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五年后的1954年夏天，一个由大约50位社会科学家和共产党干部组成的小组向全国民族成分最多样化的云南省进发，旨在确认省内百余个少数群体中哪些将成为官方认定的"少数民族"。在这项被称为"民族识别"的工作当中，由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家联合组成的考察队创造了一幅人口学的蓝图，后来被中国政府用以指导"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构建。[1]

虽然民族识别意义重大，但不论是从重要性方面来看，还是就基本信息而言（谁参与了这项工作，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开展这项工作的缘由何在），民族识别一直都是中国当代史中最缺乏理解的一段插曲。在1995年中国出版了首部（也是至今唯一的一部）有关民族识别的专著后，这种困惑有所减轻。[2]但在澄清某些最基本的问题时，这项研究详细地但却不加批评地将民族识别描绘成一个发现的过程，似乎民族识别的调查者只是揭示了一个既存的民族秩序。该书的论调和分析方法直接反映出了作者的立场。这本书由1954年民族识别小组的一位成员施联朱所写，但却在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一位政府官员黄光学名下出版。黄光学和施联朱没有打算对当年的识别工作和划分类别的结论的准确性提出质疑，更无心揭示中国政府在建构官方认定的民族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是将民族识别处理为一个由调查者发现既存民族身份的过程。

如果说中国大陆学者企图将民族识别及其发现说成一个自然的过程，那么其他国家的学者则倾向于强调国家在划分甚至强加这种民族身份类别时扮演的核心角色。[3] 在学术界以外，这种倾向也同样处于支配地位。在过去五年与其他学者的频繁交流中，我发现存在这样一种默认的观点，即认为政府将民族识别和共产党制定的民族政策强加给了人民。共产主义中国不仅想象和发明了这些民族身份类别，而且让中国社会看到了这种新型模式的重要性。

在这种高度两极化的历史研究背景下，本文旨在对民族识别计划提出一种新的理解，并指出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在民族识别和共产党的早期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远比通常想象的更重要。借用詹姆斯·斯科特的表述，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教会自己如何从"国家的视角"看问题，至少在民族识别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是这样的。[4] 相反，在民族识别的过程中，不成熟的中国政府只能借助其社会科学顾问的眼睛来观察世界，从而定位自身。简言之，本文将阐明在1954年的民族识别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早期治理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比较社会科学的思维。社会科学家充当了现代中国"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眼睛，并且因此教会了这个国家如何以分类的眼光看待族群。为阐明中国共产党和民族学家、语言学家之间的关系，我将着重考察民族识别的三个关键方面，即识别工作计划的缘起、民族分类的理论基础和田野调查的后勤工作。

民族识别工作的缘起

    与土地改革不同，民族识别工作并不是共产党为巩固政权而计划执行的，共产党也没有致力于将中国各少数民族合并为总数小一些的一些大群体的考虑。[5]相反，共产党只是为应对建国初期特殊且无法预料的政治危机--建国后人口普查的结果--而十分不得已地组织了民族识别工作。这次人口普查允许"新中国"的公民在不受国家分类干预的情况下自愿登记"民族身份"，结果全国自由地申报出400多个民族名称，这使政府大为震惊。如果国家接受这一普查结果，中央政府必将瘫痪，包含所有民族代表在内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无法建立。

    要理解这一危机的直接起源，必须回到1952年，当时中央政府宣布将于1954年下半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此次大会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届时这个年轻的政权将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并将当时仅在地方上运用的代议制建立成一个全国性体制。此外，从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共产党要将它积存的抽象的民族政治承诺转换成具体的政策，这包括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平等和民族代表制。[6]

    195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是早期落实的最重要的政策之一。这些法案统一规定了县级、省级和国家级选举的程序，为即将到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奠定了成功的基础。如邓小平在1953年2月11日的讲话中所说，这些法案包含了一些确保少数民族优惠待遇的章程。首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定的1200个席位中，法律规定少数民族代表至少占有150个席位。中国政府的预期甚至还超出了这个数字。据邓小平所说，政府预计将有七分之一的人大代表来自少数民族，这一比例超出了仅占中国公民约十分之一的少数民族人口总量。他说："我们认为这个数字是合理的，因为中国有很多民族，分布在非常广阔的地区，因此他们需要此种程度的待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得到相当数目的少数民族代表。"1953年的《选举法》承诺任何一个少数民族不论人口多寡，至少享有一个代表席位。这是为了保护较小民族的政治权益，并且避免他们在仅以比例代表制为基础的体制中遭到较大民族的掩盖。[7]但在这一体制得以实现之前，共产党将在后勤方面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即需要创造一个按"民族"边界来对中国人民进行划分的官方分类法，为此必须精确地知晓中国有多少个"民族"以及他们的名称。然而，虽然共产党对"民族问题"的关注贯穿了其整个发展进程，但从未彻底地解决这一族群政治学（ethnopolitics）问题。[8]

    共产党最初制定的计划并不是一项社会科学分类，而是一条俗称"民从主人"的不干预政策。在即将到来的人口普查和选民登记中，任何个人都可以在不受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决定自己所属民族的称谓。为此，政府于1953年7月至1954年5月开展了一项大大简化了的人口普查和全国范围内的选民登记。[9]普查人员要询问五项问题：姓名、年龄、性别、与户主的关系以及民族身份。[10]当普查人员要求被调查者申报其所属的民族时，后者并不是从既定的清单中选择自己所属民族的名称，而是在空白处填写，或口头告知普查人员并由后者转译成汉语。

在某些方面，普查登记结果证实了共产党对中国人口情况的一些预期。例如云南登记了白族、本人族、傣族、哈尼族、回族、景颇族、卡瓦族、拉祜族、傈僳族、苗族、纳西族、普拉族、彝族和壮族共14个人口超过十万的群体。根据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在普查之前绘制的民族分布图，政府对这些群体已经有了一定认识，并做好了认定他们的准备。[11]同样，普查还登记了阿昌族、阿札族、布朗族、花腰族、苦聪族、母机族、怒族、土族、香堂族、些族、西番族、瑶族和藏族共13个人口在一万到十万之间的中等群体。正如共产党预计的那样，当地的确存在许多具有相当规模的群体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对应的族称。    

    但在这27个群体之外，民族志地图就开始变得非常模糊了。登记显示人口在100至1000之间的群体有38个，而人口少于100的群体竟有92个。[12]全国共统计出400多个民族名称，其中有200多个来自西南边陲省份云南。[13]按照当时颁布不久的《选举法》，中国政府将面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一大群代表小群体的少数民族代表所充斥的困境。如果说邓小平和其他人最初就预料到七分之一的人大代表将从少数民族中产生，那么现在看来这个比例会远远超过预期数字，达到大约四分之一。而且还有20个群体的人口登记仅有1人，这意味着还将出现某个少数民族代表仅仅代表他（她）自己的荒唐情况。[14]

    普查结果使政府官员迅速警觉到自我分类的政策是无法运作的。政府决定，如果真的要将民族作为中国公民身份的轴心，政府就不能允许人民按自我意愿来决定其民族身份，必须事先制定一套官方认定的民族类别，供每个人从中选择。这些类别必须是互斥的、数量有限的、达到相当规模的，但也必须在当地具有充分的现实基础，能够得到较为普遍的支持。

正是在这种现实面前，而非因为某个既存的方案，民族识别工作才正式启动了。1954年初，还有短短6个月人民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此时政府只有求助于中国的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们决定首先解决情况最复杂的云南省的问题，于是云南省民族识别小组于1954年春正式成立。

民族识别与中国民族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民族学家曾被描述为"被共产党强加的科学所束缚的囚徒"（prisoners of the science imposed upon them by the Communist Party）[15]，并且往往被认为是共产主义政权的仆从。这种观点对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反右倾斗争也许是正确的，但在新中国初期却缺乏适用性，对于1954年的民族识别计划来说尤其不适合。虽然这项计划的主管都是政府官员，如云南省副省长张冲（1900-1980）、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群杰（1912-2008），但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和最重要的团队成员却是调查主管人。有三位学者更是在事实上监管了民族识别计划，即著名的人类学家林耀华（1910-2000）、语言学家傅懋勣（1911-1988），以及杰出的历史学家、云南本地人方国瑜（1903-1983），他们都是在民国时期（1911-1949）成长并完成专业训练的。[16]

  政府给这些学者、干部分配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前，即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小组要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多点调查，并最终形成一套有关全省少数民族人口分类的提案。他们制定出的民族分类法不仅会影响到学术界，还将影响国家本身的人口构成。好在林耀华、傅懋勣、方国瑜--以及杨堃等非官方调查者--已经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制定出了一套精致的云南民族分类系统，在他们看来，民族识别就是其工作的一个延续。与中国早期的其他民族学家一样，他们是在20世纪30年代严酷的环境下进入云南的。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科学界放弃了东部沿海地区，撤退到民族成分极其多样的西南内地。作为自己国土上的难民，社会科学家们暂时搁置了他们早年对都市社会学和农村问题的研究，而开始将研究重点放到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上，这产生了丰富的民族学调查，中国民族学的学术规范也由此诞生。在这段战时流亡期，学者们开始将云南看作费孝通所说的"文化的最佳实验室"，在这个地区中"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从原始猎头者到复杂、个体化的城市居民--都生动地展现了出来。"费孝通欣喜地描述从昆明郊区走到城区就像"在一天之内从波利尼西亚环游到了纽约。"[17]与非汉族群体毗邻而居，社会科学家开始系统地处理这样一个问题：云南到底有多少个不同的民族，他们又是什么人？他们意识到，如果中国民族学要发展，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带着这个问题，凌纯声、马长寿、罗常培、林耀华等人开始为云南省的民族迷宫绘制地图。

    据我在别处深入考察到的，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民族学家运用以语言为基础的民族分类法来开展研究工作。运用词汇比较法等来自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学者们开始将语言作为族性的表征，"语言群体"和"族群"两个概念可以互换使用（以前分为"方言群体"和"民族支系"）。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学家把他们在云南使用的分类理论追溯到英国殖民官员H. R. 戴维斯（Henry Rodolph Davies）那里。虽然戴维斯是一位业余的民族学家、语言学家，但中国早期的民族学家认为他制定了云南最早的科学人口分类，中国社会科学家对这一分类只进行了微调。[18]在这些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当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界的核心人物，这种语言学方法也被带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这些跨越了1949年分界线的学者有林耀华、方国瑜、费孝通、傅懋勣、罗常培、马学良、杨成志、杨堃等人。这一代人在民国时期达到了他们的学术鼎盛期，此时已经在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中占据了学术领军人物的位置。[19]林耀华、傅懋勣和方国瑜还主管着民族识别的具体调查部门。

要理解新中国早期的民族分类理论与民国后期之间的连续性，只需回顾识别计划开始前的1954年3月即可。当时罗常培和傅懋勣提出："在云南的大概140个少数民族名称中，许多只存在称谓上的差异，而实际上是相同的。如果以拥有独立的语言为标准，这些族称单位（ethnonyms）可以合并成大约25个群体。"[20]在识别小组刚刚组建的4月26日，语言学家罗季光给识别小组写了一封信，信中重申了傅懋勣的观点（后者日后被任命为识别小组的首席语言学家）。罗季光指出，从语言科学的角度来看，识别小组可以将这上百个民族名称合并到25个左右。[21]在仅仅三天后的4月29日下午，语言学专家马学良（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献学家、民族学家）给识别小组写了一封信，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这封题为"语言在调查里的作用"的信简明且直接：在对云南人民开展深入的民族学调查之前，首先需要进行语言学分类。只要用这种以语言为基础的比较法和分类法勾勒出云南省民族构成的基本框架，调查者就可以据此进一步研究当地的文化、习俗等等。[22]在民族识别刚刚启动的六月初，识别小组将语言正式列为"分类的基本标准"[23]。从这个方面上看，民族识别工作就是民国时期民族学研究的延续，整体的分类学理论和具体的民族分类范式在这两个时期都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我们可以在1954年罗季光给识别小组的建议和凌纯声、丁文江、马长寿等民国时期的民族学家之间，看到一条直接的、未曾断裂的谱系（见表1）。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1954年民族识别小组递交给中国政府的最终提案同样保留了这种连续性。

表1：罗季光的民族分类与20世纪有影响力的民族分类之比较[24]

    一度被奉为民族分类指导范式的语言学模型对识别计划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识别小组把语言学模型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仅在必须证实或修改这一模型时，才开展田野调查。换句话说，民族识别并不包括"对日常琐事和当地习俗的民族志调查"[28]，也算不上"迄今最全面的田野调查"[29]相反，识别小组在每个申报群体（application group）中选择出一至十名代表，进行了一系列为期几小时至几天不等的简短访谈。[30]

民族分类的谱系对于理解识别计划的意义不言而喻，对于上文讨论的识别计划的缘起更是十分重要。虽然学者们往往认为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简化民族分类，但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事实上是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首先发起并四处呼吁进行民族分类。早在建国人口普查的危机出现之前，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就已经自发地致力于建立一套理论，将西南地区的那些非汉族群体组织到一个高度系统化的框架中。而且，他们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治理"，而是谋求"分门别类"（departmentality），从而使新形成的中国民族学--而非政府--能够看清这个社会。若如斯科特所说"国家的简化"是为了确保高度现代化的官僚体制正常运行，那么"社会科学的简化"就是为了确保学术准则的正常运行，这为专业认同以及信息的流通和储存提供了基础。只是在1953至1954年的危机出现之后，中国共产党求助于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这种社会科学思维才进入到了共产党的治国之道中。如果我们将讨论再推进一步，就可以发现一种被公认为与事实相反的可能性却是值得考虑的。在民族识别开始之前，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接受了省内有一百多个民族的观点，这大大超出了20世纪中国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所做出的分类。在一幅1951年内部刊印的民族分布图中，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列出了132个民族。[31]1953年，在该委员会出版的另一幅分布图中列有125个民族。[32]到1953年再版时，这个数字仅仅稍微缩减到124个。[33]这些材料--特别是与中国社会科学家的民族志著述和声明相对比--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只是民族分类的辅助刀手，而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才是主刀手。[34]

知识与权力的联合

    中国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在民族识别计划当中起到的核心作用已经得到了证实，但也不能过分强调他们的自主性而忽略了政府所发挥的作用。为了平衡二者，下文将考察在民族识别工作中由中国共产党起决定性作用的三个方面：管理识别计划的后勤工作；决定哪些群体将接受识别及其先后次序；为识别小组提供某种方法以确保被识别群体能够认同识别工作的结果（这是中国民族学家之前很少考虑的）。在上述三个方面，识别小组的社会科学家们都是依赖于政府和基层党组织的。

    政府首要和最基本的工作是安排行程、食宿和访谈。在识别小组到达任何一个指定的城镇或村庄之前，地方官员就已经安排好了食宿和从昆明出发的差旅条件。[35]在到达各自的目的地后，调查者居住在各政府单位里，如地方政府、军队和小学。[36]每天的调查路线也是由云南省基层政府安排的。调查者没有时间自己去寻找各个待识别民族（minzu candidates）的代表，要接触到这些人并进行田野访谈，只能靠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其他省级以下各级政府的干部来安排。[37]例如地方干部安排调查者与政府当中自我申报为阿木、布都、布孔、卡都、喇赖和期第的人接触。[38] 如果没有合适的访谈对象，地方政府就会扩大范围，将偏远地区的非汉族居民从他们的村庄中接到县城来，调查者通常会对他们进行几小时的访谈。这些受访者会得到当地政府的一小笔补贴，以抵偿他们的收入损失。[39]

    以识别调查员王晓义的经历为例，可以看到社会科学家的工作与基层政府关联得有多密切（以及田野调查的行程安排得有多紧凑）。[40] 1954年5月27日，识别小组全体开会讨论调查的任务分配问题。王晓义和另一位语言学家常宏恩被分到了墨江县，这个两人小队负责调查疑似哈尼族支系的群体。6月3日，在另一个小队出发前往调查地点的第二天，王晓义和常宏恩的行程是断断续续地在5个村庄和墨江县城之间徘徊，在16天里大概调查了7个申报群体。[41] 6月22日他们离开墨江前往普洱，用两周时间探访了5个村庄，调查了另外5个族称单位（ethnonymic groups）。7月4日完成第一阶段的总结，用两天时间返回昆明。在昆明，二人又花费5天时间参加讨论会议、结算开支、整理田野笔记。7月13日开始为期一周的撰写。7月21日向识别小组领导林耀华提交了最终的分类提案（taxonomic recommendations），至此第一阶段结束。

    第二阶段的准备工作迅速开始，识别小组人员被重新划分编为新的小队，这一次王晓义和施联朱、陈凤贤、沈家驹、常宏恩一起被分配到新平小组。他们于8月15日从昆明出发，18日到达新平。在接下来的四周里，小队探访了十多个村子，调查了约13个待识别民族。9月16日，他们返回到位于新平县城的驻地，用两周时间整理材料、准备最终报告。9月29日，小队返回昆明并向林耀华提交第二阶段的分类提案，至此第二阶段结束。王晓义的调查任务相对于其他组员来说较轻，这可能部分因为其他人负责调查彝族和疑似彝族支系的群体。但是他的经历显示出，识别小组的任务分配旨在最大程度地利用有限的时间和人手，也体现出识别小组在差旅、食宿和安排访谈对象方面有多么依赖于政府。

    事实表明，虽然得到了政府的广泛帮助，云南省民族识别小组还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一一识别1953至1954年云南省普查登记的所有申报群体。[42] 见证政府影响力的第二个方面是在识别计划中选择哪些申报群体作为调查对象。1954年5月20日，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群杰对识别小组下达了三条简明扼要的指令，用以确定对哪些申报群体进行识别及其先后次序。这三条原则是：大群体先于小群体，内地群体先于边界群体，政治敏感群体（特别是彝、侬、沙、傣和土家）先于其他群体。[43]对大群体以及彝、侬等在省内具有较大政治势力的群体进行识别，在政治上比较敏感。但需要说明的是，内地民族先于边界民族接受调查，是因为后者分布在中国边界，这对于考虑到国家安全问题的昆明和北京方面来说更具有进一步讨论的意义。[44] 然而事实表明，虽然政府认为边界群体具有极端重要的政治意义，但识别小组的领导认为若在当时进行调查将很难达到某种深度，只有等到新生的中国政府对边界地区实现更全面的政治控制以后再作讨论。[45]

    遵照这些原则，识别小组粗略地挑选了60个申报群体作为田野调查阶段的对象。有趣的是，没有得到检验的并不仅仅是人口规模较小的申报群体，同样也有一些人口规模大的群体，官方认为他们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不需要更多证实。因此在那些未被调查检验的群体中，很可能存在错误认定的情况。这种"先验民族"共有14个，即傣族、哈尼族、回族、卡瓦族（之后改名佤族）、景颇族、拉祜族、傈僳族、苗族、蒙古族、民家族（之后改名白族）、纳西族、瑶族、彝族和藏族。[46]各小组不会花费任何时间来验证这些群体的存在，但会确定其涵盖成分，即这个地区中的其他申报群体是否可能属于上述14个民族中的哪一个。[47]因此这14个民族在识别计划具有核心地位，其他申报群体将被安置在这个基座之上。

    在计划安排的田野调查阶段中，调查者们严格遵循这几条政治指示。第一阶段从6月2日到7月21日，小组调查了普查清单上每个符合三项优先原则的群体，他们是所有人口超过十万的群体、13个人口在一万到十万之间的群体（共18个，占72%）、4个人口在一千到一万之间的群体（共20个，占20%），以及1个人口少于一千的群体（共15个，占7%）。彝族、侬族、沙族、傣族、土家族都在第一阶段的考察范围中。小组在第二阶段改变了调查方式，将重点放在人口仅有几百或几千人的群体上，把他们打包成更大的群体。小组总共调查了5个人口在一万到十万之间的群体、16个人口介于一千到一万之间的群体（共20个，占80%）、14个人口少于一千的群体（共15个，占93%）。[48] 而在1953至1954年人口普查中出现的另外一百多个族称单位，则因人口太少而被调查计划简单地略过。至于其他民族，官方认为可以日后再作讨论，但没有给出确切的期限。[49]

    最后，识别小组使用的访谈方法也体现了国家和共产党所起的作用。识别小组关注了一个中国民族学家以前从未在意的问题，即那些被识别的人群是否认可对他们的认定结果，如果不认可，可以采取哪些方法来产生这样的认同。这样一来，与20世纪上半叶那些描述既存族群的民族学家不同，识别小组开始采用一种开放式的干涉手段，既描述现实存在的族群，也描述潜在的族群。那些"现实存在"的族群包括藏族、彝族等14个无需检验的群体。至于其他群体，调查者有权决定用哪些"可能的"分类方法对他们进行定位或归类，中国政府则可以在民族识别计划结束之后通过一系列被称为"民族工作"的调整方案使之成为现实。[50]换句话说，政府就像是社会的工程执行者，而识别调查员则是社会的规划建筑师。

    以1954年接受调查的土老族为例，可以反映出识别小组的工作目标和方法。调查者在报告中写到："'土老'族是壮族的一个支系，但土老语已经演变成了壮语中的一个独立方言。我们最好将它合并到壮族中，但......这需要一定的酝酿和收复工作。"[51] 为此调查者采取了一些方法来访谈那些在过去几十年里没有被中国民族学和语言学发现的民族。识别小组将土老族和其他（a）拟定归入壮族、（b）在词汇和语法上共享大量语言学特征的特定申报群体的成员聚集在一个屋子里进行访谈。[52] 调查者事先就知道，在理论上这些群体应该能够相互沟通，在访谈中则鼓励他们互动，以期通过随意的谈话来激发受访者对同屋中"他群"的自我认同。在诱导出这样一些认识之后，识别小组就会提出类别合并的建议。如果时机合适，屋内的受访者会同意这些合并建议，这使小组的预期有了可行性。此时识别小组就获得了他们所需的双重条件：他们的分类提案既有客观材料的支持，又博得了被识别群体自身的主观认同。

    这种实验方法在土老族的案例中获得了巨大成功，并在识别工作中推广开来。土老族代表公开证实了这种访谈法的变革力量，一些受访者宣称直到他们接受访谈时才"认识到"自己与当地其他群体的同胞关系。[53]一位土老族代表的话被记录了下来："要不是因为毛主席，我们（参加访谈的群体）从来都不会在一起，现在我们才知道原来大家是同种同根的。"[54]这样的证词进入到识别报告中，为这些群体的类别合并提供了主观支持，并与语言、历史渊源等方面的客观材料结合了起来。

    在其他案例中，这种访谈法没有达到启发受访者的目的。这也许是因为有些非汉族代表无法像调查者想象的那样相互理解，或者是因为他们没有像1954年的识别小组那样把共同语言和共同身份等同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调查者加强了干涉力度，直接向受访者解释（甚至宣讲）他们语言中的相似之处以及语言和族属的关联。[55] 以咪哩族为例，识别报告称："最初，参加访谈的咪哩族代表相信他们与'腊鲁'、'密岔'和'蒙化'是不同的。"但是"通过对比他们的语言、服饰、住屋、习俗等"，调查者使咪哩族代表相信自己与上述三个群体是一样的。根据记录，当时出席的咪哩族代表张正云最终让步了，承认："我想我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组成部分。"[56]

这类访谈工作为1954年云南省的民族识别奠定了基石，并且反映出识别计划具有强烈而且公开的政治色彩。但是必须记住，这些访谈的目标始终是使受访者接受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民族分类体系，而这些分类体系是在识别计划开始之前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已经建立起来的。因此，即使是在政治性如此明显的领域，社会科学家也明显占有核心重要地位。

尾声

在1954年的民族识别工作行将进入尾声之时，识别小组在最初的申报群体中只认定了阿昌族、布朗族、怒族和西番族4个单一民族。其他群体则被合并到上述某个先验民族中，或被重新识别为在邻省广西已经得到官方认定的壮族（见表2）。

    表2：1954年云南省民族识别调查小组的分类提案

根据这一新的人口模型，云南省内只有19个民族，即阿昌族、布朗族、傣族、哈尼族、回族、景颇族、卡瓦族（之后改名佤族）、拉祜族、傈僳族、苗族、民家族（之后改名白族）、蒙古族、纳西族、怒族、西番族（之后改名普米族）、瑶族、彝族、藏族和壮族。若将镜头切换到当下，这一版图基本没有改变。这19个群体都是由政府认定的，之后又添加了6个，包括1959年识别出的崩龙族（之后改名德昂族），[57]1964年识别出的俅族（之后改名独龙族），[58]1979年识别出的基诺族、最初在贵州被识别出来并且随后在云南得到认定的布依族、识别过程与布依族相似的水族，以及散布全省、已经无需验证的满族。这25个民族几乎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认定民族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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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Schein, Louisa. Minority Rules: The Miao and the Feminine in China's Cultural Politic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

[20]Scott, James C.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

[21]Tapp, Nicholas.'In Defense of the Archaic: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1950s Ethnic Classification Project in China'. Asian Ethnicity，2002（3）63-84.

[22]'Shangcong Yunnan zheng shaoshu minzu shibie yanjiuzu diaocha jihua'，22-33，1954. Yunnan Provincial Archives，1954.

[23]邓小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的说明（1953年2月11日），《民族政策文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24]丁文江，《爨文丛刻》，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35.

[25]福祺，《方国瑜传》，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26]费孝通，"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中国民族问题研究季刊》6（1957）: 9-31.

[27]黄光学，《中国的民族识别》，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28]李群杰，《云南省少数民族识别研究组成立会上的报告》，11-15. 云南省档案，索引2152，目录3，文件3，1954.

[29]凌纯声，"云南民族的地理分布"，《地理学报》1936（vol. 3 no. 3）. 533-548.

[30]罗常培、傅懋勣，"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情况"，《中国语文》1954. 21-26.

[31]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民族学研究季刊》1936（1）.

[32]徐琳，"苍山洱海连玉龙雪山情"，《大理文化》1992（1）.

[33]研究室，《云南省少数民族支系系属研究概况和存在问题》，26-38. 云南省档案，1954.

[34]《1953-1954永胜县选民登记/普查》，1954. 云南省档案，1954.

[35]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兄弟民族主要分布地区简图》， 5. 昆明：云南省档案 索引2152·目录3·文件3，1951.

[36]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省兄弟民族分布略图》，昆明：云南省档案 索引2152·目录3·文件4，1953.

[37]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统计表》（选委会材料），1-167. 昆明：云南省档案 索引2152·目录1·文件48，1954.

[38]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土老"族识别小结》，21-26. 云南省档案，1954.

[39]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新平县"咪哩"族调查》， 86-100. 云南省档案，1954.

[40]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富宁"黑衣"族社会情况调查》，123-131. 云南省档案，1954.

[41]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第一阶段初步总结》，昆明：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1954.

[42]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云南民族识别参考资料》[Z]. 昆明：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1955.

[43]云南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云南少数民族人口统计表》（选委会材料），云南省档案，1954.

[44]云南省选举委员会，《云南省选举工作报告》（初稿），云南省档案，1954.

[45]张峰奇，《云南省民族识别综合报告》，昆明：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1960.

[46]中央民族学院，《云南土家族调查材料》，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55.

[1] 作者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授权使用2010年即将出版的《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中的材料。

[2] 黄光学，1995， 《中国的民族识别》，北京：民族出版社。

[3] 如Herberer. Nationalities, Conflict and Ethnicity和Bradley. Language Policy for the Yi。事实上在英语学界对中国民族的研究中，民族识别始终是缺位的。例如，尽管许多学者考察了共产党时期的民族政治，但通常是从官方认定的民族入手，并未关注这些民族最初被分类的过程。又如June Dreyer对共产党的民族政治做出了非常经典的分析，但却完全没有讨论民族识别。Colin Mackerras在其1994年的著作中只给民族识别留了3页篇幅，而在其之前和之后的著作中则再无提及。参见Dreyer. China's Forty Millions; Mackerras. China's Minorities; Mackerras. China's Minority Cultures; Mackerras.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and Globalisation。在政治科学中，值得一提的例外是Katherine Kaup对壮族的研究（Creating the Zhuang）。在人类学中，民族识别在很大程度上也保持着未被检验的状态。虽然很多学者都讨论了中国的非汉族群体是如何在56个民族的框架下运作的，并且在很多情况下都对官方认定的结果提出了反对意见，然而最初对民族身份进行分类的历史仍然是未予讨论的。参见Litzinger. Other Chinas和Schien. Minority Rules。值得一提的例外是Melissa Brown的著作，她对土家族识别的研究至今仍具有启发意义。参见Brown. Ethnic Classification and Culture。

[4]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5] Gladney. Muslim Chinese， p. 67.

[6] 要深入了解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族群政治观，参见Liu. Frontier Passages。

[7] 邓小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的说明"，第201页。

[8] Liu. Frontier Passages.

[9] 云南省选举委员会，《云南省选举工作报道（初稿）》，1954年。

[10] Arid. The Size, Composition, and Growth.

[11]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1951，《云南兄弟民族主要分布地区简图》；云南省民族事物委员会，1953，《云南省兄弟民族分布略图》。

[12]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1954年。

[13] Fei Xiaotong, 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

[14] 云南省人民政府民族事物委员会研究室，《云南少数民族人口统计表》，1954年。

[15] Harrell. Ways of Being Ethnic in Southwest，p. 244.

[16] 2003年1月3日于北京对王晓义的访谈。

[17] Fei Xiaotong, Earthbound China, p. 9.

[18] Dacies. Yün-nan.

[19] 参见笔者对徐琳的访谈。徐琳，傅懋勣的妻子，曾参与1952年的语言学调查和1954的民族识别计划。徐琳，"苍山洱海连玉龙雪山情"[J].

[20] 罗常培、傅懋绩，"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情况"[J]《中国语文》1954年。

[21] 2003年1月23对王晓义的访谈。

[22] 2003年1月23日对王晓义的访谈，引用了他关于《语言在调查里的作用》的笔记。

[23] 研究室，《云南省少数民族支系系属研究概况和存在问题》[Z]，1954年。

[24] 马长寿分类中的仡佬、畲族、黎、水家等一些西南民族并不属于本次研究聚焦的区域，因此在表中没有列出。另外，丁文江认定出的"安南人"（越南人）和凌纯声认定出的"僰"对于20世纪学术界趋势来说完全是孤立、偏离的，在此也不列出。丁文江，《爨文丛刻》[M]；凌纯声，《云南民族的地理分布》[J]；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J]；罗常培、傅懋勣，《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情况》[J]. 第21-26页。

[25] 但是在1954年调查小组为官方认定的民族分类提交的最终提名中，俅还是被当作了一个不稳定的类别。在临近识别计划第一阶段的1954年7月，识别小组还是没有弄清俅和怒的关系，但暂定在最终报告中将两者合二为一。不久后，随着识别计划第二阶段的开展，小组又决定将两个族群分别认定为独立的民族。参见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第一阶段初步总结》[Z]，1954年，第10-11页。

[26] 戴维斯和民国时期的分类学家在他们的分类中并没有明确地列出回族和蒙古族，但这一疏忽并不代表他们否认这两个民族的存在，二者已经通过孙中山提出的"五族共和说"成为了公认的事实。

[27] 虽然1959年官方认定了崩龙族（之后改名"德昂族"），但在调查者首次向政府部门提出这项建议时它还是有些不清晰。在1954年提交的最初报告中还没有能够提出证明崩龙族存在的证据，但王晓义（口述）和张奇峰在1960年的民族识别报告中谈到，在1954年的识别小组中已经有认定崩龙族的最初和非正式的倾向了。参见张奇峰. 《云南省民族识别综合报告》[Z]. 第10页。

[28] Tapp, 'In Defense of the Archaic', p. 67.

[29] Guldin, 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p. 131.

[30] Mullaney,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31]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1951，《云南省兄弟民族主要分布地区简图》[Z]，第5页。

[32]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1953，《云南省兄弟民族分布略图》[Z].

[33] 如上。

[34] 更详尽的论述参见Mullaney,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35] 2003年1月27日在北京对施联朱的访谈。

[36] 2003年1月27日在北京对施联朱的访谈。

[37] 2003年1月3日在北京对王晓义的访谈；2003年1月27日在北京对施联朱的访谈。

[38] 2003年1月3日在北京对王晓义的访谈。

[39] 2003年1月27日在北京对施联朱的访谈。

[40] 2003年1月3日和1月23日在北京对王晓义的访谈。

[41] 2003年1月3日在北京对王晓义的访谈。

[42] 通常认为有260个申报群体，但这是个错误。根据我对该时期普查登记的分析，普查人员记录了212个族称单位而不是通常认为的260个或更多（Fei，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如果剩下的50多个群体真的被记录了下来，应该是被不严谨地归在了"其他民族"、"不明民族"或其他具有类似"混杂"标题的栏目里。因为这些族称单位没有被记录在案，这50个申报群体不可能申请识别小组的审核，也就不可能有得到官方认定的机会。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统计表》[Z]，1954.

[43] 2003年1月23日在北京对王晓义的访谈。得到李群杰的佐证，《云南省少数民族识别研究组成立会上的报告》，12.王晓义的称述仅在一个方面与档案资料不同，即王晓义背诵了四个高度优先群体（彝、侬、沙、傣），在李群杰1954年报告的手抄本和1955年出版的一份报告中，还包括第五个群体即土家。中央民族学院，《云南土家族调查材料》[Z]. 第25-28页。

[44] 例如1952年，傅懋勣带领的一组语言学家在云南开展了一项为期两年的项目。当时云南省副主席张冲指示调查小组将重点放在边界少数民族上，以便提高这些群体的集体民族认同（centralized ethnic identity）（用语言学集成的方法），更好地抵抗云南边界外国势力的分而治之阴谋。参见徐琳，《苍山洱海连玉龙雪山情》[J].

[45] 在分析1953至1954年的普查和选民登记时，也可以发现一个类似的模式，即政府希望深入了解边界的人口状况，但由于缺乏行政控制，无法在许多边界地区展开普查。云南省选举委员会，《云南省选举工作报告》[Z]，1954年。

[46] 需要指出的是，1954年识别小组的领导张冲是彝族，副队长李群杰是纳西族。参见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云南民族识别参考资料》[Z]，1955年。

[47] 我要特别感谢Steve Harrell在此帮助我区分了民族存在和民族成分。

[48] 确切日期参考王晓义的调查行程表，来自2003年1月3日和27日对王晓义的访谈。在识别计划中王晓义保留了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详细的日记，在我们的口述历史回顾中他为我讲述了自己的日记。

[49] 1960年的一些研究试图解决这些被搁置下来的问题。更多关于1960年识别计划的内容参见Mullaney.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50]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51] "酝酿"一词明显具有"潜在"和"实现"的含义。

[52] 2003年1月23日对王晓义的访谈。

[53] 2003年1月23日对王晓义的访谈。

[54] 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土老族识别小结》[Z]，1954年

[55] 2003年1月27日对施联朱的访谈。

[56] 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新平县咪哩族调查》[Z]，1954年，第100页。.

[57] 张峰奇，《云南省民族识别综合报告》[Z]. 第10页。

[58] 黄光学，《中国的民族识别》[M]. 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