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石涛有关台湾文学的议论，长期以来一贯自相矛盾，前言反对后语，论旨返复无常，莫衷一是，从来没有过始终贯通统一的主张、立场、观点和思想。这些白字黑字、文献皆在的论说，本来只能当儿戏文章，不值得研究推敲。无如由于两个原因-即叶石涛当前已经成为既受台独派权力的荣宠，俨然被台独派台湾文学研究界奉为宗师，插旗成帜，更为日本右派支持台独文论的学界百般奖掖。另一方面，开始于一九八○年初中国大陆研究台湾新文学蔚然成风，长年以来，由于海峡隔断，资料的搜集不能全面，很容易受到叶石涛阳为"爱国主义"的许多说法所蒙蔽，再加上由于近年来大陆年轻学界自八○年代以来"全面否定前三十年"的特殊学风的影响，少数一些不乏认真治学的学者，有意回避"反对文学台独"的"政策"，力图在论说上另辟"自主"的研究蹊径，驯至为反拨而反拨，在一定程度上扬喻叶石涛。

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实证的资料。二○○○年十一月，日本东京的"研文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岛利郎和泽井律之合译出版的日语版叶石涛着《台湾文学史》。这本书，其实是一九八六中文版同作者的《台湾文学史纲》。通史性的写法与史纲者不同。但日译本的《台湾文学史》和原《史纲》最大不同，不是体例与构成，而是叶石涛自己把原在《文学界》杂志连载的《史纲》中到处出现的"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之类、热情洋溢地强调台湾新文学的中国属性的文句全部删除、窜改，而改笔力言台湾文学脱却中国的"自主性"、"独立性"，并且"低度评价台湾文学中的中国民族主义，并对中国民族主义倾向较强的"文学刊物"《文季》系统的作家，采取了否定性的处理方式"（泽井律之，〈注释〉，第七章注　，《台湾文学史》日译本，页二七一｜二七二）而已。

日译本《台湾文学史》卷末的"解说"分三部份。前两个部份为　〈关于叶石涛〉，写其生平；　〈台湾文学史之成立〉，写叶石涛台湾文学史论之形成，由泽井执笔。第三部份〈叶石涛的文学史观〉由中岛利郎执笔，写叶石涛如何使台湾新文学史观"从中国文学的枷锁中解放"，"表现了台湾作家隐藏已久的真情，宣言了不受任何囚限的'台湾文学'的自立"！

在〈台湾文学史之成立〉一节中，泽井从一九六六年叶在《文星》杂志发表《台湾的乡土文学》说起，指出当时叶石涛犹称台湾作家为"本省籍作家"并强调因"本省"过去"特殊历史背景，亚热带季节风型的风土，日本人遗留下来的语言、文化的痕迹，因为与大陆隔绝状态下形成孤立状的风俗习惯，使台湾与大陆并不完全一样"，所以作为一个作家，"发掘这些特质，探掘个体的特殊性"，其结果"应能扩大我们中国文学的领域"。

泽井也引用叶氏在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在《新生报》"桥副刊"上所进行重建台湾文学论议时写《一九四一年以后的台湾文学》一文时，对日据以降台湾文学的消极评价。泽井说"此时叶氏尚未强调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并引用叶氏原文为证："......无疑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弹压下，台湾文学走了畸型的、不成熟的一条路。我们必须打开窗口，自祖国文学导入进步的、人民的文学，使中国文学最弱的一环，能够充实起来。"

泽井还指出，叶石涛在不同文章中经常说，在战后初期，甚至二二八事件的前与后，台湾人"绝对没有要把台湾与中国分割开来的想法，而台湾知识人大多明确自觉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

一九七七年叶氏发表《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时，虽指出台湾有"与汉民族文化不同的台湾独特的乡土风格"，具备了台湾乡土文学前提条件的"台湾意识"，但泽井说此时的叶石涛也还没有把"台湾意识"同中国切割开来。他把"台湾意识"定义为"居住在台湾的中国人共通的，遭到殖民统治和压迫的共同经验"。泽井说，这以后叶石涛转向于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建构使台湾文学自立的台湾文学史观，但泽井怀疑写《导论》时的叶石涛，似乎还没有到达分离的想法。泽井指出，当时的叶石涛还"可能因为受到七○年代台湾思潮的左翼倾向和叶氏在战后一时左倾的根源，在《导论》中也依然强调台湾文学'反帝反封建'的特质"，而且把台湾文学的史源上溯到清代郁永河的《稗海记游》。泽井说这"可能不是把台湾文学做'国家归属'，而是把台湾岛史与台湾文学史做重叠思考的"萌芽"。

泽井说，八○年代台湾政治条件松动，先有八三年陈映真写《山路》、《铃铛花》等以白色恐布为题材的小说，一九八四年林瑞明发掘《新生报》"桥"副刊有关光复后重建台湾新文学论争的（部份）材料（但隐瞒了类如杨逵抨击了台湾独立、台湾讬管论的重要文章《台湾文学问答》等文章-作者按），一九八二年彭瑞金发表《台湾文学应以台湾本土化为课题》（《文学界》一九八二年四月），陈芳明在一九八四年自海外写移台湾发表《现阶段台湾本土化论》（《台湾文艺》），出现了把台湾文学从中国分离出去，把台湾文学当成独立实体的"台湾文学本土化论"，抢先于叶石涛的《史纲》。相形之下，一九八五年《史纲》初稿在杂志《文学界》发表时，叶石涛还坚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份"的原则，文中不时出现"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是大陆抗日民族运动的一部份"；说台湾文学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台湾文学是"在台湾的中国人所创造的文学"。但这些记述在一九八六年单行本出版时全被作者删除改写。泽井说，叶石涛之所以删改初稿，是为了"配合八○年代中后'本土化论'勃兴的步调而写的文学史"。

"改写"的部份，泽井举了一个实例，原初在《文学界》连刊版《史纲》第七章第二节中对《文学》季刊、《文季》双月刊等中国民族主义一派作家作品的评论，修改后单行本版中说"（《文学》、《文季》作家们）以大陆的变迁来衡量台湾现实的看法，尽管继承了日据时代作家关怀现实的传统，但在政治体制上，今日"大陆"非日据时代的'祖国'，所以他们的思想缺乏现实的基础，无法落实"。文中楷体字部份，在原《文学界》版中，分别是"遵守祖国之命的传统"和"他们的思想和政府既定方针相抵触，而产生了纷争"。

到了九○年代迄今，叶石涛的台独文学史论和文论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最近（二○○二年），叶石涛在日本拥护台独的学界中公开扬言，一旦台湾"独立建国"，由于杨逵、龙瑛宗都是"大中国主义者"，他们在台湾文学史中的评价和位序应该"重新评价"，列为不合"台湾文学作家"之资格的地位。其狂乱嚣张，另人瞠目。

泽井作为叶书的日译者，却在卷末的"解说"（相当一般学术论着的"导论"（introduction﹚﹚中，依据文本的仔细校读，指出叶石涛台湾文学史论一路变化的过程，最终得到这结论："叶石涛删改（原《文学界》版）《台湾文学史纲》初稿，是为了配合八○年代中后'台湾本土化论'的勃兴而写的文学史"。

这是治学态度严谨的、有学术责任心的学者对读者的交待。一个为了配合某种主流政治潮流而不惜全盘删修篡改长年来不断地宣讲的"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之一环）"论，而且宣讲之热烈、积极，比起统一派的文论只有远过之而无不及的人，却在台湾政治气氛转变到已无任何政治风险的时候，不顾"转向"、全盘自我否定的尴尬，翻修自己的核心文本，以"配合八○年代中后'台湾本土化论'勃兴"的脚步。这样的一本书的学术和思想的信用，泽井显然胸有定见，并以之宣告于读者。

有人说叶着《史纲》（删改后的版本），是在宣布解严前一年的一九八六年底定稿，解严（一九八七年八月）前半年公刊，足见叶石涛之大无畏。但是在现实上，早在一九八六年九月底，"民进党"突击式建党成功。十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要"革新""国家安全法"、"解除戒严令"和"开放党禁"的议题，"美丽岛"案在押受刑人也分批释放（一九八七年一月）。一九七二年台湾被逐出联合国，丧失了一个"主权国"的地位，国民党对台统治的合法性受到一九五○年以来最大的冲击，夹带着民族分裂主义的台湾资产阶级反蒋独裁的民主化运动蜂起。叶石涛十分谨慎地审时度势，才毅然修改《文学界》版本，抛出了第一部台独论的台湾文学史-《台湾文学史纲》。也正因为机会主义者的极端审慎，正如泽井利之所说，在台独文论的公开发表上，叶石涛的单行本《史纲》出版时间就落在彭瑞金、陈芳明的台独文论之后。

一九四○年代初，日帝当局在伪满州、朝鲜、台湾和日本本土推动了为尊天皇、协赞侵略战争的"大东亚文学"、"国民文学"、"皇民文学"运动，不少台、鲜、满、日作家纷纷转向，屈服在日帝淫威之下，至今仍为未经清算的历史伤口。对这股阴暗的历史，想必是泽井律之所熟知的。而一九八○年代以降逐渐"勃兴"的、在台湾的反民族文学论，在若干日本右翼扶赞台湾民族分裂运动的台湾文学研究界公然的介入下，对于我而言，是台湾的第二次皇民文学运动，问题十分严峻。因此，读到泽井利之的"解说"，眼光不觉一亮，知道日本学界确实还有是非分明，态度谨严负责的谔谔之士。

相对于泽井律之，中岛利郎一向是立场、色彩鲜明，毫不隐讳其煽动、支持台湾反民族文论的日本学者，作为日译者之一，他在叶着《台湾文学史》"解说"第三部份〈叶石涛的文学史观〉中的思想见解，摘要述评如下：

中岛指出，叶着《台湾文学史》从明末沈光文以降三○○年写到当代（而不限于前此之以清代的郁永河始-作者）。但中岛接着说，以明郑沈光文为台湾文学肇基之说，"不始于叶石涛，而始于黄得时"。中岛笔锋一转，大发谬论，说台湾经荷、西、郑氏、清朝、日本及国民党以至"李登辉以前"，"台湾人都没有主权"，也没有"作为民族血肉及精神的文字语言"。因为明清时用中国文言，至历史的现代，台湾人被"强制使用统治者的语言-日本语及北京话"。中岛说，及至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台湾才开始形成现代市民社会，逐渐产生抵抗日本人的'台湾人意识'，"但当时还不是在战后形成对抗中国、作为异化的'台湾人'意识"。

中岛和一切台湾反民族分离派一样，把"荷、西、郑氏、清朝、日本和国民党"统治一律看成"外来政权"的统治，因此台湾在历史上从来是"没有主权"的，可任意得而并据的"无主之地"。这就是帝国主义及其仆从所称"台湾地位未定"、台湾需要"正名"的暴言。澎湖至少在宋代已归福建晋江县管辖，至元代正式设立巡检司，至明代汉人开始较多地迁居台湾岛。台湾自古是中国的土地，至为明确。及十六世纪重商主义期欧洲向外殖民时，荷兰人曾一时据南台湾为殖民地，但不久被明郑驱逐，台湾重归汉人政权。明郑亡，台湾归于清王朝，大陆汉人移民台湾者陡增，岛屿开拓日盛，农业和商贸不断发展，行政机构不断强化，终于在警惕到列强对台湾的野心形势下，在一八八五年下诏正式建省，以强化台湾之建设，抵御外侮。不幸一八九五年日帝割占台湾为殖民地，至一九四五年日帝战败，台澎光复，重归中国版图。

台湾的汉族移民，因地缘之故，以闽南、客家人居多。日常语言，甚至到了四○年代"皇民化"时期，广大台湾农村及城市中下层，都是闽南语、客家语的世界。而在读书界，二○年代新文学运动前，也是全中国通用的书面文字-中国文言文的世界。台湾虽来不及和祖国共有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即沦为日帝殖民地，但大陆语文革命后的新的书面语-汉语白话文，却成为一九三七年日帝以权力禁断白话前台湾政治公共领域（political public sphere﹚和"文学公共领域"（literary public spbere﹚活泼流畅的书面语文。中岛就不能不在文章中承认在日本战败的前夕的一九四三年，黄得时写《台湾文学史序说》时，仍以自己为汉民族自居。中岛也不能不承认"在文学上，台湾（新）文学成立后初期，台湾知识人都认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一支流'"，而"台湾知识人皆以北京话作为文学用语"。一九二○年代台湾是在日帝统治下，台湾作家选择"北京话"白话文作为"文学用语"，是哪个"统治者"所"强制"的结果呢？难道是日本总督府"强制"了二○年代至一九三七年间台湾作家、评论家使用中国的北京话？而所谓日统期下"抵抗日本人的'台湾人'意识"既然"不是对抗中国、作为异化的'台湾人'意识"，这其实就是中华汉族意识。这是日本统治当局在《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的〈序说〉中也不能不感慨系之地承认的事实。

而中岛及其他日本及台湾的台独系学者所津津乐道的、殖民地化后台湾的"现代市民社会"之形成，固然和日帝在台畸形化殖民地资本制生产有关，但也不能忘记，以汉族意识为根本，使用祖国北京白话汉语文为出版、论说和文学创作语文的"出版资本主义"为媒介，存在于家庭私领域和国家机关的公领域之间，真正独立、批判的政治的、文学的公共领域，才是殖民地"现代市民社会"的真髓。中岛利郎、特别是藤井省三妄言日统下日语教育之"普及"形成了台湾现代的、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是有意抹杀市民公共领域的要素在于对支配权力的批判与议论的独立性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关联。皇民化时期的日语识字和说写普级率被夸大（学校、机关、皇民化阶层以外的台湾广泛庶民社会，终日占期间，一贯是闽南语和客家话的汪洋大海），而殖民地台湾日语圈的国家军国主义支配性，截破了日语教育＝日语成为台湾共同语＝殖民地台湾现代市民公共领域的形成，从而成为日后"台湾民族主义"的根柢之说，被中岛以下的一段话自我否定了。他说，在抗日战争时总督府禁断汉语之前，台湾新文学运动中台湾作家使用的创作语言皆为北京话，象征了台湾作家抗日、反日的精神，因此使用汉语创作的作家的内心，是作为汉民族而抵抗大和民族，隐求纽带于大陆的感情"。

其实，既使在汉语白话被禁断后，以日语创作的作家如杨逵、龙瑛宗、吕赫若、张文环等人，也莫不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以"求纽带于大陆"的感情与觉悟，进行屈折的抵抗。

中岛接着介绍了黄得时在《台湾文学史序说》中，有关台湾文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的"五对象"论。众所周知，五对象包括了出身台湾（即台湾人）、终生在台湾生活与创作；出身台湾，其创作活动也不在台湾；不出身台湾（不是台湾人），在台创作期间短，终又离开台湾；不出身台湾，亦未在台湾生活与创作，但写了与台湾相关的作品......。中岛说，叶石涛对黄得时扩大台湾文学作家研究对象的说法表示"折服"，从而主张把荷兰治台文献，来台日本殖民作家的日语作品"归为台湾文学的范围"，从而提出以台湾文学脱中国化找根据的"台湾文学多语言、多民族"论。

对于这种歪论，只要问一问中岛和叶石涛敢不敢向中国大陆、南北韩的现代文学研究界提出要求把当年在伪满、朝鲜活动的大搞"国民文学"、"大东亚文学"、"皇民文学"的作家写进中朝（韩）文学史，就知道问题的荒谬和寡廉鲜耻。广大旧日本殖民地现代文学史中作家"转向"问题，在殖民地的日本御用作家作品的后殖民批判，才是我们这些日帝旧殖民地文学史迫切的研究课题。

但中岛对台独系学界在一九九四年召开公开高举皇民作家周金波的所谓"赖和及其同时代作家-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会议"中，以及嗣后叶石涛努力译介出版其业师西川满，打破了"战后（台湾）乡土派作家对将日本殖民作家写乡土作家并列的抵抗"，表示称许，而对于叶石涛继续译刊皇民派殖民作家滨田隼雄、龟田惠美子、河合三良、　井基郎，赞称是叶石涛台湾文学史观"世界化"（即脱中国化）的视野。

英国文学史有专节介绍在殖民地印度出生、生活、创作的帝国主义作家瑞・吉甫林，但印度文学史却找不到把吉甫林当成印度文学家的论述。日本文学史、中国和朝、韩现代文学史也绝不能找到描写东北、蒙古、朝鲜生活的日本殖民御用作家的章节，而既便是日本文学史中，也绝找不到西川满、滨田隼雄一类人的文学地位。义大利文学史、德国文学史也找不到法西斯蒂和纳粹作家。被反法西斯世界斗争弃若污物犹恐不及的战争协力"作家"，却只有在台湾的独派和日本来台的右派"学者"放肆地哄抬，思之心痛、可耻！

中岛和台湾的反民族派一样，扭曲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变，五○年代白色肃清和七○年代乡土文学论义的历史和思想意义。他说，光复后，经历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加速了对大陆的精神异化"，产生了"第二种"（离反中国的）"台湾意识"，而在文学上，中岛认为经过七○年代乡土文学论争，促成了离脱中国文学的"台湾文学"这个概念的确立。

事实上，正如泽井律之所说，连叶石涛自己都多次说过，二二八事变之前或之后台湾知识份子和人民都不曾有过与中国分离的思想。中岛应该知道，一九四七年三月大屠杀后八个月，在《台湾新生报》"桥"副刊上的重建台湾文学的一年多的论议，充满了台湾、台湾文学与中国、中国文学不可分；省内外文学者要力争弥合二月事件的伤痕，呼唤民族团结；杨逵更敏锐地提出了反对台湾独立和台湾国际讬管的外国阴谋。而一九五○年代初的白色肃清，是二二八事变后，大量经由二月惨变而觉悟的在台湾的省内外青年、工农奔向中共地下党，在韩战爆发后远东冷战构造形成过程中遭到残虐屠杀和投狱，它的背后绝不是什么离脱中国的"第二种台湾意识"。至于一九七○年代现代主义诗批判和乡土文学论争，是在保卫钓鱼台运动左翼影响下，台湾文论的向（新）中国指向和理论上的向左回转，是一场文论上的左右斗争，今日反民族文论家当时都没有人参与这一场险恶的斗争，和"第二种台湾意识"更扯不上关系了。

而中岛认为叶石涛便是在这脱中国化的"台湾文学"意识趋于明确时的产物。在与泽井律之不同的意义上，中岛也指出了叶石涛改写原先充斥着"台湾重回祖国"、"台湾文学是属于中国文学一环的文学"；虽然五○年以后"台湾文学和大陆文学完全隔离而独自发展"......但其"（中华）民族主义传统和现实主义风格皆未改变，因此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紧密的一支流"的说法的、《文学界》一九八六年版的原序，在一九八七年叶石涛为单行本《史纲》的出版所写的新序全部"删除清算"。但中岛语带称许地说，叶石涛现在已经明确主张要从脱却中国的"台湾文学"的"自立"，建构其独自的世界观，"表现了台湾作家隐抑已久的真情，宣言了不受任何囚限的'台湾文学'的自立"，从而走上台湾文学（脱却中国）的"世界化"。曾经在台湾施行苛烈的殖民统治的日本"学者"中岛利郎在毫无历史反省的意识下，肆无忌惮地发出这样的暴言："'台湾文学'是集居在叫做'台湾'的岛屿上的人们所创始与发展。产生了三百年来只有'台湾文学'所能有的个性与个别性，既不是中国文学，也不是日本文学，而是除了台湾的土壤之外不可能产生的文学......"其为台湾反民族文论的逆流公然煽风点火，已经到了狂妄的极致了。

对于叶石涛二十多年来关于台湾文学性质论的混乱，泽井律之断定了《史纲》或《台湾文学史》是"为了配合八○年代中后'本土化论'勃兴的步调而写的文学史"，那也就不啻说是一部政治上、文论上机会主义的书，当然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着作。

中岛利郎和台湾在地反民族文论家一样，对如何解释叶石涛理论的矛盾多变，苦于无法圆其破绽，但说来说去，只有为叶石涛加上"面从腹背"-在戒严时代无说出自己的本音，甚至不得已而说出违心之论-的遁辞。

事实上，几乎有一代当前的反民族文论家，在七○年代末以前全都说过"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之一环"的话。八○年代初他们纷纷向反民族论转向时，已经留下了大量令自己尴尬万分又无法否认的"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之一环"论，但都为自己，为彼此找到"戒严时代面从腹背"的遁辞。

在暴力强权下，表面屈从，但腹心中坚持反背，是一种可敬的抵抗。日本皇民化暴政下，有像杨逵那样绝不放弃可以利用的机会和题材，写包藏反抗意志的作品者；有不理会战争教条，自顾写台湾的中国生活风俗传统的葛藤的吕赫若、张文环，有写殖民地知识份子的苦恼与颓废的龙瑛宗，也有停笔不写，以缄默抵抗，或偶尔虚应故事，虚与尾蛇的。

因此，如果要说叶石涛是戒严体制下，"面从腹背"，而实际上自有台独原则信念的人，他可以封笔，也可以"虚应故事"。但叶石涛留下来的"台湾文学的中国性质论"不但说得多，说得掏肝挖肺，热烈亢进而且斩钉截铁，但对此至今连个像样的反省和交代都没有，而且还性急地要打倒杨逵和龙瑛宗，顾盼自雄，得意之极。

"机会主义"和"面从腹背"之间有一条绝不可混淆的界限。说叶石涛是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他却早在七○年代就受到"左独"派史明的台湾史观深刻的影响，经过精心包装，第一个在岛内提出所谓"台湾人意识"的概念。

但如果要说叶石涛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只要想到日本战败前夕他在西川满门下充当少年打手，大批台湾抗日派老前辈的"狗屎现实主义"，光复后又略见"左"倾，痛诋台湾文学之"不成熟......"，强调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最坏的一环"，后来逐步发展到"台湾文学是大陆抗日民族运动的一部份"。把台湾人说成"在台湾的中国人"，他说得比陈映真还早。这样的一个人，有谁能担保海峡形势改变，民族团结和平统一成为时代趋向时，他会讲出什么样的论调来。

是机会主义的变色虫，就绝不能是在逆境中面从腹背的志士。叶石涛是变色虫还是志士，历史和人民自有公断罢！

二○○三年九月