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杨念群：“危机意识”的形成与中国现代历史观念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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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中国知识群体近代“危机意识”的产生和应对方式，比较典型的论述可以王尔敏的文章为代表，参见氏著《清季知识分子的自觉》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应变之自觉》两文，均收入《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2]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见氏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49页。

[3] 关于清代“一君多主制”特征的简要讨论，可以参看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1－58页。

[4] 参见毛泽东《湖南建设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1920）》，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502－507页。

[5] 林毓生就曾经感叹：普遍王权（universal kingship）具有整合传统社会－政治和文化－道德秩序的功能，普遍王权的坍塌同时也就意味着中国整体秩序的瓦解。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7－21页。

[6] 梁启超批评旧史学的主要依据就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见氏著《新史学》，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8－279页。

[7] 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12、28、24－25、58页。

[8] 杜维明：《探究真实的存在：略论熊十力》，《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第327页。

[9] 张灏：《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第371页。

[10] 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第6－7、12、28、24－25、58页。

[11] 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第6－7、12、28、24－25、   58页。

[12]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第39－43页。

[13]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5－56、168－195页。

[14]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5－56、168－195页。

[15] 杨念群：《后现代思潮在中国》，《开放时代》2003年第3期。

[16] 李猛：《拯救谁的历史？》，《社会理论论坛》1997年第3期。

[17] 欧立德（Mark.C.Elliott）：《清代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8] 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部第2卷《帝国与国家》中也细致地分析了清朝统治者利用“制度多元主义”建立“大一统”合法性格局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夷夏之辨”的分疏向“大一统”论述的转换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讨。

[19] 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 133－135页。

[20] 参见黄克武、熊秉真《发明过去/想象未来：清末民初的‘国族’建构专号序》，《思与言》第36卷第1期，1998年3月。另有沈松侨从后现代的“建构”角度分析近代思想的力作如《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贺照田主编：《在历史的缠绕中解读知识与思想》，《学术思想评论》第10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21]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页。

[22] 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卷第1期。

[23] 关于“国家认同”的问题，有学者不承认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意识是从近代才产生的。如姚大力就批评说：把“文化至上主义”和“民族国家的认同”对立起来，进而主张中国在近代以前不存在国家认同的观念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他认为：一个“正统”的王朝，不能以篡逆等手段谋取政权，需要建立一套大体上属于儒家的政府系统，需要据有北部中国，并相当大体实现汉文明地区的统一。这样的“中国”，当然就不止是文化或种族性质的，而是一种十足的共同体。它反映出，中国古代甚至已经出现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具体的王朝实体而带有抽象品格的国家观念。参见姚大力《变化中的国家认同》，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第141页。

[24] 杨念群:《从‘五四’到‘后五四’－知识群体中心话语的变迁与地方意识的兴起》，《杨念群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

[25] Ming K. Chan ,Arif Dirlik, Schools into Fields and Factories: Anarchists, the Guomindang and the National Labor University in Shanghai,1927-1932,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6] 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12、28、24－25、58页。

[27] 同上。

[28] 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三联书店，2004年，第459、501、243页。

[29] 王汎森认为：明末清初的“封建”“郡县”之争主要侧重在两个方面，一是受章太炎的影响，认为主张封建者希望籍由推行封建以分满清皇帝之权，最后使其分裂覆败。第二种意见是以为所争在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目的是通过厚殖地方势力，加强社会层面的组织建设。参见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5－336页。

[30] 《大义觉迷录》卷二。

[31] 张灏：《中国近现代大革命的思想道路》，许纪霖等编：《丽瓦河畔论思想－华东师范大学思与文讲座演讲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32] 张灏：《中国近现代大革命的思想道路》，许纪霖等编：《丽瓦河畔论思想－华东师范大学思与文讲座演讲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33]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第461－466页。

[34] 《汪晖自选集·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35] 王铭铭：《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 第149、24页。霍布斯鲍  姆曾经提出了“传统的发明”的概念，他认为：那些“被发明的传统”既包括那些确实被发明、建构和正式确立的“传统”，也包括那些在某一短暂的、可确定的年代的时期中（可能只有几年）以一种难以辨认的方式出现和迅速确立的“传统”。参见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译林出版社，2004年， 第1页。

[36]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 第135－174页。

[37] 如马尔库斯就说过：“从理论上讲，人类学是一种富有创造性意义的寄生性研究，它通过亲身的民族志调查获得对异文化的个案认识，并依据这种认识来检验经常具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的人类理论。”参见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三联书店，1998年， 第39页。

[38]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第31、36－37页。

[39]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第1－12页。

[40]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1998年。

[41] Fredric Wakeman, Jr,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Wester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Vol.19,no.2(April 1993).

[42] 这方面的例子可参见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这本著作就试图从清末以前的弱社会强国家的命题出发，揭示清末商会作为“社会”空间对“国家”的抗衡作用。但正如邓正来在序言里所委婉指出的：在具体的研究中，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将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误作现实中的社会现象，进而有意无意将国家和市民社会分别做实体化及同质化的处理。见同书第9页。

[43] 沟口雄三：《关于历史叙述的意图与客观性问题》，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11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

[44] 参见黄宗智《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读书》2005年第2期。黄宗智在另一篇文章中进一步阐发了“实践”在认知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作用，参见《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45] 参见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中国乡村研究》第3辑，第232页。

[46] 参见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鹭江出版社，2000年。

[47] 参见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5－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