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半熟人社会化与公共生活的重建*——辽宁大古村调查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快速而深刻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农民交往方式的变化。尤其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农村生产方式的变化和流动性的增加，使得村庄异质性大大增长，并最终影响到了农民交往方式的深刻变化，并因此产生了重建村庄公共生活的强烈要求。本文以2006年冬季在辽宁大古村的调查为基础，对农民交往方式的变化和农村公共生活的转型作了讨论。

一、阎云翔的讨论

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以在黑龙江下岬村的调查为基础，讨论了农村住房结构的变化与农民隐私权兴起的关系。黑龙江下岬村“每年漫长的冬天和常年的经济匮乏使得这里的居住环境相当拥挤。直到80年代前期，这里的人通常都是阖家老少不分男女地睡在一条炕上”。[1]老宅子“室内活动空间的缺乏反而促进了社会交往，特别是同村亲友之间的‘串门子’。这种无目的性的互访非常频繁，而且已经程式化了。村民们不分男女老少都喜欢串门子”。而到了1980年代以后，下岬村民的经济条件改善，尤其是住宅结构中出现了功能分区，一是有了客厅，二是每个人都开始有了自己的卧室。出现这种住宅结构变化的原因，并非仅仅是经济条件改善的结果，而是私人生活转型的一个部分，“住房改建也可以被看作是村民们对近来兴起的夫妻独立与个人自由的要求的回应”。（P139）

阎云翔认为，新式住宅中，客厅的出现十分关键，“客厅的意义在于它同时具有排斥和接受的功能，可以在公共场合和私人生活之间建立一个转换区域。客厅是在私宅之内的半公开地段，从而确保了家庭的隐私不必受到外界的窥测或侵扰”。(P140)正是客厅的出现及院墙及院门的出现使住宅越来越成为私人的空间，“在住宅越来越与外界隔绝，对外人越来越不开放的情况下，串门子明显减少，邻里之间的关系也就随之而日益疏远”。有两个具体原因导致串门子的减少，一是“住房条件改善及家中拥有电视和音响设备”，二是“如今到别人家时举止要比过去受约束，也麻烦多了”。

阎云翔的意思似乎是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私人生活的转型（或隐私权的生长），农民的住宅出现了有利于保护私人生活和生长隐私权的功能分区，住宅的功能分区又进一步减少了村民的相互串门及进一步使住宅成为村民的私人空间。住宅结构的这种转变标志着“人们在私人生活领域对个人权利的要求在增加”。(P155)

阎云翔的讨论是给人以启示的，不过，阎云翔的讨论在一些关键环节显得模糊，因为阎云翔的落脚点是“个人权利的要求在增加”，但阎云翔没有说明为什么人们现在会在且只是现在才在私人生活领域要求增加个人权利。且问题是当前农民最为需要的究竟是私人领域的个人权利还是公共生活中的欢快局面，是农民在要求个人权利还是他们不得不承受与社会相隔绝的代价？及这个个人权利究竟是什么样的“权利”。在中国，尤其是农村，人们缺少对宗教性价值的体验，离开了人与人的交往，离开集体生活，农民是增加了个人权利，还是减少了个人福利？

阎云翔说，串门子的减少，是因为住宅功能分区带来的公共性下降的后果。但仅仅从住宅的功能分区来判定串门子减少的原因，未触及当前农村的痛处。阎云翔认为，住宅室内活动空间的缺乏促进了社会交往，串门子变得经常。反过来就是说，客厅的建立使室内活动空间增大，而电视和音响的出现，使得串门子没有了动力。但另一方面，室内客厅的出现使住宅的公共性增强，至少使客厅公共性增强，这有助于村民串门。而无论是否有电视或音响等现代设施，中国农村的农民都是喜欢面对面交往的，都是希望在村庄共同的交往中获取生活乐趣，提高生活质量及了解村庄信息的。在本文以下大古村的调查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农民对公共生活的强烈需求。我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下岬村的农民没有利用客厅这个更加公共性的空间来增加串门子，从而提高公共生活的质量？据我们在南方农村调查，这些地区的农村的住宅结构早就有了功能分区，都有一个大客厅（堂屋等），但这并没有因此减少村民在农闲时节的串门，尤其是同龄群体聚在一起打麻将的几率。

串门子的减少与住宅功能分区及所谓个人权利增长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的讨论，不过，阎云翔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来看当前农村社会的变化，可能误会了农村社会变化的逻辑，并且可能误导对农民需求的理解。当前农民有了较多的闲暇时间，且闲暇时间的消费已经成为负担，农民缺少的不是所谓个人权利，而是对公共生活的迫切要求。但农民的公共生活的确又不同于过去的状况，因为过去的公共生活是一种熟人社会的同质群体的公共生活。当前的中国农村，因为现代性因素的进入，农村社会中异质性因素大大地增加，农村社会快速地半熟人社会化了。农村公共生活需要重建。

正是从重建公共生活的角度来看当前东北农村串门子的减少及私人生活的转型，可以有一些新的发现，及可能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二、住房结构的变化与家庭私人化

大古村是辽宁沈阳市郊县的一个农业村庄，全村约有700人，1500亩耕地，属平原地形，种植水稻。大古村的住房结构自建国以来已有十分巨大的变化。

先来看一看建国初的住房结构。以邓昌五这个有18口人的富裕中农大家庭的住房结构为例，图示如下：

 

从以上住房结构可以看到，三间正房中，中间是一个厨房，东西两边是卧室，两边卧室都是南北炕。邓昌五的父母住东边卧室的南炕，大哥大嫂一家（包括侄子侄女）住东边卧室的北炕，二哥和三哥两家则住两边卧室。邓昌五夫妇和四哥一家住在西边厢房的第一间。

邓昌五家因为人口众多，而在三间正房以外建有6间厢房。一般农户则只有三间正房，俗称“一明两暗”。其布局与邓家五家三间正房的布局相同。若人口更少且家庭困难，则可能只有一间半房。所谓一间半，是指有一间卧室和半间厨房。

建国后，随着大家庭的解体和经济的相对宽裕，大古村农民的住房也开始发生变化，其中的一个变化就是将卧室的南北坑改为只留南炕，北炕不要了，而放上家俱，比如说桌子和椅子。

自1979年开始，大古村又出现新式的住房结构，其关键是开始有了客厅，图示如下：

 

这种新式住房自1990年代以来在大古村得到普及。但鲜族人仍然讲究大炕，是传统的“一明两暗”，即中间是厨房，两边是大炕的住房结构。鲜族人与汉族人不同的地方是，鲜族的炕是通铺炕，就是整间房子全是炕，没有炕上炕下之分。

客厅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家庭内的功能分区。在没有客厅的房子里，卧室的炕是公共场所，来了客人或相互串门，大家就坐到炕上去了。吃饭也是在炕上。一般来说，冬季是农闲时节，室外活动不方便，人们相互串门，就可以到各家炕上叨嗑。冬季里，各家的炕都烧得暖暖的，叨起嗑来很舒服。

按大古村支书关平的说法，自从有了客厅后，人们串门，就不会随便走到炕上去坐，而是在客厅聊天。客厅与卧室的功能开始区分。在天气暖和的时候，坐在客厅聊天是愉快的事情，但到了严冬，坐在客厅就会很冷。一般农户在建房子时，都会在客厅装上取暖设施。但是，取暖要花钱，若不是有重要客人来，或有重要事情，客厅的取暖设施都不会使用。一般村民过来聊天，在严冬时节，就很难在客厅坐下来。而因为已经有了客厅及客厅与卧室的功能区分，一般邻里再进到卧室炕上去坐，就会觉得颇不方便。如此原因，就会进一步减少村民到其他人家串门的次数。

尤其重要的是，在暖和的时节，村民都很忙，相互串门的就少。而在严冬季节，农活无法再做，空闲时间很多，正是可以串门聊天的时候，却因为客厅、卧室的功能区分，而让一般村民感到进入他人卧室的不方便，从而让一般村民在决定是否上他人家串门时，多了几分是否去及去了是否方便的考虑，从而使串门叨嗑减少了。换句话说，本来有了客厅这样一个比卧室炕上更加公共的空间，村民相互串门应该更加方便，却因为东北寒冷冬季农闲时节与客厅功能的错位，反而使串门减少了。

 

三、大古村民公共生活的状况

不过，以上从住房结构尤其是客厅与卧室功能分区对减少串门的影响分析，很不被出生在东北农村的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师李洪君所认可。李洪君认为，东北农民相互串门减少，并非由于住房结构变化所致，而是有更深刻的原因。但无疑，住房结构的变化也是当前大古村村民串门减少的一个原因。

大古村村民相互串门的减少，大概在1990年前后变得明显起来，现在大古村村民很少会到其他村民家中聊天或打麻将娱乐，即使有，也往往集中在很小的朋友圈中，而非邻里之间。比如村支书关平和另外几个年龄更大一些的村民，隔几天会聚在一起喝一顿酒，酒后打打扑克。不过，即使关平他们也只有很少的时候在家里喝酒，大多数时候是到镇上餐馆喝酒，酒钱由打扑克赢了钱的人出。大古村只有很少的如关平这样聚在一起喝酒聊天的圈子。大部分村民甚至很长时间没有跨入其他村民的家门。

因为相互不串门，村民在绵长冬季的日子就不太好过。鲜族老人郑重和刚过70岁，子女均已成家，经济条件都好，也都不在身边。郑不愿意到他人家串门，觉得到别人家拘束不自在。但一天到晚，郑与老伴两人在家，闲得难受。每天早晨吃过早饭，就一个人玩扑克。中午睡过午觉，再一个人玩扑克或摆麻将。到了晚上，郑会喝约六两白酒，喝过酒后看一会子电视[2]，晚上八点钟开始睡觉，第二天凌晨两点多钟就会醒来。郑特别害怕冬天，因为如果是夏天，早上醒来可以出去锻炼，或搞一些劳动。冬天太冷，无法起床，只能趴在床上，翻来翻去多少回。

害怕冬天的凌晨，是大古村所有老年人共同的问题。我们在大古村访谈过6、7位70岁上下的老年人，几乎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感受。大古村老年人不仅与郑重和有同样的害怕冬天凌晨醒来却不得不趴在床上的问题，而且有同样的看不懂电视剧、却又极少到他人家去串门叨嗑的问题。有的春天或秋天，甚至冬天，天气适宜，老年人会聚在村中一个角落“晒赤膊乎”，也就是聚在一起聊天，有固定的地方，一般是在村子中间的一块空地上。2004年，这块空地被上级拨款修建为村子里的一个小广场铺上了水泥。这个铺上水泥的小广场，从此成为全村村民（尤其在夏季）的活动中心。个别老年人之间也会串门，但仅仅是个别老年人独自到另外一个单独住着的老年人家里去串门，而不会到与子女住在一起的老年人家去串门。

老年人不串门，年轻人也不串门。如果不串门，漫长的冬季怎么过就会成为问题。相对于老年人来讲，年轻人有更多打发时间的方式，比如常有村民结伴到镇上卡拉OK厅唱上一曲。年轻人也更喜欢看电视，也更容易看懂电视剧。不过，大古村年轻人在冬季的主要娱乐却是到村中两个小商店打发时间。

大古村在1984年开了第一家小百货商店，此后陆续又开了几家，但因为大古村人少，购买力不足，只存留下来两家小商店。最近10年，村中的小商店都专门腾出一间房子，用于给来小商店打发时间的村民休闲娱乐。每到农闲时间，两个小商店都会坐满来访的村民，其中有几个人会打麻将，赌很少一点钱，大部分村民则站或坐在旁边围观或聊天。在小商店聊天村民的年龄大多在30—50岁之间，男女都有。调查期间，我们数次到其中一个小商店观察，都看到有约20人围坐在那里，除一桌麻将正在开打以外，其余的人都在聊天。另一个小商店最近没有开放供村民娱乐的房间，因为店主最近太忙，而来娱乐的村民却到11点钟以后还不愿离开。

有趣的是，在严冬季节，大古村一方面是每家每户早早入睡，一方面是两个小商店热闹到深夜人们还不离去。两个小商店事实上起到了公共空间的作用，为缺少打发时间办法的大古村民提供了打发时间的地方。小商店的热闹是大古村村民少串门、村民住宅公共性减弱的后果。同时，小商店提供的公共空间又进一步替代了村民住宅的公共性，从而进一步降低了村民相互串门的必要性。大古村民相互之间的少串门，使其生活方式变得与城市类似。村民需要公共生活，刚好小商店为吸引顾客，而愿意辟出一间房子来满足村民公共生活的需要。

大古村的公共生活因为2004年修建在村子中间的小广场，而更加活跃。小广场是室外的，有一些体育器材，在严寒以外的季节，小广场就成为村民们愿去的地方。在夏天，村中一些积极分子会在广场上放一些音乐，有一些中青年妇女也愿意在广场上跳上一段健身舞。夏天农闲时间的夜晚，大古村广场的人们都是心情愉快的。广场的夜晚很温馨，一直到了很晚还有人舍不得离去。

大古村的公共生活中，年节是十分重要的一块。虽然近年来年节的味道越来越淡，到了春节，全村人还是要相互串门拜年的。在父母生日的那一天，做子女的还是要回来陪父母吃一顿饭并送一点礼物的。清明节也还是要给过世的亲人上上坟的，等等。

大古村比较有趣的一个节日是三八妇女节，全村不分男女老少，大多数人都要过。这个节日并非村集体组织，而是大古村人习惯了的节日。大古村民过三八妇女节是30年前的事情。之前，大古村的鲜族人到了三八妇女节会隆重庆祝一番，村里汉族人觉得鲜族人庆祝三八妇女节的活动有意思，也热闹，就逐步跟随。当时村集体还有点钱，就推动了一下，后来村集体经济困难，也不再补贴村民的活动。村中三、五户关系好的村民，就各自出钱，热闹热闹。具体地，村中成年男女会几家聚在一起，每家出比如50元钱，然后一起到镇上餐馆聚餐，唱卡拉OK。村中很多老人也会庆祝三八妇女节，只是他们较少到镇上聚餐，而愿意聚在其中一家包饺子。每年从3月6日开始，村中就有家庭准备庆祝三八妇女节了，节日气氛会持续到3月9日。村民对每年的三八妇女节都有些期待。三八妇女节的热闹甚至不亚于春节。

 

四、村庄的半熟人社会化与公共生活的变化

为什么大古村村民的串门越来越少，而小商店的人却越聚越多？为什么村民不喜欢看电视剧，却热衷于在广场上跳舞，或全家庆祝三八妇女节这个新近才有的节目？

如果要描述大古村最近20年在社会交往方面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以前以邻里为基础相互串门的社会性关系与交往逐步变少，而以公共空间为基础的交往需求被创造出来。这一点正与城市的情况一样。在城市的社区生活中，相互之间的串门相对较少，而集体性公共活动的需求却强有力地产生出来。尤其是脱离单位制和街坊约束的新式城市社区就更加需要有公共活动。近年来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成果，是在城市社区开辟一些公共的空间，市民在夏天的夜晚聚在一起跳健身舞等。住在城市单元楼的居民一般很少到他人家串门，住的很近，了解却很少，相互之间都很隔膜。这种住在一起却相互不熟悉也少交往的现象，可以称之为“城市社区现象”。

回到大古村来，大古村近20年来也开始出现了“城市社区现象”，村民住在一起，相互之间的交往却减少了，熟悉到不加思考的程度也降低了，村庄社会由以前的熟人社会变成了现在的半熟人社会。大古村的半熟人社会化是理解其近年来公共生活变化的一个关键。

费孝通说，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农民长期在一起生活，已经熟悉到了不用思考就可以按地方规矩来行为，就可以理解其他人会如何行事的地步，以至语言沟通也变得不太必要了。[3]大古村建村历史虽然不长，但在人民公社时期，一方面集体活动众多，村民天天打交道，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共同的劳动和交往中度过，因此，村民彼此十分地了解；一方面村民很少流动，几乎所有村民都从事同样的农业生产劳动，职业上缺少分化，收入相差不大，且没有外来陌生人，也少有人到外面生活太长的时间以致会忘记自己村庄的规矩。总之，在村庄中，村民对地方上的规矩是熟透了，是不用思考就可以按规矩行事的了。村民之间也都十分熟悉，每个人都了解他人的秉性和他人的各种亲缘人缘关系状况。村民家庭在经济上相差不多，心理上的界线也就较少。没有一家可以凭借外在势力压倒另外一家，每一口人及其一家在村庄中的人际交往就变得重要，主观上的努力可以克服客观结构的限制，因为客观结构的制约力本身很弱。

在这种熟人社会的关系中，若有冬季严寒和闲暇时间，村民相互串门聊天打发时间就十分合理正常，因为可以通过串门聊天打发时间，生活中的趣味性就增加，生活质量就有所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大古村的情况也如全国农村一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择要可以列出以下三端：

一是集体劳动的解体。分田到户以后，农业生产由集体劳动变成了个体劳动，收益权的清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因此产生了更多农闲时间。但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农闲时间的增多没有转化为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甚至因为农闲时间过长，而使消遣时间成为负担。此外，农民虽然因为收益权的明晰而有更高的劳动积极性，相对于集体劳动来讲，却少了劳动的趣味性，少了共同劳动中的竞赛、调笑、甚至吵架所产生的生活审美，从而使劳动起来更容易疲劳，劳动变得单调和难以忍受。个体劳动也减少了村民彼此之间了解的机会。

二是社会流动的增加和经济收入的分化。分田到户以后，大量的农闲时间使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变得可能及迫切起来。最近20多年，大古村几乎所有年轻人都有过外出务工经商的经历，一些人甚至到国外打过工。社会流动的增加，使村民的经历发生了变化，共享的经验发生了变化，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降低了，尤其使全村作为一个整体的内部熟悉程度大大降低了，同时，务工经商和就业多无化，使村民的经济收入有了分化，有的人富裕起来，还有的人还不富裕。所有这些，使村民交往的心理距离有所扩大，对同样事件的理解变得不一致起来。村庄社会中出现了共享经验不足的困境。

三是村庄的陌生化。近年来，年轻人婚姻地域发生很大变化，很多来自偏远地区的姑娘嫁到了村里，而本村姑娘又嫁到了城里（至少是在城里买了楼房），甚至本村有钱的及年轻的村民，已经有50多户在城里买了楼房，虽然他们在大古村还有住宅，但并非全部时间住在村里。这样一来，在以前村庄的熟人社会中，却总有那么几个村民不太了解的有点陌生的身影，这些陌生身影改变了村庄以前因为熟透了而可以随心所欲应对的规则。

总之，当前的大古村，村民的就业、收入、交往乃至习惯、爱好和秉性，都已经多元化了，村民在某些方面已经有了不同于其他村民的兴趣、品味和需求，甚至有了个人的隐私空间，这就使村民之间以前无阻隔的交往，加上了一层隔板，村民不再如过去那样无拘无束地随意进入他人家门，村民越来越觉得进入其他村民家不太方便了。

村民不串门，是因为村庄社会的多元化和异质性增加，使村庄社会半熟人社会化了，村民之间有了心理距离，村民在串门时，往往会因为兴趣和品味差异，因为共享经验的差异，因为家庭成员中有人的不很熟悉（比如娶回来的外地媳妇，却又不常在村庄共同生活，以致村民很难了解她的脾气、爱好和性格），因为村民对时间把握的差异（比如有村民喜欢看电视剧，或已经安排某个时间做某事），而使串门聊天这种只要进入村民个人家庭，就使被访人缺少退出选择的方式，变得令人尴尬。串门是针对特定家庭的特定人而去的，因此，串门背后是交往双方的缺少选择权，没有人有办法随意退出聊天，而一旦有人觉得不适而想退出，就会让另一方感到不快，本来串门聊天是为了打发闲暇时间，却因为品味、兴趣和共享经验的差异，或家中有不很熟悉成员及其背后投来的审视目光，而使串门聊天变成了让人不自在的事情，串门持续地减少。与到私人家串门减少相反，大古村的公共场所的交流变得重要起来。比如小商店、广场及三八妇女节时的朋友性聚会。这种公共性交往的好处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加入，也可以自由退出，这种自由加入和退出机制，就不会让品味爱好已经多元化的村民被串门这种私人性和针对性颇强的活动所约束。村民有了兴趣和爱好，有了需求，就到公共场所一走，而没有兴趣就可以退回自己的生活空间里去。

 

五、结语

大古村民串门聊天的黄金时间是在分田到户之初，这个时候，集体高强度劳动减少了，分田到户后农民内在积极性的调动又使农民可以在尽可能少的时间将农活做完，农闲时间增加了，而集体时期村民之间的高强度相互交往，使村庄内不仅是同质的社会，而且极其熟悉了解，村民有时间和热情串门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流动的增加，就业的多样化，社会经济的分化，农民的异质性大为增加，村庄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村民相互串门大为减少，村民的串门时间在改革开放之初的高峰，下降到了当前的低谷。

正是大古村的多元化，及由此产生的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的变化，使村民需要一种更加公共化的可以自由加入与退出的闲暇消遣方式，而越来越不适应于过去以串门叨嗑这种针对性颇强退出机制不足的闲暇消遣方式。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当前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是要适应农村社会多元化所带来的半熟人社会化的变化，为农村提供可供有效消遣闲暇时间从而有效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公共空间。大古村的广场建设因此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大手笔。若大古村能建设一些室内的公共活动空间，就可能为村民提供比投入多得多的福利产出。当前很多农村，农民住宅修建的宽敞漂亮，却没有一间象样的可供村民公共活动的场所，实在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

当前农村农民住宅公共性的减弱，主要不应从住宅的功能分区来讨论，也不应从农民个人权利要求增加角度来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社会流动的增加，就业的多元化和经济社会的分化，带来农村社会异质性的增加，农村社会半熟人社会化了，这使得传统的以住宅为公共交往空间的交往方式变得不再合适——因为这种交往，使参与交往的人（至少是房东）缺少退出的可能。也因此，建筑在脱离特定农户基础上的真正的公共空间，就可能会为正在半熟人社会化的农民提供一个交往与活动的场所，就可能只要较少的公共投资，就为农民提供较多的生活乐趣和高质量的闲暇生活。当前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适应当前农村半熟人社会化的变化，通过建设公共设施来重建农民公共生活。

 

六、余论

回到阎云翔的问题。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第五章“私人空间与隐私权”中，通过对下岬村数十年来农村住宅结构变化的调查，讨论了私人空间与农民隐私权的关系。阎云翔认为，虽然中国传统社会中也有类似Privacy含义的隐私观念或隐私权，但在传统时代，隐私权不仅存在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的阶级差异而且隐私权在同一阶级甚至同一家庭内也会因人而异，典型例子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阎云翔因此认为，“抽象地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隐私权的有无显然意义不大，问题的关键是在于隐私权是一种随人际等级关系而变动的特权还是人人皆有的基本权利”（154页）。下岬村民在1990年代以来，“将过去唯精英阶层才具备的私人空间及个人隐私的观念变成了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并以较为平等的新型私人空间安排取代了过去的等级化空间关系结构。通过营造专属自己的一方天地，村民们实际上参与了私人生活领域的一场革命性变迁”（154页）。

从以上引述，可以认为，因为经济条件的改善，普通村民及传统家庭中地位较低的子女也获得了专属自己的空间，从而使自己可以有较为体面的可以允许隐私存在的私人生活空间。传统社会中，人们并不缺少对隐私保护的追求，问题是缺少这个条件。如此看来，住房结构的变化，主要是经济条件改善的结果，而非一定要有新的“关于权利”的观念进入。

不过，阎云翔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认为，“更重要的是，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电视给村民带来了各种现代的价值观念和想法，导致了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最重要的新价值是自由，与其紧密相关的则是自主和亲密性的观念。这些新思想成为隐私权的支柱。如果我们不去关注新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就无法了解下岬村民对个人空间与自主权的要求”（154页）。

阎云翔进一步认为，下岬村的变化与“私人生活发展的世界历史趋势是一致的。在这一过程里，家庭变得更加私人化：家庭生活以夫妻为中心，家庭成员也更具个人权利的意识，于是就又产生了对个人空间和隐私的更多追求。在更深的层面上，这种变化标志着人们在私人生活领域对个人权利的要求在增加”。

显然，阎云翔认为，是因为外来的关于自由、自主和亲密性的观念，促成了隐私权，从而导致了下岬村民对个人空间和自主权的要求，并且尤其是“标志着人们在私人生活领域对个人权利的要求在增加”。

但是，如果没有外来的观念，中国农民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条件下是否会在私人空间安排上发生以上变迁？只要看一看建国前所谓大户人家私人空间的安排，事情就一目了然，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大户人家“侯门深似海”，一般农民只是因为经济条件太差，而不得不全家挤在一条炕上生活。大户人家不仅“侯门深似海”，而且男女有别，而且子女也各有各的独立空间。不仅传统社会的大户人家，而且在南方中国农村的普通农家，也早在建国前经济条件允许时，就建有结构复杂的住房和为每个人留有单独的空间，比如江西、广东、福建农村的情况。

阎云翔在下岬村调查中，村民为什么喜欢新式住宅，他举了两个例子，其一是王先生说：“刚结婚那两年我们住在我三叔家的北炕，那才叫遭罪呢。老是担心吊胆，不敢出声儿”，而妇女回忆与公婆一起过日子的情景，最常抱怨的是，“在老房子里，一天到晚都有人盯着你，一点儿都不方便”。（见144—145页）。这些都是在电视大规模进入到下岬村前的事情，即使是建国前，人们也会感受到这种不方便和有这样的抱怨。

也就是说，下岬村住宅结构的变化，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理解，一是农民追求更加舒适生活的努力，并非农民不知道拥挤的坏处和分开居住的方便，而是经济条件不允许。二是自外而来的观念革命，这种观念革命的核心是在私人生活领域对个人权利的要求的增加。当然，以上两者总是相互联系的，问题是何者为基础及关键。我以为前者是基础，是关键，后者则明显牵强，明显是用外来的逻辑来替代下岬村本身的逻辑，而阎云翔恰恰认为后者才是发生变化的基础和根本。

进一步说，阎云翔试图用权利来解释农村的变迁。用权利来解释农村变迁的问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中是缺少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且讲求权利与义务平衡的权利概念的，用权利来解释农村社会的变迁，就不仅可能误解农村变迁本身，而且可能误会农村发展的方向。一旦认为是权利的增加导致农村发展的种种变化，阎云翔就难以解释为何这种权利中没有相对应的义务，以致于不得不发展出“无公德个人”的概念。这里显然不是什么权利的问题而是一个缺少长远利益考虑和道德文化约束的理性人的行为。

阎云翔引述Boling的观念认为，在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中，Privacy的观念在社会平等、亲密关系、政治自由和个体自主性的发展史上曾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它又是个人主义以及社会关系形成的不可或缺的社会行为准则。就每个人人而言，独立自主和亲密关系（如爱情）是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二者都是因为有了隐私权的保护才免受了公共权力的干预。（151页）

阎云翔讲的“隐私权”具有特殊的含义，其中的关键是“隐私权与私人空间互为依托，缺一不可，正如Patria Boling所指出的，我们可以将私人空间的感觉加以延伸，想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与生俱来的‘自我的领地’。显然，下岬村民追求的也正是这样的‘自我的领地’，唯一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与生俱来的，至少对于当代的下岬村民不是”。

也因此，将下岬村住宅装饰的变化与隐私权联系起来，就意味着中国农村社会正在发生西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私人领域的革命，这种革命会改变公共领域发生作用的机制，并迟早会对公共领域产生革命性影响，最终，中国终将变得与西方社会一致起来。我想这就是阎云翔要用隐私权来解释下岬村的住宅装修的原因。而恰在此处，我以为阎云翔有重大误会。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无疑是一本好书，十分准确生动地描写了中国农村近年来的诸多变化。我个人以为，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重要问题是过于强调权利在农村变化中的作用。若对权利重新定义，也并非不可以以“个人权利要求的增加”来理解中国农村的诸多变化，但若将个人权利与西方社会的“隐私权”、“政治权利”相联系，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当前农村发展的变化，既有价值层面的原因[4]，又与市场经济导致个人行为的理性从及短期化有关。从本土的角度而非从西方意义上的“权利”角度讨论农村近年发生的重大变迁，及在中国学术语境而非美国的中国研究传统中研究中国农村变迁，是一项紧迫的任务。阎云翔为西方人所作的关于中国农村私人生活变革的研究，也为中国学者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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