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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室信一:“东亚共同体”的现实与可能

《中国经济》
中日之间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讨论的对话至为重要,可是仅仅局限于中日之间的讨论也是不够的。此外,如是讨论还多数停留在政府的层面,还应该在地域、地区的层面上展开。
不久前,日本鸠山首相在纽约向胡锦涛主席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希望两国能够承认彼此的不同,进而超越不同,最后共同完成东亚共同体的设想。胡主席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强化首脑交流、改善国民感情等五个方面做了回答。鸠山首相所提出的东亚共同体设想的具体内容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他的设想是中长期的,而且东亚共同体的建立不应排除美国的参与,因为如果排除美国,就难以成功。我认为,关于东亚共同体建立的讨论,中日之间的对话至为重要,可是仅仅局限于中日之间来讨论亦不够,应该考虑到中日之外的东亚其他国家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来自韩国与东南亚的声音
首先,在韩国学术界,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说法在上世纪90年代一直没人提出。但是,韩国在后冷战时代开始之际便十分重视本国的立场,所以对东亚共同体的问题十分敏感,并且及时积极地提出关于东北亚和平的构想。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如果不把思考放在东北亚的国际关系格局之下,就不能够解决北朝鲜问题。1988年10月,卢泰愚总统在联合国总会上提出“东北亚和平协议体”构想。后来的金泳三总统、金大中总统、卢武铉总统等都适时提出类似建议。
对于韩国来讲,东亚共同体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问题。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他们如何在中日两国之间明确自己的立场并把握主动权。对于日本新政权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提案,韩国的舆论界有如下意见:新政权摆脱长期以来脱亚入欧的对外路线,要实行脱美入亚的方针。言外之意,如果日本从美国的影响下迈出新的一步,也就意味着日本要再次走向重新武装。韩国还处于市场依存中国、技术依靠日本的状态中,所以对于韩国来讲,他们中长期的国家目标十分重要,而这个目标要在中日两国之间来设定。如果考虑到韩国的立场,日本提出的东亚共同体设想需要慎之又慎。对此,我联想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即1924年在孙中山做了“大亚洲统一”的演讲之后,引起韩国舆论界的批判。因为孙中山的“大亚洲”是一个以旧的华裔秩序和王道观念来构建的中日携手的设想。介于上述多种原因,我认为应该充分考虑韩国所处立场的态度。
再一个考虑的对象就是东南亚。东南亚始终坐在东亚共同体这一设想的司机位置,常常是由它们决定这一设想的方向。1990年12月,马来西亚的马哈提尔首相的“东亚经济圈”构想,经过东盟的协商,变为“东亚经济协议体”构想。1999年11月,东盟+3首脑会议“关于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2001年11月,在第五次东盟+3首脑会议上谈论了“东亚自由圈”构想和东亚峰会构想。2001年11月,中国和东盟之间达成协议缔结经济合作协定。2002年1月,小泉纯一郎首相在东盟+3会议上提议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扩大的东亚社区”。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3年9月,在北京设立“东亚、智囊、网络NEAT”。2003年11月,日本和东盟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3年12月,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通过旨在构建“尊重普遍性规则和原则、外向的、充满丰富的创造性和活力,有相互理解以及能够理解亚洲的传统和价值的共通精神的东亚社区”的《东京宣言》。2004年11月,在东盟+3首脑会议上,NEAT提出“政策建议文件”,提议在“东亚安全保障共同体”、“东亚经济共同体”、“东亚社会文化共同体”三个领域促进合作。
需要注意的是,2005年12月举办关于东亚共同体的马利亚峰会,2005年因此被称为“东亚共同体元年”。这一年恰逢日韩两国外交正常化40周年,两国之间举办和筹划了很多交流活动。北京以此为契机,期待东亚共同体问题能有更大进展。但是,日韩之间的主导问题以及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所引起的一连串的历史认识问题,使韩国国内掀起反日热潮。在中国,日本试图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事件也掀起民众的反日高潮。由于中日两国的强烈反弹,日本国内甚至产生了东亚共同体设想是几乎不可能的想法。与此同时出现“10+3”这样的话语,很多问题在中日之间也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交涉和磋商。中国和马来西亚坚持“10+3”的设想。对此,日本、新加坡和印尼则坚持要扩大他们在第一次峰会上提出的,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在内的设想。
需要指出的是,参与讨论东亚问题的国家并不意味着将来都是东亚共同体的成员国,而且各国也没有成立东亚共同体的主体。在东南亚方面,他们担心就设立东亚共同体问题中日间存在着谁为主这样一个悬念。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在“东亚共同体”和“亚洲太平洋”二者选一的问题。问题的焦点在于是仅仅脱离欧美和俄国,还是建设一个开放性的地域。随之出现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如何确定亚洲共同体和亚洲的内部和外部;第二,在亚洲共同体设想当中,美国、俄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是否加入;第三,以上这些设想中,还包含着如何牵制走向崛起的中国的内在的思考。
日本的亚洲主义:反对或者赞成

亚洲共同体有两个问题:一是以亚洲地域民族为主,还是以民主自由人权的共同价值为主的选择。因此,有必要以亚洲历史上的思想运动作为参考,来了解我们尚未成熟、正在思考中的亚洲共同体问题。当然,我所谈的主要是日本的亚洲主义。日本亚洲主义在二战前后都受到反对。
亚洲主义是面对外部的压力,无数的民族国家连带对抗的主张和观点。亚洲主义的前提是压力。也可以将亚洲主义解释为一种地域主义,是对抗博弈主义的一个表现;还可以解释为民族主义的扩大,但同时也是对民族主义的一种否定。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所谓的亚洲价值观都是在压力的前提下产生的。然而关于亚洲主义的讨论因1997年的亚洲危机云消雾散。在寻找亚洲主义共性的同时,我们自然联想到历史上一些相关的态度和思考。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战后日本在外交上,从未正式使用过“亚洲主义”这个外交词汇。这是因为,“亚洲主义”会使人联想到过去的“大东亚共同体”。战后日本一贯坚持的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外交路线。即便在今天,日本的外务省仍然存在着强烈的反对亚洲主义外交的潮流和力量。
现在的日本舆论界是如何对亚洲主义表示反对和赞成的呢?所谓反对者和赞成者,也可以理解为左翼和右翼的思想队伍。关于极力赞成和推进东亚共同体这一方面。首先,他们认为亚洲主义是一个不现实的概括,只是一种愿望和期待,但事实上亚洲也在逐渐地成为一体。第二,亚洲地区普遍存在美元和农产作物进口战略上的共同威胁。在这个共同威胁和前提下,为了追求共同利益,中、日、韩三国在2006年成立国际亚洲共同体协会。在这个协会进行的讨论中,最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战后的日本不是没有亚洲主义,而是亚洲主义以隐蔽的方式在一贯地发挥作用。所谓隐蔽的亚洲主义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把美国相对化,二是在不刺激美国的前提下的亚洲年代。但亚洲主义并非是对日美同盟的否定。讨论中,还有人认为,21世纪进入了日本提出亚洲主义的第三波或第三次浪潮,这是一次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联系,以日中韩为中心的亚洲主义的浪潮。
关于东亚共同体,反对者最担心的是华裔秩序、大中华圈的重现。他们反对的理由是所谓的亚洲共同体就是华人经济圈,就是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共同体。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延续了清朝帝国的传统思维。虽然,有些外交问题的专家承认19世纪以来中华秩序已经逐渐地消失和灭亡,但是也有一部分专家认为中国当今的外交仍然存在着清王朝的华裔秩序观念。

关于新一波的脱亚问题。“脱亚论”是福泽谕吉提出的,今天日本社会仍然有人认为应该采取同样的路线。事实上,2007年5月,日本政界就有人提出把美、日、澳大利亚、印度等价值观相同的国家联合起来的价值观外交,其中蕴含着日本与价值观不同的国家不携手的外交思维。这一问题的提出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回顾日本的近代史。日本历史上安定繁荣时期,是日英、日美同盟时期,因此和美国采取敌对的亚洲主义意味着日本要选择自杀之路。这种主张的现实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治海权不断加强。反对者还认为,亚洲主义就是对抗欧美的亚洲年代。可是东亚共同圈和对英美的战争,其本质结果是造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并使日本产生对共产主义的极大畏惧。
关于东亚共同体和亚洲主义的问题始终是围绕着中日提携、中日对抗、中国威胁论这些主题展开。因此,可以预想到的,在提出东亚共同体设想,或者是推进设想的过程当中,亚洲主义和亚洲体的关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而言,亚洲主义在日本多半是作为右翼的思想。但是今天反对亚洲主义的人恰恰是当年主张大东亚共同圈的亚洲主义者。中川所著的《亡国的东亚共同体能够允许中国的亚洲霸权吗?》是一个典型代表。
大多数日本人对亚洲主义并不清楚,甚至持怀疑的态度。其怀疑论的根据大概有以下几点:第一,在政治体多样化的中美之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能否建成一个共同体。第二,在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地区,在关税同盟问题上,中日各国能否建立互利共同体。经济方面最为重要,即使FTA都无法建立两国共同体。日本粮食自产率不到40%,农作物价格高,如果实行共同体,中国农业无疑会使日本感觉到来自粮食安全和粮食制品问题的巨大压力。第三点和第四点分别是文化和技术,中日两国的历史认识问题和相互不信任给这两方面带来障碍。至于如何选择和实践的可能性,需要根据胡锦涛会见鸠山时对中日经济政治等具体的方面提出的五点意见,来逐渐实现亚洲共同体。

现阶段实现的可能性
无论反对一方或赞成一方,所有人都认为实现共同体是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重点在于现阶段实现的可能性,这是一个非常具体和现实的问题。通过相互交流,不断减小相互的差距,加强相互的信任,强化和构筑共同体意识是眼下最重要的课题。无论是协议机构还是共同体都要有一个共同的价值意识和同属共同体的观念。但是统计数字表明,各国民众对于亚洲人意识的认识存在很大不同。这一统计数字并非非常权威和可靠,可是仅有4.1%的中国人有亚洲人意识。而欧盟在成立几十年之后的统计数字显示不到56%的人认为同属欧盟。由此,可以看出同一地域的同属意识的构建需要时间。
亚洲主义具有十分强烈的地域含义,因此,常常提到的所谓的东亚共同体多数停留在政府的层面。我认为仅仅政府的层面还不够,还应该在地域、地区的层面上来讨论东亚共同体。从欧盟建设的例子,我们可以意识到不仅仅要建设经济共同体,更要构建一个文化共同体。建设共同体有两个方向,即政府层面由上至下,还有地方民众层面由下至上两个方向。由下至上的思路超越民族主义,符合东亚共同体的理念,是超越国境和境界的市民统治的模式和摸索,也反映出由下至上地方结合的趋势。今天的亚洲存在地方主义和全球化的问题。在日本,当讨论共同体问题时,常常以欧盟为模式,但是我认为以欧盟为模式不仅不在于以欧盟本体为模式,应该是以欧盟的地方主义为模式。
欧盟地区有着复杂的国民性。所以现在就是一个以纷争作为桥梁,以边境作为前线,保护民族历史遗产,通过交换教育和民众间的对话来解决对立和纷争的时代。在解决民族对立的问题上,波兰是一个成功的典型。德国和波兰存在着诸如战争和屠杀的对立不断的历史事件。今天的波兰国境线几乎全被拆毁,14~16个地区已经实行新的制度,40%的波兰学生,20%的德国人,他们在共同的学校中,或者到对方的城市去生活和学习。这种形态模式已经在60多个地区试行,它打破了国家障碍,取得了很大成果。
其中十分重要的就是,在欧盟统和的过程中,国家一体化和地方自治体的一体化犹如马车的双轮,同步进行。然而今天的中国和日本,中央政府掌握外交,地方自治体层面的协作还没有十分理想的技巧。在地方自治体的层面上,需要摸索出包括北朝鲜在内的合作的尝试和努力。另外,在地方自治体的合作当中,不论是中国、韩国还是日本,地方自治体同时又是这三个国家对立的前哨阵地。我们可以变利益冲突地区为利益共有地区,使之变成实现预防外交的前沿阵地。在现在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这两个层面共同体的活动不尽人意,但是要培养属于共同地区的意识,把地区共同体作为生活的场所,这十分重要并且还需要不断成熟。国境线是直到今天仍然成为把我和他分离的一个界限。但是从欧盟的例子可以看到,国境线同时也是促进交流的结合线。
今后东亚共同体问题要重点考虑由谁来建设。建设共同体为的是要加强相互交流,因而需要容忍不同的价值观,需要不断培养共一性的场所。首先建立信任,在大众文化交流中,特别在知识分子层面上建立这种信任十分重要。今天的亚洲留学生实质上出现了英语的东亚共同体的现象。那么能把它看成东亚共同体吗?这样能建成一个东亚共同体吗?随之会产生的就是社会上的对立,在精英和大众层面的对立。
包括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成立,也要为建设一个东亚共同体的目标而加强知识分子之间与地域之间的理解和共识。建设亚洲大学的设想,就是要在学术、政策和思维三个方面建立一个互动的有机的机制和据点。实际上应该做什么,能做什么,欧盟也会给我们提供榜样和借鉴。著名学者的项目,是1987年在欧盟内设立的留学生奖学金项目。项目的主要内容是给留学生提供学习机会和奖学金,现在已经有2200万学生加入。在东亚地区内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尝试,促进东亚共同体设想的推进和实现。共同体需要有共同的威胁和敌人,同时要有同属这个地区的归属意识和观念。当然这取决于作为一个个人如何去期待,如何去意识这样的一个共同体。
但是否被同属共同体的其他成员所承认更为重要。这涉及到如何相互认识和如何取得保障和保证。现在中日两国正处于一个巨大的转折时期。事实上今年或者明年,中国的GDP将成为世界第二,或者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因此,我认为这一事实势必在日本掀起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虽然我个人认为13亿的大国和1亿的日本相竞争没有意义,但倡导中国威胁论的日本人大有人在。今年中国国庆大阅兵的录像会反复地在日本播放,其结果导致日本人认为这是中国威胁论的最好的例证。另外,日本人已经提到2012年问题,即2012年中国将拥有航空母舰。这会带来不仅是亚洲,将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力量重组。当然无论是大阅兵还是2012年问题,对于中国国民来讲是不容非议的,然而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还应该有一个外部如何看的视野。

(本文由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李廷江教授口译,王悦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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