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一生，是在同旧中国专制统治势力的坚韧抗争中，不断地被迫害被诬蔑，历尽艰辛度过的。他说过：“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并非闲话（三）》）鲁迅生活的几十年里，生活、学术、政治，各方面的流言，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横加罪名，恶意传播，连年不断地袭扰着他，严重地伤害他的身心。流言的阴影，围困笼罩了鲁迅的一生。他在许多杂文和书信里，叙写和表明了对于各种流言的愤恨和憎恶，揭露流言的卑劣手法和险恶意图，反击流言制造者的诬陷和阴谋。这些流言并没有使鲁迅的历史价值稍有减损，相反，更使后人看到鲁迅的伟大。检点历史，是对鲁迅最好的纪念。 
鲁迅为何离家，搬家？ 
从青年时代起，鲁迅就遭受流言的伤害。1898年春，他离家去南京求学，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流言的刺激。他回忆起，父亲逝世后，有一次同衍太太闲谈，她怂恿他在家里“到大橱的抽屉里”寻出首饰珠子一类东西“去变卖”。鲁迅十分反感。然而，不久“就听到一种流言，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实在使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流言的来源，我是明白的”。“但那时太年青，一遇流言，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那么，走罢！”（《琐记》）莫须有的流言刺痛年青鲁迅的心，使他决意离开互相挤兑的封建故家，“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 
在婚姻大事上，青年鲁迅又遭受流言的沉重伤害。1906年夏天，鲁迅的母亲听到谣传：说鲁迅和日本女人结婚了，而且还抱着孩子在东京街头散步。实际是，鲁迅有一天和许寿裳去逛公园，路上碰见一位日本妇女，肩背小孩，手抱婴儿，身后还跟着孩子。鲁迅连忙过去，替那妇女把手中孩子抱过来。这本是他仁爱助人的高尚品行，恰巧被一位同乡看到，误说误传成流言，使鲁迅的母亲听后心慌着急，接连写信并故意说自己重病，催迫鲁迅回国完婚。奉命结婚后，鲁迅对友人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查无实据的流言催逼成无爱的婚姻，让鲁迅抱憾终生。 
流言给予鲁迅最深重的伤害，乃是1923年夏天发生的兄弟“失和”事件。鲁迅和周作人原本“兄弟怡怡”地住在一起；突然间，周作人决绝地写信给鲁迅：“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这是由于羽太信子在丈夫耳边造谣诬蔑鲁迅。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郁达夫：《回忆鲁迅》，《鲁迅学刊》1981年第1期，75页，东北鲁迅学会会刊）章川岛直白地说：“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转引自：段国超：《鲁迅周作人“失和”之原因探析》，孙郁主编：《周氏兄弟》，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49页）一年后，鲁迅在日记里写道：“下午往八道湾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詈骂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跃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园处，则启孟救正之。”（《鲁迅日记，1924年6月11日》）鲁迅后来有一个笔名：“宴之敖者”，意思是“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可见他对此事念念不忘。 
1927年秋，鲁迅到上海不久，就陆续的有流言传出，先是说鲁迅要经商开店：“我初到时，报上便造谣言，说我要开书店了，因为上海人惯用商人眼光看人。”（《致廖立峨（271021）》）后又传出鲁迅到艺术大学做教务长的流言，“这是他们有意散布的，是一种骗青年的新花样”。（《致史济行（290221）》）30年代初，流传在北京的谣言，是说鲁迅“在上海发了疯”，（《致章廷谦（300222）》）使得他只得写信去劝慰和化解亲友的惊诧忧心。1934年春，北方报纸上有消息说，鲁迅患“重症脑膜炎”，要停笔十年。“这信息是从上海去的，完全是上海的所谓‘文学家’造出来的谣言。”（《致萧军（341105）》）谣言流传各地，老母饮泣，挚友惊心，使得鲁迅接连写几十封信去辟谣。他在信里斥责造谣的“文氓”，“心凶笔弱，不能文战，便大施诬陷与中伤，又无效，于是就诅咒，真如三姑六婆，可鄙亦可恶也。”（《致姚克（340324）》）他安慰友人说：“其实我脑既未炎，亦未生他病，顽健如往日。”“我头脑冷静，健康如常。”（《致姚克（340315）》；《致增田涉（340318）》）鲁迅还给台静农写诗云：“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迷众女心。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三月十五夜闻谣戏作，以博静兄一粲。”（《致台静农（340316）》）这诗幽默风趣，表明鲁迅对诅咒式谣言的轻蔑鄙视，抒发了自己依然坚持抗争的乐观心态。 
《中国小说史略》横遭诬蔑 
鲁迅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从来都是认真严谨的。他的作品和论著，大多富有开拓性和创新性，内涵丰富，影响深远。但仍有人造谣毁谤。他致友人的信写道：“我还听到一种传说，说《伤逝》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致韦素园（261229）》）鲁迅为《淑姿的信》写序，报上造谣说作者“金女士乃鲁迅之小姨”。鲁迅批驳道，“报章虽云淑姿是我的小姨，实则和他们夫妇皆素昧平生”的。（《致杨霁云（341209）》） 
然而，最使鲁迅终生愤恨难平的，是陈源散布的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谣言。1925年冬，陈源先在《闲话》里暗示《中国小说史略》是“整大本的剽窃”。次年写《致志摩》中公然诬陷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鲁迅当即给予严正驳斥：“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不是信》）鲁迅指出，陈源其实并不知道这两种书的底细，不过听了“耳食之言”而故意写成文字发表，进行诬陷中伤。 
直到1935年，《中国小说史略》日文译本出版，鲁迅感到非常高兴。他写道，这原因“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1926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从这段激愤的文字里，可见陈源的“剽窃”流言，严重刺痛了鲁迅的心灵，竟达10年之久。这一流言的散布者是陈源，但制造者却是顾颉刚。顾的女儿顾潮在回忆文章中就曾提到此事。（见章培恒：《今天仍在受凌辱的伟大逝者》，高旭东编《世纪末的鲁迅论争》，东方出版社，2001年，66页。） 
鲁迅逝世后，曾经著文盛赞鲁迅的苏雪林，突然跳出来写信给蔡元培和胡适，恣意攻击鲁迅，并且重复着陈源的“剽窃”谣言。胡适在回信里为鲁迅辩白：“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并称赞鲁迅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之作”。（胡适：《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转引自孙郁编：《被亵渎的鲁迅》，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181页） 
政治流言年年中伤鲁迅 
如果说，散布鲁迅生活上学术上的各种流言，是在侮辱他的人格，诋毁他的道德品行；那么，传播鲁迅在政治方面的谣言，捏造得更加阴险恶毒，总是把鲁迅置于军政当局相敌对的境地，构陷他是政府和民族的罪人，为反动统治势力迫害他制造口实，借刀杀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有关鲁迅的政治流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往往同当时政治领域的尖锐斗争，同当时政局的焦点或激烈的民族矛盾密切联系着，从而直接危及鲁迅的身家性命。 
1925年10月，北京爱国民众和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的关税协定，举行游行示威，遭武装警察阻止和殴打。报上造谣：“周树人（北大教员）齿受伤，脱门牙二。”这在暗示鲁迅同爱国游行相关联，为军阀迫害他制造舆论。其实，鲁迅那天却是“生些小病”,“整天躺在窗下的床上而已”。（《从胡须说到牙齿》）不久，他在文章中批驳：“前次的游行，报上谣我被打落了两个门牙，我可决不肯具呈警厅，吁请补派军警，来将我的门牙从新打落。”（《我观北大》）这样讽刺的文句，表达了对北洋军阀专制统治的愤慨。 
1926年春，段祺瑞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并且下令通缉李大钊等人，鲁迅名列第二批通缉名单中。鲁迅在《大衍发微》文中指出：陈源的流言就是段政府第二批通缉名单的来源和依据，直接揭露了陈源等所谓“正人君子”的险恶用心。 
1927年，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事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鲁迅在中山大学因援救被捕学生不果和顾颉刚要来任教等原因愤而辞职。不久就传出谣言。鲁迅致章廷谦信中说，“顾、傅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闻香港《工商报》即曾说我因‘亲共’而逃避云云”；又说，“‘出亡’的流言，我想是故意的，……大约倒是鼻一流人物”，“他们只在香港的报上造一点小谣言。一回是说我因亲共而逃避，今天是说我已往汉口”。（《致章廷谦（270530）（270612）》）说鲁迅“亲共而逃避”，在当时足以成为反动派镇压的口实，意在陷人于死地。 
1931年初，左联作家柔石等被捕，接着报上刊发“鲁迅被捕”的谣言，远播国内外。鲁迅接连发信辟谣。在致留学日本的李秉中信写道：“飞短流长之徙，因盛传我已被捕。通讯社员发电全国，小报记者盛造谰言，或载我之罪状，或叙我之地址，意在讽喻当局，加以搜捕。”（《致李秉中（310204）》）后又写信道：“近数年来，上海群小，一面于报章及口头盛造我之谣言，一面又时有口传，云当局正在索我甚急云云。”“又闻天津某报曾载我‘已经刑讯’，亦颇动旧友之愤。又另有一报，云我之被捕，乃因为‘红军领袖’之故云。”（《致李秉中（310306）》）这是蓄意通过谣言，唆使军政当局加紧迫害鲁迅。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爱国情绪普遍高涨，抗日救国运动成为社会主潮。这时，关于鲁迅的流言又出新招，反动文人造谣鲁迅是“亲日”的汉奸，“替日本做侦探”，“意在卖国”。鲁迅给多位友人的信里说：“现在又有人在杂志上写文章，说我通过内山老板之手，将秘密出卖给日本，拿了很多钱。”（《致山本初枝（330929）》）“汉奸头衔，是早有人送过我的，大约七八年前，爱罗先珂君从中国到德国，说了些中国的黑暗，北洋军阀的黑暗。那时上海报上就有一篇文章，说他之宣传，受之于我，而我则因为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给日本人出力云云。”（《致杨霁云（340515）》）“近有一些人，联合谓我之《南腔北调集》乃受日人万金而作，意在卖国，称为汉奸。”（《致郑振铎（340516）》）鲁迅给姚克的信里说到斯诺所作《鲁迅评传》时指出：“第一段第二句后，似可添上‘九一八后则被诬为将中国之紧要消息卖给日本者’的话。（这是张资平他们造的，我当永世记得他们的卑劣险毒）”（《致姚克（331105）》）鲁迅对曹聚仁说：“我之被指为汉奸，今年是第二次。……今之衮衮诸公及其叭儿，盖亦深知中国已将卖绝，故在竭力别求卖国者以便归罪，如《汗血月刊》之以明亡归咎于东林，即其微意也。”（《致曹聚仁（340602）》）造谣者把卖国的罪名强加在鲁迅头上，是为军政当局迫害鲁迅制造口实。 
反动文人制造的谣诼，固然使鲁迅憎恶愤恨；然而，左翼文化队伍中对他的种种流言，让晚年鲁迅更加恼怒悲愤。尤其是左翼中有些年青作者，竟然和反动文氓小丑同流合污，散播流言，伤害鲁迅的身心。他给友人写信：“就是我们的同人中，有些人头脑也太简单，友敌不分，微风社骂我为‘文妖’，他就恭恭敬敬的记住：‘鲁迅是文妖’。”（《致窦隐夫（341101）》）在给曹靖华的信中，鲁迅写道：“然而我们中的有几个人，却道是因为我攻击他们太厉害了，以至逼得他们如此。”“我实在憎恶那暗地里中伤我的人。”（《致曹靖华（350207）》） 
左翼文化队伍里，有些年青人“唯我独左”，故作激进，唧唧喳喳，传说鲁迅近年来不大写文章，不做事之类流言，使他气愤反感。他给萧军写信说：我“力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独战’的悲哀。不料有些朋友们，却斥责我懒，不做事”。（《致萧军、萧红（341206）》）给曹靖华写信说：自己“每年译作，近三四年几乎倍于先前，而有些英雄反说我不写文章”。（《致曹靖华（360105）》）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又说：“近两年来，又时有前进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现在不大写文章，并声明他们的失望。”其实，鲁迅在上海九年来所写的，“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那么，所谓‘现在不大写文章’，其实也并非确切的核算。” 
30年代中期，在抗日救亡的爱国潮流中，左翼文化队伍里又传播着攻击鲁迅的流言。他气愤地给友人写信：“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致王冶秋（360504）》）“又有一大批英雄在宣布我破坏统一战线的罪状，自问历年颇不偷懒，而每逢一有大题目，就常有人要趁这机会把我扼死。”（《致曹靖华（360514）》）鲁迅指出，攻击他“破坏联合战线”的流言的指挥者，不过是“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工头”而已。（《致曹靖华（360515）》） 
与此同时，国民党文化特务也趁机造谣，胡说“鲁迅翁的政治理想很容易接近托派”，并已“加入托派”。而左翼文化队伍中就有“‘国防文学’派放出流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托派的口号”。而“鲁迅对周扬等人最愤慨的，是周扬等人因鲁迅不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并拒绝在‘文艺家协会’发起人中签名就攻击鲁迅为‘破坏统一战线’，为‘托派’等等”。（转引自《鲁迅与文网》,散木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433页）于是引起托派陈仲山给鲁迅写信。卧病在床的鲁迅极为愤怒，在回信里指出：“你们忽然寄信寄书给我，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鲁迅怎样面对流言？ 
鲁迅一生在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在宗法专制的旧中国，面对各种层出不穷的流言诬陷诽谤，他始终巍然挺立，表现出大无畏的坚韧不屈的抗争精神。 
不管流言谣诼怎样变化花样，鲁迅都坚持自己的应对原则：一是鄙视，不理不睬；二是适时反击，揭穿谰言。他早就指出：“‘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虫或的手段，实在应该不信它。”（《并非闲话》）为着辟谣，他在写给众多友人的信里，反复地申明：我不管谣言；不写辩正信。他说：“上海之文坛消息家，好造谣言，倘使一一注意，正中其计，我是向来不睬的。”（《致窦隐夫（341101）》）“近来时被攻击，惯而安之，纵会诬我以可死之罪，亦不想置辩，而至今亦终未死，可见与此辈讲理，乃反而上当耳”。（《致郑振铎（340602）》）“对于谣言，我是不会懊恼的，如果懊恼，每月就懊恼几回，也未必活到现在了。……倘有谣言，自己就懊恼，那就中了造谣者的计了。”（《致萧军（350729）》）“我现在得了妙法，是谣言不辩，诬蔑不洗，只管自己做事，而顺便中，则偶刺之。他们横竖就要消灭的。”（《致郑振铎（340621）》）鲁迅说过：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无根的谣言不可能持久，制造谣言者及其主子“横竖就要消灭的”。 
鲁迅眼光犀利，看透造谣者的歹毒心肠，剖析他们的卑污心理，把他们的丑恶灵魂揭露出来。他指出：“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无花的蔷薇之三》）他给友人写道：“我自寓沪以来，久为一班无聊文人造谣之资料，忽而开书店，忽而月收版税万余元，忽而得中央党部文学奖金，忽而收苏俄卢布，忽而往莫斯科，忽而被捕，而我自己，却全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其实这只是有些人希望我如此的幻想，据他们的小说作法，去年收了一年卢布，则今年应该被捕了，接着是枪毙。于是他们的文学便无敌了。”（《致荆有麟（310205）》）“对于我的许多谣言，其实大部分是所谓‘文学家’造的，有什么仇呢，至多不过是文章上的冲突，有些是一向毫无关系，他不过造着好玩，去年他们还称我为‘汉奸’，说我替日本做侦探。我骂他时，他们又说我器量小。”（《致萧军、萧红（341206）》）“他们不过是在‘文人’这一面旗子的掩护之下，建立着害人肥己的事实的一群‘商人与贼’的混血儿而已。”（《辩“文人无行”》）一语中的，揭露出造谣者的真实本质。 
鲁迅指出：“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我们不再受骗了》）谣言的泛滥与反复出现，证明了“其实，中国本来是撒谎国和造谣国的联邦”。（《通讯（致孙伏园）》）所以，乱造谣言，并不仅仅是造谣者个人的品性和道德问题，而是同中国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文化相关联的。剖析谣言，也可算是认识社会认识人性的一个特殊窗口。所以，鲁迅说：“我就是常看造谣专门杂志之一人，但看的并不是谣言，而是谣言作家的手段，看他怎样出奇的幻想，怎样别致的描写，怎样险恶的构陷，怎样躲闪的原形。”（《归厚》）从这里表明鲁迅的豁达乐观和自信！他的眼光富有穿透力，能够洞穿文人的心理和劣根性，从而识破中国黑暗社会及众生相。 
鲁迅认为，谣言的流行和花样百出，有着历史继承性，是传统文人的劣根性的再现。他说：“造谣是中国社会上的常事。”（《启事》）他还指出，“造谣说谎诬陷中伤也都是中国的大宗国粹”（《寸铁》），“祖传的老谱”和“士君子的常经”。造谣者在谣言里加进了不同的时代政治内容，把鲁迅说成一会儿亲俄一会儿亲日。 
鲁迅指出：“笑里可以存刀，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言，但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谣言世家》） 
伴随鲁迅一生的流言谣诼，其实是宗法专制的旧社会及统治势力对他的不断迫害，是摧残他身心的一种精神虐杀。不论是依附于统治者的文氓造谣诬蔑，还是同一营垒中散布的流言蜚语，所产生的反动效应却是一样的：戕害鲁迅的身心，损伤他的健康。鲁迅的母亲在儿子逝世后说过：“大先生所以死得这么早，都是因为太劳苦，又好生气。他骂人虽然骂得很厉害，但是都是人家去惹他的。他在未写骂人的文章以前，自己已气得死去活来，所以实在是气极了才骂人的。”（转引自《鲁迅与他骂过的人》,房向东编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40页）鲁迅题诗：“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深刻而沉痛地抒写了备受流言伤害的悲愤心情。仅从现在留存的书信中，就有好几十封书信评说谣言，在辟谣的同时表明自己的严正态度：不管谣言如何猖獗，花样翻新，都毫不退让，绝不宽容。他多次向亲友申明：“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消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致萧军（341206、350209）》）继续奋战，把犀利的笔锋刺向专制统治势力。 


鲁迅在流言谣诼的不断困扰袭击下坚持自己的事业和工作，奋斗不息。但是，他的逝世并没有使谣言断绝。从他逝世后直到今天，仍有少数人，重拾历史诬蔑者的牙慧，重新包装，行销于世。这当然丝毫无损于鲁迅的伟大，却恰好暴露了他们自己阴暗卑劣的灵魂。各式流言绝不可能遮掩历史真相的。鲁迅毕生为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的精神，他那热爱人民、刚正不阿、坚韧不屈的崇高品格，永远辉耀人间。正如郁达夫的诗句所写：“群盲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 

注：本文所引鲁迅文章均自《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