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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尔·梅杰:剑桥学派与施特劳斯--美国政治科学的文本与语境

政治研究季刊58.3(2005)
一篇简介文章。
[译按]文章最初刊于2005年58号第3期的《政治研究季刊》,全名应该为Raphael Major《剑桥学派与施特劳斯:美国政治科学的文本与语境》,其中“文本与语境”英文为text and context,也有翻译成“正文与上下文”的。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我在翻译过程中省去了诸多繁琐的注释。需要的同志可问我要这篇文章,也可自行去JSTOR检索;总的来说是一篇泛泛而论的文章,但毕竟相关题目也比较少(我孤陋寡闻),对理解施特劳斯也有帮助,就译出来。欢迎指正。

斯金纳《政治的视野》(Vision of Politics)的出版是所谓的剑桥思想史学派的顶点。“这几卷著作标志着其成功,同时也标志着其失败。”(Wootton 2003:10)对此我不想做“验尸”工作,然而一种阐释性“范式”的消亡却引起我们留意它是怎么开始的。为了恰当评价在政治思想史领域已统治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文本阐释模式,我们就必须回到它的起源处——在那里,这一阐释的推动力和目标都很清楚。
我分析了斯金纳的《观念史中的意义与理解》(1969a)一文,以期理解剑桥学派最初的成功,或许更重要的是,理解其自身在美国想要回应并对抗的思想“语境”。我注意到,这样一种分析具有临时性特征,并且,对于单一文本的考察可能助长一种“预期的神话(mythology of prolepsis)”(Skinner 1969a:22ff)的危险。然而,正是由于留意到这样的危险,对文本的阐释可能产生出准确的历史解释——尽管很少有人做到,但“无疑”是可能的。(Skinner 1969a:31)特别是,我希望再次开启显然是被斯金纳所关闭了的介于剑桥学派与1966年以前“政治理论史上的经典文本在传统上被阅读与阐释的那种非历史方式”(Wootton 2003:8)之间的争论。一如斯金纳长篇累牍地说明的,非历史性的文本分析有许多复杂的危险,但令人感到诧异的是,《意义与理解》一文的核心是对列奥•施特劳斯著作和遗产的攻击。尽管轻率的阐释者(在1969年左右)鲁莽地把自己想说的话硬塞给那些伟大著作,生造时代错乱的概念,或搬用牵强的范式,我还是要说,这种批评对于施特劳斯的阐释策略而言并不恰当——虽然他也被认为是“一丘之貉(tarred with the same brush)”(Gunnel 1986:633)。
与斯金纳的套话相反,并非所有“非历史”的阐释者们想的都差不多。《意义》一文的说服力是基于挑战当代美国政治科学学科形成过程中形成的当前文本阐释的前提,但它错误地将施特劳斯当成是此现状的主要拥趸。施特劳斯的阐释策略起码是很复杂的,不管人们想怎么说它,它至少不是一种传统的阐释策略——尤其是在见证“新历史”诞生的年代里。斯金纳论及施特劳斯时,或毋宁说他攻击施特劳斯时,将后者视作在文本分析的幼稚(naive)传统中“非常有影响力的权威”(Skinner 1969a:20),已经造成了混淆视听的历史后果:这种看法不仅助长了对施特劳斯的误解,而且遮蔽了施特劳斯的阐释路径与斯金纳自己的方法在实质上的一致。斯金纳没能理解施特劳斯,反过来导致了两边的严重误解:一边的人将自己看作施特劳斯的敌人,另一边的人则打着“施特劳斯派”的旗号前行。重启斯金纳与施特劳斯的争论,有助于澄清剑桥学派原初的理论吸引力,也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一位政治哲人,他的复杂影响仍在继续,尽管他也受到很有原创性也很可怕的攻击者的滋扰。

施特劳斯与《意义与理解》的语境
斯金纳《意义与理解》的论辩在两种不同的脉络上进行。第一部分是对政治理论领域中“无自我意识”传统的“批判与负面”的攻击。斯金纳仔细分析了几种神话、“长久的”危险、以及内在于传统解经学之中那种非反思性和时间错乱的“前概念”的逻辑谬误。论辩的第二部分是斯金纳正面构想或提出一种理解思想史的新方法,这一方法在以后的研究中得以落实。在以下的篇幅中,我将集中讨论《意义》一文的第一部分。只有理解了斯金纳针对政治思想研究中公认的惯例所做的攻击(或革命)的要点,读者才能够了解他有什么必要提出新的历史方法。然而,为了理解《意义》的第一部分,我们需要考察其历史语境。
教授美国政治科学史的有效指引是重提行为主义与规范性政治理论之间的“激烈争吵”。虽然两者在今天处在不稳定的休战状态,这一冲突的余波仍持续在美国许多政治科学部门,提示着一个曾经政治科学与政治理论被设想为相互无法区别的年代。但是,作为一个讲述美国政治理论与政治哲学发展的故事,重提行为主义的优势地位就是一种短视的扭曲之举——一个由胜利者讲述的故事。行为主义革命把自身定义为回应并反抗“政治理论史”研究,但就在同一时刻(大约1945年至1969年),“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本身正经历着激烈的转型(Gunnell 1986:各处)。特别是,在斯金纳博士发表《意义》的时候,有一个理论家早已经声名远扬(notoriety)——他就是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在美国政治理论家中的名声最好地表现在他对传统政治哲学在美国的实践的攻击之中。在施特劳斯看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在历史主义或未曾质疑的意识形态的前提下一瘸一拐(比如,施特劳斯与克罗波西 1963:1-6),而典型的传统主义者(traditional practitioner)则处于“睡眠”之中(Strauss 1952:31)。这一批评的最好例子就是一篇柏拉图著作的评论,施特劳斯在其中猛烈抨击那些跑到古典作家那里希望找到解决现代政治问题的实际指导的蠢人。除了这一对政治理论的“传统主义”研究的攻击之外,施特劳斯同时获得了作为“新的”行为主义政治科学的主要反对者的名声。他的许多文章都以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强制性(obligatory)攻击开头,但最有名的争论还数发生在斯道林(Herbert Storing)的《论政治的科学性研究》发表之后,施特劳斯指责社会科学正在不知不觉地变成“尼禄一般”。这一针对社会科学的非常修辞化的攻击,带来的是《美国政治科学评论》(Schaar and Wolin 1963;Storing编,1963)上责难式的论辩。这一交流非常有趣,因为施特劳斯及其弟子如今实际上被独立在政治科学学科之外。从此以后,不管是经验的政治科学家,还是政治理论家,都一概忽略施特劳斯,或自由地攻击他。(见Behnegar 2003:141-47)就当行为主义在对规范性政治研究的小争吵作扫尾工作的时候,非施特劳斯派的政治理论家正在寻找安全的庇护所。

斯金纳对“传统”阐释的激烈攻击
斯金纳《意义》一文一开场就显得占据有利局面——由整个现代学院制度支撑。通过令人印象深刻地铺陈运用各路“知识”——文学批评、心理学、科学哲学、社会学、艺术史、人类学,加上(方便的时候用)严密的逻辑准确性,斯金纳动用了当前做历史研究的每一种模式(1969年左右)。这一激烈而坚定的分析必不可少,以便为观念史家铺平道路,而后者是能够满足为真正或本真地理解历史而采取“恰当步骤”的需要(Skinner 1969a:4)。不像其他领域的考察有意识地关注方法论的前提和步骤,思想史家和政治理论家回避了自我反思,酿成的结果是这门学科糟糕地陷入到年代错乱的谬误和“历史的荒谬”之中。由于受制于主流“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形式”,观念史领域说得最好是对历史没有敏感(historically insensitive),但更多的情况则是,充斥着由未受质疑的意识形态所引导的论辩。(Skinner 1969b:489-90;Tully 1983:489)。
斯金纳的抨击是破坏性的。他的批判的主要部分针对的是那些通过(自律地)阅读“文本”来解释思想史的人们,这些人似乎认为文本提供了一个“自足的考察对象”。他最后将批评另一种在文本外部的“宗教、政治和经济因素”中阐释历史的教条,但试图靠着“经文自身(solo scriptura)”进行解经的教条是“更为公认”的教条,因此也需要更多的攻击。首先,他描画了一种神话分类学(历史的扯淡[historical nonsense]),其源于阐释者预想的前提。简言之,一种极端的危险在于,阐释者假想致力于理解历史而实际上只能发现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斯金纳要我们相信,每一种神话因内在的时代偏见或范畴,在概念上都是错误的。内在于传统解经的危险太大了。
然而,斯金纳并没有把他对新方法的呼吁单单建立在这些危险之上。批评阐释者将自己的概念、范式和问题带进文本内部,这种指责和“阐释”本身一样古老。把对于“全然不同的方法”的呼吁建立在潜在危险之上,这不啻“杞人忧天,无根无据”。(Skinner 1969a:30)《意义》的主要部分正是对于只看文本进行研究(text-only studies)的“危险”的描述,但这同样是因为这种方法最广为接受。能够证明斯金纳的理论清晰性的是,在说明了“危险”而外,他清楚意识到“危险”本身不足以证明文本的传统研究简单(tout court)依靠根本的哲学错误。指出“危险”以作为不完善的证据,这相当于诽谤——修辞上很有效,但理论上就不相关了。为了表明文本的研究必须由历史证据补充,斯金纳必须说明传统主义的方法“无法在原则上”达到历史准确性(Skinner 1969a:31)。
在斯金纳看来,对于将文本作为一个“自足的理解对象”进行阅读的“最有趣而棘手的”反对,就是指出作者们有意采取了一种“间接的(oblique)”写作手法。除非我们作为阐释者理解了有些作者有意使他们的意义带上故意的间接色彩,阅读文本(哪怕一遍又一遍地读)并不能得出在历史上正确的结果。通过霍布斯和贝尔的著作为例,斯金纳令人印象深刻地指出,最好的作者运用诸如“系统的”或“持续的反讽”等策略,以维持他们时代的表象或教条,同时“掩盖”一种异端的教诲。运用“间接”策略的必要性时常为现代读者所忽略,但就霍布斯和贝尔的著作而言,“两者都有特殊的理由,意识到宗教异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Skinner 1969a:34)。就摧毁传统阐释方法而言,《意义》一文中的其他论辩都不如这一“间接”写作可能性的论辩。

斯金纳对施特劳斯的攻击
关于上述个别的要点还能写很多,但重要的是看到:斯金纳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从事传统政治理论研究的“假想敌”。同样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个假想敌并不仅仅是抽象的,毋宁说它非常准确地对于《意义》发表时的政治思想研究的状况和实践进行了历史描绘。的确,许多研究者从事的是一种无反思的解经工作——建构历史性的荒谬,不考虑有故意的意图或动机。《意义》背后的力量乃是其对困难的意识,这种意识以前从未打扰过典型的传统主义者的酣睡。(Strauss 1952:30)然而,正像所有其他的假想敌一样,总是有一些现状之外的例外。我现在要根据斯金纳自己的论辩,直接转到施特劳斯的著作。
如上所述,施特劳斯在政治理论领域的影响非常明显。到1969年为止,施特劳斯最具影响力的一些著作的核心著作已经完成,而他作为一名思想家和教师的持续影响力也无可否认。无须考虑斯金纳的意图或动机,我们就可以断言,《意义》的效果——它如何在其历史语境中被理解——被许多人理解为是对施特劳斯的攻击。然而,这一攻击的力量被提升了,因为斯金纳把施特劳斯的著作描述为一种“神怪学式的(但非常有影响力)”阐释方法的“主要拥护者”,这种阐释方法纠缠在伦理与政治观念的历史研究周围。(Skinner 1969a:12-13)与施特劳斯如今在政治理论和思想史的“被忽略”地位不同,斯金纳写《意义》之际施特劳斯还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权威”(Skinner 1969a:20)。但是,考虑到施特劳斯作为经典文本的独创性读者的名声,他会被斯金纳纳入对“传统”阐释方法的激烈批判之中,就很奇怪了。再次重申,在1969年,施特劳斯无论如何都不传统。

施特劳斯对“传统”历史研究的挑战
为了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斯金纳认为有必要诋毁施特劳斯的名声,我们要大致勾勒施特劳斯对隐微写作的重新发现及其语境。这的确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但我仅限于讨论《迫害与写作技艺》的主要内容。它直接与当下的论辩有关,这一点也从《意义》的引文得到证明,它也构成斯金纳描述的主要部分的基础。此外,我将忽略施特劳斯弟子们的著述。任何企图理解拥有像施特劳斯这样才能的作者的一贯性的努力,都会因考虑后继者的著作而变得无穷复杂。斯金纳引用了克罗波西(Joseph Cropsey)、布鲁姆(Allan Blom)和考克斯(Richard Cox),但我假设这是为了达到修辞效果的目的而不是对施特劳斯做出实质性批评。
根据施特劳斯的说法,《迫害与写作技艺》意在成为对某种未来的“哲学社会学”有用的材料。与许多思想史家的无反思的前提相反,这样一种思想研究必须不仅试图准确阐释历史,而且要认知并批判“自身的基础”(Strauss 1952:7)。
《迫害与写作技艺》因其作为一种对“隐微”写作实践做出了显得独创性的解释而著名。施特劳斯声称许多作者故意采取一种“字里行间”的“隐喻式”写作实践。(Strauss 1952:24)而要准确理解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却非常困难,且需要相当的谨慎。根据施特劳斯,作者故意采用一种间接写作样式的“最明显和直接的”理由就是迫害。正如斯金纳提到霍布斯和贝尔(如上所述),施特劳斯指出的困难是:不同历史语境中的作者通常并且在字面意义上都会面临“巨大的危险”(Strauss 1952:17)。诸如法拉比和迈门尼德这样的作者——深嵌于神学统治的政制语境中——无法公开他们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在《迫害》一书中,施特劳斯并不是“简单地”声称这些“作者不能说他们想说的话”;相反,施特劳斯的论述基于以下历史事实,即这些思想家身处“这样一个社会秩序之中(如果可以说是一个全面性秩序的话),它不仅规范行为而且规范思想或意见”。谨慎地说,施特劳斯在书中开头部分的主要例子表明,考虑法拉比写作时所处的历史语境是阐释法拉比论柏拉图的著述的重要前提性因素。
施特劳斯有时被指责试图非历史或去历史化地解经,但《迫害》的整个导论从“迫害”的角度提出了间接写作的可能性的最初理由,而“迫害”又是部分地以历史语境的方式得到评价的。迫害就是语境,因为“任何既定的社会处境的限制”是必要的考虑——即便它没有为全部确定性提供充分基础(Skinner 1969a:40)。无论如何,哲学问题无法被理解为完全独立于历史考察之外。没有历史的经验与知识,几乎不可能提出哲学问题。(Strauss 1952:55-56;Strauss 1959:56)
一旦间接写作的可能性被接受下来(哪怕是临时性的),观念史家就要开始面对许多证据,表明一些作者曾经留意或采取过这种写作。然而,1952年左右,学院里的思想史家们——跨多个学科——不再留意于这个历史证据:迫害是阐释中的重要因素。故意和自愿的间接写作策略的可能性不再被认真对待。比如,“直到19世纪末,许多哲学家和神学家都相信霍布斯是个无神论者”(Strauss 1952:28)。但是在《迫害》出版的时候,许多历史学家或明或暗地主张霍布斯信奉宗教;即便“不完全”是哪个宗教的追随者,起码是新康德主义的宗教哲学的追随者。就此而言,施特劳斯要求人们留意间接写作的全部论辩,就成了对现代历史研究处于“酣睡”状态的攻击,也是对其无法进行准确的历史理解的攻击。通过挑明迫害的明显而直接的现象,以及隐微写作的可能性,各路思想史家就被迫有意识地重新思考历史研究中未受质疑的前提。根据这一批判,施特劳斯在《迫害》中“慷慨的直率(magnificent effrontery)”的动力和目标,相当于斯金纳在《意义》一文中对无反思地志得意满的攻击。

施特劳斯与斯金纳在“哲学位置(philosophical point)”上的一致
准确理解历史具有哲学的重要性,就对于没能把握这一点的思想史家进行攻击而言,施特劳斯和斯金纳形成了共同阵线。而单靠文本来建立一个内部证据的堡垒,这还远不够充分。反过来,这一观察也不是给如下做法大开方便之门,即将所有作者包容进一本书出版时其所处的无止境的社会、政治或经济语境。(Skinner 1969a:4-5;39-48)历史学家必须投身于困难的、通常也是试探性的工作中,认真处理作者的意图问题,但也要与“我们”会认为是正确的观念保持距离。而任何可资运用的、对意义与理解下最终判断的标准,本身可能就是年代错乱的,这一点使得困难加倍(甚至变得无限困难)。但是,历史研究不能从理解意义的努力中退缩,而必须继续——如果我们不想成为我们自身偶然时代的产物的话。也就是说,存在“间接”写作或“隐微”写作的可能性,这为历史的、事实上是本真的自我理解提供了暂时的希望。
作为历史学家们需要考虑的问题,间接写作成为检验我们已经知道之事(或希望作者“说出”之事)的有力手段。任何既定文本必须在其自身内部的逻辑和结构中被理解,但并不止于此。还需要认识到,“我们”与作者或最初的读者并不处于相同的环境。我们切忌犯下这样的错误,即把我们的逻辑(我们的理由)投射到过去。事实上,一位注意到作者有可能采取了一种系统性的反讽写法的阐释者,还必须警惕自己得出结论所需要的合适步骤。间接写作策略——正如反讽——所包含的复杂性,迫使读者思考证明的基础。关于作者的真诚的问题将方法论的考虑推向前沿,特别是关于某位特定作者的意图问题。(Skinner 1969a:33)例如(根据施特劳斯和斯金纳),如果一位阐释者关于霍布斯反讽写法的论述是可信的,那么历史学家就必须给出证据以证明反讽写法的必要性、以及反讽背后的东西。揭示“掩饰”的过程,内在地包含了对于多种不同解释(alternative explanations)的审慎考虑——间接写作策略的提议者必然要关注他们自身论述的认识论基础。那些投机取巧地一会儿只看“文本”,一会儿只看“语境”的人,必然只能发现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
但是,斯金纳和施特劳斯最重要的一致之处并不仅仅是他们渴望准确的历史理解,而是一种对于本真性的自我理解的关注。斯金纳《意义》论述的核心理论主张或“哲学位置”在于,历史研究可能产生“一般真理”——不仅是关于过去的真理,而且是关于我们自己的真理(Skinner 1969a:53)。准确的历史理解不仅带来光秃秃的事实,而且能够使我们有机会获得一种“至高点”,以此思考那些不仅仅是我们自身历史语境之产物的哲学问题和观念:
这些观念史知识因此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自己组织文章时所认为是传统甚或“无时间”的真理,可能事实上仅仅是我们自己特殊的历史与社会结构中最最偶然的结果。(Skinner 1969a:53-54)
历史研究之所以与我们“相关”是因为每一代人,包括许多“一流”作家,都假定甚至详细阐释的整全性学说,或许到头来不过是为时间和地域所限的产物。我们要留意这种倾向,即“把我们思考的目标等同于我们已经懒得思考的问题(point)”——也就是去历史中寻找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Strauss 1953:21-2)。施特劳斯诉诸柏拉图,斯金纳则诉诸马克思,但两者都同意,每个社会——甚至我们自己的社会——都对想象力作了限制,以至于严格来讲人类无法区分“必然”之事与仅仅出于我们自己的偶然安排之事。(Skinner 1969a:53;Struass 1952:22)就此而言,历史研究就能极大地帮助我们穿透社会自身加诸人类思想之上的未被意识到的约束。只有历史知识能够防止人们犯下将自己时代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的特殊性当成政治事物“本性”的错误。(Strauss 1959:56-57)

误解的意义与结论
我通过分析斯金纳的《观念史中的意义与理解》来强调表明施特劳斯和斯金纳在理论上有很大的一致性,并且这一点是与当下学院中的看法相反的;然而,其实斯金纳对一种新的历史方法的呼吁在很大程度上与施特劳斯的看法相反。斯金纳和施特劳斯在准确理解历史的困难性和重要性这一问题上取得实质性一致,正是面对这种情况,我必须要回到施特劳斯和剑桥学派根本上的不一致这个问题上去。
斯金纳把施特劳斯算进文本阐释的非历史传统里边很没有道理,但将施特劳斯描绘成妖魔化的传统阐释的领军人物,也未免太出格(Skinner 1969a:12-13)。考虑到美国政治科学内部下属领域政治理论在1969年的状况,就尤其如此。施特劳斯根本不传统,何况他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暴露了(尽管比斯金纳更恶作剧)许多同行的幼稚前提。斯金纳怎么会犯这么明显的错误呢?
我的总结是,斯金纳对施特劳斯的攻击直接源自于一种误解,导致根本上歪曲了对施特劳斯著作的真正历史把握。关键错误在于假定,施特劳斯投身的事业是以追求实际目的,而非真正的“自我认识”或理论理解——也即斯金纳的“哲学位置”(Skinner 1969a:3-6,52-53)。施特劳斯主要研究的是古代文本,但这里不应有的错觉是认为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全新理解可以“提供给我们解决现实问题的药方”(Strauss 1964:11)。与许多人可能认为的相反,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研究并不是旨在“通过一种对古代著作的把握而推动我们当下政治的思考与行动”。(Zuckert 2002)如果我说得没错,在施特劳斯那里甚至找不到一个无限制的(unqualified)段落,表明无时间性的原则,普遍性概念,不受年代限制的真理,根本真理,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生活道德。要求基于我们自己的经验或以我们的未来为立足点阐释过去,这种要求用施特劳斯的话来说相当于“一种式样精致的历史主义”(Strauss 1959:59)。
一种听起来有道理的论辩是说,斯金纳有意误解施特劳斯为的是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以与后者在美国政治科学界渐增的影响相对抗。然而,公平地说,认为施特劳斯有实际目的,这个错误结论曾经和现在都为许多学者所持有。对于施特劳斯的其他批评者以及一些自己的学生而言,斯金纳的误解实属平常。斯金纳《意义》一文的历史语境处于“施特劳斯学派”正获得统治力的研究领域,很多人担心一种被视为奇谈怪论的“教条”,后者围绕“隐秘写作”为核心。学科领域中的认同是抱着希望和恐惧看待这个新的运动(Kendall 1967:783)。在这个语境下,斯金纳的误解就可以理解了。施特劳斯在1969年的影响在学科内部引起两极分化——斯金纳看到了硝烟,因此推断必有大火。
然而,事实上,对施特劳斯著作做出准确的历史评判需要读者认识到,施特劳斯第一位的考虑并不是实际的政治,而是理论理解。在此,详陈每一件事是不可能的,就目前的分析需要而言列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施特劳斯在《迫害与写作技艺》中重新发现了隐微写作。表面上我们被告知作者采取间接写作策略的原因是害怕政治迫害。可是,正如斯金纳在《意义》里明白写的,这种对于间接写作的解释是不证自明的。我们作为现代世界的公民,非常清楚在那些黑暗的年代里开创性的作家们没有我们今天所有的言论自由。如果施特劳斯对于隐微写作的重新发现仅仅根基于迫害,那么这个洞见的意义就很有限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迫害时期并没有哲学上的重要性,这个事实仅仅是对断断续续的历史事实的认识罢了。
如果只有当一个既定作品是在可资证明的迫害年代写成的,阐释者才必须注意到隐微写作的可能性,那么施特劳斯《迫害》一书的整个论述就失败了。但是,施特劳斯诉诸隐微写作是一种理论主张,斯金纳根本上没有留意到施特劳斯论述的理论层面,因此使得他没有能够在原则上理解到自己和施特劳斯的相似性。也就是说,在斯金纳看来,施特劳斯的论述失败了,因为它靠的是“没根据地假定原创性等同于颠覆性”,并且进一步说,即便施特劳斯在有限的几个例子上是正确的,他没能就确立迫害年代给出“经验标准”。(Skinner 1969a:21)如果施特劳斯的论述仅仅依靠迫害的实际历史事实,这些对于《迫害》的批评就是有效的;但是“迫害”并不总是明显和张扬的,并不总是像霍布斯和贝尔经验的那样。作者们可能出于不同于迫害的原因而采取间接写作的方式来传达思想。隐微写作和个人安全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与以斯金纳为典型的普遍误解相反,施特劳斯激烈主张,隐微写作被许多作者所采用,“即使他们没必要害怕任何特别的政治压力”因为他们最重要的洞见都“仅仅并纯粹是理论性的”(Strauss 1952:34,36)。
最后,斯金纳并没有理解他自己主张的“哲学位置”或寻找“自我意识”的后果:在斯金纳看来,历史研究最能遏制将我们自己狭隘的概念和范畴加以不必要夸大的冲动。(Skinner 1969a:52;Skinner 1981)斯金纳认为,我们想象世界的方式潜在地(或根本上)被那些我们认为具有超历史特性的意见所左右(truncated)。我们被告知,正式通过理解历史人类获得最好的机会看到许多代人所犯的志得意满(complacency)的类似错误——即假定涉及到整全性真理的主张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这个错误的“一般真理”对每一代人(包括我们自己)来说都是对的,那么斯金纳就没能理解他自己的主张具有的激进性质。如果政治生活是由“我们的特殊历史和社会结构的最最偶然[的事情]”(Skinner 1969a:53)所构成,那么思想史家除了那些同样偶然的表述(idiom)之外便没有别的方法能够表达本真性的历史理解。
通过斯金纳自己的前提,以往最有趣的思想家——一再传达原创性的思想——就被迫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不必指出人类理性的界限或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认识到政治生活决定性地由意见所组成。回到施特劳斯在《迫害》一书中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以往作者所遭受的事实迫害,不过是通往下述洞见的前提:(最优秀作者的)写作技艺受到的限制更多是来自教育的(pedagogical)考虑,而不是实际的考虑。隐微写作的必要性根本上联系着教育或劝说读者,他们认为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非常正确。(Strauss 1952:36-37)如果我们的确对历史准确性有兴趣,我们就必须面对这种可能性,即仔细的作者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教育——不管是否存在迫害。
施特劳斯而非斯金纳最终理解了历史教给其冷静的审查者的“一般真理”之后果。对于施特劳斯来说,历史知识对我们关于自己已经知道事情的意见提出的挑战,提供了一次真正的机会去寻求自我意识,不太受制于我们时代的特殊偶然性的自我意识。政治思想史与我们切身相关,但并不是因为它为我们的直接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而是在于我们能借此围绕自我认识的可能性问题与严肃的思想家对话。斯金纳承认这些以往的哲学思想以“典型概念”进行传递(traffic),但他最终回避了作者个人自己如何判断这些概念的问题。(Wootton 1983:156n. 98)斯金纳认定他知道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问题是不可解决的,因而对自己和读者关闭了通向“自我认识的核心”的门径,而他自己声称要把握这一核心——“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谬误,而且类似于一种道德错误。”(Skinner 1969a: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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