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20世纪中国"潮流的基本问题

何吉贤：20世纪相当程度上仍"存活"于当代。作为一个业已完结的历史过程，20世纪历史与当下中国的文化、思想和政治议题构成了紧张而激烈的对话关系。中国的"短20世纪"伴随着战争与革命，侵略与反侵略，创新与复辟，追求平等及其反复，也充满着动荡、暴力、压榨、欺骗和苦难。近30年"重述20世纪中国"的作品，对"20世纪中国"激荡而复杂的历史已有丰富的展现，提供了多重的角度和面向。我们的讨论不妨围绕以下相关问题进行："20世纪中国"与乡村叙述；"20世纪中国"与文学叙述中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其危机；乌托邦与"20世纪中国"；新秩序的建立与新社会图景的缺失；"真实"与历史叙述，等等。这些问题既包含在20世纪历史的自我思考和表述中，也体现在"重述"潮流的文学文本中。

把握这些"20世纪中国"的不同脉络，是将我们的讨论"历史化"的基础。"重述"潮流有一个前在/潜在的对话对象，那就是"20世纪中国"历史展开过程中的自我表述。可以说，革命本身即叙事。在具体展开"重述"潮流的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把握20世纪进程中那些"自我表述"的关键要素。

张翔：在20世纪的自我思考之外，"20世纪中国"叙述的多元性的另一前提是，今天中国社会意识已经出现比较多元的状况，思想领域的"再重述"开始兴起。"重述"潮流只是多元叙述的一部分。

需要关注文学创作中新的"再重述"潮流兴起的可能性。随着近年来社会分化的累积，社会思想辩论的扩展，青年一代的社会意识状况已经与50后、60后一代的思想状况颇不一样，这种差异或早或晚会在文艺创作中表现出来。在更多元的历史视界中总结前30年的"重述"潮流，对于一个更为丰富、更有自觉意识的"再重述"时期的到来，是有意义的。

周展安："20世纪中国"概念还需要做进一步分梳。中国的"20世纪"之所以仍对当代有意义，不是因为它包含的暴力、压迫和苦难，而是因为它对于所有这一切的挑战。在动荡的潮流中，有主流和支流之分。我想"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才是主流。我甚至想说，这个主流也构成判断中国当下思想状况的基本坐标。文学上的"重述"潮流的意义也需要在这个坐标上来加以判定。

20世纪开端的"断裂"意志及其消失

周展安：今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前面曾经提及"断裂"作为"20世纪"的基本特征，在这一开端时期即已非常突出。与以往历史断裂的自觉意识，构成整个现代史的起点，也是"20世纪"在史观上一个根本的表达方式。

对于即将迈入20世纪的变革者而言，断裂首先表现为将过去的历史做整体性的把握并与之一刀两断。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宣称汉代刘歆"篡乱伪经"之后两千年都是"奉伪经为圣法"，近于将两千年历史的正当性一笔抹杀，在《孔子改制考》中则连六经本身的真实性也加以动摇。谭嗣同提出"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章太炎用"国故"来指代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而试图"论衡"之。康有为将孔子的历史基础完全抽掉的"尊孔"行为，与章太炎的"诋孔"一道，成为之后新文化运动反孔反传统的先声。

众所周知，"断裂"更是新文化运动的明确意识。《新青年》、《新潮》等杂志的名字，《新的，旧的》、《青春》等文章，在在体现着这一特点。陈独秀更在《一九一六年》中宣布1915年之前的历史应全以"古代史"目之。而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以"新"命名了自身的新文化运动也需要以辩证的"断裂"态度来对待了。毛泽东在1939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讲话中，在肯定了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的首先觉悟之后，也清楚告诫，如果知识分子不能走和工农民众结合的道路，"将一事无成"。总之，不仅旧事物，而且新事物也需要在变动的历史形势中否定和扬弃自身，这个逻辑贯通了整个"20世纪"。

"断裂"意识凸显的是新的主体的创造能力，是对"死人捉住活人"这个逻辑的颠倒，并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所谓断裂，是在"与工农民众结合"这个具体的道路中展开的。说到底，"断裂"意识所要斩断的不是中国历史的全体，而是梁启超所说的"君史"和"二十四姓之家谱"。只有通过这种"断裂"意识，原来被排除在历史之外的底层民众才能活转过来，他们的生产、斗争、创造、发明才能昭告于世。没有断裂，就没有延续，就如没有乌托邦，就没有现实，这是断裂和延续的辩证法。

张翔：与此恰成对比的是，"重述"潮流对20世纪开端的叙述，大体上并没有呈现"断裂"的气息，更多的是王朝兴替的成败氛围，和原有社会逻辑的延续。

例如，《白鹿原》最初的变动发生在朱先生调停清廷巡抚方升的二十万人马对"反正"的张总督的进攻，这是一次王朝更替过程中的普通劝说，每一方都基本没有表达自己对于"革命"的态度，"革命"消失了。《古船》（张炜）对于20世纪开端的倒述，呈现的也是历史的延续性，"古堡"与老隋家的"下老洋"，承续的是近代已有的粉丝工业生产与海洋贸易。

李锐的《旧址》（1993）对"革命"的叙述开始于1927年，对1910年则是作为延续的历史一笔带过。他在此后十年的作品《银城故事》，写同盟会银城起义指挥刘振武的失败，与以往王朝的民乱故事并无太大区别，主要关注的是家庭兴衰和个人生死，但中间缺乏对于革命意识包括断裂的叙述。这种写法以让革命消失的方式表达了对革命的态度。

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开端部分写民国初年"村长的谋杀"，基本内涵也是"改朝换代"之际的个人恩怨和仇杀。莫言的《丰乳肥臀》，最后部分倒述开端，即1917年县长劝鲁璇儿放开缠足被其姑父打退。这一方面显示变革之缓慢，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变革并非其中心问题。

格非的《人面桃花》是其"乌托邦三部曲"的第一部，重点写了辛亥革命前后时期的"革命"，一是花家舍王观澄要建的"人间天国"，二是张季元的失败与秀米等人被扑灭的起义计划。而小说所叙述的各种"乌托邦"并不包含与以往决裂的政治意识。

这些"重述"小说忽略20世纪开端时期的"革命"所呈现的"断裂"意识，从一个方面显示"革命"叙述出现的重要转型，即从关注"革命"的"断裂"和"再造"，转而关注家族的兴衰荣和个人的死生成败。20世纪开端时期的经典作品如《阿Q正传》，注重从内在脉络叙述革命的契机、问题和挑战，这些叙述建立在肯定和认同革命价值的基础之上。"重述"潮流叙述转型的核心是价值观的转变，这也是"20世纪"终结的一个清晰标志。随着价值观的转型，"革命"叙述的基本模式不可避免地从内在叙述转向外在叙述，"革命"不再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可以轻易判定的外在对象物，于是"断裂"意识在"重述"作品中消失了。

"革命世纪"的自我表述及其危机

 何吉贤：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统一战线破裂，国民党走到了工农的对立面，共产党则进一步脱下了知识分子的长衫，日益工农化、本土化。这一事件之后，"革命文学"崛起，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大讨论展开，毛泽东提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问题。这一时期的"革命文学"可以看作寻找社会变革主体的文学表达。其中的经典《子夜》不仅是对30年代中国"现实"的"科学"刻画，而且是对彼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形象化确认。"20世纪中国"的自我表述，有着"重塑20世纪中国"的内涵，这是文学"当代性"的鲜明体现。这一寻找历史主体的过程到抗战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根据地的建立和建立在广泛基层民众动员基础上的"人民战争"的开展，农民和底层青年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新文化得到了真正全面的普及，地方文艺形式也开始融入新文艺中。

       在我看来，无论将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定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还是1949年的共和国建国，中国当代文学在其肇始之时即包含了两层内在诉求：一是对20世纪革命及其经验的总结；一是对未来社会的新结构和"新人"的设计和想象。这两个方面是相互渗透的。毛泽东在讲话中敦促来自上海"亭子间"的文人们与"新的群众"相结合，写根据地，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这样才会有"全国意义"，甚至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从文学史的脉络观察，近30多年来的"重述"潮流有一个潜/前在的对象：革命历史小说。1954年，冯雪峰在评论《保卫延安》时，提出了"英雄史诗"的问题。他认为《保卫延安》蕴含了"史诗"的基本元素和可能性，"史诗性"有三条标准：把握历史本质的抽象思考能力；具体描写英雄人物的感性表达功底；并传达一种启人向上的精神氛围。"史诗性"的表达，是1949年后所称的"人民文学"的核心。按照周扬的说法，"人民文学"是要表现"人民在改造历史的过程中，同时也改造了自己"，所以，在对"革命历史"的叙述中，如何表现作为"集体主体"的人民的成长，表现在历史的过程中"新人"的成长，也就成了新的文学的重要主题。

       在历史叙述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广义上的"革命历史小说"称作革命政权建立后以确立合法性和进行自我教育为目的的关于中国革命历史的自我表述。这个进程到"文革"结束后便大致终止，与我们所说的"短20世纪"的终结基本同步。最近因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而变成"热点"的路遥可以看作是这一传统的余绪。

 周展安：虽然冯雪峰肯定了"英雄史诗"的意义，并且将这一点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根本的任务，但是写出"英雄史诗"并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全部内容，他也并没有否认创造反面人物的典型和发展讽刺文学就不是现实主义创作的极其重要的任务。单单用"史诗性"来定义"人民文学"并由此来想象"新人"，或许正反映出这种"人民文学"在当代语境中的不足。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过去的工作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前面还有严重的建设任务。中国革命的这种难题性要求我们要不断地回顾鲁迅关于"革命混着污秽和血"的提醒，在文学创作上，也要直面这种难题性，在这种难题性当中，是无法离开具体的历史任务来想象"新人"的。但是，中国当代文学并没有完全承担起这个任务，在创作倾向上过度地为"胜利者意识"所左右，为"英雄史诗"的意识所左右，而表现出更多纯化的特点。正是这一点，在文学自身的脉络上，导致了"重述"潮流反过来用"污秽和血"整个地取代了"革命"。

历史总结的自觉意识与20世纪的"再重述"

周展安：八十年代开始出现的重述20世纪的诸多长篇小说乐于渲染包括暴力和饥饿等在内的各种肉体性的苦难，从文学自身的脉络来看，正是对于之前过于纯化的革命历史小说的反拨。用暴力和苦难来解读革命，不仅是这些小说所习惯采用的手法，也是当代思想文化的一个底色。从这个角度说，伤痕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其思路却一直保留到今天。

何吉贤：前面提到的"重述"例子，大多是所谓50后作家，当然他们也呈现出了复杂的面貌。60后作家也进入了这一潮流中，如余华、格非、苏童、叶兆言、李洱等。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潮流及其观念近年来也扩展到70后作家中。例如乔叶的《认罪书》带有一种浓厚的赎罪意识。她有一个说法，"细细数来，我身边那么多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和'文革'有关系，......既然这么多和我有关系的人都和'文革'有着枝枝蔓蔓丝丝连连的关系，我怎么能认为自己和'文革'没有一点儿关系呢？"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叙述，新一代作家似乎天生带有某种历史的"负罪感"，无法突破历史的厚壳。面对此种状况，阎连科曾感叹："中国文学到了今天--说句特别不该说的话--目前走在前边的可能还是年龄偏大点的人，是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人。"他"觉得这有些不正常"。但需要追问的也许更应该是：是什么构成了障碍？障碍是否内在于作家的认识和知识结构？

张翔：这个现象非常值得思考。70后作家大概还没有学会上一代作家的思想方法，缺乏上一代作家通过历史叙述挑战自己的父辈或祖辈的勇气，他们还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这一代人在历史中究竟处于何种位置，承担着何种历史责任。

50后作家群体似乎有一种面对和叙述现当代中国史的责任感，并不因为文学边缘化而改变。一个关键原因是，他们了解或者经历过改革初期总结历史的政治辩论过程。执政党这种阶段性地总结自身历史的政治自觉，来自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内政治机制，它是政党建设的核心环节，意味着自觉通过有关路线方针政策的党内辩论寻找未来道路与方向，并对经验得失做出阶段性的总结，并建立自身的历史叙述。在涉及路线方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路线斗争）消失之后，政党进行阶段性历史总结的机制也似乎消失了。但这不意味着社会性的历史总结不会出现。

近30年来的"重述"潮流，包含了建立现当代历史叙述的政治意识和努力。其实相当部分"重述"作品同时延展到改革开放时代或者新世纪。总的来看，50后和60后作家群体对于自己一代人起着一定主导作用的后革命时代做出评价的自觉和心力，远远不如他们面对革命时代的表现。也许80后或者90后作家会更有心力来对中国"20世纪"和前30年历史做新的"再重述"。这不仅因为他们对父辈们所创造的历史有距离感，而且因为他们正遭遇父辈们创造的新世界的深刻影响，例如高房价，又如今天中国在全球的新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