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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美彪:《范文澜全集》编余琐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全集》第十卷的《文集》,并没有收录著者的全部文章,所以也还是文章选集。
在范文澜诞生110周年之际,《范文澜全集》全帙出版了。我和参加编辑工作的同事们,实现了原定的计划,算是为范老办了一件后事。

这里,只说几件与《全集》有关的琐事。

《全集》所收范老最早出版的一部著作是《文心雕龙讲疏》。此书原是在南开大学任教时的讲义。1925年10月由天津新懋印书局出版。此书局是地下党天津地委的秘密印刷机构,由时任地委组织部长的彭真主持。范老曾对我谈过此事,说:“书局要公开出版一些书作掩护,就把我的讲义拿去印了。”出版前,曾由张伯苓校长送给时在南开任教的梁启超看过。梁氏极为赞赏并为此书写了序言。《讲疏》是纯学术著作,又有梁启超的序言,出版此书,自足以掩人耳目了。但为了不给南开添麻烦,版权页的著者署名,加上了莫须有的“华北大学编辑员”头衔。此书印数甚少,错字很多,是可以理解的。幸有以后出版的《文心雕龙注》可供参据,收入《全集》时改订了若干错字。
《文心雕龙注》是范老享有盛誉的名著。原来本文的校记与注释、分别编册,自1929年起陆续出版。以后又有校注合刊本等多种版本。195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此书时,曾商请作者校订并撰写序言。范老请当时在近代史所工作的老友金毓黻先生找了一位老先生王寿彭核对引文,详细校阅,但没有同意写序而只题写了书名,以示新版经过作者同意。范老很少题字,这是惟一的一部自题书名的旧著。遗憾的是,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印此书时,竟将著者的题签撤掉,另换了别人的题字。《全集》收入了原由著者题签的书影,以存原貌。
《全集》收入的《诸子略义》一书,前此很少流传。书前在著者自撰的“诸子略义序言”,署“十五年(1926年)十二月”。范老在他写的论文中曾经提到过此书,但手边早已无存,外间也未见传布。“文革”期间,近代史所中国通史组的朱瑞熙在坊间书摊上发现此书,随即购回,送范老审视。此书版心刊“诸子文选”,“京师大学校文科出版课印”。诸子文选大约是开课时的名称。印刷时间当在1927年至1928年间。我在京津各图书馆搜访,均不再见此书。此本当是目前仅见的孤本,《全集》据以收录,作了校订。
另一本少见的书,是范文澜编《游击战术》。1936年,范老去河南大学任教。次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此书是为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编印的参考资料。书中汇集有关游击战术的讲述,附录朱德、彭德怀、林彪及苏联加林将军论游击战的论文。范老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全集》附录的《抗战初期我在河南的救亡运动》一文曾谈到此事。说:“我在开封曾编了一本《游击战术》,两个月销售到5000册,因此,我被闻名不识面的朋友们误认为游击专家了”。“我深切感觉虚声浮名,误事不小”。此书由当时也在河南大学任教的萧一山收入他主编的《经世小丛书》出版,并为此书题写了书名。由于这一段因缘,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时任北平行营秘书长的萧一山,在南逃前曾留言把他的全部藏书留赠给范文澜的研究机构。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现藏图书中,有些钤有萧一山藏书章,就是这么来的。
范老写过一本中国文学史,《全集》未能收录。吕振羽同志曾对我多次谈到此事。说他早年读过此书,甚有特色,嘱我设法找到。我问过范老,他说确有此事,但他手边早已无存了。多年来,我向各地图书馆查访,直到编印《全集》时仍无下落,只好留待将来了。
1979年,我曾和刘大年、荣孟源、丁名楠、潘汝暄等同志一起,编了一本《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出版,后又题为《范文澜集》再版,共收论文17篇。《全集》第十卷《文集》收入文章58篇,较《选集》有所增加。《全集》第一篇是《选集》未收的《与颉刚论五行说的起原》,初刊于1931年《史学年报》。顾颉刚原来是范文澜在北大时的同班同学,一度因病辍学,毕业晚了两年。两人毕业后仍有学术交往。1925年,顾氏在北平组织成立朴社,邀范老参加。范老的名著《经学概论》和《水经注写景文钞》等书都是由朴社出版的。抗日战争后两人失去联系。1953年,中国科学院筹建历史研究所,毛泽东主席倩人转告范文澜:一定要把顾颉刚请来。顾颉刚到历史所第一所工作后,适值范老组织校点《资治通鉴》,邀约顾老参与主持,是两人最后的一次学术合作。
《文集》增收了著者在河南抗战救亡时发表的几篇文章。发表在《风雨》杂志的《忆鲁迅先生》一文写于鲁迅逝世一年之后。范老与鲁迅是同乡。文章忆述他在北大学习时,暑假期间,几乎天天晚饭后都要到鲁迅家中去。鲁迅当时任教育部佥事,生活极为俭素。文中说到当时的某些“老师宿儒”,“装扮得俨然道貌”却是“人欲横流”,很少像鲁迅那样的“言行一致”,无可怀疑。鲁迅去上海后,1932年最后一次回北平,即在范老家中与地下党领导的左翼文化界建立联系。文中不便多谈这些事,但表示了对鲁迅的由衷的崇敬。
著者到延安后,在解放区发表的文章中,《李大钊同志永远不死》一文澄清了一些误传。过去传说范老1926年在天津入党后,曾来北京会见李大钊。此文说到,朋友李君曾邀他一同去北京会见李大钊,但未及成行,李大钊即在北京被捕。文中所说的“李君”,即天津“地下党”书记李季达。李大钊被捕后,他也在天津遇害牺牲。天津党组织遭破坏,范老逃来北京。此文记述了他在京为李大钊送葬和宪兵三团镇压送葬群众的一些情景。
《全集》第十卷的《文集》,并没有收录著者的全部文章,所以也还是文章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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