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起

1934年3月由顾颉刚（1893-1980）、谭其骧（1911-1992）主编的《禹贡》半月刊发刊，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份后来持续印行至1937年7月、共出版了7卷82期的学术杂志，以及由该杂志同人组建的禹贡学会所开展的活动，其意义并不限于参与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创建，[①]还有更多内容可以探讨。本文拟以此杂志为中心，考察《禹贡》派学人的民族意识或民族主义观念与其所从事的学术知识生产之关系。

如同许多研究者曾经指出的那样，《禹贡》杂志创办者顾颉刚在当时倡言研究"地理沿革"，既是其考辨中国古史工作的一个自然延伸，也是他面对中国遭受的外敌凌辱所做出的悲愤反应。该刊《发刊词》在以"演剧"和"舞台"作为比喻阐述"历史"与"地理"的关系时，出现的下面这段文字，放在这样的脉络上理解，也就不会觉得突兀了。

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样的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但这件工作的困难实在远出于一般人的想象。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②]

这里说得很清楚，顾颉刚等《禹贡》派学人之所以决意要对"地理沿革史痛下一番功夫"，并希望通过杂志和学会促使"一般学历史的人，转换一部分注意力到地理沿革这方面去"（均为《发刊词》语），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沿革地理"或曰"历史地理"[③]学科本身，同时也在于希望通过对这一学科知识体系的构筑，完成"一部《中国通史》"，以此来确认"我们民族的成分"和疆域。《禹贡》半月刊第1卷刊印到第12期（1934年8月16日出版）时，顾颉刚通过《编后》的文字又一次表明了这一立场：

以中国历史之久，地域之广，无论如何应当有几种专门讨论地理和历史的杂志。何况当这强邻狂施压迫，民族主义正在酝酿激发的时候，更应当有许多人想到考究本国的民族史和疆域史。

在上引文字里，顾颉刚使用"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概念，基本不做区别和界定便随意置换，但始终是和"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强邻狂施压迫"等表述相提并举的，这表明，顾氏及《禹贡》派学人欲以学术研究进行呼应和激励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并非抽象空泛或普适的概念，而是和如此具体的历史情境密切关联着的。同时，在上引文字里还可以看到，作为学者，《禹贡》派学人所焦虑的，不仅是帝国主义特别是强邻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蓄意侵略"，还有其在学术知识生产上获得的主导权，如《禹贡・发刊词》所言，当他们试图确认民族疆域（亦即确认"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之时，所遭遇的困难竟是来自日本的有关中国的言说，这些言说所创设的一些词语和概念，甚至渗入中国的"地理教科书上"作为"常识"广泛流布，这让《禹贡》学人们既感忧虑又深感耻辱。


《禹贡》创刊号

《发刊词》特别举出日本制造的"本部"一词，虽未说明出处，但肯定不无依据。仅就笔者所见言之，如罗振玉（1866-1940）主持的东文学社于1899年译印的日本学者桑原陟藏（1870-1931）所著《东洋史要》，[④]其"总论"第二章"地势"便写到："东方亚细亚中。除朝鲜外，余地悉属支那帝国。支那者，世人分为支那本部，青海、西藏、新疆、蒙古及满洲"。桑原氏此书题名"东洋史"，但缕述中国历史的文字占了主要部分，且对东洋-亚洲各国之间关系多有论述，从编写体例到所做的评断，在当时都受到重视，清朝学部甚至称之为"东洋史之善本"，因此，中译本刊行以后很快便"盛行殆徧于东南诸省"，不仅被很多学堂用做教科书，甚至成为中国学者编写教科书的底本[⑤]。而在清末民初，这种现象并不止于桑原氏这一本著作，把日本学者撰著的"东洋史"或"支那史"编译改写为中国的本国历史教科书，曾成为一个时期的风气[⑥]，在改写时直接挪用原著文字自然也不鲜见，如陈庆年以桑原《东洋史要》为底本编撰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述及清朝时期，便有"本部十八省"的说法[⑦]，可为一例。对于这些，顾颉刚等人应该了然于心。

当然，早在清末，已经有人对借用"东邦编述之本""以充本国历史科之数"提出质疑，认为"夫以彼人之口吻，述吾国之历史，"存在"于彼我之间，抑扬不免失当"之弊，甚至会"令吾国民遂不兴其历史之观念，忘其祖国所自来"[⑧]。到了1930年代，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学者更为有意识地对日本东洋学著述中有关中国的叙述以及相关地理名词提出批判。如傅斯年（1896-1950）为对抗日人"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妄说"而写的论辩之作《东北史纲》（第一卷），专门在卷首放置一篇《论本书用"东北"一名词不用满洲一名词之义》，即可谓其中的典型。[⑨]就此而言，《禹贡》派学人延续了傅斯年的立场和思路，在试图构筑中国历史地理知识体系、确认中国民族疆域的时候，他们都把清理已经内化为中国本土学术言说的日本东洋学视为必不可少的前提，并把警惕和抵抗日本仍在不断生产的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知识和言说作为当务之急。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现代中国有关本国历史地理知识的生产与日本东洋学之间的"亲密"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亲密的敌对"关系。

而当我们沿此脉络进一步加以考察时，以下的问题无疑是需要继续追问的：（1）《禹贡》派学人对日本东洋学有关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知识，特别是对其中所谓"满蒙"的知识和言说，有着怎样的了解，做出了怎样的回应？（2）在应对日本的"满蒙"言说、构筑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体系的过程中，《禹贡》派学人遭遇到了怎样的难题，他们是如何解决的，或者缘何未能解决？

在此需要说明，尽管《禹贡》还在刊行时，该杂志便被视为"弥漫着一种统一的精神"，撰稿的人们已经被称为"《禹贡》派"，[⑩]但该刊前后三位主编和众多撰稿人还是各有差异的，特别是在《禹贡》半月刊停办以后，这个"派"是否还在延续，就更不宜轻下结论。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对这一群体做全面描述，仅以《禹贡》半月刊及其两位主编-顾颉刚、冯家昇为中心进行讨论，考察的时段，亦以《禹贡》杂志的存续时间为限；至于特别提出日本的"满蒙"言说作为一个问题点，则因为当时中国的东北地区不仅是"帝国日本"进行军事殖民占领的对象，也是其以殖民知识进行言说的对象，而后者正是《禹贡》派学人特别关注的，当然也是我们今天从学术史层面进行检讨时不能忽视的观察点。

二、顾颉刚：如何想象古史中的"疆域"？

在《禹贡》派学人群体中，顾颉刚无疑是最为核心的存在。《禹贡》半月刊的三位主编人，谭其骧参与编辑到第4卷第12期（1936年2月）因故离任，嗣后冯家昇（1904-1970）中途加入接编，只有顾颉刚作为主编坚持始终，他在《禹贡》上发表的文章虽然不多，但指导了若干撰稿人的写作，有时甚至亲自动笔修改他们的文章。《禹贡》自第4卷第4期（1935年10月16日）起刊载学会同人通讯，至第7卷第6、7合期（1937年6月1日），共刊出165封，绝大多数是写给顾颉刚的，顾也大都做了回复。如果说《禹贡》杂志有"一种统一的精神"或前后一贯的主旨，就是由顾颉刚串连起来的。

但于《发刊词》之外，在《编后》、《通讯》一类文字里，顾颉刚虽然也会谈及办刊主旨，却大都片段零散，再无宣言式的表述，即或对《发刊词》所宣示的以地理沿革史研究实现确认民族疆域之意图，也未加以充分阐发，比如，缘何以前者为手段，必可达至后者之目标？这中间还须经由怎样的路径、步骤和程序？都没有予以深入讨论。也许对此时的顾颉刚来说这些都是自明的，但执着于具体的史实考证而缺少整体的"挈合疏通"和明晰的理论论述，确实是当时部分读者从《禹贡》杂志感知的印象，有人甚至直接提出了批评，[⑪]而顾颉刚也自认缺少理论是《禹贡》的"一个缺点"，解释说："本会同人大率朴学，不擅以华辞相号召，故本刊所载，通论绝少"，并明确表示："然此实非办报者所应有之态度，甚望能作理论文字之人肯加入本会，达出同人所欲言而不知所以言者，使同人之工作得以博得青年界之同情。他日相将以民族史与疆域史之研究结果灌输于民心，而激发其保国保种之血诚，则此会为不虚集，此刊为不虚出矣"。但顾氏也发出这样诘问："倘使大家都不肯深潜于这种机械的工作，专喜欢发大议论，则既没有事实的基础，只有相率做策论八股；学问到了这步田地，还有什么意味？"[⑫]

从顾颉刚的上述回应，既可感知其虚怀若谷，也不难读出固执的坚持，他解释《禹贡》学人执着于 "考证"，既源自他们的学术禀赋和学术特长，也有来自对"没有事实的基础"的"大议论"的警惕和排拒，这样的表述虽不无把考证和理论、事实和价值截然切割之嫌，但也表明以朴学式考证为方法，在顾氏其实是有意为之，[⑬]而从他发表在《禹贡》上为数不多的论文看，具体而微的考证文字里，其实都隐含着自觉的方法意识，其中《古史中地域的扩张》可谓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篇。[⑭]

此文考察中国古史文献中有关夏商周三代的记载，发现有关疆域范围的描述"是不相等的"，在秦汉以前的文献里，即使到了周代，也仍然地不过千里，但到了秦汉以后的文献中，如《淮南子》、《礼记》、《禹贡》等，却把"三代"的疆域描述得"和始皇同样地广大，或者还超过了他"。顾氏就此认为，这是秦汉以后的"一班学者不愿意始皇专美于后"而虚构出来的传说。但在揭破这种传说的虚构性之后，顾氏强调说："我们不必攻击传说，我们且去寻出它的背景"。也就是说，他的目的并不在于指斥传说的虚妄，而在于考证传说的形成过程。

如果了解顾颉刚的学术历程，不难看出，此文的问题意识和分析方式，都典型体现了他"疑古""辨伪"的研究思路。如所周知，1923年提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观点时，顾氏便决意"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说一遍"；他认为，现在被视为"信史"的上古历史，其中很多是经过战国、秦、汉时的知识阶级和非知识阶级想象加工而成的"传说"，所以，在他看来，"要辨明古史"，考察"传说的经历"比"史迹的整理"更为重要，"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我们既没有实物上的证明，单从书籍上入手，只有这样才可以得一确当的整理"。[⑮]而在顾氏当时设定的"推翻非信史"的标准里，排在前面的两条即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⑯]。在创办《禹贡》之前，顾颉刚的"辨伪"工作主要集中于考察"中国民族""出于一元"之传说的形成过程，发表在《禹贡》上的《古史中地域的扩张》，重点则明显在于考察"中国的疆域""向来一统"之传说的形成脉络。在不以直接的理论性论述为特点的《禹贡》半月刊，顾颉刚的论文无疑具有示范性，影响到《禹贡》的整体学术倾向，至少在古代地理沿革研究方面，该刊的很多文章都显示出了和顾氏接近的思路。

顾颉刚的"疑古""辨伪"，与日本的东洋学、支那学有无交集？更进一步说，顾氏对上古历史的传说性的揭示，是否受到那珂通世（1851-1908）的"疑古"论、白鸟库吉（1865-1942）的"尧舜禹抹杀论"的启示？他的"层累说"与内藤湖南（1866-1934）"发现"的富永仲基（1715-1746）的"加上原则"有无影响关系？这些都曾引起学术界的讨论，而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大都认为顾颉刚是在没有直接接触到那珂、白鸟、内藤的情况下提出自己的疑古论述的，但那珂、白鸟和顾颉刚的"疑古"思路确有近似之处，且都和《崔东壁遗书》的再发现有关。[⑰]

这些研究对于理清现代中日学术交涉史上的事实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就本文的论题而言，五井直弘（1925-1999）从另一角度提起的问题，即白鸟库吉在论及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与日本本国的神话传说时所持的不同态度，更值得关注，因为其中所涉及的"疑古"逻辑与自民族之历史叙述的关系，可与同时代的顾颉刚做"平行比较"式分析。据五井考察，1909年白鸟库吉在讲演《支那古传说研究》中首次提出"尧舜禹"为"荒唐无稽难以置信"的传说，为其"尧舜禹抹杀论"之发端，到了1930年5月，他又在系列讲演《支那古代史批判》里继续阐述"三皇五帝传说"的虚构性，此即一般所说白鸟的"第二次抹杀论"。[⑱]而白鸟库吉同时也在研究日本的古代史，五井注意到，针对中国的古代传说，白鸟"如此彻底地强调其传说性，通过'第二抹杀论'的展开，否定殷周的存在，甚至不肯去做接近史实的尝试"，但"关于我国的神话，则努力从其背后读出大和朝廷从古以来的悠久存在，将证明其实际存在视为历史学家的责任"。[⑲]五井作为例证举出的文章是《关于本邦古代迁都之原因》，[⑳]此文发表之时，白鸟库吉已在日本皇室的"东宫御学问所"任职，为皇太子亦即后来的昭和天皇"进讲"本国史和东西洋史，[21]他当时撰写的《国史》，同样表现了他为履行自己所设定的"历史学家的责任"而做的努力，该书第一卷第二章依据日本古代传说讲述"神代"历史，虽然开篇用词谨慎地把这些传说称为"物语"："我国有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神代物语"，但随即断言："建国之由来，皇室之本源，国民精神之精髓，皆体现于此"，而接下来便毫不犹豫地以此"物语"作为日本皇室历史叙述的依据。[22]综合观之，被认为和兰克史学颇有渊源的白鸟库吉，其实并不看重兰克史学尊重史料的实证方法，[23]他"疑古"方法，最终是内外有别，以"国家"为限，在讨论中国上古神话传说时，他强调其虚构性，而在讨论日本本国的神话传说时，则努力去证明其与"大和朝廷"实际历史的关联，由疑古转而成为信古，五井直弘曾尖利地指出：白鸟库吉是把日本天皇"皇室的绝对性、悠久性作为信念・宗教来接受的"。[24]

那么，在历史研究的疑古逻辑与本民族的历史叙述之间，顾颉刚是怎样考虑和处理的呢？其实，还在创办《禹贡》杂志之前，顾颉刚的疑古论已经遭到学术研究之外的干预。1929年，顾氏为商务印书馆编写的《中学本国史教科书》因"不承尧舜禹为事实"而遭到当时一位参议员的弹劾，南京国民政府明令禁止该书发行并议决处罚出版机构，位居要职的戴季陶（1890-1948）也发表意见说："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由此，他认为："民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学者们固然可以进行讨论，但书店如据此出版教科书，则"就是犯罪"。[25]

但顾颉刚对以戴季陶们的"民族史观"并不认同，教科书事件以后，他仍然发表文章阐发自己对三皇、五帝的考证和结论，如《<古史辨>第四册序》便说：即使到了秦统一以后，"疆域虽可使用武力，而消弭民族间的恶感，使其能安居于一国之中，则武力便无所施其伎。于是就有几个聪明人起来，把祖先和神灵的'横的系统'改成了'纵的系统'把甲国的祖算做了乙国的祖的父亲，又把丙国的神算做了甲国的祖的父亲。他们起来喊道：'咱们都是黄帝的子孙......'"。顾氏认为，"借了这种帝王系统的谎话来收拾人心，号召统一，确是一种极有力的政治作用，但这种说法传到了后代，便成了历史上不易消释的'三皇五帝'的症瘕，永远做真史实的障碍"。在顾颉刚的逻辑中，以"疑古"精神和"辨伪"方法揭破有关本国民族史的"谎话"，与通过学术研究激扬民族主义是不矛盾的，该文说：

如有人说，中国人求团结还来不及，怎可使其分散。照你所说，汉族本非一家，岂不是又成了分离之兆。我将答说：这不需过虑。不但楚、越、商、周已混合得分不开,即五胡、辽、金诸族也无法在汉族里分析出去了。要使中国人民团结,还是举出过去的同化事实,积极移民边陲,鼓励其杂居与合作。至于历史上的真相,我们研究学问的,在现在科学昌明之世,决不该再替古人圆谎了"。[26]

此文写于《禹贡》创办之前，在学术研究中坚持不因"价值"而遮蔽甚至歪曲"真史实"的思路，已经表示得很清楚，即使这"价值"关系到民族大业；前面所述《禹贡》杂志近乎禁欲式的朴学风格，亦应为此思路的体现。当然，如果我们整体考察顾颉刚的活动，特别是注意到他在主持《禹贡》同时还勉力支撑通俗读物刊行社，亲自主持编印宣传抗日、普及知识的民歌、鼓词等作品，[27]便不难想见，顾颉刚并没有因为把"价值"和"史实"进行了切割就能够安于书斋里的考据，他还以另一种方式积极承担起了社会职责，在此意义上，《禹贡》杂志和通俗编刊社对顾颉刚而言，便不宜仅仅视为专精的学院学问和普及性的民众宣传活动的雅俗分工，更应该视为一个学者在学术志业和社会政治担当上的有意识区分。

 
禹贡学人合影

不过，做了这样的区分，是否就可以在《禹贡》安心做"为学问的学问"呢？事情似乎没有这么简单。1935年9月4日，顾颉刚致信胡适（1891-1962）说："禹贡学会，要集合许多同志研究中国民族史和地理沿革史，为民族主义打好一个基础......禹贡学会的工作依然是'为学问而学问'，但致用之期并不很远。我们只尊重事实，但其结果自会发生民族的自信心"。[28]说明《禹贡》学人的"民族主义"意图，并不表现在学问本身，而表现为其自然发生的结果。但同年年末顾氏撰写《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却特别强调该刊"自第四卷起，更注重于边疆及水利，以期适合现代之要求"，并把对边疆的实地调查列为重要工作，把编撰《中华民国一统志》列为"本会工作之最大目的"； [29]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以学问"致用"，不仅仅是一个"尊重事实"的问题，还有研究哪些"事实"的问题，而《禹贡》杂志前期比较偏重的古代地理沿革考证，究竟能够在怎样的意义上激发民族意识、推动现实的民族主义运动？这既是《禹贡》学人要面对的社会质疑，也是他们内心挥之不去的困惑。该刊同人童书业（1908-1968）为编辑"古代地理专号"所写的"序言"，就沉痛地吐露了这样的心情：

自从东北四省失陷以来，我们的国家受外侮的凌逼可算到了极点，所以有血气的人们大家都暂时放弃了纯学术的研究而去从事于实际工作。至于留在学术界的人物，也渐渐转换了研究的方向，即如本刊的由研究地理沿革而转趋到边疆调查，就是这种潮流的明显表现。在这样学风转变的时期之中，本刊忽然又出了这册近于考据性的古代地理专号，会不会使大家疑心我们又在那里开倒车呢？[30]

"由研究地理沿革而转趋到边疆调查"，这一研究方向的"转换"，不仅为《禹贡》学人当年颇为自傲地强调，也是他们后来常常念兹在兹的话题，表明此"转换"对解除他们内心焦虑的意义；后来的研究者也对《禹贡》学人自觉调整方向、以边疆民族研究呼应和推动民族救亡给予了高度评价，[31]并对《禹贡》研究方向转换的具体实况及多重动因进行了深入考察。[32]而在此基础上，应该还有问题可以继续探讨，比如，《禹贡》的方向转换，是否仅仅体现在研究范围的拓展？在研究方法上，《禹贡》学人的边疆民族研究和他们的古史、古地考辨之间，差异性与连续性何在？还有，通过边疆民族研究，作为研究主体的《禹贡》学人自身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本文仍围绕顾颉刚和冯家昇继续进行个案考察。

三、顾颉刚：现代"边疆传说"的写作

主编顾颉刚对边疆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对东北、西北地区的关注，早在创办《禹贡》之前即已经萌发。这自然首先是当时的时代变局、尤其是强邻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促成的，但同时也和顾氏个人的感情生活颇有关系。关于前者已多被论及，而关于后者，随着《顾颉刚日记》公开出版，一些线索亦逐渐显现，如余英时（1930-  ）在为该日记所写的序言《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便特注意到1931年2月17日所记的内容：

得慕愚书，承受了我的要求，自接信日起，每日抽出三四小时读书，并做笔记，先从满蒙新疆西藏等问题做起。俟见解成熟，再作论文以锻炼发表能力。为之大慰。只要她的学问有成就，我的生命也就有意义了。

慕愚，即谭慕愚（1902-1997），亦名惕吾，字健常，1926年肆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五卅运动、"三・一八运动"的积极参与者，1927参加中国青年党且被选为中央委员，但不久退出，1930年就职于国民政府内政部。余英时引录了上引这段日记后分析说："谭慕愚对边疆的兴趣此时已经开始，后来更前往绥远考察，并代内政部长写《内蒙之今昔》。这些活动直接影响到顾先生的研究方向。他告诉我们：'廿二年（1933）秋间建常随黄绍竑到北平，旋赴绥远，商议内蒙自治问题。过平时，建常曾至燕大我家一宿。自绥远归，又至燕大讲演，予受感动，遂有研究边疆问题之志'（与建常来往年月表）"[33] 但余序的关心似乎更在顾、谭之间"缠绵了五十多年的爱情故事"，[34]故对其关注边疆之事，提起之后便搁置下来不予深究，但如果就此问题细读《日记》，实可看到更多的线索。比如谭惕吾关心边疆的起始时间，《日记》所能见到的，即比余氏所指出的更早一些：1928年，谭因参加青年党而在国民党清党运动时被捕，曾向顾氏求救，《日记》"与建常来往年月表"1928年条记载：谭"出狱后，东渡日本，学于东京高等女子师范"。而到1929年5月，顾颉刚受聘燕京大学，6月回故乡苏州探亲，8月16日往苏州饭店访问胡适时，曾突然邂逅谭慕愚。据顾氏所记，谭是为其"党案"未结，专程从日本回国，到审理该案的江苏高等法院出庭。而值得注意的是，同日日记还写道：

渠（指谭-引者）今颇有意研究满蒙问题，欲往日本搜集资料，到北平研究之。以彼之才性学力，由政治生涯转向学术之途，必大有成就，惟祝其身体强健耳"[35]。

    由此可知，谭惕吾关心边疆，并不限于内蒙，还包括"满洲"，而产生这样的关心，则和日本的"满蒙"经略有关，这在后来黄绍竑（1895--1966）为谭氏所著《内蒙之今昔》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也可以得到印证。黄"序"云：

本书著者谭惕吾君，方其肄业国立北京大学时，即留心边事，嗣留学日本，又深感日人对于满蒙研讨之勤，关于满蒙书籍更搜罗不遗余力，近年服务内政部，大喜研究边政。去岁随同入蒙，任文书及搜集调查之责，以其平日蕴藉之富，故于所得各种资料，颇能运用历史及科学方法，分析整理，大有助于问题之认识与解决。归而著此《内蒙之今昔》一书，都十余万言，于蒙古之历史地理及此次内蒙自治运动之经过，莫不加以委曲详尽之叙述，不仅可供政府处理蒙事之采择，抑且可备国人研究边事之参考。绍竑嘉其任事之勇，著述之勤，于是书付梓之日，乐弁数言，以为之介[36]。

而对于1933年谭氏考察绥远途经北平时与顾氏的往来，顾的《日记》还有更可注意者。如1933年21日条：

今日得慕愚来书，知内政部长黄绍竑以内蒙古要求自治，将前往巡视，渠亦随行，将于北平逗留数日，届时可以晤面。读之，几疑在梦寐中[37]。

其时谭氏在"内政部之编审委员会任科长"，此次来北平访问顾氏，甚至在顾家留宿一夜，并不止为叙友情，其实还有另外目的，即请顾氏为内政部长黄绍竑起草到内蒙后的演说词。《日记》1933年10月24日写道：

慕愚因部内秘书是官僚，为黄部长所作演说词必不恳切，不足以激发蒙人，因嘱予为代草。为慕愚草代内政部长演说词，凡二千五百言，服药而眠，已十二时矣。[38]

又，10月26日，顾氏《日记》还写道：

堂堂中华民国内政部，竟无蒙古地图，慕愚知其重要，忙里抽闲，在北平图书馆借得内蒙地图四幅，亦日本人所画也。此与甲午之战，我国无朝鲜地图同一可叹[39]。

据此可知，对谭氏陪同内政部长考察绥远一事，顾氏不是一般的了解，实际已经介入很多，包括借阅内蒙地图，看似一个很小的细节，肯定也是刺激顾氏创办《禹贡》的一个原因。10月27日，谭氏一行乘"平绥车赴张家口"，随后的顾氏《日记》，通过报纸报道和谭氏来信，跟踪记录其在绥远的消息。谭氏同年12月5日返回北平后，顾氏不仅听其讲演，还"为健常作演讲记录稿"[40]。翌年亦即1934年4月5日，顾氏《日记》写道："今日与潜叔决定，明日赴包头，连带游绥远大同等处"。这是他连日失眠之后突然做出的决定，外游地点选择到绥远，则肯定与谭慕愚的前次考察有关，这次出游是顾氏实地考察西北之始。7月，平绥铁路局邀请作家冰心编旅行指南，顾氏也参加了该旅行团，并获得王同春在河套地区垦荒的线索。

而谭慕愚的绥远考察和顾颉刚的牵连还有后续。1934年9月，顾氏到杭州探望在这里供职的父亲，住至11月27日。10月16日，谭慕愚来杭州，拟以三个星期时间，把前次与黄绍竑巡视内蒙写成一书，顾氏《日记》1934年10月21日写道：

健常为黄绍雄作《内蒙巡视记》，虑时间不给，嘱予往助之，言之再三，不敢不应。且予正欲研究蒙事，借此机会可多得些材料也。[41]

谭同时还带来一位助手"夏涛声"，据顾氏《日记》记载，此人字葵如，"北大同学，十四年救国团中，与健常同任文书，为共产党分子攻击，日前与健常同来，住俞楼中层，助健常编纂《内蒙巡视记》"。此书原拟以黄绍竑名义刊行，后来仍以谭惕吾的名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题名《内蒙之今昔》。谭氏在《自序》中说："此书编制时，承同学夏涛声君之襄助，及吾师顾颉刚、杨秩彝两先生之校订，深为感铭"。

但翻阅顾氏《日记》可以看到，自1934年10月21日允诺帮助谭氏著作后，便不断记有"《抄蒙古游牧记》"、"抄地理图中之蒙古说明"（10月22日）、"抄集蒙古材料（黄部长巡视报告）"（10月23、24日）、"改葵如所作蒙古历史地理两章"（10月27日）、"另草巡视记中地理沿革一段文字"（11月4日）、"到健常处，草黄部长建议"（11月10日），直至11月14日"到城站送健常、葵如行"，此事才算告一段落。整整三个星期，顾氏所投入的工作显然不止于"校订"，其中有些章节，视为他的写作应该不算过分。而在顾氏动笔修改的"蒙古之地理"一章里，可以看到对日本的"满蒙"言说的批判：

严格言之，蒙古仅当有外蒙古与内蒙古二大部，然自日本积极侵略我国后，常以"满蒙"并称，蒙古一名词遂见混淆。考日人最初所称"满蒙"之"蒙古"，仅指划入辽吉两省之蒙古盟旗而言，观于民国元年日俄秘密订立《瓜分满蒙条约》可证。乃日人得寸进尺，于民国四年向我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时，将"东部内蒙古"与"南满洲"并举，从此"东部内蒙古"与"东部蒙古"二名词遂混杂不清，其地域亦难确定。......

哲里木盟为古蒙古最东之一盟，故所谓"东部内蒙古"实应只限于哲里木盟，......日人以其已划入东三省，故又诡称哲里木盟为南满所辖之"东内蒙"，更以热河亦划入"东部内蒙古"之范围[42]。

类似的批判亦散见该书其他章节，表述大体相近，而在第四章《俄日对内蒙之侵略》中所述更详，但举出的日本方面的材料，仍多为外交交涉条约或条款，可以推想主要是谭慕愚的搜寻所得。

综上，本文之所以不厌其详地考察顾颉刚与谭慕愚的这段合作，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在此期间，顾颉刚已经不很间接地参与了政府处理边疆民族的工作，这影响到了他的学术关心和研究范围的拓展；第二，考察这段合作过程可以得知，顾颉刚当时所了解到的或者说引起他强烈反应的日本"满蒙"言说，主要是政治外交类的官方文书，而非学术研究著作，这决定了他的反应方式政治性反驳多于学术性论争。换言之，日本对"满蒙"地区实施的军事占领、政治分离行为及相关的政治言说，成了顾氏强调这一地区与中国"一统"关系的前提。第三，在协助谭慕愚写作《内蒙之今昔》之后，顾颉刚很快撰写并发表了《王同春河套开发记》，[43]此文为其边疆调查研究著作之开端，发表时间亦早于一般所述《禹贡》研究方向转换的第4卷，应该是引导《禹贡》方向转换的开风气之作。

当然，如果和顾颉刚参与写作的《内蒙之今昔》比较，《王同春河套开发记》更能体现其个人学术特色。确切地说，这篇《开发记》与其说是社会调查报告，毋宁说是民间传说的采写。顾氏1934年7月最初在绥远听到这个故事时，主人公王同春（1851-1925）已经去世，他首先记录直接或间接的知情人的口述，"材料是属于口说的"，后来又搜集到一些文字材料，遂得以成文[44]。作为一个致力揭示"古史传说"之"伪"的学者，自己成为现代"边疆传说"的写定者之时，会采取怎样的记录和书写策略？这无疑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王同春故事"的写定者顾颉刚对故事主人公的评价，明确规定了这一故事的主题意义。顾氏称这位起于民间的河套地区垦殖者、开发者为"民族的伟人"，[45]这表明，顾氏对清末至民国政府推行的"官垦"行为虽然有所批评，但对开发河套地区本身则是充分肯定的；其次，在搜集王同春故事的过程中，下列这些为顾氏提供口传信息者："平绥路车务段长贺渭南"、"晋军骑兵司令赵印甫"、绥远省政府"建设厅秘书周诵尧"等，再加上曾将王同春故事写录成文的张相文、王文墀等，大都是在边疆地区任职的汉族出身的官员和知识分子[46]，他们对王同春"殖我民族"的赞赏态度[47]，无疑也影响到了"王同春故事"文本意义的形成。阅读顾颉刚的《王同春河套开发记》可以清楚看到，同样生活在河套地区的"蒙人"的视点是缺席的，作为故事的叙述者，顾氏甚至写道，明朝把河套这片土地"弃给蒙古人"做牧场，是"辜负了天地的美惠"；而在叙述到王同春在开放过程中以暴力威霸一方，做出"欺侮蒙古人"的"不合理的举动"时，则不忘记给予善意的回护说："河套地方已久为蒙人所占有，他们自己不开发，汉人替他们开发也未为不可。"联系此前顾氏有关"民族"与"疆域"的言论，可以看出，尽管他在理性层面上很注意强调各族的"杂居与合作"，但在叙述性文字中，却会自然流露出"汉人"的立场。

但作为坚持"疑古"原则的史学家，顾颉刚深知在古代民间传说的流传过程中，一个故事会"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感情和想象而发展"，并曾批评过古代文献编纂者以固定视点来"整齐故事"[48]-亦即按照预设的观点和逻辑把本不完整的史料编排成完整故事的方法，所以，他编写的王同春故事几乎没有定本，不仅初稿写出之后便根据新的材料改写，且在改稿发表时"诚挚地恳求：凡是有人知道他的事实的，对于这篇文字，请给以严格的纠正，或给与大量的补充，使得它可以逐年改作"。[49]《禹贡》后来确实陆续刊发了其他作者所写的相关文章，如孙媛贞的《贻谷督办内蒙垦务记》（《第4卷第3期）、王喆的《王同春先生轶记》（文后有巫宝三、曲直生所写"附记"，第4卷第7期）、张维华的《王同春生平事迹访问记》（第6卷第5期），对"时人称述其事，毁誉无定"（张维华文章语）的现象并不回避，从而使"王同春故事"成为一个开放式的文本。

还须略作补充的是，《禹贡》时期的顾颉刚对边疆、民族的认识也在变化之中，随着他实际接触西北地区渐多，也就更多注意尊重考察对象的立场和视点，如《禹贡》第5卷第11期（1936年8月1日）、第7卷第4期（1937年4月16日）先后刊出"回教与回族专号"、"回教专号"，都注意尽可能多地邀请回教人士撰稿，且尊重撰稿人的不同观点，顾颉刚还把"回教专号"委托回族学者白寿彝（1909-2000）"主编"，而顾本人发表于该期的《回汉问题和目前应有的工作》则明确说："从文化方面讲，回汉间的隔膜，其问题不在于回人对汉人文化的不了解，而在于汉人对于回人文化的不了解"。可以说，通过对西北边疆民族的接触，顾颉刚更深刻地体认到"中华民族"内部的多元性和丰富性，这应该是他后来思考、论述"中华民族是一个"[50]的前提和基础。

四、冯家昇：与日本"满蒙学"的学术主导权之争

自《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1期（1936年3月1日）起，冯家昇（1904-1970）与顾颉刚列名主编，接替了谭其骧。和谭氏一样，冯家昇也是顾颉刚的学生，1926年考入燕京大学史学系，1934年毕业于该校研究院。冯氏曾立志专攻辽史，就读研究院期间写成的《辽史源流考》和《辽史初校》，曾于1933年列为《燕京大学学报专号》之一出版。《禹贡》创刊后，冯氏成为重要撰稿人之一，在该刊发表的文章达二十篇之多[51]，在数量上超过了他的导师顾颉刚。

仅从发表在《禹贡》上的文章也可以看出，冯家昇的治学思路和方法明显带有顾颉刚的影响印记。而在对域外学术知识的了解方面，则比顾氏的视野更宽。如《洪水传说之推测》一文，考察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洪水的传说，认为最初起于"河水之泛滥，其地域不出今之山西。西周以后，人民地域观念随疆域而增，故以为荒古洪水遍及中国也"。其揭示古代史迹在传说中衍生的方式，可以肯定受到了顾颉刚的启发，但文中以"世界各民族"的"洪水传说"进行比较，且多处征引国外学者的研究，则显示了冯氏个人的特点。

从冯家昇《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同样可以看到顾颉刚热衷构筑宏大学术计划的风格影响，当然，对于冯氏来说，这篇文章还标志他的研究范围已经从辽史扩展到了整个"东北史地"。而促使冯氏做出如此选择的原因无他，仍然是中国当时所遭遇的强邻日本侵略的处境，以及伴随着侵略行为而兴盛起来的日本的"'满鲜学'或'满蒙学'"。冯氏治史，在"工具方面"首重"语言与文字"，路数更近于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和欧洲汉学，故在这篇《计划》里他很强调语言工具的功用，并介绍了自己已经具备的语文条件：除了英文之外，"对蒙文已可自己用功"，且有学习满文的准备，"对日文书籍已可阅读和翻译，对法文书籍也可懂十之四五"。与不谙日文的顾颉刚相比，冯家昇显然对日本的"满蒙学"了解更多，而他也锐意搜求[52]，且认真进行梳理分析，其研究所得，除了发表在《禹贡》上的《东北史地研究之已有成绩》、《日人对于我东北的研究近状》，还有刊载于《燕京学报》（第19期）上的《日人在东北的考古》。在《禹贡》派学人中，冯氏可谓不多的学术"知日派"，他的这一系列文章，可以说代表了《禹贡》派学人当时对日本"满蒙学"的了解程度和认识状况。

那么，冯家昇对日本的"满蒙学"有怎样的了解，又做出了怎样的分析和评价呢？

首先，冯氏对日本学者研究中国"东北"的历史做了概要性梳理，认为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起于明治维新以前，但（研究范围-引者注）只限于元清两朝之事；且其时之眼光与方法不脱前人之窠臼，未足云学术上之研究"。"自维新以后，迄日俄战争，日本研究东北始转入第二期。在此时期，日本产生几位几位卓越之学者，学植既富，又颇能利用西洋人之方法，乃树立'满鲜学'或'满蒙学'之基础。其中最可注意者三人：一为那珂通世，一为内藤虎次郎，一为白鸟库吉"。不过，在冯氏看来，在此一时期，即使是这三位代表人物，其著作或"拾取吾国（指中国-引者）学人之见解，稍加抒张"，或"介绍西洋人之学说"，都缺少自己的"发明"。"自日俄战后，日人研究东北走入发展之时期，最要者则为开拓搜求史料之分野。明治四十年（1907）那珂在广岛高等师范学校《满洲修学旅行纪念录》中登载《满洲研究参考书》，明治三十九年（1906）内藤在《早稻田文学》杂志发表奉天宫殿所见之图书，四十一年（1908）又公布整理奉天故宫新获之史料，大正八年（1919）刊行《满蒙丛书》（只刊七卷），均为学术界大可纪念之事。同时白鸟从欧洲回国（明治三十八年，1905），奔走计划组织亚细亚学会；此会虽终不成，但明治四十年（1907）则建设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四十一年又设满铁学术调查部。此二学会可谓为日人研究东北之总干。......但此皆偏于文献之研究，自八木奘三郎、濱田耕作、原田淑人、鸟居龙藏等在考古学与人类学努力之结果，而日人研究又别开一新路"[53]。

在叙述日本"满蒙学"的成立与发展过程时，冯氏始终不忘揭发其与日本殖民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宣布自己"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时他便说："譬如东北四省，就历史上，地理上，法律上说，明明是中国的领土，而日本人为了伸展领土的野心，早几年前就在国际间宣传他们的'满蒙非支那论'，可怜我国学者没有一个能起来加以有力的反驳的。同时日本人为了实现此种基调起见，就雇用了大批学人专门致力于'满鲜学'或'满蒙学'，研究的成绩很能独树一帜"[54]。而在《日人对于我东北的研究近状》一文里，冯氏则说得更为激烈：

总之，日人对于我国东北的研究，不论古今，不论那一科，无不有突飞猛进的成绩。返看我国事事落后，又事事颟顸，真不禁令人长叹息！按中日战前有"朝鲜学"，朝鲜以灭；日俄战前有"满鲜学"，辽省以陷；"九一八"以前有"满蒙学"，四省以亡。今之日人又高唱所谓"东亚学"了，呜呼！剑及履及，事至迫矣，请看明日之东亚将为谁家之天下？愿我国人醒一醒吧！[55]

西村成雄（1944- ）认为冯家昇的上述言论虽然略带比喻色彩，但对近代日本的中国东北地域认识之历史性格的分析，可谓切中肯綮[56]。其实，我们也不难从中读出冯氏的复杂心情，他既痛切指斥日本"满蒙学"与日本殖民主义侵略行为之间的"共犯"关系，也高度评价日本"满蒙学"的研究成绩，甚至说："凭日本人对于东北研究的成绩，也可以把东北取走了。假使国际联盟注重学术上研究的话，凭我们临时作的几种小册子，是要失败的，东北四省仍是要送掉的"[57]。

应该如何看待具有浓厚殖民主义色彩的"满蒙学"知识？对冯家昇来说，显然是个很沉重的课题。与顾颉刚等人对日本的"满蒙"言说笼而统之的处理方法不同，冯家昇对"满蒙学"做了更为细致的区分。在他看来，同样是在日本对外扩张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满蒙学"，对东北地区"现代社会，经济，土俗，地理，外交等方面"的研究，显然与日本的侵略行为具有更为直接的关系。如"现代地志与地图""对于军事政治是有深切关系的"，以满铁调查部为中心做出的"各种调查报告"及相关研究，其实相当于提供给日本政府的"政策之意见书"，而"他们对于东北近代外交史的研究"，则"是日人拥护他们的'生命线'的言论"[58]。比较而言，冯氏认为"满蒙学"中有关东北古代历史地理的文献学、考古学及人类学的研究，虽然也以日本的侵略扩张为背景，但其作用则主要在于以"研究的成绩"骄人，人由于冯家昇本人即志在"东北史地研究"，所以他对后一类研究更为关注，也深为中国学术在这方面的"落后"而焦虑，但他在剖析此类"满蒙学"研究与日本殖民侵略之间的联系时，并没有无视或否认其"成绩"，而是对其进行认真梳理，并翻译介绍给中国学界作为参考和激励，[59] 这样的态度，可以说体现了一种沉痛而坚忍的学术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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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中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中日近现代文学与文化交涉史。

[①] 关于《禹贡》派学人在中国历史地理学之学科创建上的作用，已有多位学者发表了观点不无歧异的评述,如葛剑雄曾说："如果从20世纪30年代初顾颉刚先生和谭其骧先生创办《禹贡》半月刊、筹备禹贡学会算起，中国历史地理学已经有了近70年的历史。" 似把《禹贡》学人的工作当作了学科创立的起点(参见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1页)。而吴宏岐则认为"近代中国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开端"应该追溯到1909年中国地学会的成立，禹贡学会的创立标志"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参见吴宏岐《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22卷第4期，1999年10月)。

[②] 《发刊词》，《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4年3月。据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16页所云，该发刊词是顾颉刚和谭其骧合写的。

[③] 《禹贡》半月刊和禹贡学会创立之初，多用"地理沿革"表述其研究，半月刊英文刊名自创刊号起即写作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即"中国地理之沿革"，至第3卷第1期（1935年3月1日出版），改为The Chinese Histrical Geography，意即"中国历史地理"，并在同期封二刊出英文说明，谓自此期起改为"正确译法"。关于此问题的详细考察，可参见候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附论我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转换》，《中国科技史料》第21卷第4期（2000年）。

[④] 《东洋史要》，格致学堂译，上海：东文学社印，光绪二十五年。书前有序，署名"王国维述"，言此书为"同学山阴樊炳清译日本桑原陟藏著之东洋史要"。东文学社同年还刊行了那珂通世用汉文写作的《支那通史》，那珂通世曾在福泽谕吉主持的庆应义塾学习，他的著作从文明发展史的视点把秦汉以后的中国描述为停滞状态，明显可见福泽的文明论影响。桑原陟藏在东京帝国大学汉文课读书时曾受教于那珂通世，学术上亦有师承关系。黄东兰《书写中国-明治时期日本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中国叙述》（《新史学》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对日本近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里的中国叙述，做了系统的梳理和批判性考察，可参看。

[⑤] 参见李孝迁《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初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

[⑥] 参见李孝迁《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初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何成刚 《从译介、改编到自编：民国历史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5期。

[⑦] 参见陈庆年编辑《增订 中国历史教科书》卷七，第6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10月第10版。

[⑧] 丁保书《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大意"，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转引自何成刚 《从译介、改编到自编：民国历史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5期。

[⑨] 傅斯年在《东北史纲》（第一卷，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行，1932年10月）"卷首・引语"说："日本人近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一种妄说鼓吹当世。此等指鹿为马之言，本不值一辨，然日人竟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一理由，则亦不得不辨。" 同时，傅斯年还对"清末以来，中国人习焉不察"，随意把"满洲"、"东蒙"等名词"用于汉文中"的现象，做了痛心疾首的批评。

[⑩] 参见森鹿三《<禹贡>派的人们》，周一良译，《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10期，1936年7月16日。

[⑪] 如杨效曾的《地理与历史的中心关系》说："我希望禹贡学会的朋友不要以考证为终极目标"。《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12期，1934年8月16日；齐健致顾颉刚信（1935年12月10日）也建议：为使初学者"知道此种问题（即《禹贡》提出的中国民族史及中国疆域沿革史问题-引者注）何以当研究，则需作理论文字"。《禹贡》半月刊第4卷第10期，1936年1月16日。

[⑫]参见顾颉刚在王毓铨、齐健的来信所加的"按语"， 《通讯一束・四七、四八》，《禹贡》半月刊第4卷第10期，1936年1月16日。

[⑬] 王毓铨致顾颉刚信（1935年12月5日）说："在未和先生谈话以前，我也误认为《禹贡》是专搜集材料而不讲方法的。其实，我错了；《禹贡》决不简陋如此。它底目标是科学的探究，因此它很重视方法"。（《通讯一束・四七、四八》，《禹贡》半月刊第4卷第10期，1936年1月16日）。据此可知，在私下谈话里，顾颉刚更为自觉地阐述了《禹贡》式的搜集材料和方法意识之关系。

[⑭] 顾颉刚：《古史中地域的扩张》，《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2期，1934年3月16日。

[⑮]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努力周报・读书杂志》1923年第9期。

[⑯]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努力周报・读书杂志》1923年第11期。另参见《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初收《古史辨》，北平朴社，1926年11月。

[⑰] 张京华《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3章第1节《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兼论中日两国疑古思想的相互影响》，就顾颉刚和日本疑古思潮之关系问题，对以往的各家观点做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可参看。在此还可以补充一条张文没有谈及的资料：1940年，日本学者平冈武夫（1909-1995）把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翻译成日文出版时，在《译者序》里曾指出："流传至今的支那古代史是以'加上'的方式形成的，从富永仲基那里得到暗示，内藤湖南博士如是说。顾氏在此之前也说过同样的事情"（日文原文是："今日伝へられてゐる支那の古代史が加上に成ることは、富永仲基に暗示を得て、内藤湖南博士が説かれたが、顧氏も同じことをそれより前に言ってゐる"）， 参见日文版《古史辨自序》的"译者序"，东京：创元社，1940年。

[⑱]参见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第97-98、108、112页，東京：青木書店1978年。《支那古伝説の研究》，白鸟库吉1909年在东洋协会的讲演，发表于《東洋時報》第131号；《支那古代史の批判》，白鸟库吉1930年5月在东洋文库东洋学讲座的系列讲演稿。以上两文皆收《白鳥庫吉全集》第8卷，東京：岩波書店，1971年。

[⑲]参见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第116-117页，東京，青木書店1978年。

[⑳] 参见白鸟库吉：《本邦上代遷都の原因に就いて》，1915年2月3日在东洋史谈话会上的讲演提要，发表于《史学雑誌》第26编第2号，收《白鳥庫吉全集》第2卷，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

[21] 白鸟库吉自1914年以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身份同时担任东宫御学问所的"御用掛"，历时7年。

[22] 《国史》卷一，白鸟库吉撰，東京：勉誠社复刻本，1997年，第9页。

[23] 姜尚中的《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の彼方へ》第4章（東京：岩波書店2004年）对此做了出色分析，可参阅。

[24]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東京，青木書店1978年，第119页。

[25] 参见张京华《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第1章第4节。另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72页。

[26] 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写于1933年2月，初刊罗根泽编《古史辨》第4册，1933年3月出版，引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33页。

[27] 通俗读物编刊社，初为燕京大学教职员抗日会创办的"三户书店"，1933年5月成立，10月易名，由顾颉刚独力承办，1934年7月有徐炳昶、范文澜等人加入。"七七事变"后迁往绥远，后又迁至西安、汉口、重庆、成都，1940年解体。参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09、222、277、301页。

[28] 转引自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灭-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7页。

[29] 《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禹贡》半月刊第4卷第10期附录，1936年1月16日。据顾潮说，此启事文为顾所写。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42-243页

[30] 童书业：《古代地理专号・序》，《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6、7合期，1937年6月1日。

[31] 参见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1-234页。

[32] 参见孙喆、王江《时代变局下知识分子对"致知"与"致用"的探索-从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谈起》，《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2期。

[33]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顾颉刚日记》第1卷，台北：联经出版，2007年，第85页。

[34]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顾颉刚日记》第1卷，台北：联经出版，2007年，第76页。另，有关顾、谭的感情纠葛，蔡登山的《五十年来千斛泪-顾颉刚的感情世界》述之更详，收同氏著《民国的身影-重寻遗落的文人往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35] 《顾颉刚日记》第2卷314页，台北：联经出版，2007年5月。

[36] 谭惕吾《内蒙之今昔》，内政研究会边政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

[37] 《顾颉刚日记》第3卷，台北：联经出版，2007年，第100页。

[38] 《顾颉刚日记》第3卷，台北：联经出版，2007年，第101页。

[39] 《顾颉刚日记》第3卷，台北：联经出版，2007年，第103页。

[40] 《顾颉刚日记》第3卷，台北：联经出版，2007年，第122页。

[41] 《顾颉刚日记》第3卷，台北：联经出版，2007年，第250页。

[42] 参见谭惕吾《内蒙之今昔》，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3页。

[43] 据《顾颉刚日记》，此文初稿完稿于1934年12月24日（《顾颉刚日记》第3卷第275页），发表于《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5期；改稿刊载于《禹贡》半月刊第2卷第12期，1935年2月16日。

[44] 参见顾颉刚《王同春河套开发记》（改稿）正文前的说明，《禹贡》半月刊第2卷第12期。

[45]见顾颉刚《王同春河套开发记》正文前的说明，《禹贡》半月刊第2卷第12期。

[46] 参见顾颉刚《王同春河套开发记》（改稿）正文的说明，《禹贡》半月刊第2卷第12期。

[47] 参见顾颉刚《王同春河套开发记》"附录五：五原王绅同春行状"（王文墀著），《禹贡》半月刊第2卷第12期。

[48] 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引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82页。

[49]参见顾颉刚《王同春河套开发记》（改稿）正文前的说明，《禹贡》半月刊第2卷第12期。

[50]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写于1939年2月9日，已经是《禹贡》停刊以后，发表于《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51]具体篇目有：《洪水传说之推测》，第1卷第2期；《辽金史地理志互校》，第1卷第4期；《介绍到西北去的两部书》，第1卷第9期；《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第1卷第10期；《再介绍到西北去的一部书》，第1卷第12期；《东北史中诸名称之解释》，第2卷第7期；《东北史地研究之已有成绩》，第2卷第10期；《周秦时代中国经营东北考略》，第2卷第11期；《汉魏时代东北之文化》，第3卷第3期；《述肃慎氏之民族》，第3卷第7期；《述东胡系之民族》，第3卷第8期；《慕容氏建国始末》，第3卷第11期；《日人对于我东北的研究近状》，第5卷第6期；《西辽建国始末及其纪年》（译，羽田亨著），第5卷第7期；《大月氏民族及其研究之结论》，第5卷第8期；《原始时代之东北》，第6卷第3期；《契丹可敦城考》（译，松井等著），第6卷第11期；《豆莫娄国考》，第7卷第1、2、3合期；《匈奴民族及其文化》，第7卷第5期；《蠕蠕国号考》，第7卷第8、9合期第5期。

[52] 顾颉刚写于齐思和来函后的"按语"曾谈及冯家昇搜求"日人在我关外出版之《满蒙》杂志"情况，参见《禹贡》第5卷第6期《通讯一束》第"六七"。

[53] 冯家昇：《东北史地研究之已有成绩》，《禹贡》第2卷第10期，1935年1月16日。

[54] 冯家昇：《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禹贡》第1卷第10期，1934年7月16日。

[55] 冯家昇：《日人对于我东北的研究近状》，《禹贡》第5卷第6期，1936年5月16日。

[56] 西村成雄『中国近代東北地域史研究』第２－３頁、京都、法律文化出版社、1984年12月。

[57]冯家昇：《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禹贡》第1卷第10期，1934年7月16日。

[58] 《日人对于我东北的研究近状》，《禹贡》第5卷第6期，1936年5月16日。

[59] 而在翻译日本学者的文章时，冯氏也很注意对其进行严格的检证和辨析，如他翻译松井等的《契丹可敦城考》，便在译文后加按语说：本文原载于《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一册，以其有关大石西辽，故取而移译之。文中引证繁博，考据亦有精当之处。惟谓《辽史》中之猾水为臚朐河，皮被河为今喀米尔河，不免武断之讥。又大石出走之地点据《辽史》当为夹山，而氏误为大同，箭内亘所论甚是（《蒙古史研究》页五六八）。大石所过之黑水，氏从Bretschneider说为额济讷河，不如从津田左右吉之由茂明安部流入乌喇特部西南入黄河之黑水（见《禹贡》第5卷第7期家昇译《西辽建国始末及其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