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先生,字仲沄,清光绪十九年(1893)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十五岁前在私塾和山阴县学堂读书。绍兴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光辉的历史人物,这对范文澜的学术和人生道路,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范文澜的前半生是大学教授和汉学家,后半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目前评价他后半生者多,而谈论他前半生者少。毛主席有过教导:“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我这篇小文,专谈范文澜的前半生,说明他与绍兴血肉般的联系,以填补目前史学界之阙漏。
(一)
浙东之学,源远流长。南宋以来,名家辈出。明末清初,黄宗羲创立浙东学派。梁启超曾说:“浙东学风,从梨洲(黄宗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祖望)起,以至于章实斋(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八、清初史学之建设》)章学诚是浙东学派的殿军。他在《文史通义》中写了一篇《浙东学术》,论述浙东史学的源流,阐明浙东史学的特点,其中有一段重要的话:“或问:事功气节,果可与著述相提并论乎?曰: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准确而深刻地总结了浙东史学“经世致用”的精神。
黄宗羲是绍兴府余姚县人,章学诚是绍兴府会稽县人,都是范文澜的同乡前辈,万斯同、全祖望都是宁波府鄞县人,与范文澜的故乡邻近。浙东学派对范文澜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无论是范文澜前半生的著作,还是后半生的著作中,都洋溢着对黄宗羲的崇敬之情。如尊称黄宗羲是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做学问是学、思结合,为救亡而读书;如赞扬黄宗羲觉悟到政治的基本原理,所作《明夷待访录》,主张去君主的尊严,发平等之公理,颇具民主思想;等等。
1929年,范文澜的《水经注写景文钞》出版。表面看,这是一部山水文学的资料选编;深层上,作者借此表达一种崇高的政治理想。如自序所说:要铲除那些玷污山川的东西,“按照科学及艺术的指示,一县一省一国乃至世界规律地普遍地美化了,人在这样优良空气中生活着,有作工读书娱乐的一定时候,衣食无虑,贫富不争,机诈消灭,浩浩荡荡努力向着文明路上直奔前进。那样,无地不表现艺术,无人不享受艺术,真所谓山水有灵,当感知已于无穷了”。
1936年,范文澜的《大丈夫》出版。作者在“凡例”中说:“每当外力侵入中国的时候,总有许多忠臣义士,用各种方式参加民族间悲壮的斗争。有的事迹流传下来,有的连姓名都湮没了。他们拼出血和生命,去保证民族的生存,是永远应该崇敬的。本书所举二十五人,只是取其声名最著,做个代表的意思,读者千万不要忘了其余无数的忠义人。”此书作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前夕,作者用通俗读物的形式,宣传爱国思想,提倡民族精神,“希望每个读者也都学做大丈夫”。
以上二书,是范文澜继承并发扬浙东学派“经世致用”学风的产物。此外,范文澜对浙东学派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的史学成就,也分别作了恰当的评述。他所提出的“必需改变经学为史学”的主张,显然受了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启迪。
(二)
清初,浙东是汉人进行反清复明斗争的重要根据地之一,许多仁人志士壮烈牺牲。黄宗羲就是一位因反清复明活动而“濒于十死”的遗民。范文澜歌颂黄宗羲起兵救国,或走日本乞师,或入海据舟山,或驻四明山寨号召义兵,并认为章炳麟参加辛亥革命,主要是受黄宗羲反满思想的影响。
清末,浙东又是光复会推翻清政府的大本营。光绪三十年(1904),蔡元培等组织光复会。三十一年(1905),光复会员徐锡麟等创办大通师范学堂。清政府规定,民间不得兴办武备学校,徐锡麟等遂以师范学堂为清政府培训“团练”骨干之名义,设立“体操专修课”,取得合法地位。大通学堂实质上是光复会为推翻清政府、积聚武装力量的军事学校。三十三年(1907),光复会员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组织光复军。徐锡麟时任安庆巡警学堂会办。徐、秋约定好时间,在皖、浙同时起义。这个计划被清政府觉察,徐锡麟决定趁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际,提前发难,失败后被杀。接着秋瑾被捕,不屈就义。
徐锡麟、秋瑾都是绍兴府山阴县人。大通学堂离范家不到半里路,操场在范家对面,中间仅隔丈把宽的小河。范文澜兄范文济,是大通学堂的学生。十四岁的范文澜,喜欢看大通学堂学生上操,有几次看到一位矮小的戴眼镜的人在操场里看操,听人说:“这是徐锡麟”。范文澜所看到的秋瑾,总是男子装束,穿长衫、皮鞋,常常骑着马。光绪三十三年阴历六月初四日午后,范文澜听到有枪声,看到满操场都是兵,秋瑾穿着白汗衫,双手反缚,被一个兵推着走,前面有几个兵开路,又有几个兵紧跟在后面,他们都端着上刺刀的枪,冲锋似的奔过范家门旁的锦鳞桥,向绍兴知府衙门的路上奔去。“秋瑾严肃镇静的神情和那群狗子们疯狂凶恶的可憎相”,范文澜“看得很分明”。到六十三岁撰写《女革命家秋瑾》时,他说:“幼年经历过的事情差不多都忘光了,只有秋瑾被捕的景象,到今天还能够清楚地写出来”,可见印象之深刻。
范文澜尊称秋瑾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她生长在地主官僚家庭,生活是比较优裕的,她鄙弃这种生活……决心拼一死来挽救中国”。“她得到徐锡麟举事失败的消息,暂时走避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她拒绝走避……成为千古不朽的伟人”。范文澜进行总结:“这里可以得出一个宝贵的教训:谁的行动能够符合于当时社会的发展规律,谁就能够成为人民敬爱的英雄豪杰。”
从浙东学派黄宗羲,到光复会徐锡麟、秋瑾的英雄事迹,对范文澜的人生道路,有不容忽视的巨大影响。1937年,范文澜在河南大学任教。七七事变后,四十四岁的他,毅然脱下教授的长袍,穿起军装,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三)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两位伟人——蔡元培和鲁迅,都是绍兴人,范文澜的师、友。
1913年,范文澜在上海投考北京大学预科,被录取。秋季来北大学习。校长是蔡元培。1914年,范文澜升入本科,在文科中文门(后改称国文门)学习。1917年秋毕业,继续在文科研究所国文门(后改称国学门)进修。范文澜受知于蔡元培,一度被聘为蔡之秘书。1926年至1927年间,范文澜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讲授《诸子略义》,讲《伪列子杨朱篇》时,采用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清谈家之人生观全篇。以上说明范文澜与蔡元培之学术关系。1933年1月,蔡元培等创建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范文澜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1934年8月,范文澜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期间,以共产党嫌疑被逮捕,押解到南京,囚禁了几个月,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和北平各大学教授二十余人,联名保释,1935年1月范文澜出狱。以上说明范文澜与蔡元培之政治关系。
1912年,鲁迅任教育部佥事,住在北京南半截胡同山会邑馆(绍兴会馆)的藤花馆。次年,范文澜进北京大学学习,暑假中,每天晚饭后,与表弟同至鲁迅寓所,天快黑了,才告辞回去。对照《鲁迅日记》1913年6月14日记:“晚许诗荃来,又偕一范姓者,未问其字。”这条记载,证实了范文澜与鲁迅初次见面的时间。12月14日记:“晚铭伯、季市招饮于寓所,赴之,席中有俞月湖、查姓忘其字、范云台、张协和及许诗荃,九时归。”1914年8月13日记:“夜范云台、许诗荃来。”1915年10月31日记:“午许铭伯先生邀饭,赴之,季市、诗荃、世英、范伯昂、云台同坐,午后归。”12月26日记:“晚范云台、许诗荃来,各遗以《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1917年1月23日记:“晚范云台、许诗荃来。”4月1日记:“晚范云台、许诗荃来。”9月9日记:“遂至铭伯先生家,见范云台正从汴来,见赠安阳宝山石刻拓本一份,计魏至隋刻十九种、唐刻三十三种、宋刻一种,共八十二枚。”1918年1月1日记:“上午范云台、许诗荃、诗英来。”7月14日记:“夜范云台、许诗荃来谈。”(范文澜原字云台,改字仲沄,在《鲁迅日记》中得到证实。)
1925年,范文澜在南开大学任教,鲁迅在北京,10月17日记:“访季市,遇范文澜君,见赠《文心雕龙讲疏》一本。”1926年后,鲁迅出北京,先到厦门,后到广州,最后到上海。1929年,范文澜在北平几所大学任教,鲁迅于5月由上海北上探亲。28日记:“晚访幼渔,在其寓夜饭,同坐为范文澜君及幼渔之四子女。”6月1日记:“范文澜来。”鲁迅返沪后,9月10日记:“得柳垂、陈梦庚、李少仙、范文澜信各一封,夜复讫。”1932年,范文澜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11月,鲁迅因母病来北平,18日记:“霁野、静农来,晚维钧来,即同往同和居夜饭,兼士及仲沄已先在。”19日记:“下午访幼渔,见留夜饭,同席兼士、静农、建功、仲沄、幼渔及其幼子,共七人。”24日记:“下午范仲沄来,即同往女子文理学院讲演,约四十分钟。同出,至其寓晚饭,同席共八人。”鲁迅未记这八人的姓名,其中有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的代表。《鲁迅日记》反映出范文澜与他日益密切的关系。1936年,鲁迅去世。次年,范文澜撰写《忆鲁迅先生》一文,尊称鲁迅“始终是个道德高尚的学者”。“从我认识他起,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件事,或目见,或耳闻,可以引起我的怀疑的”。“他并没有加入那一党那一派,想获得什么地位或权利,更没有做任何缺德不能告人的事情”。“鲁迅先生的言行一致……怪不得他有资格奋笔教训人”。
一师一友对范文澜有直接的影响。举一个例子:范文澜一贯强调历史研究中有四个问题,学习理论、掌握资料、文字表达三个问题之外,还有一个言行一致的问题。他认为:言行不一致,是在史学工作上做马克思主义的八股。联系到范文澜对鲁迅言行一致的敬佩,更能理解他提出这个问题之语重心长。
范文澜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恰如周总理所说,他的“脑子通了”,“运用自如”(《学习毛泽东》),造就了自己的学术个性,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所以,我们不应把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割裂开来。那么,研究他的前半生,包括论证绍兴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人物对他的影响,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事了。
－－
社科院范文澜介绍：
范文澜(1893-1969.7.29)
历史学家。
浙江绍兴人。1917年北京大学毕业。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失掉组织关系，1939年重新入党。曾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1940年到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并兼这两所大学的历史研究室主任。建国后，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还著有：《中国近代史》（上册）、《历史考略》、《群经概论》、《水浒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
1969年7月2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
范文澜的前半生是大学教授和汉学家,后半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目前评价他后半生者多,而谈论他前半生者少。毛主席有过教导:“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我这篇小文,专谈范文澜的前半生,说明他与绍兴血肉般的联系,以填补目前史学界之阙漏。
(一)
浙东之学,源远流长。南宋以来,名家辈出。明末清初,黄宗羲创立浙东学派。梁启超曾说:“浙东学风,从梨洲(黄宗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祖望)起,以至于章实斋(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八、清初史学之建设》)章学诚是浙东学派的殿军。他在《文史通义》中写了一篇《浙东学术》,论述浙东史学的源流,阐明浙东史学的特点,其中有一段重要的话:“或问:事功气节,果可与著述相提并论乎?曰: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准确而深刻地总结了浙东史学“经世致用”的精神。
黄宗羲是绍兴府余姚县人,章学诚是绍兴府会稽县人,都是范文澜的同乡前辈,万斯同、全祖望都是宁波府鄞县人,与范文澜的故乡邻近。浙东学派对范文澜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无论是范文澜前半生的著作,还是后半生的著作中,都洋溢着对黄宗羲的崇敬之情。如尊称黄宗羲是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做学问是学、思结合,为救亡而读书;如赞扬黄宗羲觉悟到政治的基本原理,所作《明夷待访录》,主张去君主的尊严,发平等之公理,颇具民主思想;等等。
1929年,范文澜的《水经注写景文钞》出版。表面看,这是一部山水文学的资料选编;深层上,作者借此表达一种崇高的政治理想。如自序所说:要铲除那些玷污山川的东西,“按照科学及艺术的指示,一县一省一国乃至世界规律地普遍地美化了,人在这样优良空气中生活着,有作工读书娱乐的一定时候,衣食无虑,贫富不争,机诈消灭,浩浩荡荡努力向着文明路上直奔前进。那样,无地不表现艺术,无人不享受艺术,真所谓山水有灵,当感知已于无穷了”。
1936年,范文澜的《大丈夫》出版。作者在“凡例”中说:“每当外力侵入中国的时候,总有许多忠臣义士,用各种方式参加民族间悲壮的斗争。有的事迹流传下来,有的连姓名都湮没了。他们拼出血和生命,去保证民族的生存,是永远应该崇敬的。本书所举二十五人,只是取其声名最著,做个代表的意思,读者千万不要忘了其余无数的忠义人。”此书作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前夕,作者用通俗读物的形式,宣传爱国思想,提倡民族精神,“希望每个读者也都学做大丈夫”。
以上二书,是范文澜继承并发扬浙东学派“经世致用”学风的产物。此外,范文澜对浙东学派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的史学成就,也分别作了恰当的评述。他所提出的“必需改变经学为史学”的主张,显然受了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启迪。
(二)
清初,浙东是汉人进行反清复明斗争的重要根据地之一,许多仁人志士壮烈牺牲。黄宗羲就是一位因反清复明活动而“濒于十死”的遗民。范文澜歌颂黄宗羲起兵救国,或走日本乞师,或入海据舟山,或驻四明山寨号召义兵,并认为章炳麟参加辛亥革命,主要是受黄宗羲反满思想的影响。
清末,浙东又是光复会推翻清政府的大本营。光绪三十年(1904),蔡元培等组织光复会。三十一年(1905),光复会员徐锡麟等创办大通师范学堂。清政府规定,民间不得兴办武备学校,徐锡麟等遂以师范学堂为清政府培训“团练”骨干之名义,设立“体操专修课”,取得合法地位。大通学堂实质上是光复会为推翻清政府、积聚武装力量的军事学校。三十三年(1907),光复会员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组织光复军。徐锡麟时任安庆巡警学堂会办。徐、秋约定好时间,在皖、浙同时起义。这个计划被清政府觉察,徐锡麟决定趁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际,提前发难,失败后被杀。接着秋瑾被捕,不屈就义。
徐锡麟、秋瑾都是绍兴府山阴县人。大通学堂离范家不到半里路,操场在范家对面,中间仅隔丈把宽的小河。范文澜兄范文济,是大通学堂的学生。十四岁的范文澜,喜欢看大通学堂学生上操,有几次看到一位矮小的戴眼镜的人在操场里看操,听人说:“这是徐锡麟”。范文澜所看到的秋瑾,总是男子装束,穿长衫、皮鞋,常常骑着马。光绪三十三年阴历六月初四日午后,范文澜听到有枪声,看到满操场都是兵,秋瑾穿着白汗衫,双手反缚,被一个兵推着走,前面有几个兵开路,又有几个兵紧跟在后面,他们都端着上刺刀的枪,冲锋似的奔过范家门旁的锦鳞桥,向绍兴知府衙门的路上奔去。“秋瑾严肃镇静的神情和那群狗子们疯狂凶恶的可憎相”,范文澜“看得很分明”。到六十三岁撰写《女革命家秋瑾》时,他说:“幼年经历过的事情差不多都忘光了,只有秋瑾被捕的景象,到今天还能够清楚地写出来”,可见印象之深刻。
范文澜尊称秋瑾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她生长在地主官僚家庭,生活是比较优裕的,她鄙弃这种生活……决心拼一死来挽救中国”。“她得到徐锡麟举事失败的消息,暂时走避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她拒绝走避……成为千古不朽的伟人”。范文澜进行总结:“这里可以得出一个宝贵的教训:谁的行动能够符合于当时社会的发展规律,谁就能够成为人民敬爱的英雄豪杰。”
从浙东学派黄宗羲,到光复会徐锡麟、秋瑾的英雄事迹,对范文澜的人生道路,有不容忽视的巨大影响。1937年,范文澜在河南大学任教。七七事变后,四十四岁的他,毅然脱下教授的长袍,穿起军装,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三)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两位伟人——蔡元培和鲁迅,都是绍兴人,范文澜的师、友。
1913年,范文澜在上海投考北京大学预科,被录取。秋季来北大学习。校长是蔡元培。1914年,范文澜升入本科,在文科中文门(后改称国文门)学习。1917年秋毕业,继续在文科研究所国文门(后改称国学门)进修。范文澜受知于蔡元培,一度被聘为蔡之秘书。1926年至1927年间,范文澜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讲授《诸子略义》,讲《伪列子杨朱篇》时,采用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清谈家之人生观全篇。以上说明范文澜与蔡元培之学术关系。1933年1月,蔡元培等创建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范文澜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1934年8月,范文澜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期间,以共产党嫌疑被逮捕,押解到南京,囚禁了几个月,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和北平各大学教授二十余人,联名保释,1935年1月范文澜出狱。以上说明范文澜与蔡元培之政治关系。
1912年,鲁迅任教育部佥事,住在北京南半截胡同山会邑馆(绍兴会馆)的藤花馆。次年,范文澜进北京大学学习,暑假中,每天晚饭后,与表弟同至鲁迅寓所,天快黑了,才告辞回去。对照《鲁迅日记》1913年6月14日记:“晚许诗荃来,又偕一范姓者,未问其字。”这条记载,证实了范文澜与鲁迅初次见面的时间。12月14日记:“晚铭伯、季市招饮于寓所,赴之,席中有俞月湖、查姓忘其字、范云台、张协和及许诗荃,九时归。”1914年8月13日记:“夜范云台、许诗荃来。”1915年10月31日记:“午许铭伯先生邀饭,赴之,季市、诗荃、世英、范伯昂、云台同坐,午后归。”12月26日记:“晚范云台、许诗荃来,各遗以《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1917年1月23日记:“晚范云台、许诗荃来。”4月1日记:“晚范云台、许诗荃来。”9月9日记:“遂至铭伯先生家,见范云台正从汴来,见赠安阳宝山石刻拓本一份,计魏至隋刻十九种、唐刻三十三种、宋刻一种,共八十二枚。”1918年1月1日记:“上午范云台、许诗荃、诗英来。”7月14日记:“夜范云台、许诗荃来谈。”(范文澜原字云台,改字仲沄,在《鲁迅日记》中得到证实。)
1925年,范文澜在南开大学任教,鲁迅在北京,10月17日记:“访季市,遇范文澜君,见赠《文心雕龙讲疏》一本。”1926年后,鲁迅出北京,先到厦门,后到广州,最后到上海。1929年,范文澜在北平几所大学任教,鲁迅于5月由上海北上探亲。28日记:“晚访幼渔,在其寓夜饭,同坐为范文澜君及幼渔之四子女。”6月1日记:“范文澜来。”鲁迅返沪后,9月10日记:“得柳垂、陈梦庚、李少仙、范文澜信各一封,夜复讫。”1932年,范文澜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11月,鲁迅因母病来北平,18日记:“霁野、静农来,晚维钧来,即同往同和居夜饭,兼士及仲沄已先在。”19日记:“下午访幼渔,见留夜饭,同席兼士、静农、建功、仲沄、幼渔及其幼子,共七人。”24日记:“下午范仲沄来,即同往女子文理学院讲演,约四十分钟。同出,至其寓晚饭,同席共八人。”鲁迅未记这八人的姓名,其中有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的代表。《鲁迅日记》反映出范文澜与他日益密切的关系。1936年,鲁迅去世。次年,范文澜撰写《忆鲁迅先生》一文,尊称鲁迅“始终是个道德高尚的学者”。“从我认识他起,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件事,或目见,或耳闻,可以引起我的怀疑的”。“他并没有加入那一党那一派,想获得什么地位或权利,更没有做任何缺德不能告人的事情”。“鲁迅先生的言行一致……怪不得他有资格奋笔教训人”。
一师一友对范文澜有直接的影响。举一个例子:范文澜一贯强调历史研究中有四个问题,学习理论、掌握资料、文字表达三个问题之外,还有一个言行一致的问题。他认为:言行不一致,是在史学工作上做马克思主义的八股。联系到范文澜对鲁迅言行一致的敬佩,更能理解他提出这个问题之语重心长。
范文澜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恰如周总理所说,他的“脑子通了”,“运用自如”(《学习毛泽东》),造就了自己的学术个性,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所以,我们不应把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割裂开来。那么,研究他的前半生,包括论证绍兴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人物对他的影响,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事了。
－－
社科院范文澜介绍：
范文澜(1893-1969.7.29)
历史学家。
浙江绍兴人。1917年北京大学毕业。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失掉组织关系，1939年重新入党。曾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1940年到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并兼这两所大学的历史研究室主任。建国后，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还著有：《中国近代史》（上册）、《历史考略》、《群经概论》、《水浒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
1969年7月2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
请您支持独立网站发展，转载请注明文章链接：
- 文章地址: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1/1007
- 引用通告: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trackback.php/1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