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889/c8 Thu, 16 Apr 2026 07:46:31 +1600 ARTICLE @ XOOPS powered by FeedCreator http://wen.org.cn/templates/20111029default/logo2.gif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 92 52 文章XML zh-CN admin at wen dot org dot cn admin at wen dot org dot cn 文章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889/c8 关键词: 王晓明 印度
摘要: 2004年游记　　早春二月，去印度十天。主要是去班加罗尔（Banglore）参加一个亚洲文化研究的会议，顺道看了一下孟买（Bombay）、德里（Delhi）和阿格拉（Agra），三个各不一样、也都与班加罗尔不一样的城市。从德里去阿格拉的途中，汽车还一度拐进邦级公路，领我目睹了若干北部乡村的葱绿田野和黯黄泥屋。一个外国人，英文结结巴巴，时间又这么短，其中一半还用在了学术会议上——虽然也是在讨论当代的社会问题，我在印度的见闻，自然很有限。可是，就是这么浮浅的接触，却给了我非常强烈的感受，我甚至都不记得，以前在别的国家，也得到过同样强烈的感受。回到上海一个多星期了，寒气逼人，那在印度的炎热和灰尘中接获的印象，却依然在脑子里来来往往，一点都不肯安静。

　　论领土，印度是世界第六，论人口，已经超过10亿。在历史上，它对中国有过非常深刻的影响，汉唐时代的佛教，就是从它那里传入的。1947年独立以后，它更成为我们的重要邻国，1962年，还为了边境划分和我们打过一仗。它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这十多年经济持续发展，以至它的总理公开宣言：21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在今天这样的世界格局中，印度和中国似乎都已经被嵌入了彼此近距离竞争、你起我仆的对立位置，倘是中国的一个头脑简单的国家主义者，他一定会认定，印度是中国在这个世纪的最大的对手。而从另一面看，同样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亚洲大国，同样在十九和二十世纪遭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被不容分说地推进了所谓的“现代化”轨道，印度却明显走了一条和中国很不一样的道路。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正苦恼于“社会向何处去”么？比起日本、新加坡和韩国，更不要说欧美国家了，印度更是一个切近得多的参照物吧，它今天的成败得失，对我们探究自己——和整个世界——今后的方向，一定会有大的启示。无论从哪一面讲，我们都应该伸过脖子去，好好地看一看它。

　　可是，二十年来，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更不要说整个社会——的“世界”地图里，印度好像是不存在的。太平洋对面的屁大的事情，我们都了如指掌、津津乐道，可对身边这位紧挨着的胖大的邻居，我们却视而不见。最近这两年，才有一些敏锐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印度的社会状况，也有个别报纸，开始有意识地介绍印度的经济发展，但是，总的来说，中国社会对印度依然是相当隔膜的。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甘地、泰戈尔、普列姆昌德、印巴分治、“底层研究 ”（Subaltern Studies）、喀拉拉邦（Karala）的民主试验——这几乎就是我对二十世纪印度的全部知识了。这样的近于无知的状态，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写出对于印度的零散的印象。以前，看到有人去外国什么地方转了一圈，回来就洋洋洒洒、大发皮毛之论，我总是不以为然。可这一回，我自己却来犯这个忌了。但愿读者能够宽容我，因为我的确觉得，在今天这样特殊的情况下，一个去过印度的人，哪怕见识再浅陋，都是有责任向别的想要了解印度、却还来不及亲履其地的人，如实报告自己的见闻的。

　　一、无处可交的健康申报表

　　一拿到印度驻上海领事馆签发的签证，我就颇感意外：那上面的允许我进出印度的两个日期，竟然是手写的，而且还写错了，都写成了“2003”，然后又划掉，在底下分别添上“2004”，再在旁边各写了一串估计是涂改者的名字的看不清楚的小字，也没有盖章，就那么很不正规地发给我了。这样能行吗？果然，浦东机场的女警官拿着这一页签证左看右看，就是不盖那个放行的章，直到请来她的领导，同样仔细地验看一番之后，才挥手放行。可是，到了印度，这一页签证却通行无阻，进关、出关、住旅馆、上飞机，这个签证被验看了将近20次，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大概，这样的涂涂改改，印度人见得多了。

　　我买的是印度航空公司（Air India）的机票。印航上海售票处的小姐递给我一份印刷精美的新版中文《印度旅游手册》，编制者为印度政府旅游局，是最权威的了。其中有两处地方说，如果你携带的外国货币的总额超过了一千美金，就必须在入境时填写“外币申报书”，还特别注明了这种申报书的英文名字，言之凿凿，不由得我不谨记在心。我动身的那几天，正碰上“禽流感”在越南等地显出蔓延之势，因此，我搭乘的印航飞机，起飞没多久，就给每个乘客发了一份健康申报表，它分A、B两页，栏目印得密密麻麻，规定你必须在入境时交出填好的A部分，同时保留B部分，直至离境。这也不是儿戏之事，我很快就填好了，小心地折起来，夹入护照，准备到机场递交。

　　一夜颠簸，终于在上午九点半抵达孟买国际机场。入境大厅空空荡荡，灯光黯淡，一副没睡醒的样子。虽然关卡有好几道，有一道旁边还站着荷枪佩弹的警察，却一点没有认真盘查的气氛。我很快就过了前面几道关，却怎么也找不到填写外币申报书的地方，无奈之下，只好去问警察——他们七、八个围成一圈，在大厅中央聊得正起劲。“申报外币？那边！”“那边门关着。”“嗯……你带了多少美金？”“两千。”“只有两千？不用申报的！”“可这里写着一千美金……”“没问题的，你走好了！”好几只手都挥着要我走，我只好继续往前走了。

　　很快到了最后一道关，一个也是背着枪的警察收取最后一小联入境表。我将健康申报表递过去，“这是什么？我不收这个。”我有点急了：“你这是最后一个门了，这表上说好必须在机场交的！”年轻的警察很苦恼：“我这里不收这个，这里没有人收这个……你带走好了，”他指指门外，外面阳光灿烂。

　　我不敢硬塞给他，我怕他随手扔了。过去的经验告诉我，当一个官方的政策并不真正执行的时候，你是万不能因为它没有执行，就以为它不存在的。它完全可能在某个你料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又实行了，就像是猫捉老鼠，现在放你走了，却又随时可以把你抓回来。所以，越是无处可以递交的官方表格，越要妥帖地保存好，我必须准备着，万一什么地方冒出个官员来索要它，我能立刻交得出来。于是，我将这份健康申请表重新夹入护照，带着一种“随时准备着”的心情，跨出了机场。

　　在印度的旅行很快就结束了。虽然不断要把护照掏出来给人看，却没有一个人对这张健康申报表发生兴趣。它成了一张多余的纸，除了显示我过去的经验在印度无效，似乎再没有别的价值。它的位置也就不断变化，从我的贴身口袋转移到了背包，又从背包转移到了手提箱，大部分时间都与我分离，留在飞机的行李仓里，旅馆的行李架上。不过，直到回程的飞机在浦东机场降落，肯定不会再有人索要它了，我也还是没有扔掉它。此刻，它就躺在电脑桌上，令我惭愧于自己那时候的过分的紧张。

　　二、“Life is work”

　　飞机在孟买上空盘旋，我看到地面上有大块大块的灰黑色，在强烈的阳光下闪着一种奇怪的暗暗的光。飞机继续下降，灰黑色中间露出了无数细小的线条，原来那是连绵成片的棚屋的屋顶、屋顶上的塑料布，和压着塑料布的大概是装着砂土的塑料袋。进入市区，一路上不断地看到这种连片的棚屋：砖、木板、泥、油毡、塑料布……就是用这些东西简简陋陋地拼凑起来的房子，门通常都开着，挂着大半截布帘子，里面只有最简单的器具：床板、凳子、草席、粗糙的木箱子、卷起来堆在床头的薄薄的被褥——孟买没有冬天，夏天是40度以上的高温。一片这样的棚屋的前面，通常都有一块狭长的空地，中间是一排水龙头，边缘则多半是一条残留着污水的近于干涸的排水沟：在雨季，这沟中想必是盛满了雨水，孳生无数的孑孓吧。空地上，水沟边，一滩一滩的都是垃圾，老人和小孩，赤膊的男人和披着褪色的沙丽的女人，牛、狗、偶尔还会有一头灰黑的精干的猪，就在其间进进出出。才2月下旬，气温已经超过30度，垃圾堆散发出阵阵臭味——这就是孟买的贫民窟。

　　这些贫民窟给了我太强烈的印象，无论走到孟买的什么地方，我都会看见它的影子。我住的旅馆的四周，是孟买城区的中心，英文地名就叫“Munbai Central”，车水马龙，废气弥漫。正面临街的旧式公寓楼，通常是五、六层高，宽宽的一大排，木栏杆上还有雕饰，却经不得细看：破破烂烂的窗框子、四处晾挂的杂物、脏兮兮的门帘、几乎是布满墙面的灰垢。即便是一些高门圆柱、台阶巍然的两层或三层欧式楼房，昔日一定灯火通明、仆役成群，现在也是墙漆剥落、廊柱破损，从落地长窗里伸出晾着杂物的竹竿，墙角的垃圾堆上苍蝇飞舞，你怎么能不想起贫民窟？

　　到处都是人。我生长在上海，自以为见惯了人头攒动的景象，一到孟买，却还是吃了一惊：怎么这么多人！去书店买来一本旅游指南，才知道，印度的国土面积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却有四亿人生活在城市里，孟买又是全印第二大城市，人当然多了。不过，这“多”似乎总是和“穷”搅在一起，越是房屋破旧、街道逼仄的地方，人越拥挤。走进任何一条弯曲的、挤满了旧房子的小巷，我几乎都会看见，这巷子里里外外的所有角落，都有人坐着、站着、呆着脸一言不发，或者弯着腰忙忙碌碌、乒乒乓乓地敲着什么。嘈杂、拥挤的人群似乎构成了这座城市的贫困的最触目的标志。

　　但是，嘈杂和拥挤中也并不只有贫困。在孟买的三天里，我不断在各种街区乱走，几乎已经习惯了街头的嘈杂，汽车喇叭、叫卖吆喝、扩音器里传出的歌咏和祈祷、乌鸦的叫喊……什么声音都有，却惟独没有听到人们的争吵，也没有见到与之相伴的怒目和凶光。在上海，说来惭愧，你是用不了走多久，就会遇见这样的争吵的。烈日之下，孟买街边的男人们皱着眉头，一脸苦相，可是，一旦与我目光相遇，他们却多半会舒眉展眼、微微一笑。

　　当然也有别样的地方。在城市的南端，面对贝克海湾的弧形海滩，排列着大群富丽堂皇的高楼。宽阔的棕榈树大道、蜿蜒的沙滩、夜间放出五颜六色的光芒的彩灯、昂贵的商铺和酒店——凡是一个昔日的殖民地港口所能培养的奢华气派，一个所谓现代都市应该具有的摩登景象，这里一样都不缺。夜晚，坐在Chaupatty沙滩上，远远听着背后林荫大道的汽车喇叭声，满天星斗，凉风习习，你甚至会忘记白天走过的那些拥挤肮脏的街道。唯一不同的，是在这些高楼的背面，距离海滩不到百步路，就有这样的空地：几个又高又深的铁制垃圾箱上，野狗和乌鸦并肩蹲伏，五六头黑白色斑纹相间的牛，站在四散的废弃物中间，神色安静。

　　在孟买城的东北面，有一片比贝克海湾的Chaupatty沙滩更有名的Johu海滩。十来家豪华旅馆（有一家就是Holiday Inn）沿着海滩一字排开。在这些旅馆之间，是一条条通向海滩的短短的林荫路，路不宽，但路面整洁，两边是四五层的住宅楼，夹着几座独门独院的两层楼房。门牌锃亮，鲜艳的盆花从各个角落里探出头来。时间将近正午了，这里却是一派静谧。一个穿着休闲裤子的中年印度男人从沙滩上走回来，对我咧嘴一笑：“哈罗……”标准的美国音。

　　这就是我看到的孟买：破烂和豪华、肮脏和整洁、拥挤和宽敞、嘈杂和静谧……所有的对比都如此尖锐、悬殊，而且 ——更重要的——如此不加掩饰。在市中心的一座豪华宅院的墙外，蓬头垢面的穷人在家门口席地而坐，他们身后的棚屋，就直接搭在这豪宅的外墙上。每天看着漂亮的汽车从大门里进进出出，他们会怎么想呢？

　　最先回答我这疑问的，是一位名叫阿里（我记下了他的全名：Rujab Ali）的出租车司机。35岁，瘦高个子，很敏捷地钻出汽车，拦住站在人行道上东张西望的我：“先生，要去哪里？”在车上，他是有问必答：“我？当然是穷人，孟买大多数都是穷人！……已经有三个孩子了。生活？我很满意我的生活，为什么？简单（simple），孟买大多数人都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像我一样。……”这有点出乎我的预料：在上海，似乎是只有中上阶层、而且有点文化的人，才会觉得“简单”也是一样好东西。

　　这以后，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拿出问阿里的这些问题来问人。孟买、班加罗尔、德里、阿格拉，旅馆服务员、街边小铺子的店员、出租车司机，还有一位在清真寺门外闲坐、衣衫破旧、看不懂英文地图、却热情地给我指路的人。他们的回答都差不多，说自己是穷人，生活过得去，没有什么不愉快的，诸如此类。最健谈的，是孟买的另一位出租车司机，名叫桑托什（Santoshi），四十多岁了，戴着眼镜，一手把着方向盘，另一手摆动着，热烈地和我讨论“生活（life）”的意义。因为听不清我的问话，他甚至频频减速，引来后面一连串汽车的笛鸣：“有钱人（businessmen）没有生活，……我？当然有生活。什么是生活？Life is work！我现在就在工作，我有生活。……钱？钱是好东西，但钱太多了，就不是好东西。钱太多会有麻烦，……”我趁机增加问题：“你参加大选投票吗？怎么看现在的政府？……”他摆手的幅度更大了：“当然参加，每次都参加的……我不喜欢现在的政府，什么事情都不为穷人做！英迪拉·甘地是好人，她的政府给人民（people）土地，给人民钱……我喜欢她的政府，我投国大党的票！……”

　　就是这位桑托什先生，硬是在半路上停车，要我进一家五层楼的百货公司：“很好的地方，你一定会喜欢的……”这是孟买唯一的大百货公司（我后来在班加罗尔还还看到过它的分店），装修豪华，一进门，便觉凉气宜人，更有衣着鲜艳的导购小姐，笑吟吟地迎上来。货品相当贵，导购小姐却不厌其烦地一一推荐，弄得我颇有窘意。最后挑了一件比较便宜的小石刻，却发现钱还是不够 ——本来就没有想买东西的。不料售货员一口答应：“没关系，没关系，我跟你去旅馆，你到那里付钱好了……”就这样，我们一起回到桑托什的车上。差不多是下午一点钟，车堵得厉害，太阳火辣辣地烤着车厢（孟买的出租车大多没有空调），那售货员却颇饶舌，一路跟我攀谈。他来自克什米尔，所以和一般黑褐瘦小的南方人不同，长得白皙、高大、相貌英俊。非常年轻，才22岁，单身（刚才在店里，为了说动我购买一块桌布，他特别强调：“这是我太太最喜欢的颜色……”），每月薪水100美元（约合4500卢比）。“很不错啦，”我说，我从孟买的报纸上知道，最低的月收入只有400卢比。他却一个劲儿地叹气：“太少了！这怎么过嘛，现在的年轻人为了钱，只好什么活都干！……你看这个车，”他指着与我们并排的一辆紧闭窗子的韩国现代牌轿车：“这个车在中国卖多少？啊，那太贵了！……”我又搬出那些问题来问他，他倒干脆：“我是不去投票的！……我的上帝就是我自己！”“那你去不去神庙祈祷？”我指的是印度教的神庙。他有点迟疑：“有时候……也去。”

　　从这个漂亮的克什米尔小伙子口中，我终于得到了曾经很熟悉的一种回答。他似乎是一个完全用钱来估量生活质量的人，也是我询问的人当中，唯一一个30岁以下的人。

　　到旅馆了，桑托什从我给的车钱中抽出一张还给我：“多了，先生。”我说：“你在商店门口等了那么多时间……”“那不收费的，先生。”我还是递过去，“Ok，谢谢，先生，下午过得好！”他收下钱，挥挥手，将车子开走了。

　　三、拆掉了侧视镜的出租车

　　在我去过的四个城市里，交通都很拥挤。街道并不窄，许多还是单行道，但从早到晚，就是挤满了大大小小的车，喇叭声响成一片。从德里回上海的那一天，晚上十点多，我坐车去城市西南郊的国际机场。一出市中心，窗外就几乎没有什么灯光了：这下子可以一路畅通了？不行，车子还是不断地慢下来，前后左右尽是那种印度造的四四方方、有点像装甲车、却漆色鲜艳的载重卡车，司机回过头来疲倦地一笑：“对不起，总是堵车……”

　　这些大大小小的汽车，大部分都是印度造的，外国车不多，豪华的车子更少。即便在新德里，首都，也是如此。

　　在孟买城里，到处都停着一种漆成黄黑两色的出租车，样式坚固，令人想起伦敦的那些老式的黑色出租车。这车也都是印度造的，据司机们说，两三千美元便可以买一辆。没有空调，但有计价器，装在车子的左前侧，每次坐上乘客、踩动油门的时候，司机——依照英国式的道路规则，驾驶座是在右面——都要费劲地伸手从左窗绕出去，扳一下它的开关。在班加罗尔、德里和阿格拉，另有一种用三轮摩托车改装成的小型出租车，车费更便宜，二三十个卢比（1美元兑44卢比）便可以载着你跑七、八公路。它们不能进入孟买市区，却可以在班加罗尔和新德里的大道上驰骋，常常是一大群挤在一起，突突地冒着黑烟。

　　令我吃惊的是，这两种出租车都没有侧视镜，两面都没有。不但出租车，就是许多印度造的私家车，例如满街都是的那种小排量的TATA牌汽车，也有许多是拆掉左面的侧视镜，换贴上一块黑色的三角形塑料板的。只有那些比较高级的轿车，保留着两块侧视镜。这是为什么？

　　至少在我去过这几个城市里，许多道路都没有划车道线，而且也看不出有这样的规定：机动车应该靠右走，其他的靠左行。因此，同一方向的大小机动车辆、自行车、三轮人力车、手拉板车、行人——还有骑马的人，都混行在一起，只要前面有空隙，就立刻挤进去。唯有最靠右的一条道，是空出来让人、车拐弯的，我特别注意了，就是旁边堵得再厉害，这条拐弯道总是空的：司机们虽然不排队，却也不利用这空道，冲到前面去插队——上海的司机可没这么老实的。

　　正是在这种拥挤的人车混行的道路上，印度的司机们练就了一手绝技。他们总是尽可能开得飞快，就是那种三轮小出租车，前面一有空间，也会立刻加速，摇摇晃晃地猛开一阵，然后“吱——”地刹住，距离前面的车屁股或人后背不到十公分！我被惊得一跳，司机却若无其事，“呸”地一声，低头吐出嘴里的沙土，前面的人，也并不回头来看：对于这种几近于无的安全距离的把握，彼此仿佛早已经十分习惯，而且有了默契的。

　　这就是为什么司机们会觉得侧视镜是多余之物。你看那拥挤的人／车流里，凡是没有侧视镜的车子，都走得比较快。我不止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前面有一小块空隙，侧前方的一辆豪华轿车却畏畏缩缩，欲进又止，于是我们的出租车司机方向盘一阵转动，迅速挤进那个空隙，呼地一声，直驶向前。驶出去一段路了，我回头看，那辆豪华轿车差不多还是在原地蠕动，空竖着两块招风耳朵似的侧视镜。

　　我在这样混乱的人／车流里挤了十天，没有见到一起交通事故。那些秃耳朵的汽车——特别是出租车——的前后和两侧，却常有触目的凹痕和擦痕。我也只见过一次因为交通而发生的“纠纷”：一辆摩托车斜挤进来，却不知道为什么停住不动了，后面的汽车猛揿喇叭，大胡子的司机一脸怒意，但坐在摩托车后座上的年轻男人，却回过头来一笑，那笑容甚至有一点腼腆，好像是出息不大的年轻人，遇见了昔日小学的老师。摩托车很快启动，一下子就不见了，那个笑容却印在了我的脑子里，至今想起来还觉得诧异。

　　十多年前初到东京，我曾惊异于东京人行路的默契：整洁狭窄的人行道上，行人一律靠右前行，就是再拥挤的上下班高峰时刻，也多能步履匆匆，互不相碍。当然也有逆着人流而行、不断与人擦碰、显得十分笨拙的，那多半是外国人，在地广人稀的地方长大，习惯了随意行走，对此等精致的默契反应迟钝。这一次在印度，我又看到了这默契的另一种形式，一种更为隐蔽、也更为坚韧的形式。它当然需要技能：司机们有精确的目测力，总能在撞上之前刹住车子；也需要善意：互相尊重彼此的权益，不会在损人利己的事情上肆无忌惮；但是，它还来自于这样一种普遍的心理：当敏捷地寻找每一个可能的空隙往前钻的时候，能同时留心前后左右，随时准备停住自己，承认是慢了一步。孟买和德里的大街上人／车流汹涌，一派争先恐后的气氛，但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人虽然争先，却似乎并不恐后。

　　回到上海，和一位也是前不久去过印度的美国教授闲聊，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在德里，已经挤得沙丁鱼罐头似的公共汽车上，会有许多手伸出来，帮助那随车奔跑的搭车者。我立刻想起了孟买和德里的人／车流里的默契。那些手所以会伸出来，当然是出于善意，但我想，这是否也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强烈的担心：一旦你将机会给了别人，自己就要倒霉？

　　四、呼呼大睡的野狗

　　几乎每一本介绍印度的书，都说那是一个“动物的天国”，出没着7万多种动物。在印度，狮子和老虎是国兽。印度教的许多神，也都长着动物的脸相，或者干脆化身为动物。因此，狮子、牛、象、虎、猴子，还有蛇，都颇得印度人的尊敬和关爱。譬如牛吧，不但可以在任何地方随意走卧，而且令印度人坚决地禁食牛肉，印度餐馆的菜单中，你绝看不见任何与“牛”有关的字眼。

　　不过，象牛这样被人奉为神明而自由自在，并不真能表明，印度就是禽兽的天国，正好像一个独裁者的无限风光，并不说明他治下的国度就是人的乐园。在印度，真正让我有一点信服这“天国”之说的，不是那高卧在路中央、逼得人车纷纷改道的昏昏欲睡的老牛，而是别的不具神意的动物：那浑身透出灵活劲、在街边的垃圾堆里拱进拱出的猪，那傲然停在博物馆的石像上、扯着嗓子聒噪不休的乌鸦，那一到天黑，就从窗子里络绎不绝地爬进我的浴室，一点都不避让的黑蚂蚁，尤其是，那满街可见、毛色各异、却一概怡然自在的野狗。

　　我第一次注意到印度的野狗的怡然自在，是在孟买闹市区的一个露天市场：一堆人或蹲或站地围住一块摊在人行道上的白布，上面七七八八摆着一些大概是小工艺品的东西（我没看清是什么），这些人起劲地说着（讨价还价？），有人站起来走掉，又有新的人蹲下来——就在这样吵闹的地方，紧挨着那块白布，一条黄褐色相间的野狗，蜷成一团呼呼大睡。忽然，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纷纷散开，那块白布摊子，也被人一把收起来拎走了，再看那野狗，依旧埋着头，动都不动。我不禁想起上海，一些不那么市中心的地方，也会有野狗出没，它凸着肋骨，拖着肮脏的尾巴，躲躲闪闪，你还没走近呢，它已经撒腿逃了。它那警惕、惊恐的眼神，清楚地告诉你，它对人有着什么样的记忆。可眼前的这条狗，睡得肚子一起一伏的，它怎么会有这样的安全感？

　　快要离开印度的时候，我已经可以断定，这样的安全感，并不仅属于孟买的这一条狗。只要是白天，在印度的每一座城市，几乎都有各式各样的野狗，在各种地方：人行道上、住宅墙边、公共汽车站的牌子下面、十字路口的花坛上、公园、电影院的大门口，肆无忌惮地躺卧着，或睡或醒，对周遭的人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据说在整个德里地区，溜达着超过20万条的野狗。德里老城的古代王宫——红堡，游人如云，可就在这王宫进口的大吊桥上，人腿丛中，散睡着四、五条野狗，有一条居然是四腿直伸、侧身而卧——在上海，这可是只有极得宠爱的家养狗，才敢有的睡姿啊！

　　在一个人类主宰的世界里，禽兽的境遇，是能从一个侧面，映照出人自己的境遇的。一个无缘无故去碾踩路边蚯蚓的少年，多半也是欺负低年级同学的好手。一个人，如果觉得只有人命是可贵的，其他生物都不足惜，那么，一旦他掌握了权力，面对与自己肤色——性别、文化、信仰、政治立场……——不同的人，恐怕也不会很宽容吧。印度是阶级社会，别地所有的剥削、压迫、愚昧、反抗……这里都有，种种因此酿成的紧张心理，应该也不会缺少。可是，看着这些野狗的怡然之态，你会不会觉得，这里还保存着某种我们已经很陌生了的温厚、某种与弱小的异类平和相处的生活习惯呢？如果真是这样，这温厚和平和，又是如何形成、保留下来的呢？

　　孟买街头那一条蜷成一团、呼呼大睡的狗，一定想不到，它在一个中国人心中，引起了这样强烈的感动和困惑。

　　五、“这是他休息的时间”

　　当然，比起呼呼大睡的狗，那些同样在白天、同样在人行道上、同样呼呼大睡的人，是更令我惊异了。从早到晚的各种时候，在我走过的几乎每一处地方：街心花园、临街商铺的窄门边、濒海大道的林荫下、清真寺和印度教寺庙的回廊里、寺外的台阶上、弄堂和车站和各种安静的角落里……我都会看到躺着呼呼大睡的人，有男人，也有女人，有老人，也有壮年人，有蓬头垢面的流浪汉，也有衣着普通、并不象是无家可归的人。有一天，下午三、四点钟，在新德里的一条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我竟然看到，有人用衣服蒙着头，睡在路中央的铁制隔离栅边！

　　印度和上海有两个半小时的时差，上海早上八点钟的时候，孟买是五点半。可是，就在上海人纷纷起床、赶着吃早饭的同一时刻，我去过的这几个印度的城市里，一天也已经开始了。在班加罗尔，早上六点刚过，我居住的那一所神学院的大门外，宽阔的人行道上的浮土，已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不远处的一间窄小的长途电话屋（我们这里叫做“话吧”的），也已经开了门，人来人往。甚至已经有工人在宽敞的院子里摆开工作台，干得汗湿了衬衫了。

　　可是，同在班加罗尔，我参加的那个亚洲文化研究的会议，整个作息时间却比上海晚：上午十点开场，中午一点半午饭，傍晚六点半结束，而这离通常的晚饭时间还早得很。在孟买和阿格拉，我都遇到过这样的尴尬情景：好不容易捱到七点多钟，饥肠辘辘去推饭馆的门，却被极有礼貌地告知：“对不起，先生，我们八点开门。”

　　还有更晚的。孟买北部的菜市场里，晚上八点多了，依旧灯光耀眼，人声鼎沸，看得我好生纳闷：这些人现在才来买做晚饭的材料？孟买和班加罗尔的大多数电影院里，过了半夜，屏幕上依旧载歌载舞，响声剧烈，大约要到将近凌晨两点钟的时候，电影院的检票员才会最后锁上门厅。

　　印度人不睡觉？在天气炎热的南方城市，职员们大都有午睡的习惯，时间还都不短。那一天初到班加罗尔，大约中午一点半的时候，我走进那个神学院招待所的大堂，却发现接待的柜台后面空无一人。经几位拖鞋短褂的房客的指点，我在招待所旁边的一幢浓荫遮盖的石砌平房里，找到了那位本该在大堂值班的职员：他在蚊帐里面睡得正香。

　　当现代经济生活将“朝九晚五”的标准作息时间表——连同与之配套的其他时间表，例如一日三班的轮换时间表和白昼颠倒的夜班时间表——推广到全世界，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渐渐习惯于按同一张时间表生活的时候，在印度，至少在我到过的这几个地方，你却会感觉到某种时间的“混乱”，似乎这里并行着好几套不同的时间。那些必须在早上九点前坐进办公室的白领人士，多半不会在午夜去电影院欣赏歌舞吧？中午一点钟吃午饭的人，也不会是早上和第一缕阳光同时起身的那些人。在孟买城中心区的一家长途汽车站，午夜已过，却人潮汹涌，拎着各种行李的旅客争相上车；可就是这汽车站旁边的街道上，清晨，六点不到，已经是人来车往、响成一片。在班加罗尔，繁华的M。G。路上，英文书店和百货公司在晚上九点统统关门，可同时，就在不远的另一片街区里，各种小铺子一个挨一个，挂着耀眼的灯泡，人头挤挤。有些摆地摊的人，好像才刚刚开始呢。

　　难怪那些人，在资本家和白领人士争分夺秒的宝贵时刻，会安然地躺在各种树荫下、角落里，沉沉入睡。一天黄昏，在孟买，我趁着向一位小店主模样的中年人问路的机会，指着路边的一位高卧者，问道：“他是流浪汉吗？”中年人偏头看了一眼：“不是”。“那他为什么现在睡在这里？”他转回头看了我一眼，客气地一笑：“这是他休息的时间。”

　　六、在电影院起立听国歌

　　印度电影圣地宝莱坞（Bollywood）就在孟买。去孟买街上随意走一圈，就会看到巨幅的电影海报，在喧闹和尘土中鲜艳明亮。我住的旅馆附近的一条街上，七、八幅彩色海报列成一排，将一长条墙面全部覆盖，十分壮观。据说，在印度，每天有1200万人看电影，可这么一个庞大的电影市场，在好莱坞电影横扫全球的今天，却基本上是本地电影的天下，好莱坞挤占的份额还不到7％。所以，我住进旅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堂取一份当天的孟买时报（Bombay Times），细细研究它的影院排片表。

　　排片表分得很清楚：第一栏是英语片，第二栏是印地语（Hindi）片，从这一天的数字看，无论影片还是影院，后者都居多数。印度国产电影当中，大多数是英语片（2003年的一个统计是，八百多部新电影中，四分之三是英语片），再加上进口的英、美等国电影，可供放映的英语片的数量，本来是大大超过印地语片的。但是，印度人口中，文盲的比例极大，即便城市里，英语说得结结巴巴的人，也明显居多数。印地语电影的票价又很便宜，二三十卢比一张（晚上的稍贵一些），一般穷人都买得起。印地语电影的实际的放映量，就大于英语片了。

　　我决定先看一场印地语的电影。在报纸上占据最醒目一块广告位置的印地语新片，名字很直白：《骄傲地做一个印度人》（Proud to Be an Indian），已经连续两周票房第一。那就选它了。晚上九点半到影院，当场买票，从小窗子里递进40卢比，换出一张纸面毛糙、又窄又短的入场券，很像是 20年前我从大学礼堂买的那种电影票。放映厅很旧，但很宽敞，光楼上就有十几排座。环顾四周，尽是衣着粗陋、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我仔细看了，没有一个女性。虽然只有大约三成的上座率，却都对号入座，我想换一个边上的位置，被领票员很有礼貌地拒绝了。于是，大家挤坐在中间几排位置上，前后左右都空着。

　　开始放影院的广告了，色彩和音响效果都不错。忽然，声音和图像变得粗糙，像是转成了极老旧的拷贝，一面三色旗在屏幕上飘动，我身后呼啦拉一片翻动椅子的声响，还有人轻轻戳我的后背。回头一看，那些小伙子全都站起来了，在我背后的几位笑嘻嘻地示意我也站起来，我这才明白，原来屏幕上那一面色彩黯淡的旗帜，是印度的国旗，伴随这旗帜响起的舒缓的旋律，是印度国歌。入乡随俗，我立即站起来，可是，就在我左面不远，一个也是坐在前排、模样和别人没什么不同的年轻人，却紧抿嘴唇，引人注目地坐着不动。再看别人，虽然纷纷把视线射过去，却也没有别的表示。

　　正片开始。伦敦。光头的白种年轻人横行街道，欺负印度侨民，美丽的印度少妇被撕破外套，她的胖胖的父亲则被打得满脸是血，躲在浴室里偷偷哭泣。这时候，一个粗脖子、宽肩膀、高大英俊的年轻人从印度来到伦敦，虽然是在餐馆打工，却勇猛如天神，一个人将四五个光头打得满地乱滚……像多数印度故事片一样，这个电影也长达3个多小时。大部分对白我都听不懂，除了英国人说话以外，全是印地语，也没有英文字幕。好在情节简单，节奏也慢，大概的意思还能知道。这位印度天神虽然照例要与美女恋爱，却很少唱歌跳舞，于是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大打出手，或者准备——包括鼓励别人——大打出手。而只要他一动手，放映厅里就爆出掌声和口哨声。特别是有一个场景，他将大皮鞋用力地踩住一个本来就面目可憎的光头的脸颊，引起满场的呼哨，有人还站起来，激动地猛拍前座的椅背。

　　我没有看到结束就离开了电影院。

　　四天以后，在班加罗尔的会议上，一位德里大学的教授抨击印度目前的执政党竭力推动的“印度主义”（Hinduism）思潮：“它是对1970－80年代的社会平等进程的反动，重新挑起宗教冲突，刺激印度人的畸形的大国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在会后的闲谈中，这位教授说得更激烈：“一个印度教，一个印度的大国民族主义，成了这些政客手里最重要的工具！”但他同时告诉我们，最近十年来，这个反动的印度主义思潮在全国日益高涨，吸引了大批贫困的年轻人……我立刻想起了《骄傲地做一个印度人》，想起了孟买电影院里的那些掌声和呼哨声。

　　又过了四天，在德里街头，一些不断与我劈面相遇的巨大的标语牌，再次令我想起了孟买电影院里的欢呼。这些标语牌竖在不同的街区，蓝底白字，清清楚楚：“德里，世界第一。”或者，“感谢德里，你使我们（成为）世界第一。”

　　这些写在标语牌上的豪情，也常常浮现在我遇到的几乎所有印度人——除了那些知识分子和学者朋友——的脸上。旅馆里，出租车上，商店里，甚至向人问路的时候，我都会收获形形色色的热烈的介绍：“去过某某地方吗？非常漂亮的寺庙！”“这是邮政总局，全国的！”“某某地方？就在那边，向左拐弯，很伟大的房子！”……攀谈得稍多一些，他们多半就会问我：“到印度几天了？”“第一次吗？”然后就一定是：“你觉得印度怎么样？”我的英语听力比较差，对方口音一重，我反应就比较慢，而一到这时候，他们就每每有点焦急地盯着我的嘴，直到我说出“我很喜欢印度”、“是了不起的国家”（都是真心话）之类的话，他们才如释重负般地咧开嘴笑，赞同地说：“是，我们是伟大的国家！……”有一次，也是在德里，听一位小三轮出租的司机热情介绍途中经过的一座白色锡克教寺庙，我冒失地问：“你是锡克人？”他立刻收起笑容，好像受了侮辱一般地正色回答：“不！我是印度教！”

　　在班加罗尔，我和一位朋友还去看了一场英语电影。不大的放映厅，差不多坐了八成，年轻人居多，却有不少衣着时尚的女孩子，手里捧着美式爆玉米花或冰激凌，有说有笑。不放映国歌，也不用起立，一切都和譬如香港和波士顿差不多。那天放映的是一部英国搞笑片，手法平庸，却有说教的意思。我们也是没有看完，就离开了。

　　七、“印度的硅谷”

　　中午时分，从班加罗尔机场坐车进市区，一路上看到的，尽是宽敞的景色：道路很宽，车也不多，绿树成荫，一些三四层的楼房，各自松松地围一圈低低的墙，散布在道路两旁。感觉不到孟买那样的拥挤和嘈杂，也没有看到贫民窟。接待我的那个研究中心，位于班加罗尔南部的一大片住宅区内，周围都是两层或一层的房子，样式不一，大多相当简朴，漆成淡淡的黄、白或粉红色，由尺把高的铁制围栏或砖墙，隔出小小的院子。院墙外就是路，窄窄的，许多都仅可单车通行。这些小路纵横交叉，散停着小巧的轿车，路面和车顶大半被树荫遮住，安静而凉爽。

　　从地图上看，这座600万人口的城市铺得很开，中心区之外，均匀地分布着一圈次中心区，十几个大大小小的湖泊，和同样数量的植物园，分嵌其间。市中心区的中心，商店林立的M。G。路旁，是一个面积巨大的花园，草坪几乎望不到边，几幢气派的英式楼房，在树丛后面若隐若现。花园外的道路两边，排着数人合抱的大树，这树非常高，上部岔出许多手臂粗的细枝，披着细小的叶子。入夜以后，树上悬挂的灯泡一齐闪亮，一位来自别地的印度学者感叹道：“这里的政府真有钱！”映着灯光的湖水，鲜花，凉风：这座殖民地时代被当作夏都的城市，确有一种特别的风致。

　　那位学者说得不错，班加罗尔建城只有四百六十年，却已经成为印度规模第五大的城市，更是经济状况最好的城市。原因很简单，它是全国软件业的中心，人称“印度的硅谷”，集聚了70多家印度软件公司，全印度第一个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软件公司Infosys公司，就将总部设在这里。这些公司的办公室中，坐着15万软件工程师，他们生产的软件产品的总值，占了整个印度软件产品总值的三分之一。十年来，印度软件业年均增长40％，现在是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软件出口国，班加罗尔的这些公司如何财源滚滚，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当中有不少都实行员工执股制度，Infosys公司就有大约7％的股权，是在员工手中。这里还有八所大学，将近三十个国家科研机构，包括著名的印度科学研究所（Indian Institute of Science），它们同样以优厚的物质条件，集聚了一大批精英人才。

　　班加罗尔，成了一个不断招聚和制造中产阶级的城市。

　　离开前的最后一晚，我和几位朋友一起去拜访本地的另一家朋友。主人夫妇都是学者，没有孩子，一人一辆车，花白大胡子的先生，开的是韩国的现代牌六座车，大眼睛的夫人的，是小巧的国产TATA车。住在市中心的一幢十多层的公寓楼里，楼外围着高墙，门卫一身制服，草坪、铺着卵石的小径、小径旁的矮柱形灯…… 都和上海白领阶层的住宅小区差不多，连小区大门的式样都很象。公寓的房型和面积也差不多，长方的客厅，两间卧室，阳台、厨房和卫生间。唯一觉得明显不同的，是楼里的公共空间：楼梯、走廊、电梯间，都相当宽敞。班加罗尔的公寓开发商，似乎不如上海的精明。

　　我自己正在做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和广告分析，一踏进那朋友的家门，就熬不住要东张西望。房子里没有空调，只在客厅中央吊下一个电扇，班加罗尔位于炎热的南部，虽说是夏都，六七月的气温也超过三十度，女主人的解释是：“我们不喜欢空调。”整个房子的装潢十分简单，以上海今天的装潢标准看，甚至可以说是寒碜，就是漆墙、铺地板——非常普通的窄条地板，在厨房、卫生间里砌上半墙高的白色和灰色的方形瓷砖，其他就没有了。很多书，但书架十分简陋，薄薄的木板，油漆的平整度很差，大概是主人自己的手艺。有一架不大的电视机，但先生说平常不用，“主要是看影碟，”他咧嘴一笑：“包括盗版的。”客厅的灯光非常亮，但忽然一片漆黑，隐约只见女主人熟门熟路地打开墙上的电路盒，三揿两按的，灯又亮了，“经常会这样的”，她若无其事地说。

　　大概是看出我兴趣过于浓厚，女主人主动向我介绍班加罗尔的房价：“非常贵的！在印度，只有孟买这样的地方的房子，才有这样贵。我们这一套？属于中等价格吧……”话虽这么说，最后核算下来，这房子的价格还不到上海的一半，她笑了：“那你来班加罗尔买房子吧！”我大略知道，班加罗尔的软件工程师的月薪，和上海的差不多，大学教授的薪水，也和上海差不多。回到旅馆，我问本地的另一位朋友：这对夫妇家的如此简单的装潢，在这里是不是很普遍？他回答：“是的，都差不多的。”当然，他是指在中产阶级的范围里。

　　我不禁想起两天前的那个下午。几个被会议上的连续讨论弄得头昏脑胀的朋友，一齐溜出会场，想去喝一杯啤酒，换换空气。可沿着大街一路找过去，酒吧倒是有，却都不开门。好容易找到一家，门是开着，里面却很暗，只有屋角亮着一个小灯。“有啤酒吗？”柜台里回答：“对不起，现在不卖。”明明开着门，为什么不卖？我们死缠硬要，总算同意了，几瓶湿漉漉的冰镇啤酒，半打玻璃杯，一袋花生，一齐端到一张小圆桌上。“先生，麻烦你把灯打开”，“不行，对不起，不行！”柜台后面的人口气坚决。同坐的一位马来西亚朋友忽然明白了：“今天是星期天，酒吧是不准营业的。”难怪！卖酒给我们，已经是违法了，再要他开灯，岂不是招警察来罚款吗？我们坐回圆桌，在黑影子里喝酒、低声聊天，间或看一眼门外明亮的街道，店铺大多关着，行人稀少，除了路过的汽车发出一阵噪音，这城市的黄昏时分的街道，真是很清淡。

　　会议结束的那一天傍晚，我一个人闲逛，走到一个叫City Market的地方，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在贫民窟了：与孟买一样的破烂棚屋，一样的满地垃圾，一样的蓬头垢面的人群，一样的皮毛肮脏的狗、猪和牛，一样的嘈杂、拥挤、混乱和热闹……据说，班加罗尔是唯一成功地将贫民窟推出市中心区的大城市，但是，它到底不能将它们推得很远，外来的游人访客，稍微走几步，就看到它们了。

　　八、让开镜头的总统府警卫

　　到了德里。据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说，三千四百年前的古代印度人就在这里建都了，不过是用的别的名字。这以后，陆续有七个王朝把这里当作首都，造了许多宫殿寺庙。到了1910年代，英国人又在德里老城的西南面，费时20年，造出了一个新德里。现在的印度中央政府的大多数衙门，都在新德里。

　　比起密布弯曲狭窄的街道、人声鼎沸、充满了贫民窟式的拥挤气氛的德里老城，新德里是气派多了。中央是一条东西走向的Rajapath大道，非常宽，两边是大片的草坪和夹道的绿树。大道东端是一个六角形的环道，它是新德里的道路枢纽，有10条道路从这里分向四面八方。环道中央立着著名的“印度门”，据说是取形于布鲁塞尔的Menin Gate，将近50米高，庞然大物。它建于1931年，本意是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印度士兵，大门的内壁上密密麻麻刻着阵亡者的名字。蓝天白云，游人密集，仰望这红砂石的巨大建筑上刻着的“India”字样，我却觉得很有一点讽刺的意味：发生在遥远的欧洲的战争，和印度次大陆上的性情温和的人民有何干系？这些穿着大英帝国的军人制服而被送上战场的人，是为印度而死的吗？

　　Rajapath大道的另一头是总统府，也是一座英国人设计的巨大宫殿，1929年建成，旅游书上说，它有340个厅室，227根画柱，十分地富丽堂皇。它横坐在Rajapath大道的西端，左边是议会大厦，右边是国防部大楼，它们从三面围出了一片和大道东端正相反的区域：那里车水马龙、一片杂乱，这里却禁绝交通、鲜花绿草、一尘不染。对于这种地方，我本没有什么兴趣，但载我去印度门的出租车司机极力怂恿：“那地方不能停车，但我可以在总统府门口放你下去，你在那里拍照，我在旁边兜圈子，你什么时候想走了，招呼一声，……”哦，我来了兴趣：这种如同北京中南海门口一样的地方，能容许一个外国游客如此自由？

　　我们的车子很快驶入了Rajapath大道的西端，路上果然没有什么车，宽敞的人行道上，稀稀拉拉也没有几个人。大道两边，每隔一百来米，就站有一个背着步枪的警察。司机径直将车子开到尽头，在一排高大的漆成黑色的铁围栏外停住。我下车一看，那围栏里面草木茂盛，树林的左后侧，露出了总统府的一角。再后面，则是一片更高的树：我从地图上知道，这总统府的西墙，紧挨着一个面积相等于整座德里老城的森林公园。围栏外面，面对东方，一字排开四门铜炮。传说这是莫卧尔王朝第一代君王巴比尔大帝从中亚地区带入印度平原的，可那炮的轻捷的样式，却令人很难相信这个说法。

　　司机将车子开走了，却不走远，就在附近不紧不慢地兜着圈子。我拿出摄像机，转着圈子地拍。我有意慢慢地走，以为那些警察会有反应。但是不，一点反应都没有，当我的摄像机镜头扫到离我最近、大约二十米开外的一位年轻的警察身上时，他还不好意思地笑一笑，拎起枪退后一步，表示不挡我的镜头。再看别的警察，目睹那辆出租车在他们眼前一次次来回，也熟视无睹，一副毫无警惕性的样子。于是我招手，钻进车，走了。在这个印度政府的重要的禁地，就这样随随便便地逛了一圈。

　　正是在德里，我第一次明确地感觉到，这个历史悠久的古国，其实是缺乏古迹的。德里老城的红堡，全印最大的古代王宫，1947年印度第一任总统尼赫鲁特意选择在这里升起三色国旗，宣告印度独立，其实只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它对面的印度最大的Jama清真寺，历史还更短。建于十一世纪的凯旋塔和它附近一所清真寺里的一根据说是铸于四世纪的铁柱，大概是德里地区 ——也是印度全境——最古老的建筑遗物了。在孟买，号称古物丰富的威尔士亲王博物馆里，最古老的两具石雕，是六世纪的；它的收藏特色——小型画（Miniature Painting）中，没有一张是400年前的，尽管这种画的实际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900年前。

　　时间的无情，在古国特别分明。

　　九、德里－阿格拉途中

　　既到了德里，就一定要去阿格拉，那也是莫卧尔王朝好几代的首都，世界闻名的泰姬陵，就在它城外。从德里去阿格拉大约200公里，一路都是平原，有高速公路直达——于是，我对旅馆的旅游柜台的先生说，我想当天来回。“当天来回？”他睁圆了眼睛：“不可能的，你必须在阿格拉住一晚！”“不是只有200公里吗？”“是。”“走高速公路？”“是。”“不翻山？”“是。”“那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嘛！”“不，要四个半小时。”真是奇怪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准时出发。一出新德里市区，司机就猛踩油门，一边介绍说：“现在是国家公路了。”口气颇为自豪。我一看，果然是封闭式的高速公路，路面虽有点小的坑凹，却相当宽，来去四车道，中间还有一条两米多宽的隔离带，上面铺着草坪，或者隔两三米种一棵小叶子的矮树，很整齐。几个身穿橙色背心、脸色黝黑的工人，在隔离带里修剪树枝。这么好的路，怎么可能要走四个半小时？

　　可很快，我们的车速就慢下来了。这一路经过的德里郊区，全是破破烂烂的小镇，一个还没过去，另一个又开始了。各种高低不等的平房或二层楼房，沿着公路绵延不绝，墙面上写着各种各样英文或印地语的招牌和广告，许多都已经褪色了，与墙面本身的斑驳混成一片，令人更觉杂乱。这些房子与公路，通常隔着二三十米的泥地，小摊子、成群的牛、赤着上身、跑来跑去的小孩子，以及各式各样、或忙碌或闲坐的成年男女，将这泥地挤得满满的。虽然是封闭式的公路，但只要经过一个小镇，就会开一个口子，于是，后座上坐着笑嘻嘻的少年的自行车、两轮、三轮或四轮的人力车、牛车、摩托车，甚至还有步行者，就从这些口子从从容容地进入公路，径直穿到对面去，或者顺着走一段，到前面不远的下一个口子再出去。一辆同方向的人力三轮车慢吞吞地靠近了，再看我们这车的时速表：20英里。

　　走得慢也有好处，从旁边过去的那些超载的汽车，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断有三轮的小出租车从两边驶入公路，车厢都明显加长了，在德里和班加罗尔，这种车只载两个乘客，可在这里，是载四个、甚至六个人。那种七座或十一座的小公共汽车，胆子更大，只看见里面都是人头，后面的踏板上也站着人。有一辆车，大概实在是车厢里挤不下了，那位年轻的司机，竟然让一个大约十七八岁的少年坐在他腿上——差不多就是坐在他怀里，车还开得很快，呼地一下，就从我们旁边超过去了。起初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等到我们的车赶上去、和那车并行时，我仔细看了，司机腿上确实坐着一个人！

　　好不容易进入北方邦的地界，公路两旁出现了一望无际的绿色麦地，汽车也明显减少了。可是，我们的车仍然开不快。路中央的隔离带渐渐收窄、低下去，几乎和车道的路面平齐了，两侧的封闭栏也大段大段地空缺。一队——总共十一头——高扬着脖子的骆驼，各拖一辆胶皮轮的大车，不紧不慢地走上公路。车上各坐一只巨大的用多层本色厚帆布做成的袋子，一律装得鼓鼓囊囊（装的是粮食，我后来看见另一队骆驼车停在路边，其中有一只袋子破了，麦子洒了一地），宽出大车许多，占了整整一条车道。两头大象，一头驮着重物（没看清是什么），另一头光着背，扇着耳朵，慢慢地走着。忽然，从隔离带的那一边，一辆卡车横穿过来，在我们眼前拐弯。路边传来一阵叫喊，我转头一看，七八个杂耍艺人模样的人，牵着猴子、狗熊，跟着路过的车子慢跑，一面比比划划，邀请车上的人下去与狗熊们合影——当然是要付钱的。一辆拖拉机，拉着一节空的拖车，突突地从侧面驶过……时近正午，我们离阿格拉城还有70公里。

　　烈日当空，汽车离开国家公路，向左折入一条弯弯曲曲的窄路，司机解释说：“这是邦级公路，可以近很多的。”完全是乡村景象了，大片的麦地、漂着垃圾的池塘、停在树阴里的牛车……隔两三英里，就会出现一个村庄：大多是黄泥垒成的平房，覆盖着近于黑色的茅草顶，三三两两地散在茂盛而杂乱的树丛中。村中土路与这公路的交汇处，常有几幢单薄的砖房，伴着一排以四根木柱撑地、如同鸟巢似的歪歪斜斜的木板阁楼，小得只能容两三个人坐，那就是乡村的日用货摊了。公路是沥青路面，两旁高树杂立，很少有汽车，司机加大油门，开得飞快。可是，只要临近村庄，路面就会变得非常坏，沥青是完全没有了，砂石凸露，坑坑洼洼，还湿漉漉的，好像被人泼了水一样，汽车只能如蜗牛般慢慢爬行，一直要到过了村庄，路面才恢复平坦。如此几次以后，我问司机了：“怎么一到要经过村庄的时候，路面就这么糟？”他轻描淡写地解释：“那些农民！老是赶着牛车走来走去，压坏了。”“邦政府为什么不修？”他摇头：“谁会在意这个事？”又一个村庄迎面而来，汽车迅速减速、颠簸，看着窗外那几乎是紧贴着公路的板壁开裂的小木屋，我忽然起了小人之心，有一点怀疑司机的解释了。在人烟稠密地区应该减速慢行，这本是行车的起码规矩。可是，如果没有足够醒目的标记——我在印度半个月，从未看见过此种标记——和足够有力的管理，使人遵守此种规则，那么，来一段坑坑洼洼的路面，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下午两点多，终于到了阿格拉。路上整整五个小时。曾听一位印度朋友说，德里－阿格拉高速公路是国家的脸面之一。我相信这个说法，越是发展中国家，往往越多、也越看重这一类的脸面。可是，两百公里要走五个小时，这脸面实在不怎么样。为什么不能将一切低等之物：人、畜、人力车、畜力车、摩托车、小排量的汽车……统统逐出公路，单让大马力的汽车风驰电涌？一车一车的全是外国游客，那多有面子？已经是高速时代了，怎么还能容忍这样又乱又慢的路况呢？

　　聪明的印度人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说不定过两年，你再从德里去阿格拉，会发现一切都变了，再没有骆驼、大象和拖拉机和你并排前行了。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至少在这条德里－阿格拉国家公路上，各种生物（不仅仅是人）、各种移动和载运方式（不仅仅是大马力的汽车载运）的平等的通行权，还是一定程度地存在着。“效率”和“速度”，这两个据说是现代之精髓的要求，还没有独占这条路。

　　夕阳西下，从阿格拉城郊的巨大的褚红色宫堡的台阶上俯瞰四周，静静的河流，杂草丛生的田野，稍远处的拥挤的市集，更远处的国家公路，一切都笼罩在黄灰色的薄雾之中。近处飘来一阵清真寺的悠扬的歌咏声，大大小小七八只猴子，在宫堡的空旷的内院走来走去，我就站在三米之内，它们却像没看见一样。

　　十、泰姬陵

　　早上八点半，我就到了泰姬陵。这是第五代莫卧尔皇帝沙·迦汗为爱妻阿柔曼建造的陵墓，长方形，圆形拱顶，内外全部是白色大理石。据说，有多达两万的工匠，历时22年，才将陵墓建成。沙·迦汗皇帝本还想给自己造一座与泰姬陵对应的黑色大理石的陵墓，结果陵墓没造成，自己却被儿子关起来了，就关在阿格拉城外那座褚红色宫堡的一个六角形的塔楼里，每天只能透过窗户，悲伤地遥望朱木纳河对岸的泰姬陵。

　　泰姬陵建在一个高台上，背靠朱木纳河，南面是一个长方形的花园，花园南面的尽头是正门。正门外是一个巨大的方形广场，围着红砖高墙，东、南、西三面各开一扇大门，游人就从这三个门进入。我是在西门外下车的，远远地就看见西门口排着长队，长队尽头，是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察。赶紧到售票处买票，好家伙，一张门票720卢比！回头看那排成长队的游人，大多数都是印度人，衣着普通，其中还有一队一队穿着制服的中小学生：他们都买这么贵的门票？

　　西门口的警察虽然背着枪，却并不认真检查，只是不断地要人看旁边存物处的一张告示，上面列出了不准带进去的东西的清单，对照一下，我包里的一架摄像机和一盒饼干，是违禁之物。要存放么？回头看看那几个松松垮垮的警察，我的不守法的毛病发作了：管他呢，反正我已经进来了！

　　走到广场中央，糟了，那北面的通向花园的泰姬陵正门，还有一道关卡，而且是男女分列两排，各自通过两个长木板框成的门，门边站着男女警察，挨个儿翻包，就好像过机场的安检门。我硬着头皮排上去，果然，主查的胖胖的警察一眼就看见了我的摄像机，一招手，我就被旁边的三个警察带到了边上，这下子麻烦了。一个中年警察拿着我的摄像机，翻过来转过去地看，一边还问：“你看见门口的告示了吗？”我正发窘，另一个细细翻我的包的警察拿出了我的护照：“中国人？”“ 是，从上海来，大学教授，来开会……”我说得语无伦次，只是想表现态度好。“哈，中国人，朋友，伟大的国家！”那警察咧嘴微笑，拍拍我的肩膀，另外的两位也换了表情，摄像机随即放回到我手上，中年警察指指我包里的饼干：“请别在里面吃，OK？”我赶紧点头：“OK！”“请吧。”他手一挥。自十五年前第一次出国到现在，因为拿中国护照而受优待，这还是头一回。

　　跨过门槛，就看见泰姬陵沐浴在上午的清凉的阳光中。花园中央，一条大理石地面的步行道，在两排绿树的夹卫下，从正门笔直通向陵基。绿树之外，各并列一道长条形的水池，蓄着浅浅的水，将陵墓的倒影映得十分妩媚。我极想摄下这倒影，可每一次对准镜头，要按快门了，一定有人从横跨水池的短道上走过，将身影覆住那倒影。算了，游人实在是太多了。进入陵墓大殿，一下子暗下来，抬头仰望，金色的殿顶非常高，四面有镂空的大理石窗格，阳光从东南两面射入，将殿中央白色大理石棺上的细密的雕纹，映照得十分清晰。石棺周围，隔着一圈大理石屏风，人头攒动，有些白人游客，几乎是将眼睛贴在屏风的镂空图案上。大殿里不时响起一个粗壮的男声，那是管理员的吆喝：“不准摄像！”

　　我想起新德里的甘地墓。也是在一块高地上，也是围着一圈城墙，墙外是大片往下倾斜的草坪，墙内中央，摆着一方低低的、周长不过五六米的黑色大理石，什么纹饰也没有，那就是甘地墓了。我是黄昏去的，不用买门票，但需赤足，如同进入印度神庙。四周远远传来城市的嘈音，墓园里面却十分安静，只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大胡子，穿一件令我想到中国人的孝衣的本色蓝边棉布长衣，跪坐在黑色大理石的南面，持续地击打一面小鼓，鼓声单调而凄凉。我在的半个小时里，有二十几个印度人来拜谒，其中有两个小伙子，拎着旅行包，上衣后背汗湿了一片，显然不是本地人。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也学着父母的样，缓步绕墓一圈，然后立定，双手合十，默默致意。那干瘦、光头、鼻梁上架一副圆眼镜的老头子，是印度人心中真正的神。

　　离开泰姬陵的时候，我特意问了售票处，原来印度人的门票是20 卢比，仅为卖给外国人的票价的三十六分之一。据说，印度所有的古迹所在地，都实行这样的双重票价，虽然悬殊的程度不一样。看起来，印度旅游管理局的官员们是分得清轻重的：再稀罕的古迹，对同属于这块土地的人民来说，也不是商品，尽管对外面来的游客，那就是商品，应该卖个好价钱。

　　十一、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

　　预定晚上十二点半从德里起飞回上海。将近十一点的时候，我到了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快半夜了，候机楼前却人声鼎沸，各种各样的汽车挤成一团，男男女女，大包小包，好像这不是一天结束的时候，而是一天才开始。

　　进得大厅，人山人海。找到印度航空公司的柜台，排队，半天才能前进一步。渐渐能看清柜台后面那位白色制服的壮汉的疲倦的笑脸了，我突然发现，在他上方的一根横档上，斜贴着一张方形纸片，上面有几个手写的词：会不会是航班延误的通知？挤上去一看，果然是，而且就是我那个航班！白排了大半个小时的队，而且还不知道何时起飞。这次印度之行，我一共乘四趟印度航空公司的航班，前三次中，两次延误，一次取消（安排我改坐另一个航班），本以为这一次是半夜的航班，不会延误了，不料依然如此，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了。

　　到指定的一个最远的候机室坐下，昏昏欲睡。忽然惊醒过来，听到身后发出响亮的鼾声，原来是一位五十来岁、大脸盘、一身藏青色西装，头发锃黑油亮的中国汉子，仰头张嘴，睡得正香。原来四周都是空位子，现在差不多坐满了，印度人居多，中国人也不少。看一下手表，嗬，已经早上四点钟了，怎么还没有起飞的消息？

　　正在焦躁，广播响了：“……飞机将在十五分钟后登记。”周围一下子活动起来，刚才那位打鼾的先生也醒了，从他周围两个同伴的跟班式的举止看，他显然是一个官员。检票口再次播音：“请女士和孩子先登机。”是女士和孩子，而不是头等或公务仓的旅客，享受先行登记的优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秩序。几个小时以来的种种不满——我甚至想过，一定要告诫朋友们：千万别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航班，忽然减轻了许多。

　　男士们也安安静静排成了长队，我身后正好就是那位官员的两个同伴。轮到男士了，正在我前面鱼贯而行的几个印度人的脸上，忽然露出了奇怪的表情，我顺着他们的视线望过去：那位打鼾的中国汉子，刚才一直坐在椅子上，没有来和同伴一起排队的，此刻却站起来径直走向检票口，好像根本就没有看见这些排队的人！正好要经过检票口的，也是几个印度人，其中一位年岁较长的矮个子，看见有人要插进去，就主动退一步，于是那位仁兄自自然然向剪票小姐伸出机票，摇摇摆摆地进去了。

　　这是我在印度的领土上，最后一个强烈的印象。

　　2004年3－4月上海
]]> 人社 Tue, 03 Mar 2009 06:59:50 +1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