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生祥已经是第三次来大陆巡演，而为他写词的"笔手"钟永丰全程参与巡演，却还是第一遭。2009年底卸任台湾嘉义县文化局局长，此前十年在政府机关"公部门"的漂流，使得他若来大陆，需经过特别的审批程序。如今终于"在野"，好奇已久的大陆乐迷才得以一睹"笔手"的真面目。

官员创作"抗议"歌词

美浓烟农子弟钟永丰，生于1964年，按他的说法，正成长于"美浓最富裕的年代"，那也是国民党政府施行《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后，台湾农村昙花一现繁荣的末梢。因家庭经济充裕可以到都市读大学的叔叔、姐姐，带回摇滚乐、民谣与古典磁带，还有西方心理学译著、俄国文学，这一切共同滋养了钟永丰的童年。"当时农村有足够的资源，所以培养了我。"

及至他自己1980年代到都市念书，却面临巨大的失落。当时台湾农业已濒临破产，"农村农民农业在城市价值观里是不被当一回事。"钟永丰重新回到摇滚乐，搜寻一切与革命、叛逆有关的文艺资源，通过五四小说、俄国19世纪末文学，以及第三世界的创作，跟自己的经验直接对上话。

他淡江大学土木系毕业后，几乎从未想过留在城市。那时农村的父母都希望孩子好好念书，念了书离开农村，钟永丰却对这个过程非常非常质疑："上一辈付出那么大的苦心，结果是让你离开，让这个地方越来越孤独，越来越绝望。我决定，我不去爬那个梯子了，我要倒着走。"1990年他以助理的身份跟随一位"中研院"研究员在高雄及屏东县进行农户访谈，从此再没停止过进行社会调查和参与社运。1992年，他是最早返乡参与美浓反水库运动的青年人之一。1994年，为增长社运知识与经验，更赴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

从交工乐队的第一张专辑《我等就来唱山歌》开始，钟永丰与林生祥的合作已延续十数年，一词一曲，堪称完美。钟永丰基于扎实的社会调研，以客家话写作诗意的现实主义歌词，凝练运动口号，然后经由林生祥的音乐实现表达。

1999年他以社运分子身份进入官场，出任高雄县政府机要室秘书，其后陆续担任高雄县水利局局长，"行政院"客家委员会主任秘书，台南县政府新闻室主任及机要秘书，嘉义县文化局局长。这期间，他的"抗议"歌词创作依然不辍。

官场十年，钟永丰给台湾政坛作了个简单的总结："台北是台大（台湾大学）人的天下，台北市以外是黑道的天下。"他不怪黑道，而是反省：台湾的知识分子太软弱。

无论"在朝在野"，社会运动始终是钟永丰的志业。"当你的创作能够跟很多人具体的社会处境对话，我觉得这就是生命的乐趣。"

农村里的意见领袖

时代周报：每当谈到地域性的问题、弱势群体的问题时，总会有一种貌似站在更宏观角度的声音说：你考虑得不全面，你看到的只是局部的利益。你们在组织美浓反水库运动时，如何面对这样的声音？

钟永丰：我们当时反水库，经常被挂一个名号："你们不应该拥水自重，不应该不去看整体台湾的水资源需求怎么完善，不应该阻挡南部更大的产业发展的可能，不应该用局部的观点去否定整个台湾水库的建设。"这些问题我们在台湾已经听了二三十年。而我要提问的是：为什么提出要"宏观思考"的都是当官的，都是代表工业的利益、城市的利益，为什么不是相反？所以我们会从台湾这三四十年整个农村农民农业的状况、几十年来整个都市、工业的发展对台湾社会产生怎样的冲击和破坏来讨论这个问题。你要谈宏观，那我给你拉到更大的面向。具体到运动上，我们还是要不断去论述，不断去分析，不断提出我们自己的主张，不断要去说给更多人听，不断调整我们说话的方式。所以为什么我搞运动之外还会搞音乐，其实就是我觉得运动说话的方式可以更多元，不一定非得那么沉重，不一定非得那么批判。只不过说是美浓当时出了一个年轻人叫林生祥（我们就选择了音乐的形式），那也许会有另外一个人是搞美术的，或者搞剧场的，开放给各种可能性吧。

时代周报：从1980年代到现在，台湾农村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历程，跟社区运动、跟文艺是什么样的关系？

钟永丰：台湾的1980年代真的是既荒谬又好玩，比如整个台湾都在疯"大家乐"（另一种六合彩），疯到会从任何东西包括天气、动物、甚至女儿拉肚子来猜六合彩的号码。但恰好也是在1980年代台湾开始有所谓的"社区营造"，很多农村知识分子开始反思社区的状况。这不纯粹是留在乡下人的自觉，更多是从都市里参加各式各样运动的年轻人，回到农村之后重新在驱动。

从都市要回到农村，牵涉到很根本的一点是：我们对于农村作为一种生活形态、农民作为一个生存身份、农业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怎么来理解。台湾也是经过大大小小的运动，促使人们重新去理解农村传统是什么、农民的智慧是什么。然后才有了更多诠释性的理解，而不是单纯站在一种现代化的标准上去看待农村。都市中的人开始寻找农村生活跟现代生活连结的可能。这也使得我们回到农村，越来越少了很多观念上的拉扯。以农村为主体进行价值再现、文化再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面向。

台湾从19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产生很多的知识分子农民。我还不算是知识分子农民，我那时候只是住在农村里，关心农民，但跟农业一点关系没有。我们只是去搞一些运动，使得农村环境没有变得更恶劣，挡住那些恶劣的影响，其实还是没有进入到农村的内部，让农村的生产生活、生态关系可以更好。到了我们更下一辈，他们跟我们回去，也从事过我们从事的工作，可是他们有个东西是我们没法做到的-他们学习当农民。从刚开始参与父母的农事，到试图自己种一块地，进而在农村推广有机农业，向台湾的农政单位询问有机农业技术上的研究。有机农业变成不只是一种理念，他们会主动地去掌握技术。这是很复杂的农业生产体系的重建。

最近这十年开始出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有了）农民知识分子。他们原本是知识分子农民，可是慢慢地他们已经能够跟农村的行政系统、农会系统合作，一定程度上已经变成农村里的意见领袖，变成农村公共事务的发言者、论坛的主持者。这才是我们期待的-要恢复农村的活力，要重建农村的知识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