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0日，清园读书会第三场举行。此次读书会以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核心文本展开讨论，以下三篇文章系读书会三位主题发言人的文字稿。清园读书会由一群不同学科的博士生基于共同兴趣组成，旨在重读毛泽东。

包大为:重复毛泽东--幽灵性的《论十大关系》

诸位同仁，下午好！

岸书说让我以自己专业之所长来介绍一下"论十大关系"这个文本。对此，我只能就德里达意义上幽灵性的《论十大关系》（见附录）及其时代属性进行一个简短的陈述。

首先，关于文本本身。

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实行了3年，三大改造进展顺利并即将获得成功。毛泽东用了两个月时间集中听取中央 34 个部委的汇报，并于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事实我们已无需赘言。

但是该文本的制度指向，以及产生、发表的过程，可以说是曲折和晦暗不明的，因此给予我们进行多重解读的可能性。

要知道，今天每当论及该文本，基本就是一个观点。也就是如1976 年版本第二自然段所说的："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一较为明确指出文本指向的论述，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得到了印证，作为该公报中唯一被提及的毛泽东著作，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被认为"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是，指的注意的是，论十大关系这样一个重要的文本，在毛泽东生前却从未公开发表。而今天的文本，除了1976年12月26日于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的版本，即经过胡乔木于1975年整理(要注意的是，胡乔木在76年被指控"改毛著"的罪名，而于光远则极力为其辩护，认为胡为编论十大关系做了大量工作"极大改变了原稿面貌"，并受到了邓、华的高度赞扬)，并在收录于毛选第5卷的版本之外，还有1965年底党内印发的版本（实则还有中央档案馆的影印会议记录材料，为杨尚昆等人于1956年整理，毛对于此稿颇为不满意），这两个文本在一些重要细节上有着微妙的差别。

毛泽东在生前为什么多次不同意论十大关系的公开发表？

毛泽东慎重发表的原因在于对讲话的不尽满意。1956 年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在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到：这是我和三十四个部长进行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值得注意的是，在邓力群的《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的回忆录中，他提到论十大关系中关于经济的建议首先是刘少奇提出的。而毛泽东直至1965年，仍然认为该文本不是很令人满意，需要再征求意见，并特别注明"不登党刊"。

当我们联系1965年、1978年两个版本的论十大关系的差别，就似乎离毛泽东对于该文本的潜在不满有了细微的解读线索。

在1965年版本的第二段，提到："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很显然，这部分内容到了今天所熟知的版本，被看似更为中性的"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一方针所替代。

根据邓力群的回忆和论述，刘少奇和薄一波在起草八大报告时一方面肯定了论十大关系的基础地位，另一方面则认为论十大关系重点在于反保守，却忽视了反冒进。而这恰好是八大报告在当时的历史阶段最为异质--令人关注的侧重点。

很显然，之后的历史说明，毛泽东本人对于此是不满的。

那么，当我们今天再来解读这一文本，就不可忽视这一奇妙的历史现象。可以说，从1956年到1978年，论十大关系经历了从生到生，即从成文到发表的曲折过程；也可以说经历了从生到死，因为在明显有着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指向的国家建设方针在未待完善之时，就已经失去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土壤。当论十大关系在1976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被指认为"揭批 四人帮，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力武器"，毛泽东本人对于进一步书写论十大关系的期许就已经被悬置了。

 其次，关于文本及其历史条件的思考。

改革开放的理论根源之一是《论十大关系》，这一观点在今天依然滥觞并被熟视无睹地当做了既成事实。但是，促成该文本产生的时代的属性，以及该文本赖以存活的历史土壤和群众土壤，今天是否仍然在场？今天的国家治理技艺及其时代属性，是否能够自我宣称是其继承者？这显然是值得怀疑的。

今天粗陋的哲学工作者，往往将论十大关系庸俗化地总结为，是实事求是地、辩证地对社会主义建设方针的梳理。同时堂而皇之地将其抽象为一种思考政治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脱离历史条件和阶级条件被移植到所有情境下的政治经济关系当中。

如果我们将论十大关系简单地分类，即1到3条是侧重于经济，4到6条侧重于国家行政，7到9条侧重于党的建设和革命，第10条侧重于外交。每一个类别，我们都可以十分懒惰和不负责任地在日常政治言谈中找到相对应的抽象概括：

在坚持发展原则的前提下对各个经济部门和地区的统筹协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各个社会群体利益关系的统筹协调；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外交形式的统筹协调。

如果真是如此，论十大关系原本的属性则既不是死的，也不是活的，既非在场，也非缺席；而是被幽灵化了。今天所谈论的论十大关系及其辩证法不过是虚构出的一个词汇，也就是德里达意义上的幽灵学的东西。

要知道，在毛泽东思想中，一直为政治主体保留着特殊的位置。政治这一主题在毛泽东的所有文本中都始终在场，而其在场形式就是能动的无产阶级和自觉的阶级斗争。脱离了这个政治主题的经济和生产，和旧的社会经济模式是没有区别的。

只有在革命这一政治主题下，辩证法才被体现为卢卡奇意义上的行动，政治才不再成为非历史的统治形式，更不会成为寄居于伦理价值的小清新。

论十大关系的辩证法是毛泽东的近乎于残酷地忠实于真实的辩证法的发展。

其内在本质不在于无关痛痒地认为，关键是调和经济、政治、党派和国际关系中的各类矛盾的两个方面。而是直击现实地指向一种否定性的历史行动，也就是必须要用矛盾的一个方面战胜另一个方面，才能促成否定之后的下一个环节的否定，也就是我们今天已经懒得去思考的"发展"概念。

在这个意义上，论十大关系中的经济发展，首先关涉的是怎么发展、为什么发展。怎么发展？是不择手段地放任资本，使得工人再一次成为雇员，还是事实之后鞍钢宪法精神，让工人、技术知识分子和工厂管理者成为一个狭义的共同体，自觉地创造财富？

在这个意义上，论十大关系中的政治和党派关系，首先关涉的是革命政治中的是非。毛泽东显然没有卢梭的耐心，需要隐晦地指出不平等会使得富人撕破法律之网，而穷人将从裂缝中逃脱出去，更不会有待叛国再对叛国者进行惩罚。毛泽东直击政治意义上一切潜藏着将奴役他者成为普遍的社会关系的政治要害，这个要害就是反革命--或者说反阶级意义上的人民。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在于让政治矛盾中革命的一方面彻底压倒反革命的一方，而这个反革命可能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也有可能是政治上的腐化堕落者，以及更多的时候顽固地执着于没有政治条件的GDP的政治保守者。

因此，今天，当资本主义球化已经成为基本背景，我们应该怎样地来读论十大关系，这是一个看似简单而又沉重的话题。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论十大关系这个文本的属性，如同那个时代的无产阶级，失去了自己的场所。当无产阶级失去了社会主义的工厂，就无法再占据工人的属性，只能成为市场意义上的雇员。当论十大关系失去了其产生的政治土壤和哲学土壤，也就无法占据其作为一个哲学文本、政治文本的属性，而只能成为今天的这种政治(une politique)在建国后30年的政治文本中寻得的颇为宝贵和稀少的遗书。

当然，另一方面，如果读者并不希望如此残酷地将论十大关系这一的确十分温和的毛泽东文本转述为革命挂帅、政治挂帅的文本，既可以在今天各类关于论十大关系的主流论述中找到十分明确和清晰的分析，也可以在政治伦理学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中，找到批判该文本的诸多论据。

我的发言可能过于冗长和杂乱了，还望诸位见谅，并希望能不吝金玉，多加批评。谢谢！

石世豪：创造一个新世界--读解《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这个文本出现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刻，并且直接关系到很多复杂的历史和理论问题。今天我主要想把《正处》和整风联系在一起讨论，但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文本，我想把我的报告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先做一点历史脉络的铺垫，第二部分再围绕文本形成的过程谈一点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一、农业合作化与工商业的改造

第一部分我想主要围绕农业和工商业的改造来谈，因为这一过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的判断--即党内很多干部跟不上形势，思想落后于实际--并且也给后来一些矛盾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首先是农业合作化。

1951年春夏，中共山西省委面对老区农村向富农方向发展，想用合作社形式动摇、削弱私有基础。刘少奇和华北局不同意，认为农业集体化要等机器，等到条件成熟，可依靠政权通过发动一场运动来实现改造，而不是零散地逐步建立集体化。

毛很快批评了刘少奇和华北局的看法，1951年9月，在毛的提议下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形成《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1952年下半年合作化上"冒进"，过多社会主义因素使中农不满，53年初纠正"冒进"时又压制了部分要求合作化的力量。毛在1953年十月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闭幕前表示，当前互助合作缩一下也好，但仍要积极领导，稳步发展。

1953年冬至1954年春合作化大发展。1954年十月召开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根据各地要求把之前讨论的合作化指标翻番。

但是，1954年发生了水灾，全国粮食生产计划没有完成，粮食收购却多了100亿斤，加上合作社发展过快，引起中农不安，出现粮荒、杀耕畜等现象。这引起了毛的重视，包括后来毛也反复强调，合作化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标准，一个是增产，一个是不能死牛，苏联就是因为合作化的时候出现了大量杀牛的现象导致农业恢复缓慢，对工业不发达的中国耕畜当然更加重要。

所以到1955年，面对农村的严重态势，中央提出整顿、巩固合作社，毛提出"停、缩、发"的方针，就是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决定合作化是停止、收缩还是发展。但是杜润生到浙江后，为了春耕，提出合作化必须赶快下马，后来引起毛的不满。

1955年4月毛到南方视察，感到看到的情况和在北京接触的材料不同，路边的麦子长得很高，消极农民只是少部分。在上海，柯庆施说干部中百分之三十反应农民要自由，不愿意搞社会主义。毛认为从上到下都有干部反映这种农民的情绪。他对农业合作化形势的估计开始发生变化。

5月，毛同邓子恢发生分歧，毛希望通过减少粮食征购缓和农村紧张以换取合作化的发展，并借此增加农业生产。邓子恢想在合作化上让步，以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毛主持15省书记会议，认为农村问题并没有一些人说得那么严重，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发谣风"，"停、缩、发"的方针重点放到了"发"上。

毛批评邓子恢顽固，为小脚女人和右倾机会主义，准备在7月底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极为重视，后来将其看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会议。会前他派身边的警卫回家乡调查，并找山西省委书记谈话。会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9月毛根据各地报告编了《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推广合作化经验的同时在党内进行宣传以贯彻路线。

10月七届六中全会，毛指出农业合作化背后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期间总路线是否正确的问题和大辩论。

12月重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3个月入社农户已翻倍，需要补充新材料。新写的按语鲜明批判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重编后书名改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1956年初《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出版，到年底，全国百分之九十六的农户入社，比原计划提前了十一年。

这件事给毛的观感，毛后来也提到，他说1955年上半年还是阴云密布，下半年通过开了三次会合作化就突飞猛进了。那上半年的那些说形势严峻的报告是怎么回事呢？这让毛感到党内很多人跟不上人民的革命要求，这也成为后来毛决定57年要在党内整风的原因之一。

工商业改造开始得比较晚。

1954年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公私合营。1955年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指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便于彻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加快解决工商业改造问题。

但是即便在这个时候，毛还是估计工商业改造的时间会比较久，需要稳步推进。在跟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上，李烛尘提出说民建会要发起迎接一个工商业改造的高潮，毛还泼了一点冷水，强调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能刮一阵风。

结果公私合营的速度大大超过毛的预料，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已完成。其中部分原因是，当时工商业中的大企业先进行改造，大企业合营后，中小企业的经营变得更加困难，因此也纷纷要求合营。也因为这一速度过快，当时从上到下都缺乏准备，打乱了原来的计划，只好采取"先收编，再改组"的办法，搞得比较被动。

这里先总结一下：

1，毛在1955年11月24日指出，党内领导机关总是思想落后于实际，在合作化和工商业改造上都有这个问题，要注意各部门反右。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毛的方法是就是整风，具体来说就是反对"主观主义"。

2，三大改造的完成之迅速，是否造成了一些遗留问题，仍有待具体分析和考证。比如上面提到的，工商业改造因为缺乏准备而形成了被动的局面，其中向工商业派驻的干部是否经过足够的培养和锻炼，以及仓促之间将具体企业纳入整体计划的工作是否足够细致，这些都有可能影响企业后续的运作。而这些问题与将要涉及的56年的罢工，以及57年反右之前民主人士的批评意见--如工商业批评党委的领导，而且要求合营中公方代表撤出--是否有联系，也许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这里并不是想说快就一定不好，而是需要讨论到底问题出在哪些环节，不能简单地总结为就是太快造成的。

二、创造一个新世界

下面进入第二部分，我给大家的稿子上起的题目叫"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是因为这次读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1956-57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八大的召开，大家敲锣打鼓进入了社会主义。也许是因为自己从小就生活在社会主义里面，所以以前政治课的时候并不觉得这里有什么转折，或者需要做什么调整，好像改造完了自然而然就社会主义了。但这次读的感觉不是这样，毛似乎是要对之前新民主主义时期和过渡时期党的工作方式做非常大的调整，无论是党的整风还是《正处》都是这个脉络下的产物，调整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一套与新的社会、新的所有制关系相适应的政治形态、上层建筑，而调整的重点就是将党的主要工作方式转变为说服教育和思想斗争，而这对各级干部的要求变得非常高。下面我展开讲。

1956年上半年的时候，毛的状态是很好的，他说他比49年的时候还要高兴，因为49年的胜利是预料到的，但是原来以为更加困难的经济基础的改造，结果这么快就完成了，这是原来没有预料到的。加上万隆会议之后，中国的外交打开了新的局面，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大为改善，抗美援朝也降低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期内爆发的可能性，当时毛估计中国至少有12年的和平时间搞建设。这些都让毛感到建设工作已经上了轨道，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基本完成，剩下的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域。而苏共20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了斯大林的盖子，也有助于毛更加从容地以苏为鉴，自信地展开对中国道路的探索。

毛的这种自信的状态反映在刚刚包大为兄讲的《论"十大关系"》，还有《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双百"、和八大上。毛说党内的不团结和斗争，是思想上有距离，因此解决思想问题就好了。在八大期间他还表示，斯大林的问题是，苏联的现实已进入了没有阶级的社会，而斯大林的意识还停留在旧社会，在阶级斗争已经完结的时候还要进行阶级斗争。有趣的是这一批评后来被用到了毛的身上，当然这是后话。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毛已经开始考虑不同于过去、也不同于苏联斯大林时期的、适应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作方式。

到了下半年国内外的矛盾突显，国外是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加上后来铁托的发言，为此毛组织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中就提到非对抗性矛盾处理不好会变成对抗性矛盾等等，这个大家都熟我就不细说了。我想要稍微强调一下的是国内出现的矛盾，因为这个我觉得以往的研究好像说得不够。

1956年下半年生产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社会矛盾突出，发生罢工罢课。半年内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出现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对政府的不满和各种批评意见也多了起来。在很多叙述里面这些问题被归结到"从双百到反右"的脉络里面，后来一些问题也确实是在反右当中作为右派问题处理的，但是双百主要针对的是知识分子，把这些问题都归结在这一脉络里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叙述方式，但它显然没有办法涵盖所有这些问题。

关于工人罢工和农民要求退社，我只能猜测它可能跟之前提到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准备不足有一点关系，但到底是什么情况还需要具体研究。至于学生罢课的部分，我读到的一些材料，说是56年上半年学校的招生和工厂招工有一次扩张，而到下半年开始紧缩，这就意味着上半年毕业的学生可以轻松就业和升学，而后一届在招工和升学上的竞争变得非常激烈，其中的大多数可能要回家当农民，这就引起了主要是家在农村的中小学生的不满。因为当时大多数农村家庭送孩子去上学就是为了不再当农民的，要不招工，要不当干部，读书那么多年还是当农民就白白耽误了时间。当时有些学生干脆就辍学了，也出现了一些学生闹事。比如后来闹得很大的"汉阳暴动"，起因就是老师为了激励学生好好学习，向初中毕业班的学生透露县里升学的名额只有5%，造成学生情绪激动向县政府讨说法。而在城市的学生闹事也是以社会青年为主体，就是既不能升学也找不到工作的青年。

当时对这些现象全党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上半年还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下半年就出现了那么多问题，很多干部不知道要怎么办，于是就有些干部用处理敌我矛盾的老办法来解决，激化了矛盾。这些罢工闹事及对待方式后来直接成为了《正处》讨论的内容，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1957年一月会议上，毛提出：

1，对待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

2，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继续思想改造。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双百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

3，百花齐放还是要放，年年要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

毛在这次会议最后一天讲话的七点，其中六点成为《正处》的重要内容。

在这里我们看到，毛面对的是两方面的偏向：一个方面是有些干部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不对的；但另一方面，又有些干部认为进入社会主义了，团结一切力量搞建设了，对错误思想就不去批评和改造了，不去进行思想上的斗争了，这也是不对的。而《正处》就是要回应这两方面的偏向，强调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不能压制群众，毛一直强调靠"压服"我们就输了，要让人民说话；但是矛盾不能不处理，处理的方式就是说理，就是思想辩论和思想斗争。

这一设想需要对党和国家的上上下下进行非常大的调整--几乎就是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特别是对各级干部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毛也感觉到了其中的困难，他为了向全党全社会宣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全局、解决一切问题的总方针，特地在1957年2月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发表了《正处》讲话，这也是《正处》第一个完整的版本。3月17日毛又南下，到处宣传《正处》，要唤起全党的重视，同时加快发动全党整风。

可以看到，整风和《正处》是相互配合的，整风的目的正是为了把党打造为能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党，整风的三个对象--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这一时期都有不同于延安时期的内涵：主观主义针对的是党内思想落后于实际的问题，或者在某个角度上说是落后于群众的问题，这在第一部分讨论过。而因为党内有主观主义的问题，所以让群众说话、听取群众的意见就变得更加重要，加上经济基础已经改变，因而要反对官僚主义，对群众要用说理的方式解决矛盾。至于宗派主义，针对的主要是党和非党的关系，用毛的话说就是有一条线是正常的，但是不能有一道沟。

把主要的工作方式转向说理和思想斗争，这需要相当的自信，这种自信反应在比如毛提出说同意出版《蒋介石文集》，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说党内外要经风雨见世面，同反马列主义的东西见面，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这种态度并没有因后来的反右而中断，可以联系到后来中苏论战的时候，毛还十分强调所有兄弟党包括苏共对中共的批评，《人民日报》都要发表，要让人民来评断是非，看谁说得有理。

《正处》讲话发表后，干部都感到工作难做了，毛也感到遇到了阻力。他说《正处》中的想法与大多数同志是抵触的，相反党外人士却很欢迎。他批评党的媒体对《正处》宣传不够，《人民日报》一声不响，反倒是党外人士主持的《光明日报》、《文汇报》反响热烈。

在这一过程中，毛加快了整风的步伐，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了原本计划58年才全面展开的整风运动。

接下来从整风到反右又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要提一下的是，从4月24日毛开始修改《正处》讲话稿，到6月19日《正处》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为止，中间经历了反右的转折，毛原来的乐观判断--中共在中国的威信比较高，不会出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反革命暴乱--发生了变化，因此毛后来又增加了一些反对修正主义的内容。但毛对此仍不满意，到了1957年8月青岛会议上印发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认为是对《正处》的补充。文章中提出要在政治和思想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认为还需要十到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才能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获得比较好的物质基础，上层建筑才算稳固。如何看待这篇文章和《正处》的关系，需要对反右有更好的把握，我看的材料不够，只好先放在这里。

我就讲这些，讲得有点乱，谢谢大家。

燕昭宇：《论十大关系》中"革命"的否定辩证法

我这里说的谈不上是报告，算是我自己学习《论十大关系》和刚才两位师兄发言之后的一点小小的感想。

如果用一个词语概括毛泽东毕生思考与实践的主题的话，我想这个词毫无疑问是"革命"。然而我们看到，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时的1956年，恰恰是革命这一主题面临深刻转变的关节。在1949年之前，革命的含义是反帝反封人民战争；1949－1956年前后，革命的含义是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在这两个阶段当中，革命基本上指称是区分敌我的政治行动，随后对于敌人进行肉体消灭的暴力强制。然而在1956年的形势当中--刚才世豪师兄已经将这一时期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很详细的梳理--在我看来，革命的含义本身面临着消解的危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三大改造""一五计划"悉数顺利完成之后，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在政治上得到了空前巩固，作为实体的阶级敌人基本不再构成主要的威胁力量。那么这样一来，如果说革命的对象不复存在了，革命的主体也就可能面临着深刻的风险--换句话说，人民就不再是能动的政治主体，人民政治就会被吞没于日益强大的官僚机器的日常行政当中。我认为这恰恰是毛泽东始终担心的事情。

我们可以联想到黄炎培的问题："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内在根据是，任何夺取政权的政治力量，都面临着被日益强化的官僚体制封闭化和固定化的危险，从而丧失其作为先锋队所本身声称的政治上的能动性--我们看到国民党的例子。毛泽东用"民主"回答这个问题，显然我们很难认为在他心里设想的是西方式的那种代议制民主--建国以后的某个场合，毛泽东曾经说西方的民主法治那一套我们只是借鉴，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一套（大意）--而意指的是通过"自为"的人民自我解放的力量，来不断平衡、对抗和破除官僚体制的。用汪晖老师的提法，将政治从行政中解放出来，用政治化对抗去政治化。我认为这是毛泽东始终念兹在兹的核心关切。

那么回到《论十大关系》的问题上来，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此前革命的形势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 重新对革命进行定义，恢复革命主体的政治能动性，巩固人民政权内在的激进性。所以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发展了一种全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一种重新认识革命含义和途径的政治策略，这就是我说的"革命"的否定的辩证法。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治从外部世界进入内心世界，革命的含义是思想的斗争、意识形态的斗争。放手让人民说话提意见，激活革命的对象，塑造革命的主体。

首先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十大关系"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是这十大、这十大又为什么是这样的顺序组织起来的？我至今没有看到有份量的讨论和解释。比如说，同样作为一个时期全局性的文本，我们对比一下《论十大关系》和《新民主主义论》的结构：《新民主主义论》上来先是"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然后大体上分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一个总分式的清晰的结构。然而《论十大关系》则是将世界革命放在了最后一部分，前九个部分又并非平行展开，而是仿佛一环套一环。我提出一个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这一顺序可以叫做"政治化的上升"--从第一个关系到最后一个关系，政治化的意味不断在得到加强，第八个部分"革命与反革命"是区分敌我，根本的政治问题，第九个部分"是与非"是根本的价值问题，第十个部分最终上升到世界革命的最高视角。在这个意蕴当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十大关系的表述始终包含着他对于这一时期根本问题的考量，并且在十大关系的逐次展开当中贯穿着统一的思考方式。

我们看到，在《论十大关系》的前三个部分，毛泽东都提出了"真想"和"假想"的问题：你是真想让重工业好，你就要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你是真想让内地好，你就要大力发展沿海；你是真想让国防建设好，那你就要大力搞经济建设。今天我们或多或少都具有了现代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可能不难理解。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下，毛泽东反复强调的这个"真想"和"假想"，与其说是经济工作的具体技术指导，毋宁说是一种思想方法的革命。也就是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沿海和内地、国防和经济，这不是切蛋糕的二分法的问题，不是要么朝三暮四、要么朝四暮三这样的此多彼少的问题，而是在内部有着更加深层次联系的密切相关的整体。用毛泽东惯用的战术术语来说，不是指东打东、指西打西的教条思维，反而好像是是指东更有利于打西、指西更有利于打东。我们也能看到，毛泽东的"假想"不是没有主语的一个随意的对照物，而指的就是官僚体制的惯常状态和惯常思维--我们知道韦伯的界定，官僚体制的运转就是靠着按部就班的明确的行政指令来完成的，这种行政指令内在蕴含的逻辑是"指东打东，指西打西"，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种思维方式层层传导，那么在最高的层面上就变成了僵化的顾此失彼，也就是苏联模式的问题。毛泽东不仅要在具体的经济策略上避免苏联模式的误区，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否定的辩证法， 来对思想方法进行革命。

进一步，虽然在后面谈到革命与反革命等等的地方没有明确出现"真想"与"假想"关系的表述，但是我们可以试图理解，这种思考方式依然贯穿在后面这些部分的论述当中。这也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革命的主体和革命的对象是相反相成的关系，要激活革命的主体，首先在于要找到革命的对象，然后才会有革命的政治行动。然而形势已经变了，如果革命的含义依然是人民战争、依然是暴力专政，那么只能导致人民内部的分裂和自相残杀--实际上这恰恰是我们后来看到的事情。所以这里应运而生的是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二重区分。这个二重区分分别构成了第八和第九部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的主题。换句话说，通过这种二分法的话语策略，人民战争的、暴力专政不再成为革命的本质定义，而被巧妙地降格为只是革命的一种形态--运用于敌我矛盾当中的形态。所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发明事实上是扩大了革命的含义，也就扩大了革命的策略和行动的可能性--这就是革命从外部世界向内心世界的拓展；或者说，从最高的政治问题（区分敌我）拓展到了最高的价值问题（区分是非）。

所以，毛泽东在这里引用《阿Q正传》就不是偶然的。（据说现在读"阿Q"会被人笑话，要读"阿桂"。）我们都读过汪晖老师的《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我们看到所谓的"超越"不是内在超越或者外在超越，而是向上超越还是向下超越。我作一个肤浅的解说：阿Q有没有可能革命，取决于阿Q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向下找到自己的现实感。换句话说，革命的意蕴不是在飘渺的政治语义当中，而是就在人民所立足的生活世界当中。毛泽东批评有的干部当了"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反过来说，人民需要革命，但是革谁的命？不可能是革干部的命--干部也是人民；而是革"错误"的命，革命的含义是"改正错误"。那么从外部来说，就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是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通过这种转换和改写，革命的含义不再立足于一个本质主义的阶级身份，而是一个具有很强的流动性的意识形态范畴。如果我们说暴力专政是一个消耗性的革命行为，敌人的身体也是有限的政治资源的话；那么这种流动性实际上提供了非消耗性的革命的可能性；相反我们说，不仅政治社会资源没有得到减损，反而人民通过思想斗争比以前变得更高更强了，恰恰是一种增加性的、累积性的革命方式。正是从这种流动性中开出了政治的能动性；也正是在这种非消耗性的革命形式当中，政治的能动性找到了一个"永动机"式的支点。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今天回顾毛泽东在那个时代的苦心孤诣，仍然不得不由衷地感到一种强大而坚定地思想力量。这样让我们更加对此后发生的历史感到一种悲剧性的理解。正如汪晖老师在《去政治化的政治》当中的表述，这一设想的政治化的实践却非常不幸地轻易遭到了去政治化的瓦解。毛泽东拓展和建立起来的新的革命含义，新的革命的否定的辩证法，在后来的执行中遭到了复杂和深刻的扭曲。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斗争重新固化为本质主义的、结构性的阶级身份的派性斗争，从而上演成为人民内部的巨大分裂和社会消耗--这就是我们后来所看到的事情。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怎样认识这个过程，是否有可能重新思考和接续毛泽东的命题，都关系着我们对于自身的历史和政治的根本理解。这或许是《论十大关系》这个接近六十年前的文本更能带给我们的弦外之音。我讲了一些有的没的，只是自己的一些感想。真的不是谦虚，才疏学浅，非常惶恐。希望大家批评指教。

附录：

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下面我讲十个问题。

    一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

    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帐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二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三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防不可不有。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张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一九五O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现在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四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贸，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他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去年年底中央号召反右倾保守，工人群众热烈拥护，奋战三个月，破例地超额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计划。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再讲农民。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五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也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省市对中央部门有意见，地、县、区、乡对省市就没有意见吗？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六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作过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七 党和非党的关系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中国现在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在"把革命进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话说回来，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希望你们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八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有几点应当肯定：

    第一点，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搞。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

    现在只说杀。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现在有人听到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

    第二点，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在胡风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没有清查出来的，还要继续清查。要肯定现在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比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所以，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

    第三点，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不能废除死刑。

    第四点，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还有一条，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

    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呢？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一定要分清敌我。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九 是非关系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设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十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

    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O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祥，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因此，这两条对我们都有好处。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一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根据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个讲话，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就讨论情况作总结发言。在这个发言中，毛泽东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