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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洛奇:访谈

主要谈小世界。‘我确实是为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写作的,那些整天玩填字游戏的人大概不会对《小世界》感兴趣。但在英国,我的这些读者似乎不能概括为“知识分子”。当然,也许他们大部分上过大学。你知道,在英国,所谓“文学小说”和“娱乐小说”的界限是相当森严的,所以那些拿起文学小说的读者,肯定不会怀着单纯寻求娱乐刺激的阅读期待,所以他们一般是受过教育的,但我想,那个门槛应该会比你说的中国读者低一点。’
戴维·洛奇
在伦敦访问到戴维·洛奇的可能微乎其微。然而惊喜就在这里,我们抵达伦敦的那一周,他碰巧要来伦敦参加朋友的聚会

  晨报:洛奇先生,听说您当年把小说处女作投到出版社时,有位编辑认为您很有才气,但是建议您不要匆忙出版,是否确有其事?时至今日,你是否仍然记得他们提出这项建议的具体理由?
  洛奇:对,没错。当时我18岁,还在念大学,那位编辑确实说过,他认为我很有前途,但是那本书没有到达他们期望的水准,他们希望我能再写一部小说。而我也确实写了,书名叫《电影观众》(Picture Goers),那是我发表的第一部作品,不过我后来选择的是另一家出版社。至于处女作被拒绝的理由嘛,好像有个比较关键的人物说了什么话,说实在的我是记不得了,毕竟那是五十多年前的事啦。

  晨报:那么,18岁那年,是什么原因让你开始写小说的?
  洛奇:我当时在大学里学习的是英语文学。从小我就对那些数学呀科技呀外语呀都不是那么在行,所以选择这个专业可谓顺理成章。而一旦开始学习文学,想当作家的雄心就在我心里越来越强烈。不过,在英国,很多念文学的学生会写一点短篇小说或者诗歌什么的,但是写长篇小说的人很少。而我居然也走通了这条路,挺幸运的。

  晨报:写了这么些年,你认为自己有没有实现那个最初的目标,那个梦想?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遗憾?
  洛奇:好多作家都有那么点不容易满足的倾向,我的意思是,大多数人的野心总是比他们到头来真正成就的东西要多。至于我本人,这么说吧,可以从两个角度看待我的写作生涯:一方面,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既得到了文学声誉,也收获了可观印数,在全世界范围拥有广泛读者,好几部作品都被翻译成不同的文字。能同时做到这些并不容易。比起英国大多数小说家来,我当得起这“幸运”二字。不过,另一方面,每个作家都有局限,经历方面的,能力方面的,我现在就感受到了这种局限。但也正是这局限在推动人进步吧。总体上讲,回首这些年的写作,我还是颇感欣慰的。尽管早期的那些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不怎么让我满意的。

  晨报:那么,你觉得在自己的整个文学生涯里,哪部作品称得上是“里程碑”,或者“分水岭”?哪一部是你最喜欢的?
  洛奇:用一个俗套的比喻,作品就是作家的孩子,你没法说自己最喜欢哪一个。我只能同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对于《换位》有比较特殊的感情,因为那对我是一个突破,是我第一次既在商业上也在批评界获得成功。而在《小世界》的写作过程中,我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游戏”,达到了我所预想的效果,我想我现在是肯定写不出这么好玩的作品啦。而《好工作》让我很为自己骄傲,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对我全新的领域,而我在此之前是对那个领域一无所知的。为了写这个故事,我做了不少调查,而且书中的一半篇幅我都是从女性的视角写的,这一点应该算是这本书比较突出的地方……呵呵,我对于每一本书都挺宠爱,只是角度不同。

  晨报:让我们说说《小世界》吧。这部小说的副标题叫“一场学术罗曼司”,可是大多数中国读者都把它看成一部不折不扣的讽刺小说。这个问题你怎么看?你是怎么把浪漫传奇的元素与讽刺小说的调子融合在一起的?
  洛奇:当然,这确实是一部讽刺小说。当我开始构思时,我知道我想写的主题就是遍布全球的校园,以及那些整天坐飞机开学术会议、互相明争暗斗的学者。他们争夺荣耀、地位,当然其中也包括了一定数量的性冒险。我头脑中积攒了不少这样的细节、片段、巧合,它们都是这部小说的原材料。可是我在动笔之前盘桓良久,因为我需要某种结构把它们捏合起来。当我想到关于亚瑟王、圆桌骑士和圣杯的传奇时,局面就豁然开朗了。因为我所熟悉的学术环境确实与这些传奇不无共通之处,那些关于荣耀的诗篇,那些长着翅膀的马,那些巫师,都可以成为某种象征。而一旦套用到这样的结构里去,我就可以跳出现实主义的框架,大量运用巧合,并且加入不少现实主义小说不可能运用的夸张手法。而在西方语境中,“罗曼司”的另一重含义是“爱情故事”,这也是我想在文本中着力讨论的。所以,我无法抵挡用这种特定的“罗曼司”类型架构学术小说的诱惑。但是,落实到细节,它又常常是现实主义的。这确实是一项挺难完成的任务。

  晨报: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把您的这部小说与中国一部非常有名的现代小说——钱锺书的《围城》作类比,感觉到它们在精神气质上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围城》也被译成过英文,列入企鹅出版社的经典系列。您听说过这本书吗?
  洛奇:哦?真的吗?我似乎听说过这个书名,但是我得承认,基本上我不了解它。也许我真的应该找一本来看看。很遗憾,我对中国文学和学术界的状况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无法给出任何恰当的评论。不过我对于那些当年在文革中饱受折磨且顽强生存下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怀有极大的尊敬。

  晨报:在中国,喜欢您作品的读者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圈里,也就是所谓“高眉”阶层。您觉得英国的情形有什么两样吗?

洛奇:不太一样。我确实是为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写作的,那些整天玩填字游戏的人大概不会对《小世界》感兴趣。但在英国,我的这些读者似乎不能概括为“知识分子”。当然,也许他们大部分上过大学。你知道,在英国,所谓“文学小说”和“娱乐小说”的界限是相当森严的,所以那些拿起文学小说的读者,肯定不会怀着单纯寻求娱乐刺激的阅读期待,所以他们一般是受过教育的,但我想,那个门槛应该会比你说的中国读者低一点。我猜,中国读者因为相对不那么熟悉英国的社会现状,所以喜欢我作品的读者需要具备足够多的这方面的背景知识,需要足够的理解力去跨越文化障碍……说实话,我自己就挺难想象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晨报:您目前在写什么?
  洛奇:我在写一本新小说。虽然我目前已经看到了完工的迹象,但仍需要大量的修改。不过我从来不跟任何人谈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一直有个禁忌,从来不跟别人透露手头在写的东西。因为一旦别人做出反应,就会干扰到我的写作。所以我一直保着密。可是保守这个秘密真难啊,因为它是你日思夜想的东西,你始终会有开口谈论它的冲动。不过我可以透露一点,它完全不像《作者,作者》,如果一定要类比,它也许与《治疗》的相似度还更大一些。

  晨报:您是否介意谈论一下您的家庭和日常生活?这些部分对您的文学生涯是否产生过比较显著的影响?
  洛奇:我不介意。作家不可避免地会将生活中的痕迹带入作品,但我相当敏感,尽可能避免作品对家庭成员和朋友造成伤害。对于那些简单将小说人物与真实人物对号入座的说法,我一般都是坚决否认的。大概只有一个例外,《换位》里的莫里斯·扎普的原型是我的朋友斯坦利·费舍,这一点全世界都知道,他自己好像也挺为此而骄傲。哈哈。说到我的家庭,我只能简略提几句。我的婚姻美满,从一而终,虽然我写过不少婚外情、性冒险,但我本人的生活是比较单调的。我的妻子当了很多年的教师,她是个意志坚强的女人,不是那种概念化的充当作家秘书和内勤的妻子。她有她自己事业和生活,在艺术方面有专长。我有三个孩子:长女是个生物学家,我们过了很久才弄清楚,她在科学上的天分要高于对文字的兴趣,这一点很让我们意外;长子是个律师,他同样是在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才决定了自己的职业归宿。我们总共有三个孙儿孙女。他们的住所都离我很近,因而我们的联系很紧密。我的小儿子先天患有唐氏综合症,虽然他的残疾不是很严重,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但仍然需要长期的照看……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这件事对我们当然是一桩不幸。他现在过得不错,在社区的一家工厂里上班,他很喜欢007詹姆斯·邦德和利物浦足球队。情况不算太糟,不过,回顾这一生的经历,大概这可以算是我碰到过的最棘手的问题,尤其对我的妻子影响很大。她不得不将自己的教学从全职改为兼职……生活就是这样,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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