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音乐学教学与研究总体上体现着一种较强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研究趋势。在理论上，秉承世界名校的丰厚学术资源和批判吸收、兼容并蓄的学术传统，牛津大学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新颖、视角独特、范围宽泛；在实践上，依靠欧洲经济文化中心地位所带来的大量文化艺术机会，和西方人对精神生活的一种较高追求的愿望，牛津大学不仅音乐氛围浓厚，而且音乐实践中也透露出较强的学术气息和钻研品质。这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学术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和相互渗透，从而使音乐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那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不知不觉地消失在人们对音乐的信仰中，并保持了一种开放性的学术心态、前瞻性的研究视野和不断创新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下文中笔者将以自己2011年9月至2012年3月在牛津大学音乐系作访问学者，以及走访英国名校名家的亲身经历，探讨有关英国音乐学的教学与研究状况。

首先，英国牛津大学[1]是众所周知的具有世界上最悠久历史和丰富学术资源的一流综合大学。学校教学研究机构主要由38个独立的学院、6个私立集团和70多个院系（加上研究中心、院系附属研究机构和团体共400多个）组成，最早的学院成立于13世纪，最新的学院成立于2008年。牛津大学的外国学生和教师群体占总体40%，教员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学教职员工，加上学院聘用的教职员工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人员共18000人，从事教学研究的教师有1600人（加上访问和客座的研究员共3500人）；学生来自1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2年1月统计共21000名学生，其中本科生11723人，研究生9327人。其中中国学生（742人）是仅次于美国（1549人）的第二大国际学生群体。建于1602年的牛津大学图书馆（Bodleian）是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之一，除了3万电子期刊和其他格式的资料外，收藏印刷品1100万册，40%的使用者来自牛津大学校外。所有这一切使得牛津大学成为了一所高度国际化的大学，这种高度的国际化不仅使得牛津大学的学术与研究保持了开放性的视野和接纳机制，也反映在具体的教学与研究特色中。

其次，在牛津大学的学术资源和背景下，牛津大学音乐系[2]近年来发展成为了英国音乐学术研究总体实力最强的音乐机构，它是以教学和研究为主，有约20名教授和研究员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同时，6位作曲家和6位表演艺术家兼从事作曲和表演的创作和实践），在音乐学研究领域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牛津大学音乐学的主要专业领域有历史音乐学、音乐理论和分析、歌剧研究、批评音乐学、表演研究、流行音乐研究、电影音乐研究、录音音乐的历史和分析，音乐与性别研究、音乐与舞蹈研究等。同时，音乐学各个专业领域间相互联系比较紧密，有时，同一学者兼从事不同的研究方向。其中，最具有特色的几个研究方向是：一、音乐心理学。主要兴起于2002年，学术带头人是伊瑞克•克拉克（Eric Clarke），特点是用实证的、理论的和计算机的方法，发挥心理学家、科学家和音乐学家的优势，进行跨学科的音乐认知、人类音乐能力的计算机模式、音乐社会心理学、音乐的情感与意义、音乐发展心理学、音乐与意识等方向的研究；二、早期音乐研究。早期音乐研究在英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教堂礼拜仪式文化对古乐的传承和传播至今仍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牛津诸多学院都有自己的唱诗班，学院的礼拜堂经常成为古乐演奏的重要场所，音乐系以古钢琴、大键琴和管风琴为专业的学生颇多。值得一提的是，已经有一个世界领先水平的数字化研究课题于1998年建立起来，名为"中世纪音乐数字图像档案馆"（DIAMM），研究者利用牛津图书馆资源和现代科学技术，收集了欧洲13-16世纪的音乐手稿，并对其进行数字化处理，建成了一个庞大的网上数据库。学术带头人是安德鲁•魏森（Andrew Wathey）教授、伊丽莎白•E.里奇（Elizabeth Eva Leach）教授（马肖研究专家）。三、民族音乐学。学术带头人是马丁·斯托克斯（Martin Stokes）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土耳其和埃及音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民族音乐学也是作为音乐数字化计划的一部分，课题名称是"音乐、数字化与调解：跨学科研究"（MUSDIG）。这是一个开始于2010年由乔治娜·波恩（Georgina Born）教授和几位博士生组成研究团队的五年计划。主要考察古巴、阿根廷、加拿大等六个国家的音乐，探索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和媒体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主要考察数字化和数字媒体时代的音乐变迁。四、音乐表演研究（后面会进一步介绍英国音乐表演研究的情况）。这一方向与前面几个方向都有一定联系，学术带头人是伊瑞克•克拉克（Eric Clarke）教授、劳伦斯•德福雷斯（Laurence Dreyfus）教授。前者主要采用计算机、心理学的实证和分析方法，研究"作为创造性实践的音乐表演"，以及当代文化生活中的各种音乐形态；后者主要采用历史、分析和理论的方法从事早期音乐表演研究和音乐阐释。

以牛津大学音乐系为代表所窥见到的英国音乐学教学总的来说体现出这样几个重要特点：一、集体讨论、主动参与的上课方式。牛津大学的音乐学教学由本科生教学和研究生教学两个部分组成，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研究生教学。课程设置依教员的专业领域而定，涉及到音乐研究的各个方面。以培养综合性的音乐人才为目标，研究生的教学一般都是采用"学生发言、教师点评"的研讨课（Seminar）形式进行。指导教师有时会选定一些发言的主题，有时会让学生自己拟定主题，但整个过程无疑都是学生主动参与，而不是采用授课形式，教师时常退居到听众的地位，但是其适当的总结指导则又会起到画龙点睛，让学生茅塞顿开的效果。二、批判吸收别人观点的思维训练。所谓的"学生发言、教师点评"形式是指一人主发（presentation），一人评价（reflection），其他参与者讨论（Discussion），最后由教师点评（conclusion）的方式(PRDC),同时，这种形式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包含一种很强烈的批判性（Criticism），极大地培养和训练了学生的表达能力，思考习惯和批判精神。可以说，整个课堂到最后都成了激烈辩论的赛场，观点在不同的批判和反驳中走向深化。三、集思广益的效果。在这种研讨课的教学中，学生的知识面得到很大的拓展，跨学科意识得到很大的增强。因为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每个人的发言主题不同，无形中拓展了每个参与者的知识面，同时，针对一个主题，大家可以共享无数个观点，有些主题无疑是研究生的毕业选题，通过这种形式，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国内研究生阶段通常所谓的"开题报告"，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听取意见并加深自己思考水平的极好机会。四、角色转换中得到的综合训练。每位参与者在研讨中都会分别处于四种不同的角色，作发言人时需要理清思路，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作评价人时需要解读别人的观点，掌握别人的叙述方法，并在批判吸取的基础上阐述自己的观点；作群体讨论者时通常需要联系自己的专业背景知识和相关的专业知识，建立自己的知识结构与别人知识结构之间的联系，从而提出问题，深化讨论；作绝对听众时，可以做笔记，记录思想的精华或启发之要点以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总之，这种角色的转换使得这种课堂的意义深远，学生获益颇多。五、学生时常处于一种积极的学习状态，而老师总是处于一种指导者的地位。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研究生的研讨课上，也体现在本科生的讲座（Lecture）课中。虽然,本科生的课堂上教师讲授的比例会相对多些，有一个系统的提纲和讲稿，并配合课件的运用呈现课程的内容，但是不管是研究生的课还是本科生的课，每堂课的主题背后都有一堆参考资料，不仅清楚地表明了教师的课程资料的来源，也告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阅读相关的书目，进一步深入课程的内容。这样对于一个积极的学生来讲，每个星期的阅读量都非常大，需要做的功课非常多。六、培养学生认识问题的能力和教授学生看待问题的方法。除了研究生阶段早就已经进入这种思维训练之外，本科生的课程也体现了这样的特点。比如，以牛津大学音乐系西方音乐史的教学为例，国内这门课程是按年代顺序介绍各个时期的音乐现象及特征，是 "真正"的音乐历史课；而牛津的这门课教师拟定的是"音乐乐谱与阐释"、"音乐的历史表演问题"、"音乐与性别研究"、"音乐与政治"等八个专题，每个专题都有一段历史，使得这门课成为了"问题史"、"专题史"，这无疑在让学生了解西方音乐历史上都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思想，它们经历了怎么样的变化和发展，应该怎样去看待这些问题，这种"问题意识"是教学的核心。再如，剑桥大学的音乐学本科专业个别指导课上（笔者有幸在约翰·林克John Rink教授同意之下观摩了他指导四个本科生的个别课），也采用了研讨形式，学生对有关肖邦音乐的几个课题分别进行陈述，并分析和评价陈述材料，教师不断指出了学生陈述中对概念运用的不准确的问题、逻辑层次的不清晰的问题，最后在与教授的交流中得知，他经常对学生感到不满意，因为他认为学生们还是对材料描述得多，评价和思考得少。笔者认为，从本科生就开始采用这种研讨形式，这对学生的表达、思维和研究能力的培养都具有很深远的意义。七、高度集成(compact)的授课特点。牛津大学音乐系一年只有3个学期，每学期只有8周，每周只有1小时课时（1小时/周的课时量主要指本科生的课程；研究生的研讨课一般为2小时/周，但有很多研究生的课程一学期只有4周或6周，表面算下来每门课程的学习时间比国内的课程要短得多，但是实际上从上课经历看，课程的信息含量却非常大，因为教师重视的是研究方法和视角的传授，而不仅仅是"知识"的给予，所以教师一般都会提纲挈领地陈述课程内容，并适当地举例说明其分析的方法，然后给出一大堆参考书目，于是学生课后，乃至下次课前所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就很多。同时，教师的指导也给学生留出一定的选择空间，学生会针对自己的专业兴趣和方向去选择需要进一步阅读的资料。另外，英国的音乐学硕士学习时间只有一年，学生要想如期获得硕士学位需要在一年里（半年的学期时间）完成四篇短论文和一篇长论文，时间是非常紧张的。但是，在看似非常短的学习时间中却孕育着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和世界最先进的学术成果。无疑，开放性的学习环境、启发式的教学观念、批判性的思维训练、高效性的学习状态，这一切形成了引领英国音乐学教学的牛津大学教学特色。

以牛津大学音乐系为代表的英国音乐学研究体现着这样几个主要特点：一、跨学科的研究特色。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很普遍，音乐学各个研究方向都是综合不同的研究方法在进行，有时在一些研讨课上经常会讨论方法论的问题，但是最终方法论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个问题，因为每一种方法都只能从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所以运用不同的方法自然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个问题，这样，方法其实是灵活的。而在音乐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还是分析与综合，历史与逻辑，美学与批评的研究方法。而最近，特别是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如计算机数据分析来进行音乐学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受到英国学者（剑桥大学在探索计算机方法方面其表现较为突出）的关注，因此，经验与实证的方法成为当前英国音乐学研究中最有特色的研究方法。二、跨学校的联合机制。在牛津大学音乐学研究课题中，笔者发现，其联合英国各个学校，甚至海外研究力量，协同合作的特点非常明显。比如研究方法中对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跨学科资源的利用和研究过程中区域性内容的研究（比如苏格兰北部音乐特点，土耳其音乐特点）都是联合其他学校甚至其他国家的学者来完成的。再如，"作为创造性实践的音乐"课题联合了剑桥大学、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伦敦国王学院和谢菲尔德大学以及来自美国、台湾、香港的访问学者等研究力量共同完成。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一种很强的整合学术资源的观念，有利于更有效地组织和高效率地完成研究课题。三、学术人员的整体计划。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一般都把自己的课题建立在音乐学领域中不同研究方向的学术优势上，他们的课题通常已经作为学术带头人课题的子课题加入了研究计划，这就使得他们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人数不多，但是具有一定的潜在学术群体，这无形中使得他们的研究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同事，研究中的团体观念、团队协作精神非常明显。这有利于一批研究成果的出现。英国音乐表演研究的大量成果就是在这样的计划中得以实施的。四、开放的学术组织方式。主要是指牛津大学音乐系组织教学和研究的方式很灵活，研究阶段的学习一般都是以教师指导，学生陈述并讨论的研讨会（Seminar）形式进行，这样，几乎每一个论题都有十几种声音的争鸣和讨论，加强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同时每学期每周的研究型讲座（Lectures）和以课题为主开展的主题讲座(如文艺复兴时期音乐专题)层出不穷，这些讲座的专家学者也不局限于牛津大学，而是自来全英多所大学甚至世界各地的各个研究领域的专业学者,这些学者来到牛津与大家共同分享研究成果并展开讨论，这种开放的学术形式刺激着大量的研究灵感和思路，极大地促进了学者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并提高学术创造性的能力。当然，这得益于欧洲国家之间以及欧美国家之间极强的学术流动性和频繁的学术交流的便利。五、理论与实践总是处于一种"潜结合"状态。特别是以牛津和剑桥为主的英国音乐学研究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理论研究总是与表演实践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不管是早期音乐、民族音乐学还是音乐心理学。比如，坐落在牛津音乐系的贝特乐器收藏馆（Bate Collection of Musical Instruments）不仅呈现着历史的展品，也时常举办历史乐器的音乐会和学术讲座；牛津的几个重要音乐厅，如霍莱威尔音乐厅（The HolywellMusic Room）经常是音乐家和学者出现的地方。音乐家和研究者通常集于一身的特点使音乐理论问题的思考总是与实践的亲历亲为融合在一起，比如牛津大学的劳伦斯•德福雷斯（Laurence Dreyfus）教授既是活跃于古典舞台的古提琴演奏家同时也是具有学术思想的理论家；剑桥大学的约翰•林克（>John Rink）教授总是把自己的理论研究与实际演奏结合起来，经常举办学术性的钢琴音乐会；利兹大学的克莱夫•布劳恩（Clive Brown）教授既从事 小提琴演奏及乐队训练也从事音乐学理论研究且著述颇丰（笔者分别采访了这几位教授，其中对克莱夫•布劳恩教授的采访长达近三个小时）。更重要的是，更多的英国学者已经达成共识，音乐表演实践同时也是具有学术价值的事件，是学术考察和研究的对象，这种观念在音乐学研究中强有力地支撑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六、生活的学术化与艺术化。首先，牛津许多学院和组织经常举办沙龙性质的音乐会和"聚会"。这种"聚会"有时候也称为"Party"，但这类"Party"不同于那种生日聚会或节日聚会，而是一种"艺术聚会"，不仅气氛轻松、生活气息浓郁，而且也不乏艺术性和学术性，大家甚至可以在红酒与奶酪的品尝中探讨艺术问题和学术问题，颇具特色。其次，英国的酒吧文化不仅是人们消遣娱乐和联络情感的地方，其实它也经常是商务办公和学术交流的场所。你几乎在任何一个酒吧都能看到学生带着笔记本准备课堂"陈述材料"（presentation）的情景，以及坐在一起探讨学术问题的师生、同事及其学友。再次，丰富的街头文化和形形色色的音乐会使人们的生活充满了艺术氛围。小到吉他弹唱，大到钢琴演奏（令笔者震惊的一幕是，一位男子把一台立式钢琴加上了四个轮子推上街头演奏肖邦作品）使牛津市中心充斥着五花八门的音乐形式。此外，各个学院的午间音乐会可以说完全成为了游人和师生午后休憩的又一道艺术大餐。这种音乐会通常都在学院的礼拜堂进行，由一些艺术家或者研习音乐的学生演奏管风琴、古钢琴、小提琴等乐器，作品从巴赫到巴托克，涵盖着古典到现代的艺术精品。总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穿梭在牛津的古老学院以及大街小巷，你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英国那种特有的充满学术气息的艺术氛围和生活情趣中。

从牛津大学进一步拓展开去，我考察了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且正在英国如火如荼般地进行着的音乐表演研究。之所以考察英国音乐表演研究，是因为笔者认为，该项研究不仅是英国音乐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学术特色所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英国音乐学研究的前沿水平，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在英国音乐学术圈内，从事有关音乐表演研究的机构主要有两个研究中心。一个是"录音音乐历史与分析研究中心"（CHARM）[3]，成立于2004年，历时五年，完成于2009年；另一个是"作为创造性实践的音乐表演研究中心"（CMPCP）[4]，是前一个计划的延续，开始于2009年，预计完成于2014年。这两个研究中心都受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HRC）的经济支助，是一个连续的十年计划，其中每五年形成一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CHARM的研究课题已经完成，主要对音乐录音进行音乐学的研究，探索音乐表演的计算机分析方法。 CHARM研究项目主要由学术团队（从事音乐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的专业学者及研究生）和技术团队（负责计算机分析程序设计和录音工程技术等方面的工程师）组成。为了顺利开展该课题的研究工作，他们从2004年到2009年间先后举办了十来次会议和论坛。CHARM下属四个字课题：一、舒伯特歌曲表演中的表现性特征与风格。学术带头人是伦敦国王学院威尔金森（Daniel Leech-Wilkinson）教授。使用计算机辅助聆听和光谱分析等手段分析舒伯特歌曲的录音，研究表演者对同一首作品在创造情感反应上的不同方式。二、表演中的主题分析。学术带头人是剑桥大学约翰·林克（John Rink）教授。研究传统的主题分析观念在表演中的运用，对不同的阐释特征和重复模式进行计算机方法的探索。三、肖邦马祖卡舞曲中的风格、表演与意义。学术带头人是剑桥大学的尼古拉斯·库克（Nicholas Cook）教授。通过录音分析阐释文化语境中的表演风格的历史发展。四、录音商业与表演。学术带头人是牛津大学伊瑞克•克拉克（Eric Clarke）教授。主要研究早期（1925-32）录音工业与表演发展的关系。这四个课题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比如都需要运用计算机分析方法分析和比较录音，同时也要考虑历史的因素在表演风格的变化中所产生的影响。通过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的运用，可以进一步阐释表演的意义，让人们了解可以从哪些方面和运用哪些方法对表演进行音乐学的研究，把表演真正作为音乐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方法的技术化是一项异常重要的革新，它用数据和图表展现了音乐表演中不容易被了解和掌握的一些细微的方面，提供了客观的研究基础。

第二个阶段的CMPCP研究项目正在进行中，主要对现场（活的）音乐表演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主张突破传统的对记谱音乐的研究，而强调在现代音乐体验中研究音乐行为特征及其音乐对人们生活的影响。CMPCP研究课题由五个子课题组成。一、表演中的音乐造型。学术带头人是伦敦国王学院的威尔金森（Daniel leech-Wilkinson）教授，研究团队由两位博士后、一位博士和专业老师及学生组成，他们也要作为被试参与访谈和调查问卷。主要研究音乐表演中的表现性姿态，比如表演者如何通过身体语言、动作以及调整音量、节奏等方面塑造音乐的声音。研究方法是分析表演者体验报告的文献研究，以及通过计算机可视化考察听众对声音的反应的实验和观察方法；二、管弦乐的全球化视野。学术带头人是皇家霍洛威学院的拉姆拉瑞（Tina K. Ramnarine）教授。研究音乐家在团体合作中是如何一起相互协调工作的，他们的训练过程、创造和表现选择，交流技巧等等。研究方法主要是比较和民族志的方法，具体而言有实地考察，多维的田野调查，采访，人种学的文献分析，录音的历史研究等。三、创造性的学习和原创性的音乐表演。学术带头人是剑桥大学约翰·林克（ John Rink）。这个计划是以伦敦市政厅音乐与戏剧学院（GMD）和皇家音乐学校（RCM）的学生为考察对象，研究他们在排练、课堂、演出等场合中是如何创造性地发挥表演技巧的。研究的问题有：原创性的特征；原创性的概念在不同的表演传统、乐器、以及不同的人之间所发生的变化；教学是如何超越音乐表演的既定规则去传播音乐技术和知识的；原创性是否对每个表演者来说都是一种艺术的目标；原创性与大家遵循的阐释传统能否调和；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知识和技巧在表演中的重要性。四、当代音乐会音乐中的创造性实践。学术带头人是牛津大学的伊瑞克•克拉克（Eric Clarke）教授。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新作品的表演中作曲家和表演者之间的创造性关联，考察当代音乐中的记谱、准备阶段和表演实践中的即兴性的创造观念。研究方法是结合已有记载的二战后作曲家和表演者，对日志、采访和录音资料进行定量分析，对表演实践的MIDI和录音进行定性分析。五、作为创造性实践的音乐。这是对前四个课题的整合。由学术带头人剑桥大学的尼古拉斯·库克（Nicholas Cook）来承担。以音乐学和心理学的方法为起点，不仅旨在揭示个人表演的创造性，也关注集体表演的创造性。目标是把音乐作为考察社会相互作用的一种媒介，在社会创造观念中反思传统的音乐学研究方法（作曲家是创造的主体，而非表演者）。同时把其他几个课题联系起来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共同完成对作为创造性实践的音乐表演的研究。

英国音乐表演研究中的这个宏伟计划目前已经产生且正在产生着大量的研究成果。比如2004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伊瑞克•克拉克和尼古拉斯·库克合编的《实证音乐学：目标、方法与展望》[5]；200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伊瑞克•克拉克著的《聆听方式：音乐意义感知的生态学方法》[6]；2007年阿什盖特出版社出版的尼古拉斯·库克的《音乐、表演与意义：论文集》[7]；2009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伊瑞克•克拉克、尼古拉斯·库克、威尔金森、约翰·林克合编的《剑桥录音音乐指南》[8]，等等。总的来说，英国音乐表演研究具有的典型特点是：试图在全英范围内发挥各学科的优势，加强相互合作，整合学术资源，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著名高校教授为学术带头人，以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伦敦国王学院和谢菲尔德大学为研究机构，旨在为音乐学的研究，特别是音乐表演研究开辟新的道路。具体而言，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几个重要特点是：一、用科学实证的方法研究音乐表演。这是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表现在用计算机程序来分析表演数据，对大量的录音进行数据分析，主要是分析节奏、速度的差异，旋律形态上的特征，力度上的变化和规律等方面，同时也运用统计学上的方法来分析和总结数据结果。这种科学实证的方法主要来自实证心理学。目前在研究音乐表演音响方面运用较多，当然这也要归功于计算机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软件程序的开发，这一切共同形成了一种音乐研究中的科学化趋势。二、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表演既然是一种人的行为，那么对人的研究就很难完全数据化，从而采用问卷调查、观察、访谈等民族志的考察形式去展开研究就很有必要。另外，由于对表演者的准备状态、美学观念和艺术修养等方面的考察对于认识表演活动本身具有一定的意义，因此，对人的研究必须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比如，观察和聆听重奏组排练时几个演奏者的对话、交流方式，讨论内容，以及对他们分别进行采访，将有利于研究重奏表演中演奏者之间的协同合作是如何形成的，他们是怎么达到艺术上的统一性的。三、多媒体的研究视角。现代录音录像技术的发展给音乐的保存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大量音乐会、演出实践被记录下来，资料格式主要包括音响的（CD）和视频的（DVD），其中，对音乐表演进行视听综合分析的研究已经在英国音乐学术研究中兴起，这些研究不仅对音响的呈现进行比较（比如比较历史录音），而且对视频剪辑技术进行考察，并研究录像技术对视觉的呈现与音乐的声音之间的联系，进一步，这种联系对观众的听觉审美会产生什么影响，等等。这些研究角度都是很富有创新精神的，以前很少见到这样的研究视野。四、多维视野探索表演实践和理论的融合。一方面，把科学实证的方法和民族志考察的方法结合，探讨表演者是如何实施演奏策略的，表演策略如何在表演中体现出来的；另一方面，不断拓展音乐表演本身的研究视角，比如把音乐表演作为一种舞台行为，把表演作为一种舞台艺术，对表演者的姿势（身体语言）与音乐表现的关系进行研究，对表演进行综合的考察。再如，把音乐视野深入日常生活中，分析日常生活中各种场合的音乐现象，研究人与音乐的关系。比如研究音乐厅中的音乐表演与酒吧、餐厅等其他场所的音乐表演的区别，等等。

综上所述，以牛津大学为主所窥见到的英国音乐学研究包括表演研究与国内的相关研究有很大的不同[9]，这种区别不仅受学术思维、学术观念、学术习惯的影响，也受到学术体制、学术资源、学术环境的影响。笔者认为，英国音乐学教学和研究特色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首先，国内音乐学研究特别是音乐表演研究应该不断保持开放性的学术眼光，积极吸取国际研究的前沿理论和方法，不断加强自身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国内的音乐学研究在研究领域和方法上还有待拓展，特别是应该关注新技术新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音乐学方法论的革新和探索；其次，国内音乐学发展在体制上应该加强学校间的交流与合作，在招生、教学和科研几条重要的途径上注重发挥整体计划、跨学科选题甚至跨国界的引进和协作方式，增强学科研究的总体实力和系统性规划；再次，国内音乐学教学与研究应该增强研讨的形式，注重较早地对学生进行音乐学的思维训练、语言表达能力训练和批判精神的培养，帮助学生在这些训练中形成对该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视域的明确认识。同时，也可以开展一些轻松愉快的读书会、主题聚会或者沙龙活动，营造丰富的文化交流和艺术学习机会。最后，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该更多地把音乐作为一种人的体验和生活的重要部分，从人性的角度和生活的角度去认知音乐和思考音乐，倡导一种音乐乃活的存在的一种研究态度，而不要把研究局限在尘封的历史中，更多地注重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接洽，从而从根本上走上一条理论来自于实践并运用于实践的研究道路，摒弃为实践盖理论帽子的误区。但是，也需要指出，英国的音乐学研究虽然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同时也存在些许问题。笔者认为，正如英国人的保守本性和英国经济的地方保护主义一样，英国的学术研究也表现出了一种对于自身文化优势的强烈关注和对第三世界文化的忽视。比如，虽然英国音乐学研究领域涉猎宽泛，但是大量的课题依然集中在对英国本土的音乐形式及音乐生活的研究中，英国学者对于其他国家的音乐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学校的世界性学生学者群体的构成，主要体现为由他国学生和学者所带去的研究课题，而不是英国本土学者的兴趣所在。因此，由于缺乏与中国学者的交流，英国学者对中国音乐和中国的音乐学研究了解甚少，即使偶有学者在音乐文化研究中涉及到一点点中国的京剧内容，都非常浅。可见，英国音乐学其实对世界音乐的关注度并不够，他们的民族音乐学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当然，从我们跟西方国家的交流和联系的角度看，还需要多多益善，不断提高其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强学术联系，交流学术思想，共享学术成果。

注:该文发表于《天籁--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target="_blank">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1] 参考网页：http://www.ox.ac.uk/

[2] 参考网页：http://www.music.ox.ac.uk/ . 与中国的情况不同，英美音乐学研究基本上在综合性大学，而不在专业音乐学院，这种设置为国外音乐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跨学科研究的便利，对学科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3] 参考网页：http://www.charm.rhul.ac.uk/index.html

[4] 参考网页：http://www.cmpcp.ac.uk/

[5] Clarke, Eric and Nicholas Cook (eds.). Empirical Musicology: Aims, Methods, Prospects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6] Clarke, Eric. Ways of Listening. 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Perception of Musical Meaning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7] Cook, Nicholas. Music, Performance, Meaning: Selected Essays .Aldershot: Ashgate, 2007.

[8] Eric Clarke, Nicholas Cook, Daniel Leech-Wilkinson, and John Rink( Co-edited). TheCambridge Companion to Recorded Music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9] 可参考笔者的论文《中外音乐表演理论研究进展及比较与评价（上下）》，载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和第4期。

作者简介：高拂晓（1977～），男，中央音乐学院副研究员，《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