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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

《中国青年》第三卷第三期 民国三十年一月五日出版
我不愿回忆过去,因为过去没有什么值得留恋。
范文澜
我不愿回忆过去,因为过去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中国青年社》问我怎样会来到延安,这使我不得不说到没有来延以前的生活状况,因而索性从我个人的“上古 三代”说起。

一、好玩的幼童

我生在旧社会所谓“诗书门第”的家庭里。父亲性格极严肃,对儿子们很少表示喜笑的和霭态度。母亲当然亲爱得多,但儿子们怕她,不比怕父亲差多少。这样,挨打挨骂的危机到处潜伏着,只有“小心翼翼”“循规蹈矩”避免一切可以招致打骂的行动,才能获得眼前的和平。
现在想来,不能埋怨父亲母亲对我的过度管束,因为我的过度好玩,实在使爱我者为之惊惧不安。我那时候觉得什么都是好玩的。池塘里摸虾蟹泥鳅,有一次几乎淹死。乱草堆捉蟋蟀,时常被蜈蚣黄蜂蜇伤,有一次几乎被蝮蛇咬死。爬树探鸟巢,上屋顶乱走眺望,送子观音殿偷小菩萨,大雪天在雪地赤脚奔跑,制造戈矛( 削尖的竹竿木棍)炮弹(鸡蛋壳装石灰)等武器和邻舍儿童打架。诸如此类的玩闹 ,害得父母担忧生气,花钱请医生,向受害者道歉,等等麻烦苦恼,怎能不使他们 讨厌头痛呢。
在父母面前,装得十分恭顺,“无懈可击”,一出监视范围,就雀跃鼠窜,畅所欲为。玩的时候,决没有想到闯祸的后果,挨打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不再玩 。客观方面,打骂与玩是联系着的,主观方面,打骂与玩是两件不相干的事。所以我相信,打骂制度,毫无用处。

二、书房里的机器人

我七岁进书房,老师姓赵,据说他的“坐功”在蒙师群中很著名。的确,他从不生病,从不告假回家去,除了年底放一个月假,其余三百多天,总是象机器人一样,依规律教书。我开始读司空图诗品,接着读大学中庸等等所谓四书五经。我记忆力很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似乎还好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那一套,真觉得唠唠叨叨,纠缠不清,背书挨打,总是为了注文欠烂熟。心里怒骂“朱熹是什么东西,造出这许多狗屁,让我吃苦,非烧掉你不可。”书房学生共三人,──我,我的哥哥,还有一位堂阿哥──在赵老师严格“管教”之下,三个活泼儿童,也都成了机器人。
赵老师夏天爱睡午觉,我们三人约定午睡时间,提高嗓子,拼命朗诵。如此日久,赵老师自动放午假,让我们暂时休息。春秋冬三季读夜书,磕睡得要死,赵老师放轻脚步,从后面轮流猛击磕睡者头部。这在书房术语,叫做“吃栗子块”。老师紧握着右拳,中指节凸出成三角形,三角尖击头,照例起块像栗子大。每天夜里,老师的拳忙着送栗子块,学生的头忙着吃栗子块,油灯暗淡,书声高低断续,栗子卜卜作响,这就是书房里大小四个机器人的工作。

三、在小学堂

十四岁春天,父亲送我进县立高等小学堂。校长特别“优待”,教我插三年级 。这真是大吃苦头的“优待”!第一次上英文课,就读“皇家读本”第二册“乌龟和兔子赛跑”那一课。连字母都没有认过的我,一进讲堂,即刻变成“傻瓜蛋”, 瞠目结舌,不知如何是好。我立誓学乌龟,无奈使不上劲,想慢慢爬也不行。后来 坚决要求校长设法“救济”,校长准我课外学一个月的Primer,总算学得些字母,拼音,最简单的造句法。我拼命赶上去,白天有一位令人难忘的同学陶治安先生帮助我学习,晚上“非法”偷开夜车,大概一年后,才追上同学们。算学非伏案演草不可,而我的“夜车”止能躺在床上偷开,因此正式自习时间全部费在算学上。我连亚剌伯数目字都没有见过,凭空学起“命分”来,也幸得陶先生的帮助,使我逐渐克服困难。英算两大负担以外,还要背诵易经书经(前清学校必须读经,而且很认真)。至于唱歌图画手工之类,止好敷衍塞责,骗取及格分数就满意了。
虽然受了功课的严重压迫,但不能停止我的好玩惯性。第一天进学校,同宿舍八个幼童,姓名还没有记清,就玩了一套“耍老虎”的游戏。我当老虎头,其余当虎脚虎尾,上面蒙着老虎毯子(我的卧具),大声吆喝,撞进别人宿舍去。结果老虎毯子被没收,扭着我一个人去告校长。我受了一顿斥责。第二天朝晨挂出“校长示”的木牌来,说我许多不是,结尾是“姑念该生未习校规,从宽免与记过,特此训戒,以策后效”。学校认我“性非驯良”(木牌中语),照惯例把我搬到校长室贴邻一间宿舍里住。我索性玩起来,读了两年书,记大过两次。学校讨厌我,又似乎不想斥退我,几次都“从宽免与记过”,我糊里糊涂毕业了。
读书苦恼,游戏受罪,这就是我的小学生活。

四、游荡的中学生

我们的县立小学,程度相当高,毕业时英文读完“皇家读本”第三本,文法读完“内司飞而特”第三本,算学也不差。我投考浦东中学堂,插入二年级,还似乎有些余力。学校状励体育,有各种球类游戏,在一定时间内,强迫学生上操场,至少必须散步。那时候我应该畅玩了,可是我过不惯集体生活,正想读书,强迫去游戏,正想去游戏,强迫去读书,读书游戏,总不合拍,玩的兴趣逐渐消失了。我在小学,已经自发的憎恶满清皇朝,不知道怎么去反对他,只知道辫子是可恨的东西。每次剃头,总敦嘱理发匠剃去一圈长发。有的肯,有的不肯,日久头顶仅存烧饼那样大的一块长头发。正面看去,很象和尚。在那时候这是极不美观的。提倡质朴的校长黄炎培先生,认为我不趋时髦,值得夸奖,曾被提出算作品学兼优的学生之一。那知我这光头,多少含些“大逆不道”的意义。
浦东读了一年书,转学到杭州安定中学堂。安定管理宽松,功课也不太紧,我 感觉很“自由”。星期日照例跑西湖,既不进茶楼坐赏风月,也不泛小舟追慕少艾 ,我却有独自的目的。说来可笑,小学时代,读《桃花源记》,《鲁滨孙漂流记》及其他神 仙小说,给我强烈的印象。曾几次计划找荒岛去。西湖山深林幽,使我幻想着桃花 源也许不远,神仙可能碰见。辛亥革命暴发,学生们高兴得像疯狂一样,我也被“共 和”这个名词全身麻醉了。像我这样落后得想求神仙的学生,一遇革命,就直觉地 拥护赞成,证明任何愚民教育,掩不住青年爱好前进的热情。
中学四年,没有学得什么。现在回忆,那些是中学教育给我的东西呢?我想,只有西湖跑的次数算不少。

五、到北京去

我叔父在河南,拍电报来教我考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前身是虚名颇大的京师大 学堂,一般认为很难录取。我冒险去上海国文预科考试,自觉卷子写得不成模样, 录取绝无希望。我叔父鼓励我,仍教我去北京进私立大学。我到北京,表弟许君在 车站接我,说我已经录取了。一刹那间,我的心境在不露形色中震动了一下。 文预科几乎专读外国文,中史中地国文都在下午上课,而这些课学生照例是“藐 视”的。“上东安市场去”是午饭时候热烈的提案。四五人里推选一人上课,其余 畅玩东安市场去了。教员低着头点名,“被选上课人”发各种不同声调“应卯”。 真不愧是“公开的秘密”。
我从预科转到本科,功课好象更专门了,而用功好像更不需要了。军阀混乱, 政治污浊,学校腐朽,学生醉梦,这是“五四”运动大风暴前的寂静时代,我生性 迟钝,而又正沉溺在训诂考据的圈子里,并不知道“五四”的快要来到,只感觉得 百无聊赖罢了。我曾向佛经找出路,读了相当数量的佛经,《大乘起信论》是随身密伴 ,“趺跏而坐”是日常功课。我虽然迷信学佛,可是反对学校不合理的措施,却无 所顾虑,因此几乎被斥退。
“五四”以前两三年,我算是毕业了。学得些什么呢?学得些“头脑顽固”, 一切都立在腐朽方面。我那时候深信天下学问只有“好古”一家,别无分号。所以 曾跟古文经学家摇过旗,曾跟“选学妖孽”呐过喊,现在想来,真是觉得惭愧。

六、当教书匠

我在大学里,被“当代大师”们“谬奖”,认为颇堪传授“衣钵”,鼓舞我“ 好自为之,勉求成立”。我那严肃可怕的父亲,看我写的什么“考”,什么“篇”, 也颇改变态度,宽加辞色。我那和蔼可亲的叔父,更是奖勉有加,教我努力上进。 我似乎有了自信力了,“追踪乾嘉老辈”,成为全部生活的唯一目标。
我决定选择教书做职业,从民国七年起,一直教下去,宣讲我的“好古”之学 。“五四”运动没有打动我的“好古”根基,我不赞成白话文,甚至荒谬到替鲁迅 大师惋惜,以为他“离径叛道”,“走错道路”,因之偶到北京,不再专诚去谒见 他。“五卅”运动起来,才打得我半动,我开始知道帝国主义的凶恶残忍(当然, 帝国主义到底是什么,并不懂得),非轰跑它不能救中国。我参加天津市民大游行, 从出发到回校,没有掉队,噪子叫哑了。半路上坐车回校的同事们,半取笑半当真 地问我“你老夫子也会起劲吗?明天再游行,你该叫得更响些”。我很愤怒,用同 样态度答道,“你们真是聪明家伙,连叫口号也留后步”。后来××派人来学校征 求党员,我干脆拒绝加入。简单的理由之一,是看不起那些“喊口号也留后步” 的先生们,而这些先生们,正是老牌××党员。
过了不多时候,有一位共产党员因同乡关系来找我谈话,我们一见如故,谈得 很痛快,我发表一大套乌托邦的幻想,不能自圆其说的时候,还提出不少幼稚的疑 问。我这位同乡耐心给我解释,并且借我一本共产主义ABC看,我读了以后才知 道革命不是快意高谈,而是伟大艰苦的实际行动,回头看“追踪乾嘉老辈”那个“ 大志”实在不但不大而且是渺乎小哉了。我毫不犹豫地放弃老营寨,愿意在新时代 前面缴械投降。
我在天津被“勾魂使者”追求,不得不换个安身地方。我跑到北京教书多年,接触青年学生不少。使我愤怒的经验告诉我这样一个规律,凡是学业最好品行最好的青年,十之八九是要开除逃亡被捕坐牢受刑失踪打靶的。反之所谓“思想纯正,行动稳健”的先生们(包括教员,学生,但没有青年,只有些少年老成的老少年,理该同受“先生”的尊号),则大抵旨趣卑污,学问平凡,洋装革履,油头粉(雪花膏)面,崇拜“曲线美”“大洋钱”之徒。北京改为北平,这些“之徒”们并未受到丝毫的影响,抗战之后,其中不少又被证明变作了汉奸(如某某某某……多得很,数不清)。

七、请参观小屋

我自信是一个老实“学究”,整年整月抱着书本上课堂讲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换 大米饭吃,对兴风作浪,满身长刺长毛的“老爷大人”们,采取“敬而远之”态度 ,不敢恭维,但也并无冒犯。而他们仍总是疑神疑鬼,好象不相信我。正当头等汉 奸汪精卫在北平闹什么“扩大会议”那一年,“茅庐之中”,被宪兵突然“枉顾”,口称司令来请,我连同来我家闲谈的七八个青年学生鱼贯前去“参观”木栅子小屋。还好,仅仅两个星期,汪精卫等等从北平滚滚而去,我自然也从木栅子小屋滚出来,他们滚来滚去,当然有他们的兴趣和道理,我这无端滚一下,还是不知所犯何罪。“九一八”以后中国明明止有抗战一条道路,我虽说是个“学究”也还懂得不抗战就要亡国。而什么“国联裁制”什么“长期准备”,什么“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那一大套,从来却竟摸下面皮,毫不客气的严禁谈论抗日。他们如此如彼的玩把戏,竟把我“老学究”气得瞪眼大怒,我细心考察,切实证明了(像两直角等於一百八十度那样证明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言行一致,想救自己免当亡国奴,理应对共产党以及好青年表示亲近。於是乎我“老学究”又被宪兵请去。这一请是比前次进步多了,一是路途远了,“从北平,到南京”,二是木栅子小屋变成铁栅子小屋,木器进到铁器了。总算运气好,在“我要抗日,不知其他”的立场上,在“内抗强权,外搬救兵”的策略下,居然还能从铁栅子小屋里滚回北平。不过蛋欲静而滚不息,接着又从北平滚到开封来。当然,我这一滚,还是不知所犯何罪。没奈何,勉学阿Q精神,聊以解嘲道:“滚来滚去,在这鸡蛋世界,没有滚出血来,总算运气。”
八、被误认为游击专家
在河南大学教着书,芦沟桥大炮响了。尽管你老先生紧掩双耳,却掩不住敌人的大炮口,终于不得不承认中日战争的事实。久矣夫掩口不言的我们,似乎也相当可以说话了,在许多文化人(我也跟在后面呐喊)“大做文章”动员群众以后,河南先进青年,都感觉到学习救亡理论和技术的必要。河大当局以及一般朋友们帮助我,教我办短期的训练班。不久成立了一个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青年们投考的踊跃,学习的热心,使我确信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必然胜利。训练班主要课目是中国问题(稽文甫先生担任)与游击战术(马致远同志担任),这两位台柱子撑起训练班的“金字招牌”,声名很好,在青年群中起着颇大的影响。那时候我们的预定计划是挑选一部分学生沿平汉线(重要城市)办短期训练班,兼做民运工作,联合当地青年,广播救亡种子,最后目的到信阳去打游击。
训练班一个月毕业,我们决定从开封步行到许昌,路程二百四十里,作为毕业考试的试题。这在住惯城市的人看来,确是一个颇难的“试题”,可是应试的几乎是学生全体(约二百人)。我们经费经验都很缺乏,只能允许七十几个学生“应试” ,名称改为河大抗训班服务团。团长稽文甫先生留开封做统一战线工作,免得顽固 分子造谣捣乱。我们在许昌办了一个两星期的训练班,收获不坏,虽然也有不少想 破坏我们人,但当地官绅教育界以及驻军某军团长却给了我们许多帮助。正当阴历 年底,九十个人的服务团,浩浩荡荡向舞阳县进行了。
我在开封曾编印一本“游击战术”,两个月销售到五千册,因此,我被闻名不 识面的朋友们误认为游击战术专家了。我到许昌第二天,就被某中学校校长“敦请”去讲游击战术,他对学生介绍,肯定我是中国著名的游击专家。(我虽然当场否认,他们还恭维我谦逊。)豫西南某地方当局,跑到开封找稽文甫先生,指名要我去教游击战术,稽先生哈哈大笑,说你要请范文澜教游击,等於要我教游击一样是笑话。我深切感觉到虚声浮名,误事不小,此后随时警惕不要做抗战阵营里的“招摇撞 骗者”。
我们大队到了舞阳,驻军某师长表示欢迎。师部参谋政治工作人员更相处很好 。某夜服务团内话剧团在城内演剧,(团员大部分在乡间工作),公安局长请我到剧台后面讲话。他说,县长奉某军长面谕,限贵团明天离舞阳境,我说,好,明天再见。演剧完了。我们回到寓所,我向团员报告,大家不由得愤怒起来,我说“我们应该有在中华民国土地上作救亡工作的自由,舞阳难道不是中国土地么?我决计不走,我决计到舞阳县监狱里找中国土地去。”团员们叫起来,“我们一起去”。第二天清早,(不等公安局来),我先去请教某军长,什么理由要我们走。某军长完全否认,说那是县长传话错误,师部人员办了几桌酒席来慰劳我们,我用坦白豪爽态度,同他们痛饮酬酢,宾主都醉了,而我尤其醉得凶,倒在床上呻吟。在断断继继,激励团员们的言语中,几乎全体哭泣,不能仰视。师部人员也陪着愤慨,某参谋拔出手枪,声称去县政府枪毙那个狗头县长。团员们拉住他,他还对空连放了几枪,表示义愤。我第二天醒来,团员们告诉我,“好事者”还把这一场闹酒起个名,叫做“范先生大闹舞阳城”。
我很惭愧,不敢再喝酒。 我们决计办训练班,舞阳青年救国会会员二三千人,愿意轮流进城受训。某军 长出面阻止,某校长暗中捣鬼,使我们无法进行。我去武汉想找人疏通,却被某某 顽固机关压迫我上鸡公山──河南大学新迁的校址所在。我考虑轻重利害,止好上 山重当“教书匠”;服务团改称战时教育工作团,依然不顾困难环境,继续活动。
九、“教书匠”升级当“教员”
敌人的炮火一步一步逼过来,我在高山上傍徨着,找不到该走的道路。我想, 跟着学校逃难,逃到什么时候才不逃呢?我决计退还聘书,跟游击队去干一下罢。 我参加新四军,在游击队里当教员。
大学课堂里俨然以“讲书”为己任地教着书,确是个“匠”而非“员”。我曾 在北京大学教“古历术”。说来是“颇具高深的学问”,应该是(至少可以自以为 是)“值得名贵”的。某次讲完了一个麻烦问题,好象是记得春秋月食问题吧,学 生某君问我,“我们学了这些有什么用”。我窘了,我说,“学校教我教这门功课, 我按照这门功课该讲的讲,到底什么用,我不知道?我想学校也未必知道。”这是 一个好学生,不久因在《北大学生》上登载一篇《某大博士的矛盾研究》而失踪, 听说解到南京去了。而我在游击队以“外行”资格教书,却从没有人问我“学了什么 用”,反之,大树下草垛旁讲起书来,大家却都聚精会神在听我南腔北调难懂得很 的“高论”。於是我很高兴,当了二十几年的仅凭出卖教书技术吃饭的“教书匠”, 现在竟升级当“教员”,成为群众的一分子,可以和群众彼自由的交换智识了。
十、进边区来
朋友某君认为我还有学习上进的可能,介绍我到延安来。我“过五关斩六将”, 冲破若干险阻,居然走到“寤寐求之”的边区了!快乐得把铺盖丢在汽车上。多光 明的边区啊!
我到边区了!我清算过去四五十年的生活,一言以蔽之曰烦恼。现在开始清爽 快乐的生活了!
写边区一般状况的文字相当多,我不必重复来讲。我止写我个人的快意处。
第一,我酷爱学习,在边区外当教书匠,忙着“为人师”,极少学习的机会。即使偶有,因怕“别人说闲话,找岔儿”,“听来历不明人讲演,惹是非”等等原因,不得增益新知识,边区恰恰相反,任何人都在热心学习着。我以前对马列主义茫无所知,这一年来自觉进步不少。我如果努力不懈,一定还会进步。
第二,共产党确是光明磊落,领导全人类的政党,它对党员非党员一视同仁,因才而使,绝对没有偏私的意见。我是教书匠出身,所以让我安心研究“本行事业” 。图书馆中国古书很丰富,尽我能力自由去探求,结果,感觉到能力太缺乏了。想 起过去像煞有介事地做“误人子弟”工作,真是罪过不小。
第三,共产党爱惜人才(虽然我并非人才),确是无微不至。即使是个人生活方面极小的节目,也是随时注意,尽可能想法改善,保障“安心研究”的成功。我确信,谁想成就自己的学问(不是空谈闲人的学问),应该想法进边区来。我又确信,目前在中国找不到像边区那样安静的地方,能让读书人无牵无碍,有吃有穿,平心静气进行读书和研究。
第四,单从文化方面说,边区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地,也就是新兴文化的心脏。许多著名学者,聚集在延安周围几里路以内,他们研究的心得,随时开会报告。还有各式各样的讨论会、座谈会、研究会、学习小组,请他们出席指导做结论。试问,什么地方能够接近这样多的明师益友呢?所以居住边区的人,就是不很用功,也会飞跃的进步。
第五,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党员非党员的政治指导和人格示范,起着不可言喻的伟大影响。所以住在边区的人,没有政治上的迷闷,因为国际国内发生新问题,立刻会得到正确的指示。也没有思想行动昏惑不悟的危险,因为发现错误,立刻会 得到自我批评的纠正。边区成为最快乐的地方,这是个主要的原因。 恕不第六第七……说下去。归根到底,边区确是全中国最快乐的地方。以前我这样听说,所以来到边区,现在我这样亲自看见,所以爱边区,希望长期的住在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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