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黄晖在《论衡校释自序》中说:"清儒,尤其是乾、嘉时代,校勘古书是一代的伟绩。但对于《论衡》,如卢文弨、王念孙等,都是手校群书二三十种的人,而没有一及此书。因为他们只把《论衡》当做一种治汉儒今古文说的材料看。"黄氏所说的卢、王等手校群书而未及《论衡》是事实,所讲的理由则不能令人信服。清人不校 勘整理《论衡》,除了认为王充是不孝之子外(见拙作《不孝之子--清代学者心目中的王充》,载《光明日报》2007年4月12日国学版),尚有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他们眼里,王充是一个诘难孔、孟二圣的悖逆者,而且乾隆皇帝也旗帜鲜明地持此看法,将王充与《论衡》从政治上判了死刑。

《论衡》中有《问孔》《刺孟》二篇,公开向孔子、孟子发难。王充认为,圣贤下笔作文,尽管经过认真思考,还不能完全符合事实,何况他们仓促之间的所言(《论语》主要记录孔子与弟子的言谈),怎么能都对呢?"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既然有诸多矛盾之处,"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讲得理直气壮。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在汉代尊崇儒术的背景下,王充对孔、孟的言论敢于怀疑,不盲从盲信,态度是科学的、难能可贵的。圣人所讲的也不见得句句是真理,既有不妥之处,我又有这方面的才能与学问,有什么不可批评的呢?但是,孔子在世时,就已被其弟子尊为圣人,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的地位已无与伦比,正如司马迁所言:"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因此,对孔子的话,只有认真学习、深刻理解和落实于日常言行的份儿,哪能批评、反驳呢?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人们对王充及《论衡》褒贬不一,但对其责难孔、孟的做法却几乎都提出了批评。南宋学者黄震、王应麟,明代学者胡应麟都对此表示了不满。到清代则批评更剧。《四库全书总目》:"《刺孟》《问孔》二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人相轧,可谓悖矣。"臧琳说:"《问孔》《刺孟》,语多有得罪名教者。"黄式三说:"读其书,《问孔》《刺孟》,谬矣。"梁玉绳亦言:"《论衡·问孔篇》最无忌惮,王充之为人,必傲愎不可近。"怎样看待清学者对王充的批评呢?一方面,学者们对孔、孟的言论过于迷信,不问是非,不管对错,皆以为是,甚至连圣人的话会错的想法也不许有,而王充竟敢毫无忌惮地百般挑剔,是可忍孰不可忍,故对王充群起而攻之,以捍卫孔、孟的尊严,反映了清代学者们思想凝固、保守的一面;另一方面,虽然王充不盲目崇拜圣人的精神是可嘉的,但到具体问题,往往"刺"得不准,"问"得无理,未能准确把握孔、孟的思想体系,有时失之片面,不能令人信服。清末学者孙德谦的《古书读法略例》有"读书不求甚解例",批评"《论衡》之《问孔篇》,其中释解多有失之甚求者。"所谓"甚求",即俗语所谓钻牛角尖也。今人徐复观甚至对王充的理解力提出了质疑,批评王充对孔、孟的不少责难近乎胡闹。《四库全书》本《论衡》的卷首,有乾隆的一篇《御制读王充论衡》:

向偶翻阅诸书,见有王充《论衡》,喜其识博而言辩,颇具出俗之识,其全书则未之览也。兹因校《四库全书》,始得其全卷而读之,乃知其为背经离道、好奇立异之人,而欲以言传者也。不衷于圣贤,未有能传者也。孔、孟为千古圣贤,孟或可问而不可刺,充则刺孟,而且问孔矣。此与明末李贽之邪说何异?夫时命坎坷,当悔其所以自致坎坷耳,不宜怨天尤人,诬及圣贤。为激语以自表则已已,犯非圣无法之诛,即有韪其言者,亦不过同其乱世惑民之流耳,君子必不为也。且其《死伪篇》以杜伯之鬼为无,而《言毒篇》又以杜伯之鬼为有。似此矛盾处,不可屈指数。予故辟而诃之。读《论衡》者,效其博辩、取其轶才则可,效其非圣灭道,以为正人笃论则不可。

但王充公然向孔、孟二圣、特别是向孔子发难,这便犯了大忌,激怒了乾隆皇帝。由上文我们可以看出乾隆对王充及《论衡》的厌恶:王充"非圣灭道",为"离经叛道、好奇立异之人",《论衡》与明末李贽的著作一样,皆为歪理邪说,这就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王充及《论衡》的死刑,而且赞同王充观点的人,亦为"乱世惑民之流",不得入于"君子"之列。众所周知,乾嘉之时,一方面是中国历史上学术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同时也是政治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清廷实行高压政策,屡兴文字狱,很多文人、学者因此丢了性命,甚或株连整个家族或师朋好友。乾隆既然如此态度鲜明地否定了王充和《论衡》,谁还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自寻灾祸呢?再加上人们内心深处对孔、孟的尊崇和王充所"问"所"刺",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清代学者不刊刻、不校注《论衡》,就在情理之中了。

【原载】 《光明日报》2008-04-14


毛泽东：关于枚乘《七发》1959.8.16于庐山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

屈原[1]高据上游。宋玉、景差、贾谊[2]、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哭上层统治阶级的腐化。"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

现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游水、爬山、广播体操，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夫诺夫[3]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总之，一定要鼓干劲，反右倾。枚乘直攻楚太子："今太子肤色靡曼，四肢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讠燕]，纵恣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

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因为右倾或"左"倾机会主义这类毛病，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这个法子，我们叫做"批判从严"。"客曰：今如太子之病,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首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的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九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氵忍]然汗出，霍然病已"。用说服而不用压服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见效甚快。这个法子，有点象我们的"处理从宽"。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如无兴趣，其余可以不读。

我们应当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李大钊、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览观"，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
当然，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下两个阶层说的，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资产两个对抗阶级说的。我们的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了革命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农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些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的人们。我们现在也正有这种人。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4]时为吴王刘濞[5]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6]所收曹植[7]《七启》，张协[8]《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手稿）


注释

[1]屈原，战国时楚国政治家、诗人。

[2]宋玉、景差，均为战国时楚国辞赋家。贾谊，西汉政论家、文学家。

[3]巴夫诺夫，今译巴甫洛夫，苏联生理学家。

[4]汉文帝，指西汉皇帝刘恒，公元前一八Ｏ　　前一五七年在位。

[5]刘濞，西汉诸候，封吴王。

[6]指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组织编选的《文选》，收载了自秦至南朝梁的诗文词赋等七百余篇，是现存我国古代第一部质量较好的诗文选集。

[7]曹植，三国时魏国诗人。

[8]张协，西晋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