我上厕所,他也跟了,他不知道我从厕所掏粪的后门逃走了。之后我又转了三条巷子,再没发现尾巴,才放心回住所。”

马识途所住的柿子巷六号,是一座破败不堪的小院子。虽然地下工作让他时常处于高度压力之下,他对于写作仍是难以割舍,闲暇时又开始写。

很快,《夜谭十记》的第一篇《视察委员来了》再次出炉。

马识途将文稿拿给民盟委员、曾经参与创办刊物《浅草》《沉钟》的陈翔鹤看,陈认为很有味道,可以发表。可惜天不遂人愿,陈翔鹤很快被特务盯上,逃离成都,而马识途的家也几次被特务查抄。

“一切有字的纸片都作为罪证拿走了,我写好的一部分《夜谭十记》稿也被搜走。”

“虽九死其犹未悔”

解放后,马识途开始第三度创作《夜谭十记》。

新中国成立后,马识途历任川西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四川省建设厅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副院长等职,公务繁忙,无暇写作。直到1959年,在沙汀、张光年等人的催促下,他才开始发表作品。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那些一同战斗过的烈士……常常在梦中与我相见,和我谈笑风生。呼吁他们再活在文学作品中的权利。一种感情,一种责任,常在催促我,再拿起笔来,欲罢不能。”

1960年,政府特地组织专案组,帮助马识途寻找失踪20年的女儿,最后得知她被武汉一个工人家庭收养,正在北京上大学。马识途有感于地下工作之残酷,20年寻女之艰辛,写成70万字的小说《清江壮歌》。

与此同时,他始终无法忘怀创作多年未果的《夜谭十记》,再次开始写作。

但当时谁能想到呢,在解放之后,这些呕心沥血的文字,有一天仍然会面临被又一次归零的命运。

1966年,马识途在“四清”运动中收到西南局办公厅的通知,让他回成都开会。就在这次会上,他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写反党反社会主义文学作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文革中四川第一个被揪出来的人。

之后,马识途被隔离审查。机关派来三个人与他同住一室,以便监督。他们把办公桌、文件柜里的所有文件、笔记本、信件和他所写的只言片语,都收缴上去,书柜也被贴上封条。

马识途几年来的心血再次付诸东流,《夜谭十记》又夭折了。

隔离期间,组织考虑到马识途的再婚妻子王放病情危急,批准他每个下午可去医院探视。不久,妻子病逝,死的时候除了三个孩子和其他家人,没有人来告别。

1967年夏,四川成立了一个清理地下党的专案办公室,把地下党和国民党、三青团、特务并列。造反派的小报上说,四川地下党里叛徒很多,他们已经发现一个以马识途为首的叛徒集团,有二百人之多。

马识途成为各大机关单位的批判靶子,甚至被小学生拉去批。后来马识途才知道,是学生们读了那些传奇的革命故事,要看一看马识途这个臭名昭著的作家是什么样子。

马识途偷偷地给已经在北京参加工作的大女儿写了一封诀别信:“爸爸被定为反革命,今生休矣。希望不要影响你的前程。望你和我划清界限,好自为之。”

1979年,在隔离审查和入狱6年后,马识途被正式平反。

马识途偶然找到一份在文革中供批判用的《夜谭十记》之《破城记》的油印稿,十分兴奋。《破城记》发表于《当代》杂志创刊号上,大受欢迎。受此鼓舞,马识途开始了《夜谭十记》的第4次写作,于1982夏天完成。

从开始动笔,至作品完成,共40年。

40年而不悔。

马识途给自己的书房取名“未悔斋”,取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之意。

“我们这拨老革命是‘两头真’:过去是真正参加革命,出生入死;当中是在风雨泥泞的道上,经常莫名其妙摔跤,爬起来再跟着走;三中全会后,脑子才清楚了,现在才感觉真正清楚了。”马识途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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