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表明，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在政治运动中常具有某种先行性。"台独"最先也表现为一种思想观念，因为在现实政治中难有其立足之地，于是先寄身于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像文学这样可将其理念隐隐约约地寄托在形象描写中的载体。这正是最早的"台独"分子经常是作家或文学作者的原因。不过，当条件成熟时，它就会从意识形态领域向现实政治领域扩张。于是我们看到民进党执政八年时，将"台独"意识形态转化为"去中国化"的种种"政策"。2008年"大选"民进党失利，"台独"有可能从现实政治领域又向意识形态领域"疏散"。实现二次政党轮替后，"去中国化"的政策推行或许会消失或收敛，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台独"意识形态绝不会跟着消失，而将较长期存在下去，成为"台独"政权待机再起的社会、思想基础，其严重性和危害性不可低估，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

台湾著名的左翼统派作家陈映真等经常忧心忡忡地指出：多年来岛内"台独"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时至今日，它已经俨然成为一种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一种不折不扣的意识形态霸权；在学术界、"中研院"和高等教育领域，"台独"派学者、教授、研究生和言论人，独占各种讲坛、学术会议、教育宣传和言论阵地，而滔滔士林，缄默退避者、曲学以阿世者、谄笑投机者不乏其人。[①]尽管其论述是那么荒谬而不值一驳，但因一遍又一遍地被重复，几成定论，成为社会的流行观念。笔者近年来数次到台湾访学，根据自己的观察，深觉此言不诬。如2007年春季学期在台湾某大学客座，经常于晚九点观看电视评论节目，其中某电视台有关"台湾人是南岛民族而非汉族"、"二·二八事件国军血洗基隆港"等内容的专题，因其资料取用和立论的诸多破绽和悖谬，令笔者印象深刻。限于篇幅，本文仅就"日本统治给台湾人带来现代化幸福生活"、"日本统治较好"等论调的舛误失实之处略作评说。

一、日据初期的武力镇压和酷法管制

与许多"台独"论述相似，这种论调也基于一种由史明开其端的"台独"史观。这种史观将台湾视为自古以来就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一个"实体"或"主体"，认为三四百年来的台湾史是台湾不断遭受外来政权--包括荷兰、西班牙、明郑、清朝、日本、中国等--统治、殖民的历史；而两相比较，日本的统治却还优于中国（国民党）的统治。电视节目中的谈论者拿出了1935年所谓"始政40周年"举办博览会时的照片，上面有穿西装戴帽子的男子，手牵穿着裙子的可爱小女孩，对比于50年代黑脸泥脚、穿粗布衣服的台湾农民的照片，以此证明日本统治时期台湾人的现代化富裕生活，到了国民党时期反而倒退了。另外他们又说，在"日治时代"，台湾人可以有农民组合、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等政治组织和活动，而在国民党统治下，所有政治组织和活动都被禁止了，由此可知其优劣。笔者当时在台湾某大学的课堂上曾对这种说法表示异议，却有研究生回应说：他们的爷爷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他们都说日本人统治时期确实比较好。

问题的关键在于历史的真相如何？日本殖民统治真的给台湾带来了现代化幸福生活吗？

我们也许可将日本据台50年划分为三个阶段。前20年为武装抗日和武装镇压的阶段。日本侵略者经过近半年的激战占领台湾后，在台湾建立了集立法、行政、军事大权于一身的专制独裁的总督统治，颁布"六三法"，发布包括旨在血腥镇压台湾人民反抗斗争的《匪徒刑罚令》等在内的诸多"律令"，并加强警察机构和职能，以遍及社会各角落的警察系统，作为殖民统治的具体实施者。台湾民众的武装反抗运动此起彼伏地延续了20年，而日本殖民者的残酷镇压和屠杀也延续了20年。如仅1898-1902的四年间，依据《匪徒刑罚令》而惨遭屠戮的台湾同胞就达11900人之多。有时短短时日内，就有成千上万台湾人被杀害，如在北部，第七旅团杀害2454人，整个"宜兰平原大半化为灰烬"；在中部的"云林大屠杀"惨案中，4000余房屋被毁，70多座村庄被烧掠；在南部，日军对潮州和恒春的镇压中，被害者达2053名，"伤者不计其数"，被焚房屋5813户。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中，有1400多台湾人被捕入狱，其中866人被判处死刑[②]，其残酷为世界司法史上所罕见。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日本人对台湾人的屠戮和劫掠，其被害人数之多，状况之惨烈，绝非后来的二·二八事件可同日而语。

日本殖民当局在用武力建立其统治后，确也向台湾输入一些"现代"的观念和技术，进行了一些"现代化"建设，如建立金融体制，进行铁路、港口、上下水道等基础建设，通过推广农业技术、发展水利灌溉等措施，促进甘蔗、稻米产量增长，并奖励、扶植日资发展新式糖厂，形成了以制糖业为中心的一定规模的现代制造业。在现代教育和现代医疗卫生方面也有一定的进展。然而，日本殖民当局的这些"现代化"的举措，其主要目的在于将台湾建成日本的重要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地，因此产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广大台湾民众可以受益，相反，经常把他们推入重重困境中，受到极大的损害。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

如鹿港诗人许梦青（号剑渔，1870-1904）的《鸣剑斋遗草》中有《苦疫行》诗云：

不幸生斯世，苦疫甚苦贼！苦贼犹可避，苦疫无处匿；非怕匿之遭祸胎，只怕警察巡查来。巡查日四出，欲匿患不密。一旦查有病疫者，合家闭之至七日；七日之中或再病，牢守严防必二七；严防牢守无穷期，不使家人偶亡逸。意恐亡逸传染多，偷生无路奈民何！民生到此计已蹙，爱护无论当杀戮；病疫之家不敢声，死疫之家不敢哭。不经丧乱苦，不识升平福；不遇旧恩宽，不知新法酷。吁嗟乎！不见偷生见偷死，从古所无今独始。[③]

日本殖民者标榜带给台湾现代的"法治"社会，其统治以警察多而闻名，诗中所谈之事乃日本警察名为"防疫"，实际上给民众造成极大困扰，甚至使之惨遭杀身之祸、家破人亡。作者感叹："不遇旧恩宽，不知新法酷"，"不见偷生见偷死，从古所无今独始"，可说清醒地点明了日本殖民统治"现代"伪装下的残酷本质，并流露出怀念故国的民族意识。

梁启超受林献堂之邀，曾于1911年游历台湾，仅半个月，却目睹了日本殖民者压榨台湾农民的情状，写下许多诗篇，其中包括揭露殖民当局以公益事业为由强行剥夺农民土地的《垦田令》，以街区市容整饬为由强行拆除贫民世代居住的房屋，使其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的《拆屋行》。更有《斗六吏》诗曰：

警吏阵斗六，数百如合围，借问此何者？买地劳有司。赫赫糖会社，云是富国基。种蔗当得由，官价有程期。"小人数亩田，死父之所遗。世守亦百稔，饘粥恒于斯，愿弘一面仁，贷此八口饥。"欲语吏先嗔："安取闲言辞！府令即天语，岂天乃可违！众雏各有命，何不食肉糜？"出卷督画诺，肘后吏执持，拇印朱烂缦，甘结某何谁？昔买百缗强，今卖不半之，便愿不取直，方命还见笞。一日买十甲，一月千甲奇。入冬北风起，饿殍阗路歧。会社大烟突，骄作竹筒吹！[④]

该诗真实揭露了日本人在台湾用不足一半的贱价强买农民祖辈传下、赖以为生的土地，用来充当蔗田，以为制糖会社提供原料。诗中还写了日本官吏强迫农民按手印、签字画押的情形，最后并对会社此举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加以揭示和谴责。这首诗说明日本据台15年后，那种以发展现代工业、厚植"国基"为借口进行"圈地"，致使食无宿粮、路有饿殍的情况已十分严重。几乎相同的一幕后来在杨逵《送报夫》（1932）中也有生动的描述，只是杨逵小说中的人物命运更为悲惨--因不愿签字画押，落个遭受毒打、重伤致死的结局。这里呈现的正是殖民现代性的突出例子。日本殖民者对于台湾民众的"幸福"许诺--无论是"赫赫糖会社，云是富国基"，或是杨逵小说中制糖会社将给失地农民予工作机会的说辞--都只不过是虚幻的泡影，在泡影破灭后，留给民众的是无尽的灾难。

二、日据中期的"现代化"虚境

从1915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的20余年，是日据时期的第二阶段。台湾民众的抗日，从武装反抗转入文化斗争阶段，出现了文化协会、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台湾地方自治同盟、劳动组合等组织，有了被称为台湾人唯一喉舌的《台湾民报》。其实，这些组织和运动的产生有着国际和国内形势之深刻背景。从日本国内而言，1920年前后日本正处于所谓"大正民主"时期，推行了符合现代民主的政治体制与政策，政坛上多为政党政治的互动，内政上以民意所趋为主，外交上则采取不干涉中国内政，日苏友好等策略。日本的台湾史专家若林正丈就承认："台湾议会请愿运动在日本本国所谓大正民主运动高涨中开始，其运动期间是台湾文官总督期，且又碰上本国实现并维持文官总督制的政党政治期，因此得以展开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⑤]从国际形势而言，受俄国十月革命和美国总统威尔逊有关"民族自决权"概念的影响，当时正是世界性民族自决和民主思潮的高扬期，乃至世界性左翼运动的高涨期，当时中国大陆的工农运动也正如火如荼，此时在台湾出现了"农民组合"等组织，并不奇怪。

然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殖民当局也未必就能容忍台湾人的政治社会运动。如从1921年1月正式开始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活动，经过漫长14年的15次请愿，历经官宪压迫、报纸围攻、总督府取缔，最终仍无法达成目标，在"大势极为不利"，"欲使请愿通过已属不可能"，而总督府方面硬软并用，施加巨大压力的情况下，被迫停止。其间并发生"八骏事件"、"治警事件"--台湾官宪检举全岛各地的"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会员及相关人士40余人加以拘押，其他被警察搜家及传讯者50人，最终被判罪13人。[⑥]又如，最初由"凤山小作人组合"发展而成的台湾农民组合，历经两次中坜事件的当局弹压以及二·一二"大检举"--这一检举遍及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各州，搜索了农民组合本部、支部办事处、关系团体及干部住宅等三百余处，拘引状执行者达59人，简吉等主要领导人被判刑--也就趋于瓦解，被迫转入地下。[⑦]此外，像台湾民众党等，也遭总督府"结社禁止命令"的处置。由此可知，日据时期殖民当局给予台湾人诸多政治权利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这一阶段的另一焦点，是1935年10月的"始政四十周年记念台湾博览会"。殖民当局的目的是向全世界展示和炫耀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所取得的现代化"成就"和"功绩"，但这些"成就"是否就意味着台湾人已过上幸福的生活，恐怕得由当时台湾民众的实际切身感受才能说明。从台湾作家朱点人的小说《秋信》或可一窥究竟。小说中的台湾传统文人斗文先生在日本人的宣传造势和半诱半逼下，亦前往台北参观博览会。然而，其台北之行并不惬意。特别是在教育陈列室里受了日本学生的轻侮，他终于冲口而出："倭寇！东洋鬼子！""说什么博览会，这不过是夸示你们的......罢了......什么'产业台湾的跃进......'，这也不过是你们东洋鬼才能跃进，若是台湾人的子弟，恐怕连寸进都不能呢"。[⑧]表面迂腐的斗文先生，对于所谓台湾"产业的跃进"等，却有着清醒的认识。日本占据下的台湾再如何的"跃进"、"繁荣"，也未必是台湾人民所能享有的；相反，留给他们的是破落、衰败，如昔日热闹的抚台衙，今日就难逃败落冷清的命运。

吕绍理在其《展示台湾》一书中，以《台湾日日新报》上的记述、朱点人小说《秋信》、林献堂《灌园日记》、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以及一本《尪某看博览会新歌》歌仔册等史料，大致归纳出台湾人对博览会的有如光谱的四种态度。《秋信》代表着光谱中激烈抵制的一端。林、张则为光谱中间"渐次混沌的灰色地带"。张丽俊称："前日北上观博览会尤其次也"，游览中坜、大仑、桃园、大园、石门等台湾本地山水，才"寔获我心"。林献堂参观了博览会各馆，其间并登览玉山。一方面他因博览会中有种种新知新技术的展示，鼓励并安排一新义塾的学生北上观览；另一方面却从登玉山中，体悟过去栎社借"栎"（一种弯曲不直、难以为材的树木）寓诗为无用，而今日诗乃延续汉文化之"曙光"，要不屈不挠地保留汉诗文传统的启示。至于歌仔册则显示了广大庶民将博览会当作40年来难得一见的"看热闹"的机会，表现出追逐乐趣和商业利益的心态。作者的结论是：殖民政府欲借博览会传递"历史回顾与认同统治"的目标，未必真正落实。[⑨]由此可知，当时大多数亲历其境的台湾民众，对于殖民当局刻意展示和炫耀的"现代化"，是有所保留、难以完全认同的。

三、日据后期"皇民化"刻下的精神伤痕

1937年后，日本在台殖民统治进入了第三阶段。在中日爆发全面战争和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时，殖民当局在台湾加紧推行"南进基地化"、"工业化"、"皇民化"三大方针，某种意义上说，却也是日本人对台湾人"最好"的一个时期，因殖民者至少在表面上一改过去视台湾人为劣等的殖民地子民的做法，喊出了"内台如一"、待遇平等之类的口号，承认台湾人的日本"国民"身份，宣称要通过皇民化使台湾人成为"真正的日本人"、日本帝国的"忠良臣民"。殖民当局这样做，是企图使台湾的人和地"都成为皇国的真正一环"--工业化可使台湾能为战争提供军需物质，皇民化则使台湾能为战争提供兵员。在这非常时期，大部分台湾人仍坚持与殖民者的不合作态度，但也有一部分人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协力者"和亲日派，有的则被迫担任一些基层职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有数十万台湾青年被驱使前往中国大陆、南洋各地前线作战。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有部分台湾人（特别是协力者、亲日派或一些涉世不深、受"皇民化"运动影响较巨、从小学日语而汉民族意识转趋淡薄的年轻人），会有日本人统治不错的感觉。笔者在台湾高校客座时，两位研究生的说日本统治时期较好的爷爷，按照年龄计算，在当时至多也只是一二十岁的年轻人。他们的说法，或许也有几分真实。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笔者以陈映真的一篇小说《六月里的玫瑰花》（1967）来做类比。小说写的是越战时期来台度假的美军黑人上等兵巴尔奈与一位台湾吧女的一段"恋情"。吧女艾密丽·黄是从小被卖的养女，而上等兵说一百多年前，"我们"曾经像牲口般被拍卖，其曾祖父参军之时，只不过是个马夫、奴隶。这经历使两人难免惺惺相惜。在酒吧里，排长宣布上等兵因歼灭了匿藏于村庄上的敌人，堪称为公正、民主、自由与和平而战的"爱国者"，着令晋升为军曹，这让巴尔奈激动得饮泣而至于号啕。在与艾密丽的狂欢之夜，他先是想象自己为非洲的君王，后又憧憬着自己由军曹而少尉、中尉、上尉、乃至于少校、中校和上校，艾密丽成为上校夫人。但从此每夜梦魇不断，心理医生诱导他讲出过去的经历：他的妈妈因贫穷而经常在家里接客；以及最近遇到在低矮、阴暗屋子里长大的"可怜的好天使"艾密丽。他向医生坦诚并不"困恼"打仗，甚至很喜欢它，因为"在我的生平，第一次同白人平等地躲在战壕里，吃干粮、玩牌、出任务，一点差别也没有。他们被敌人击倒了，一点也没有特殊。在打仗的时候，你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合众国的公民。"有一次他冒着弹雨将一受伤战友拖回战壕，伤者临死时向他表示感谢，巴尔奈哭了，"我忽然想到这半生从来没有一个白人对我这样说过。"后来黑人军曹又回到战场上，临走时约定再来看她。有一天来了一封漂亮的信，艾密丽以为他又升成什么了，其实那封信写着："他为无可置疑的民主、和平、自由和独立而战，他为合众国传统的正义和信念捐躯。"这是一篇笑中带泪的作品，男主角的愚昧和女主角的苦中作乐令人莞尔，但他们同为被压迫的人，一者受骗为了虚幻的目标而被剥夺了生命，一者为了生存而出卖肉体，是台湾成为新殖民地的一个表征。他们也有作为人的爱情追求，但终究被现实所粉碎，小说除了批判新殖民主义外，且隐约有了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视角。

小说的内涵是丰富而深刻的，但与本文有关的是美国黑人只有在战场上和死亡面前，才第一次获得了与白人完全平等的地位，第一次获得了完完全全的合众国公民的身份，而这位黑人也因这种没有了差别的待遇而感觉良好，甚至激动万分，甘心情愿为侵略战争所驱使。这让我们想起日据末期前往南洋、海南岛作战的台籍日本士兵以及那些日本殖民统治的"协力者"。当这些原本屈辱的殖民地子民因穿上军服、配上军刀出征而生平第一次获得了与日人完全平等的地位，同样会有一种"美好"的感觉刻印在他们的心田中。这也许是部分台湾人会觉得日本统治较好的原因之一。这种"好感"其实是一种扭曲的精神状态，因为它并非建立在真确的现实基础之上，而是一种陈映真笔下的巴尔奈式的幻觉--由于在战场上生平第一次获得了与日本人平等的感觉，从而误以为自己已成为真正的尊贵的"日本国民"，而未意识到其实自己只不过是受日本法西斯所驱使的战争机器或曰"炮灰"而已。用陈映真的话来说：他们"抱着与统治阶级'对等'的幻觉，在统治民族的侵略战争中送命，这犹如平时生活的种族歧视制度下的美国黑种人，在美国侵越战争中，以一个与白人'对等'的幻觉，为'反共、民主、自由'的口号而命丧中南半岛战场一样"[⑩]；进一步言，他们"用统治民族的眼光看自己的祖国和民族，以宗主国为开化文明，以我族为卑贱污秽。正是在这为人操纵的极度自卑和绝望下，日本人打开了一个'朦胧'的缝隙：透过自弃的'皇民炼成'的虚构和心智操纵，在侵略战争中妄想成为洁白的日本人，参与'解放''亚洲'的杀戮。原来的被害者，转化成'圣战'的加害者"[11]；更推而广之，"五十年的殖民地统治，四十年代的皇民化运动，使-些殖民地精英妄以为自己在殖民地中现代化、蜕变成文明开化的人种，妄以为台湾的文化生活因殖民统治而高于中国，从而必欲抛却自己的祖国，企图独立。"[12]这是一种"殖民遗毒"，同时也是一种殖民地子民的精神伤痕。

这种"殖民遗毒"或"精神伤痕"，在光复初期就有一次爆发式的显现。如一些原台籍日本兵在二·二八事件中打头阵或充当领导者，唱着日本军歌、喊着日语口号，打杀大陆同胞，使事件更趋恶化。二·二八事件固然是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官僚资产阶级与广大民众的阶级矛盾的产物，但作为一个复杂事件，它还包含着其他一些促发因素，"皇民化运动"造成的部分台湾人的精神歪扭，可说是原因之一。因此在光复后对所谓"殖民遗毒"加以清理是完全必要的，而台湾人的自我批判、自我"去殖民"也曾是光复之初台湾社会的潮流之一。问题在于这种清理不能任意夸大和以偏概全，更不能将此当作蔑视、排挤台湾人民的工具。不幸的是，国民党当局在事件前高喊这一口号，但其自身弊政已阻碍和扭曲了这种清理，引起一些台湾人士的不满和反弹；事件发生后，当局更将"殖民遗毒"等当作为自己开脱罪责、掩盖事件发生真正原因的借口，致使清除"遗毒"的工作变质和中断。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殖民遗毒"在后来已基本消失了，这主要是因为广大的台湾民众历经50年殖民统治，却仍保持着根深蒂固的中华民族意识，早已将其冲淡和淹没。但在解严之后，却又沉渣泛起，出现了新一轮的亲日思潮，且其特点在于"亲日"伴随着"仇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去中国化"。曾有"台独"派学者宣称台湾人的"中华民族意识"是国民党长期灌输的结果，其实这一亲日思潮才真正是人为地灌输、鼓动和建构起来的。这只要从台湾本土派"大佬"钟肇政早期和后期小说中同样是陆家子弟的人物的判若两人的表现中，就可看出来。钟氏早期的《浊流三部曲》、《台湾人三部曲》中多为抗日志士的陆家子弟，在《怒涛》（1992）中却于听到台北事发的消息后，穿上珍藏着的日本军服，勇敢带领所谓"台湾军"，为"台独"理想冲锋陷阵。小说描写了志駺换上威武严整的日本军服"出征"时的感觉：他仿佛回到了日本时代，并一改以前的畏缩，迈出了笃定的步伐。这种重新找回的"荣誉感"，其实是日本军国主义毒害的结果，是令人喟叹的心灵创伤，而作者却把它当作鲜花美物来赞赏，这正如鲁迅当年的讽刺之语："红肿之处，艳若桃华；溃烂之时，美如乳酪"[13]。在小说中，台湾同胞固有的中华民族意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所谓"日本精神"的崇尚和追求，对于日本统治时代的种种"美好"事物的记忆和怀念。书中不仅沿用日本人的侮辱性用语将"中国"称为"支那"，而且处处用"支那"之坏来彰显日本之好，或用日本之优来凸显"支那"之劣。这样作者就建构起日本统治带给台湾"现代化"、而台湾人也具有了区别于落后中国的"日本精神"的神话。

钟肇政的描写并不符合二·二八事件当时的真实情况，而我们更重视的是其小说中反映的解严以来台湾社会思潮的某种动向。随着"台独"论调从地下走向台面，与此相呼应，一股媚日反华的思潮也在90年代以来的台湾涌动高涨，其中包括弥漫于台湾社会的认为日本殖民统治为台湾带来了"现代化"的论调。钟肇政的《怒涛》、李乔的《埋怨·一九四七·埋怨》等，无疑正是这一社会思潮的文学表现；反过来说，通过小说作品赞扬"日本精神"并夸大和攻击所谓"支那"的缺陷，也推动了这股"亲日仇华"思潮的高涨。

尽管这种思潮一度在台湾翻腾滚涌，"日本统治带给台湾现代化"的论调也很流行，在广大年轻学子中有着巨大的影响，然而尊重历史、服膺真理毕竟是人类的良知所系，更是青年们尊奉的准则和价值。当他们了解了历史的真相，并运用正确的社会科学理论加以烛照，相信在是是非非面前，就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和抉择。这是我们所深深寄望的。

[①] 陈映真：《"台独"批判的若干理论问题--对陈昭瑛〈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之回应》，台湾《海峡评论》第52期，1995年4月。

[②] 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九洲图书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353页。

[③] 许梦青：《苦疫行》，载台湾文社《台湾文艺丛志》第三年第三号，1921年3月12日，第48页。

[④] 梁启超：《斗六吏》，《游台湾书牍·第四信》，吴松等《饮冰室文集点校》第四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2202页。

[⑤] 若林正丈：《台湾抗日运动史研究》，台湾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读会译，台北：播种者出版公司2007年3月版，第167页。

[⑥] 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上），台中：晨星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184、231～232页。

[⑦] 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下），台中：晨星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595～601页。

[⑧] 朱点人：《秋信》，《王诗琅·朱点人合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235页。

[⑨] 吕绍理：《展示台湾》，台北：麦田出版2005年10月版，第282～291页。

[⑩] 陈映真：《评藤井省三的假日本鬼子民族共同体想象》，台湾《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2005年春季号。

[11] 陈映真：《避重就轻的遁词--对于藤井省三的驳论》，台湾《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2004年秋季号。

[12] 陈映真：《精神的荒废》，台湾《联合报》副刊，1998年4月4日。

[13] 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九》，《鲁迅全集》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