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曲士培：杜威在中国的访问讲学

1919年4月30日，杜威应中国五所学术机构的联合邀请，由日本乘船抵达上海，开始了在中国的访问和讲学活动。过了三天，五四运动爆发了。杜威目睹了广大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军阀政府，也目睹了社会各界人士对学生的同情和支持，他十分震惊，不禁感慨地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从某些方面说来，他们比我们有更多的民主。……当舆论像这样真正表达出来时，它却有着显著的影响。”他对中国社会发生的事情非常关注。当中国学生希望他能在中国多待一些日子时，他很乐意，并向哥伦比亚大学请假一年，后来又续假一年，直到1921年7月11日。这样，杜威在中国待了两年零两个月之久。

　　在中国期间，杜威曾访问考察过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湖北、湖南等11个省和北京、上海两市。杜威还应聘在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年。在他的学生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的安排下，杜威还到各地去讲演，其中比较系统的是在北京大学所作的《五大讲演》和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作的讲演。

　　杜威在北京及中国各地的讲演内容十分广泛。例如，关于社会与政治哲学方面的讲演16次，关于教育哲学方面的讲演16次，关于伦理学方面的讲演15次，关于现代三大哲学家(詹姆士、柏格森、罗素)的讲演三次。还有关于现代教育趋势的讲演，关于美国民主发展的讲演，关于实验逻辑的系列讲演，等等。另有一些专题报告。这些讲演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胡适曾多次担任翻译。杜威的讲演内容，都及时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刊登出来，广大知识分子竞相传阅。杜威在华期间，他的《五大讲演》已经印了10次，每次印数一万册。由此可见，杜威的讲演在当时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杜威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十分关心。他在历次讲演中提出了许多意见，与中国学者一起探索中国发展教育的正确道路。现将其主要观点介绍如下。

　　第一，发展教育，要有信心。杜威说：“贵国人士，对于教育前途不可失望。或见西方各国如此富强，以为其教育制度必早已完美，教育事业必已有很久的历史，深恐一时不易追随，不知欧美普及教育之发达，距今亦不过近百年内的事。就以吾美国而论，实施普及教育，也不过是七十年前的事。……无论何种事业，如商业、政治，均不能与教育分离，无教育则无各种事业。故吾美国的各种事业，均不能离开教育而独立。但是吾美国兴办教育为时仅七十年，非甚悠久。故很希望诸君切不要以为教育不易收速效，而产生失望之心。何况贵国师道尊严，社会对于教育界人士颇有信仰，此实可助教育的发展。”他又说；“欧美兴办教育，时间虽然不久，但也有了七十年。这七十年中，欧美各国所经历的失败，贵国可以不重蹈覆辙；所获得的成效，贵国可作为准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收效更易。如果贵国教育界能利用他人的经验，作为自己的经验，则事半功倍，同欧美并驾齐驱，是很容易办到的，就是胜过欧美，亦非难事。”杜威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他要我们在发展教育的过程中，既要看到别人的长处和短处，也要看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增强信心，不断进取，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学习外国的经验，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和需要。杜威说：“吾人试观中国的教育，实根源于日本，是直接模仿日本的教育，间接模仿德国的教育，而不懂得要确定一国教育的宗旨和制度，必须根据国家的情况，考察国民的需要，而精心定之。决不可不根据国情，不考察需要，而胡乱地仿效他国，这是没有不失败的。这一点是中国一般教育应该注意的。”他还进一步地说：“一国的教育决不可胡乱摹仿别国。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摹仿都只能学到别国的表面种种形式编制，决不能得到内部的特殊精神。况且现在各国都在逐渐改良教育，等到你们完全摹仿成功时，他们早已暗中把旧制度逐渐变换过了。你们还是落后赶不上。所以我希望中国的教育家一方面实地研究本国本地的社会需要，一方面用西洋的教育学说作为二种参考材料，如此做去，方才可以造成一种中国现代的新教育。”杜威对中国近代教育的情况相当了解，他有意识地针对当时中国教育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了意见。他一再强调发展教育不能盲目地模仿外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社会需要，参考外国的经验和理论来建立中国现代的新教育。这些意见是相当中肯的。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出现的经验和教训，也证明杜威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第三，要教育学生发扬爱国精神。杜威说：“学生以学为目的，在于能以聪慧的爱国精神输入于政治。所研究追求的，都必须是为了增进国家秩序的稳定。务必做一分事，对国家就有一分利益。决不可感情用事，需有目的、有方法、有决心，志之所在，往而必达。否则五分钟的热血，固然能痛快一时，但如火药爆发，转瞬即灭，又如水汽蒸发，立即消散。但若加以智慧，则火药可以制成枪弹，水汽可以转动机械。其利益是无限的。更进一步讲，我们学界中的人，可以发扬自己的智慧，将社会各方面组成得像机械那样，一轮一钉互相组合，就能发挥极大的作用，如果拆散开来，齿轮螺钉，互不相关，那就成了废物。所以必须有正当团体，互相帮助，才可达到最好的目的。”他还举例说：“日前在上海登岸的时候，正当中日青岛问题发生，见一般国民面有愁色，都说是由于政府不好，内阁腐败所造成的。这足见中国国民对于国家能有负责之心。

　　在这个时候，中国气氛表现很悲观，大学学生为国家尽力，不顾利害，勃然发动，组织极大的团体，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旅华外人见此举动，深表同情。这是共和国国民所应有的举动。因为共和国家的兴亡，责任全在国民。所以世界上无论共和专制，建设各种事业，全赖人民自己去办。这对于共和国尤为重要。……但欲有此共和的精神，必须有完善的教育，始可养成此真正共和的精神。”杜威的意见是正确的。一个国家的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其爱国精神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要通过完善的教育，启发其智慧并加以组合，从而使其担负起振兴国家的重任。

　　第四，要教育学生情智互用。杜威说：“五四运动以来，我想学生比前应当更热心求学。他们因外交问题，激动爱国心，所以有新动机、新兴趣，对于学问自然更亲切有味了。爱国的动机又大，欲救同胞之心又切，对于进德修业自然欲罢不能了。总而言之，理智和情感不是相反，而是相成。情绪能帮助理智，鼓动理智，不至流于空虚或知行不一；理智能启导情绪，坚固情绪，不至流于盲目妄动或虎头蛇尾。……说到爱国，也要情智互用才好。救国救民，谈何容易，方法万千，各需专门知识，能够单依感情做事吗?要是单有感情而无知识，想讲卫生而不知怎样防止疾疫，想做买卖而不懂怎样经营店务，还有成功的希望吗?所以感情必须受理智的启导。若说感情在理智之先，未尝不对，因为感情是行为的原动力，但是一到实行，知识就更重要了。……所以使感情坚定，要有知识，问题看清楚了，然后能始终如一。”杜威以生动的比喻，阐述情智相辅相成的道理，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第五，中国应当努力创造，对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杜威说：“现在的世界是算总账的时候，中国这个古国不应单纯去模仿，应当自己创造。物质方面，西洋已占先了一百年，中国自然稍微吃亏，但是社会方面，西洋也还没有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东西两洋都有新的需要。中国本来很注重社会方面，如人生问题、伦理问题等‘所以希望中国既与西方同处一个新境遇中，应当努力创造有贡献于世界的文明。吾自到东方以来，觉得东方对于新科学虽差，经验却很丰富。几千年的经验背着走不动固然不好，然而经验也有许多好处，含有许多人本观念，也可用新的方法来整理一下，应用到社会科学方面去。西洋文明的大缺点是物质科学进步太速，而社会科学、人生科学不能同时并进。例如造一机器可以破坏无数的产业，而其他方面没有保障，实在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应当研究怎么会使得社会科学与物质方面有点欠缺的问题，然而现在对于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正与西洋一般，它有几千年人生科学的经验，可见社会方面是向来注重的。我希望中国不单去输入模仿，要去创造，对于文化的危险有所补救，对于西洋社会的缺点有所补益，对于世界的文化有所贡献。”杜威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东方和西方在社会科学与物质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指出其长短，分析其原因，并对中国文化教育界寄予厚望。可谓远见卓识，语重心长。

　　杜威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对传统教育理论进行了批判，对教育史上的许多理论进行了探讨。他注重教育实践，对现代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他是现代西方教育史上颇有影响的教育家。他对美国的教育及许多国家的教育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体系，对旧中国教育方面的影响要比哲学方面大得多。杜威来华后，旧中国的学校教育制度、方法和内容均仿照美国的教育。例如，1922年公布施行的“新学制”中，提出七项标准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在总说明中提出，学制系统大致以儿童身心发达时期为根据，分为三段。教育以儿童为中心，学制系统宜顾及其个性及智能，故高等中等教育之编课，采用选科制，初等教育之升级采用弹性制等。这个学制是采用美国的学制。在教学方法上，提倡“从做中学”、“兴趣与训练的调和”，等等。显然，“新学制”是以杜威的教育思想为楷模的。

　　在中国教育界有影响的人物，如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郭秉文等都是杜威的学生。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教育实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有的甚至以杜威思想为指导。杜威思想在旧中国的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影响相当深广，这与杜威中国之行有很大关系。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

　　杜威在中国考察和讲学期间，所到之处，受到了广大师生、知识界、舆论界和当局的热烈欢迎和精心安排。杜威一行感到十分愉快。尤其是杜威本人，他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和爱国精神，更是念念不忘。随同杜威一起访华的杜威的女儿露西•杜威(Lucy Dewey)在访华46年后说：在中国访问的“那两年是我一生中最丰富多彩和最令人愉快的，对我的父母来说也同样如此”。杜威的另一个女儿简•杜威(Jane Dewey)在她写的《杜威传》中说：“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过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然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

　　杜威的思想曾经影响过中国的教育界和学术界人士，而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悠久的文化传统也深深地影响了杜威。这说明在中西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彼此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取长补短，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