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反服贸运动中，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特点应当是，作为运动主体人群的也不是有着明确的利益诉求的不同社会群体，而是青年学生。

不过，青年人重新回到广场上，参加政治运动，这并非台湾反服贸运动中才出现的现象。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中东北非，在泰国的红衫军和黄衫军中，在乌克兰颜色革命以来的历次大规模反对派运动中，都是如此。

这是否意味着历史重新回到了20世纪初期，青年再次成为社会运动的主力乃至领导性力量呢？很遗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的。

全球化的一代

在中国，出生于1990年代的一代年轻人曾经被视为"垮掉的一代"，社会上曾经对这一代人抱有较多的担忧。主要原因是，经过1980年代的十年改革，中国社会家庭的收入状况普遍得到改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一个家庭普遍只有一个孩子，因此，家庭在孩子身上的投入更多，他们成长的环境和经验中，物质生活已经比前面几代中国人有了大幅度提高。因此，这代人身上表现出了一些前面几代人所没有的特点，比如更加热衷于物质生活，思想观念上更加开放，责任感也更少，合作精神较差，吃苦耐劳远不如前面几代人，等等。

实际上，这一情况不仅出现在中国。环球同此凉热，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如此，在发达国家同样如此。

苏东剧变之后，"历史终结了"，全世界只剩下了一种唯一正确的道路，也就是欧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无论是接轨还是改革，目标都是向这种唯一正确的道路前进。与此相配合的是，在意识形态上新自由主义一统江湖，私有化、自由贸易、代议制民主、言论自由、崇尚个人自由等成为全世界都必须遵循的普世价值。欧美的一切都成为全人类必须努力学习的典范，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概莫能外。在此前提下，全世界都被动或主动地被吸纳进了欧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这在欧美的语言里，被称为全球化。

在一切都有了唯一正确的答案和标准的同时，"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就不再成其为问题了，因为答案已经是确定的了，即像美国人那样生活。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能够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在技术上基于互联网的兴起和迅速普及。而出生于1990年代的这一代的成长与电脑和互联网普及几乎同步，因此他们在观念上天然地亲近美国的文化价值观。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这代人的民族、国家观念淡漠，反感集体生活，以反对和疏离主流社会生活、价值观为荣。

但全球化首先是资本能够在更大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这就意味着，资本会本能地流向成本更低、利润更高的地区。正如欧美评论者指出的，中国毫无疑问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自1980年代以来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与此同时发生的则是，由于各种产业资本向中国及新兴市场国家流动，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传统优势产业迅速衰落了。比如埃及的纺织业曾经是该国的重要产业，但现在已经完全衰落了，我国台湾地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形成优势的电子产业近年来也已经进入衰落期。产业结构的变化当然会反映为就业机会的变化，随着传统优势产业的衰落，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就业机会也减少了。在各国国内，同样存在着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区域发展差距逐步扩大，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同时扩大，这就为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

年轻人渴望的生活是像美国人那样的物质丰富的生活，而这需要稳定的收入来支撑，就业机会减少了，他们过上心目中渴望的那种生活的机会也就减少了。因此，在反服贸运动中，有人公然打出了反对全球化的横幅。

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一代年轻人可谓"全球化的一代"，既享受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也要承担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

运动不是一切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这一代年轻人最大的特点是对公共事务表现得十分冷漠，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在近年来不同地区和国家发生的这些社会运动中，年轻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否意味着人们之前的观察室错误的，或者他们又对政治感兴趣了？

至少就他们目前的表现而言，作出这一结论为时尚早。

这一代人在消费主义文化盛行的环境下成长起来，又是网络化生存的第一代，因此他们对社会的认知严重依赖于网络锁提供的信息。网络给人一种虚假的自由的感觉，但实际上网络上的权力结构与控制无所不在，只是常常被人们忽视罢了。对年轻人而言，网络锁提供的自由既不同于自由主义理论中的消极自由，也不同于积极自由，而是另外一种状态，即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以看客的心态对待每一个新闻热点事件，无论是灾难、战争还是政治危机。

社交网络的兴起与繁荣是这种状态的集中反映。在这里，无论是否具备相关知识，他们都可以随意对任何人、任何问题发言，表达自己的看法，嘲笑政府、官员、学者、专家和各种权威。这里给他们提供了一种虚幻的平等的感觉，而完全忘记了，这只是网络，离开网络，他们仍然在无所不在的权力结构与控制之中，那些他们嘲笑和讽刺的对象与他们实际上并不平等。而在每一个新闻热点事件中表达自己的看法，得到别人的认同，或者只是参与，都可以增强他们的存在感--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往往都有深刻的无力感。

同样的，他们走上广场，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理解了运动的意义，也不意味着他们认同发起者的目标，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从这种参与集体行动的过程中获取自己的存在感。比如在乌克兰持续的政治动荡中，同样的一群人，可以因为反对尤先科走上街头，也可以因为反对季莫申科走上街头，而现在又因为反对亚努科维奇而走上街头。而且，每次他们中间都会有人采取暴力措施，破坏公共设施，或者向警察投掷燃烧瓶。在埃及，同样的一群年轻人，反对穆巴拉克的时候非常积极，穆尔西上台后又反对穆尔西，穆尔西下台了，他们又以穆尔西的支持者的面目出现，继续留在广场上。因为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参与政治带来的存在感，而不是为了一个确定的政治目标而斗争，毋宁说，参与政治并没有改变他们对政治的淡漠，即使他们表现的非常极端，他们在内心中也并不确定自己究竟要什么。

就政治而言，在变革和转型过程中，不仅需要破坏旧秩序，同样需要建设新秩序，甚至可以说，建立新秩序比破坏旧秩序更重要。如果没有确定的政治目标，就破坏掉原有的政治秩序，带来的只能是灾难性的后果。在埃及、乌克兰都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人们热衷于破坏现存的政治秩序，而不知道如何建立更好的新秩序，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运动就是一切"，从而陷入了持续的政治动荡，经济衰退，民众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而在这些政治运动中，青年人更多的是扮演着破坏性的力量，而很少发挥建设性作用。更重要的是，在网络时代，"世界是平的"，人们已经不再相信任何权威，不愿意让别人来领导自己，因此，也没有人和组织能够领导他们。青年人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领导就意味着约束，而这是这一代年轻人与生俱来地反感的东西。所以，街头政治运动在网络时代变得越来越容易，每一次街头政治运动结束，就开始酝酿下一波，而无法将之纳入建设性的轨道，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在今天的环境下，不宜对青年人参与街头政治运动给予过多鼓励，而应当让他们首先在政治上成熟起来，能有更加明确的政治目标，能够实现自我约束和规制，减少运动中的暴力行为，减少破坏性，提高建设性，在此基础上再扩大政治参与。

离五四一代还远

青年一代重新焕发的政治参与热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五四"一代，乃至整个二十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中青年所扮演的角色，似乎那一代青年的精神又回来了。

是的，必须承认，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频繁发生的政治危机都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深刻地联系在一起，都以激进的反抗现有政治模式的形式表现出来，运动过程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着暴力行为，都希望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模式。但必须注意的是，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同。

五四一代青年的政治参与以之前长期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为前提，而这种文化运动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而不仅局限于文化层面。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体制，但是共和政治中的主角仍然是介于新旧之间的一代人，前清官僚和知识分子、士绅、军阀主宰着那一时期的政治舞台。虽然政治体制已经变成新的了，但本质并没有变。因此，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在于培养一代新人，即不再把人民当做可有可无的政治马甲，能够发自肺腑地认可人民对国家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并且致力于将这种主权变成可以实际操作的政治模式的革命行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本身就意味着一代新人的成熟，在他们看来，政治不仅是权力阶层的事情，每个人都对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负有责任。因此，虽然五四运动过程中的口号虽然是反对二十一条、反对凡尔赛和约体系、反对日本占领青岛、反对北洋政府承认非法的《西姆拉条约》，但更重要的是，通过游行示威这种方式，新的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不再对权力阶层肆意出卖国家权益熟视无睹，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而且，在五四运动结束之后，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们也走上了寻求新的政治模式的道路。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新中国的历史叙述中，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这个新旧既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区别，也是因为各自的主体和目标全然不同。而且，最终完成革命任务，建立了新中国的正是那一代人，并且最终带领中国走出了百年困境，奠定了民族复兴的基础。所以，五四一代既是破坏旧秩序的一代，也是建立新秩序的一代。

而目前热衷于政治参与的青年身上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可能性。

首先，对旧的政治模式和政治秩序的厌恶和反感并不少见，但要将这种情绪转化为政治行动，需要广阔的政治想象空间。比如五四一代既反对帝国主义国际秩序，也反对国内的军阀混战和虚假的共和政治，所以走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最近发生的政治运动中，人们虽然厌恶和反感身处其中的国内政治模式，指向的却是欧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而没有提出新的政治可能性，中国台湾、泰国、乌克兰和埃及都是如此。

其次，五四一代是政治新人，以新的姿态介入了政治领域，而现在的青年则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冷漠，疏离于政治之外，对政治缺乏热情，也缺乏了解，更缺乏对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责任感，可谓政治上的残疾人。因此，他们介入现实政治并不会给现实政治带来改变，只能制造混乱，也就是前文所说的破坏有余，建设不足。

第三，近来发生的政治动荡中，参与者们虽然也以民主为号召，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目前的危机同时也是传统民主政治模式的危机。在传统的代议制民主政治模式中，人们投票的过程即是让渡自己的主权的过程，意味着同意并他们所选举的人代替他们来作出政治决断，人们并不直接行使自己的主权。但在互联网发达的当下，这种政治模式遭到了挑战。因为代议制民主相当大程度上利用了过去的技术条件下的信息不对称，被选举人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媒体塑造为有能力替选举者作出政治决断的人，而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这种信息不对称正在急剧缩小，人们并不认为媒体塑造出来的政客们有这样的能力，也就不愿意让渡自己的主权，而更倾向于直接行使主权。即使是经历了选举，曾经同意让渡主权，也很容易失去对被选举者的信任，从而走上街头，直接行使主权。而在台湾、泰国、乌克兰和埃及的"民主运动"中，人们都还以欧美民主政治模式为目标，却没有意识到，即使是在欧美，这种政治模式也已经日薄西山，因此需要新的政治想象，寻找新的政治可能性。这就是说，民主在今天需要重新定义，民主政治的模式也需要系统更新，否则就不足以应对目前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