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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翰:茱莉亚·克里斯特瓦的中国之行

《国外文学》2009.2
茱莉亚·克里斯特瓦上次来到中国, 已经是35 年前的事了。1974 年5 月她与罗兰·巴尔特、弗朗索瓦·瓦尔和马瑟兰·普莱奈等《求是》(Tel quel) 杂志同仁受中国政府的邀请作为“同志们”访问中国。
 茱莉亚·克里斯特瓦上次来到中国, 已经是35 年
前的事了。1974 年5 月她与罗兰·巴尔特、弗朗索瓦·
瓦尔和马瑟兰·普莱奈等《求是》(Tel quel) 杂志同仁
受中国政府的邀请作为“同志们”访问中国, 走进了
那扇封闭的大门。那次访问“文革”的特殊历史背景
使本次访问具有可以从多方面阐释的可能性, 直到今
天仍然被研究中法文化的学者们津津乐道。年轻的克
里斯特瓦在来到中国之前, 就对这片神秘的东方土地
怀有极大兴趣, 她曾经在巴黎七大注册了中文系的本
科课程, 只可惜中途放弃。不过这并不妨碍1968 年之
后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希望从红色革命的中国汲取思
想资源, 克里斯特瓦写了不少文章, 热情洋溢地介绍
中国的“批林批孔”, 她和丈夫索莱尔斯的文章中还
常常出现各种各样的方块字: “革命”或者“阴阳”,
令今天研究法国思想史的中国人读来感到亲切又
诧异。

再次来到北京的克里斯特瓦已经是一位67 岁的
长者, 虽然因为感冒声音有些沙哑, 但是她的四肢依
然如思想般敏捷, 眼光柔和而有穿透力, 她的标志性
的栗色短发也使她显得干练有力。法国战后崛起的那
一批思想大师已经渐渐离我们远去, 只有她硕果仅
存。克里斯特瓦在70 年代以后, 逐渐从对“文本”
的批判转向对“人”的研究, 试图把符号学和精神分
析结合起来, 为两者同时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此次克里斯特瓦来华的第一站是北京。2 月24 日
的下午, 她与北京大学法语系的师生以及其他法国文
学专家一起在北大民主楼举行了一次座谈, 气氛热烈
而友好, 话题也非常广泛。她满怀深情地回忆罗兰·
巴尔特对她的爱护和帮助, 作为她的导师, 巴尔特总
是向公众推荐这位发明了“互文性”概念的女弟子。
孔巴尼翁(Compagnon) 的著作《理论的幽灵》是近年
内总结60、70 年代法国文学思想的重要著作(国内即
将出版) , 针对她的弟子的这本书, 她提出, 在那个
时代, 语言学和结构主义刚刚兴起, 学者们都满怀热
情投入到理论化工作之中, 确实会出现一些所谓理论
的“通货膨胀”, 但是如果不经历那样的过程, 我们
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认识。站在今天的角度批评过去
是容易的, 但是没有新的探索, 认识就不会进步。
当天晚上, 克里斯特瓦在北京法国文化中心座无
虚席的演讲大厅做了题为《一个欧洲女人在中国》的
演讲, 吸引了许多在北京的法国人和对法国思想感兴
趣的中国学者。这篇演讲包括两个主题: 中国文化和
中国的女性; 欧洲文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前景。
克里斯特瓦把中国称为一个“谜”, 而解谜的方
法就是通过精神分析和符号学来探究中国文化在主体
塑造上的特殊之处: “一是女性和母亲的特殊作用,
二是语言的能力从属于音乐(四声的语言) 和手势
(身体) , 二者不可分离。”她认为, 中国在远古时代
是母系社会, 母亲是家庭的中心, 根据母系血缘来组
织家庭和社会, “这使男性和女性对他们在心理和性
别上的双重性, 或者说‘心理上的双重性别’确信不
疑(对母亲的依赖和对父亲的依赖具有同等的重要
性) , 而且这一点比其他文化都更加强烈, 尤其是比
基督教盛行的西方, 因为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父系关
系”。即使后来的中国在儒家男尊女卑的意识形态取
得统治地位以后, 远古的母系传统还得以部分保留。
在性别问题上, 儒教和道教形成了二元对立的两极,
儒家代表男性的统治力, 而道教则重视生生不息的
“阴”的力量, 强调平衡与和谐。中国从来没有像西
方一样成为一个纯粹父权统治的社会。虽然受到压
制, 但是母亲和阴性在中国的家庭生活中依然保持活
力, 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中国的四声语言具有与众不同的音乐性, 韵律
和声调的意义先于句法意义, 或者说“发声”先于
“秩序”, 这与西方纯粹秩序性的语言是不同的。克里
斯特瓦曾经学过一段时间汉语, 在她看来: “语言交
流是最佳的社会契约, 四声的语言在这种社会契约中
保留了母子关系的早熟的印记(因为所有孩子都是先
学会韵律, 再学会语法, 而中国的孩子能够使古老的
韵律承载起社会化的意义) 。因此, 汉语得益于它的
四声, 保留了一种先于句法、先于象征符号(因为符
号和句法同时产生) 、先于俄狄浦斯情结(虽然声调
系统只有在句法结构中才能够得到完全的实现) 的东
西。”中国文字的意象性, 虽然不断被抽象化, 但是
其“形”、“声”依然得以保留, 中国的书写不仅是在
制造符号, 同时也保留了身体的运动的印迹。“由于
这些组成要素从属于一种比句法意义和逻辑意义更为
古老的心理层面, 所以汉字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潜意识
的、感觉的仓库, 用汉语进行思考的人可能永远也不
会与这个仓库相割离, 这个仓库是汉字演变、创新、
复生的最佳实验室。”
正是从女性这个意义上, 克里斯特瓦曾经在《中
国妇女》这本书中高度评价了1949 年的中国革命, 认
为它使中国妇女从父权制度中解放出来, 恢复了妇女
的平等权利和地位, 更重要的是家庭关系的改变有力
地革新了社会秩序。克里斯特瓦一直以“革命”和
“反抗”作为她的思想的关键词, 70 年代中国妇女激
情澎湃的形象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妇女们———这
些反抗者, 是中国的‘半边天’, 但她们天不怕地不
怕, 是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的主要力量。”但是克里
斯特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与男性斗争的女权主义者,
在北大的座谈会上, 她提到了与女权主义团体打交道
的一次有趣经历。曾经有一个女权主义团体邀请她加
入, 在入会的仪式上, 别人给她一本书, 然后要求她
写下她担当这个团体领导人应负的责任, 并签字。她
没有答应, 别人就把她驱逐出门, 书也收走了。“我
从来不是这样的女权主义者: 她们教条、好斗, 并且
无视女人的母性。女人和男人一起生孩子, 这很
重要。”
克里斯特瓦对中国女性的关心, 一方面出于她自
身的感受和身份, 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她对多样性的热
爱和对固定僵化秩序的反抗。在全球化的今天, 在英
语、好莱坞和麦当劳充斥的世界上, 这种对单一化和
平面化世界的拒斥与对多样性的坚持和强调既紧迫又
艰难。今天的现实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金融危机
中如果说还有一点值得庆幸的, 那就是华尔街的逻辑
还没有被所有国家和人群接受, 投资银行家还没有来
得及把世界全部洗脑。在漫长的战争和宗教文化的冲
突之后, 欧洲文明留给这个世界的重要遗产之一就是
对多样性的尊重。与其说欧洲是文化的发源之地, 不
如说是汇聚之地。克里斯特瓦对欧洲文化下了这样的
定义:“与对身份的现代崇拜相对应, 欧洲文化是一种
可无限重构的、开放的身份追寻。正是这一对比, 这
一‘逆流’, 构成了欧洲文化的意义、价值和困难之
处, 同时也构成了欧洲文化的本身。”作为在法国扎
根的保加利亚人, 她对欧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深切
的体验。理解这种复杂和多样是艰难的, 同时也令人
着迷。

为了捍卫这个充满异质性特征的欧洲文明, 必须
保护语言的多样性, 因为语言是文明的载体; 同时也
必须构建民族之间相互尊重的关系, 一方面, 对民族
自豪感的任何轻蔑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另一方面,
狭隘的沙文主义又是一种缺乏信心所导致的病态心
理。只有对多样性的足够尊重, 才能保持欧洲的特殊
性, 而不是轻易投入美国文化的洪流。
克里斯特瓦认为西方世界有两种文明模式, 一种
是美国式, 一种是欧洲式。前者以自我实现作为自由
的标准, 而在当今技术统治的世界上, 自我实现意味
着经济的成功和利润的最大化; 后者的自由则是“自
我在向他者倾诉、敞开、呈现的话语的本质中舒展开
来, 并在这一意义上得到解放。”诗人和自由思想家
是拥有这种自由的骄子, 他们在永不停歇的探询中反
叛: “回归以前, 揭去面纱, 找回源泉, 重新奠基,
得到启示。”欧洲的信念在今天遭遇了挑战, 但是这
使多样性的特征更加难得, 在欧洲与中国相遇的经验
中,“对他者的接待”弥足珍贵。
克里斯特瓦始终是一个钟情多样性的思想家, 70
年代, 她提出“互文性”概念, 把文本从固定化的价
值体系和科学主义中解放出来, 寻找文本丰富的可能
性。80 年代以后, 她的兴趣逐渐转向精神分析之后,
努力理解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事实上, 无论是探询
人的源头还是文化的历程, 回到源点的目的都是为了
人性的新的可能性。
克里斯特瓦离开北京之后, 前往上海, 访问了上
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大学、交通大学和华东师大, 并
在同济大学再度做了同名演讲, 回答了听众各方面的
问题。此次访问, 无论对于克里斯特瓦还是对于中国
的学者, 都是一次文化相遇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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